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对资本形成的影响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税收论文,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税收作为参与社会产品分配的工具，对人们的储蓄和投资行为都会产生一定影响，政府征税行为和税收政策必然对资本形成产生影响。我国税收既能刺激总储蓄的增加，又促进了投资需求的增加。假定储蓄总能转化为投资，那么我国税收必然能增加资本形成。
【关键词】 税收 资本形成 储蓄效应 投资效应 普利斯效应 政府预算储蓄
根据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资本形成是一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战略因素之一。资本形成率提高不仅增加生产和就业，有利于市场扩张，实现技术进步，而且还会缓解发展中国家经常面临的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
资本形成的前提是有投资活动，而投资活动的资金来源是储蓄。因此，资本形成一般要经过三个阶段：（1）储蓄的增加，它取决于人们的储蓄意愿和储蓄能力；（2）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基金，这取决于信贷和金融机构状况；（3）利用储蓄投资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这取决于家庭和企业决策。只有当社会储蓄转化为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时，真正的资本形成才会发生。
税收作为参与社会产品分配的工具，对人们的储蓄和投资行为都会产生一定影响，因此政府征税行为和税收政策必然对资本形成产生影响。本文将从税收如何影响社会储蓄与投资两方面着手。来分析税收对资本形成的影响；并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进一步分析税收在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资本形成效应。
一、税收对储蓄的影响
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可获得的储蓄（S）的总供给量，就是国内储蓄（S[，D]）与来自国外的储蓄（S[，F]）之和。
税收对来自国外的储蓄影响不大，即使有影响，也可以从税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角度去考察。国内储蓄中主要部分是政府预算储蓄和家庭储蓄，因此，税收对总储蓄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政府储蓄与家庭储蓄的影响来实现的。
（一）税收对政府预算储蓄的影响
政府的经常性收入大于经常性支出的差额即为政府预算储蓄，所以只要政府的边际储蓄倾向大于0，增加税收收入显然能提高政府预算储蓄；相反，减少税收收入会降低政府预算储蓄。但增加税收收入的途径很多，有提高税率，增加税种，改善税收管理和优化税制结构等。根据著名的“拉弗曲线”（图一）：随着税率（t）的提高，税收收入（T）增加，但税率高到一定程度后（如图中E点相对应的税率t[＊]），税率的进一步提高反而使税收收入减少，因而用提高税率的办法来增加税收收入有其局限性。增加税收收入最有效的途径是建立弹性税制，即税收弹性大于1的税制。
（图一）
税收弹性分为税收的税率弹性和税收的收入弹性。税收的税率弹性（e[，t]）是指税收收入（T）变动的百分比与税率（t）变动的百分比之比，它衡量的是税率变动后税收收入对它的反应程度。用公式可表示为：
e[，t]＝（△T／T）／（△t／t）
在（图一）的拉弗曲线上，OE段内的e[，t]＞O，表明税率的提高会增加税收收入。A点的税率弹性定为1，则OA段内的e[，t]＞1，表明税率的提高会引起更大幅度的税收收入的增加，弹性税制的含义就在于此，E点弹性为零。E点之后的弹性e[，t]＜0，则表明税率的提高不但不能增加税收收入，反而会减少税收收入。
税收收入弹性（e[，Y]）是指在现行税率或税法情况下，税收收入（T）变动的百分比与国民收入（Y）或国民生产总值（GDP）变动的百分比之比。即：
e[，Y]＝（△T／T）／（△Y／Y）或e[，GDP]＝（△T／T）／（△GDP／GDP）
上式也可改写成对所得课税的边际税率（△T／△Y或△T／△GDP）与平均税率（T／Y或T／GDP）之间的比例关系。即：
e[，Y]＝（△T／△Y）／（T／Y）或e[，GDP]＝（△T／△GDP）／（T／GDP）
在税收收入弹性大于1或者对所得课税的边际税率大于平均税率的税制下，当国民收入增加一个百分比时，税收收入会以大于一个百分比的幅度增加，从而政府的预算储蓄会相应地增加。
（二）税收对家庭储蓄的影响
一般来说，国内储蓄的主要来源是私人部门的储蓄。发展中国家的私人部门储蓄占总储蓄的比率一般在80%以上，经济发达国家一般在90%以上，特别是家庭储蓄，已占总储蓄的一半，成为社会储蓄最主要的来源。
根据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S＝a+SY[，d]（a为一常数，且a＜0），即家庭储蓄（s）取决于个人可支配收入（Y[，d]）和家庭的边际储蓄倾向（S）。并且凯恩斯还认为当前可支配收入的储蓄倾向与收入增长是一致的。因此，政府课征所得税对家庭储蓄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个人可支配收入和税后收益率的影响来实现的。
假定某个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第一时期的储蓄恰好在第二时期完全消费掉；第二时期的收入来源只有利息；且税率是比例税率。我们用C[，1]表示第一时期消费，C[，2]表示第二时期消费，第一时期的收入Y[，1]＝C[，1]+S[，1]。若储蓄的利率为i，则C[，2]＝S[，1]（1+i）。因而有预算方程：
Y[，1]＝（C[，1]+C[，2]）／（1+i）
再假定该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U＝U（C[，1]，C[，2]），则该消费者获得效用最大化的条件为：
（2U／2C[，1]）／（2U／2C[，2]）＝1+i
在（图二）中，E[，1]是消费者税前的均衡点，它是预算线A[，1]B[，1]与无差异曲线U[，1]的切点，此时决定了该消费者的储蓄为：S[，11]＝C[，21]／（1+i）。现对收入Y[，1]征税，税率为t[，1]，则新的预算线为A[，2]B[，2]，Y[，1]（1－t[，1]）＝C[，1]+S[，1]。A[，2]B[，2]与较低的无差异曲线U[，2]相切于E[，2]，决定了该消费者实现效用最大化的储蓄：S[，12]＝C[，22]／（1+i）。由于C[，22]＜C[，21]，因而对收入征税后储蓄减少了。
（图二）
若再对利息征税，税率为t[，2]，则：C[，2]＝S[，1][1+i（1－t[，2]）]，预算线由A[，2]B[，2]旋至A[，3]B[，2]∶Y[，1]＝C[，1]″+C[，2]″／[1+i（1—t[，2]）]。A[，3]B[，2]与无差异曲线U[，3]的切点E[，3]所决定的第二期消费C[，23]可能小于（如图二所示）也可能大于C[，22]，这是因为对利息征税会产生两个效应：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替代效应降低储蓄对纳税人的吸引力，从而引起纳税人以消费替代储蓄，而收入效应增加个人储蓄，即两种效应对私人储蓄的作用方向相反。所以此时储蓄S[，13]＝C[，23]／[1+i（1－t[，2]）]与S[，12]＝C22／（1+i）相比，孰大孰小取决于储蓄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相对大小。若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则S[，13]＞S[，12]即储蓄增加；相反，则S[，13]＜S[，12]，即储蓄减少。
（三）税收对总储蓄的影响
“普利斯效应”表明随着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的增加，总储蓄会下降（强效应）或者增加但不会增加得太多（弱效应）。从上面的分析看，政府预算储蓄与家庭储蓄（或者公共部门储蓄与私人部门储蓄）之间确有较高的替代性，即增税使前者增加后者减少，减税又使后者增加前者减少。但是，如果政府的边际储蓄倾向大于私人部门的边际储蓄倾向，那么增税会使总储蓄增加；相反，如果政府的边际储蓄倾向小于私人部门的边际储蓄倾向，那么减税会使总储蓄增加。一般认为，政府的边际储蓄倾向往往小于私人部门的边际储蓄倾向，因此，减税更能刺激总储蓄的增加。
二、税收对投资的影响
税收对投资的影响，一是税收总水平对资本形成的影响；二是课税方式与税收政策对决定资本形成率的投资活动的影响。郭庆旺曾对前一个问题进行过探讨，得出的结论是：当政府的财政赤字由减税政策所致（支出政策不变）时，无论是用货币创造来融资，还是用公债发行融资，结果都可能是促进民间部门的资本形成。至于税收对投资活动的影响，下面将从税收对国内私人投资和吸引外资两方面的影响来加以分析。
（一）税收对国内私人投资的影响
税收影响投资决策与水平的机制是影响资本成本和资本的边际收益率。一般来说，直接影响投资活动的税种是公司所得税：一方面它对资本的边际收入征税，可能使投资的边际收入下降，抑制投资行为；另一方面它又允许某些资本成本项目进行扣除，降低资本成本，鼓励了投资行为。
1.假定在政府不征公司所得税的情况下，资本成本的公式为：C＝q（r+δ）。式中C为资本成本，q为资本品价格，r为市场利率，δ为折旧率。那么在政府征收公司所得税的情况下，资本成本的公式就为：C＝q（r+δ）（1－UZ－UY）／（1－U）。式中U为公司税税率，Z为1元资本的将来折旧扣除现值，Y为1元资本的利息扣除现值。
如果（1－UZ－UY）＞（1－U）或者（Z+Y）＜1，那么政府征税时的资本成本大于不征税时的资本成本，从而可知公司税抑制了投资；当然在Z+Y＝1的情况下，公司税是中性的；如果政府采取增加折旧扣除现值等办法使得（Z+Y）＞1，或者允许加速折旧，通过提高折旧率S间接地使（Z+Y）＞1，都将降低资本成本，鼓励投资。实际生活中，除了影响折旧的投资刺激外，政府还采用“投资补贴”（即在征税时，除正常的折旧、利息扣除外，还允许企业按其投资的一定比例直接注销）等办法来刺激投资。因此，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任何旨在提高资本成本的税收措施都将抑制投资的增长，而任何旨在使资本成本下降的税收优惠措施将刺激投资意愿。
2.未来是不确定的，因而任何投资或多或少都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一般来说，风险小的投资其收益也较低；风险大的投资，其收益也高。因此对投资收益征税（如公司税或个人所得税）会通过减少收益率影响对风险资产的投资活动。因为，在公司的应税所得中，有一部分应视为是公司从事风险投资的回报，相应地公司税负中的一部分就可理解为对承担风险的课税，所以税负越重，公司从事风险投资的积极性就会越低。
假设“冒险”是件坏事，则更大的风险必须用更多的收益来补偿，因此可以用斜率为正的无差异曲线（U）来表示投资偏好，并用机会线OP上的点表示无风险资产和有风险资产的各种组合，从O点向P点移动时，持有风险资产的份额将按比例增加。
（图三）
图三中，在不征税的情况下，投资者的最优选择是OP与U[，0]的切点A的资产组合，此时，他愿持有的风险资产为OA，风险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为OA／OP，该风险资产所承担的风险为r[，0]，获得的收益为R[，0]。
假设政府对投资收益课征比例所得税，税率为t，则R[，1]＝R[，0]（1－t），也就是说在政府征税的情况下，承担同等风险资产数量却只能获得R[，1]的收益，（R[，0]－R[，1]）是政府的税收收入。在图上表现为P点移至P′，OP′上的B点代表了与OP上A点相同的资产组合。但对投资者来说，OP′上的最优选择可能高于B点也可能低于B点。当承担风险具有正的需求收入弹性时，税后收益的减少显然会减少承担投资风险的数量。
为了鼓励投资者承担风险，政府在征税的同时往往采用充分损失补偿或部分损失补偿制度。如在征（R[，0]－R[，1]）税收的同时允许投资者有等额的损失从其它利得中扣除，因而使投资承担的风险也减少了（r[，0]－r[，1]），这会使OP按（1－t）的比例缩短至OQ，而选择点A不变，因而投资者愿持有风险资产的比例OA／OQ要大于原来的比例OA／OP，即在充分损失补偿制度下，征税能诱使投资者持有更多的风险资产。
（二）税收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
税收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不同于对国内私人投资的影响，因为它不仅取决于外国投资者在东道国从事的边际投资项目的实际税负，还依赖其居住国的税制状况。
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大多因缺乏资金而采取一系列税收优惠措施来吸引外资，尤其以较低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主。但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政治等不够稳定，往往通货膨胀率也较高，所以外商投资的实际税负可能并不轻。这方面，克沃斯曾做过探讨。他把实际税率（t[，e]）定义为税收楔子除以税前收益率（P），税收楔子是指边际投资项目的税前实际收益率与为此项目提供资金所用的居住国储蓄的税后收益率（S）之差。因而：
t[，e]＝（P－S）／P
同时假定公司的资金来源是股本资金，股本的名义收益率（i）与股本的实际收益率（r）、通货膨胀率（π）之间的关系可表达为：
r＝i－π
则有：t[，e]＝[P－（i－π）]／P
因为P是减去了经济折旧（δ）后的资本成本。如果用q和C分别表示购置成本和资本租金价格则有：P＝C／q－δ
从而有t[，e]＝（C／q－δ－i+π）／（C／q－δ）
即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税率的高低还要受通货膨胀率与汇率高低的影响。通货膨胀率越高，一国货币贬值越厉害，实际税率就越高。实际税率提高，涉外税收的优惠措施就不一定能吸引到外资。
外商投资者是跨国纳税人，其跨国投资所得既要向东道国缴税，又要向居住国缴税，因此，仅东道国给外商投资予各项税收优惠，只能暂时减轻该投资者的税收负担。当居住国对其所得重新征税时，外商投资者的税负非但不能减轻，反而有可能出现双重征税，东道国所减免的税收也因此会转移到居住国手中，从而导致东道国既不能吸引外资，又使税收收入白白流失。国际上，为了避免重复征税，通常采取单边或双边协定的方式，运用免税法、扣除法、抵免法或税收饶让等方法来加以处理。这些方式方法在不同程度上都能使东道国的税收支出产生效果，东道国的涉外税收优惠也因此才能起到吸引外资的作用。
三、我国税收的资本形成效应
1994年我国税制进行了重大改革，从而初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要求的新税制体系。我国税收对资本形成的效应可以从税收对储蓄和投资的影响及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机制三方面来加以分析。
（一）我国税收对储蓄的影响
我国税收收入自1985年以来，其绝对额历年都有所增长，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率（即税收比率）1985年为22.77%，1990年为15.22%，1994年已下降到11.39%，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的税制比较落后，加之经济体制转轨的种种需求限制了税收的增长。即使在新税制建立后短期内要大幅度增加税收收入也不太可能。
税收比率的逐年下降导致了政府预算储蓄的大幅度下降，1985年预算储蓄率为14.28%，到1990年仅为7.11%，下降幅度之快令人瞠目。当然政府预算储蓄率的下降除了税收比率下降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政府经常性支出增长过快。有人估计，1986—1990年我国政府的边际消费倾向非加权平均值为1.42，这表明，在这五年中我国税收收入的增加不但没有为政府提供储蓄，反而因消费支出过快而吃掉很大一块资本收入。其结果不但必然减少政府储蓄，而且也可能降低社会总储蓄。因此，我国要想提高政府预算储蓄率，一要建立合理的税制结构，即弹性税制；二要控制政府的消费支出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家庭储蓄已逐渐成为最主要的储蓄来源。1985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占总储蓄的比率为35.28%，而1992年这一比率已接近60%，1995年底，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总额已达29662亿元。这其中包括了影响储蓄的其它因素，如收入水平提高，家庭边际储蓄倾向较高及企业“泡沫储蓄”等，但税收对家庭储蓄的增长也起了一定的作用：（1）从过去的税制看，对个人所得课税的税种虽然较多，如个人所得税、个人收入调节税、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等，但因免税额相对于人均收入水平较高，边际税率也较低，因而真正缴纳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寥寥无几，因此个人可支配收入未因个人所得税而减少或减少不多。税收对于广大个人（家庭）的储蓄——消费决策几乎没有什么影响。（2）从税收政策来看，在对个人所得征税的同时，政府制定了许多直接有利于储蓄的减免税措施，如对银行储蓄存款利息、国债和国家发行的金融债券利息免征个人所得税等。1994年实行的新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也同样保留了这些优惠措施。（3）税收征管水平低下，税务人员素质不高，实际工作的漏洞也使很大一部分税收转为私人储蓄。所有这些税收方面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储蓄增长的强劲势头。
我国的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在导致政府预算储蓄大幅度下降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家庭储蓄的快速增长。由于家庭边际储蓄倾向大于政府的边际储蓄倾向，反映在储蓄额上，家庭储蓄的增加大于政府预算储蓄的减少，因此总储蓄是增加的。
（二）我国税收对投资的影响
我国的企业所得税制，同中国政治经济情况的变化密切联系，大致经历了50年代建立工商所得税，80年代多种企业所得税并存，90年代统一企业所得税改革三个时期。新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统一的33%的比例税率，不仅较以前比下降了，而且同其它国家相比也是低的。除了对某些行业依法减征或免征外，一般情况下的企业应税所得也有利息支出、福利支出、业务招待费等10个项目准予税前列支。此外，对企业所得税还采用了四种优惠措施：适用税率优惠、特定企业优惠、特定项目优惠和特定地区优惠。因此，我国现有的税制应该说是有利于投资的。改革以来，企业投资需求一直持续旺盛，这固然有政策导向、经济发展等其它方面的原因，但税收制度与政策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实行对外开放以来，我国对外经济交往与合作不断发展。为处理好我国与其它国家之间的经济权益分配关系，我国政府遵循“税负从轻，优惠从宽，手续从简”的原则，不断完善涉外税收制度，特别是在涉外税收支出方面，形成了一整套优惠措施，对外商投资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在投资环境差的情况下，对弥补投资环境中的其它因素不足起到了积极作用。累计到1994年底，全国批准外商投资项目22万个，已开工投产的外商投资企业共有10万多家，外商在中国大陆实际投资总额1811.03亿美元，世界银行的有关报告认为，中国已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总额占发展中国家的40%，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
从客观上看，我国利用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外资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1）夸大了涉外税收优惠在吸引外资方面的作用，致使我国10余年来一直在给予外商大量的税收优惠，且各地形成了相互攀比之势，造成税收优惠项目繁多，不仅导致了涉外税制的复杂化，增加征税管理的费用与难度，而且还使我国的税收收入白白流失。（2）涉外所得税的优惠税率偏低，造成其他优惠措施失效。按税法规定，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适用的是30%的比例税率，但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外资企业基本税率仅为15%，此外，还有其它税收优惠。这一方面使其他税收优惠措施的刺激效果大大降低；另一方面造成了外商投资主要集中在经济特区等的局面。（3）我国涉外税收优惠主要集中于所得税上，而跨国纳税人的跨国所得往往要负担两国的纳税义务，从而税收优惠的效果只有在两国签订单边或双边协定的基础上才会发挥出来。否则，既达不到吸引外资的目的，又白白使税收流向外商投资者的居住国。
因此，我国在设计吸引外资的税收优惠政策时应注意：一要使所得税优惠税率的设计应与税收优惠措施相协调；二是涉外税收的优惠政策要有针对性；三是还可适当增加流转税的税收优惠措施。
（三）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机制
分别对我国税收的储蓄效应和投资效应进行分析，应该说，我国税收既能刺激总储蓄的增加，又促进了投资需求的增加。假定储蓄总能转化为投资，那么我国税收必然能增加资本形成。实际上，由于我国市场价格体系不完备，各种市场信号不灵敏，尤其利率对储蓄和投资的影响并不大，贷款利率对投资低弹性甚至无弹性，因此要依靠资金供求市场的利率机制使储蓄转化为投资最终形成资本还不可能。我国投资规模和结构主要取决于政府行为。为适应经济建设与发展，促进经济增长，以政府为主要投资者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资本形成。这一点可以从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上得到验证。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过程中，有组织货币资本市场的落后和无组织货币资本市场的存在对于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过程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我国今天一方面企业普遍存在投资饥渴；另一方面城乡居民储蓄存款超3万亿元的尴尬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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