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批判:生态社会主义的新视角_生态危机论文

资本主义批判:生态社会主义的新视角_生态危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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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资本主义社会诞生以来,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就始终没有止息过,这种批判既有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维度,也不乏思想文化的视野。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资本主义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资本主义批判史。作为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发达国家兴起的一种激进的左翼社会思潮,生态社会主义是当代西方社会生态运动与社会主义思潮相结合的产物,它以对生态问题的独特理论反思开辟了资本主义批判的新视野。

生态环境问题对人类而言是一个永久性的问题,因为人类自身的生存是以与自然之间物质能量的交换为前提的。但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力与科技发展水平较低,人类生存的主要方式是依附和利用自然环境,尚不具备大规模开发和掠夺自然环境的能力。自然环境遭受大规模破坏开始于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程度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提升而强化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P277)但生产力的这种巨大进步是以对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为代价的,而当代资本主义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则达到了变本加厉的程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现代科技革命的兴起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获得巨大发展,从而出现了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第二个黄金时代。生态社会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干预自然的方式必然导致严重的环境后果,生产的趋利目的驱使资本主义国家在利用现代科技进行资本增殖的同时,大大加剧了对自然界的掠夺性开发,从而使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因此,当代人类社会面临的生态危机完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异化消费以及生态殖民扩张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生态社会主义将生态危机归结为资本主义异化消费的产物。为了延缓经济危机,资本主义便极力歪曲人的需要,以广告宣传和流行时尚的彰显诱使人们把追求消费当作真正的满足,使人们从属于强加的或虚假的需要,从而导致了严重的异化消费。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诱发出无限膨胀的物欲,因为资本的无限增殖是以商品的无限生产为前提的,而商品的无限生产则需要无节制的消费,这就使人们的消费欲望呈现出无限扩大的态势。在这种情况下,消费本身已经被严重扭曲和异化,因为它完全脱离了人的合理需要,人们不再将消费视为满足自己需要的手段,而是将它作为目的本身,消费成为一种漫无节制的物欲发泄和对人们在异化劳动中受到的肉体与精神双重创伤的补偿。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家本·阿格尔指出:“异化消费是指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它使需求适应某种商标名称的产品,而不是适应‘纯’产品本身。……发达工业社会及其高度集约的市场布局的特征在于:1.需求与商品之间的关系由于以广告为媒介而变得十分复杂;2.人们把贯注于消费当作满足需要的唯一源泉。”[2](P494—495)由于背离了人的需要,消费已经完全成为满足资本家获得利润的手段。为了诱使消费者不断更新自己的需要,使之以异化的消费方式规定自己的消费活动,资本家便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不断制造出所谓的消费时尚,广告宣传和流行时尚便成为控制人们消费的有力武器。因此“大量需求事实上是资产阶级通过广告和营销创造出来的。”[3](P131)

资本家对消费的操纵成为维持和提高利润以及实行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由于生产过度和利润率下降的矛盾,生产者必须……通过创造新的需求来抵消需求的下降和扩大需求。因此,存在着不断的研究、发展、产品更新、广告与营销宣传。”[3](P135)在市场机制的强大作用下,人们将快乐与消费等同起来,把聚敛物质财富视为人生的目的和人生价值的最高体现,将占有的物质财富的多寡视为衡量生活水准的至高尺度,从而使劳动成为一种异己的活动。在这种异化劳动中,人的自由个性日趋丧失而生物特性却不断凸显。“随着愿望的实现,人们更强烈地意识到有什么,还缺什么。满足于已得到的是一种罕见的品质。”[4](P91)以消费为目的的社会消费文化使整个社会的消费欲望日趋膨胀,人们通过拼命工作来追求消费享受。消费欲望的无限膨胀使当代资本主义成为一个物质丰裕、精神痛苦的病态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成为商品的奴隶、劳动的工具和科技的附属品,成为精神失落的物化的人,人的自由个性被充斥社会的消费主义价值观所扼杀。人的物欲的膨胀必然导致唯生产力论和对自然的掠夺性开发利用,从而引发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

因此,生态社会主义将当代资本主义面临的生态危机同时也归结为以消费主义为表征的资本主义社会价值观的危机。消费主义价值观认为,自然资源和人的物质需求都是无限的,人类只要不断地向自然界索取,就能满足人们不断膨胀的消费需要,实现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期望。“然而发生的情况恰恰相反:自然越受到人类的蹂躏,人类的自由和幸福就越来越少。”[5](P148)要消除生态危机,就必须塑造一种能够取代消费主义的新型价值观,“把人类视为一个地球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并且服从于生态规律”,[3](P48)这种价值观将立足于生态社会的内在要求,以合理的态度重新审视人的需要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针对资本主义的异化消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家本·阿格尔提出了“期望破灭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即在工业繁荣和物质相对丰裕时期,本以为可以真的源源不断提供商品的情况发生了危机,而这不管愿意与否无疑将引起人们对满足方式从根本上重新进行评价。”[2](P490-491)生态危机的迫切性表明,生态系统已经无法承受不断扩张的生产能力,这就会导致人们日趋膨胀的消费期望的破灭。对需要满足方式的重新思考可以将异化消费转化为一种“生产性闲暇”和“创造性劳动”,人们不再将劳动视为满足无节制的消费需要的手段。“期望破灭的辩证法”会迫使人们以新的价值观重新思考人自身与自然的关系,从异化消费的噩梦中觉醒,并对维系异化消费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这样,致力于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努力就会和马克思主义所寻求的社会主义的前景结合起来。“正是在我们称为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的动态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有力动力。”[2](P496)

由于异化消费是依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生态社会主义认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模式和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模式都是由生产方式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逻辑决定了它必然把自然界当作残酷掠夺的对象,而完全漠视这种掠夺所导致的严重的生态和社会后果。

首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了社会生产的异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了生产的目的是追求利润,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导致的,因为生产和消费的程度制约着利润实现的程度,而对利润的无节制的追求是建立在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的基础之上的。对利润的无休止追求和资本不断增殖的过程,也就是资本积累规模和生产规模得以不断扩大的过程,同时也是对自然资源的需求量不断增加的过程。资本积累的必然逻辑就是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和自然资源开发力度的加大,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的过度生产使技术规模和能源需求规模日益庞大,其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环境状况的日趋恶化。“在自由市场中,资源保护、再循环和污染控制由于提高生产率和使剩余价值最大化的动力受到阻碍。很明显,这类行为将导致更多的成本,而对企业来说有益的是使收益内在化、成本外在化,也就是说,让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支付它们。”[3](P135)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即使对环境的改善也在很大程度上从属于追求利润的目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生态工程在西方发达国家成为一种新兴产业,其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利润空间具有很强的诱惑力。对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企业家来说,投资绿色产业已经成为名利双收的选择。

其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了社会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生产的异化必然导致生产过程对生态环境的漠视,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保证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由此导致的生态恶果则被转移给社会和后代人。“开采资源——获取它们的价值而不考虑对未来生产率的影响——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趋势,而成本外在化部分地是将其转嫁给未来:后代不得不为今天的破坏付出代价。”[ 3](P136)这样,自然界就被视为人应该予以征服和控制的对象,其结果就是对人类自身消费欲望的放纵和对自然界的疯狂掠夺,科学技术蜕变为一种新的社会控制形式,并革命性地提升了人类掠夺和蚕食自然的能量,从而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严重异化和人类生态环境的日趋恶化。加拿大学者威廉·莱易斯指出,统治自然的观念把全部自然视为满足人类无限欲望的材料,从而导致了生产无限的扩张,但人对自然控制的加强遭到了自然的反抗,生态危机就是这种反抗的表现。生态社会主义认为,重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就必须将自然界不再视为人类应该予以制服和控制的对象,而是人类应该与之和谐相处的对象,是人类生存的家园。“我们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不是在自然界之上;我们赖以进行交流的一切群众性机构以及生命本身,都取决于我们和生物圈之间的明智的、毕恭毕敬的相互作用。”[5](P57)因此,人类必须承认和服从自然的规律,将自然界视为自己赖以存在的根基,并与自然和谐相处,这样才能克服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从而轻松地在地球上生活。

再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了经济合理性与生态合理性的冲突。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家高兹认为,资本主义是经济合理性社会,其内在逻辑就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这就要求生产的最大化,而消费和需要的最大化则是这一目标得以实现的前提。生态合理性的内在逻辑则是以尽可能少的、具有耐用性的物品满足人们的需要,并以尽可能小的劳动和自然资源的消耗来实现这一点,从而使人们在劳动和消费得更少的条件下生活得更好。从经济合理性的逻辑看,追求生产最大化是增长的不竭源泉;但从生态合理性的逻辑看,生产的最大化则表现为资源的巨大浪费和环境的严重破坏。生态社会主义主张经济的合理性应该服从于生态和社会的合理性,经济发展必须考虑生态和社会成本。但资本主义生产和利润最大化的逻辑是完全排斥经济合理性对生态合理性的从属关系的,这种逻辑驱使企业不断进行产品更新,为了实现这些产品的价值,便不断创造出新的欲望以及与之相应的消费水平。

生态社会主义主张建立一种既能满足人们物质需要,又能避免生态危机的稳态经济。这种经济将增长控制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把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利用限制在生态平衡所许可的限度之内,从而实现有限环境中的有限增长。为此,生态社会主义主张发展小规模、无污染的软技术和小企业,破除跨国公司和垄断企业的集中化、官僚化生产体系,通过工人直接参与管理实现生产过程的分散化和民主化,使人们从小规模的生产和工艺式的消费中得到快乐。经济发展必须充分考虑生态和社会成本,以绿色工作道德来规范一切经济行为,使人们在自觉的创造性劳动中从有害于生态系统的消费心理中摆脱出来,使劳动不再作为谋生的手段,从而在生产活动而不是消费活动中寻求快乐和满足。

生态社会主义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视为资本主义生态殖民扩张的产物,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和剥削是造成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家戴维·佩珀指出:“既然环境质量与物质贫困或富裕相关,西方资本主义就逐渐地通过掠夺第三世界的财富而维持和‘改善了’它自身并成为世界的羡慕目标。”[3](P140)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发达国家生态环境的优化正是建立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环境日趋恶化的基础之上的。

首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导致了对自然资源的全球性掠夺,从而引发了全球性的资源危机和环境危机,加剧了全球性的资源短缺、生态失衡和环境污染,从而使温室效应、水土流失、物种灭绝、大气污染等现象日趋严重。资本主义“喜欢剥削新的土地和资源,因为后者为初始的利润和迅速增长的生产率提供了很大潜力。……从16世纪起,它获得了全球向度,并最终导致干旱尘暴区、沙漠化、热带雨林被毁……”[3](P136)全球化进程的加剧使生态殖民主义愈演愈烈,西方发达国家为了维系和扩大自己的经济规模,便试图通过资本的全球化扩张来转嫁经济发展的环境成本,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状况日趋恶化。占世界人口25%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资源的消耗却占世界80%以上,工业废气的排放量占到了世界总排放量的三分之二,它们一方面利用自己的经济和技术优势对本国资源进行保护,另一方面却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进行疯狂的掠夺性的开发。

其次,为了转嫁生态危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将劳动力密集型的高能耗、高消耗的企业转嫁到发展中国家,残酷掠夺不发达国家的资源,甚至把发展中国家当作倾倒各种废物的垃圾场,倾倒存放各种有毒的垃圾。无节制的生产和消费必然产生大量废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向发展中国家倾倒垃圾,而且试图在垃圾贸易中寻求利润,将其卖给发展中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在努力控制自己环境,另一方面却鼓励和纵容自己的企业对发展中国家的污染,并极力反对旨在禁止将废物运往发展中国家的一切建议和努力。“美国当局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发展会议之前的预备性谈判中阻断、抵制和阻碍下述提议的措施……:在任何条约中提及发展新生物产品过程中的安全标准,支持禁止有毒废物越境运输的《巴马科公约》,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最低时限上达成一致,提及西方国家的过度消费为环境退化的原因。”[3](P138)这样,发达国家正是通过发展中国家环境的不断恶化来改善和优化自己的生态环境的。

再次,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自己的技术、经济和产业结构优势,使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主要局限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同时这两个产业部门的低技术水平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粗放式生产导致了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对能源的巨大浪费。西方发达国家通过产业结构的升级来提高能源的利用率和产品的附加值,低价进口发展中国家的农副产品和工业初级产品以及木材、矿产、和稀有金属等原材料,同时又向发展中国家高价推销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一方面通过不平等的贸易往来从发展中国家搜刮财富,另一方面又使发展中国家维持其高能耗、高污染和低产出的产业结构,从而强化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依附从属关系,同时使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对此,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家戴维·佩珀指出:“西欧和美国的富裕水平(总体上),是建立在‘十亿人生活在绝对贫困中’和所有其他的……令人厌恶的不平等基础上的。”[3](P140)

生态社会主义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推行的高生产和高消费在客观上延缓了经济危机,但经济危机并没有消失,而是以生态危机的形式呈现出来,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已经从生产领域转移到了消费领域,生态危机已经代替经济危机而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因此,社会主义的前景应与生态危机的解决联系起来。生态社会主义所追求的是一个建立在共同所有制和民主控制基础之上的社会,其生产目的是为人们提供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而不是制造用以销售和获利的商品。“生态社会主义的增长必须是一个理性的、为了每个人的平等利益的有计划发展。……这种社会主义的发展可以是绿色的,它建立在对每个人的物质需要的自然限制这一准则基础上。”[3](P336-337)

生态社会主义立足于生态问题阐发其社会批判理论,将当代人类社会面临的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异化消费模式和生态殖民主义扩张,揭示了生态问题根植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生态危机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并致力于生态运动与社会主义的结合,从而开拓了批判资本主义的新视野,同时有力地推动了西方生态运动的发展。生态社会主义对人与自然异化关系的批判性反思,表现了对当代人类生存处境的强烈关注,对于深入思考当代人类面临的严重的生态问题,理性审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但生态社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生态决定论的倾向,其资本主义批判的基点是在消费领域而不是生产领域,它着力从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来批判资本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危机已经从生产和经济领域转移到消费和生态领域,生态危机取代经济危机而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宣称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已经过时,从而用人与自然的矛盾取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生态社会主义主张生产和管理的人性化是无可厚非的,但简单批判和否定现代化社会大生产,并寄希望于生产的非集中化、技术的人性化和所谓“期望破灭的辩证法”,显然带有一定的乌托邦色彩。

关注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是生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从这种核心价值出发,生态社会主义批判消费主义幸福观和价值观,强调绿色消费模式、绿色发展模式和生态合理性,主张社会公正以及自然解放与人的解放的统一。这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以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无疑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并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高度,将社会和谐视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其生态维度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寻求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三重维度的和谐,其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蕴涵了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并会对后者产生重要影响。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同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内在联系,也是生态社会主义强调自然解放与人的解放的统一的缘由所在。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是不可能建立在严重恶化的生态环境和资源匮乏危机的基础之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得以确立的自然前提。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赖于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的确立。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严峻的生态环境挑战,使重塑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成为一项极其迫切的重大战略任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持续高速增长,但过分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生态成本的发展观念和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率的发展模式,也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水资源污染、空气污染、水土流失、森林锐减、土地荒漠化等环境问题日趋严重,从1981年到2005年,我国的经济增长指标几乎每年都是超额完成的,而环境保护指标却没有一年是完成了的。环境污染导致的群体性事件频发并呈逐年上升趋势,这充分说明了生态环境问题对社会和谐的巨大影响。生态环境所面临的空前挑战严重制约着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环境问题表征着人与自然的关系所面临的挑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想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提升到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高度,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就要将自然视为人类的家园,而不是单纯索取的对象,生态社会主义就反对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变成一种索取与被索取的关系。因此,我们在享受自然的恩惠时,也要尊重、守护和回馈自然,否则就要受到自然的惩罚。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6](P383)要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就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重视生态合理性和经济发展的环境成本,确立与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要求相适应的经济发展模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强化对环境的治理和保护力度,以绿色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规范消费行为,拒斥将消费视为幸福尺度的消费主义价值观。惟有如此,才能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生态环境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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