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与“地理大发现”之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郑和论文,下西洋论文,地理大发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公元1405至1433年，我国明代伟大的航海家郑和（1371—1433）率领庞大的远洋船队七次远航西洋，历经印度洋、波斯湾、红海和阿拉伯海沿岸，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遍访亚、非30余个国家和地区。郑和下西洋，不仅显示了我国明代科学技术的发达和国家的强盛，而且开通了连接亚、非各国和地区的航路，传播了中华民族灿烂的古代文明，发展了中国与亚、非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密切了中外友好交往，堪称人类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在郑和下西洋50多年后，西欧一些国家刚刚从“黑暗的中世纪”中苏醒过来，迈过了“黑暗时代”，在其封建社会的母体内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胎儿，开始探寻海外市场，追求资本原始积累，因而进行了驶向东方的航行，接着又从事环绕地球的航行，最终完成了划时代的“地理大发现”。其中，最杰出的成就是：1492年哥伦布（1451—1506）领导的西班牙船队横渡大西洋，到达现在的古巴和海地等地，“发现”美洲；1497年达·伽马（1460—1524）领导的葡萄牙船队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之后，越过印度洋，到达现在印度南部的科泽科德，发现了“新航路”；1519—1522年麦哲伦（1480—1521）领导的西班牙船队第一次环绕地球的航行。由中国人所开创的伟大事业，在半个世纪以后，由西方人继承了这一未竟的事业，接过这个光照全球的火炬，从而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郑和下西洋和“地理大发现”是两件在东西方历史、在人类航海史乃至人类历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影响的大事，有关这方面的论著不少，但从对比角度进行研究的似不多见。有鉴于此，本文拟从对比的角度出发，把郑和下西洋与“地理大发现”在规模、动因及目的、影响及后果等方面作一比较，以求教于识者。
一、郑和下西洋的规模之大，人员之众，组织之严密，气魄之雄伟，历时之久，远非“地理大发现”时的西方船队所能比拟
郑和下西洋船队规模的宏大，首先表现在船舶数量大、种类多。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一般每次达200余艘，其中有大、中、巨型宝船60 余艘，其载重量为1500吨。郑和船队的船舶又分为宝船、马船、粮船、坐船、战船以及水船等辅助船，其中，宝船是整个船队的主体船舶；马船是大型快速水战与运输兼用船；粮船主要用于运输船队所需要的粮食以及后勤供应物品；坐船又叫“战坐船”，是大型战船；战船是担任护航的专用船舶；水船专门用来储存、运输淡水。
其次，表现在郑和下西洋船队的人员之众上。据明抄本《瀛涯胜览》记载，其船队人员有官校、旗军、勇士、通事、民稍、买办、书手等，通计有27670人。郑和七下西洋，每次人数不尽相同， 但大约都不少于27000人。据记载，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统率官兵27800余人，第三次下西洋是27000余人，第七次下西洋是27550人。
再次，表现在人员的严密分工上。郑和船队的人员主要分为首脑指挥人员、航海技术人员、军事人员和后勤保障人员四部分，他们各司其职。其中，首脑指挥人员是掌管航行、外交、军事、贸易等重大行动的决策和指挥中枢；航海技术人员负责航海与修理船只；军事人员主要负责沿途与航行的安全，抵御敌对武装和海盗的侵袭；后勤保障人员负责采购供应物品以及后勤等事项。
最后，表现在郑和下西洋历时之久， 次数之多上。 郑和下西洋从1405年开始，到1433年结束，前后七次远涉重洋，共历时达28年之久，像郑和这样在近30年的时间里频繁活动于海洋之上的航海家，在世界航海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与郑和下西洋相比，完成“地理大发现”的西方船队，无论在时间上、船只数量及吨位、船队人数、船队组织上，以及航海时间上都相形见绌。
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是在公元1405年，比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新大陆”早87年，比达·伽马1498年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海岸早93年，比麦哲伦环球航行早110多年。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每次均达200余艘，其中有大、中、巨型宝船60余艘，其载重量多达1500吨。而1492年哥伦布从西班牙开始美洲航海探险时所率领的船队只有3只帆船，88名水手， 最大的一条船只有100吨，另两只较小的船只有60吨和50吨。 哥伦布航海船队最大时也只有17只船，最大的船只载重量只有200多吨， 有船员约1200—1500人。1497年达·伽马远航印度船队是葡萄牙国王亲自派出去寻找香料产地的，据说是由当时欧洲最好的4条新海船组成， 旗舰只有80英尺长，载重量只有120吨左右，全船队共有1600人。 达·伽马的船队最大时也只有20只船，船员最多时约170余人。1519 年麦哲伦环球航行的船队由5条帆船组成，其中两条130吨，两条90吨，一条60吨，水手总数为265人。〔1〕
由于西方船队规模小，组织不严密，因而在航行中困难重重，损失惨重。关于达·伽马航行的佚名笔记中记载：“我们逗留在海上，总共2个月缺3天，因为常常碰到无风和逆风，我们船员大家都生着重病，牙床肿得厉害，又在身体上出现了大脓疮，这些脓疮使壮健男人即使没有什么别的疾病，也变为虚弱，以至死亡。因此。在此时期死去者有30人（另有这么多人早已死去）。最后，每只船上只留剩7—8人还能服务，但是都已很不健康。而且如果这种状况再继续2周， 我们不是全部死亡，便是再退回到印度去。须知我们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即不管什么纪律都已不复存在了。”〔2〕
当达·伽马返回里斯本时，出发时由4只帆船、160名水手组成的船队，只剩下两只小帆船，海员生还者还不到一半。在麦哲伦的环球航行中，情况则更糟糕。当他们横渡太平洋时，由于缺乏蔬菜和食物，“水手们因患败血症而虚弱了，只有一点淡水可喝，少量劣质腐烂的饼干可吃。他们渴望能抓着些老鼠，啃牛皮和吞食锯末以暂时平息饥饿的阵阵剧痛。”〔3〕这只船队回到西班牙时，5条船只剩下1条，265名水手只有18人生还，连麦哲伦本人也死在异乡。
与郑和先后七下西洋，历时28年相比，欧洲航海家就黯然失色了。哥伦布航行共4次，前后历时13年。达·伽马航行2次，前后历时6年。 麦哲伦的环球航行始于1519年，1521年，他在菲律宾群岛与当地人民发生的冲突中被杀死，前后不过两年。
五百多年前，郑和率领着由航海巨舶——“宝船”为主体的200 余艘的庞大船队“维绡高挂，际天而行”，先后七次远航西洋，历时28年。郑和船队不仅是15世纪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完备的船队，而且他们所驾驶的宝船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航海巨舶，创造了世界航海史上的奇迹。郑和下西洋不仅表明了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勤劳，而且也表明了明朝前期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科学技术领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二、郑和下西洋与“地理大发现”动因、目的之不同
郑和下西洋虽然规模宏大，但其动因及目的主要是政治性的，而非经济性的，这是郑和下西洋与欧洲航海家进行“地理大发现”动因和目的最根本的区别所在。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改朝换代后，新皇帝大多要诏告天下，以使海外各邦臣服于新王朝。加之明王朝是在推翻元朝蒙古族统治的基础上建立的，这样做就更有必要。明太祖朱元璋认为“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属内以制夷狄，夷狄属外以奉中国”。〔4〕正是在这种天朝大国思想的支配下，在明朝建国伊始的1368年，明太祖派遣使臣出使占城。次年又出使爪哇。洪武二年遣使出使琐里。洪武三年又出使渤泥、琐里。其目的都是要使这些国家承认明朝天朝大国的特殊地位，要他们向明朝“称臣”、“纳贡”。到明成祖朱棣时，他要建立一个天朝大国的思想更为强烈，他自认为是“奉天命天君主天下”，同时还想靠扬威海外来缓和国内的一部分人对他用武力夺取政权的不满。明成祖即位之初，即谕令礼部说：“太祖高皇帝（指朱元璋）时诸蕃国遣使来朝，一皆遇之以诚，其以土物来市易者悉听其便……今四海一家，正当广示无外，诸国有输诚来贡者听，尔其谕之，使明知朕意”。〔5〕洪武三十五年九 月， 明成祖遣使以即位诏谕安南、暹罗、爪哇、琉球、日本、苏门答 腊等国家，即位诏使者自东南各国回朝后，他又派遣使臣到海外诸国，宣谕诏书，封王赐衣，对这些国家宣布了明成祖的对外政策，欢迎这些国家派人来华贸易，对海外诸国来华朝贡者，实行“厚往而薄来可也”和“则赉予之物宜厚”的政策，〔6〕借以博得海外诸国的宾服和万国来朝的盛况。
明成祖之所以组织庞大的船队，派遣郑和远航西洋，就是为了扩大明王朝的政治影响，宣扬大明帝国的国威，加强同海外各国的联系，以满足其建立天朝大国的欲望。无可否认，郑和下西洋也进行了大量的贸易活动，因而也带有一定程度的经济上的动因和目的，但这种经济上动因和目的与政治上的动因和目的相比，则是微不足道的。也就是说，郑和下西洋经济上的动因和目的是次要的，并且是从属于政治上的动因和目的的，这一点可以从郑和下西洋时所从事的活动以及下西洋所带回的物品中得到证明。
郑和等人下西洋到达各国后，第一件事就是“开诏”，即宣读永乐皇帝朱棣的诏书：明朝皇帝是奉天承命的上邦大国之君，是奉“天命天君”的旨意来管理天下的，四方之蕃夷要遵照明朝皇帝说的去做；各国之间不可以众欺寡，以强凌弱，要共享天下太平之福，“若有摅诚来朝，咸赐皆赏”。〔7〕这一诏书充分表现了朱棣要建立一个凌驾于各国之上的天朝大国的欲望。郑和做的第二件事是颁赏，即赐予各国国王诰命银印，赐国王及各级官员冠服礼品以及其它礼物。第三件就是做买卖，即以中国的手工艺品换取各国的土特产品，让他们来中国称蕃纳贡，进行贸易交流。郑和下西洋所带回来的物品，据《明会典》、《明史》以及《瀛涯胜览》所载总计有：五金类17种；香类29种；珍宝类23种；动物类21种；布类51种；用品类8种（金属品不在内）；药品类22 种（香料不在内）；颜料类8种；食品类3种；木料类3种。〔8〕从上面所列物品种类来看，郑和下西洋所交换回来的物品绝大多数是专供皇室和贵族官僚享受用的奇珍异宝及各种奢侈品，与国计民生并没有多大的关系。而且这种贸易是在“厚往薄来”和“赉予之物宜厚”的方针下进行的，这种形式的贸易活动是不可能长久的。这也可以部分说明为什么轰轰烈烈的郑和七下西洋的活动随着统治阶级的更迭和郑和的去世而消声匿迹，因为这种活动违背了经济规律和价值规律。
与郑和下西洋形成对照，欧洲航海家进行“地理大发现”航海活动的主要动因和目的是经济上的，而非政治上的。他们航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黄金和香料，寻找新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他们的航海活动均得到王室的资助，如支持哥伦布航海的是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一世，派遣达·伽马的是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赐船队给麦哲伦的是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王室与航海冒险家们都期望从航海活动中获得巨额财富。这以1492年哥伦布与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一世签定的五条协议和麦哲伦与西班牙国王查里一世订立的发现香料群岛的协定最具代表性。
前一个协议内容为：任命哥伦布为他所发现或取得的所有岛屿和大陆的元帅，他和他的继承人永远享有这个职衔及相应的一切权利和特权；任命哥伦布为这些岛屿和大陆的总督和省长，他可以对每个下属官职提出三个候选人，以便西班牙国王选任其一；哥伦布保有这些领地所出产、交换而得和开采出来的一切黄金、白银、珍珠、宝石、香料和其他财物的十分之一，完全免税；凡涉及到这些财物或出产品的任何诉讼，由哥伦布或他的代表以元帅身份掌握审判权；哥伦布有权向开到这些“新领地”去联系经商的任何船只投资八分之一，取得利润的八分之一。〔9〕后一个协定的主要内容为：特责成你们在属于朕（朕是统治者，在朕的分界线内）的海洋里发现丰富的香料以及朕最需要而且使我国获利的其他东西，……考虑到由于你们的效力，使朕获得很多福利以及扩大我们卡斯提王室的版图，为补偿你们的劳绩和面临着的危险，朕愿下令赐给你们，从你们发现的岛屿和大陆获得的一切利润和收入，以及损税和替朕征收的其他进款中，除去你们负担的开支后，给你们留下二十分之一。朕也把上述地方和岛屿的钦差和总督官衔赐给你们、你们的子孙与合法的继承人”。〔10〕
从以上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协议中可以看出：黄金和香料是欧洲航海家进行“地理大发现”的最主要的动因和目的。这正如哥伦布自己所说：“黄金是一切商品中最宝贵的，黄金是财富。谁占有黄金，谁就能获得他在世上所需要的一切。同时也就取得把灵魂从炼狱中拯救出来，并使灵魂重享天堂之乐的手段”。〔11〕
为了达到获得黄金和财富的目的，欧洲航海冒险家们不惜采用一切手段。1493年哥伦布在小安的列斯群岛和维尔京群岛用枪炮和猎犬围剿印第安人，抢劫财物，掳掠人口。1495年哥伦布征服了海地岛，并使之成为西班牙的第一块殖民地，大批印第安人被残杀掳掠，岛上幸存的印第安人必须用棉花和金沙交纳人头税，被迫在金矿和种植园里从事奴隶劳动。1502年达·伽马在印度洋上遇见了一艘载有700 多名摩尔人的阿拉伯船，他下令把船上的货物抢劫一空，然后连人带船全部烧掉。他们在到达印度的科泽科德后，对当地居民大肆屠杀，掠夺金银，强占土地，并用大炮把这座城市夷为废墟。环球航行的麦哲伦也因残忍暴虐、贪得无厌而在菲律宾群岛被当地居民杀死。这一切都说明追求黄金、香料等财富这一经济上的动因和目的在推动欧洲航海家进行“地理大发现”时所发挥的作用是多么地巨大。
三、郑和下西洋与“地理大发现”影响及后果之比较
郑和下西洋是十五世纪前期震惊世界的壮举，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整个东方世界的历史都具有重要影响，它对打通东西海道，密切中外友好交往，促进经济、文化交流，都起了重大作用。
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比欧洲航海家们进行“地理大发现”早了近一个世纪，郑和是最早的洲际航海家，他开创了横渡印度洋的洲际航海历史，是人类征服海洋的先驱。郑和是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的先行者，郑和船队在西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开辟了多条航线，并且在中国与东非之间建立起经常的海上交通。这些航线直接为欧洲航海家开辟“新航路”和环球航行做出了贡献。
首先，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打通了由中国横渡印度洋到达波斯湾、阿拉伯海、红海和非洲东部的航路，郑和船队还在中国至印度古里（现科泽科德）、锡兰山（今斯里兰卡）、溜山（今马尔代夫群岛）等地之间建立了经常性的交通联系。在包括南洋群岛在内的广大东南亚地区，郑和下西洋时在这一地区建立了密集的交通网，开辟了中国至占城、爪哇、旧港、苏门答腊、南渤里、暹罗、满刺加、真腊等地的航线。
其次，郑和下西洋密切了中外友好交往，把中华民族先进的文化和发达的文明带到了亚、非地区，加强了中国和亚、非各国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增进了中国和亚、非各国人民的友谊，郑和是是和平和友好的使者，文明和进步的传播者。这与西方航海家的行为恰成鲜明对照。
十五世纪初，亚、非许多国家和地区与中国相比，还处在很落后的社会发展阶段上，郑和船队一次又一次遍历诸国，以“宣教化于海外诸蕃国，导以礼义，变其夷习”为宗旨，在客观上给亚、非各国带去了中国高度发达的文明，加快了许多国家历史发展的进程。郑和下西洋以及由此而扩大的海外贸易，使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输入了大量精美的中国手工艺品，同时也输入了高度发展了的中国封建文化，这对于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是有益的。正因为如此，至今东南亚地区的人民仍在怀念着郑和，怀念着这位三宝太监，有不少地方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如马来西亚有三宝城，印度尼西亚有三宝洞，泰国有三宝庙等。
再次，郑和下西洋对中国社会经济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郑和下西洋对当时国内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为出使西洋而大规模建造海船的过程，直接促进了中国古代造船业的发展，使明朝的造船业达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也创造了世界造船史上的奇迹。郑和下西洋以大量的中国丝织品和瓷器，换取海外各国的土特产品，在客观上为扩大这些手工业品的生产开辟了道路。郑和下西洋扩大了这些国家对中国手工业品的更大需求，从而开拓了中国手工业品的国际市场，刺激了国内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中外物品的交流。固然，郑和下西洋没有像欧洲航海家那样通过“地理大发现”而改变世界政治的格局，促进人类历史的发展，迎来资本主义的曙光。但是，郑和作为一位伟大的航海家，是当之无愧的。
“地理大发现”使西半球和东半球、新大陆和旧大陆联系起来了， 它使原来与其他大陆隔绝的美洲开始了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从而扩大了世界各地区和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使世界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12〕
“地理大发现”的一个主要后果是随着新大陆的“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由于航海冒险活动往往能带来几倍乃至几十倍的高额利润，从而激起了欧洲各国举国上下的航海热，开始了欧洲向海外已知的和未知的世界进行资本主义殖民征服的大进军的时代，这与明朝在郑和七下西洋以后再无大规模的航海活动又成反照。
自从达·伽马找到了到东方来的航路之后，后继者接踵而至，他们并不以到达印度为满足，而是继续向东方前进。他们绕过马六甲海峡，进入中国南方的海上门户——广州。最先来到这里的是葡萄牙人，其他西欧国家如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国家也不甘落后。这股汹涌而来的殖民主义逆流侵袭扫荡着亚洲大陆、非洲大陆、美洲大陆的众多国家。他们强行霸占别国土地，掠夺财富，对无辜人民进行奴役、贩卖和灭绝种族的屠杀，在殖民地内推行极端野蛮和落后的奴隶制。殖民主义者在亚、非拉美广大地区人民的尸骨上建立起自己的文明。西方殖民主义者以牺牲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利益为代价，换来了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长，“这种行为不是使当地人民前进，而是使他们后退”。〔13〕这与郑和下西洋给亚、非人民带去真正的和平、进步和文明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
“地理大发现”的另一个重要后果是中世纪狭小的世界观被彻底打破了，古代人有关大地球形的天才猜测得到了航海的证实，从而开阔了西方人的眼界，把他们从欧洲狭小的领域带到了整个世界，欧洲地图学界重新绘制了包括欧、亚、非、拉美各大洲在内的世界地图，人类真正发现了地球。“地理大发现”也推动了全球范围的对海洋和陆地的考察研究，地质、地理资料迅速积累，地球的奥秘不断被揭示出来，有力地推动了地球科学的进步。“地理大发现”也促进了天文学、航海学、造船技术、气象学等学科的近代化进程。正是由于以上这些结果，“地理大发现”在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上远远超过郑和的七下西洋。
综上所述，郑和下西洋在规模上大大超过比它晚近一个世纪的欧洲航海家进行的“地理大发现”，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水平及航海成就也超出欧洲航海家许多，郑和下西洋可以说是“地理大发现”的先导。但由于其动因和目的是非经济性的，因而郑和虽然先后七下西洋，也只能是“地理大发现”的先导，郑和下西洋在世界历史上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也不如“地理大发现”显著。郑和下西洋和“地理大发现”同为人类航海史上的壮举，但由此而产生的后果却又如此地不同，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正如邓小平所说：“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14〕虽然如此，作为对外开放先驱之一的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注释：
〔1〕〔2〕〔10〕《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商务版，1979年，第313页，第310页，第312—313页。
〔3〕（英）赫·乔·韦尔斯：《世界史纲》，中译本，人民版， 1982年，第844页。
〔4〕《皇明通纪》卷三，明太祖元年谕。
〔5〕《郑和下西洋》，刘如仲著，中华书局版，1983年，第5页。
〔6〕《明太祖实录》卷七十一，卷一五四。
〔7〕《郑和家谱》，引皇帝敕谕。
〔8〕《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版，1984年，第188页。
〔9〕《哥伦布首航美洲的困扰拾录》，载《拉美史研究通讯》， 1990年第21—22期，第27—28页，詹重森译。
〔11〕《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商务版，1964年，第304页。
〔12〕《马恩选集》，人民版，1972年，第1卷，第252页。
〔13〕《马恩全集》，人民版，1972年，第19卷，第448页。
〔1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版，1993年，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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