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观念与当代中国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实证论文,当代中国论文,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1)04-0008-08
在20世纪80年代初，作为对教条式“唯物史观”的反拨，照应着整个时代的思想解放，史学界曾以高张“实事求是，尊重历史”来树立史学的“科学性”，甚至悄然兴起一股“回到乾嘉去”的思潮。而当80年代的理论热潮稍歇暂定，史学界再次平静而坚决地予以反弹，伴随着“国学热”和“学术规范”的讨论，90年代的学风实现了从高谈“主义”到研究“问题”的转移，多有学者称“实证”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当今史学的主流。然而，与当代史学确定无疑地将重心置于“实证”的同时，史学学者又借用西方历史哲学的思想资源对“实证”观念进行了持续深入的检讨和批判，这种检讨和批判已构成当代史学发展的一股重要动力。
无疑，在当代中国史学20年的进程中，“实证”已成为一个含义复杂的主题词。它既显示了当代中国史学一种富有成果的确定发展方向，又折射出当代中国史学所面临的重重困境和问题。因此，回顾和检讨“实证”观念在当代中国史学发展中的遭遇，对于我们反省自身的工作状态及其存在的问题，从而获得正确的方向感，也许不无裨益吧？
一 “实证”的两重涵义
在西方学术史上，“实证主义史学”有着狭义和广义之分，于是“实证”的概念也就有了相互联系和递进的两重涵义。
19世纪是“科学历史学”得到确立并迅速发展的时期，对整个19世纪史学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是德国史家兰克，他被后世公认为“科学历史学之父”。众所周知，他在《1494-1514的拉丁和条顿民族史》一书中，明确提出了一个史学新原则：史学应该摆脱一切求用的外在目的，史家应该摒弃主观，“客观如实”地叙述过去的“客观事实”。他把研究重心放在提取原始证据和分析证据的工作上，并确立了一套“科学的”史料批判方法。在他的影响之下，“客观如实”的治史原则成了欧洲史家的普遍信念，他们用科学的考据方法去确定事实，自信历史学将经由这一途径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在19世纪后半叶，由法国哲学家孔德奠定的实证主义哲学日渐成为欧洲学术思潮的主流，以泰恩、古朗治为代表的法国史家和以巴克尔、伯里为代表的英国史家将实证主义哲学精神运用于历史研究，形成了“实证主义史学”。他们为史学规定的任务是：1、通过直接经验观察的方法确定一个个事实。所谓“直接经验观察”，指的就是自历史文献中考辨和提取证据；2、从一系列确定的事实中归纳得出有关社会演化的因果规律。他们所说的因果规律，指的是现象之间“顺序性和相似性的固定不变的联系”。在他们看来，这完全属于经验领域，根本不必涉及“价值”和“意义”。这些“实证主义”史家相信，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一样服从于一些确定的因果法则，而史学家能够通过“实证”的方法发现它们，从而预知历史进程。由此，历史学才能成为一门与自然科学一样的真正的科学。尽管“兰克学派”和“实证主义史学”之间有着强调个别事实和强调一般规律概括的差别，但在本质上它们是相通的：1、他们都假定了一种确定不变的客观历史真相，并将之作为历史研究的最高目标；2、他们都强调历史事实的纯粹客观性质和历史学家面对历史的客观态度：“事实”独立于认知者之外，历史事实之与历史学者的关系正如科学家之与自然事物，故而，与科学家观察自然一样，史家必须删除一切主观因素。所以，从广义上讲，即从史学“科学性”的认同和研究方法的共性上讲，19-20世纪西方的专业史学就是实证史学，也可以称之为学院派、科学史学。[1]
那么，史学“实证”观念的第一层涵义，可以说是“实证”一词的原义，指“可以在经验中观察到的无可置疑的事实”。“实证”强调的是：只有以观察到的事实为依据的知识才是真知。“实证”的这一基本涵义是深深包裹在近代社会人文学术之中的坚硬内核。然而，对确凿无疑之事实的绝对强调往往导致对主观理解和解释的绝对排斥，暗含着对一切抽象和推论的怀疑与拒斥。而“实证”观念的第二层涵义则是“科学历史学”的基本理念，即对于纯然客观的“事实”和自在自为的“规律”的设定，以及对于研究者的“客观科学”态度的简单强调：“真相”意味着早已安排好的人类生活的逻辑秩序，人类的行为－事实事先安置在一套因果链条上，等待一个与之隔绝无涉的人去发现。
20世纪以来，西方的实证史学传入中国，与乾嘉考据传统相汇合，成就了中国近代的实证史学。胡适和傅斯年曾从理论上大力倡导科学实证的史学观念。如果说，胡适更偏向于谨慎的存疑和实验，而傅斯年则强调绝对、彻底的客观精神。他明白任何两件事实之间的联系都包含着史家主观的构造和推论，“而推论是危险的”，于是，他明确地“反对疏通”，对“著史”、“史论”、“历史哲学”一概排斥。在绝对“客观”的标尺下，惟一合法的历史科学就只能是史料学了。[2]傅斯年关于科学史学的狭隘界定，结合着固有的乾嘉考据传统，成为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占主流的史学观念。以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为标志，中国新史学发生了重要的转折，此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日增，与实证史学鼎足而立。随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全面胜利，马克思主义史学遂成为不争之主流，迄今已逾半个世纪。尽管中国近代实证史学着重局部史实的精细研究，而马克思主义史学则以“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进行宏观架构，直接回答中国历史发展演化之所以然，但是，二者有着一致的基本立场和紧密的学术继承关系：对史学之“科学”性质的认同和强调。
二 “论”与“史”的谐调？
然而，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一种以哲学体系为指导、立足于一定阶级立场和政治观念的历史研究，如何保证其宏观历史解释严格地以事实为依据呢？与“客观科学”态度又如何谐调呢？20世纪40年代及50-60年代发生的两度“史”、“论”之争，不能不说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这一固有矛盾有内在关联。[3];[4]
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时代思想环境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进入了一个“拨乱反正”的时期，对文革“影射史学”的清算引发出对建国以后乃至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历程的反省。与此同时，对教条主义的反拨带来了对理论本身的否定态度，“事实”打算脱离名声不佳的“理论”，独自成为史学的主角，而不惜“回到乾嘉去”。[5]在“拨乱反正”和“矫枉过正”的变奏之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内在的“理论”与“实证”的矛盾再一次凸显，遂引起了又一轮“史”、“论”争执。与以往不同的是，在这一次史论关系讨论中，已无人再提“以论带史”，也并没有“以史代论”的正面提法，所有的史家都主张“论从史出”或“史论结合”。中国历史学者用痛苦的切身经验换来了一种共识，即历史学作为一门追求“客观真相”的科学有其完善的自主性。立足于此，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解为严格的实证科学，加以“实证主义”式的变形：“唯物史观”就是马克思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认识历史的结果，是马克思对经验事实进行实证归纳的结果。
当时有史家问道，作为“指导”的“论”“从哪儿来？其正确性何在？”[6]黎澍这样回答这一问题：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就是“充分占有材料，分析历史事件的各种发展，从中探寻其内在联系，完全从事实出发”。“历史发展呈螺旋形。在螺旋曲线的不同位置的近似点上，可以看到各种现象的重复性和常规性，从中认出历史规律。”[7]这就是说，马克思发明“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方法正是19世纪后半叶实证主义史家所倡导的“实证”方法，马克思“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所进行的“抽象”，仅只是实证归纳的结果。一旦将“抽象”仅仅看成是对现象的归纳，将“思维”仅仅看成是“存在”的反映，那么，对历史的逻辑构造就成为历史现实本身，“规律”成为历史现象之“本质真实”的客观反映，成为“事实”本身。“理论”既涵盖了无限的现实，因而也具有了无限性，并顺理成章地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剥离出来，成了“真理”。把“理论”和“概念”作“实证”化的理解，就会将之实体化，而导致对“理论”的信仰，科学理论之“科学性”也就意味着不可变更的“客观性”。于是，“科学”理论当然可以作为具体研究的指导，使我们“从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样看来，“史”、“论”之争可以休矣，“科学”理论作为“指导”，详实的材料作为“基础”和“出发点”，二者谐调一致，并无矛盾。
然而，在这样一种“科学”理论的指导之下，作为历史研究之出发点的“经验材料”其实被注定了验证、补充、丰富“理论”的命运，不可能具有真正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而“论”与“史”也就难以达到真正的谐调。
那些主张“史论结合”的史家对史料位置的安置，清楚地显示了经验材料在理论面前的被动性。如有学者指出：“历史研究从搜集资料开始到对历史现象的分析评价，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导。”诚然，“宣称反对用任何理论来指导历史研究……是虚伪的”，然而，在“惟一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搜集和运用材料”，则意味着以惟一的价值标准，“把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本质和现象加以严格的区别”。[8]其结果很可能是只剩下符合惟一一种“历史逻辑结构—方法序列”的材料。还有史家说：“揭示规律的史学仍以具体历史事实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历史过程及其内在联系，使人们了解过去，洞悉现在和预见未来。”“历史从来只保留有价值的东西，那些非本质的，与现实毫无联系和影响的过去，应该被遗忘、湮灭。”[9]如何判定什么是与“现实毫无联系”的“过去”？标准何在？进一步的追问可能呈现出这种断然判定中内涵的思想方式：以惟一科学的历史理论为指导才能揭示历史事实的内在联系，即规律，而规律则能指示惟一正确的历史发展方向，被确证的“唯一正确的历史发展方向”与现实中的一套核心价值互相确立。以现实中的核心价值为惟一基点追溯历史，才能剪裁出惟一一种历史事实的内在联系，从而将历史组织成一个整体性的逻辑结构，即惟一科学的历史理论。在这一闭合的逻辑里，惟一一种“现实”对应着惟一一种“过去”与“现实”的联系，对应着惟一一种“过去”。凡与之不符的“过去”，不能纳入既定历史逻辑的经验事实也就成了不合理的“残余物”，没有“价值”，没有“意义”。当关于历史的逻辑结构被等同于历史现实本身，经验材料也就不具有真正的主动性，而史家对于历史现实的原本无限丰富的感受和解释就很可能被冻结起来。
于是，在“惟一科学”理论指导下的历史研究很难不陷入一种两难格局：要么用经验材料填充既定的解释框架，要么就是“回到乾嘉去”，毫无方向性的积累经验事实。对此，那种将“规律”事实化、将“理论”实体化的思维方式，那种设定纯然客观之“事实”和“规律”的“实证”观念，是要负重要责任的。因此，要使“科学理论”对自身的“科学性”何在有充分的自觉，要使“理论抽象”与“经验事实”达成各有自主性的真正和谐，一个重要的思想条件就是对作为科学历史学基本理念的“实证”观念进行反省和批判。
三 对“实证”观念的修正和“主体性”的确定
到20年纪80年代中期，现行历史解释模式显然已无法解释人们在变动中的现实的感受和思想，“回到乾嘉去”所进行的知识积累遂丧失其方向和意义。青年人尤其痛感到，据说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学已经变成与自己的生命和时代漠不相关的东西，于是“史学危机”的呼声响彻整个史学界。无论“危机”一词是否恰切，但它的确表达了史学在求新求变时的强烈焦虑。在“危机”意识的促动之下，我国学者以现代西方历史哲学为思想资源，对设定纯然客观之事实和规律的“实证”观念进行反省与批判，从而确立了历史认识乃至历史运动的“主体性”。这一反省和批判所针对的，正是导致“史学危机”的两大锢癖：一是将理论所构建的“规律”实体化，从而不可避免地使理论教条化；一是担心理论中不可排除的主观性会影响史学的“科学性”，而不惜“回到乾嘉去”。
在当时，陈启能和李振宏对纯然客观之“事实”观念的批判颇具代表性。他们都指出，将“历史事实”等同于“自然科学事实”是实证主义的错误，在历史认识领域并不存在纯然客观的历史“事实”，历史认识的根本特点在于史家主体意识要参与对历史过程的重建。[10];[11](P173)在前几年，史家还自豪地把“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学和“研究自然发展规律”的物理学相提并论，认为历史学家之与图书馆，正如科学家之与实验室。[12]而现在，学者已在批评“实证主义历史观根深蒂固的把历史作为外在事物来观察”，“基本上混淆了自然界与人类历史的差异”，既无视历史认识主体对客体的参与和渗透，又无视历史活动主体的自主性和能动性。[13]
承认历史认识中无所不在的主体参与和渗透，无疑就是承认了任何一种历史认识的相对性。有学者论证道，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并非是纯粹的经验实证，而是以西欧资本主义社会为研究典型，根据经验事实建立其社会关系秩序的“一般类型”，由此出发进行“半先验的”推导，而得出了社会经济形态更替的一般原理。也就是说，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类似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它作为一个“科学研究纲领”，“在自己发展的任何阶段上，都有未解决的问题和未消化的反常”。[14]
更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进一步批判了实证主义哲学所设定的自在自为的“规律”观念，从而使我们有可能对历史理论的“科学”性质作出全新的理解。如雷颐指出，实证主义所理解的人类历史运动中的“规律”是一种机械决定论意义上的“规律”，“仿佛历史不是作为主体的人的活生生的创造，而是一种由外在力量早已规定好的图景的依次展现。”“人类的历史进程无法摆脱主观的干预，这种干预，就是理论的作用所在，人类对自身的研究，必然要影响着人类自身的现在和未来。”[15]那么，一种历史理论的“科学性”并不在于它是否确定了决定历史命运的本质规律，而是要看它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的“思想前提”，是否能够带动这个社会的自我更新和创造，真正“科学”的理论是注定要被修改和超越的。这即是说，理论的“科学性”恰恰在于它对自身“有限性”的自觉，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经验感受的积极的开放性。
首先在近代史研究领域，有学者根据库恩的“科学范式”说明确提出：我们在“唯物史观”的概念体系指导下的历史研究是一种“研究范式”，既然“历史研究是不能不带有主体意识的历史重建，研究规范乃是一部分研究者共同遵守的带有主观性的理论设定”，那么，“研究规范”的不断更新乃至多元并存、互相竞争，就成为学术发展的必要条件了。[16]最近，有学者著文论证，在“史学危机”之后，史学界的“历史解释理论”趋于多元。[17]当我们为发展中的当代中国史学回首来路时，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对“实证”观念的反省和修正，为史学研究模式的多元化打开了观念上的闸门。
史家们论及历史研究中无所不在的“主体意识”时，并不将之仅仅看成是造成认识相对性的限制，相反，“主体意识”是使当下“主体”深入历史的能力，是历史认识必须具备的前提。正是史家在自身时代中的“主体意识”使史家能够通过对历史演化的解释建立起“过去”与“现在”的关联，从而使历史对于今天的生活发生意义。而排斥主观性，就是排斥了一切对历史的思想架构，也排斥了历史世界与我们自身的相关性。当“过去”不能成为对于我们来说有意义的存在，历史学也就丧失了对于我们生活的意义。当时史家对历史研究中“主体性”的确立，所针对的正是以“客观”态度标榜却从根本上丧失了对生活的责任和思想能力的“考古癖”。[11](P151);[18]
对“实证”观念的修正以及历史认识的“主体性”的确立，使史学界对历史知识性质、功能的认识有了深层次的变化。这一观念变化是当代中国史学发展历程的重要一环：它构成了一个必要的思想条件，使当代中国史学得以从一元的历史解释模式中解脱出来，从无关痛痒的“好古癖”中振作起来。
四、历史学的“人文性”与“客观性”
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史学界，承继着“拨乱反正”时期对史学“科学性”的强调，历史学之为科学还是一个完全正面的价值。历史学为人们提供改造现实之理论工具——历史规律，仍然是大多数史家对历史学功能的最高设定。那么，历史学不可摆脱也不可或缺的“主体性”岂不会与科学的“客观性”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吗？甚至有学者认为这个问题是对“实证”观念的修正所带来的最大困惑。[19];[20]然而，如果不能把握对“实证”观念的批判所带来的真正启示，而对历史学的性质、历史学的“求真”目标、历史知识的“客观性”加以新的理解，那么，这一“困惑”恐怕只能将问题带入理论的迷途，引出一些论辩和推理的游戏。90年代以后有关历史学之“人文性”和“客观性”的讨论进一步将对“实证”观念的批判和反省推向深入。
对历史认知的主体性的确认，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对历史认知相对性的承认。由于担心相对主义可能带来“随时变换的奇怪主张”的泛滥，当时大多数学者虽然否定了纯客观的“历史事实”，但却不肯放弃对一种纯粹的“客观真相”的设定。在他们看来，这个“客观真相”尽管可以被不断接近，但却永远不能企及。“客观真相”仿佛是历史学家的上帝，尽管遥不可及，但却为历史知识的客观性，也为历史学的科学尊严提供了保障。在这一想法中，有一个基本的设定：关于历史世界的“真理”只能是符合论意义上的“真理”，也就是说，我们对于历史的认识能否成为“知识”，其终极标准在于它是否符合“客观实在”的、“确定不变”的历史本来面目。这仍然是将历史学等同于科学，将衡量科学知识的标准用来衡量历史知识。
然而，历史认识之不同于科学认识的关键特质，在于它是“自我认识”：对于认知者来说，他的认识对象——历史世界不是纯客观化的存在，而是一种“切己”的存在，借用一种文学式的表达：“无尽的远方、无穷的人们都与我有关”，这种“切己”感是人文学术的“人文”性质的真正来源。历史认识之所以不可避免当下主体的参与和渗透，其关键也在于历史认识是人的自我认识，而这一自我认识指向人的自我确定、自我阐发和自我塑造。那么，有关“自我”的“真理”就不能只是符合“真相”的“知识”，而必须能够转化为一种自我创造的精神力量。所以说，历史认识不会停留于确定“发生了什么”，而是必须要追究“为什么发生”以及“对于我们来说，产生了什么影响，具有什么意义”。确实的过去的事物与今天生活的关联，是通过“理解”和“解释”呈现的，在“解释”中，“过去”复活了，并参与“现实”的自我塑造。每一种对于“过去”与“现在”之关联的解释，往往对应着一种对“现实”之“应然”的看法，对应着一种对“现实”的理性选择，对应着一种可能的“未来”。也就是说，每一种“解释”背后都有一种价值观。只要我们承认现实在一定范围内是可以选择的，过去-现在-未来的流程是有一定的开放性的，那么，“解释”作为一种“意义结构”也就具有开放性和可能性。正如很难说“自我”有确定的“实相”，有关“过去”之“为什么”以及“影响”、“意义”，也很难说存在着一种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确定不变”的标准答案。史学之“求真”并不是追求“主观”与“客观”的完全符合而得到一种“标准”的解释，因为“解释”的不确定性恰恰是我们的需要，我们需要对历史流程的“解释”能够不断阐发生活中新的“意义”，阐发潜藏于历史的新的力量，能够打破“现实”的固结而开创可能性。历史认知的“主体性”正对应着历史创造的“主体性”，尽管无论是“阐发”还是“创造”皆有一定的限制。
如果一个史家基于对自身时代问题的独特敏感，在向历史追问的过程中真正“理解”到现在“发生了什么”，由此获得了一种对自身境况的重要而独到的洞见；如果他能够通过对历史演进的解释，建构起“过去”与“现在”的一种关联，从而使“过去”成为一种对于我们具有重大意义的存在，使我们的时代获得精神自觉，使自我认识成为一种自我塑造、自我导引的力量；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位史家真正捕捉到了历史真实。“求真”作为一种捕捉历史真实的能力，其与构建历史联系的能力，使“过去”与“现实”会合的能力，以及使“现实”获得启示的能力，经常是一回事。关于历史知识之不同于科学知识的性质，以及衡量其价值的特殊标准，是西方历史哲学史上的重要课题，许多西方思想家对此作出过富有洞见的阐述。在这里，我无意于进行综合复述，只是想指出，在历史学的认知对象——人类事物之中，什么是“确定不变的”、“客观实在的”，这的确是一个需要辨析的复杂问题，绝不能以常识感的“实相”一语蔽之，而史学所求之“真”也并不限于符合论意义上的“真”。如果把符合论意义上的“真实”当成是衡量历史知识的最高标准，那么，历史知识就只能限于能够严格实证的单个历史证据。
在90年代以后，何兆武著文对上述“无限趋近真理说”提出明确的质疑和批驳，引起了一定反响。他指出：“历史学本身包含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史实的认定，第二个层次是对第一个层次的理解或诠释。”“这后一种工作就需要历史学家以自己的心灵去捕捉历史的精神……这个过程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历史学家个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他的思想和他的精神。”“在历史学中，史实和对史实的理解以及对这种理解的反思，在历史学家的思想意识里是交互为一体的，它们统一于历史学家的人文价值观，而任何人文价值的理想都只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假设，它不可能用经验加以证实或证伪……然而它对于历史学却是不可或缺的前提。……对于这种前提，任何纯理性、纯科学或纯技术的操作都是无能为力的。那些操作可以有助于澄清我们的思路，但不能提供我们的思想或价值观。”[21]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似乎是，以不能“证实”亦不能“证伪”的“人文价值观”为前提的历史“理解”，其“客观性”是怎样的呢？自19世纪末以来，许多西方思想家都曾就此进行过探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当史学理论研究在我国兴起，我国学者开始借用这些思想资源对这一问题加以讨论。如张耕华之引用沃尔什的“配景论”，[22]林璧属之引用波普尔的“猜测与反驳”论、伽达默尔的“意域融合”论[23]等等。这些评介和讨论都论证了，即使历史解释确实是建立在某种明示或暗示的价值体系上，其“客观性”仍然是有保障的。但这些说法最无法令人满意之处在于：它们未能揭示历史解释之为“自我认识”，其“客观性”与科学知识之“客观性”不但是程度上的差别，更重要的是性质上的不同：历史学家的客观态度并不是那种与研究对象漠然无关的态度，恰恰相反，强烈的政治和社会信念对社会科学上的创造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而惟有将这些信念加以升华，我们才可能对历史演进中从未被揭示但意义重大的联系作出判断和选择。在历史研究中，研究主体的价值关怀及立场与科学所要求的“客观性”之间应该是一种互动的关系。而具有“客观性”的研究成果并不能告诉人们有关行动的必然规律，它只能说明，在一定的情境之下，人们基于一定的价值观曾做出怎样的选择。
在西方学术思想史上，自19世纪90年代起，兴起了一股反抗实证主义的思潮，在这一思潮中，批判的历史哲学应运而生。批判历史哲学对作为“科学历史学”之基本理念的“实证”观念进行反省和批判，并由此确立“人文学科”之不同于“自然科学”的自主性，而对于历史认知中“主体性”的确认乃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对历史认知之“主体性”的确认必然导致对历史学科之“人文性”的承认和强调，从而导致对史家价值关切及立场的肯定和重视。在我看来，肯定和重视史家的价值关切及立场，其积极的一面在于指明了：在历史研究中，强烈的价值关切有助于史家形成对自身时代境况的独特敏感，从而具备真正的“问题”意识。对于一个历史学家来说，首要的能力应该是发现关于当代自我认识的问题的能力，是在真切的时代感受上追问历史、建立反思的能力，是真正理解“发生了什么”的能力，也是批判现实、揭示当代自我认识之障蔽的能力。
90年代以后产生的对历史学之“人文性”和“客观性”的讨论，在我看来，是“理有必至，事有固然”的：从学理上说，这是对“实证”观念之反省和批判的进一步深入；从史学发展的具体状况上说，我认为，它触及了当代史学面临的一种基本的两难困境，这一两难困境使得我们难以提出关于当代自我认识的重要问题，并围绕着这些问题建立知识的有效积累和学科的有序发展。
五 两难之局
在急剧变革的时代的催动之下，在西学东渐的思想刺激之下，20世纪80年代的知识界思潮迭起，充满热切的现实关怀，是一个“主义”和“理论”盛行的时代，史学界自不能外之。当时，一位学者这样描述青年一辈的理论热情：“在高校历史系，大凡‘为历史而历史’的课程和学术报告，很难引起青年学子的兴趣与共鸣……反之，探讨‘通古今之变’的课程和学术演讲，常使青年学子兴奋不已。特别是初出茅庐的青年学者所作的具有强烈时代感的学术演讲……更是座无虚席。”[24]如此强烈和急切的理论热情，加之长期以来对“科学理论”的崇拜，导致了一种对理论的不切实际的期望。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一些青年学者试图用现代物理学的“三论”改造“唯物史观”，重新构筑中国历史演进的动力机制，全盘改写中国史，如金观涛、刘青峰于1984年出版的《兴盛与危机》。这部书引起的轰动效应在今天是绝难一见的，甚至有学者誉之为“金观涛冲击波”，称之为历史学“范式变奏”、“革命”的标志。这股理论热潮在思维方式上与它所批评的东西如出一辙：拿来一个解决全部问题的万能理论，然后把各项事例填充进去。虽然，“三论”热到80年代后期已基本销歇，人们对科学理论提供铁定规律的信念也已发生根本动摇，但是，这种对理论的“有限性”缺乏自觉，急于用理论“整理”事实的作法却遗风尚存。
历史学的确需要借用其他社会学科的理论作为进行历史解释的工具，无论在80年代还是90年代，中国历史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也都需要引进发源于西方的各种社会理论。但是，理论为历史学家提供思路的同时也设置了陷阱，对此，黄宗智深有感触地提出警告：“它既可以使我们创造性的思考，也可以使我们机械的运用。它既可以为我们打开广阔的视野并提出重要的问题，也可以为我们提供唾手可得的现成答案并使人们将问题极端简单化。它既可以帮助我们连接信息和概念，也可以给我们加上一些站不住脚的命题。它既可以使我们与西方同行进行对话，也可以使我们接受一些不易察觉但力量巨大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它既可以使我们进行广泛的比较，也可以使我们眼见局限于狭隘的西方中心或中国中心的观点。”[25]然而，与当代中国史学界急于“创新”的浮躁学风相应，对理论的运用却不断地走进“陷阱和危险”[26]。那种对“理论”的强烈依赖乃至套用，说明我们习惯于隔着现成的抽象概念来面对自己的历史和现实，乃至无法提出真正属于自己的问题。这种状况应该使我们有所警觉：我们是否在精神上处于一种懒惰甚至麻木的状态，以至快要丧失了对自身境况的感受能力和思想能力。
与上述理论运用的弊病相关，“随俗”的现实关怀也存在着使史学在现实需求面前丧失自主性的危险。自80年代以来，在“实现现代化的迫切历史课题”的催迫之下，一些中青年学者疾呼：史学只有满足“从人们面临的现实的迫切课题中”产生出来的求知欲望，才能有出路。[27]这种想法把人们共同感受到的时代问题作为向历史追问的起点，而根本忽视了一个史家因其独特的性情、遭际而形成的对自身时代的独特敏感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反思。而正是这种“敏感”和“反思”才能够揭示人们的“共同感受”的障蔽所在，从而成为对一个时代的“启蒙”。那种“随俗”的现实关怀即使立志要划清与“实用史学”的界限，但种种社会、政治、经济力量和大众见解也会在他们对研究对象的建构过程中渗透进来。这种“随俗”的现实关怀，不但容易导致史学自主性的丧失——史学的自主性存在于对一切“社会预先构建之物”保持质疑的权力之中，存在于史家对自身感受诚恳和深入的反思之中，而且，它还极易导致“过去”在“现实”面前丧失自主性而流于古今的简单比附。如果一个史家不是十分警觉地把“过去”当作真正的“他者”来理解，不具备一种“极其笨拙的彻底的深思精神”，[28]他就不可能建立“过去”与“现在”的深刻关联，也不可能获得对于“现在”的真正洞见。这一点，我们在《兴盛与危机》、《河殇》以及80年代各种文化讨论和批判中看得已经够清楚了。
即使是在“史学危机”之声仍是主流的80年代末，上述过于急切的“理论”热和缺乏距离的“现实”热就已经激起了不小的反弹。[29]90年代伊始，学风丕变，“扎扎实实作学问”的“实证”态度成为学界时尚，对于80至90年代学风士风的这种转移，时下学者已多有评注。除了明显的社会、政治根源之外，这一转移也体现了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然而，在我们这个思想难以自立、实证传统因而显得特别强固的知识界，“实证”学风的大行其道很快带来了令人忧虑的流弊，学者们在各自划界清楚的学科领域之内，心安理得、踏踏实实地按照“惯例”从事知识生产，而鲜有焦灼的追问和自省。有学者称“史学危机”尚未过去：“现行知识体制所培养的……仅仅是匠气十足的专家。史学堕落成一门纯技术的学科，在考证史实、填补空白的背后，不再有炽热的史的关怀，不再有尖锐的问题意识。不少治史者犹如‘雨人’一般，除了自己狭隘的专业领域之外，在其他知识领域表现出惊人的无知。”[30]
照应着实证学风的回归，在9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首倡“学术规范”的讨论，这一讨论在实证传统深厚的史学界迅速引起积极的反响，近年来的《历史研究》已发表多篇从“学科规范”的角度进行的学术批评。这次讨论旨在针对社会科学领域的“失序”现象，建立社会科学研究“形式”上和“方法”上的规范，以保障“知识增长”、“学术创新”的有序和有效。所谓“形式”上的规范，具体而言，指的是“对引用他人的研究成果要给出注释，要指出参考文献，撰写论文要遵循一定的规矩，研究成果的审评要有公正严格的程序”。所谓“方法”上的规范，指的是要首先研究有关课题前人的工作，说明目前的进展情况，在此基础上，明确作者的创造所在，以体现学术的“积累性”。[31]很明显，这样的“规范”所能保证的是知识的客观化标准，是一定研究范式内的“知识积累”，一句话，它保证的是知识生产的“实证性”。然而，它完全无助于一个史家在既定研究范式的“盲点”上发现问题，并重构新的理论模式，它根本无法保证的是一个史家捕捉历史真实的能力。因此，在对这场“规范”讨论作出积极响应的时候，我们必须十分明确：“实证”或者说“以事实为依据”是对方法的基本要求，是史学必要的纪律，一旦有了要解决的问题，就必须“实证”。但是，如果丧失了从一定立场出发的价值关怀，丧失了对问题的直觉，那么，单纯的“实证”只能在无意义的方向上将历史复杂化。
上文提到，当代中国史学在十余年间对“实证”观念所进行的反省和批判，已经在思想上将历史学从一元的历史解释模式中解脱出来，也摒弃了不问意义、排斥思想的纯粹“实证”。然而，我们却不能说，当代中国史学已经在“理论抽象”与“经验实证”之间建立了良性的互动。在当代的学风嬗变之中，不难看出当代中国史学面临的两难之局：一方面是“思想”难以逃脱被“理论”复制，一方面是在依循惯性的“经验实证”中丧失“思想”；一方面是随俗的、难以拉开必要距离的“现实关怀”遮盖了我们这个时代潜在的危险和问题，一方面是限制在既定范式内的、漠然的知识积累无法承担知识对于生活的责任。如果当代中国史学不能摆脱这一两难之局，它将难以帮助处于复杂境遇中的当代中国建立“自我”，而当代中国也就面临着在剧变中丧失“自我”的危险。
在我看来，对历史学“人文性”的关注和讨论为突破这一两难困境开启了可能性，因为，所谓“人文性”强调的是学科发展背后的深刻动力：史家对于自身时代境况的独特敏感，以及由此生发的问题意识。只有当史家基于切身感受而建立起对历史的理性反思，而这一“反思”作为对历史流程的理解和解释，又不断地被新的感受所突破，只有当理论真正成为对感受和思想的提纯，才能够在“理论抽象”和“经验实证”之间建立良性互动，在抽象——具体——抽象或理论——经验——理论中谋求学科的有序发展。
然而，迄今为至，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仿佛只是一种有趣的推理游戏，它无法像80年代对历史认知之“主体性”的确立那样，为史学发展真正开辟道路。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缺乏必要的理论知识积累，无法落实在一定的学理脉络中，不能包涵这一问题所具有的种种复杂性，以至显得十分单薄浅陋。更重要的是，这一讨论对于它所针对的史学发展的具体问题以及它所致力于的目标，均缺乏必要的自觉。然而，也许我们最为缺乏的，是对自己生活的痛切关怀、对精神自觉的迫切要求吧。
【收稿日期】2000-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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