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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 811；F 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0262(2007)01-0024-06
1 马克思《资本论》的辩证逻辑仍然是我们基本的参照系
笔者在《马克思〈资本论〉的辩证逻辑与邓小平的两重性逻辑》[1] 一文的第一部分对《资本论》的辩证逻辑已经做了系统分析。马克思本人曾在1858年致恩格斯的信中明确表示过，若有时间或机会，他很愿意对辩证逻辑原理作一种非常精练的正面概括，只需要两三个印张就够了。这就是要“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遍，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据我记忆，马克思实际上在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那本著作《哲学的贫困》(1847年出版)中，几乎已经这样做了。因为在那里，马克思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对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思想做了比较系统的整段评述[2]，尽管是淹没在与蒲鲁东论战的语言里，用“正言若反”方式来概述的。结果正如列宁所看到的，马克思没有遗留下更加详细而专门的辩证逻辑，然而却遗留下了资本论的辩证逻辑。出于历史的需要，马克思当时研究工作的重点放在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批判和否定上，可是现在时代背景不同了，我们研究工作的重点则要放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理性的论证上。因此，分析《资本论》的辩证逻辑并不是本文的主要任务。笔者考虑更多的，是合理的市场经济机制理论中所包含的辩证逻辑因素，简言之，是市场经济理论的辩证逻辑解读。
2 对市场经济的规律应当做出辩证逻辑的解读
近年来，人们对于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间的关系逐渐有了新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分析派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美国经济学家罗默(J.E.Roemer)，他在《在自由中丧失——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导论》一书中，对资本主义剥削的不公正性以及社会主义的正当性进行了新型的论证或合理性辩护。罗默并没有简单地把西方主流派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作相互排斥的东西，相反，他肯定了西方主流派经济学的方法论工具的启发性作用。他很有创意地居然立足于标准微观经济模型，推演出一系列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来说极为有价值的有意义结果。例如，有被日本经济学家森岛通夫称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定理”的4.1“剥削与利润的关系定理”以及6.2“阶级-剥削对应定理”等等。[3]
对于眼下所研究课题最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派经济学之间不是简单地相互否定、非此即彼的。事实上，许多有见识的当代西方经济学家都从马克思的思想中得到新的启示。反过来，以罗默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向我们示范了马克思主义也可以从西方主流经济学那里得到方法论上的有益启示。
另一方面，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我国经济学者越来越多地注意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着作为“市场经济”的共性方面，这是以前所忽视的。笔者相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需要有自己的微观与宏观经济学。尽管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繁多并且各有偏颇，然而只要我们善于鉴别，善于批判性地学习，就仍能从中学到某些对理解市场经济普遍规律十分有益的知识。应当说，西方主流派经济学毕竟是对于西方实际运行了几百年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某种规律性的认识和总结，至少是对于西方市场经济可操作层面的运行机制的某种规律性的认识，尽管它还存在着种种理论缺陷。
我确信，在市场经济运行规律之中必定包含辩证法，因此自信的辩证论者就有可能对市场经济规律按照辩证逻辑的思考方式进行解读。
3 邓小平的政治-经济不等式与“两重性逻辑”
在经济学中有两个教条长期束缚着人们的头脑，这就是：(1)资本主义混同于市场经济；(2)社会主义混同于计划经济。
邓小平高瞻远瞩，提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这两个著名不等式，一下子解构了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两大经济学教条。无数事实生动证明，邓小平的政治-经济不等式在实践中极大地解放了社会主义生产力，促进了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大踏步地向前发展。
“两重性逻辑”(dialogic)，是当代复杂性方法论创导者之一法国学者莫兰(E.Morin)在《复杂性思维》(2005年3月，长沙：复杂性研究国际会议论文)一文中所提倡的新概念，它具有非常辩证的性质。所谓“两重性逻辑”的基本原则是指，把表象上应该互相排斥的两个对立的原则或概念联结起来，因为它们实际上是不可分割的和对于理解同一实在是缺一不可的。莫兰引用玻尔的话来说：“一个平庸的真理的对立面是一个愚蠢的错误，但是一个深刻的真理的对立面总是另一个深刻的真理。”
“市场经济”原本是一种高效率的经济机制，包含着一个深刻的真理；而“社会主义”则是一种人类追求正义和公平的伟大政治理想，包含着另一个深刻的真理。从根本上看，这两种真理决不应该是相互否定、相互排斥的，可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事实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长时期作为对立物而客观存在。正因为如此，经济学家的头脑长期以来也就很自然地被“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样两个教条所束缚，因此按照“非此即彼”的简单逻辑，机械地推出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能够相容的极端错误的结论来。
然而，领导我们进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运用矛盾分析法的锐利武器，应用两个政治-经济不等式的新观念，一下子解构了经济学中的那两个教条。更进一步，他在这两个政治-经济不等式基础上，借助于两重性逻辑，通过辩证综合产生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概念。大家终于省悟过来，市场≠资本主义，计划≠社会主义，政治与经济分开，目的与手段分开。具有社会主义政治理想的中国人民，可以放开手脚，大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曾经使用过的一切经济手段，为我所用。因为政治理念当然要靠自己来坚持，而手段、工具本来就无所谓“姓社姓资”。按照我的理解，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的核心思想就在于这种两重性的辩证逻辑。在我国实现马克思政治理想最佳可行的通道，就在于邓小平所倡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可是现在仍然存在两种极端情况，一是借划清“姓社姓资”的名义指责当前市场经济一无是处，其实那只是在名义上而决不是在实质上坚持马克思主义；二是对于我国现行市场经济好的政策措施及其实际收效，有人却按“资本家逻辑”加以解释和理解，把功劳记在“资本主义”和“私有化”头上。“两极相通”，此两者都没有摆脱“计划=社会主义”、“市场=资本主义”的两个教条，都没有理解邓小平政治-经济不等式与“两重性逻辑”的深刻意义。这种“两重性逻辑”是辩证逻辑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4，5]
4 经济学思想史的辩证逻辑解读
“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在经济学思想史上，存在着一对又一对相互竞争的研究纲领和理论，它们之间往往需要经过多次反复较量，无论确证还是证伪都不是一次完成的。“真金不怕火炼”，深层次的真理性因子是要经过漫长的冶炼过程才能逐步“结晶”出来的。就较量结果而言，通常不是哪一个纲领(正题)绝对地错了，哪一个纲领(反题)绝对地对了，更多的情况是对立纲领的合理成分一次又一次地实现辩证的综合(合题)。这是符合认识过程的辩证法的，也是符合辩证逻辑的思考方式的。“相互竞争的纲领”、“确证和证伪”、“辩证的综合”、“正-反-合”等等都是辩证逻辑思考模式在分析过程中的具体化。
在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初创时期，同样存在着相互对立且相互竞争的研究纲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两个：一是重商主义(在16—17世纪占上风)，二是重农主义(在18世纪占上风)，重商主义在相当长时间内占主导地位。重商主义纲领由于它的最大特点是把财富等同于金银，认为财富来源于对外贸易的顺差，因此，它强调国家应该干预国民经济。相反，重农主义纲领却相信：“自由放任，世界会自己运行。”用现代系统科学的语言说，也就是相信在人类社会内部存在着“自动调节”机制。总的说来，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这两种研究纲领在这一问题上同样是各有其合理性又有其片面性，换句话说两者既相互排斥又相互补充。
4.1 如果把重商主义作为正题，那么斯密革命就是重商主义的反题
亚当·斯密在对重商主义纲领中“国家干预”观点的批判性研究中，提出了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截然不同的新概念，突出了市场调节机制的作用，提出了所谓“看不见的手”的著名隐喻。与此同时，他还提出劳动价值论，认为一切生产部门的劳动都是国民财富的源泉，既吸取了重农主义重视劳动生产的合理观念，又克服了它只注重农业生产的狭隘性。劳动价值论和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看不见的手”，发展成古典经济学的一种“范式”，为古典经济学家确立了公认的理论框架，史称“斯密革命”。李嘉图扩展了斯密革命的成果。他继承了斯密经济自由主义的衣钵，坚决鼓吹自由贸易政策的优越性，反对国家干预。例如，在国际贸易理论中李嘉图提出各国应按“比较成本”进行国际分工，其核心就是“两优取重，两劣取轻”，具体地说，每个国家都按照“比较成本”的大小，即专注地生产那些不利较小、优势较大的产品，然后通过贸易相互交换，这样可以使劳动配置合理，在资本和劳动不变的情况下，增加生产总额，对贸易各国均为有利。用现代的例子来说，比如日本向美国出口西装，又从美国进口小麦，通过贸易相互交换，结果双方都能得益，这也就是博弈论中的“双赢博弈”。李嘉图的学说启示我们，输和赢(赚和赔)的关系并非通常所认为的那样，贸易的结果必定是你输我赢，或我输你赢，而是做得好的话可能双方都赢，做得不好的话可能双方都输。所以输与赢的关系是微妙而辩证的对立统一关系。如果单纯从常识观点看，输与赢是固定范畴，输是赢的反面，赢是输的反面，两者相互否定。然而，从辩证逻辑观点看，输与赢都是流动范畴，不是固定范畴，它们是能动地可转化的。
经济学思想史上的穆勒综合可以看作重商主义与斯密革命的合题。由于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是全面系统地吸收和综合了前人成果，因此，曾长期被看作李嘉图之后正统的古典经济学的最大权威。在经济政策上，穆勒赞成自由放任与适度的国家干预相结合。穆勒还继承了并且企图在逻辑上完善斯密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
4.2 如果把劳动价值论作为正题，那么边际革命就是劳动价值论的反题
1871年，奥地利经济学家门格尔、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属于瑞士洛桑派的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几乎同时提出了边际效用价值论，开始了边际革命。诚然，从辩证逻辑观点看，主观与客观本是一对辩证矛盾，其间存在着两极张力。在经济学史上，有关价值理论存在着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竞争的研究纲领，即劳动价值论与边际效用论。劳动价值论当然有自己充分的事实根据，它主要偏重于研究客观上劳动的消耗，只是相对地忽视了对主观效用方面的考虑，因此不能合理解释比如消费者行为的主观评价成分。例如，劳动价值论碰到一个明显的“反常”事实，产品和生产要素在市场上的定价与资源的稀缺性相关，由于存在着稀缺性，因此对各种产品用途的主观估价就会存在效用递减，与此相应同时存在价格递减，可见主观、心理的评价能影响并决定商品的价格。因此，边际主义者提出效用价值论。
4.3 如果把边际革命看作劳动价值论的反题，那么马歇尔综合就是劳动价值论与边际革命的合题
西方经济学思想史上的第二次大的综合来自于马歇尔，《经济学原理》(1890)是这一时期开始的标志，该书所提出的具有首创意义的“均衡价值论”和全书的基本结构为当代微观经济学的形成提供了基本构架。“马歇尔综合”使边际主义的革新学说同原本所要反对的英国古典学派的传统相融合。从辩证逻辑观点看，古典学派的“客观劳动价值论”与边际主义的“主观效用价值论”这两种相互竞争的研究纲领实为对立的两极。前者偏重于供给分析，形成了以生产成本为核心的供给理论；后者偏重于需求分析，形成了以效用分析为中心的需求理论。马歇尔的“均衡价值论”使供给与需求、卖方与买方、客观与主观等矛盾的力量获得均衡，把原来完全对立的看待世界的基本立足点、思考方式以及价值观念合理地统一起来。所以说，“马歇尔综合”是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三种意义的综合，它使革命者-边际主义和被革命者-古典经济学从互斥转化为互补，把经济学理论重新团结在“看不见的手”(那是古典纲领核心原理之化身)的旗帜下。西方经济学因而推陈出新，被称之为“新古典经济学”。从辩证逻辑观点看，从古典经济学通过边际革命到新古典经济学，完成了正-反-合的“否定之否定”。
4.4 如果把新古典经济学看作正题，那么凯恩斯革命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反题
20世纪30年代以前，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一直在西方占统治地位。可是，到了3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大萧条。以“市场能够自动调节平衡”为理论支柱的传统经济学面对如此严重的“反常”一筹莫展，终于使旧范式穷于应付而陷入危机。1936年凯恩斯出版了划时代的巨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引起了经济学革命。“凯恩斯革命”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首先成为凯恩斯抨击的目标是“供给中心主义”。古典经济学家都确信，市场经济中存在保证充分就业均衡趋势的自动调节机制，并赞同“供给自动创造自己的需求”(所谓“萨伊定律”)。凯恩斯把它颠倒过来，提出“需求自己创造自己的供给”的“需求中心主义”；第二，与此相关，凯恩斯也否定了“充分就业”信条，承认资本主义存在“非自愿失业”的现实；第三，凯恩斯突破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理论范式，第一次构建了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前者从经济主体的“个量”分析着眼，后者则从“总量”分析着眼；第四，在经济政策上，摒弃自由放任主张，主张政府干预，提出了赤字财政政策主张。显然，这些主张足以构成新古典经济学的反题。
凯恩斯范式取代了斯密范式，凯恩斯的“看得见的手”(萨缪尔森语)一时压倒了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二战之后，特别是50—60年代期间，凯恩斯经济学已成为西方经济学的新正统。
4.5 如果说，凯恩斯革命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反题，那么萨缪尔森综合(即新古典综合)就是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革命的合题
萨缪尔森1948年《经济学》首版的问世标志着西方经济学史上的第三次综合，被称为“新古典综合”。新古典综合派认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和古典的微观经济学并非水火不相容，两者可以实行综合。在萨缪尔森的心目中，凯恩斯经济理论不过是新古典理论的特例，也就是说，前者的理论仅适用于短期的市场不完全性，一旦它帮助后者恢复充分就业假定前提，从长期来看，古典经济学理论将再度适用，前者和后者的相对地位因此而转化。转换成经济学方法论的语言来说，凯恩斯的矛头并非真正指向新古典纲领的核心假说，实质上它也未能根本动摇“理性经济人”的硬核，因此只需调整关于市场的短期或长期效应的辅助假说就行了。
从辩证逻辑的观点看，作为上一轮正-反-合结果的“合题”的新古典经济学，又是新一轮正-反-合的起点或“正题”。新古典经济学通过凯恩斯革命到“新古典综合”，完成了新一轮的否定之否定。当然，萨缪尔森的纲领现在早已落伍了，他之后的经济学家又开始了对他的纲领的批判性分析和反思。我们并没有穷尽经济学思想史上的正-反-合，只是列举了最有代表性的案例而已。不过，这些案例对于说明经济学思想史中相互竞争的研究纲领的辩证综合的发展模式已经足够了(详见参考文献[6]的分析)。
5 例示：微观经济学的辩证逻辑解读
笔者在讲授《世界经济运行机制》和阅读《微观经济学》著作的过程中领悟到，如果从辩证逻辑观点看，经济学中的许许多多公式、许许多多曲线都包含着程度不同的辩证内容，只要善于转换成适当的方式就都可以做辩证解读。
需求与供给(以及消费与生产)是经济学中最常见的一对辩证矛盾。我们可以采用辩证逻辑的理念，对相互对立的每一方面进行辩证分析。
作为辩证矛盾一方的是需求。所谓需求，是指消费者在某一时期内，对某种商品在一定价格条件下，愿意而且有能力购买的商品量。“需求规律”可以应用图1的“需求曲线”来图示，需求曲线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线。它表明，在一般情况下，商品价格与需求量之间存在着反方向变动的关系。习惯上，用横坐标表示商品量，用纵坐标表示价格。需求对价格的依赖关系是这样的：如果价格下降，那么需求就会增加(在图中表现为顺着曲线下滑)；如果价格上升，那么需求就会减少(在图中表现为顺着曲线上爬)。当价格不变时，由于其他因素的变动所引起的商品需求量的变动，在图中则表现为整个需求曲线的移动。向左移表示需求减少，向右移表示需求增加。作为辩证矛盾另一方的是供给。所谓供给，是指生产者在某一时期内，对某种商品在一定价格条件下，愿意而且有能力出售的商品量。与需求规律相对应，供给也有自己的规律，它可以应用图2的“供给曲线”来图示，供给曲线是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线。它表明，在一般情况下，供给量与商品价格之间存在按正比例变动的关系。同样地，横坐标与纵坐标分别表示商品量以及价格。但是，供给对价格的依赖关系则另是一样：如果价格上升，那么供给就会增加(在图中表现为顺着曲线上爬)；如果价格下降，那么供给就会减少(在图中表现为顺着曲线下滑)。如此等等。
在对上述“需求与供给”这样的对立双方的辩证分析中，我们发现，需求量与供给量对商品价格变动的依赖关系，具有某种反对称的性质。
概括地说，在微观经济学的需求与供给理论的图示中，横坐标与纵坐标，曲线的向右上方倾斜或者向右下方倾斜，曲线的左移与右移，上升与下降等等，作为范例，是经济学的诸多辩证矛盾错综复杂关系的一种生动形象的表现形式。
进一步说，还可以运用辩证逻辑观点解读均衡价格理论。在微观经济学中，所谓均衡分析方法，是指在均衡条件下分析商品价格与供给-需求关系变动的一种方法。这里的均衡特指经济中变动着的各种对立力量处于暂时的平衡或稳定状态。均衡价格是指一种商品的需求价格(消费者愿意支付)与供给价格(生产者愿意接受)相等时的价格，在图3的表示中就是商品市场的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相交时的价格。从辩证逻辑观点看，市场=由生产者(供给方)与消费者(需求方)所组成的对立统一体。由于供给与需求对立双方的相互作用，一旦出现市场价格偏离均衡价格的情况，一种潜在的力量就会自动恢复均衡。如果市场价格高于均衡价格，则需求量必定下降，同时供给量必定上升，这样就会造成供给大于需求，结果必将导致价格下降，……直至趋近均衡点为止。同理，可以分析市场价格低于均衡价格的情况。当市场价格出现偏高倾向时，市场系统内部的“下降机制”就会发生作用；当市场价格出现偏低倾向时，市场系统内部的“上升机制”就会发生作用。从系统科学观点看，这就是控制论的负反馈自动调节机制。偏高=变低的原因；偏低=变高的原因。高则低之，低则高之，相反者相成也。从辩证逻辑观点看，“高”与“低”都成为流动范畴，在这里概念的“自否定的辩证法”是在发挥作用了。
图1、图2、图3中的直线只是曲线的特例。上述分析不难推广到曲线情况。对于均衡价格的决定来说，是求供给与需求这两条直线的交点。对于消费者均衡的序数效用论分析来说，则是寻求无差别曲线(形如双曲线)与消费可能线(或称预算线)的切点。关于上下、左右的倾斜或者移动的矛盾分析也是与上文相似的。还有涉及特殊低档商品的需求曲线，它把反比例曲线与正比例曲线这样两种相反的变化倾向整合在一起了，见图4(参看参考文献[7]的细致分析)。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台湾林国雄先生，他曾在《新儒学经济思想的开拓》中，用周易阴阳逻辑来解释主流的微观—宏观经济学[8]。这可说是“经济辩证逻辑”的台湾版。李约瑟曾经敏锐地指出，当西方人着力于发展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周易阴阳逻辑，就属于其中。林国雄把阴阳逻辑的基本出发点概括为四大定律：(1)创化定律——阴阳创化万物；(2)无生定律——孤阴则不生，独阳则不长；(3)变化定律——在适当情形下，阴可变阳，阳可变阴；(4)平衡定律——阴阳平衡，天下太平；阴阳失衡，天下不宁。如果译成大陆学者习惯的语言来说，这就是：对立两极互动创造万物；对立面相互依赖；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对立面相互制约，达到均衡状态，就有望实现“和谐社会”。依我看，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与宏观调控(“看得见的手”)、供给与需求、商品的客观价值与主观效用等等之间，确实存在“一阴一阳，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虽然我们与他的具体解释方案可以有很大的差别，但无论如何，从某种意义上说，林先生可能成为我们研究经济学的辩证逻辑的一位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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