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的后现代转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论文,女性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西方妇女运动的发展，女性主义理论也日益成熟和丰富，它已不再局限于关注性别问题和妇女状况，而是对整个西方文化进行重新审视。近几十年来，女性主义这一典型的现代文化的产物，已逐渐走向反面，以批判者的姿态出现在后现代文化的景观中。本文试图考察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思潮的哲学经历、女性主义理论的内在冲突以及向后现代的转向，并探讨这一转向对女性主义的意义。
一、女性主义的哲学经历
女性主义（Feminism）最初是指一种以争取妇女获得相对于男人在政治、经济和人权等方面的完全平等为目标的政治运动及意识形态。以后逐渐扩展为一种文化思潮，即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妇女所受的歧视和压迫来自父权制制度和文化。女性主义要弘扬女性被遮掩了的价值，以自己的眼光看待自身、看待世界，达到真正的妇女解放。
1.自由派的追求
女性主义的自由派即自由女性主义（liberal feminism）主要产生于19世纪下半叶至本世纪20年代女性主义运动“第一次浪潮”中，以争取妇女选举权为标志，以男女平等——所有人都实现个体自由为最终目标，这一思想早在18世纪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的《女权辩护》和19世纪约翰·穆勒的《妇女的屈从地位》中就已充分体现出来，它是启蒙运动追求理性与人道主义以及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的产物。
自由主义哲学以个人权力和平等机会的强调为特征，它依赖于两个重要原则：“一是个体自由的概念，二是对人类理性作为人道主义社会变迁基础的强调。”[①]这一哲学思想在自由女性主义那里成为平等机会和社会变迁原则的基础，他们认为，妇女平等权力的障碍就在于否认妇女具有理性，因而否认妇女具有与男性同样的个人权力。他们认为，以理性为象征的启蒙运动的遗产，对妇女来说具有不同的意义。因为启蒙运动是以中产阶级白人男子的思想为基础的，而女人被排斥在理性和理性时代之外，因而启蒙运动所赞美的理性优势可视为男人的理性权力相对于假想的女人的情感性和低等性的优势。
自由女性主义的力量就在于其对个体自由的坚持，和对经济、社会、政治改革的支持，它的哲学反映了西方个人主义的文化价值，以及以人道主义伦理为社会变化前提的原则。然而自由女性主义仅限于平等机会和个体选择的主题，没有考虑到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因此不能解释性别不平等的产生原因，也没有说明妇女要用哪一部分男人平等。他们提倡更多的妇女进入现存的经济和政治体系，进行循序渐进的社会改革，但没有对现存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基本结构进行根本的挑战。
2.激进派的选择
自由女性主义并未能给妇女带来预想的自由平等的气候。当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和学生运动蓬勃兴起时，在对整个社会制度和现存政府政策的不留情面的批判潮流中，沉寂了几十年的女性主义为自己选择了更激进的形式。这一号称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的妇女解放运动，成为女性主义激进派诞生的直接来源。而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和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则为之提供了理论前提。
女性主义激进派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女性主义（social feminism）与激进女性主义（radical feminism）。前者将妇女压迫看成是以资本主义和它与父权制的性别关系的相互关系为基础，后者则视父权制的社会关系为妇女压迫的主要原因。一方面，他们都认为自由女性主义所倡导的平等只是将一些女人置于男人同样的地位，并没有改变产生性别和阶级、种族关系的压迫的条件。因此女性主义从自由派对平等和性别角色的关注，转移到了激进派把性别视为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更宽阔的范畴。另一方面，在激进派看来，尽管马克思主义注意到劳动的性别分工是首要的阶级压迫，但马恩假定妇女压迫对阶级压迫来说是次要的，妇女的压迫源自社会的经济关系，当阶级压迫结束时妇女自然得到解放。正是这一点上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批判。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同样认为妇女压迫主要是一件经济事实，但他们认为性别关系在决定社会关系中是与阶级关系同样重要的。妇女的压迫必须与她们在家庭和生育的私人世界中的位置相联系，也就是说超越了经济关系的范围。事实上，女性主义激进派的成就之一就是对传统文化中关于公共与私人领域的划分的批判。他们认为，假定公共领域（如有酬工作、宗教、政治活动等）是历史、社会生活和文化被创造的唯一地方，并将它确定为与男人相联系而视为高等的；以及将私人领域（如家庭、孩子、生育、性关系等）确定为与女人相联系而视为低劣的，是一种男性中心的偏见。
激进女性主义将父权制定义为男人优于女人的“权力的性别系统”他们确认父权制为自主的历史因素，并将性别关系（男人对女人的性控制）视为社会压迫的基本形式。女性主义者盖勒·鲁宾（Gayle Rubin）认为“女人的从属可视为性与性别被组织和产生的关系的产物”。[②]在她看来，性别是社会对性的强制划分，它通过性别身份的生产而得到繁殖。性别的产生为其它形式的统治建立了前提条件。男人首先学会统治女人，然后以同样的方式去统治自然、统治世界，世间一切压迫形式无非是性别压迫的一种延伸，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与激进女性主义理论虽各有侧重，但它们常常综合起来，将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伙伴关系作为理解妇女压迫的关键出发点，这导致了对现存制度和文化的根本性挑战。
二、女性主义理论的内在冲突
女性主义由自由派到激进派的哲学经历，伴随着女性主义思潮影响的日益扩大。70年代大学里兴起的女性研究（Women's Studies），已将作为政治运动和文化思潮的女性主义推上了学术研究领域，并由于女性主义学者的努力逐步树立了其学院派地位。女性主义虽然流派众多、理论纷呈，但他们都有这样一种共识：即西方传统学术是包含性别主义偏见的，因为它们排斥女性。女性研究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上，即改变我们关于女人的所知、世界的所知，将改变男人和女人的生活。也就是说，女性主义强调知识的目的是社会变革，女性研究期望运用女性主义知识，建构能免于包括性别压迫在内的各种压迫形式的真正解放的社会。因此女性主义强调学术研究的政治性和社会伦理原则，正是这一点，使女性研究具有恒久的生命力和社会基础，但或许正由于这一点，使女性主义理论的内在冲突日益明显且不可避免。
1.关于性别：生物的还是社会的？
性别理论构成了当代女性主义理论的基础。美国女性主义者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对弗洛伊德“生理就是命运”观点的批判和对“女性气质的奥秘”的揭露，以及法国女性主义学者西蒙·波娃关于“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造成的”的著名论断，引导女性主义对性别和性别差异进行重新思考。
女性主义首先将性（sex）与性别（gender）作出区分，认为前者是生理范畴，表明男女之间由于基因、解剖、荷尔蒙分泌不同而造成的生理差异；后者是社会范畴，指社会文化环境所规定的与性别身份相适合的角色分工、行为举止等。继而他们将性别研究的注意力从生物学转向社会领域，认为所谓“永恒不变的女性气质”是不存在的，决定性别特征及性别差异的主要来自社会文化因素而不是生理因素，因此可以通过改变社会文化环境来改变女人的命运，甚至改变男性中心文化所造成的文明危机。
女性主义者尤其对社会生物学的观点进行了严厉批判。社会生物学认为，男女的社会分工与角色行为，就在于其生理基础，生物学的差异不仅决定了男女不同的命运，而且决定了他们相互之间的冲突斗争，并且是造成许多社会问题如强奸、暴力、贫困的妇女化的主要原因。男人天生比女人具有攻击性以及体力、智力上的优势，这使得男人具有统治的需要而成为自然的团体领袖，女人则只能呆在家里生育和照看孩子。安娜·福斯特—斯德林（Anne Fausto-Sterling）以女性主义者和女科学家的双重身份坚决驳斥了这种“生物决定论”（biological d-eterminism）的观点。[③]她认为，生物因素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为行为提供了条件，但行为的选择是许多不同因素造成的，特别是男性中心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所谓性别差异的生物学依据，就是由于这种文化偏见下产生的方法论和解释上的错误造成的。
可以说女性主义关于性与性别的区分以及对性别的社会建构性的揭示是颇具震撼力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许多女性主义者没有在这一立场上一以贯之地坚持到底，或者是在不同的情境下采取不同立场。在关于女人本质的讨论中，激进女性主义甚至联合了许多反对派的观点。他们强调女人与自然界的特殊联系，以及来自生物决定的女人生育能力的特征，这使他们重新投入生物决定论的怀抱。如舒拉米史·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指出，正是女人通过她的生殖及养育孩子的功能与自然之间的联系，是她们压迫的主要来源。苏姗·格瑞芬（Susan Griffin）则认为，女人通过生育功能与自然的联系，将世界从男人统治所渗透的罪恶中解放出来，这正是生态女性主义所宣扬的解放哲学。[④]这样，激进女性主义认为女人的本质通过生物决定的繁殖能力以一种积极的方式与大自然相联系，这种观点给当代女性主义注入新的活力。然而，它同时使女性主义在性别问题上陷入矛盾。
2.关于平等：标准选择的困难
女性研究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什么是平等，平等与差异的关系如何。这是女性主义争论最大的问题之一。
女性主义自由派倾向于认为平等的就是获得与男性同样的个体自由与行为选择权力，既然性别是社会文化产物，生理差异就成为次要的，因此通过文化、教育环境的变革，缩小两性之间的社会差异，让女性获得与男性同样的才能、成就和地位，这就是平等追求的目标。这种观点鼓励更多妇女进入男性世界，它以男性的标准作为平等的参照系，对现存社会的男性主体价值持肯定态度，这里追求的“女权”就是白种男人们已争取到的“人权”，所谓平等实际上就是性别差异的同化和消失。因此它坚持妇女走出家庭，抛弃传统的母亲加女仆的角色，跻身被男人独占的社会公共领域，关于性别的习俗惯例（stereotype）是它的主要攻击目标。这种观点认为，性别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男性气质（masculinity）、女性气质（femininity）的对立与划分。
女性主义激进派则倾向于认为平等就是争取妇女自身的自主权（autonomy）和自决权（self-determination）。他们认为，女性历来就是用男性眼光来观照和定义的，她们被界定为“第二性”、“非我族类”，是比男人低劣的、次等的存在，女性主义要重新树立自己的价值观，对女性所具有的特殊性、女性所从事的特殊工作（如生育孩子等）给予高度评价，弘扬建立在女性本质基础上的女性文化。这种观点不主张消除性别差异、让女人与男人的标准看齐，而是肯定差异的存在及其意义。他们认为，无论差异是天然的还是后天生成的，它们使女性具备比男人更大的优势。例如，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女人与自然之间的特殊联系使她们免于象男人那样对自然实行掠夺和控制。又由于女人做母亲的经历和对孩子的喜爱，使她们善于用情感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以一种和谐的母孩关系（mother-child bond）代替男性世界中普遍存在的等级和统治关系，来自女人独特生活经验的女性文化和价值从私人领域带到公共世界，可以改变战争与政治。[⑤]加上女人处在这个世界的边缘位置，这种现状与立场使她们易于克服作为统治集团的男人所具有的偏见，从而将世界变为消除一切歧视和压迫的平等社会。因此这种观点对占主流地位的男性文化持否定态度，主张以差异的强化和重新评价获得自己心目中的平等权力。
“平等难题”与“差异难题”使女性主义陷入两难选择之中，一方面，若平等须以消除性别差异、同化于男性的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为代价，则本身违背了天赋人权的平等原则；另一方面，差异的强化等于肯定了男性社会中性别不平等的合理性。若女性的自主权和自决权须建立在作为性别压迫产物的女性文化基础上，这本身也违反了平等原则。因此如何追求一种“平等而又分离”（equal a-nd separate）的能与男性主流文化相抗衡的独立形式是女性主义的难题。
3.关于知识：客观性与立场论的矛盾
女性主义在对父权制文化进行分析批判的过程中，一直把根源追溯到代表西方文化根基的启蒙认识论。他们认为，认识论的二元结构是造成等级和统治的基础，当世界被划分为两大块，一块是代表着理性、主体、文化、心灵的男性世界，另一块是代表着情感、客体、自然、肉体的女性世界，同时赋予前者高于后者的价值评价，等级制也就产生了。女性主义试图以一种关系（relationship）的哲学取代这种对立的两分法，并将它与女性特质相联系。也就是说，对二元论的批判是从女性价值出发、与女性文化相一致的，这种新的认识论被称为立场认识论（standpoint epistemology）。
女性主义立场论的前提就是统一的女性经验。他们认为，传统认识论声称知识是客观中立的，不代表任何价值利益和政治权力，这是一种人为的神话。迄今以来的知识无非代表着白种男人的特权，它将女人、有色人种排斥于认知能力之外，从价值观上、政治上都是赞同等级制的，将这种少数人限定的知识当作人类普遍认知，是前后矛盾的。女性主义否认任何人类事业或认知是价值中立的。但并不反对客观性概念，而是试图建构一种产生于特殊文化情境的女性主义客观性。他们认为，女人同时作为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工作者，使他们精通于两种不同的行为规定：那种适合于家庭的、个人的情势和适合于公共的、男人统治的位置的情势。女性主义立场论比男性中心的认识论具有某种先天的长处，就在于女性面对的工作和承担的角色的双重性给予她们一个更优越的适应性和更宽阔的理解力。她们相对于男人在经济、社会上的低劣地位迫使她们学会说男人世界的公共语言，并在这个公共世界与私人世界之间进行调停，这种沟通与调停源自女性一个基本的关系能力，即与他人关联、平衡自身需要和满足相互共同利益需要的精神上谈判的能力。[⑥]因此建立在女性经验和实践基础上的知识更少偏见、具有更强的客观性。
女性主义立场论在批判知识的二元结构和男性模式的同时，却又强调女性认知的优势和女性经验的独特性，这使它重新落入男性认知的圈套。既然不存在价值中立的客观性，为何要追求“更少偏见”的女性主义知识？既然坚持女性经验的立场，为何仍以客观性为目标？女性主义认知上的两难使理论本身的内在冲突难以避免。
三、后现代转向和女性主义的出路
女性主义理论的内在冲突使它面临出路问题。而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思潮似乎为它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我们可以越来越清晰地觉察到女性主义中一种新的趋势：向后现代的转向。
后现代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时间上的划分，勿宁说是一种文化心态和思想情绪的体现。可以说当代女性主义就是在这样一种对现代主义观念与文化的批判中发展起来的，在激进女性主义的立场论中可以明显看出后现代的痕迹，尽管他们大多拒绝后现代主义的标签。但在80、90年代以后，随着少数种族及第三世界妇女运动的兴起，被认为代表着中产阶级白人妇女特权的西方女性主义主流遭到攻击和挑战，女性主义理论的统一性被更复杂的多样性所代替。同时女性主义理论本身的内在冲突在解构主义那里寻求新的“话语形式”，因此后现代女性主义作为更激进的女性主义流派先后在法、美出现。
后现代女性主义（post-modernist feminism）的主要特征是对传统二元思维结构的彻底解构、对任何形式的本质主义“大叙述”（grand narrative）的坚决拒斥、以及对认识论的多元论的坚持。他们认为，激进女性主义试图追溯性别不平等的根源，寻求性别差异的原因，这就落入了男性直线思维的陷阱。对性别差异的假设及建立在女性经验基础上的政治和伦理学主张，具体化了作为女人压迫根源的性别两分法，并强化了它。西方二元思维的历史已经表明，两分法总是暗含着等级制，对立总是包含着特权，女性主义所追求的那种“分离而又平等”的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性别是一种社会建构，我们可以分析和揭示它的产生机制，取代性别两分法话语将使我们避免现有话语中的特权特征。因此没有必要根据either/or的选言推理来思考和定义性别，因为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不是分离的或相反的，而是形式我们作为个体的一个组成部分，生物事实总是社会地和文化地被理解，把性别看成是或者生而不同的、或者后天生成的，这种自然／养育（nature/nurture）的两极选择是典型的男性话语。
后现代女性主义还批判了激进女性主义关于女性本质的讨论。他们认为，大多数这类讨论和研究依然以两分法思考，并且内含着一种本质主义的立场，相信我们必须在关于人类本质的一个绝对或相对的概念中作出选择。但问题并不在于选择一方或另一方，而在于取代两分法本身。他们拒绝那种认为存在一种一般的、抽象的女人或统一的女性身份（identity）的观点，排斥关于男人和女人的对立本质和差异的说法，后现代女性主义坚持差异的多样性、具体性和流动性，认为只有白人妇女、黑人妇女、第三世界妇女、同性恋妇女等不同群体，而没有代表某种特定身体、性或身份的女人，法国女性主义者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ra）认为，主体是由话语建构的，没有离开话语和情境的本质或身份，在男性社会中，被建构的唯一主体是男性气质的，因而没有女性气质的主体存在。[⑦]同属法国的女性主义者海伦娜·西索（Helena Cixous）则认为，一切都是语言，因而身体也是被写成的，而不是一个自然的实体，定义“什么是女人”的方式是典型的男性质问方式。现存社会的女人身体是一种被男性符号定义的、并且已被排斥出这个符号范围的存在。在男性话语中，女人的身体被定义为一种不足（lack）和缺陷而被殖民化。后现代女性主义就是寻找一种能否定这种殖民地位、以非二元论术语谈论性别差异的话语。[⑧]
后现代女性主义在认识论上采取了多元论的立场。他们相信，只有通过对认识上的特权立场、专家认可的方法论以及客观真理主张的放弃，和对知识创造与权力拥有之间关系的不懈批判，一种解放的女性主义思维才能达到，这种新的话语中，知识主张将发现其合理性在“具体化的实践”（localized practices）中，在社会和历史上特殊情境中的运用里，这里不存在任何单一的、永久的、普遍的、独立于主体、历史或社会情境的客观真理，也不存在稳定可靠的、不涉及个人利益和情感的、超越历史的中立的知识主体。理性和知识包含了历史和社会情境，并且建立在日常生活经验的多样性的基础上。后现代女性主义并不象立场论那样认为女性主义知识可以产生更好、更真实的实在图景，而是代之以历史的、多变的、情境的、多元的模式，是语言创造了实在而不是相反。知识无非是我们选择相信的故事而已，它来源于社会物质世界中主体的权力对比，从中可以看出性别、种族、阶级等的影响，因此后现代女性主义竭尽反对启蒙认识论所包含的本质主义、普遍主义的“大叙述”这种认识论以唯一真实的故事来说明整个世界，但它其实只是特殊情境中的话语，是主体权力和声音的体现，而主体只是语言中的另一位置而已。[⑨]
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解构立场和多元认识论，引导女性主义摆脱二元论的两难境地，并避免陷入新的霸权结构之中。女性主义不再是作为男性中心主义的对立面的一种声音，而是反映了不同种族、阶级、民族的妇女及其边缘人群的多种声音。然而后现代女性主义对理性、客观性、本质、真理等范畴的解构，以及对稳定的主体身份、对父权制、性别甚至女性等范畴的否定，从根本上瓦解了女性主义存在的前提。如何在多种声音和一种立场之间作出协调，在解构的同时不放弃建构，在理论与策略之间作出统一，这是后现代女性主义面临的新的挑战。如果说，女性主义的后现代转向使女性主义走出白种女人的特权结构，那么这种远离中心的、多元的取向又使它变得支离破碎。因此彻底的后现代主义并非女性主义应有的出路。女性主义要完成自己的政治目标，坚持统一的女性主义立场，必须受来自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双重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