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笔谈，六篇）——邓小平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方法和步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中国论文,社会发展论文,当代中国论文,步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后，邓小平明确地和反复地提出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在明确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的同时，邓小平还指明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时所应当坚持的原则、方法和步骤。
第一，“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既然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那么改革就是为了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保持和发展自己的优势，克服原有体制中的弊端，使之充满生机和活力。所以，邓小平强调，“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页）。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
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坚持四项原则的核心”。邓小平一开始就提醒人们，“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共产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想象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奋斗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的真理”（《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1-342页）。
为了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邓小平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持自己的优势，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毛病和弊端”（《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1页）。他说，我们有很多优越的东西，比如共产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等。“这是我们社会制度的优势，不能放弃。所以，我们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7页）。
第二，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根据自己的特点，自己国家的情况，走自己的路”。“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6页）。
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实质不同，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是不能照样移植到社会主义国家来的。针对一个时期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鼓吹的“全盘西化”的主张，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页）。
邓小平批评一些人盲目崇拜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他强调，“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我经常批评美国当权者，说他们实际上有三个政府。当然，美国资产阶级对外用这一手来对付其他国家，但对内自己也打架，造成了麻烦。这种办法我们不能采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5页）。“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过去我们那种领导体制中也有一些好处，决定问题快。如果过分强调互相制约的体制，可能也有问题”。就这方面来说，我们总的效率是高的。“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保持这个优势”（《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178页）。他还说，“美国把它的制度吹得那么好，可是总统竞选时一个说法，刚上任一个说法，中期选举一个说法，临近下一届大选时又是一个说法。”他们说的并不就是他们准备做的。这么说或那么说，无非是为了迎合一定时期一部分选民的心理，捞取选票，当选以后又不履行当初的许诺，这实际上是对选民的愚弄，对民主的亵渎。一个时候也使得它的政策缺乏应有的稳定性，削弱这些政策的信誉和效用。“美国还说我们的政策不稳定，同美国比起来，我们的政策稳定得多”（《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页）。
邓小平强调，我们要集中精力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此，就必须保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所以，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他着重地对美国前总统卡特说过：“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多党竞选、三权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动乱局面。如果今天这部分人上街，明天那部分人上街，中国十亿人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会有事，日子还能过吗？还有什么精力搞建设？”所以，“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4、196页）。
我国的政党制度即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在原则上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这是社会主义中国政治制度优于西方的一个重要方面。企图在中国搬用西方式的多党制，是不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也是不容许的。邓小平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有什么好处？那种多党制是资产阶级互相倾轧的竞争状态所决定的，它们谁也不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在资本主义国家，人们没有也不可能有共同的理想，许多人就没有理想。这种状况是它们的弱点而不是强点，这使它们每个国家的力量不能完全集中起来，很大一部分力量互相牵制和抵消。我们国家也是多党，但是，中国的其他党，是在承认共产党领导这个前提下面，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我们全国人民有共同的根本利益和崇高理想，即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并在最后实现共产主义，所以我们能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我们党同其他几个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方针要坚持下来。但是，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当然，“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7-268页）。
在着重论述我国不能照搬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同时，邓小平还提醒人们注意：“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又都是不同的，历史不同，经验不同，现在所处的情况不同，各国的改革不可能一样。”（《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1页）比如，苏联的政治体制本来就不是很成功的，而且，“即使在苏联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但是它能够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吗？”（《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页）所以，我们不能跟在任何国家后面亦步亦趋，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和步骤，必须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决定。邓小平讲这个话的时候，苏联还没有解体。在这之后，戈尔巴乔夫按照他的所谓“新思维”，大搞什么“公开性”、多党制民主、从宪法中取消必须坚持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的条文等等，终于造成了社会的剧烈动荡、严重分裂以至导致苏联的解体，社会主义成果的丧失。这个事实从反面向人们证明了邓小平的上述论断是多么的正确，多么的重要，多么的富于预见性！
第三，“政治体制改革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
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不利于充分的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增强国家的活力、适应经济改革与发展的要求，因此，我们必须认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由于“这个问题太困难，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是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障碍”，因此，我们又“需要审慎从事”（《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9、176页）。邓小平不止一次地告诫人们，必须懂得，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艰苦的长期的任务。“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方针必须坚持，但是方法要细密，步骤要稳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9页）。毫无疑问，我们需要通过总结经验，制定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而在实行的时候，则“要先从一两件事上着手，不能一下子大干，那样就乱了。国家这么大，情况太复杂，改革不容易，因此决策一定要慎重，我们这一代也许不能全部完成，但是，至少我们有责任为它的完成奠定巩固的基础，确立正确的方向”（《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3页）。后来，他还说过，“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来说，也是这样。
为了保证政治体制改革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必须把这项工作置于党的领导之下。邓小平认为，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而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团结奋斗，才能形成稳定的环境。他说过，“在今天的中国，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否则“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覆灭”（《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0-171页）。这个话，对于政治体制改革工作来说，是完全适用的。
邓小平讲过，评价政治体制，“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3页）。如果不是从实际出发，稳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是不辨方向，或者急躁冒进，结果导致了国家政局发生动荡，群众分裂为各种互相对立的派别，生产遭到破坏，那就从根本上违背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初衷，危害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种做法，应当是一切真正的社会主义改革家和拥护改革的人们所不取的。不仅不取，而且应当坚决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