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研究的现状与前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正确处理论文,现状论文,人民内部矛盾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是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公开发表50周年。不少部门和地区为此召开了座谈会、研讨会，就如何认识毛泽东关于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如何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推进社会和谐等问题展开讨论，提出一些新的见解和观点。现将《正处》发表50年来国内的研究状况作如下概述，同时，对今后研究的发展提出一些预测。
一、《正处》发表50年来引起的不同评价及其原因
《正处》发表50年来，国内政治发生了很大变化。不过，这篇文章一直得到中央和学术界主流的较高评价。尽管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人们的视角有所不同，但都可以从这篇文章中找到理论根据，对它赋予不同的评价。当然，这种评价是与中国政治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
“文化大革命”时期，对《正处》的认识和评价，是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联系在一起的。1967年，在《正处》发表十周年时，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正处》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进行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1969年，林彪在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中称：《正处》“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1975年，张春桥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中也说，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奠定了党的基本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央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全面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但在理论界，不少人仍认为，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57年的《正处》。
改革开放后，《正处》仍然是理论界研究的重点之一。据粗略统计，从1979年至2007年的28年里，各种刊物发表的研究《正处》的论文以数千计，每隔几年就有关于《正处》的研讨会召开，关于《正处》研究的综述类文章不断发表，对人民内部矛盾学说进行反思的专著也已出版（如雍涛著《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历史反思》，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通过对中国知网① 的检索，以“人民内部矛盾”为关键词的论文、文章约4500多篇，在文章标题中出现“人民内部矛盾”这一词组的约1400多篇。特别是在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决定后，不到一年时间，以“人民内部矛盾”为关键词的论文、文章约824篇；在文章标题中出现“人民内部矛盾”这一词组的约252篇。截至2007年7月，各部门、各地召开的关于《正处》的研讨会、座谈会将近20个。这些会议都是为纪念毛泽东《正处》发表50周年而召开的，近一半的会议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主题。不少文章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与《正处》的思想一脉相承，《正处》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先导。
这样，关于《正处》就有了迥然不同的几种评价。仅通过《正处》发表50年后不断产生的具有广泛影响的评价上，就不难看出这篇文章对我国社会发展具有的影响力。为什么《正处》一文会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和如此深远的影响力？主要原因在于，《正处》与《论十大关系》是建国后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里程碑式的著作。《正处》提出了具有重大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的课题，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可以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妥善处理各种新的矛盾提供借鉴。另外，50年代中期，我国社会处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程中，我们党处在由长期领导革命向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转变的过程中。在中国社会和执政党历史性转变的重要阶段，在毛泽东的思想上，既有不断迸发的思想火花，也有急遽变化的思想矛盾。这时，他思想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是非常突出的。这种矛盾状况在《正处》中也有反映。《正处》发表很多年后，处于不同时代的人们虽然视角各有不同，但都可以从中找到理论根据，缘由便在于此。因此，《正处》不仅在过去是理论界关注的重点，今后，仍会是研究者不断发掘的一座“富矿”。
二、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50年来，国内对《正处》的研究重点大致在三个方面：一是如何认识这篇文章的理论贡献；二是如何认识《正处》发表后党的指导思想发生的重大转变，为什么不久就出现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严重后果？三是新时期我们党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一）《正处》一文的形成过程、理论贡献和历史局限
《正处》一文的形成，具有比较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同时，也有比较曲折、复杂的过程。《正处》有两个版本，一个是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处》基本思想的讲话稿，一个是同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的《正处》一文。学术界一般认为，讲话稿标志着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逐渐成熟，正式发表稿是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最集中的理论概括。据《毛泽东传》记载，从《正处》讲话稿到正式发表这篇文章，毛泽东在北京、天津、济南、南京、上海开了多次座谈会，作了多场报告，先后对《正处》修改了13稿②。在6月19日正式发表的《正处》一文中，由于受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影响，毛泽东增加了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如强调阶级斗争还很激烈，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仍然存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区分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等等。
由于《正处》是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大创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50年过去了，《正处》的理论贡献一直为国内外学者所肯定。比如，《正处》第一次提出并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阐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提出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创立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第一次把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提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等等。学术界普遍认为，毛泽东关于两类矛盾学说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内容，至今仍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与此同时，由于《正处》是在反右派斗争中发表的，这篇文章也留下了至今仍像谜一样困扰着人们的问题。即：为什么人民内部矛盾学说提出不久，就出现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严重后果，出现了理论和实践的强烈反差？在一些亲耳聆听毛泽东作《正处》报告、不久便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的记忆中，这段经历就像刚才还“如沐春风”转眼便“电闪雷鸣”，变化之快，让人难以理解。对于这个问题，大致有几种看法：一种认为，形势逆转是因为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后来发生了变化，以及这一理论和策略尚未被广大党员干部所掌握。[1]（P601-602）这一观点有些陈旧，说服力不够强。也有一些人提出，理论和实践出现强烈反差，是因为《正处》本身存在历史局限性，如：没有明确“国内主要矛盾”是什么；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重；回避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对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处理方法过于单一；对制度建设和民主法制缺乏重视，等等。
关于这个问题比较尖锐的观点有两个：一是“引蛇出洞”说；二是“违反宪法”说。前一种观点认为，“人民内部矛盾”是毛泽东在1956年发明的新名词。《正处》讲话及宣讲以至发表，都是毛泽东“引蛇出洞”的部署。而“人民内部矛盾”是“引蛇出洞最重要的诱饵”。[2] 有人进而提出，毛泽东2月发表讲话，南下宣传《正处》思想，“寓有一层诱导各种矛盾充分暴露和激化的深意”，至5月中旬写成《事情正在起变化》，其“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只有党内干部得知。6月《正处》正式发表，“两类矛盾学说的框架未变，但阶级斗争观念又在这个新框架内恢复了活力。[3] 这一观点提出后影响较大，跟进者有之，批评者亦有之。持“违反宪法”观点的论者认为，宪法的颁布，标志着急风暴雨的群众性革命斗争时期已经结束。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应强调法治，共产党也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如果公民犯了罪，要按有关法律去处理。而“正确处理”的主语仍是党和党的领袖，毛的基本思想仍是“人治”，不是“法治”。把历史上处理党内问题的方法搬用到党外，对人民群众应有的、宪法赋予的权利未予重视。
这些观点有点片面，但有一定道理，值得思考。片面性在于，论者提出了一些关键性问题，但对当时的国际大背景、中国的具体国情、社会各方面的动态以及毛泽东的思考及其变化，还缺乏深入考察，对这段历史的全面把握和分析还显得不够。比如，“人民内部矛盾”是不是毛泽东个人在1956年发明的新名词？在毛泽东酝酿、形成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过程中，由于阶级斗争思想的影响，是有过“引蛇出洞”一类言论，但能不能说毛泽东提出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就是为了“引蛇出洞”？再有，1954年召开一届全国人大颁布了宪法，是我国社会的一个进步，但在实际上，有了宪法并不等于执政党乃至全社会就有了法治意识。当时，党内各级干部乃至全社会对宪法的认识水平怎样？是不能不加以考察的。历史表明，在我国这个有着长期封建历史影响的国家，纵然有了宪法，相关法律的制定和全社会法治意识的培养往往有滞后性，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在执政党与法律的关系等问题上获得明确的认识。当然，上述观点虽有片面性，但可以促使我们思考问题，至少可以提示我们，在表述这段历史时应注意把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加以考察，而不是仅对《正处》一文作字面上的理解和阐发。现在，一些文章在概括《正处》发表后的历史发展时，常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中断”这一提法。这是值得推敲的。如果我们注意到“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张春桥对《正处》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关系的阐释，知道九大政治报告和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都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在概括《正处》发表后的历史发展时，就会在措辞的慎重、周密、准确上多加注意。
（二）对《正处》研究取得的新进展
今年，学术界对《正处》的研究取得一些新进展。主要表现在，由重点研究毛泽东的《正处》一文，扩展到研究我们党酝酿、形成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思想的过程。研究者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不仅仅局限于对《正处》一文的形成过程③ 进行考察，而且深入探索我们党形成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思想的过程。不论是研究对象，还是研究领域都得到进一步拓展。在研究对象上，由对毛泽东个人思想的研究，扩展到对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维汉、邓子恢等人对形成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的探索和贡献。在研究领域上，不仅把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搞清楚的重大理论问题，而且把视野扩展到建国前后，作为我们党在执政后面对的重大时代课题，与探索执政规律联系起来进行考察。
有人提出，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我们党在执政条件下面对的历史性课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的形成，是党在执政实践中酝酿较长时间形成的思想成果。建国前后，李立三、邓子恢、刘少奇等人就对国营企业和合作社内部的矛盾问题进行过探索。50年代中期在我国社会发生历史性转折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应运而生，适应了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正处》一文发表不久，党的指导思想发生大转变，与对两大问题的认识缺陷有关：一是如何克服执政党存在的官僚主义等问题；二是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4] 这一观点表达出一种认识角度，即：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作为一个广义的概念，作为我们党在执政条件下形成的重要思想成果，把党中央其他领导人对这一思想的探索和贡献也包括在内；同时，把我们党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思想与毛泽东《正处》一文既加以联系又有所区别。这种认识角度，与近几年中央领导强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的精神是一致的；同时，也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认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在下一步的研究中，对于《正处》一文、毛泽东关于人民内部矛盾学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等概念，进一步作出区分和把握，是应予注意的。
在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形成的考察上，还有人提出，早在40年代毛泽东提出“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等概念，表达了他的和谐之道。50年代中期，毛泽东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的思想更多地通过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中一系列重要关系的论述表达出来。[5] 今年，还有一些文章由某一方面或某一地区入手梳理材料，进一步丰富了以往的研究。有的文章考察了1957年前后党处理农村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过程，以及其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6] 一些地方党史研究室的同志整理出《正处》发表前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在上海、天津等地的调研和宣讲内容，以及北京、吉林等地贯彻《正处》思想的初步实践。总之，把毛泽东2月27日讲话，毛泽东在各地的宣讲活动，6月19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正处》一文联系起来，考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形成过程，今年取得了初步成果。
从总体上看，目前对毛泽东关于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形成的研究还比较薄弱，虽然《毛泽东传》披露了一些资料，但是，相关文本的收集、整理还很不够，一些重要问题还没有展开研究。比如，《正处》这篇文章一共提出十二个问题，研究者对于前四个问题：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肃反问题、农业合作化问题、工商业者问题，谈得比较多，而对知识分子问题，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双百”方针，中国工业化道路等问题，还很少谈到。另外，毛泽东关于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形成后，在实践中的贯彻情况、反右派斗争的开展以及后来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发生的重大演化，目前仅有少量文章涉及。这是可以深入研究的领域。
（三）新时期党对正确处理人民矛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是否还有科学价值和指导意义？有人认为，《正处》一文有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思想萌芽，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还要继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不以为然。更多的人认为，尽管《正处》有这样那样的历史局限甚至错误，但两类矛盾学说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内容仍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而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日益增多并越来越突出，如何处理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仍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重要课题，需要认真加以研究和解决。
研究者普遍认为，进入新时期，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有人提出，邓小平在以下方面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科学判断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前提，妥善协调利益关系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关键，加强民主法制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制度保障。[7]（P12）还有人提出，邓小平从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的不同层次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指出现行的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妨碍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弊端；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途径，通过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统筹兼顾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公平、效率相结合，先富、后富相统一；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不搞政治运动，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8]
还有文章谈到江泽民继承和发展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比如，在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江泽民将正确认识和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作为一个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提出来，从改革、发展、稳定和依法治国的高度，阐述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性，同时，切实推进社会的公平、公正、公开，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从而使人民内部矛盾理论更加科学化、具体化了。[9]
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后，国内对《正处》的研究出现了一个热潮。学术界进一步肯定《正处》是我们党为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理论探索，对现实具有重要启示作用和指导意义。一些学者梳理了我们党为促进社会和谐进行艰辛探索的进程，认为毛泽东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原则。有学者指出，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特别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紧迫课题。有两个着重点，一是要加强对社会利益的整合，二是要提高解决矛盾的能力。毛泽东当年提出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方针仍是整合利益的基本原则。[10] 也有学者注意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与构建和谐社会二者之间有所发展，提出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到构建和谐社会，体现了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变化和党的执政理念的升华，反映了党对社会主义社会认识的深化。[11] 还有学者提出，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经济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怎样在改革开放形成的新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利益格局的基础上，在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的理论之外，另辟蹊径来认识和处理社会问题，是对我们党的考验。正是在这种实践和理论的考验面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逐渐形成。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不断深化，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又一重大进展和党的执政理念的深刻变化。[12]
三、研究的深化和展望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的研究，将是一个长期为理论界所关注的重要课题。要充分肯定《正处》在当时条件下所达到的认识高度，肯定其具有的重大理论意义。下一步研究的深入，应注意三个方面：
首先，进一步加强基础资料的收集、整理，搞清毛泽东关于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形成过程。毛泽东从酝酿《正处》讲话稿到正式发表这篇文章，在短短四个月里，思想发生了哪些变化？产生了哪些影响？同时，要研究《正处》发表后，毛泽东对党内和国内问题的思想发展脉络，研究中央领导人对党内和国内问题的认识变化。其次，注意研究新时期中央领导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的继承发展。再次，注意我们党作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今后的发展和变化。
随着依法治国的实践发展和理论研究的进展，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仍然是执政党及各级领导干部面对的重大课题。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将为我们认识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提供新的认识视角和认识方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也会在基本概念、理论范式、研究视角等方面出现一些变化：
第一，将从对人民和敌人的阶级划分和阶级分析，转向侧重于阶层分析、群体分析。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和“一国两制”的实现，使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党面临的社会矛盾更加纷繁复杂，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和特点：（1）“人民”范畴不断扩大。不仅包含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还包含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2）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根源更加深刻、复杂。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的产生，不仅由于经济利益的差别、思想认识的不同，还包括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同一制度下不同政治势力、不同民族和信仰之间，摩擦和斗争会长期存在，一定时间内还会激化。（3）人民内部一些旧的矛盾消失，新的矛盾出现。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不复存在，但是，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经济成分之间的矛盾出现并上升了。
第二，将从“人民”、“人民内部矛盾”等概念，逐步转向“公民”、社会矛盾等概念。有学者提出，逐步用“社会矛盾”替代“人民内部矛盾”，有助于推进和拓展人民内部矛盾的研究。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范畴较狭窄的政治性概念，而社会矛盾则是一个含义和范围更广的学术性概念。“人民内部矛盾”的提法在现阶段还会常常使用，但从长远发展趋势看，这一提法将逐步减少甚至渐渐淡出，而“社会矛盾”的表述将不断增多并成为常用语。[13] 还有学者提出，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更应强调“依法治国”和“公民”这一概念。只有以“依法治国”的思想和健全的法律制度作支撑，依法正确处理一切社会矛盾，才能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真正落到实处。[14]
第三，在加强民主法制建设过程中，研究的视角将从比较多的政治思想方面，转向经济利益、民主法制、社会建设方面。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的研究，不光是研究一段历史，实际上是研究一个时间跨度很大、政治性和现实性都很强的问题。在纪念《正处》发表50周年，探讨《正处》与和谐社会的关系时，需要注意把握好学术研究与纪念宣传活动的关系。我们党作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决定，为我们研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提供了新的时代高度，但不等于可以简单地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划等号。应避免把《正处》中的一些原理、概念套用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避免过度解释历史。当前，一些文章谈到《正处》的意义时说，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从哲学高度指明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必要性、改革的性质、对象和内容。还有文章说，我们党早就探索过和谐社会的建设问题。毛泽东的《正处》理论，不仅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为如何构建和谐社会指明了道路和方向，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这些说法，不大能经得起推敲。我们党在执政后固然不断追求和促进实现社会和谐，但是，“实现社会和谐”与“构建和谐社会”，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应加以区别的概念。如果我们党早在50年前就为构建和谐社会指明了道路、方向和根本途径，怎么还会有后来发生的严重挫折呢？从毛泽东的《正处》一文中，我们更应强调的是，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时俱进、进行理论创新的精神和勇气。
注释：
①数据库包括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②另据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回忆，《正处》从讲话记录稿到最后发表稿一共修改了14次。
③学术界普遍认为，《正处》的形成有“三阶段”：第一阶段，1956年3月至9月，毛泽东主持起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到波匈事件发生之前。第二阶段，1956年10月至1957年2月，波匈事件发生后，国内出现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闹退社。毛泽东于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正处”讲话。第三阶段，1957年2月底至6月中旬，毛泽东发表《正处》基本思想的讲话后，赴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地进行宣讲，并对《正处》讲话稿进行整理、修改和补充。6月19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正处》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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