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产业集群的外生性、嵌入性与内生性缺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性论文,产业集群论文,缺陷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339(2007)03-0014-08
一、我国产业集群的外生性
(一)FDI与我国产业集群的形成：相关文献回顾
产业集群的理论研究最初源自于发达国家的地区实践和当时相对封闭的经济系统，虽然许多发达国家的典型产业集群云集着众多来自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但研究者们更多地强调地方发展的内生性资源和能力，对FDI的关注较少[1]。因此，在为数不多的研究FDI与产业集群形成的国外文献中，对产业集群形成的研究主要基于内生的观点，即在国内产业集群的基础上探讨内生产业集群对外生产业集群形成的引致作用。Head、Ries和Swenson[2] 在研究日本制造业在美国投资时，通过实证分析表明：对日本投资选址起主要作用的是美国既有的产业集聚效应，指出日本投资的区位显著受到美国产业簇群定位的影响，美国产业内和产业簇群的市场关联和技术外溢对投资区位的影响是最主要的，而且美国垂直产业关联对日本公司区位选择的吸引力很强。Guimaraer等人[3] 对集聚在葡萄牙的FDI定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国内集聚经济是影响FDI投资的决定性定位因素。
相对于发达国家产业集群形成的内生性，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的形成更多来自于外力的作用，即FDI的作用，如波特[4，5] 指出：外商直接投资总是倾向于能够获得最大投资回报的地区，先投资的外国企业对后来的企业具有示范性，加上一些国家对外国投资有鼓励性政策，因此，在外商直接投资的带动下，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地方先后出现了不同产业的集群。Head & Ries对中国1984～1999年引进FDI问题进行了分析，揭示了现有工业规模和利用外资水平对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集群研究进行跟踪[6]，在国内众多研究产业集群的文献中有一部分与FDI相关。从内容上看，主要涉及如下两个方面：
1.指出FDI是导致产业集群形成的关键因素。魏后凯[7]、徐康宁[8]、梁琦[9] 等人从FDI区位选择的角度，指出某些地区特有的区位优势因素导致FDI流入并形成地区集聚。我国学者朱华晟指出在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的研究中，外商直接投资、跨国公司及全球联系一直受到关注。随着全球化程度加深，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群受外商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影响日益深刻，尤其是对后者的技术依赖性增强。茹玉骢[10] 指出是跨国公司垂直型的FDI导致了我国FDI产业集聚的形成。王剑[11] 以江苏省FDI的历史数据为样本，分析FDI集聚过程的空间演化模式，得出如下结论：传统行业由最初的集聚逐渐向扩散演化，而新兴行业则由最初的随机分布逐渐向集聚演化。刘义圣[12] 将产业集群分为三类：内生式传统产业集群、外生式产业集群和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并指出外生式产业集群是FDI与当地的区位优势结合形成的以外商投资为主的产业集群。李锋[13] 从实证的角度对江苏产业集聚现状进行了分析，指出目前江苏产业集聚很大程度上是FDI推动型集聚，跨国公司垂直专业化生产对集聚网络深化起到了重要作用。郑胜利[14] 通过台商在大陆投资特征的分析，指出台商目前已在大陆形成地域集聚，但与当地企业缺乏密切合作，根植性不足，对当地的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作用不明显。他在后来的研究中指出，我国外生性产业集群的形成是国内的区位优势与FDI链合的结果。黄德春[15] 指出，在开放型产业集群形成过程中，跨国公司将会影响技术型集群的知识辐射、生产型集群的集群结构，并成为市场型集群的枢纽。开放型集群的形成会给地方性企业提供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促进中小企业的国际化行为，形成大量的地方性企业。
2.认为产业集群或集群因素形成了吸引FDI的特殊区位优势，促进了FDI的流入。毛新雅[16] 通过对长江三角洲16城市的实证研究得出结论：产业集聚状况已成为影响FDI在这一地区进行区位决策的最重要因素。贺灿飞[17] 用与信息成本和集聚经济有关的变量来解释我国207个地级以上城市间实际利用FDI和协议FDI的分布，验证了信息成本和集聚经济对FDI的重要作用。王焕祥[18] 以FDI双集中为背景，提出并论证了东道国吸引FDI的二重优势，即基础性优势和集聚性优势。随着各国吸引FDI的竞争日趋加剧，基础性优势吸引FDI的竞争力不断弱化，而集聚性优势吸引FDI的竞争力日益强化。祖强[19] 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跨国公司的FDI纷纷投向中国，跨国公司的FDI对我国的产业集聚和产业升级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国部分学者将上述两种观点进行折衷，指出我国FDI与产业集聚的关系，首先是因优惠政策、市场、资源等因素导致FDI流入，在路径依赖以及循环累积作用下形成产业集聚，而产业集聚又成为进一步吸引FDI流入的区位优势。如李锋指出FDI流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地区产业结构，增强了区域的整体福利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形成了区域产业集聚。而产业集聚的经济因素降低了商务成本，从而增强了区位的引资能力。
综上所述，我国的产业集群具有明显的外生性，而我国外生性产业集群的形成是在改革开放、利用外资的进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壮大起来的。在引进外资过程中，由于我国的区位优势，如东南沿海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优惠的投资政策、丰富的土地资源和充足廉价的劳动力等，吸引了大量FDI进入我国。由于历史与偶然因素使FDI驻留于某一地区，在循环累积作用下开始形成产业集群，并引致本地与外资企业加入，导致更大规模的产业集群。在产业集群效应的示范与带动下，更多的FDI进入，从而使集群效应成为吸引FDI的区位优势。因此，我国的外资利用与产业集群的形成已进入良性循环：区位优势——FDI进入——形成集群效应——区位优势增加——更多FDI进入——形成更大规模的集群效应。
(二)FDI与我国产业集群区域分布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1.我国加工制造业利用FDI数量最多，相应地外生性产业集群也更多地体现在第二产业中。随着近年加工制造业向沿海地区的集中，形成了三大经济核心区和若干制造业带。由表1数据可知，我国各地工业增加值与FDI的地区分布相一致，利用FDI多的地区，相应的工业增加值也高。
东部：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
中部：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
西部：重庆、四川、贵州、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陕西、内蒙古、广西、云南
资料来源：根据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整理。
目前，我国制造业生产能力的70％集中在珠江三角洲(粤)、长江三角洲(苏浙沪)和环渤海地区(京津冀鲁辽)三大经济核心区，随着FDI在这些地域内的集聚，在沿海地区初步形成长三角制造业带、珠三角制造业带、京津制造业带、山东半岛制造业带、闽东南制造业带和辽中南(沈大)制造业带。这些制造业带，由最初的简单聚合到一定地域范围内，形成产业集聚后，由于集聚体内企业之间不断发生联系，已经开始由集聚向集群转化，形成产业集群化趋势。
2.FDI区域分布与各地产业集群数量分布呈现一致性。根据表2数据，2004年我国东部10省市(不包括海南省)利用FDI实际额共计46714984万美元，占全国FDI利用实际额的比重高达83.11％。2005年我国25个省(市、区)的产业集群数共计748个[20]，而东部10省市的产业集群数为569个，占25省(市、区)集群总数的76.07％，产业集群数排名第一至第五的省份均在东部。通过FDI利用额与产业集群数量的比较，我们发现二者之间存在高度的一致性，即FDI利用多的地区，产业集群的数量也位于全国前列，这进一步说明我国产业集群的形成与FDI的区位分布存在高度的相关性，FDI对我国产业集群的形成产生了关键的影响。
二、产业集群的嵌入性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与交易费用理论的观点，产业集群是一种介于市场与企业之间的中间组织——网络组织，它兼有企业与市场的某些特征，是建立在网络中各种中间组织的地理接近、相互依赖、持续交互作用以及产业组织间柔性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具有外部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效应的生产网络、知识网络与社会网络。
嵌入性的概念是新经济社会学在具体阐述其观点时用到的三个概念之一，即嵌入性、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最早形成于美籍匈牙利学者波兰尼的思想中。嵌入性一词的普遍应用归功于格兰诺维特[21，22] 的研究工作。西方产业集群网络的嵌入性研究伴随着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实践，经历了由内生到外生，由本地化联系到全球性联系的过程。该研究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产业集群的稳定发展一方面要重视内生的本地化基础与优势，另一方面要加强与全球经济网络的联系。因而产业集群的嵌入性可分为本地化嵌入与全球性嵌入。前者指集群区域内部的企业之间、企业同政府、行业协会、中介服务机构等之间的网络联系；后者指集群中的企业、政府、行业协会以及其他中介服务机构同区域外部成员之间的网络联系。本地化嵌入即格兰诺维特提出的关系性嵌入(relational embeddedness)和结构性嵌入(structural embeddedness)。单个行动者的经济行动是嵌入他与他人互动所形成的关系网络之中(关系性嵌入)，即集群成员间的互动联系；行为者所在的网络又是与其他社会网络相联系的，并构成了整个社会的网络结构(结构性嵌入)，即集群受其所处外部宏观环境的影响与制约。全球性嵌入主要是指集群对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简称GVC)的嵌入。
产业集群的嵌入性研究之所以会经历由本地化嵌入到全球性嵌入，原因在于一些过于强调本地化嵌入的集群，由于嵌入性依赖，导致“锁定效应”，致使集群走向衰落或解体。在相对较早的西方经济地理学及相关社会科学的大量研究文献中，强调本地化嵌入的重要性，认为集群本地企业间网络、企业与其他机构之间的网络联系是集群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23]。但这些研究都往往忽视过密、过强的集群本地化联系可能导致集群创新能力的退化和竞争力的下降。因为过度嵌入会导致集群的“锁定效应”，即集群网络互动模式对外部环境变化反应能力的弱化或丧失问题。集群对本地特定经济、社会、政治环境的完美适应将削弱本地经济的外部适应性。当外在环境发生变化时，系统便可能因资产高度专用性所带来的高转换成本，放弃进行内在调整的努力，转而沿着既有路径演变甚至衰落。
为弥补本地化的区域研究范式的不足，一些学者开始从集群与外部联系的角度探讨促进集群稳定发展的路径。格兰诺维特于1973年发表《弱关系的强力量》一文，将行为者的网络关系分为强关系与弱关系。强关系是指互动频率高、相互间感情投入多、亲密程度高和互惠互利多的互动交往关系；弱关系是指偶尔联系的互动频率低的关系。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及交易环境的不确定性，强关系是集群交易治理的重要机制，它可以增进集群内各成员之间的信任，减少机会主义行为，提高集群内信息的共享与创新效率。但集群的弱关系可以使集群规模增大，信息量增多，信息的重复性降低。强关系网络适合显性知识的传递，而弱关系网络适合隐性知识的传递。随着全球化中不确定性的提高，隐性知识对集群的发展变得更为重要。因此，弱关系可能给行动者带来有价值的信息资源，使具有弱关系的集群由于具有更多与外界的联系而使集群更稳定，并获得更多有价值的信息与发展的机会。
Burt于1992年提出结构洞理论，从网络整体结构性特征来探讨网络关系的多余程度以及网络关系的位置对于行动者资源的影响。所谓“结构洞”是指两个接触间的非多余的关系。行动者所拥有网络的结构洞越多，则行动者所可能获得的资源、机会就越多，能带来的收益便越高。跨越结构洞的网络成员至少可获得两方面的优势：获取更多的有效信息(信息利益)，占据影响交易结果的主导位置(控制利益)。Owen-Smith and Powell[24] 提出“全球性管道”一词，对集群与外部知识体的互动渠道进行描述。认为如果本地化网络可以为集群企业互动提供大量自发及不可预期的环境，并形成某种解释性社区，从而促进集群的创新[25]，那么全球性管道则能为本地集群的创新提供大量新的信息，并能为本地企业提供大量可行技术。
Raphael Kaplinsky & Mike Morris[26] 等人对全球价值链进行了深入分析。全球价值链是指在全球范围内考察产品定义、设计、生产、销售直至消费这一价值不断增值的过程。全球价值链包括生产商驱动(producer-driven)的价值链和采购商驱动(buyer-driven)的价值链。在生产商驱动的价值链中，大制造商(通常是跨国公司)在生产网络(包括其上下游联系)的协调中发挥主要作用。比较典型的有汽车、飞机、计算机、半导体和重型机械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在采购商驱动的价值链中，大零售商、经销商和品牌制造商在全球建立的分散化生产网络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这种贸易导向型的工业化模式在鞋类、服装、玩具、手工艺品、消费类电子产品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很普遍。
新经济时代的全球价值链各环节的价值量，相对于工业时代的全球价值链各环节的价值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工业时代，价值链各环节中的制造环节的价值量最高，而研发、设计与营销等环节的价值量较低，所以企业以内部一体化取代市场一体化，以企业组织形式代替市场形式以规避市场不完全所带来的市场风险。在新经济时代，价值链各环节的价值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价值链各环节中，研发、设计与营销等环节的价值量迅速提高，而制造环节的价值量最低，形成“U型”价值链曲线(见图1)。
图1 以IT业为例的全球价值链
由于价值链各环节价值量的变化，使众多跨国公司发现将非核心的制造业务外包出去可增强其竞争优势。于是跨国公司借助世界各国及众多企业之间存在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关系，将生产过程分解为散布于世界各地的诸多步骤而将全球价值链分割[27]。通过全球价值链的分割，跨国公司将自己不再具有优势的、使用标准化技术的制造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廉价的发展中国家，而集中自己的资源优势于研发、设计和营销环节，从而获取最大的价值量。正是由于跨国公司分割价值链以及将制造业外包的行为，使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群获得了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机会。
综上所述，西方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是从内生到外生的过程，其集群的嵌入性研究相应地经历了由本地化联系到全球性联系的过程。本地化嵌入与全球性嵌入在促进集群稳定发展中紧密联系，相辅相成，本地化嵌入是集群稳定发展的基础与优势的来源，全球性嵌入是保持集群发展基础、扩大集群优势的方式与手段。相对于发达国家，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群是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形成与发展的，具有先天的外生性，即首先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某个环节形成集群，然后通过培育集群的内部优势，促使集群中的企业从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产业功能升级，最后到链条升级。通过外生性嵌入，培养内生性嵌入的基础与优势，最后利用内外嵌入性的共同作用实现产业升级的目的。
三、我国产业集群的外生性嵌入与“OEM锁定”
我国外生性产业集群是在利用外资过程中FDI的技术、管理与品牌等优势与我国丰富、廉价的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以及优惠政策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其形成之初就外生地嵌入到全球价值链中。但这种嵌入对于我国来说属于被动性嵌入，是FDI为保持和扩大自身的竞争优势，在全球范围内选择最适合投资区位，进行产业链分割与产业外包的结果。根据现有研究文献以及我们的实地调研，本文将我国外生性产业集群分为两类：技术密集型集群与劳动密集型集群，目前这两类集群都以OEM方式承接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并嵌入到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生产制造环节。在集群内由于内资企业对外资企业的严重依赖，使内资企业的发展日益呈现出“OEM”锁定趋势。
我国外生技术密集型集群嵌入生产商驱动的全球价值链。在这一类全球价值链中，居于主导地位的通常是垄断全球生产环节的大型制造商，其通过控制研发、设计与销售等价值链高端环节，掌握着产业发展的R&D能力、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与全球营销网络，以强大的生产规模、技术优势与工业资本，构筑起以全球投资为基础的纵向网络，形成对新进入者强大的产业链高端生产环节的进入壁垒。在这类集群中的国内中小企业由于不具有或欠缺研发能力，不掌握核心技术与全球营销网络，只能围绕集群内的跨国公司，以OEM方式从事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制造，被动地嵌入到全球价值链中，价值创造有限并处于受控地位。在生产商驱动的全球价值链上分布这样几类生产方式：接单产品组装(Original Equipment Assembling,OEA)、接单加工生产(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OEM)、设计生产加工(Own design Manufacturing,ODM)、自有品牌生产加工(Own Brand Manufacturing,OBM)、电子制造服务(Electronics Manufacturing Service,EMS)。从OEA-OEM-ODM-OBM-EMS，随着生产方式的转换，其在全球价值链中价值量的创造也由低到高。EMS、OBM、ODM等生产商一般位于全球价值链的研发、设计与销售等价值量的高端环节。OEA、OEM等生产商一般位于全球价值链的生产制造环节，处于价值量创造的最低环节。以当今世界计算机生产为例，其全球价值链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在美国(EMS)，核心技术集中，利润率高达25％以上；第二层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ODM、OBM)，利润率达15％；第三层在东南亚和中国(OEM)，以制造业为主，生产规模高达几十亿美元，但利润率却不到5％。在我国信息设备制造集群中，美国、日本和欧洲的公司凭借垄断计算机硬件生产的核心技术、CPU、存储器及其关键材料单晶硅的制造，独占该行业利润的绝大部分。而国内中小企业，由于使用标准化技术，产品的专用性低，与EMS、OBM、ODM厂商之间的关系松散，被其他厂商替代的可能性大，讨价还价能力差，价值捕捉与创造能力差。
我国外生劳动密集型集群嵌入供应商驱动的全球价值链。在这类全球价值链中，居于主导地位的通常是在全球销售环节中处于垄断地位的大型零售商和经销商，其通过控制设计和销售环节，掌握着产业发展中的设计优势、品牌优势与全球营销网络，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企业提供产品，构筑零售商、经销商与设计者之间的以贸易为基础的水平网络，从而形成对新进入者强大的市场进入壁垒。相对于生产商驱动的全球价值链较高的生产环节进入壁垒，供应商驱动的全球价值链由于其技术难度不高，生产环节进入相对容易，但市场进入壁垒较高。在我国劳动密集型集群中的中小企业，由于在产业的上游不具有设计优势，在产业下游不具有品牌与全球销售优势，只能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土地及各种自然资源，被动地以OEM方式为全球大型供应商提供产品，嵌入其全球价值链的生产制造环节，获取微薄的工缴费。
外生技术密集型集群与劳动密集型集群的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共性是：二者目前都嵌入到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生产制造环节，价值量创造有限。由于无法进入到研发、设计与销售环节，缺乏生产的自主性，被动地依赖于跨国公司的产业转移与产业分工，这种“两头在外”的全球价值链嵌入，使国内企业日益呈现出OEM锁定趋势。但二者的外生性嵌入也有差异，主要表现为劳动密集型集群的嵌入性发展好于技术密集型集群。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壁垒高，技术决定市场进入，加之国内缺乏产业发展的传统基础，因此，国内企业要想由生产环节进入到设计、研发与销售等高端环节面临的困难较多，摆脱OEM锁定还需要时日。相对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高技术壁垒，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壁垒较低，且国内具有一定的产业发展传统与基础，因此生产进入相对容易。国内企业通过多年为外资企业进行OEM生产，已开始普遍采用国际先进的机器设备，生产工艺与产品质量大幅度提高，与发达国家同类产品的差别日益缩小。因此，外生性的劳动密集型集群已开始向全球价值链的上下两端扩展，一方面向上游的设计环节延伸，另一方面向下游的自有品牌的市场开拓环节延伸，从而能够分享来自价值链各环节的价值量，集群所获利润相应提高。从内外资企业在集群内的融合发展来看，外资企业的进入不仅导致了集群的产生，也促进了本地民营企业以及相关配套产业的发展与完善，使外资企业与当地的联系加深，增加了其对当地的本土化嵌入，这又进一步促进了本地企业的发展，使本地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由原来的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转化，与外资企业之间的关系由原来的单纯合作关系向竞争与合作关系转变。国内企业在依托OEM赚取稳定收益的同时，开始积极自创品牌，开拓国内市场，并已取得一定成效，国内近年来在纺织服装、鞋帽、家具等众多产业中已经涌现出大批知名国内品牌。但在追求品牌竞争优势、开拓国内市场的同时，一些矛盾开始暴露，即内资企业间的竞争多于合作，彼此间的无序竞争已造成大量资源浪费，使竞争优势难以形成，集群发展后劲不足，不仅没能获得集群所应具有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效应，而且也较难摆脱OEM锁定，实现产业升级，从长期发展来看还将威胁到集群的存续。
综上所述，导致“OEM锁定”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外生性产业集群存在的内生性缺陷。我国的外生性集群的形成是在外资作用下被动形成的，虽然形成的时间短，发展速度快，但不具有或缺乏发达国家或地区产业集群在长期自主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内生性嵌入优势，而内生性嵌入优势才是产业集群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与竞争优势之源。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催生”了我国的外生性产业集群，但在一些外生性集群中，由于跨国公司大力借助于其内生性嵌入网络提高竞争优势，将与其配套的上下游厂商、服务商整体移植到我国，形成孤立于本土企业的具有较强的追逐廉价劳动力的“复制群居链”，如东莞的台商IT集群。我国外生性产业集群发展的比较优势主要是国内廉价的劳动力，但随着我国计划生育人口政策的推行与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的要素价格的上升，廉价劳动力将不具有长期可持续性，因而基于廉价劳动力形成的外生性产业集群也同样不具有长期可持续性，如果我们不能在廉价要素存续期间培育出内生性嵌入优势，争取集群发展的自主权，我国将永远处于落后、被动的地位，并存在被边缘化的危险。
四、我国产业集群的内生性缺陷
产业集群的构成主体要包括各类企业、中介组织、政府、大学及研究机构等(见图2)。各类主体在集群的内生性嵌入中具有不同的功能，发挥不同的作用。首先是集群中的各类企业，它们是集群的核心主体，企业在经济利益和企业家精神的驱动下，会平等互惠地进行技术、制度、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以最大限度地降低自己在价值链上的投资成本。其次是与企业具有各种联系的中介组织、政府、大学及研究机构等主体。政府是产业集群中的建设主体，在产业集群的网络活动中，政府通过法律、经济和组织管理手段，在制度、环境和政策层面，引导产业集群的活动方向，并刺激大学与研究机构同企业之间协同创新，保护创新成果和协调创新主体间的矛盾。产业集群中的一些中介组织如商会、行业协会、教育培训机构、咨询机构、风险投资机构等，在产业集群中起到积极作用，它们是产业集群网络中的主要节点，通过其自身的专业化服务促进集群内各主体间的合作博弈。这些主体间的群内相互作用形成集群的关系性嵌入，与集群网络所处区域或国家宏观环境体系之间的互动形成结构性嵌入。我国外生性产业集群的内生性嵌入缺陷主要表现为关系性嵌入与结构性嵌入不足。
图2 产业集群网络
关系性嵌入不足主要表现为：一是集群网络主体不健全，许多集群内的各种中介组织缺失，如商会、行业协会不健全或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缺少教育培训机构，咨询机构不发育以及缺少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至关重要的风险投资机构等；二是核心主体——企业与其他各类主体间的联系不密切。目前许多外生性集群中的企业积极嵌入全球价值链，纷纷与跨国公司结网，努力成为全球化网络中的一员，形成集群内以跨国公司为中心的、基于生产流程的上下游垂直分工体系。集群内的信息由跨国公司控制，呈单向流动。集群内地方企业之间(企业与竞争者、与协同者、与同一价值链上的供应商、销售商)、地方企业与本地其他行为主体(大学、科研机构、市场中介组织、政府、公众)之间的联系不密切，网络水平联系没有形成，网络的本地嵌入性不强，导致集群内集体学习能力有限、创新严重不足。而只与跨国公司结网，不与本土企业联系，会造成对国外企业的严重依赖，成为跨国公司控制的全球网络中的一个丧失自主性的结点，最终将被激烈的竞争所淘汰。
结构性嵌入不足主要表现为政府作为不当及市场的不健全，具体表现为：(1)行政审批效率差，不适应某些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快速发展的需求。根据国家规定，3000万美元以上的大型项目要报国家审批，导致项目建设周期延长，不能适应市场的快速变化。(2)海关的通关时间长，通关渠道不健全(如缺少全天候通关渠道)，境内外人员出入境手续繁琐，通关环节多，通关效率低，导致外生性产业集群中高科技人员流动不便，企业的产品运输不畅，影响集群的持续发展。(3)金融市场发育不健全，国内企业的融资渠道不畅，缩小了企业资金的来源，降低了企业的筹资能力。(4)优惠政策存在瑕疵，没有顾及价值链上的配套与协作企业，不利于集群内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与发展。(5)相关配套法律法规不健全，不利于对集群内各类企业的规范与管理，也不利于集群的创新与知识在集群内的传播，更不利于集群内公平竞争氛围的形成。(6)缺乏技术创新环境与人才培养机制。目前我国外生性产业集群中的本地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游的研发、设计环节以及下游的销售环节缺少竞争优势，这一方面是由于国内固有的发展现状决定的，但另一方面与国内缺少创新环境与人才培养机制密不可分。
五、结论
1.随着我国FDI利用规模的扩大，在我国东部地区的制造业中日益形成大量的产业集群，而这些产业集群具有明显的外生性，即是在FDI的引致与孵化下产生与发展起来的，主要可分为劳动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两类。
2.我国的外生性产业集群一开始就外生地嵌入到全球价值链中，外生嵌入一方面使我国产业集群的形成时间缩短，发展速度提高，另一方面也使我国现有的外生性产业集群陷入“OEM锁定”状态，很难沿着产业链进行产业升级。
3.根据对发达国家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嵌入性的研究发现，产业集群的内生性嵌入是集群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与竞争优势的源泉，外生性嵌入是保持与扩大竞争优势的手段。没有充分的内生性嵌入作基础，想通过单纯的外生性嵌入实现产业升级，提高产业竞争优势是非常困难的。
4.我国外生性产业集群之所以发生“OEM锁定”，原因就在于集群存在内生性嵌入缺陷，集群内众多的本地企业间竞争多于合作，使群内的规模经济效应与范围经济效应难以形成，致使本地企业相对于外资企业的竞争优势难以提高，只能单纯依赖本地的廉价要素，特别是劳动力要素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相链合，简单地嵌入到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
5.我国的各级政府、众多的本地企业应充分认识到内生性嵌入与外生性嵌入的关系，在集群外生性嵌入的前提下，在国内廉价要素存续期间，充分认识到内生性嵌入的重要意义，转变政策思路与经营模式，促进与加强本地企业之间以及本地企业与集群内其他主体间的联系，构筑集群的内生性嵌入的网络关系，从而内在地为本地企业提升竞争优势提供基础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