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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活动不仅是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同时，也是人们“理性化”的认知活动和实践活动。它既是主体对客观经济规律的遵从，恪守利益、效用的原则，体现了人类主体对技术、工具手段的认知理性，又是主体对客观经济规律在意识中的自觉把握，是对合乎人道、正义、善良、公理以及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价值追求，体现着人类主体“合理性”、“合目的性”的价值理性。无疑，道德价值理性是一切合理有序的经济活动的价值标矢和理性基础。
一、经济活动与道德理性的内在关联
经济活动中的客观、自发的规律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而人类的道德理性是把握这只“手”的向导。
人类在生产活动中产生了两种理性，一种是认识反映客观必然规律的认知理性，或曰科学实证理性、技术理性，另一种是表达人类主体价值选择的价值理性，或曰人文理性、道德理性。如果说前一种理性表达的多是一种客观必然性，后一种理性则更多表达一种主观价值合理性。这两种理性实际上也就是马克思所阐述的关于人类生产的两种“尺度”，即主体的尺度和客体的尺度。
认知理性或科学实证理性，主要解决世界及其规律“是什么”、“怎么样”的问题，它探究客观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创造出为人类服务的科学技术及其物质财富。在这个意义上，认知理性、技术理性又往往被称作“工具理性”。相对而言，这种理性所驾驭的世界，是一个“实证”的领域，“真”的领域，这是一个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领域。而人文价值理性或道德理性，主要解决世界“应当是什么”、“怎样才更好”的问题，它主要给物质成就丰硕的世界一个善的、美的基础和引导，给认识、征服、开发、利用自然的一切活动包括经济活动一个长远的合理的计划。
人类的世界既不是纯粹的客观自在，也不是纯粹主观的理想境地。人类应有的世界恐怕是：不仅符合客观发展的规律，而且合乎人类自身的需要，即，不仅是真的，实证的，而且也是符合人类善的美的规范设定的。人类的世界本来是也应当是真善美的合一，是科学实证与价值选择的统一。
不论我们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人类生活的任何领域都是如此，自觉不自觉地、这样那样地受着两种理性的影响。经济活动领域也是如此。人的两种理性决定了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两种尺度，一种是实证的、工具的尺度，另一种是应然的、道德合理的尺度。经济学中“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的划分，大体就暗涵着上述两种理性尺度。
经济法则主要是依靠利益驱动、价值规律的杠杆来促进经济增长，借以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组合。利益驱动能保证经济的高效率，但又有它的局限与缺陷。它仅仅限于从效率的角度解决经济冲突，而不对经济目标的合理性作出评价和选择，最后造成市场机制紊乱、经济危机。单纯追求经济效率，还会放纵人的占有欲，会造成消费的巨大浪费，容易导致悬殊的收入和财产的差距，造成社会的贫富分化，使社会失去公平和正义；会容易把人与人的全面、丰厚的社会生活关系，简化扭曲为商品交换关系、金钱及经济利益关系；把本应全面发展的人，变成单面的物化的经济人，使人在摆脱自然经济条件下“人的依赖关系”的同时，又陷入“物的依赖关系”中，甚至沦落为物的奴隶。
可见，经济活动决不能删却道德价值理性的引导把握，而变成单纯服从经济规律的经济活动。经济规律在未被人们理性尤其是道德理性把握之前，往往处在一种自在的、盲目的、无序的状态，威胁着人的存在和人类社会全面、持久的发展。由此必然要引申出调节社会经济活动的价值理性需要，并逐步形成相应的体制和规范，调控着人们的经济活动朝着应然的、道德合理的方向发展。
从根本意义上说，“看得见的手”所指向的应是一种充分发挥经济主体道德价值理性的道德经济。它一方面支持经济规律本身带来的高效率，另一方面注重对经济活动进行合乎人类理想的价值引导和调控，为人们提供一种表现人性与尊严的生产关系方式和文明合理的经济生活方式。
关于经济活动与道德理性的内在关联，已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认可。当代德国著名学者P·科斯洛夫斯基在分析市场经济的“道德性”时曾说：“经济不仅仅受经济规律的控制，而且也是由人来决定的，在人的意愿和选择里总是有一个由期望、标准、观点以及道德想象所组成的合唱在起作用。”[1]此外，无论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兴起，还是70年代罗尔斯与诺齐克的争论，都是人们对现实经济模式的价值设计的典型表现。罗尔斯和诺齐克都直接触及到了具体经济体制结构的价值选择和规范原则。虽然，他们对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的设计有所不同，但他们都承认社会生活中自由和公平同等重要，都努力为经济活动的技术、工具手段寻找到一个价值的基础，使经济发展走向既定的价值目标。因此，没有道德价值的关切和以道德理性为基础，就不可能有经济活动的合理运行模式与规范。当代美国的“自由主义市场”、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日本的“社团市场经济”等等，事实上都是融民族历史、民族文化与经济活动为一体的价值理性选择的结果。
由此可见，人们的道德理性通过对市场的引导、调控，可以自觉修正和恢复市场的功能性缺陷和紊乱，使人们的道德理性与市场经济运行法则共时共生地统一起来。
总之，经济领域和所有其他如政治的、法律的社会领域一样，蕴含着道德理性。道德理性通过两种形式体现出来，一是用道德规范直接对经济活动的相应环节进行调控，但更多的恐怕是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即表现为渗透在经济活动主体、经济行为选择、经济活动环节、经济政策制定等等方面的正义性和道德合理性。经济活动与道德价值的内在关联，是历史与现实的统一，是“实然”与“应然”的统一，是主观的善与客观自在的善的统一。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中道德理性的体现
人们的经济活动必须依靠一定的经济模式来进行。当人类社会基本实现从“人的依赖关系”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转变，人们的经济活动已到了商品经济的较高阶段——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人都在追逐利益的最大化，“他所考虑的并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他受“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他总要达到的目的”[2](P252)。这只“看不见的手”，会使人们的欲望膨胀，把金钱奉为上帝，使人片面地发展为经济人，把社会经济导向单一的对效率的追求。实践证明，仅凭这只“手”，是不能绘出人类经济活动中既有效率又有公平的和谐美妙图画的。可以说，无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不可避免地要面临两种理性尺度带出的冲突，这种冲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集中体现为经济增长效率与社会公平之间的矛盾。
应当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努力使两种理性尺度结合起来的体制模式，它特别地强调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的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目的，包括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效率目标，也包括实现社会均衡持久发展、公正合理发展，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等道德理性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定位，社会经济政策的制定，都紧紧围绕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终发展目的。
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坚持效率公平统一观。首先要注重效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根本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我们要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注重高效率及其带来的不断充裕的物质财富，是任何一个合理社会都应追求的，“如果一个体系由于无效率和生产不足而不能满足人的根本需要或不能实现人的潜能，维护它就不仅是不合理的，而且是不道德的，至少是不人道的。”[3]
社会主义作为人类理想社会的一种初级阶段历史形态，必须是一个注重不断提高效率的公平社会，社会主义最终理想目的的实现，必须要以高速发展的生产力及经济效率为基础。社会主义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同时也必须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代表。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党和国家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思想。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4](P26-27)
但大力发展生产力，仅仅注重提高经济效率，还并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部要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它最终要实现的是全社会人民的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和至善价值所在。邓小平同志对此曾作过明确的概述，他说：“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富裕。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5](P172)他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地方。”[5](P364)
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经济发展目标中，富含着深厚的道德理性底蕴。一个优化的、合理的社会经济模式或体制，一定具有和人类道德理想相一致的价值取向。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体现的是经济效率原则，共同富裕体现的则是社会公平原则。
如果没有道德理性对市场经济进行价值调控和引导，单纯靠市场经济的“看不见的手”自行调整，就很难保证市场经济的均衡持久发展，更不可能保证全社会的共同富裕。因为按照市场的原则，解决利益需求冲突时，市场将首先满足有经济实力的一方。贫困的人及地区的需要和富裕的人及地区的需要发生冲突时，市场规则将优先导向满足富者的需求，使富者更富，穷者更穷，最后导致社会贫富分化。一个公正的社会应该不允许这种无理性的自然竞争和纯粹的市场调节，以及自由竞争带来的任何社会两极分化。
一个人用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买下一处湖泊，这种经济行为是符合市场自然规则的，但里面有一个道德合理性与正义性的问题需要社会做权衡和选择。如果这个湖泊属于一定国家和一定社会的稀缺资源，这种经济交易就缺乏道德合理性和正义性，就应当有一种社会的制约和调控，因为你对稀缺资源的占有侵害了其他人的享用。所以，必须有超越纯经济手段的道德价值理性去权衡、设定和调控。
当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理性所要求的共同富裕和社会公正，并不等同于平均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包涵的理性选择，是最大限度地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水平，最合理地平等对待每一个主体，同时又承担带动全社会人民一起进步的责任。
蕴含道德理性的社会公正原则，首先不是要求一切平等，而是得所当得。它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为“给每一个人他所应得的”这种基本形式。你尽了一定的义务，就应有一定的权利，你付出了多少，就应得到多少回报。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就蕴含了这种理性原则。付出获得平等原则表明，社会公正允许差别的存在。但同时，一个公正合理的社会，不仅要承认人们之间的利益分配差距，而且要承担缩小这种差距的道德理性责任。在自由竞争的市场规则条件下，产生社会差距是自然的，不产生差距却一定要借助社会理性力量和相应国家政策手段的不断干涉。干涉不是抹煞差距，而在于考虑哪些差别允许，哪些差别不允许。事实上国家实行的高额累进税制，西部开发战略，以及全社会有计划的“扶贫”工程等等，都体现了社会公正及其道德理性的要求。
道德理性的价值导向，还能使人们自觉处理好两方面的关系。一方面，人们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应注重经济效益，要有经济眼光和经济头脑，善于生产经营和管理；另一方面，追求经济效益又必须把社会整体利益摆在首位，必须把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作为人们经济活动的最高目的，自觉抵制为一己私利或小集团的狭隘利益而损害整个社会和他人利益的行为，自觉坚持维护公利的方向。
在市场经济中，每一个经济主体都有追求最大利益的自由和权利，追求利益并没有错，但不可侵害他人利益。道德理性就是调控所有追求自己利益的主体，兼顾他人、国家、社会的利益。在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社会理性必须表达出权衡和选择，如企业利益和国家利益发生矛盾，企业利益应当服从国家利益。人们这种自觉的经济行为，有利于人们在自己获利的同时，不损害其他成员的利益和社会利益，有利于社会总财富的增殖，改善社会的福利条件，有利于形成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潜力。
除此之外，道德理性的价值导向，还能够使人们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自觉追求自己人格品质和其他素质的健康发展，并且有利于他人人格品质和素质的健康发展，避免沦落为单面的“经济动物”，从而使人的自我完善和整个社会的完善协调一致。
三、可持续发展模式中的道德理性体现
在以往的历史中，人们对经济模式的价值设计，往往从本国、本民族局部的现实着眼，随着当今世界经济活动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这种理性选择也日益显现出它的局限性。面对未来的发展和新世纪的困境，人类当代的经济活动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可持续发展这一崭新的发展模式。1978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首次将“可持续性发展”概括为“在不牺牲未来几代人需要的情况下，满足我们这代人的需要”。可见，可持续发展模式的价值合理性基点，就是在当今和未来的发展中，必须保持代际利益关系的和谐，保持人与自然关系的公平和谐。工业化是一种世界性的经济发展进程，作为这一过程表现的现代工业文明，因其有自发性、非理性成因，所以一方面给人类带来了物质福利，另一方面却使未来代际利益和大自然受到严重破坏。传统的经济发展是以高增长、高享受为其发展的追求目标和动力的，因而它往往片面地强调发展中的经济目标，片面地强调发展的速度和追求一时的繁荣，对以往经济模式的价值合理性的选择也多在现实人的公平原则上，还没能把握人与自然的平等关系和人与人的代际公平关系。从而忽视了对资源的保护和污染的防治，忽视了自觉地调整人口与生态、资源与发展的合理关系。
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虽然现代化进程将人类的物质文明史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但与此同时，它也逐渐地将人类置于与自然界的全面对抗和尖锐对立的境地，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已变得越来越频繁。现代工业文明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使空气、水、动植物、森林、土壤等自然生态环境和包括城市环境在内的人造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导致空气污染、水污染、动植物灭绝、森林消失、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等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在新的世纪，人们在不得不吞食这一文明苦果时，又不得不理性地重新选择自己的发展战略。
人类这种有目的性的选择，从深层看，主要取决于人们以道德为基础的价值理性。人类高于其他动物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人们在自己的经济活动中不断追求着合理性、合道德性。现代的工业文明及其科技工具理性，由于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倍受尊崇和信任，人类攫取了越来越大的自然力为自己服务，创造出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来满足自己迅速增长的物质欲望。
科技工具理性的力量证实了人类的巨大能力，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解放。但同时工业文明的发展，却没有使道德价值理性得到应有的尊崇和重视，缺乏人类道德价值理性引导的科学技术，在有些情况下就成了一种盲目的力量。这种力量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破坏了人与未来发展的代际关系。人类因此而受到自然的无情报复。
不仅如此，科学技术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还使人限入一种无休止的物质追求之中。在盲目的物质追求中，人们忘记了对高贵人性的追求；在日益高涨的物欲推动下，经济活动成了人生意义的终极依托，追求人性神圣的目标成了过时而多余的东西。人类过多地占有了被征服的自然领地，却失落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一位著名的生态学家曾道出了现代人的感叹，他说，我越研究自然生态问题，就越来越感觉到这实际上是人类内在精神危机的外部表现。失去内在精神的人才会去疯狂追逐外在物质，而越是追逐外在物质，就越是失去人的精神家园。
实际上，科学技术本身是无辜的。认知理性及其科学技术成果，虽然从一开始就是以认识、利用、改造自然为目的，但只有在其合理运用的范围内，人对自然的利用、改造才是公平和谐的。自然与人本质上并不是对立的。人们本质力量是需要外在对象化的，而大自然也需要在人的理性里展现自己的意义和无限领域。认识并利用自然并不是人类的错，人类的失误在于未能和谐地把握科技工具理性和道德价值理性的平衡关系。倘若人类能够用价值理性对认知程度和科学目的进行合理的判断、比较和选择，那么，当今人类与自然的对话就将是温和的、和谐的、持久的。
因此，只有从根本上完善人类未来经济活动的道德价值理性这个前提基础，才能在人类经济活动的可持续发展中，逐步改变现行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转变轻视生态平衡和环境污染的观念，努力建立起人与自然和谐的新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增强保护环境，保护生态的生态伦理观念，自觉追求合理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实现今世发展、消费与后代人的发展、消费的和谐与平等，建设一个人类发展的繁荣的良性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
总之，社会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不仅要求首先遵循效率原则，优化资源配置，发挥经济活动规则中的工具理性，而且要求充分发挥道德理性，实现社会发展的价值合理性。使人们经济活动本身的自发性、盲目性，更加趋于人类的价值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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