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南京寺院研究

明代南京寺院研究

何孝荣[1]1998年在《明代南京寺院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寺院是佛教的重要载体,研究寺院对全面、正确地理解和评价佛教以及深化对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都有相当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对中国古代佛教进行了不懈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绩。但是,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中国古代寺院的研究一直着力不多,稍有涉猎者也主要限于寺院经济。尤其是对明代寺院的研究更少,而专门研究明代南京寺院者则尚未发现。本书从明代南京寺院背景、兴废和分布、建筑、僧人、经济、制度以及影响等方面着手,试图对其作一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从而促进和推动对明代佛教、寺院以及明代社会、历史的研究,并为今天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全书包括七章。第一章“背景”。分三节,分别探讨明代佛教政策、明代南京社会状况、东吴至元代南京的佛教和寺院。明代的佛教政策,以整顿、限制为主,个别时期甚至排佛、禁佛。但是,明代统治者又多大力提倡、保护佛教,这是南京寺院兴盛的重要原因。笔者特别提出,藏传佛教是明朝永乐以后最高统治者的共同信仰。对一些问题,如砧基道人的设置、《周知册》的颁布时间等,文中加以考证,纠正一些史书记载之误。明代南京先后作为首都和留都,政治地位重要,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人文荟萃,民众佛教信仰浓厚,对其中的寺院有很大影响。东吴至元代,南京一直是重要的佛学中心,其中修建寺院众多,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明代南京的佛教和寺院。第二章“兴废和分布”。分三节,分别探讨了明代南京寺院的修建、毁废、分布以及总数估计。明代南京寺院的修建分为三个阶段:明初敕建一批寺院,带动南京寺院的恢复和发展;明代中期,僧人是寺院修建的主角,为南京寺院缓慢发展时期;明代后期,士、僧大建寺院,是南京寺院繁盛时期。笔者努力搜求各种方志以及一些考古发掘资料,对寺院加以考证,并增补史书记载之漏。明代南京寺院的拆毁和废止,有人为原因,也有自然原因。在人为原因的毁废中,以嘉靖年间霍韬拆毁南京尼寺的规模为最大。政府的其它毁废,僧人的破坏,势豪的侵占,以及僧人的弃走等,也是寺院人为毁废的重要方面。在自然原因的毁废中,主要有自然灾害和年久圮朽等。从地理分布来看,南京中城、东城地区寺院较多,南城地区最为集中,而西城、北城地区寺院则相对较少。寺院之间的距离,一般不超过十里,有很多寺院甚至前后相邻,左右相接。笔者统计,明代南京寺院有名称可数者近二百一十所,总数起码有三百所,最多可能超过六百所。第三章“建筑”。分四节,从寺院布局、殿堂配置、殿宇结构、佛塔建筑等方面,全面探讨明代南京寺院的建筑。文中通过统计和比较,指出寺院布局在宋、元以来“伽蓝七

徐玫[2]2006年在《《金陵梵刹志》与明代南京寺院》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是基于明代万历间南京礼部郎中葛寅亮撰写的《金陵梵刹志》一书,对明代南京寺院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南京作为明代开国之都及永乐之后的留都,在明代历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南京佛教的发展有极大影响,本文第一章即描述了明代南京佛教概况。第二章则探讨明代初、中、晚期南京寺院在南京城内、郭城及附郭的分布特点及原因。第三章依据《金陵梵刹志》中记载的寺院殿堂设置及大致位置,归纳出明代初、中、晚期南京寺院主体布局的演变特点及原因,并与同时期北京、杭州等地的典型寺院布局进行比较分析。又以灵谷寺主体布局复原为例进行分析,找出寺院因具体地形地貌等客观情况而对寺院布局的相应调整。第四章主要研究寺院主体殿堂的形制与特点,对它们在寺院中出现及交替变更与形制差异进行论述,并分析演变的原因。

周上群[3]2017年在《明代寺院土地占有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明代,土地是寺院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据山志、寺志、地方志中的相关资料,统计了南京以及其他部分地区的寺院土地占有情况,统计出了寺院土地在全国土地量中的大致比例。结合相关文献,推测了寺院土地增减变化的原因,并依据明代寺院土地占有情况,认为明代的寺院经济没有出现特别影响国家经济的情况。

朱贻强[4]2005年在《公安三袁居士佛教研究》文中指出本文的研究主题是晚明的居士佛教,以公安三袁为中心的考察。 众所周知,明末的公安三袁(即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向来是以文学人物被后人所关注与研究的,本文尝试从历史的角度对公安三袁进行研究。长期以来,公安三袁被人们所熟知的身份是“性灵派”文学家,而作为明末著名的佛学居士,他们的这个身份却很少为众人所熟知。本文的研究,即是尝试从佛教信仰的角度,切入公安三袁的个体生命历史,进而对公安三袁的学问取向与生命形态,做一个较为全面的展示与书写。 宗教信仰是深埋在人类心底最深处的情怀。对于公安三袁来说,他们的“性灵派”文学主张也好,他们洁身自好的个人操守与政治实践也罢,无不与他们浓郁的佛教信仰有至深的关系。但他们的佛教信仰本身,却并不是个人意志与思维的产物,而更多地表现为个体在现实世界中的某种求得身心安顿的生存策略。本文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展开对公安三袁之居士佛教形态的论述。 本文共分为九章。 第一章,确定本文的研究范围、研究动机与方法,同时对近人的相关研究概况与成果作一个简要的回顾与概况,以期进一步明确本文的研究重点之所在。 第二章是对明代佛教,尤其是明代居士佛教做一个鸟瞰式的概述。重点在突出晚明时期佛教的兴盛,以及居士佛教信仰在晚明社会所形成的潮流及影响。 第三章,通过对公安三袁生命历程的对比,总结出文章、山水、佛教是三袁生命中三个共同的主题;本章同时回顾三袁早年生活中的人与事,着重指出三袁的舅舅们对三袁精神世界的形成,有过非常重要的影响;本章还从“人生之苦”的角度,探寻三袁学佛求道的内在动因。 第四章重点探讨公安三袁与李贽的关系。李贽是晚明史上的一个风云人物,其对公安三袁的成长产生过至为关键的影响。本章通过对公安三袁与李贽的交接关系的梳理,着重探讨李贽的人生风格与佛学特色,对三袁的佛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与后果。 第五章,主要论述的是公安三袁与佛门的关系。晚明佛门与士大夫交互煽动,蔚然成风。三袁亦与佛门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不同的是,在与佛门僧侣的交接中,三袁十分注重自身的主体性与独立性,这体现了士大夫之根深蒂固的优越感,同时表明了他们在佛学上的自信。本章还总结了三袁弘护佛的行为,主要是以讲经说法以及为僧寺募缘为主。 第六章关注的是三袁周围的居士群体。明代士人本来就有聚会谈学的风习,晚明的士大夫的佛学活动也往往采取同参共修的禅悦之会。葡萄社就是这样一个

林延清[5]2001年在《《明代南京寺院研究》读后》文中提出有关中国佛教史的研究 ,历来为学术界所关注。青年学者何孝荣的专著《明代南京寺院研究》一书 ,近日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笔者拜读之后 ,感触良深 ,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选题新颖 别开生面在中国古代社会中 ,佛教作为最盛行的宗教 ,对社会生活的各

付丽珍[6]2017年在《明代佛寺修建与管理考论》文中指出明代佛教发展迅速,在此背景下,寺院发展进入了一个建设的高峰期,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笔者分别就明代佛寺的修建历程、修建原因、修建者身份以及区域分布和原因、管理和功能的延伸展开论述,从佛教寺院的相关方面进行分析,使读者对明代佛教寺院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据统计,明代创修佛寺共计6000余所,其中前期和后期修建的佛寺较多,洪武、永乐与万历、崇祯四朝创修佛寺几占明代可考的创修佛寺的一半。明中期创修佛寺较少,比例相对较小。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明代佛教的发展促进了佛教信仰的普及,社会各阶层的佛教信仰是官民创修佛寺的主要原因。其次是皇室祈福和家族祭祀的需要。再次是乡间民众出于自然和神迹崇拜而创修佛寺,在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大趋势之下,佛寺的修建烙上儒家思想的印记。明代佛寺修建者遍布社会的各个领域。这其中不仅有政府官员、僧人、地方士绅,还有平民等。其中以僧尼修建佛寺的数量为最,官员与平民为次,随后是地方士绅和宦官,皇族成员创修数量最少。由佛寺的修建者来看,社会各阶层的多方参与是明代佛寺发展的重要社会基础。明代寺院的区域分布具有鲜明的不平衡性。就城乡区域而言,城市佛寺数量远超乡村佛寺的数量。而从地形上来看,山地和平原明显要比其他地形更具选址优势,江南平原地区和佛教名山,佛寺的数量远远高于北方。从行政区划上来说,南京与浙江最为密集,其次是京师和江南几个布政司,中原地区再次之,最后是西南地区。这种格局的形成有深刻的内在原因,既有明代政治对佛寺的影响,也有南方经济发达,为佛寺创修提供条件的考量。佛教发展留下了无数的佛寺遗迹,这些是明代江南佛寺数量大增的历史基础,佛教各宗派的传播也与明代佛寺的分布格局密切相关。受明代佛教政策的影响,佛寺管理呈现出诸多特点。从寺院的经费来源、组成人员、行政管理来看,其经费来源主要是寺田的收入所得,佛寺在寺院经济管理方面有独到的政策。佛寺人员主要由住持与执事僧构成,住持作为佛寺管理之首,选任极其严格,并有完善的制度保障选任的公平性和住持的高素质性。政府对佛寺的行政管理是明代佛寺发展重要的条件,政府对佛寺进行归并整理,设置机构管辖都出于国家管理的需要。官修佛寺的行政管理机制最具代表性,五山十刹制是明清佛寺行政管理的基本体制。明代在五山十刹制的基础之上,融入了保甲制,加强了对佛寺的监督与管理。佛寺作为一种宗教场所,最初是作为礼佛之所出现的,这是佛寺最基本的功能。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儒释道三教合流,佛寺增加了游览功能,而佛教的教义也注定了佛寺容纳八方的特性,尤其是对诸多贫寒学子来说,佛寺是一种变向的容纳所。在明代对佛教僧众的管理之下,佛寺僧人多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潜移默化间佛寺成了民间一种隐形的教育场所。总之,明代佛寺在原有的基础之上,衍生了新的特色,这种特色对明代社会产生深远影响。佛寺的创修带动了佛教发展,而儒释道三教合流的趋势使宗教之间相互融合,文化出现多元化。佛寺发展使佛教与社会的关系逐渐密切,更加融入世俗社会。

郭媛[7]2001年在《《明代南京寺院研究》小议》文中指出20世纪以来 ,有关宗教历史文化的研究并不寂寞。然而 ,就某个断代和中心城市的宗教场所作系统全面研究的 ,毕竟寥若晨星。南开大学何孝荣博士撰著的《明代南京寺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 0 0 0年 1 2月出版 )一书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 ,填补

周永华[8]2013年在《明代南京大报恩寺复原研究》文中认为本课题来源于导师汪永平教授的南京大报恩寺复原研究课题。大报恩寺是明代皇家寺庙,其建筑等级为“大内式”,在中国历史上地位很高,尤其是琉璃塔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迹”,可惜的是寺庙和塔在太平天国的战火中尽毁。大报恩寺琉璃塔在建成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对南京城市景观、寺庙有很大的影响。论文以建筑基点,采取历史图文记载结合实地调研的方法,对大报恩寺进行研究性复原设计,以再现明南京大报恩寺的真实面貌,文章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前期的历史考证、现存的历史遗址、实例分析与寺、塔的复原设计。全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为绪论。提出总体设想:论文的背景、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研究方法和内容、论文框架等。第二章为大报恩寺的概述。首先论述了明初南京的政治、经济与宗教文化发展,因为一个寺庙的出现绝不是孤立的,只有把大报恩寺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才能真正地了解大报恩寺的建造原因和发展过程。第三章主要介绍明初大报恩寺布局。列举出南京同时期、同规模的寺庙,比较他们的平面布局,得出当时南京大型寺庙平面布局的一些共同特点,与大报恩寺的平面布局相比较,复原布局将围绕这些共同点进行。第四章介绍大报恩寺遗址的现状。南京市博物馆经过四年的努力,大报恩寺的遗址考古发掘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根据博物馆考古的结果,对大报恩寺的建筑遗址和考古挖掘出的文物进行了简单鉴定分析。第五章介绍大报恩寺的建筑复原设计。根据建筑设计方案,再结合明代的营造制度,以图片和表格的方式对建筑设计做出一个表述。第六章主要介绍大报恩寺琉璃塔的复原设计依据与明代南京附近的两个著名的江南楼阁式塔进行比较,分析得出明代南京楼阁式塔形式与营造特点结合记载,对琉璃塔做复原设计。第七章主要是补充介绍明代琉璃发展和应用过程。因为琉璃是出现琉璃塔的重要技术前提。

林延清[9]2008年在《明史和佛教史研究的新突破——《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读后》文中认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何孝荣博士继《明代南京寺院研究》之后,近日又推出《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该书除"绪论"外,共分七章,洋洋百万言,详尽地叙述了有

欧阳楠[10]2012年在《晚明南京地区的寺院等级与寺院经济——以《金陵梵刹志》为中心的考察》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利用葛寅亮所著《金陵梵刹志》讨论晚明南京地区的寺院地理分布、寺院等级状况,以及前述两要素对寺院经济的影响。具体而言,南京地区大寺、次大寺的寺产基本上远离本寺,管理不易。在葛氏的规划下,当时其寺产分配为"公产"与"禅堂"两部分,分别供应学问僧和应付僧。中、小寺院寺产构成的差异主要源于都城和乡村地理位置的差异。此外,各等级寺院之间的经济关系也有所发展,下院与别院之关系的出现为低等级寺院解决经济和管理的困境提供了新途径。最后,以葛寅亮清理南京寺产的事件为切入点,讨论在管理寺院这一公共空间过程中,官方力量与地方士绅的冲突。

参考文献:

[1]. 明代南京寺院研究[D]. 何孝荣. 南开大学. 1998

[2]. 《金陵梵刹志》与明代南京寺院[D]. 徐玫. 东南大学. 2006

[3]. 明代寺院土地占有研究[J]. 周上群. 宗教学研究. 2017

[4]. 公安三袁居士佛教研究[D]. 朱贻强. 华东师范大学. 2005

[5]. 《明代南京寺院研究》读后[J]. 林延清. 历史教学. 2001

[6]. 明代佛寺修建与管理考论[D]. 付丽珍. 河南大学. 2017

[7]. 《明代南京寺院研究》小议[J]. 郭媛. 中国史研究动态. 2001

[8]. 明代南京大报恩寺复原研究[D]. 周永华. 南京工业大学. 2013

[9]. 明史和佛教史研究的新突破——《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读后[J]. 林延清. 历史教学(高校版). 2008

[10]. 晚明南京地区的寺院等级与寺院经济——以《金陵梵刹志》为中心的考察[J]. 欧阳楠. 世界宗教研究.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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