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自主性：认识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一个“范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家论文,范式论文,自主性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早期发达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国家自主性 亚索普认为，马克思有两种国家观，“一种工具主义论述，另一种将国家政权视为‘处于社会之外和之上’的独立力量的论述”①。除工具性国家观外，马克思恩格斯又认为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承担社会公共职能，具有自主性。自主性是国家的本性，但自主性国家的产生却是在近代随着国家与社会分离、现代民族国家开始建构才开始的，前资产阶级工具性国家的英国就是自主性国家。② 中世纪中后期，英格兰政治中王权强大而贵族弱小。1215年，联合起来的贵族迫使国王约翰接受《大宪章》，使王权受限在法律上得到了确认，开启了英国宪政史。不过后来由于争夺王位的红白玫瑰战争消灭了国内的主要分裂力量，英国统一起来了。1485年建立的都铎王朝对内逐步削弱封建贵族的对抗，对外逐步消除欧洲大陆帝国和罗马天主教国的控制，率先建立了现代中央集权制的自主性国家，促进了英国现代化。“国王铲除了地方权力的中介者，而将国家权力集中化以加强对地区的控制，这也同样是扩张商业化工作的重点。因为当时只有地区集中化的政治组织，才可以提供制度化的整套现代经济发展所必须的环境，它包括和平、保护和产权。”③伊丽莎白女王一世在位时期以及整个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国家主导型的重商主义，使英国率先成为第一波发达国家。“在市场得到最充分发展的地方——即在重商主义的情况下，它们也是兴盛于集权的中央管理者的控制之下，这种中央管理者的专断范围是如此广泛，从农民的家计到国民生活都被囊括其中。实际上，管制与市场是一起成长的。自发调节的市场是闻所未闻的；自发调节这个观念的出现本身就是对当时的发展潮流的完全背离。”④也有学者认为，“原始资本积累时期的国家行为经常是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启动的，并非通过阶级斗争。不仅在俄国和普鲁士，而且在19世纪中期的西班牙、奥匈帝国(1848)、意大利和某种程度上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英国和日本(1868)，国家都扮演了中心角色。由国家下令进行的‘强制解放(农奴)’源于财政、军事和政治压力。……而非受制于日益壮大的资产阶级的要求。……因为增强国力和财政军事的需求，国家把经济推向资本主义的方式”⑤。但古典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遮蔽了国家的重要作用，与这段真实的历史有很大出入。 法德民族国家成长道路不同于英国。当英国被增长的资产阶级势力俘获从自主性国家变为工具性国家时，法德还是马克思所说的自主性国家。为了克服分裂势力建立和稳固中央集权，法国王权越来越集中，最后成为欧洲专制国家的典范。国家越专制意味着向现代国家转型越难，各政治势力之间不容易达至政治妥协最终导致了激进革命。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革命和复辟频现。“从法国大革命到1958年第五共和国，期间经历了十个‘朝代’，资产阶级在大多数时期都不能独立地发挥作用，总是依附于波拿巴皇帝和国家力量，由此才形成了中央集权制的自主性国家。”⑥在法国历史上的很多重要时期，国家都被各种精英用来强加自己的目标意志，制度改革被用来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和能力。旧制度的行政官员，拿破仑·波拿巴和拿破仑三世的行政改革，文官精英集团的产生，以及通过国家行政学院和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对战后精英的导引，都是针对这一目的的手段。⑦ 马克思经验性地描述了他那个时代作为自主性国家的法国的情形：“资产阶级没有自己直接进行统治的能力，因此，在没有一个英国那样的寡头政治为了得到优厚报酬而替资产阶级管理国家和社会的地方，波拿巴式的半专政就成了正常的形式；这种专政维护资产阶级的巨大的物质利益，甚至达到违反资产阶级的意志的程度，但是，它不让资产阶级亲自参加统治。”⑧同时代的托克维尔从旧制度与大革命关系的角度对此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当时的法国与大革命前君主专制的法国在政治上一脉相承：“中央集权制是旧制度的一种体制，而不是像人们所说的是大革命和帝国的业绩”，“是旧制度在大革命后仍保存下来的政治体制的唯一部分，因为只有这个部分能够适应大革命所创建的新社会”。⑨其结构是“由一个被置于王国中央的唯一实体管理全国政府；由一个大臣来领导几乎全部国内事务；在各省由一个官员来领导一切大小事务……”⑩历史和逻辑地看，如果当时法国是马克思所说的自主性国家，旧制度的法国波旁王朝和它当时的对手英国都铎王朝也就是同一类自主性国家。 作为自主性国家的德国的成长更为不幸，因为德国的专制主义开始不是作为民族统一而是作为民族分裂的面目出现的。“当时英法两国工商业的成长促使整个国家中各种利益联成一气，因而促成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在德国这个过程却只是环绕着一些地方中心按照省区归并成许多利益集团，因而只是促成政治上的分离”(11)，由于德国资产阶级力量太软弱，“1848年革命失败后，人们普遍认为德国人天生是不适宜民主来统治，只有用强制性的纪律才能把全民族团聚在一起”(12)。为了对付专制的地方分裂势力寻求统一，不得不使用更为专制的力量，结果是旧势力在德国把握了现代化的领导权，资产阶级“卑贱地做了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制度的尾巴”(13)。1862年“宪法冲突”后特别是1871年帝国建立前后，君主的特权以及国家的权力在现实中变得至高无上，民主宪政的理想被遮蔽。当年俾斯麦就说：“当今的大事不是靠决议和多数票来解决——那是人们在1848和1849年的错误——当今的大事靠的是铁和血。”(14)“普鲁士王权尚未完成自己的使命，它还不够成熟，还不能当作你们宪法大厦的纯粹装饰品，还不能作为一个死的部件装入议会统治的机器中去。”(15)德国由此走上了一条远离民主宪政的专制道路，经过一段时期的曲折，直到二战后成为现代民主国家。 “国家的相对自主性的观念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讨论得很多的一个问题。”(16)不过，马克思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认为，法德的国家自主性源于专制传统、资产阶级弱小和各阶级力量暂时平衡而形成的特殊权力格局，而后来的研究者把此特殊意义上的国家自主性概念开拓为观察和理解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一般意义上的“范式”性概念。 二、当代西方国家民主治理中的国家自主性 马克思工具性国家观后来被某些人教条化为机械工具性国家观：“国家总的说来只是统治阶级的一种简单工具这一甚至整个错误的概念，对于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作用，是毫无用处的。”(17)就此，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家开始结合现实对此进行批判。工具性国家论者密里本德试图用实证主义的方法证明资本主义社会仍然存在一个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同时他又认识到“他们至多构成(现在同样如此)国家精英整体中相当小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准确地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精英与前工业阶级、贵族阶级和地主阶级相比，他们并没有构成一个‘政治统治阶级’”(18)。后期他又开始注重国家自身的行动逻辑所造成的国家自主性，认为国家政权本身是一个相对独立于社会阶级的政治结构，国家很大程度上按国家政权自身的利益或者说国家官员的利益以及国家政权所代表的民族利益的逻辑行动，而不仅仅是社会统治阶级的附属物。普朗查斯以强调国家自主性而闻名，早期他用结构主义方法论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自主性源于近现代以来政治与经济、国家政权与经济结构的相对分离，后期他又从阶级关系的角度论述了国家的相对自主性，认为“国家不是什么以工具性为本质的实体，而是一种关系，确切言之就是阶级关系的浓缩”(19)。奥菲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就是一种自主性国家。它通过福利国家政策来干预经济与社会，使得资本和劳动力能够持续商品化，同时又从社会经济系统中获取资源以保证自己的存在和运转。这种“资本主义国家的改良主义政策绝不是旨在‘服务’于资产阶级的集体利益。通常，这种政策遭到资产阶级最强烈的抵制和反抗”(20)。 同样是自主性国家，当代法国比英国采取了更具战略性的产业发展政策促进其经济繁荣。(21)佩里·安德森在回顾英国衰退时指出，英国的“奇特之处”是由于传统制度缺乏有力的市场校正者导致经济更加衰退，因为市场逻辑归根到底是倾向于积累而不是校正。市场中比较优势法则按照自身的动力发挥作用，改善比较劣势需要另一套社会逻辑，因此一种能够管制与中和市场自发活动的中央力量必须存在。“政治经济体越是长期单一地倚靠市场来调整经济结构，最终越是要一个‘强大’的协调机制去改变和阻止经济下滑。”(22) 上世纪70—80年代，后马克思主义时代的“回归国家学派”批评了新马克思主义社会中心论范式的相对自主性国家观：“所有研究国家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深受社会中心主义的假设的影响，而毫不允许他们自己去质疑：国家是否真的从本质上就是阶级或阶级斗争的体现，其职能真的就只是维持和扩大特定的生产模式。”(23)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国家潜在自主性概念，将国家视为具有独立利益和自主能力的行为主体。不过，“它们(国家)在实际上所具有的自主性的程度，以及所产生的实际影响，都因具体的场景而异。值得强调的是，国家自主性的实际程度和后果，只能从特定的政治系统和特定的历史性国际环境的角度来分析和解释”(24)。彼得·埃文斯进一步认为国家自主性是一种“嵌入式自主性”，强调“国家是部分独立的行动者”，它与社会之间并非是反对而是竞争与合作的“共生互动”关系。(25)诺德林格认为，“自主性的每个概念适用于所有国家——在民主、威权、动员体制中都能找到”(26)，如果将西方民主国家和社会政策意愿之间的关系分为分歧、部分分歧和完全分歧三种类型，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国家都可以运用其行政手段和政治策略使自己的意愿转化为权威行动。“在阐释民主国家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时，国家的偏好至少与公民社会的偏好同等重要：民主国家不仅经常自主，以至它有序地循自己偏好行动，而且甚至当它的偏好与公民社会中最强势的个别团体的要求存在分歧时，它也是如此显著地自主行动。”(27)从制度分析的角度看，国家自主性实质上是制度自主性，亨廷顿就认为，“就自主性而言，政治制度化意味着并非代表某些特定社会团体利益的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的发展。凡充当某一特定社会团体——家庭、宗族、阶级——的工具的政治组织便谈不上自主性和制度化”(28)。 三、后发国家建构与转型成败中的国家自主性 新马克思主义者曾对后发国家的国家自主性有过论述：“‘第三世界’和共产党社会中的国家第一个和最明显的特征是国家行政权力的非常显著的膨胀，特别是共产党政权。这些国家通常具有非常高度的自主权，至少对受它统治下的市民社会来说是这样。在先进资本主义社会中，行政权力的极度膨胀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在这些其他类型的社会中，即在‘第三世界’和共产党国家中，却是一种普遍现象。”(29)一些后发国家高度的国家自主性有它存在的历史必然性，但也有改革或转型的必要。对作为上述后发国家典范的苏俄国家和同时代西方国家的自主性的不同，葛兰西在论述东西方不同革命策略时曾间接进行过分析：“在俄国，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处于原始状态；在西方，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得当，国家一旦动摇，稳定的市民社会结构立即就会显露。国家不过是外在的壕沟，其背后是强大的堡垒和工事。”(30)从国家自主性的角度来看，西方发达自主性国家有比较成熟的社会的支持，国家具有一定的基础或纵深，实际上要比苏俄包括其后继者传统社会主义的斯大林模式的国家稳固和强大。 后发国家的建构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形成和提升国家自主性并同时使其转化为强大的国家能力。迈克尔·曼把国家能力分为专制性权力与建制性权力。前现代国家缺乏渗透社会的能力，貌似专制实际权力很弱，汲取的社会资源有限。现代国家通过寻求与公民社会建立更制度化的合作关系提高了国家的渗透能力、汲取能力和建制性权力。与“社会之上”的专制性权力相反，建制性权力凭借团体组织通过程序化的制度性磋商获得国家授权来行动(31)，可以放大或提高原有的国家权力。现代国家建构早期其自主性与专制性权力大致同一，要把专制性权力提升为建制性权力，应该建构国家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嵌入和协调关系，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民主政治，使国家自主性提升并转化成更强大的国家能力。“国家自主性有一个社会基础：国家必须获得来自社会行为者的不同类型的支持，这样才能为实现特定目标而获得其自主性。强国家是因为其政治支持强大……当支持消失时，国家的力量也会随之消失。”(32) 后发国家建构和转型中为了获得强大的国家能力，一般都会想方设法在自然禀赋之外运用国家自主性，利用国家干预来获得经济快速发展。譬如像19世纪的德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后发国家，为了赶超当时的英国等发达国家就凭借了有力的国家干预，且经济越落后地区需要的国家干预越强。(33)但在这个过程中并非所有后发国家都会成功，“国家干预主要变成了一个政治权力的问题。一些国家拥有一定类型和一定数量的权力，就能够通过可持续的方法用之于促进经济增长。国家促进增长的方法包括动员资源并将其导入重点领域，改变企业运作的社会经济环境，甚至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相比而言，其他一些国家则无力创造推动发展的力量，它们在国家引导发展上的努力一般都是失败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处于国家效力性与国家无效力性这两个极端之间”(34)。国家自主性的运用有功也有过，对此有学者辩证指出，“虽然一些发展中国家严重伤害了它们的社会，但大多数国家都对社会的进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而且还有少数国家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国家仍是最具保护和增强其公民利益的可能性的组织。当国家无法正常运作时，我们的任务是改革它，而不是进一步破坏它。因此，对于生活在后开放地区的大量穷人来说，希望的一个主要源泉仍是效力性民族国家”(35)。 成功的国家都是一些正确地运用国家自主性的“发展型国家”或“凝聚性资本主义国家”。“在东亚地区，与政治最密切相关的结构是自主国家。这一概念在这里并不仅仅指国家的运作独立于社会的压力，而是指国家塑造着社会的秩序。”(36)东亚发展型国家具有“通过动员精英合作以达到发展目标的国家能力”，与其说这种“独特的国家力量和能力来自命令式的权力的运用(带有专制色彩的)，倒不如说它们来自官僚自主性和政商关系的非凡结合(建制性的)”。“在日本，明治时代至今从未间断的行政指导已经形成一种无出其右的官僚能力。……日本官僚的非凡能力来自逐渐的积累——通过广泛的制度化联系——把产业界的实际知识与官僚的学习过程结合。……当连接政府和工业界的政策网络建立并成为管理经济变革的基础时，国家自主性最终会演化成国家能力。”亚洲金融危机后，“与其说东亚各政权的自主性正在衰落，不如说它们正在转型”(37)。东亚的成功表明，国家运用了各种产业策略，极大地改变亚洲在国际劳动分工中的地位，这说明，“或许增强国家介入才能最好地实现成功加入全球市场。新加坡也是证明这一点的最好案例”(38)。 发展型国家形态可以追溯到西方发达国家建构的初期，比如作为当年的后发国家美国的建国就有一个由殖民地联合走向邦联再走向联邦的集权性过程，并逐渐形成了一个“美国体系”；它“要求政府创办国家银行和主权信用，使政府能够指导发展；积极促进农业、工业以及科学的进步从而将这三个领域整合成单一的经济结构；通过发展政府投资的基础设施实现大陆整合；提高公共土地售价和对外关税以增加政府项目收入，并在与其他发达国家的竞争中保护本国的制造商。……美国是第一个‘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历史地看，发展型国家是一个连续性的序列，“李斯特的发展型国家表明了中国模式、以前亚洲的国家发展主义模式与更早的欧洲和美国的国家主导型发展体制之间的连续性”(39)。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暴露了新古典自由主义的缺陷后，关于国家宏观调控的中国道路的讨论成为了热点。“中国的案例对自由市场理论和西方民主理论都具有挑战性。自由市场理论预测政府的高度干预无法带来经济的强大，因为这会吓走投资者。同样，许多西方民主理论家认为，非西方民主政体易于腐败，无法提供产生经济活力所需的公共品。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经验挑战了这两种观点。”(40) 1955年之后的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一心想满足后发展的先决条件，即建立一个自主性国家，成功的例子是肯尼亚。“肯尼亚农业繁荣的主要源头便是其农业制度的结构。官僚体系与组织机构不一定必然与市场为敌。相反，这些制度经常被用来支持或解放市场力量。肯尼亚之所以有能力来确保从市场交换中获得的收益，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它有能力创造出一些组织结构。”“这样，肯尼亚的例子帮助我们理解了政治如何帮助一个经济体实现与众不同的增长路径。它说明了制度禀赋在塑造这个演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它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制度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中心作用。”(41) 建构失败的国家是“新世袭性国家”如非洲的尼日利亚等国。某种程度上，它们还是一种前现代的非直接统治型国家。“这些国家无法适当地使强制中心化，于是权力分散到地方专制者手里。政客、军人和官僚并不总是将其公共角色与其个人和局部的忠诚清楚地分开。从这个角度上看，这类国家的形成是病态的。基于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私人资本也比较软弱。很多处于较低社会阶层的人仍然被束缚于庇护—附庸关系里，难以自由地组织和动员。……在新世袭主义环境里，国家和社会都无法组织多少国家层次的权力。像伊迪·阿明或蒙博托这类统治者的手中可能会有足够的权力以便掠夺人民，或足够的权力以便报复被憎恨的‘其他人’。但是，这种‘原始’权力对维持国家引导的发展完全不适用。”(42)还有当今像索马里这样海盗横行的失败国家，它们还缺乏起码的具有自主性的中央集权政府。 在上述正反例子之间，是如印度和巴西、叙利亚和土耳其等不那么成功的“分散性多阶级国家”或“早熟的凯恩斯国家”，其特征是国家不能具有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更加集中的权力和资源。日益增多的社会利益博弈使被挑战的政治精英可能联合工人阶级和其他底层阶级以便制止不断增长的资本力量，由于组织性强的社会民主政党在后发地区很少见，常导致对经济稳定有害的平民主义。在国家干预经济被强烈卷入派系阶级政治的情况下，领导者的政治能量需要被分散地用来调节政治斗争，因此他们无法专注于对快速增长的追求。分散性多阶级国家引导的工业化一般都比凝聚性资本主义国家更缓慢，因为凝聚性资本主义国家一般比分散性多阶级国家能集中使用其足够的权力。(43)在叙利亚和土耳其，新国家建构与转型与下层阶级被吸纳进跨阶级联盟同时发生，紧张的冲突使精英阶层陷入分裂，并使其无法互相妥协。只有当一个国家的精英把平民动员起来，作为消灭政治对手和巩固自身统治的社会基础时，精英间的冲突才得以解决。作为结果，叙利亚和土耳其的国家建构产生了早熟的凯恩斯主义国家。相反，东亚的韩国的国家建构则产生了发展型国家，国家建构先于吸纳平民，较少围绕政治巩固的紧迫需要，更多地是围绕经济发展的长期需求，而经济发展本身将有助于稳定统治。韩国的精英最后也吸纳平民的支持，但这是在10年的快速增长和工业转型之后。(44) 四、结语 曾经的世界落后和偏远的欧洲靠有组织的暴力即现代民族国家而崛起。为了控制从15世纪欧洲农业经济中所能够汲取的资源，国王、贵族和商人三方长期冲突的结果是新产生的绝对主义国家将贵族拉下尊位，“把一个立基于贵族的私人关系之上的国家转变成为一个由受雇佣的、忠诚的官僚组成的国家”，国家还与农民和商人建立起直接关系。那些三方之争以持久妥协而告终的国家，有能力镇压农民和抵御强邻觊觎，并使国家无经费不足之虞；而那些在三方之争中有一方取得完胜的国家则有长期积弱的趋势。(45)比如英国通过长期的国内外斗争、“光荣革命”实现了国内三方的妥协和国家长治久安。其中，在国王与商人的博弈中，“国家在借贷方面的汲取性活动是资本主义扩展的重要过程。在英国，资产阶级限制了专制权力，但又大大提升了国家的建制性权力”(46)。历史上，由于各方面力量平衡的动态变化，资产阶级过于强大使英国曾一度变成马克思所说的工具性国家，而政权过于强大导致了历史上斯大林模式甚至法西斯国家的出现；相反，社会的分裂或无组织势力过于强大而政权力量太弱小则导致了无政府状态。 自主性国家和国家自主性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历史过程中的广泛存在。不过，古典自由主义理论遮蔽了自主性国家的事实，忽视了国家自主性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的重要意义，似乎把曾经一度的工具性国家英国的历史普遍化了。同时，新(古典)自由主义的解释也与现实不符。经合组织成员国20世纪80—90年代早期的研究数据表明，“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里，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与贸易量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贸易量越大的国家，政府规模越大”。同时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府规模(这里指的是政府消费)与贸易量之间存在惊人的正相关关系”。所以盎格鲁—美国式的“无国家性”的新(古典)自由主义似乎是利益逻辑驱动下的当前“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行为主体的偏见和意识形态”。(47)“在国家发展的成功或失败这个问题上，新(古典)自由主义和其他一些理论观点夸大了工业经济和市场机制的重要性，亦因此低估了主权国家能否调动国内资源的不同自主性与能力。”(48)总之，国家自主性作为一种重要的制度禀赋，它不是古典自由主义可以遮蔽的事实，不是世界体系论可以忽视的因素，也不是新古典自由主义所谓的一般的静态“比较优势”，而是一种能动的“竞争优势”；它能将国家所具有的“比较优势”进行动态的排列组合而创造出现代化所需要的国家“竞争优势”，国家自主性的形成和提升能够推动民族国家建构中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注释： ①Bob Jessop,The Capitalist State,Martin Robertson,1982,p.16. ②马克思似乎没有提出和界定“国家自主性”概念，现在学术界认为它一般是指国家有能力形成自己的目标并达到其期望的效果，因为国家有界定和追求某一目标的能力，而这一目标又不仅仅是由私人社会利益为国家所界定的。见[美]卡波拉索、莱文：《政治经济学理论》，刘骥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1、244页。 ③[澳]维斯、霍布森：《国家与经济发展——一个比较及历史性的分析》，黄兆辉等译，吉林出版集团2009年版第14页。 ④[英]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导言》第17—18页，正文第59页。 ⑤[澳]维斯、霍布森：《国家与经济发展——一个比较及历史性的分析》，第90—91页。 ⑥杨光斌：《民主的社会主义之维——兼评资产阶级与民主政治的神话》，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⑦[美]霍尔：《驾驭经济：英国与法国国家干预的政治学》，刘骥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7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1卷第209页。 ⑨[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74页。 ⑩同上书，第97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7卷第387页。 (12)[德]洛赫：《德国史》，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95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版第1卷第316页。 (14)E.J.Passant,A Short History of Germany 1815-1962,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2,p.46. (15)[英]帕麦尔：《俾斯麦传》，高年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0页。 (16)[英]密利本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黄子都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9页。 (17)[希腊]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叶林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85页。 (18)[英]密里本德：《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沈汉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4页。 (19)Nicos Poulantzas,Class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New Left Books,1975,p.26. (20)[德]奥菲：《福利国家的矛盾》，郭忠华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页。 (21)[美]霍尔：《驾驭经济：英国与法国国家干预的政治学》，第274—336页。 (22)[澳]维斯、霍布森：《国家与经济发展——一个比较及历史性的分析》，第224、260页。 (23)[美]埃文斯、鲁施迈耶、斯考克波：《找回国家》，方力维等译，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5页。 (24)[美]斯考克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何俊志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0页。 (25)Peter Evans,Embedded Autonomy,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 (26)[美]诺德林格：《民主国家的自主性》，孙荣飞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页。 (27)同上书，第1页。 (28)[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9页。 (29)[英]密利本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第116页。 (30)[意]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4页。 (31)Michael Mann,"The Autonomous Power of the State:Its Origins,Mechanisms and Results",in J.Hall(ed.),States in History,Basil Blackwell,1986,pp.113-114. (32)[美]顾勒维奇：《艰难时世下的政治》，袁明旭等译，吉林出版集团2009年版第268页。 (33)[美]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张凤林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9—38页。 (34)[美]科利：《国家引导的发展：全球边缘地区的政治权力与工业化》，朱天飙等译，吉林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487—488页。 (35)同上书，第495页。 (36)[美]威亚尔达：《民主与民主化比较研究》，榕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2页。 (37)[澳]维斯、霍布森：《国家与经济发展——一个比较及历史性的分析》，第182、205、219页。 (38)[美]埃文斯：《国家的衰落?——反思全球化时代的国家性》，杨望平译，载《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6期。 (39)[英]布雷斯林：《“中国模式”与全球危机：从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到中国治理模式》，冯瑾编译，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年第1期。 (40)[美]顾勒维奇：《艰难时世下的政治》，中文版《前言》第17页。 (41)[美]贝茨：《超越市场奇迹：肯尼亚农业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刘骥等译，吉林出版集团2009年版第211、216页。 (42)[美]科利：《国家引导的发展：全球边缘地区的政治权力与工业化》，第489页。一些后发国家建构的起始社会条件较差，政治高层还处在一种“生存政治”的陷阱，不容易形成和利用国家自主性成功实现现代化。见[美]米格代尔：《社会中的国家：国家与社会如何相互改变与相互构成》，李杨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43)[美]科利：《国家引导的发展：全球边缘地区的政治权力与工业化》，第485—489页。 (44)[美]瓦尔德纳：《国家建构与后发展》，刘娟凤等译，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版第2—5页。 (45)[美]施瓦茨：《国家与市场：全球经济的兴起》，徐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5页。 (46)[澳]维斯、霍布森：《国家与经济发展——一个比较及历史性的分析》，第87页。 (47)[美]埃文斯：《国家的衰落?——反思全球化时代的国家性》，载《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6期。 (48)[澳]维斯、霍布森：《国家与经济发展——一个比较及历史性的分析》，第1—2页。标签：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英国政治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政治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