中国古人的生态环境伦理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环境论文,中国论文,伦理论文,古人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B82—0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5420（1999）04—0044—06
20世纪中期以来，科学技术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原子能技术、空间技术、计算技术以及新型材料技术的发展，使探测火箭、宇宙飞船遨游太空，去探索更深的宇宙奥秘；化学工程、生物工程、克隆技术的发展，创造了“上帝”所未曾创造的新型物质、新的生命；信息革命更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梦幻般的遐想。总之，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了神奇的威力，给人类带来了高度的物质文明。
但是，人类在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过程中，由于过去长期的“人类沙文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思潮作祟，急功近利，没有规划和毫无节制地掠夺大自然，使人类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生态危机。首先是环境污染日益突出。臭氧层空洞扩大；温室效应使全球逐渐变暖；酸雨、酸雾扩散面积加大和频率急骤增高；河流污染、海洋污染，使世界范围内不少河流成为“死河”，近海水域赤潮频繁发生，使海水变质；土壤污染，食物污染也十分严重，直接影响着人类的粮食生产和人类的生命安全。其次是资源锐减。森林乱砍滥伐，世界森林的面积每年以800 万至2000万公顷的速度减少，水土流失严重。仅以中国为例，50年代初，中国水土流失面积为116万平方公里，而目前已增加到约160万平方公里，增加了38%；水资源紧张，全世界有40多个国家严重缺水。在中国，包括北京、天津在内的200多个城市受到水资源缺乏的威胁。另外， 能源缺乏，粮食匮乏等，也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再次是人口激增。人类经过几十万年漫长的岁月，到本世纪50年代初，全球人口才不过24亿，现在已突破50亿大关。短短40年，世界人口增长比数十万年还快。据有关专家预测，到2030年，全球人口将突破100亿大关。 而人口的急骤增加，又给环境、生态、资源造成新的危机。
面对这种严峻的生态环境形势，怎么办？这就需要全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努力奋斗才能作出正确的回答。展望21世纪，为了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各国人民除了用政治、法律、经济等手段来调整人和自然的关系外，还应该用生态环境伦理道德来进行调整。我国是一个有着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古代思想家在生态环境伦理方面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思想，有很丰富的文献资料。认真学习、总结、研究这些宝贵的思想和文献资料，对我们解决21世纪的生态环境伦理问题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一、在人与自然的整体关系上，推崇天人合一
古代中国是以农业为主的，人们“靠天吃饭”，所以，人和天的关系休戚相关。也正因为如此，自古以来，许多思想家对天人关系进行了认真地研究和探索。这种研究和探索实质上就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天人相分”等观点，表述了人们对人与天即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看法。当今，在人类文明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空前尖锐的时候，“天人合一”的思想对维护自然界的生态环境平衡、拯救人类更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伦理观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伦理思想的精华之一，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道德原则。
“天人合一”是一个哲学命题，也可以看作是一个伦理原则。“天人合一”的观点起源于西周时代。周宣王时的展尹吉甫作《烝民》之诗，诗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诗经·大雅》）翻译成现代话就是：上天生此芸芸众民，所有事物，必有法则，人们顺其本质常性，因而爱此美善之德。这里面包含有人民的善良德性来自天赋的意义。
但是“天人合一”这个命题的出现则较晚。汉代董仲舒曾说：“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还没有直接提出“天人合一”这个命题。“天人合一”思想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到了宋代，张载明确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命题。他说：“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正蒙·乾称》）这里所谓“诚”，指天道，又指圣人的境界。以“诚”为天道，即认为天是真实的而且具有一定的规律。“明”是肯定世界的实在性，是对世界的认识理解。意思是说，圣人因对世界的认识理解，就能知道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因为知道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所以也就能正确地认识世界，达到人的认识与世界的统一。总之，在张载看来，天和人都是实在的，天与人是统一的。后来，王夫之、戴震等人，也都进一步阐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
“天人合一”作为生态环境伦理原则，这里的“天”，不是中国哲学史上“上帝主宰之天”，也不是“神秘莫测之天”，而是自然之天，人当然是自然的人，因同属自然，所以，具有相通相合之处。正因为如此，为了使自然和人类长期和谐统一发展，中国思想家们十分推崇“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伦理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怎样处理人和天关系即人和自然关系的一系列具体道德规范。
第一，天地是万物之父母，“与天地合其德”。《周易》最初的八卦，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代表着八种物体，就是天、地、雷、风、水、火、山、泽。这八种物体是组成自然界最重要的东西，它们代表自然界的万事万物。这是我们祖先对大自然的一种直观的认识。不仅如此，他们还认识到天地是万物之父母。《易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合气，万物自生”。万物生生是自然生态的自身功能。人自身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张载说：“人但物中之一物耳。”（《语录》上）他又说：“天称父，地称母，予兹貌焉，乃混然中处。”（《西铭》）就是肯定人类也是天地的产物即自然的产物。既然天地是万物之父母，人们就应该“乐天知命”，发挥德行的作用，“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周易·文言》）还要“敦乎仁”。（《周易·系辞》）“合其德”也好，“敦乎仁”也好，就是使人与自然生态双方和合而生生不息，和合而生生日新。
第二，人和自然万物是兄弟朋友，应互相友爱。孔子认为“天”是自然的天。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他主张敬天法天，提出“畏天命”和“唯天为大，唯尧则之”之说。同时，他在讲“仁”和“爱人”时，又讲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要求人要热爱自然。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认为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同胞，世间万物均是我的朋友，应该互相爱护，特别是人更应该普爱众生，泛爱万物。
第三，顺应自然，改造自然，天人相互协调。《周易·大传》主张：“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强调应调整自然，使其符合人类发展的愿望。对天地之化加以“范围”，即加以制约；“曲成万物”，就是对万物则委曲成就。这里，一方面尊重客观规律，即“顺应自然”；一方面又注意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改造自然，使其天人相互协调。张载主张“本天道为用”，（《正蒙·太和》）“范围天用”，（《正蒙·大心》）把天之“用”与人之“用”统一起来。王夫之发挥了中国历史上顺应自然、改造自然的思想，提出“能受命者而后可以造命”的思想。他认为，只要遵循自然法则，即“受命”，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即“造命”。“惟循理以畏天，则命在己矣。”（《读通鉴论》卷二十四）另外，他还反复强调“尽人道而合天德”。他说：“圣人尽人道而合天德，合天德者健以存生之理；尽人道者动以顺生之几。”（《周易外传》卷二）天的根本性质是健，每日旋转一周，速度很快，即“天行健”；人的生活特点是动，人的动与健是一致的，进而达到和谐即“合天德”。
在中国古代，荀子曾提出过“人定胜天”的思想。在生态危机尚不明显的小农社会，这一思想对于人类不断摆脱自然盲目性的束缚，具有十分重要的激励价值。因而他的思想也受到了人们的高度赞扬。这种思想在今天人们和特大自然灾害作斗争的时候，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在自然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的现代，对“人定胜天”的思想就要加以严格限制。否则，高扬这种思想，就会使一些人盲目掠夺自然，破坏生态平衡，给人类的生存条件造成严重的损害。
总之，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只要我们继承发扬“天人合一”思想中的精华，剔除其在论证中所包含的某些神秘主义和宗教迷信思想，把“天”还原为真正的自然，并结合现代科学文明，对其加以新的诠释，那么，它对维护生态平衡，迎接21世纪人类美好的生活，将会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二、在土地问题上，提倡“土地为本”、“地德为首”
土地问题，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社会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据考古发现，早在大约一万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已在中原大地上从事农业生产。由于中国古代是一个典型的小农自然经济社会，土地成了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因此，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农学家，对土地问题都发表了许多重要的见解，也展开过讨论。他们不仅从养育人民、发展经济、安邦治国方面发表了许多精辟的意见，而且还提出了许多可贵的土地伦理道德。
第一，土地是“食之本”、“国之宝”。
早在公元前9世纪西周时期，人们就把土地看成是衣食的来源。 据历史记载，周厉王时，卿士召虎（穆公）在进呈治国建议时就说：“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国语·周语上》）就是说，土地是财富和衣食的来源。春秋战国时期，晋国韩献子看到了土地的重要，第一次提出了土地国宝论的主张。他说：“夫山、泽、林、盐，国之宝也。”（《左传·成公六年》）孟子也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孟子·尽心下》）《管子》一书更是反复强调了土地的重要：“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夫民之所生，衣与食也。食之所生，水与土也。”（《水地》、《禁藏》）郑国法家申不害对土地的宝贵程度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说：“四海之内，六合之间，曰：奚贵？曰：土贵，土，食之本也。”（《太平御览》）就是说，四海之内，宇宙之间（上下和东西南北四方称“六合”），什么最贵呢？回答是土地。此后，中国两千多年来，人们一直把土地作为生命之本。1894年，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说：“夫地利者，生民之命脉。”正因为土地是人民生命之本，是国家之宝，所以，人人必须爱护它，而且要用法律保护它。
第二，“地德为首”。
由于人民的衣食来源于土地，国家的财政来源于土地，国家的富强依靠于土地，所以，古代的一些思想家甚至把对土地的态度看作道德的主要内容之一。孟子主张实行仁政，而仁政的根本内容之一是让人民有固定的财产。他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孟子·滕文公上》）意思是说，有一定产业收入的人才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没有一定的产业收入的人便不会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假若没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就会胡作非为，违法乱纪，什么事都会干得出来。这里，孟子把“恒产”即土地田产和“恒心”即“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直接联系了起来，把政治要求、道德理想和土地国产直接联系了起来，反映了人民在土地问题上的道德理想。
《管子》一书中甚至明确提出了“地德为首”的命题，把土地道德看成是一切道德之首。它说：“理国之道，地德为首。君臣之礼，父子之亲，复育万人，官府之藏，强兵保国，城郭之险，外应四极，具取之地。”这里，充分而全面地阐述了土地在封建社会中的决定性地位。正因为土地在社会中如此重要，所以，“地德为首”就顺理成章了。
为了保护土地，《管子》中还专门论述了保持城市与乡村适当比例和人地平衡的思想。它指出，如果城市规模过大，农村相对狭小，就会导致“其野不足以养其民”：缺乏必要的农产品供应，“其藏不足以共其费”；“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关于人地平衡的问题，它说：“地大而不为，命曰土满；人众而不理，命曰人满。”在当时人少土地广的情况下，《管子》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实在难能可贵。
第三，因地制宜，“尽地力之教”。
土地资源是有限的，而且受气候、水利、地理环境等自然条件影响，因此，因地制宜，合理利用土地。既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农业经营管理问题，也是一个土地道德问题。
对这个问题，孟子曾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孟子·梁惠王上》）意思是说，如果在农民耕种收获的季节，不去妨碍生产，那粮食就会吃不尽了。
荀子反复论证了“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的重要性。认为只有“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不失人和”，就能生产出很多的粮食和其它农产品。否则，就会导致“天下敖然，若烧若焦”（《荀子·富国》）的恶果。他又说：“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民有余粮。”（《荀子·王制》）
为了真正做到不违农时，因地制宜，战国时李悝曾提出并实施了著名的“尽地力之教”。（《汉书·食货志上》）要求从各方面努力提高农用土地的生产效力问题。认为“农事害”为“饥之本”，（《汉书·食贷志上》）“农伤则国贫”。为此，他要求政府采取一切措施，教育人民，精耕细作，充分挖掘土地潜力。
为了合理利用土地，许多思想家、农学家对农业生产实践经验进行了认真总结，提出了知时、知土、知物性、精耕细作、兴修水利、选种、施粪、锄草、防风、防虫等一系列科学技术理论。正因为如此，使中国的农业技术不断得以发展，农业生产不断得到提高。
我国历史上关于土地道德的资料是十分丰富的，继承和发扬这些优良的土地道德传统，在今天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耕地资源相对匮乏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耕地面积的锐减使耕地问题日益突出，已成为农业生产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制约因素。我国目前人均耕地不及世界人均耕地的47%。全国已有666 个县（区）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0.8亩警戒线。不仅如此， 而且耕地总体水平低，受沙漠化影响，干旱、半干旱地区耕地的40%不同程度退化。全国有30%左右的耕地不同程度受水土流失危害。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提高对土地资源的战略认识，加强土地立法，树立土地道德，就显得格外重要。江泽民同志曾多次指出：“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李鹏同志1990年6 月曾题词：“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1998年10月14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再一次明确指出：“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强以水利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林业建设，严格保护耕地、森林植被和资源，防治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和环境污染，改善生产条件，保护生态环境。”这些规定，既是我们关于农业发展的基本国策，从某种意义说，也是我们新时期必须认真实践的农业道德。
三、在水和森林问题上，倡导“儆山泽”、“养山林”
在中国古代传统生态伦理文化中，水和森林的问题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古典文献中，这方面的论述俯拾即是。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水是“万物之本源”，关系到国家民族之兴亡。
从远古到今天，水的问题一直与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息息相关，洪水问题也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水的问题解决的好坏，不仅可以影响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关系到农业的增产丰收，而且还影响到国家和民族的兴亡。相传早在唐虞时代，洪水泛滥，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于是，帝舜命禹“平水土”。禹受命后，十三年中三过家门不入，“开九州，通九道”，终于治好了水，“众民乃定，万国为治”。（《史记·夏本纪》）相反，夏、商后期，由于没有治好河水，结果如《史记·周本纪》所说：“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就是说，夏、商两朝之所以灭亡，是和伊水、洛水、黄河的干涸的自然灾害是有关的。
《管子》一书十分重视水的问题，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又说：“沟渎遂于隘，障水安其藏，国之富也。”就是说，水是万物的本原，一切生命都来自水，就是善恶美丑、好人、坏人，也离不开它。沟渠畅通，河床没有障碍物，河水涛涛而流，国家就能富裕起来。正因为如此，历来为政的明君贤臣都十分重视水的问题。清朝徐栋、丁日昌说：“是水利一道，有关民生甚钜，为有父母斯民之责者第一要政。”“政莫善于养民，养民莫大于水利。”（《牧令书辑要·农桑》）
第二，提倡和奖励植树造林。
西周时代，人们对生态环境就开始有了明确的认识，提倡植树造林。当时，还专门设立了管理林业的官。在中央政府中设天官冢宰和地官大司徒，把制定森林管理的政策和法令作为他们的职责之一；下有“山虞”、“林衡”等官吏，分别负责森林的管理和日常巡视。同时，还制定了森林保护的政策和法令，其主要内容有：其一，“斩材有期日”，就是砍伐树木要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其二，“窃木者有刑罚”，就是偷伐林木者要给予刑罚；其三，“仲冬斩阳木，仲夏斩阴木”，就是在规定砍伐的不同季节里，只准砍伐规定的林木。另外，大力提倡植树造林。当时主要有：（1）封疆社壝林，就是在各封国的四周植树造林；（2）城郭沟池林；（3）国营行道树，就是在国家经营的道路两旁要植树； （4）坟墓纪念树，严格按等级在坟墓上种植不同的树；（5）广植经济林，像《诗经·魏风·园有桃》中所说“园有桃”、“园有棘”等。
《管子·立政》认为，“富国有五事”，其中之一就是：“山泽儆于火，草木殖成，国之富也。”所以，主张“修火宪，儆山泽，林薮积草”。荀子也明确提出：“修火宪，养山林”（《荀子·王制》）的主张。为了鼓励植树造林，《管子·山权数》中载有管仲向齐恒公提出的建议：“民之能树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就是说，对植树造林的好手，要给以重金奖励。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争频繁，林木破坏相当严重。晋代采取了在官行大道上培植行道树的措施。北齐颁布了禁止焚林的命令。后魏时期的《齐民要术》一书，不仅积极提倡植树，而且总结前人的经验，提出了因地植树的一系列措施。如“下田停水之处，不得五谷者”，可以种柳；“山涧河旁及下田不得五谷之处”，可种柞，等等。
第三，禁止滥捕乱伐，保护生物资源生态平衡。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人们就认识到不能滥捕乱伐。孟子说：“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意思是说，如果细密的鱼网不到大的池沼里去捕鱼，那鱼类也会吃不完了；如果砍伐树木有一定的时间，木材也会用不尽了。在孟子看来，这样，可以使老百姓死葬都没有不满，这就是王道的开始。否则，滥捕乱伐，老百姓没有鱼吃，没有木材用等，老百姓生养死葬就会不满，那还有什么王道可言！一句话，孟子把滥捕乱伐的问题提高到王道政治的高度。
荀子也表述了同孟子相同的看法。他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山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尤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王制》）
秦汉时期，《淮南子·主术训》中说：“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意思是：不把湖水汲干来捕鱼，不焚烧森林来猎取野兽。
上述这些论述，都是很有远见卓识的，其目的都是为了保护生物资源，使其免受破坏。另外，在我国古代，人们为了生态平衡，还有许多保护有益动物的事例。例如，《礼记·郊特牲》的“八蜡”祭典中便有“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田豕也”的记载。人们欢迎它们，自然就不会伤害它们了。
为了保持生态平衡，古代思想家们还批评占江围湖、盲目围垦等破坏生态平衡的做法。如宋代以后，江南地区一度占江围湖、盲目围垦的现象日趋严重。南宋袁说友在《论围田之害》中说，盲目围田必然导致“有水则无地之可瀦，有旱则无水之可戽，易水易旱，岁岁益甚”（《宋会要辑稿》“食货”）的恶果。清初顾炎武也说：“宋政和以后，围湖占江，而东南之水利亦塞，于是十年之中，荒恒六七，而较其所得，反不及前人。”（《日知录》卷十）这些思想都是非常可贵的，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研究。
当前，我国生态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还很突出。特别是去年夏天，长江、松花江、嫩江遇到了百年罕见的洪水灾害，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长江、黄河、松花江上游由于大量原始森林被砍伐、江河上植被破坏和盲目开荒造成的。因此，水土保持和水资源保护、森林保护和森林资源建设的任务就十分艰巨。现在中央已下定决心解决这个问题。1999年1月7日，中央又公布了根据江泽民、李鹏、朱镕基同志的指示，由国家计委组织有关部门制订、经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的《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规划》不仅论述了我国生态环境建设的概况，而且还规定了我国生态环境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全国生态环境建设的总体布局、优先实施的重点地区和重点工程、生态环境建设的政策措施。《规划》要求全国人民“发扬艰苦创业精神，大力开展植树种草，治理水土流失，防治荒漠化，建设生态农业，经过一代一代人长期地、持续地奋斗，建设祖国优美山川，是把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重大战略部署”。总之，整个《规划》包含着政治的、经济的、法律方面的要求，也包含着生态环境伦理方面的基本要求。我们应认真学习、贯彻中央这个《规划》，并继承发扬我国古代生态环境伦理方面的优秀遗产，为在21世纪中期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经济发达、生态环境优美、人民生活幸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
收稿日期 1999—0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