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与相异：21世纪的俄罗斯哲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相异论文,俄罗斯论文,中国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B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4)10-0008-07 一、指导思想：需要与否的同与异 21世纪的俄罗斯哲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研究是否需要核心价值指导的问题上，可谓有了一定程度的相似点。 21世纪俄罗斯哲学，在研究的指导思想上，继续秉承苏联解体后的自由理念，坚持哲学研究无需任何统一的、确定的指导思想。然而，与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哲学公开否认理论指导存在的必要性、可能性不同，21世纪的俄罗斯哲学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得相对宽容。即它不仅不再断然拒斥这一问题，而且通过反思由思想界对苏联历史的虚无主义态度，而最终导致整个社会信仰虚无主义的泛滥，通过反思哲学在由一元走向多元后，而最终导致整个理论地位的沦落，而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出一种暧昧之态。不仅如此，21世纪的俄罗斯哲学，还通过适应社会的需要①和响应俄罗斯当局对“国家观念”的强调②，在研究中，通过对“新俄罗斯思想”、“新欧亚主义”、宗教哲学的深入研究；通过再版斯大林哲学、列宁哲学著作；通过莫衷一是的斯大林哲学、列宁哲学的重新评价；通过研究整个20世纪从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到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思想；通过对于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多元研究和评价；通过各种应用哲学的研究尤其是对于全球学、人类学的重视，而或多或少地贯穿着一种以“国家观念”为核心的指导意识，即为“强国梦”找寻思想资源和理论路径。因此，尽管俄罗斯哲学无意在理论研究中受制于任何“思想指导”，但又在无形中受制于“国家观念”，而间接承认了哲学研究指导思想的存在价值。 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随着时代发展，社会思潮、主体利益、价值选择的越来越多元化，其研究较之20世纪90年代，开放度更大，问题意识更强，研究领域更宽，研究范式更为多样。然而，坚持“国家意识”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指导地位的基本立场，从学界的主流③看，却从未动摇并始终如一。 针对那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元指导”有违学术研究的自由、多样的指责，学者们明辨了马克思主义“一元”与学术研究“多元”的关系，指出在中国，由于在夺取政权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社会批判武器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巩固政权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发挥着引导和维护政治运作的功能，导致我们的“国家意识”在长期研究中，形成了一种惯性思维和基本套路。但它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其局限和矛盾日益凸显：市场经济发展、资本无形而巨大的渗透力，在催生利益分化、阶层分殊、价值多元的同时，也对既往形成的“国家意识”的长期集中管控，形成了强烈冲击，在致其松动中甚至有着超越“国家意识”的社会塑造力，“以政府(政党)、市场(各类主体)以及社会(中介组织等)为三角的内在对话关系正在形成中，因此代表不同利益立场的各种意识形态不断涌现，出现了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甚至反主流意识形态并存的意识形态格局”[1]。社会思想、意识形态的多元，不能抹杀和否定任何社会总有一种处于指导或统治地位的思想。这既是社会意识形态活动的规律，也是社会政治的需要。而多元、多变的社会思想、思潮的活跃，更加证明了以“一元”的国家意识进行引导的必要性。这样，兼具学理性与政治性于一体的“国家意识”研究，一方面要为维持理论的统一权威，而“在相当程度上不允许分歧和多种声音的存在”[2](P75)，另一方面又“虽然有着统一的根和源，在发展中却必然会长出不同的分支，会存在一些异质性甚至冲突性的东西”[2](P74)。“政治稳定需要统一”，决定了我们的学术研究，在改变过去由政治权威规定的所谓“一元指导”的同时，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引领学术研究，推动学术研究自觉地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服务，将更助于理论功能和价值的体现；“理论发展需要多样”，决定了我们的学术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引导不仅不会使学术研究失去自由，相反，却有利于在基本理论共识的基础上，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氛围，在开放、包容、多样的研究方式中，将更利于理论创新的推进。因此，坚持“国家意识”指导思想的一元化，与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是统一而不是矛盾的。 基于苏东剧变后，马克思主义虽然作为主流社会政治运动被边缘化，但仍然属于全球范围内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比肩的三大社会政治思潮，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旺盛表现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无论是哲学史研究还是基本理论研究，无论是文本研究还是应用研究，都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品格，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强烈的反思批判性，没有回避而是力图揭示现实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鲜明的实践现实性，没有逃离而是努力寻求哲学走入生活解决现实问题之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厚重的人文关怀性，没有隔绝而是始终将现实的人视为哲学研究的重心；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理性，不是以狂热或幻想判断事物，而是基于客观冷静的分析做出判断。正因此，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才得以坚信马克思主义不会过时，它将为人们观察、思考、分析当今世界和当下社会中的各种问题，提供思考的出发点和底线，提供有效的观点和方法。 尽管如此，但对于21世纪的俄罗斯哲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究竟以何为哲学研究的理论指导，仍然有着根本的差异。 在俄罗斯哲学界看来，如果将“国家观念”作为哲学研究的理论指导，既不符合哲学的致思本性，也有违自由、多元的基本精神。这样，尽管学者们也承认“国家观念”作为当代俄罗斯社会的共同价值观，认为国家观念的核心仍然在于集体主义，即当国家与个人的利益有矛盾时，个人利益“应该服从于国家集体的利益”；其目的是将国与家、集体与个人的利益相统一而不是相互矛盾，它的“所作所为是为了推进国家的发展、稳定、团结，就是对国家有利，对你的家庭有利”，因而对于俄罗斯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即它作为一种“共同价值观”，是“真正的健康的爱国主义的基础”[3]，但却既不会自觉地以它为哲学研究的理论指导，更没有公开、直接地认可它对于哲学研究的价值④。即便是围绕这一“共同价值观”所作的有意无意研究，俄罗斯哲学也没有对于它作为一种价值体系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做出相应的探讨和说明。而依旧贯穿于21世纪俄罗斯哲学研究中的，对人道主义的推崇，对宗教哲学的热忱，对理想主义的渴望，则在表明俄罗斯哲学研究与现实社会“间距”依旧⑤的同时，也表明它依然没有形成一个既能为全社会认可，又能为哲学研究提供有效指导的核心价值体系。 与俄罗斯哲学没有形成一个全社会认同的核心价值体系不同，着眼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仅继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指导，而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由于这一体系既强调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基础地位和社会主义的理想与信念，又把对全社会产生强大吸引力凝聚力的意识形态“爱国主义”⑥作为民族精神⑦的核心，把对全社会具有强劲推动力鼓动性的思想观念“改革创新精神”(包括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和人文主义)作为时代精神的内涵，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连接国家意识(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的指导)、全球意识(具有创新意识、体现时代精神的全世界先进文化)、文化意识(中华传统文化精华)、自我意识(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体系)中，使得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指导更为具体化。 以此为导向，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面对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思潮的多元化⑧，意识形态各种思想、观点、学说的冲撞激荡、砥砺影响；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既不断巩固，又不时受到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反诘批判；社会意识的主流积极、向上、活跃，但又有消极、颓废、错误的社会意识不断滋长的现实，学界通过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内涵的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发展历史、经典文本、应用哲学等的重新阐释和深入研究；通过对于诸如经济哲学中如何认识中国现实社会中的资本与货币？政治哲学中“普世价值”是否存在以及以怎样的方式存在？文化哲学中如何辨析历史虚无主义？“中西马对话”的价值、目的和究竟应以何种方式？等等问题的争论和探讨，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部建设与自身魅力引领社会思潮中，维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实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一元指导与社会思潮多样共生的统一。 以此为导向，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面对21世纪以来各种自由主义的盛行，理论研究中西化主义的滥觞，学界在“弘扬传统、创新传统”的理念下，通过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利弊得失，探讨其学理基础、精神特质、合理内容，实现现代转型的内在依据，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使其更具中国风格和民族特色中，实现了作为“国家意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作为“文化意识”的中国文化的交融，从而实现了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继承创新民族文化传统的统一。 以此为导向，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面对21世纪以来文化保守主义、民族主义思潮的出现，学界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理念下，通过更为拓展和深化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通过更为客观理性的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即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观点和方法，研究西方哲学而不以其作为衡量西方哲学的标准，在了解西方哲学关注的问题和进展中，确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国际视野和时代视域，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化，使其更具普适性、包容性、整合性中，实现了作为“国家意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作为“全球意识”的西方文化的融合，从而实现了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包容多样的统一。 二、理论功能：离世与涉世的同与异 “离世”⑨还是“涉世”⑩？这一问题关系到哲学的理论功能究竟何为，也是任何哲学和哲学家都需要面对的问题。然而，理论的最终目的，在于指导实践，服务现实。这一理论的现实性，是21世纪的俄罗斯哲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无法摆脱的“宿命”，也是经历了20世纪哲学发展风风雨雨的两国哲学日益体现出的共性。 历史上的中俄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的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将本体论、认识论视为抽象问题而较少涉猎(即便探讨也远不如西方哲学那般系统深入)，都十分关注社会的政治、伦理、历史、人的命运等现实问题，强调“形上”必须为现实所用。所以，中国传统哲学讲究“经世致用”，强调哲学为现实服务，是其一以贯之的风格。表面上看，俄罗斯传统哲学不似中国哲学般“世故世俗”而具有强烈的宗教性、至上性情结，但实质并非如此。这一点，从俄罗斯人对西方哲学与文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便可见。尽管面对西方文明，俄罗斯人常常表现出戾换式的思想方式，在狂热追捧与激烈批判中快速转换，但最终还是以是否适用俄罗斯社会为目的而具有强烈的现实性。最能体现中俄两国哲学现实性的，当数20世纪实现了时代主题转换，为各自国家革命提供理论指导的列宁哲学和毛泽东哲学。它们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俄国化和中国化的结晶，最大特点便是理论指向的强烈现实性。 21世纪的俄罗斯哲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尽管都在面向世界中，对西方哲学与文化持一种更为开放的态度；尽管都在面对国内问题时，对各自的文化传统持一种更为“怀旧”之情，但却又都强调外域文明与现实国情的“水土适应”，本国历史传统与现实社会的“有效对接”。 这样，无论是俄罗斯哲学“复兴传统”的努力，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确立自信”的尝试，都无不出于为现实社会提供新精神支柱的考虑。在俄罗斯，是为追赶现代化，实现“强国梦”，而对传统哲学与文化注入新的元素，如新欧亚主义、新俄罗斯思想，以及力图对宗教哲学做出符合现代精神的重新解读，在中国，则是为改革开放深化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实现“中国梦”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地位的高度重视，以及为此设置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开展“马工程”建设。 无论是俄罗斯哲学在“多元氛围”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视，如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主义关系研究，就紧扣诸如俄罗斯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可能性、俄罗斯复兴对稳定国内和巩固国际地位、当代社会民主党“第三条道路”与“俄罗斯方案”的实质等等与当代俄罗斯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4]；如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民族问题的研究，就围绕诸如苏联民族政策的得失、国内民族与宗教冲突、世界族际冲突的原因和解决办法等等与当代俄罗斯民族问题关系直接的问题[5]；如学界对列宁、斯大林研究的重启，对马克思主义与俄罗斯历史的研究，就十分注重将历史问题与今日俄罗斯的地位、发展前景相结合，强调研究那些写于十月革命前夜、十月革命时期、苏联政权最初年代各个时期的著作，与理解西欧文化分布区域外的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纲领的适用性、各不相同的社会文化特殊性及其实质，文化特殊性在历史发展关键时刻的展示等等问题与现实的相关性；如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对于当代俄罗斯社会发展重要性的强调，认为俄罗斯历史上的问题与当代状况密切相关并决定未来的发展前景，如今俄罗斯社会的各种矛盾和重重困难，“依旧是从前遗留下来的最迫切的社会问题”，而现实经济生活中的“资本化”、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化”与“非集中化”、文化精神生活中的“神学化”与“非意识形态化”、社会生活中的“非苏联化”，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矛盾和困难，解决诸如“实现社会阶层结构的和谐，克服财产的严重分化、社会文化水平的失衡，保障稳定的就业率和有效的社会救助”等问题，仍然需要马克思，因为“马克思的哲学遗产和理论遗产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最高需求”，所以，“不转向马克思思想，就不可能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钥匙”[6](P8)，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展示自信”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尤其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深化，都无不出于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 无论是俄罗斯哲学在“开放态势”中，研究范围的更为广泛(广义的文化与日常生活，东方哲学、中东哲学等)，研究的内容更为多样(研究的内容，除了先前的几乎涵盖哲学的所有门类和学科，还出现了新的研究领域如全球学、各异的人类学等)，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路径分化”中，各领域(历史的、基本理论的、应用的、国外的)的理论内容更为深入，尤其是应用哲学研究中出现新的研究领域(政治哲学、全球化哲学等)，都无不与现实问题息息相关或基于现实需要的考虑。 于是我们看到，无论是俄罗斯哲学在“重读经典”(无论是宗教哲学的经典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中，对于经典文本与现实发展关系的强调，例如强调宗教哲学的现实关怀维度；强调理解马克思主义，必须在重新回到经典著作时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又依据当前现实的发展重新阐释诸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研究的当代意义、现代性、人学价值观、经济哲学思想、人化自然观，等等，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重读马克思”中，对马克思文本中相关理论资源(政治理论资源、经济学资源、意识形态理论)的深度挖掘，以期构建适合更为中国国情的政治哲学、经济哲学、文化哲学、意识形态理论，都无不体现了两国学者力图使现实走进理论、理论走向现实的致思路向。至于两国学者在各自的应用哲学研究中，对诸如社会结构变化、阶层分化、腐败问题、贫富差距、公平正义、道德失落、失业问题、教育问题、社会保障等问题的研究，更是彰显了学者们将理论研究延伸到具体社会生活领域中所体现出的现实关怀维度。 因此，尽管21世纪的俄罗斯哲学与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范围、理论属性不尽相同，但旨在直面现实，发挥哲学的社会实践功能的理论指向，却是一致的。 当然，这种对于哲学功能的现实性态度，在中俄哲学中仍然有着程度的差别。 俄罗斯哲学这种“现实性”则带有更为明显的实用主义特征。这一点，我们仅从俄罗斯历史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便可见一二。19世纪中期，出于镇压革命民粹派的需要，沙皇政府不仅不禁止出版《资本论》及马克思的其它一些著作，而且还在政府报纸上大登布告。而“十月革命”本身，就是推崇并奉行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结出的硕果。苏联时期，出于“意识形态”垄断和舆论控制的需要，国家则将马克思主义制造成为“英雄神话”和“观念神话”。苏联解体前夕，出于“改革”的需要，马克思主义被塑造成了“人本主义”的形象。苏联解体之初，出于“私有化”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又成了一切罪恶和失败的替罪羊。21世纪的俄罗斯，出于重建“强大俄罗斯”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又为人们忆及并重新探讨。俄罗斯哲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褒贬毁誉、追随放弃、上下高低，起伏变化，一切都受现实社会需要的制约、决定。“俄罗斯从来就没有不加区别地对待马克思。这一点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表现得淋漓尽致”[6](P4)，“不加区别”之语，一针见血直击当代俄罗斯哲学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强烈现实感中包裹着的强烈实用性。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指导，尽管十分强调哲学的生命力和使命在于“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7]，十分关注哲学如何为现实所需、为现实服务的问题，然而，与俄罗斯哲学这种对待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极端态度(亦步亦趋尾随现实，往往游走于完全抛弃与百般推崇的两个极端之间)不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当然这与中国的意识形态理论指导分不开)还是对待其他哲学学科，都一以贯之地既坚持哲学研究的“形上性”即学理性研究，又注重哲学研究的“形下性”即应用性研究，更注重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强烈现实性的理论秉性，努力将实践中提出的现实问题上升为理论课题，又适时地将理论研究成果运用于实际，在“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马克思语)中，实现学理与应用、理论与现实的统一，以此推进哲学理论的研究和创新。 三、价值取向：开放与怀旧的同与异 “开放”(11)还是“怀旧”(12)，直接关乎哲学的发展前景。21世纪的俄罗斯哲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踏上了在两者之间寻求适当张力之旅。 就“开放”而言，尽管21世纪的俄罗斯哲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在适应各自社会寻求符合国情的发展模式、发展道路需要，而注重在研究中融入本国的传统哲学和传统文化，但是，全球化的发展又迫使两国哲学，不约而同地将研究视域转向世界范围，努力吸取域外文明以发展自己。 这一点，在21世纪俄罗斯哲学研究中，体现为“新欧亚主义”，强调结合国际环境研究俄罗斯传统文化特质；体现为“新俄罗斯思想”，强调结合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研究俄罗斯传统价值观；体现为“多元哲学”的原则，强调确信有共同的世界哲学语言，吸收外国哲学精华是哲学形态应当具有的新特质之一；体现为无论是研究的范围不再限于俄罗斯的本土哲学和西方哲学，而是拓展到东方哲学，还是研究的内容不再限于理性与非理性、科学与人文，而出现了非哲学意义的内容。更为明显的是21世纪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无论是对于苏联解体、斯大林时代、社会主义理论，还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俄国化历程、斯大林哲学、列宁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思，都力图置于历史与当下国际视野；无论是在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国家意识”的价值，但肯定它作为世界观、方法论，对于世界和俄罗斯的认识价值、社会价值，还是从跨学科的多元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在前所未有的“包容”中，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开放特质。 这一点，在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体现为无论是将国外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工程”的建设重点，设置为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的方向之一，还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研究中，注重批判吸取西方哲学文化价值观念如公平、以人为本、生态观等；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强调对苏东学者、西方学者解读经验的吸取，对毛泽东哲学的研究注意批判性参照和解读国外学者的理论和方法，还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中，对西方哲学相关概念如本体、存在、生存等，观点如现代性、空间正义、社会风险等，方法如语言学、诠释学、现象学、逻辑实证等的吸取，都注重哲学研究的开放性。 就“怀旧”而言，同为东方国家(13)精神象征的俄罗斯哲学和中国哲学，从来都注重在维护民族文化的自尊中，注重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认同，强调文化传统在构建哲学价值中的极端重要性。 历史上的中俄传统哲学，都因其浓郁的民族文化特色，而具有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独特性。 在俄罗斯传统哲学中，与斯拉夫主义源头不可分离的俄罗斯传统宗教哲学，其对整体主义、精神世界、道德义务、救世主义等的强调，不过是根深蒂固的俄罗斯文化和民族性格的一种反映。而斯拉夫主义关于民族精神文化是哲学的必要因素，关于只有在俄罗斯的民族、文化、历史等独特性中，才能找寻到哲学生命的源泉等观点，则为近代俄罗斯宗教哲学乃至当时的各种社会思潮打上了浓厚的俄罗斯民族文化烙印。至于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俄国化产物的列宁哲学，其诸多思想无不刻有近代俄罗斯民族文化传统印记。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和文化，在对中华民族形成强烈的认同感、向心力、吸引力的同时，也给中国传统哲学打上了民族文化、民族性格的烙印。这一独具特色的哲学，在以天与人、名与实、心与性、理与心、格与致、知与行、群与己、义与利、合与分、同与异等之辩中展示中国传统文化魅力的同时，也在世界文化之林中，显示了自己独具的特色。作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结晶的毛泽东哲学，更是以其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为中国哲学抹上了浓墨重彩。 21世纪的俄罗斯哲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皆因社会发展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又急需进而发展，在搜寻相应于时代发展的精神动力而将视角“向洋”的同时，更多地转向了各自民族的文化传统领域。 这一转向在俄罗斯哲学，体现为学界对于解决俄罗斯社会统一之路的最佳路径选择，更多地寄予俄罗斯传统文化，因为它们充分体现着俄罗斯民族对文明、文化、人类未来发展的独特理解和自觉意识，能为今日俄罗斯社会的精神躯体注入养分。所以，时至今日，仍有俄罗斯学者无不沉痛地指出，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的私有化过程中，社会之善被毫无道德地盗窃，社会裂痕变成了断裂，世界分成了穷人和富人。今天的俄罗斯，找到统一之路紧迫而必须。但俄罗斯自20世纪90年代实行的西方那种立足于社会需求的解决模式，因其立足于人的原始本能而具有明显的庸俗性、功利性，不仅与人类的传统价值观相抵触，而且只能带来虚假的社会统一，解决当代俄罗斯社会的统一之路的最佳选择，只能立足于俄罗斯的传统文化(14)。这一转向体现为学界对“俄罗斯思想”、“欧亚主义”、传统宗教哲学“注入新意”的热衷：“新俄罗斯思想”作为一种俄罗斯理念，既强调俄罗斯文化的独特性，又具有远大的抱负，它强烈的救世意识、“第三罗马”神圣使命感、解救西方文明于资本市侩气和理性主义迷雾的责任感、为人类寻求独特发展道路的崇高理想，等等，充分体现着俄罗斯民族的自我意识。因此，俄罗斯民族不是要亦步亦趋追随西方，而是要做世界其它民族的引路人；俄国不是要追赶西方，而是要超越西方，不仅是要发展自己，更要拯救世界的[7]；“新欧亚主义”作为一种“中间立场”，隐藏其后的却是俄罗斯文化中舍我其谁的“救世”意识，是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自我意识”，因为它在骨子里，既不认同西方文化，坚决反对西方主义，又力图与东方划清界限，坚决反对斯拉夫主义。而只有俄罗斯才是连接东方与西方的桥梁，负有沟通、融合两种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文化类型的历史使命；俄罗斯宗教哲学尽管有民族偏狭性的局限，但却是基于俄罗斯的文明“本体”而寻求人类精神的“解困”之途，它虽然具有诸多时代局限，但由于它对西方文明、西方价值，有着较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更为仇视的因素，而不似后者，尽管将批判和反对资本主义，作为自己理论的目的和历史使命之一，但其本质却是彻头彻尾的西方产物，是欧洲哲学的最新成果。 这一转向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那里，体现为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设置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的重点之一，强调这一研究的目的，是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为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这一转向还体现为，无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成果研究还是学理探讨，也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哲学史，还是应用哲学的研究，都更加注重民族语言、民族风格、民族表达形式的运用；体现为在研究范式上，对于“中、西、马”的对话和交流中，关于吸取中国传统哲学资源对于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重要性的强调。 当然，这种开放性与回归传统，在21世纪的俄罗斯哲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那里同样有着程度的差异。 在俄罗斯哲学那里，无论“开放”还是“回归”，都基本无禁区而显得更为彻底，这种“彻底”又往往导致“全面开放”中的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理论观点、致思路向，都可以在哲学研究中畅行无阻；导致“彻底回归”中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甚至大国主义，都可以成为哲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近十来年，民族主义已成为俄罗斯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争相研究的焦点，大批民族主义学者们出版发表了大量著作论文(15)。学者们的研究，既注重介绍和阐释西方的民族主义理论，更注重复活和构建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话语传统，以图用数个世纪以来形成的俄罗斯传统思想，凝聚社会，获得认同。而这种“开放”(如全盘西化对俄罗斯社会带来的伤害)与“回归”(即蕴含于民族主义中人种优越论、排他主义、大俄罗斯主义、掠夺意识、征服欲望，在俄罗斯历史上，往往成为鼓动俄罗斯民众和整个社会仇视他国、他民族的利器。而民族主义作为“新俄罗斯思想”、“新欧亚主义”中的重要方面，不能不对俄罗斯哲学的研究导向产生影响。后者又反过来，进而影响决策者的思与行)的彻底性，往往为一些社会势力利用，成为威胁俄罗斯社会稳定的潜流，甚至成为制造社会混乱从而酿成社会危机的工具。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开放”与“回归”的底线，是不能有悖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不能有悖于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富裕、社会和谐的大局，是如何在寻求两者的适度张力中，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路径。因此，与俄罗斯哲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彻底性”相比，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疑要温和、中庸，也要理性、适度得多。 21世纪的俄罗斯哲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相似与相异，既是两国社会现实的写照，也是各自“走自己的路”的反映。 注释： ①俄罗斯列瓦达民调中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2012年，俄罗斯民众对民主状况的自豪感为受访比例的31％，对国家整体形象的自豪感为受访比例的76％，对国家历史的自豪感为受访比例的80％。http：//www.levada.ru/21-11-2012/76-naseleniya-gordyatsya-rossiskimgrazhanstvom-kazhdomu-vtoromu-za-stanu-studno.2000年12月，普京掌权后签署了一个关于国旗、国徽、国歌的法案，修改了前苏联国歌《牢不可破的联盟》的歌词并确定其为新国歌。新国歌的歌词堪称体现俄罗斯“民族精神和自豪感的典范，通篇跃动着光荣、神圣、强国、财富、沃土等词汇”。普京此举，受到了俄罗斯民众的热烈欢迎。由于深厚的民族情感和爱国主义情结，俄罗斯民众即便承认社会的民主状况不佳，也不影响其对历史文化和国家形象的高度评价。(许华《俄罗斯人眼中的国家形象》，载《俄罗斯学刊》2013年第2期。) ②普京在首任总统期间，就通过国情咨文“俄罗斯思想”，宣告俄罗斯新世纪的发展目标是强国富民；2010年4月，梅德韦杰夫在回答“俄罗斯应当是什么样的国家形象”中提出的四个标准：友好的现代化国家、现代化的政治体制、完善法律、富足安康的国家，则无不以国家观念为中心。Интервью латской ралиовешательиой корпорации.26 апреля 2010г.http：//www.kremlin.ru/transcipts/7559-(许华《俄罗斯人眼中的国家形象》，载《俄罗斯学刊》2013年第2期。) ③这里之所以冠以“主流”，是因为在实际研究中，个别学者以指导思想应当“多元”为由，否认和反对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指导的价值，并在实际研究中，批判和否定一些属于马克思主义最为基本的观点和方法。这里，笔者不是借此肯定那种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拒谏饰非的理解态度，因为这种教条的、虚假的态度不是“维护”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只能对它造成致命的伤害，一如苏联哲学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意在说明，这种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倾向是学界研究中客观存在的事实。 ④普京就曾批评俄罗斯知识界，对于培养学生对祖国历史和国家自豪感的不得力、不作为。 ⑤无论是当代俄罗斯社会、当局，还是知识阶层，都一致强调发展共同的价值观，建立全社会的价值体系，对于正确的改革和复兴国家的重要性。 ⑥中华爱国主义传统既是道德规范也是情感价值，主要体现为：1.团结向心的凝聚力。它强调在关乎民族、国家的存亡，面对外辱、强权的关头，要有“天下为己任”自觉担当。2.自强不息的精神。它强调面对艰难险阻、挫折失败，要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毅力。3.重整体利益的操守。它强调当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发生矛盾时，要以后者为重“正其义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4.以民为本的情怀。它强调“国”是百姓组成的实体而非抽象符号，“国”是民众生存家园而非君子的家天下。“爱民”即“爱国”，要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远见。 ⑦体现中华民族相对稳定的本性和特征，“作为一个总体性概念，民族精神是寄予于民族躯体的灵魂，是民族的生命之泉、文化之本、价值之源、力量之基”。(张允熠：《中国主流文化的近现代转型》下册，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638页。) ⑧关于当代中国社会思潮，有“八种说”，即老左派主义、新左派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新儒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参见马立诚：《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五种论”，即新马克思主义(体制内左翼改革派在学术界的反应)、新左派(包括民主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毛泽东主义者)、新古典自由主义(西方新保守主义经济学派在中国的反映)、自由主义(包括新古典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新儒家学派)。(张飞岸《评析当代中国五大社会思潮》，载《社会科学报》2012年5月25日)，等等分类。上述分类名称不同，但内容却基本相同。 ⑨单纯思考形而上的问题，只关注理想追求。 ⑩关注并回答现实问题，为服务社会提供理论指导。 (11)强调学习、吸取外域文明、文化，对于本国哲学发展的价值。 (12)强调复兴、继承、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对于本国哲学发展的意义。 (13)无论俄罗斯如何强调自己的“非东非西”、“亦东亦西”特点，但地理位置、社会结构、制度规则、民族习性等因素，仍然让它无法褪去东方国家的痕迹和色彩。 (14)巴布宁《如何找到统一》，载《莫斯科》2008年第1期。(林精华《当代俄罗斯文学的现实主义诉求》，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3月30日。) (15)伊万诺夫的《国外的民族主义观点》、《民族与民族主义》，玛丽诺娃的《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波兹尼亚科夫主编的《民族主义-理论与现实》(论文集)、纳罗奇尼茨卡娅的《民族主义-历史与现实》、马拉霍夫的《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等等。(杨育才《国外俄罗斯民族主义研究综述》，载《俄罗斯中欧东亚研究》2007年第3期。)标签：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哲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俄罗斯民族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俄罗斯历史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问题意识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西方哲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