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研究视角下当代中美战略关系*
仇华飞 叶心明
摘 要： 现代国际关系形成以来，大国关系一直塑造着国际关系的面貌。“大国兴衰”是国际体系权力转变的基本特征。1979年中美建交至今，历经四十年风风雨雨，结构性双边关系也因实力消长而发生变化，正面临一个关节点：守成的美国如何面对和平崛起的中国。其目标在于超越“大国政治的悲剧”，避免霸权战争的发生。中国的发展已经外溢出亚太周边，具有全球效应。鉴于中美的相互依赖性，虽然两国间存在很多的摩擦点，但双方都承受不起成为势不两立对手的后果。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对亚太地区存在所谓的“安全困境”莫衷一是，有些人以西方固有的逻辑思维看待中国和平崛起引起的国际秩序变迁和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认为“中国的发展是21世纪美国所面临的最严峻地缘政治挑战”，这种观点虽然违背客观事实和发展逻辑，但在美国精英阶层仍有较大影响，在美国学界也引起争议。
关键词： 美国；中国；战略关系
美国学者长期关注当代中国外交与战略问题，尤其中美战略关系研究。一些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从不同角度论述中美战略关系的挑战与困境。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和平崛起引起美国各方高度关注，如何应对中国崛起，美国众多专家、学者纷纷发表著述。例如，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杰弗里·贝德(Jeffrey A. Bader)的《奥巴马与中国崛起，美国亚洲战略的一位知情者描述》(1) Robert Sutter, U .S .-China Relations :Perilous Past and Pragmatic Presen t,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0; 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 :Power and Policy since the Cold War ,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6.，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的《中国的能源探索及对美国政策的意义》，乔治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罗伯特·萨特(Robert Sutter)的《美中关系：危险的过去、务实的现状》(2) Robert Sutter, U .S .-China Relations :Perilous Past and Pragmatic Presen t,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0; 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 :Power and Policy since the Cold War ,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6.等，比较正面地评价中美战略竞争与合作关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柯庆生(Thomas J. Christensen)的《中国的挑战：影响一个崛起大国的选择》(3) Thomas J. Christensen, The China Challenge :Shaping the Choices of a Rising Power , New York: W.W. Norton and Company, 2015.，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的《中国读者：崛起的大国》(4) David Shambaugh, The China Reader :Rising Power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美国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白邦瑞(Michael Pilsbury)的《百年马拉松：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的秘密战略》(5) Michael Pilsbury, The Hundred -Year Marathon :China ’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Power ,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2015.等，主要关注中美战略困境，体现学者们的现实主义权力观。上述研究成果虽然没有引起特朗普政府足够注意，但许多观点和对策建议引起美国学界和舆论界的关注，值得人们从不同角度分析和评价。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论述美国学者研究视角下的当代中美战略关系。
笔者采用实体编辑中的布尔（Boolean）运算方法，首先给出一个锥体（AddCone），再给出一个柱体（AddCylinder），最后应用acSubtraction布尔运算法则，即保留锥体和柱体交集部分，烟囱的高度是圆柱体的高度，一个下宽上窄的烟囱就制作出来了。图5为其他 带有高度的点状符号图。
一、在遏制与接触战略之间
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环境下，“安全是国家的最高目标”，“国家只有在确保生存的条件下才能寻求和平、利益、权力等其他目标”(6)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Mass: Addision-Wesley, 1979, p. 126.。今天的中国正致力于国内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稳定，以维护地区和周边安全。现实主义的权力转变分析，是建立在“各国可以准确地看清并应对它们面对的国际局势”假设基础上。尽管中国的崛起在世界及地区范围内引起高度关注，但正在变化的权力分配并没有使美国和中国的重大利益不相容。潜在的若干危险并不能导致只能冒一场大的战争风险才能解决大国利益冲突的后果(7) Charles Glaser, “Will China’s Rise Lead to War? Why Realism Does Not Mean Pessimism”, Foreign Affairs , March/April, Vol. 90, 2011.。因此，美国应适当调整其全球及地区战略利益结构，在发展和加强与盟国合作关系的同时，接纳其他国家共同参与构建亚太国际秩序。而中国则要通过自己的行为模式和明晰的战略谋划，打破所谓“大国悲剧的历史定律”(8) 王辑思：《当代世界政治发展趋势与中国的全球角色》，《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在当今不断变化的国际政治环境下，美国在很多领域对中国采取遏制战略以及遏制加接触战略。
1.遏制中国和平崛起的主张
中国的崛起引起一些美国战略研究者们的猜忌和担忧，他们认为，美国的政治目标应是努力防止中国成为敌人。罗伯特·卡普兰撰文指出，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崛起成为世界强国，成为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首要对手，比前苏联更难对付，美国将再次卷入类似“冷战”一样的对峙。因此，美国的军队需要将其重点从中东移到太平洋，并且要做好准备，构建与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家的新型盟友关系，以制衡中国的强大(9) 卡普兰是美国保守派人物，他发表了许多关于国际问题的文章，其中不少直接是关注中国问题的，比较有影响的有“The Lesson of China and Iran”, The Atlantic Monthly , July 2009; “Don’t Panic About China——Why We Should Embrace-Rather than Fear-the Next Superpower”, The Atlantic Monthly , January 2010; “The Geography of Chinese Power: How Far Can Beijing Reach on Land and at Sea”, Foreign Affairs , May/June 2010。。在一些美国战略分析家看来，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重新崛起是不可阻挡的。只有采用类似于实用主义的方法，美国才能较好地应对中国的崛起。否则，21世纪的地球将会变成一个大战场。按照卡普兰的观点，任何强国崛起或重新崛起时，它们都会倾向于过于自信，国际事务也常常会面临巨大的动荡。卡普兰还称，中国外交政策的野心就像一个世纪前具有侵略性的美国。但出于完全不同的理由，中国不会对世界事务采取富有使命感的态度，而是寻求意识形态的扩展。在国际事务中推行道德价值是美国的目标，不是中国的目标。
Vbi, 1 and Vbi, 2 are the built-in potential at the source/channel and drain/channel junction respectively.
按照西方经济学逻辑，在公平竞争环境下，全球生产力和福利的增长将是最高和最可持续的。普遍公平的全球体系是各国参与其中，而不是试图通过贸易和投资壁垒保护自己。今天，中美在广泛的经济和技术活动中已紧密交织在一起，中美之间的深入接触使双方都受益匪浅，这也是中国发展如此之快的原因之一(54) Orville Schell and Susan L. Shirk, eds., “Course Correction: Toward an Effective and Sustainable China Policy”, Task Force Report , Asia Society Center on U.S.-China Relations, U.S. San Diego, School of Global Policy and Strategy 21st Century China Center, February 2019, pp. 19-23.。中国问题专家们强调，特朗普政府应审慎思考相关政策做法可能带来的后果，避免在保护本国制造业时采取“过度排他性政策”，避免美中关系“无法挽回地”脱钩，以至于伤及自身经济和创新体系、全球供应链稳定、全球经济增长等(55) Orville Schell and Susan L. Shirk, eds., “Chapter One: Economics and Trade”, in “Course Correction: Toward an Effective and Sustainable China Policy”, Task Force Report , pp. 18-24.。虽然中国未来的增长速度不再像过去那么快，但另一个不太可能改变的因素是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这种优势部分源于熟练的宏观经济管理和对基础设施、教育和研究以及发展的有效投资；部分源于与全球经济的深度融合，使中国能够从国际市场和技术中受益。在中国问题专家看来，不管美国采取什么行动，中国未来几年的经济实力都有可能增强。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一体化将继续下去，因此，美国和中国经济的任何系统性“脱钩”都可能损害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同时，高度的经济一体化将增强美国及其伙伴国迫使中国遵守国际准则的能力。持续的一体化也将增加在不诉诸武力的情况下解决安全和政治冲突的动力(56) Orville Schell and Susan L. Shirk, eds., “Chapter One: Economics and Trade”, in “Course Correction: Toward an Effective and Sustainable China Policy”, Task Force Report , pp. 18-24.。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会停步，有效利用美国等西方国家施加的压力，形成倒逼机制，不失为加快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动力。
随着中国的崛起及其参与全球治理能力的不断增强，不少美国学者夸大来自中国的挑战和威胁，甚至一些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也持类似的偏见。柯庆生在《中国挑战》中强调，虽然中国的实力不会很快超越美国，但威胁不需要完全对称，中国今天的实力尽管依然弱于美国，但已经对美构成重大战略威胁。他认为，中国和美国相比最大的弱点是缺乏重要且可信、可靠的战略盟友(11) Thomas J. Christensen, China Challenge :Shaping the Choices of Rising Power , New York: W.W. Norton and Company, 2015, p. 63.。不过，柯庆生认为，中美之间的冲突并不是不可避免，因为中美两国经济上的依存度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冲突不符合中美任何一方的利益。与柯庆生相呼应，白邦瑞在他的《百年马拉松》中把中国的“韬光养晦”政策说成是“卧薪尝胆”的现代版，他称“中国的崛起是美国在21世纪最大的国家安全挑战”(12) Michael Pilsbury, The Hundred -Year Marathon :China ’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Power , Introduction: A Wishful Thinking,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2015.。柯庆生、白邦瑞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认知依然脱离不了由外向内看的局限，依然不能够把中国当作一个整体，把历史和现实，把外交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联系起来，所以，他们的偏见是无法避免的。
和其他主张对中国的崛起采取遏制政策的人一样，卡普兰称中国是一个极为现实的国家，它在向非洲所有能为其提供石油和矿藏的国家渗透。为了获取能源，中国甚至与伊朗、缅甸、苏丹这些集权专制国家保持友好关系。中国正在向中亚、南亚、东南亚、东亚地区扩张。中国把新疆、西藏、内蒙古作为对中亚、南亚、外蒙古和俄罗斯等地扩张的桥梁。他竟然称“新疆、西藏是19世纪后中国对外扩张得来的”，将来中国强大了，美国有必要考虑与俄罗斯结成战略联盟来制衡中国(13) Robert D. Kaplan, “The Geography of China Power ”, Foreign Affairs , May-June, Vol. 89, No. 3, 2010, p. 37.。中国海军发展战略的变化反映了中国对海洋安全的重视。美国的政治精英们指责中国发展海军的目的是通过向海外扩张来实现其战略利益的获取。所谓中国正在实行“第一岛链”战略，将朝鲜半岛、库页岛、日本、琉球岛、台湾、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包括在内，实际上是指“中国海军的主要战略方向可能不再着重特定事件(如台湾或南中国海)，而是转向保卫中国沿岸水域”(14) Dean Cheng, “Sea Power and the Chinese State: China’s Maritime Ambitions”, Heritage Foundation , July 11, 2011,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sea-power-and-the-chinese-state-chinas-maritime-ambitions.。按照美国学者的观点，中国与所有海上连接的国家都有岛屿和海域争端，中国发展海军的目的是保障其海上资源。
由于美国一直积极在中国的邻国推行西方的人权、宗教自由和政治制度，中国对美国和其盟友的举动一直怀有戒心。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项目副主任卡拉·弗里曼(Carla P. Freeman)和美国国家利益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唐安竹(Drew Thompson)认为，“中国的不安和戒心是出于自身安全感的缺乏，以及中美双方之间缺少互相理解。美国需要做的是在推行人权、宗教自由和政治制度时，向中国强调自己的出发点是没有敌意的。与此同时，美国应大力支持中国与邻国的经济贸易”(19) Carla Freeman and Drew Thompson, “China on the Edge: China’s Border Provinces and Chinese Security Policy”, Report from the Center for the National Interest and SAIS ,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April, 2011.。
2.反对遏制中国和平崛起的主张
卡普兰等有关对中国实施遏制战略的主张，引起美国国内众多中国问题专家的异议。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一篇题为《遏制中国不会奏效》的文章中指出，中美关系目前呈现不明朗的状态。一方面，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对中国的外交政策长期来看是一致的。另一方面，美国官员、国会议员和新闻媒体纷纷出言攻击中国，涉及汇率、军备等许多方面。不少人认为，中国崛起对美国的安全是一个巨大挑战。中国之崛起，乃至亚洲之崛起，将会在未来几十年使国际体系发生质的变化。世界事务的重心，300年来第一次正由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中国作为在亚洲发展最快的国家，正在用日益成熟的手段来维护其所认为的国家利益。
中国崛起所扮演的角色，常被一些美国学者和政治精英拿来和20世纪初德意志帝国相比较，暗示中美之间的战略冲突不可避免。这种假设是冷战思维作祟的表现，因为在19世纪欧洲体制下，霸权国要想保住地位，维护自身利益，只有诉诸武力，通过战争才能使其战略地位得以提升。但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这些诉求无疑是异想天开。“大国间的战争就是一场灾难，只会导致两败俱伤，没有赢家。”(16) Henry Kissinger, “Contain China will not Work”, Washington Post , June 13, 2005.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本杰明·肖伯特(Benjamin Shaw Bot)提醒人们不要误判中美战略关系，把中国放在原苏联的位置上，将其视作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对手(17) [美] 本杰明·肖伯特：《中国长远发展看好，美中应弄清各自挑战》，《参考资料》2011年7月25日。 。历史上的军事帝国不会是中国要走的路。西方首屈一指的战略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曾经说过，备战的要领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中国正以此为目标，认真学习，韬光养晦，以求有所作为。在这样的逻辑下，中国几乎不可能走一条赢家通吃的危险之路。基辛格认为，把中国同冷战时期的苏联相比完全不切实际。苏联有帝国主义传统，从彼得大帝开始到二战结束，俄国把疆土从莫斯科周边扩展至欧洲中心，中国目前的疆域则基本上已维持了2000年；俄罗斯帝国以武力来统治，中国的王朝则是以文化融合为手段，实力为后盾(18) Henry Kissinger, “Contain China will not Work”, Washington Post , June 13, 2005.。
面对美国一些智库中国问题专家们的言论，美国军方的反应不尽相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尔·马伦(Michael Mullen)和美国海军分析研究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冯德成(David Finkelstein)告诫道，“以零和游戏视角看待美中关系是危险的。因其没有认识到对华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马伦强调，中国崛起并不意味着美国衰弱，恰恰相反，美国可以受益于中国的进步，也希望中国能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15) Michael Mullen and David Finkelstein, “U.S.-China Relations: Security and the Military-to-Military Exchange”, Report from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 Washington D.C., Dec. 1, 2010.。可见，相比较智库的保守派学者，一些美国军方人士态度却显得相对理性。
早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就意识到要增强其在亚洲的军事存在，“重返亚洲”战略就是为了实现这一政策目标。沈大伟认为，美中两国军队的接触频率越来越高，相互之间的威胁也越来越严重，这就要求美国和盟友共同筹划应对中国军力增强所带来的巨大安全风险。美国还将重点放在亚洲盟国的能力、计划和行动的现代化上。这反过来又增加了中国的安全担忧(58) David Shambaugh, etc., “Chapter Two: Security”, in “Course Correction: Toward an Effective and Sustainable China Policy”, Task Force Report , pp. 25-28.。由于美国根据1972年《上海公报》和1979年《台湾关系法》，致力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导致两岸紧张局势加剧，中国表现出强硬立场，增加了美中力量对抗的风险(59) David Shambaugh, etc., “Chapter Two: Security”, in “Course Correction: Toward an Effective and Sustainable China Policy”, Task Force Report , pp. 25-28.。中美关系出现了新的安全竞争焦点。在南海，中国试图通过在南海建立七个人工岛屿并使其军事化，以及通过增加海军、海警和海上民兵的巡逻来执行其主张。美国学者称，中国利用这些“灰色地带”是美中安全竞争的一个新领域，这加剧了对美国决策者的挑战。而且，中美双方都对对方的亚洲安全秩序概念产生了疑问(60) David Shambaugh, etc., “Chapter Two: Security”, in “Course Correction: Toward an Effective and Sustainable China Policy”, Task Force Report , pp. 25-28.。
中国的崛起不会像经典现实主义所认为的那样意味着风险和安全困境，因为当今推动大国走向冲突的结构性力量相对薄弱。美国学者认为，“中国崛起的结果将不会取决于国际体系施加的压力，而取决于美国和中国领导人能否把局势处理好。冲突并不能预先判定，如果美国能够适应新的国际环境，作出一些不合自己心意的让步，并且不夸大危险，一场大的冲突很可能可以避免”(21) Charles Glaser, “Will China’s Rise Lead to War? Why Realism Does Not Mean Pessimism”, Foreign Affairs , March/April, Vol. 90, 2011.。一些美国战略分析家们建议，美国应该维持目前的对华战略选择，它包含两个方面内容：一方面是在亚洲的安全和政治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阻止中国利用胁迫手段解决争端；另一方面是通过积极的外交接触，鼓励中国通过建设性的经济和外交政策寻求扩大影响力(22) Thomas J. Christensen, “Shaping the Choice of a Rising China: Recent of Lessons for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Washington Quarterly , July 2009.。
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杰弗里·贝德在一篇题为《改变对华政策：我们是否在自寻敌人》的报告中认为，“崛起的中国正在挑战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地位；另一方面，中美两国无论作为个体而言还是整体来看，都是全球经济的基础力量和主要增长引擎。很难想象一个基于‘全面敌对假设’(Across-the-Board Rivalry)的中美关系会行得通，因为两国利益已紧密相连，在重大议题上必须合作”。贝德指出，“美国及其亚洲盟友的安全并不会因奉行对华敌对战略而得到加强。亚洲盟友当然欢迎美国在中国崛起之际保持地区存在感，但它们不会希望美国与中国对抗，这些国家希望美国解决或至少管控好与中国的分歧，并在此过程中保障经济活力及缓和紧张局势”(23) Jeffrey A. Bader, “Changing China Policy: Are We in Search of Enemies”, China -U .S .Focus , July 10, 2015。杰弗里·贝德，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首任主任，奥巴马政府时期曾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事务高级主管。。贝德的观点表明美国一些具有战略远见的中国问题专家对维持中美关系稳定的积极态度。
2）其他土地利用类型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其中水域和耕地减少的最为明显，1985－2000年和2000－2016年水域的减少速度分别为0.08%和0.19%，耕地的减少速度分别为0.12%和0.14%；
沈大伟等人称，中国的“民族复兴”计划，不仅包括地区性的，也包括全球大国地位，这加剧了中国的亚洲邻国、美国及其亚洲盟国的安全关切。从中国目前的行动来看，中国的中期战略目标似乎是加强对南海的控制，向台湾政府施压，要求台湾统一，阻止或延迟美国对台湾冲突的干预，改变与日本在东海的军事平衡，削弱美国在南海的信誉。为了推进中国的安全目标，中国在外交和军事事务中对风险和摩擦的容忍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经济问题涉及到国家安全层面，导致中美经济关系中竞争“安全化”因素增强(61) David Shambaugh, etc., “Chapter Two: Security”, in “Course Correction: Toward an Effective and Sustainable China Policy”, Task Force Report , pp. 25-28.。经济竞争的安全化也影响到中国在全球其他地区商业和投资活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通过提供基础设施贷款和投资来扩大中国全球影响力的“一带一路”倡议(BRI)，已经在美国和其他地区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62) David Shambaugh, etc., “Chapter Two: Security”, in “Course Correction: Toward an Effective and Sustainable China Policy”, Task Force Report , pp. 25-28.。柯庆生等人认为，中国正在利用经济和外交手段在亚洲以外地区取得军事地位。中国在缅甸、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港口以及吉布提海军基地的投资，以及在非洲、拉丁美洲、欧洲和太平洋岛国的大型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似乎是将中国军事通道从亚洲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的长期计划的一部分。这些趋势增加了美中安全竞争的强度。日益增强的相互威胁感，导致任何一方或双方的决定都可能导致公开的敌对关系，甚至直接的军事冲突(63) Thomas J. Christensen, etc., “Chapter Two: Security”, in “Course Correction: Toward an Effective and Sustainable China Policy”, Task Force Report , pp. 29-30.。
低碳负债是指企业因为在过去或现在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环境污染，从而导致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需要承担一定的费用支出。此类支出在企业还未正式支付之前归为企业的负债。具体包括企业为了达到降低碳排放量的目的而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的贷款或者企业应付的各项环保税费，例如应付环保费、应付资源税等。
中美两国在加强安全领域合作的同时，不断加深两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关系。全球化和相互依赖性使中美两国彼此间变得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在全球经济持续疲软的背景下。美国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2009年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信息技术领域是中美两国相互依赖性不断增强的一个明证，美国在中国生产的信息技术产品越来越多。从2000年开始，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三大信息技术硬件生产商，仅落后于美国和日本。这种相互依赖性在美国社会和政府引起了一些争议，如美国应当怎样看待关键技术产品依赖中国进口，人员、技术和资本流动是否有利或有损于美国未来的经济竞争力等(25) David M. Lampton, “The Stealth Normalization of US-China Relations”, The National Interest , Fall 2003, pp. 66-82.。兰普顿强调，应以中国现行体制的政治社会统治能力为着眼点，对中国社会进行深入研究。他说，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的领导体制一直不断地发展统治手法，并对其进行了巧妙的运用。中国的现行体制比想象中要强韧，没那么容易破裂。中国是一个渐渐强大起来的国家。我们需要在意图和能力这两方面对中国的情况进行慎重的考量(26) David M. Lampton, “The Stealth Normalization of US-China Relations”, The National Interest , Fall 2003, pp. 66-82.。
随着社会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电气产品的智能化优势也越加明显，智能化技术已经应用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走入到人们的生活中去，获得了研究者的青睐，从生物学，语言学和医学等领域都活跃着人工智能的身影。在具体的工程领域，人工智能主要靠机器人和电脑来模拟人的大脑高难度，智能化技术可以按照人类的思想和判断去完成一项工作，而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中可以很好的提高电气工程的效率。
可是“偷情”两个字还是狠狠地刺中静秋。事实上，假如没有楚墨的死缠烂打，现在，他们完全可以当着念蓉或者萧健的面，毫无顾忌地开着彼此的玩笑。
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与亚太争霸之说
国际体系演变导致当今国际关系呈现多元性、复杂性的特点。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正在改变国际体系的格局，中美作为两个重要的全球性大国如何应对所面临的巨大挑战，美国智库中国问题专家学者纷纷发表观点和看法。美国前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和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迈克尔·奥汉隆(Michael O. Hanlon)在他们的新书《战略安抚与决心——21世纪的中美关系》中称，中美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就必须制定一项新的方针，以避免老牌强国和新型强国之间时常会发生冲突的危险。为给21世纪建立新的生存方式，两个世界性大国共同构建了一个持续数十年的建设性和相当稳定的双边关系(27) James Steinberg and Michael O. Hanlon, Strategic Reassurance and Resolve :US -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2014年2月，美国进步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American Progress)等智库发布题为《美中关系：走向新型大国关系》的研究报告。针对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21世纪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美国智库的专家学者提出要从美中两国的视角看待“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与实践，他们提出许多具体建议，包括美中应与其他国家一道继续寻求在目前缺乏规则的领域制定普遍公认的国际准则和指针；强化制度和规则的国际构架；寻找机会协调地区活动；寻求与印度、日本或其他国家进行三边对话；就朝鲜半岛无核化展开对话；把双边投资条约作为重中之重；加强军事人员交流；建立双边和多边的危机管理机制等(28) John Podesta, C. H. Tung, Samuel R. Berger and Wang Jisi, “U.S. Relations: Toward a New Model Power Relationship”, The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February 20, 2014. 。
安全问题始终在国际政治中占据最重要地位。在这方面，中美之间存在重大利益分歧。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提醒人们，“对政策的考验在于它如何终结，而不是如何开始”。因此，美国必须阐述自己对发展中的国际秩序的看法。这一看法将是两国都可以接受的。随着全球权力变得更加分散，华盛顿再也不能承担北京对它的描述导致的后果。美国应该将它所有的影响力用来支持它自己建立的各种规则与制度，从而帮助这种自由主义的秩序和平地适应国际体系的各种变化。但是，在有关同北京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各项原则问题上，美国必须首先直接同中国接触(35) Paul Mancinelli, “Conceptualizing ‘New Type Great Power Relations’: The Sino-Russian Model”, China Brief , Volume 14 Issue 9, May 7, 2014, http://www.jamestown.org/regions/chinaasiapacific/single/.。201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美国欢迎一个稳定、和平与繁荣的中国的崛起。我们寻求与中国发展建设性的关系，这种关系给我们两国人民带来好处，并促进亚洲和世界各地的安全和繁荣”，“欢迎中国与美国以及国际社会一道，在推进经济复苏、应对气候变化与不扩散等优先议题中，担当起负责任的领导角色”(36)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May 2010, http: //www.Whitehouse. gov /sites /default /files /rss-viewer /national-security-strategy. Pdf. 。这一点与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的历次对华政策表述一致，说明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保持基本延续性。但美国一方面同意继续努力构建基于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在网络安全和两军关系上实现新突破，在气候变化、经贸、人文和反腐执法等领域扩大合作空间；另一方面，中美“战略竞争性的要素并未减少，甚至呈现上升的趋势，尤其是在地区安全、网络安全和南海问题上”(37) 刘长敏、李贵州：《奥巴马任期内<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比较研究》，《太平洋学报》2016年第6期。 。
美国中国问题专家们认为，“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外交政策的自然产物，其意在稳定大国关系，并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秩序”来影响美国的行为。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苏珊·劳伦斯(Susan V. Lawrence)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讨论已成为中国方面有关中美关系的主要论断，中国精英从报道的美国在这一概念上达成的高层协议中获得了对美国意图的信心。劳伦斯认为，“新型大国关系”语言并不突出，美国高级官员有时会将这一概念描述为一项中国建议，中美在这方面的预期存在着巨大的潜在差距(31) Susan V. Lawrence, “U.S.-China Relations: An Overview of Policy Issues”,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 Congress Research Service, August, 2013, p. 7.。因此，虽然中美都承认有必要避免冲突，但对于构造“新型大国关系”的各项原则方面却很难达成一致。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对“新型大国关系”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兰普顿、韩磊(Paul Haenle)等认为，“新型大国关系”可避免中美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中美通过增进在共同利益方面的合作来建立更具建设性、更为积极的双边关系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利益”(32) 张颖、次仁白珍：《美国智库视域下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理论参考》2015年第10期。 ；帕特里克·克罗宁等人对这一概念表示疑虑，认为“虽然这一概念有可能无法真正实现，但中美两个大国可能会更加接近于一种合作大于冲突的双边关系”；卜大年、迈克尔·奥斯林(Michael Auslin)等人建议，美国不要接受“新型大国关系”，他们认为，美国无法确定中国是否会在崛起过程中始终秉承和平的理念，“新型大国关系”“只是中国安抚美国的举措”(33) 张颖、次仁白珍：《美国智库视域下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理论参考》2015年第10期。 。除了上述三种不同观点外，美国海军学院教授艾立信(Andrew Erickson)建议美国对华政策应追求一种“竞争性共存”(Competitive Coexistence)模式，他认为有必要把北京偏爱的两种“问题模式”(Problematic Formulations)——“修昔底德陷阱”和“新型大国关系”从美国官方话语(Official Discourse)表述中删除(34) Andrew S. Erickson, “Keeping the South China Sea a Peaceful Part of the Global Commons”, The National Interest , July 27, 2015.。总体上看，美国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对“新型大国关系”的话语表述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无论是“知华派”还是“保守派”学者。
约瑟夫·奈(Joseph S. Nye)建议美国对华政策应在现实主义和融合之间找到平衡。他指出，如果美国继续避免采取遏制战略、中国也接受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合法地位，那就会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一个机会。人为错误和误判总可能发生，但只要作出正确选择，冲突就不是不可避免的(29) Joseph S. Nye,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China -U .S .Focus , March 10, 2015.。中美都承认，两国关系不稳定可能导致冲突，而“新型大国关系”意在避免这种结果。对中国来说，美国采纳“新型大国关系”比冲突更可取，因为美国采纳“新型大国关系”可以纠正中美之间的矛盾，因为美国喜欢单边主义，而中国的战略是建立一个国际新秩序。对北京来说，美国接受“新型大国关系”就表示美国有望接受这个短语之下的原则，并接受有必要避免冲突的看法。保罗·曼奇内利(Paul Mancinelli)认为，美国难以赞同“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原则。安全问题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来说是最大的障碍。最重要的是，“新型大国关系”需要美国尊重中国的安全利益和主权要求(30) Paul Mancinelli, “Conceptualizing ‘New Type Great Power Relations’: The Sino-Russian Model”, China Brief , Volume 14, Issue 9, May 7, 2014, https://www.jamestown.org/regions/chinaasiapacific/single/.。
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对全球力量平衡的影响问题在美国学者中仍存在激烈的争论。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艾伦·L. 弗里德伯格(Aaron L. Friedberg)认为，美国领导人没有迅速采取行动来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造成中国今天这样强劲势头。他分析了美国和中国各自所定义的目标路径，并揭示了各自为达到目的而采取的战略。弗里德伯格在他的《争夺霸权：中美亚洲控制权之争》一书中表明，中国决策者的最终目标是“不战而胜”，取代美国成为亚洲的主导力量，同时避免直接对抗(38) Aaron L. Friedberg, A Contest for Supremacy :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 , New York: W.W. Norton and Company, 2012.。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关于美国的承诺和决心发出了误导性的信号，使美国和中国面临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战争危险。西方舆论认为，《争夺霸权》是对决定21世纪竞争格局的有力解释(39) “Editorial Reviews”, Financial Times , August 15, 2012.。
尽管我国实施了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将铁路建设权利下放至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手中，但力度不够强硬，缺乏有效的政策法规为民间资本在土地综合利用、财税扶持、公平竞争等方面作保障。然而，实现投融资主体和融资方式的多元化、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以及完善社会资本进入和退出机制，都需要政府提供有效的政策支持，这样才能加快推进铁路建设进程。
弗里德伯格基于现实主义理论分析视角，强调中国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为了生存必须要对现有霸权实力提出挑战。对于那些在国际关系问题上奉行现实主义的人而言，崛起中的大国必然会对现状以及维持现有体系的某个大国或多个大国发起挑战。美国学者提出“巧战略”(Smart Strategy)的目的在于，要推迟与主要大国——美国的竞争和冲突，直到自己拥有足够的实力，对占据主导地位有把握。弗里德伯格对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战略进行认真研究，认为它反映出中国所采取的战略，即在崛起过程中利用现有的世界秩序(目前的世界秩序仍由美国领导、维护和主宰)，在不招致主要大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情况下，尽可能长时间地发展自身实力(40) Aaron L. Friedberg, A Contest for Supremacy :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 , New York: W.W. Norton and Company, 2012.。弗里德伯格在书中把自由国际主义的立场与现实主义者对前者局限性的评价结合在一起，其核心就是对冲战略。弗里德伯格在书中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以军事为重心的对冲战略上，认为美国主要需要维持军事主导地位，并继续支持军事联盟，以便对冲突和竞争做好准备。弗里德伯格将这种矛盾的战略称之为“遏制接触”(Contagement)，以体现出其中遏制与接触的结合(41) Aaron L. Friedberg, A Contest for Supremacy :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 , New York: W.W. Norton and Company, 2012, p. 12.。托马斯·芬加强调“约束”(Constrainment)，他认为这种方式通过加强中国对有利于美国利益的制度、规则和关系的依赖，从而对中国的选择进行约束(42) Thomas Finger, “China’s Rise: Survival Contingency, Constraints and Concerns”, Survival , 54 (1), February 2012, p. 202.。
哈佛大学外交政策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注定一战：美中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详尽地阐述了崛起大国冲击守成大国的国际秩序。新兴大国中国和守成大国美国极有可能爆发战争。他认为，如果美国不及时拿出全面应对方案，不做出重大战略调整，美中极有可能爆发灾难性的冲突，而冲突的导火索将极有可能是朝鲜(43) Graham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 Trap , Boston-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7.。按照美国历史学界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nstein)的观点，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外交政策或将回归现实，因为到那时美国不再是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仅仅是世界地缘政治的一员(44) [美]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美国的外交政策与国内舆论》，《每日报》(墨西哥)2012年10月28日，载《参考资料》2012年11月12日。 。到那时，中美两国平行相处，弗里德伯格所断言的中美亚太霸权之争将不会出现。
在实际工程中，直热式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的出水温度随着热水流量的增加而降低，系统的能效比随着热水流量的增加而增加；加热过程中，保温水箱中的水温也可以保持相对稳定，具有较强的即时供水能力；适用于家庭和建筑规模小、用水量大的工程使用。
三、“巧竞争”有利于处理中美经贸摩擦
美国中国问题专家们对特朗普政府时期中美关系急剧恶化表示担忧。以中国问题专家夏伟和谢淑丽为主的团队，两年来一直为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提出具体建议，该团队包含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前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等美国前政要和中国问题专家。2019年2月，该研究团队发表题为《修正航向：制定有效可持续的对华政策》的报告，报告把研究问题聚焦在：中国现任领导层是否仍愿意并能够调整其经济和外交政策，使其更好地符合美国和其他国家长期依赖的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45) Orville Schell and Susan L. Shirk, eds., “Course Correction: Toward an Effective and Sustainable China Policy”, Task Force Report , Asia Society Center on U.S.-China Relations, U.S., February 2019, p. 4.。报告明确提出，应对中国崛起和中美经贸摩擦的“巧竞争”(Smart Competition)战略，其内涵包括建立美国优势，与中国进行有效竞争，同时中美在共同利益领域保持尽可能多的合作；在可行的情况下通过谈判解决关键争端；维护和发展那些几十年来提高两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福利和安全的国际机制(46) Orville Schell and Susan L. Shirk, eds., “Course Correction: Toward an Effective and Sustainable China Policy”, Task Force Report , Introduction, p. 7.。美国不应认为其国家利益一定与中国对合理经济安全目标的追求背道而驰。随着中国经济、外交实力增长，其国际影响力提升是自然而然的事，美国的政策措施应尽量促进中国在全球层面发挥建设性作用，这有助于促进美中两国各自的利益和全球的利益(47) Orville Schell and Susan L. Shirk, eds., “Course Correction: Toward an Effective and Sustainable China Policy”, Task Force Report , Introduction, p. 7.。
1.实施“巧战略”应对中美经贸摩擦
所谓“巧竞争”，在美国中国问题专家看来，中美经济关系的急剧变化需要一整套更广泛、更全面的规则来管理竞争。美国应坚持中国遵守所有先前的承诺，并在必要时作出新的承诺，以实现真正的公平竞争，以及全面的国民待遇和贸易投资的互惠。同时，美国必须与盟国一道，扩大和加强国际经济体系，确保中国遵守该体系的规则和规范。关于特朗普政府以来中美关系发生的变化，谢淑丽等人认为，美中在贸易和工业政策方面的紧张关系已持续多年，以下原因重塑了美中经济关系。
中美经济关系的基础正在发生变化。早些年，中国一般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从包括美国在内的合作伙伴那里进口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从而使两国成为复杂生产链的一部分。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之间的这种联动方式已被新的时代所取代，特别是技术部门的竞争日益激烈。这一变化需要加强规则以保障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公平性，并需要采取新措施确保美国国家安全不因技术能力的过度丧失而受到损害(48) Orville Schell and Susan L. Shirk, eds. “Course Correction: Toward an Effective and Sustainable China Policy”, Task Force Report , pp. 12-14.。
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易明(Elizabeth Economy)等人在研究报告中写到，自2006年以来，中国推出了一系列更加雄心勃勃的产业政策，其目标是在国内外新兴和高科技产业中积极竞争；促进“自主创新”；加强中国企业对“核心技术”的控制，以促进中国企业在国内和全球市场增长占有率。这些新产业政策的三个方面尤其具有破坏性：中美现已将彼此视为战略竞争对手。首先，中国的成功发展是在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背景下进行的，特别是在与美国各行业密切合作的情况下实现的。美国和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新公司和新部门的融资以及科学研究的合作中交织在一起。为了双方利益，美国公司、金融机构和大学都与中国进行了深入的合作。其次，中国工业政策干预的规模和性质是惊人的和前所未有的。中国政府正在向中国许多经济部门(例如集成电路和电动汽车)的企业提供数千亿美元的直接支持。这项支持包括直接的国家补贴、贷款、税收减免和政府采购合同。第三，中国采用了一系列既明确又不透明的政策工具，以扶持国内企业，使对手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明显的劣势。国家和国家主导的企业对外国公司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要求他们转让有针对性的“核心技术”。中国的产业政策不仅长期以来限制了外国公司在中国境内的竞争能力，也阻碍他们在中国境外参与企业间的平等竞争(49) Andrew J. Nathan and Elizabeth Economy, etc., “Chapter One: Economics and Trade”, in “Course Correction: Toward an Effective and Sustainable China Policy”, Task Force Report , pp. 15-16.。
中美互为战略竞争对手，2017年12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中国问题专家们认为，中国虽没有在正式文件中将美国列为竞争对手，但实际上已经将美国视为竞争对手近十年。因此，两国都在重新评估其技术系统和经济之间的联系。随着美国颁布新的法律，加强对中国和其他国家投资、出口尤其是敏感技术的监督，中美一些经济“脱钩”(Decouple)现象已经发生，而且可能会更多地发生(50) Orville Schell and Susan L. Shirk, eds., “Course Correction: Toward an Effective and Sustainable China Policy”, Task Force Report , pp. 7-12.。
3.评估事实。我带着先入为主的态度，觉得她不应该修改模板，只看到了负面效应，没有想过修改后的模板比之前简洁明了，避免了重复信息的输入。所以，有时候冲突也并不是一件坏事。
研究报告认为，中国企业已成为发达工业国家企业更强大的竞争对手，同时，北京也越来越倾向于重商主义的零和经济政策，以牺牲国际竞争对手为代价发展本国企业。中国认为，这些政策是确保国家实力和安全所必需的。但这会威胁到国际贸易，导致投资和技术合作壁垒的增加。美国学者不赞成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认为会损害全球福利，导致全球贸易体系僵化及保护主义壁垒的出现(51) Andrew J. Nathan and Elizabeth Economy, etc., “Chapter One: Economics and Trade”, in “Course Correction: Toward an Effective and Sustainable China Policy”, Task Force Report , pp. 17-18.。美国学者认为，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就意识到中国挑战的严重性，但奥巴马没有提出新的应对措施，只是重申其“再平衡”战略。在一些美国学者看来，在无序时代，美国必须将务实主义置于大战略之上(52) Judah Grunstein, “In Age of Disorder, U.S. Must Put Pragmatism Above Grand Strategy”, American Worl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 Dec. 5, 2014.。
美国荣鼎集团(Rohdium Group)创始人、中国经济问题专家荣大聂(Daniel Rosen)认为，美中关系的合作程度取决于中国的政治主张。但为了确保美国的应对措施切实可行，美国必须首先承认，在当前关系的轨道下，一些必要的脱钩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它已经发生了。在资本分配、商业机会和其他经济要素方面，中国将政治置于市场之上，这可能会损害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这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率下降。中国的增长取决于政策制定的质量。四十年来，自由化和市场化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的发展。在荣大聂看来，鉴于当前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和中国回归改革的可能性，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应该是可调整和可逆转的(53) Orville Schell and Susan L. Shirk, eds., “Course Correction: Toward an Effective and Sustainable China Policy”, Task Force Report , Asia Society Center on U.S.-China Relations, U.S. San Diego, School of Global Policy and Strategy 21st Century China Center, February 2019, p. 47.。
卡普兰的观点在众多保守派人士中引起共鸣。“新安全研究中心”亚太项目研究员帕特里克·克罗宁(Patrick Cronin)认为，美国的国家安全计划制定者有充分理由担心中国的崛起。经济的迅速增长可能使中国的政治军事领导人更为自信和咄咄逼人。中国军队不仅为台海局势制定演习方案，还转向范围更广、旨在压制美国军事投放实力的积极防御战略。克罗宁提醒美国政府说，面对一个迅速崛起、高度自信、可能诡计多端而且远离美国海岸的在本国周边地区采取非对称和非传统性战争手段的对手，软弱显然将招致麻烦(10) Patrick Cronin, “Thank, Denmark, but China Still Worries Me”, Foreign Policy , March 21, 2011.。
实施“巧竞争”战略就是要改变特朗普政府现有的对华经贸政策。美国学者认为，特朗普政府应对中国贸易做法的努力，严重依赖于增加关税来改变双边贸易的巨大失衡，这些行动会给美国带来杠杆作用，但也会带来巨大风险。中国问题专家们建议，如果中国对其经济结构环境做出重大且可核查的改变，美国应做好立即取消关税的准备。“巧战略”是让美国继续加强与盟国协调对中国谈判的立场，重点是产业政策改革。美国应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和渐进协定》(CPTPP)，寻求扩大地区协定，并促成亚洲与欧洲达成自由贸易协定。一方面，中国问题专家并不认同特朗普政府的单边关税政策；另一方面，在他们看来，实施“巧竞争”战略，才能保证美国在与中国贸易竞争中获得优势。“巧战略”要求特朗普政府慎重对待来美学习或从事技术领域工作的中国公民。为了避免特朗普政府过于仓促地阻止来自中国的高科技投资和人才流动，夏伟和谢淑丽在研究报告的后记中强调，美国的创新体系关键在于对世界各地人才的开放，来自中国的人才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重要的全球创新生态系统(57) Orville Schell and Susan L. Shirk, eds., “Course Correction: Toward an Effective and Sustainable China Policy”, Afterword, Task Force Report , p. 46.。美国应通过消除技术滥用来加强全球创新，而不是通过阻止受欢迎的中国研究人员在美学习和工作来削弱全球创新。
农场依托地域优势培育和叫响蒙古风情游、城镇游，打造特色旅游品牌。重点发展富雅花园别墅小区蒙古包、草坪婚礼项目，打造集餐饮接待、家庭宾馆、草坪婚礼、篝火晚会和绿色采摘为一体的旅游产业。目前，这个项目已被齐齐哈尔市双丰旅行社和依安县旅游局认可为“一日游”重要景点和旅游定点接待中心，年旅游接待人数将超过3万人次。
2.经贸关系背后的安全因素
基辛格还批评一些人不切实际地夸大中国军力的增长，他认为，即使按最高估计，中国的国防预算也不过是美国的20%。在未来数年中，中国如果选择了挑战，只可能是经济和政治方式，而非军事方式。只有台湾问题可能导致中国采取军事方式，并且台湾问题也是发生冲突的根源。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在美国对台军售等问题上采取克制态度，在当今亚太安全日益复杂的环境下，台海问题处理稍有不慎，爆发中美地区冲突将是不可避免。今天，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明确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1972年以来，美国两党的历任总统也是如此。中美双方都在运用技巧来处理在这一事务中偶尔发生的不愉快。基辛格称，当年中国同意尼克松总统访华，尽管美国不断向台湾售武，但中美关系在三个原则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美国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独立，中国理解美国需要以和平手段解决台湾问题(20) Henry Kissinger, “Contain China will not Work”, Washington Post , June 13, 2005.。这些都约束着美国两党在台湾海峡造成局势恶化。在基辛格看来，当今的任务是在谈判框架内解决台湾问题，他赞赏台湾地区主要政党与大陆展开各种交流活动，认为这是个良好的开端，有利于通过谈判减少台湾海峡的军事集结。
伊拉克战争后，美国的战略重心从中东转向亚太地区，危机管理已成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大多数美国政治家包括军方人士不愿重走伊拉克战争的老路，对他们来说，一次莽撞的军事冒险所造成的经济后果可能过于巨大。关于未来中美可能出现的军事对抗前景，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迈克尔·维克斯(Michael G. Vickers)指出，“与中国人开仗很容易，有很多机会，不仅仅台湾问题，特别是当中国人正在整个太平洋区域发展潜艇和导弹能力的时候。中国也不例外。但令人左右为难的问题是，如何结束这场战争”(24) Robert D. Kaplan, “How We Would Fight China”, The Atlantic Monthly , Vol. 295, No. 5, June 2005, pp. 49-64.。
根据美国中国问题专家的观点，中国在关键技术方面追赶美国，在某些领域已超过美国，这大大增加了美国相对军事地位下降的风险。特朗普政府在其2017年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强调美中经济关系的安全和军事层面，以及保卫和加强美国国家安全创新基地(NSIB)的必要性。美国学者认为，没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能够完全避免对与中国有益的经济相互依赖性造成一些破坏，或对美国自己的创新生态系统造成一些损害。与战争本身的未来性质相关的不确定性，使得决策和优先次序难以确定。为了加强美国应对这一挑战的能力，美国政府应采取一整套方法，寻求公私合作，并争取两党以一种明智态度提供支持，这种方法在维护国家安全和保持我们自己的经济和技术活力之间达到了正确的平衡(64) Evan S. Medeiros, etc., “Chapter Two: Security”, in “Course Correction: Toward an Effective and Sustainable China Policy”, Task Force Report , p. 31.。
四、“巧战略”有助于中美共同参与全球治理体系
面对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的积极作用，美国学者敦促特朗普政府在维护美国全球强大影响力和规则制定权时实施“巧战略”(Smart Strategy)。“巧战略”的核心就是美国运用其全球的强大影响力，继续主导全球治理的各项规则和规范的制定，引导全球治理的各项议程朝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他们认为，作为新兴大国，中国的崛起给美国带来各种机遇和挑战。多年来，美国一直呼吁中国加大对全球治理的贡献，使之与中国的规模、财富和世界强国的角色相称。今天，中国在总体外交关系中表现出更大的积极性和自信，对全球公共产品的积极贡献也有所增加(65) Charlene Barshefsky, etc., “Chapter Three: Global Governance”, in “Course Correction: Toward an Effective and Sustainable China Policy”, Task Force Report , p. 32.。
积极方面，在中国与美国和其他国家利益重叠的一些问题领域，中国越来越多地以有益于更广泛的全球社会的方式应对全球挑战。气候变化、伊朗核协议、联合国维和是三个突出的例子。此外，中国对打击海盗活动、反恐努力、公共卫生和流行病预防以及海外发展援助的贡献也很重要(66) Charlene Barshefsky, etc., “Chapter Three: Global Governance”, in “Course Correction: Toward an Effective and Sustainable China Policy”, Task Force Report , p. 32.。消极方面，中国在利用实力来实现一些与美国不共享的目标，在某些情况下，这会直接损害美国和更广泛的全球安全利益以及全球经济的健康。总的来说，与中国日益增长的全球影响力相关的下行风险超过了中国的积极贡献(67) Paul Gewirtz, etc., “Chapter Three: Global Governance”, in “Course Correction: Toward an Effective and Sustainable China Policy”, Task Force Report , p. 33.。
美国学者强调所谓“国际人权制度”，批评中国以牺牲其他国家利益的方式塑造新兴的国际人权制度，例如，与互联网治理、北极和南极以及外层空间有关的制度。他们认为，中国的倡议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还有一些倡议占据更为模糊的中间地带。例如，许多“一带一路”倡议(BRI)项目提供了可观的经济发展效益，而另一些则在环境、劳动和财政标准薄弱地区进行。还有一些国家可能会以破坏地区稳定的方式推动中国的政治和外交目标(68) Paul Gewirtz, etc., “Chapter Three: Global Governance”, in “Course Correction: Toward an Effective and Sustainable China Policy”, Task Force Report , p. 33.。
在美国学者看来，如何在中国应对共同的全球挑战方面发挥更广泛作用与其“不支持全球稳定、不遵守国际规范的行为之间找到正确的平衡点”是至关重要的。托马斯·芬加认为，中国从一概拒绝所有它没有参与制定的规则，逐步转变为在特定情况下介绍、原则上接受、正式遵守协议，最后变为在某些情况下积极地接受多边体制。中国之所以遵守国际规则，是因为这么做符合其利益。中国朝着这个方向每迈出一步，都将使自己更加深入地参与到国际体系中来，为中国带来新的利益，并将增加中国的财力和影响力(69) Thomas Finger, “China’s Rise: Survival Contingency, Constraints and Concerns”, Survival , 54 (1), February 2012, pp. 195-204.。
“美国必须在维护既定规范方面保持作为全球领导者的强大影响力”，这是夏伟和谢淑丽研究报告始终强调的。但要做到这一点，美国必须坐到谈判桌上，“提高中国在中美共同利益领域采取行动的门槛，同时对中国试图以损害美国利益的方式塑造国际机制提出质疑”(70) Barry Naughton, etc., “Chapter Three: Global Governance”, in “Course Correction: Toward an Effective and Sustainable China Policy”, Task Force Report , p. 34.。美国学者认为，在集体行动的重要领域，如美国与欧盟的合作，特朗普政府的气候变化、贸易和伊朗核协议政策等，美国的主导作用不可替代。美国退出全球舞台给中国更大的空间，使其获得更积极的国际领导者身份。像2018年达沃斯论坛等国际舞台，如果美国仍然不断缺席，甚至扮演着破坏性的角色，中国将会有更大的操纵空间，以挑战美国利益、削弱美国影响力以及美国人认为有利于影响全球稳定、和平和安全的价值观(71) Barry Naughton, etc., “Chapter Three: Global Governance”, in “Course Correction: Toward an Effective and Sustainable China Policy”, Task Force Report , p. 34.。美国学者称五种趋势导致美国在全球体系中地位的弱化。
第一，当今中国不仅全面参与现有的国际多边机构，而且正在创建许多新的多边机构，使其能够发挥前所未有的引领作用，并且做出积极贡献。但中国有时会直接反对国际法律规定和标准，利用其参与全球治理论坛，推动国际规范朝着有利于专制政权的方向发展，背离了自由民主制度和价值观原则(72) Barry Naughton, etc., “Chapter Three: Global Governance”, in “Course Correction: Toward an Effective and Sustainable China Policy”, Task Force Report , p. 35.。
第二，在特朗普政府的领导下，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比以前弱化很多，在某些领域，美国正在破坏现有的全球秩序。这些行动包括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正式退出旨在解决伊朗核计划、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联合行动计划。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是全球体系的支柱，这种变化破坏了整个国际体系的运作(73) Arthur Kroeber, etc., “Chapter Three: Global Governance”, in “Course Correction: Toward an Effective and Sustainable China Policy”, Task Force Report , p. 35.。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测距和改进灰狼优化的无线传感器网络定位算法,在初步定位阶段提出了一种定位数学模型,实现对未知节点的初步定位估计;在精确定位阶段用具有较强平衡局部搜索和全局搜索能力的灰狼优化算法进行寻优定位。本文中灰狼算法的初始化搜索种群是初步定位估计值,缩小了可行解空间,减小了计算量,同时加快了收敛速度;并将收敛因子a非线性化,更符合实际优化搜索过程,能动态平衡局部搜索和全局搜索能力。仿真实验表明,本文算法相比一些已有定位算法,有效提高了定位精度,同等条件下,降低了网络成本,节省能耗,可延长网络寿命,并且具有对测距误差鲁棒性强的优点。
第三，当前的国际体系与不断变化的权力平衡之间存在着越来越大的脱节。中国、印度、巴西和其他中等国家、新兴国家正在推动更多的合作机制，他们认为已有机制更偏向于西方国家及其价值体系。当这些新兴国家获得更强有力的声音时，他们可以反过来削弱或改变那些机制所要维护的国际准则。如果不改革，国际体系将很难反映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大国的权力转移，挑战在于改革后的国际机制既让中国和新兴国家有更大的发言权，又不放弃最初嵌入其中的自由民主价值观(74) Arthur Kroeber, etc., “Chapter Three: Global Governance”, in “Course Correction: Toward an Effective and Sustainable China Policy”, Task Force Report , p. 35.。
第四，中国海外投资热潮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给中国提供扩大全球影响的机会，增强其塑造全球规范的能力。中国正在推行两步走战略：在沿线国家投资基础设施，然后利用这些投资作为影响力预测的杠杆，塑造全球治理机制并在受援国中实践。在某种情况下，基础设施投资会给美国带来直接的安全风险。例如，中国正在印度洋地区建设港口项目，包括吉布提的军事基地和中国控制的坦桑尼亚、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的商业港口，这些港口项目扩大了中国的海军通道，可能会挑战美国未来在该地区的海军活动。在其他情况下，中国正在利用基础设施实物，以更微妙但同样有问题的方式塑造全球规范(75) Kurt M. Campbell, etc., “Chapter Three: Global Governance”, in “Course Correction: Toward an Effective and Sustainable China Policy”, Task Force Report , p. 35.。
第五，随着中国在全球变得更加活跃，越来越多的国家抱怨中国的项目，尽管他们仍然渴望从中国获得资金。这些抱怨包括中国融资计划的条款造成债务依赖、未能与当地公司签订合同或雇佣当地劳工、不注意当地环境问题，有时还包括劣质的建筑施工(76) Kurt M. Campbell, etc., “Chapter Three: Global Governance”, in “Course Correction: Toward an Effective and Sustainable China Policy”, Task Force Report , p. 36.。美国学者认为，美国必须以全球治理领域重要领导者的身份改变这些状况，运用自身的影响力抵消中国的影响力，坚持让中国在现有的全球规则体系中发挥建设性参与作用，但目前美国在所有这些方面都举步维艰(77) Winston Lord, etc., “Chapter Five: Overseas Influence”, in “Course Correction: Toward an Effective and Sustainable China Policy”, Task Force Report , p. 41.。
“巧战略”让美国在全球治理层面发挥组织和主导国际多边机制的作用，而不是控制这些机构——这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已经有了必要的改变。美国学者强调，新的全球结构要与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一致，美国必须更广泛地关注并直接主导和变革全球治理体系，包括加入中国提出的一些新的全球倡议。美国应在仔细分析这些倡议的意图和结果的基础上，对其作出判断。如果这些举措没有违反美国的原则，美国应乘势加入其中，这样既有一个有影响力的席位，又有机会迫使它们朝着有利于美国全球战略利益方向发展(78) Winston Lord, etc., “Chapter Five: Overseas Influence”, in “Course Correction: Toward an Effective and Sustainable China Policy”, Task Force Report , p. 41.。
一些美国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中国将日益有能力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但中国会发现这么做越来越没有必要。事实上，中国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与充当霸主的美国和平共处(79) Thomas Finger, “China’s Rise: Survival Contingency, Constraints and Concerns”, Survival , 54 (1), February 2012, p. 203.。如果特朗普政府意识到中美合作共赢的重要意义，美国中国问题专家们所提出的“巧战略”建议，无疑对解决当前中美关系困境是有益的。中美在全球治理领域合作所取得的经验很多，如中美在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已经取得显著的成效。两国在利比里亚建立了一个疾病控制与合作中心，并共同发起了中美传染病新发和再融合合作项目(80) Arthur Kroeber, etc., “Chapter Four: Human Rights”, in “Course Correction: Toward an Effective and Sustainable China Policy”, Task Force Report , p. 38.。通过在其他地区也开展类似项目，中国向全球社会提供更多有关本国境内疾病爆发的信息，对中美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也是至关重要的(81) David Shambaugh, The China Reader :Rising Power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美国中国问题专家们在研究报告中称，他们有责任运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帮助美中两国不至于走到敌对和对峙的一步，美中在气候变化、健康、核扩散等全球重要领域解决具体争端和合作的大门不应关上(82) Orville Schell and Susan L. Shirk, eds., “Course Correction: Toward an Effective and Sustainable China Policy”, Afterword, Task Force Report , p. 46.。中美两国在发展水平、文化、价值观和政治制度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但中国的改革开放道路和美国对中国改革的支持，“使两国建立并保持了相对和平的平衡”(A Relatively Peaceful Equilibrium)(83) Orville Schell and Susan L. Shirk, eds., “Course Correction: Toward an Effective and Sustainable China Policy”, Afterword, Task Force Report , p. 46.。未来中美关系的进程取决于两国能否恢复这种平衡，重新稳定一种在经济、外交和军事上既竞争又合作的双边关系是21世纪中美关系发展的合理取向。这也符合约瑟夫·奈所说的中美维持“合作竞争”(Cooperative Rivalry)的双边关系从长远看是有益的。因为中美两国互不存在生存威胁，两国都不想摧毁对方(84) Joseph S. Nye,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China -U .S .Focus , April 8, 2019.。实际上，无论从全球层面还是地区层面看，中美都可以通过“合作竞争”来维持世界长期和平与稳定。
结 语
中美关系历经四十年风雨，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和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保持双边关系的长期健康稳定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从历史发展的逻辑看，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两国在许多国际领域的合作是维护当今世界秩序稳定的重要动因。1972年，随着国际环境的演变和双方共同利益的需要，尼克松总统顺势推动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关系总体上是向前发展的，但同时也经历许多波折。两国既有在反恐、防止核扩散、全球气候变暖等问题上的共同利益和合作，也存在社会制度对立、台湾问题困扰、人权和安全观念相悖等不可避免的“结构性矛盾”。四十年来，美国国内有关中国是“战略伙伴”还是“竞争对手”、对华应该“遏制”还是“接触”的争论从未停歇。今天，特朗普政府实行单边主义外交政策，推行贸易霸凌主义，已严重影响美国的软实力，这种短视的权宜之计，不仅不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也不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
在实际钻进施工过程中，如果发现护筒中排出的水分以及泥浆中出现气泡问题，或是护筒中水位突然下降都表明存在筒壁坍塌问题。产生此类问题主要原因是因为施工区域土质较为松散，泥浆护壁较差，在上述护筒埋设过程中牢固性较差，护筒中存在较多污水。钻头在钻孔过程中转速较快，成孔之后待灌混凝土时间较长。可以在松散度较大的土层中埋设护筒，将回填土有效密实。使用的泥浆优质性较高，能够提升泥浆比重与土质黏度。对护筒适度升高，终孔之后补给适量泥浆，确保水头高度得到有效控制。然后对钢筋笼质量进行控制，避免钢筋笼制作中出现较大变形问题。在实际吊放过程中要对准孔位，对灌注速度进行控制[3]。
未来中美两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不会消除，中美竞合关系将会日趋复杂，但结构性矛盾不应该成为阻碍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绊脚石。客观上讲，中美之间可以有良性、公平的竞争，但须防范冲突对抗、两败俱伤的危险局面。如何维护中美关系长期稳定。首先需要增强双方的战略互信，减少两国解决彼此分歧的交易成本；其次，要确保战略稳定；三要加强机制化沟通；四要做好危机管控。这是当今中美双方面临的重要机遇和挑战。
夜深了，起风了，只有海伦的房里还亮着灯。启明星又出来了，海伦并不知道。在她的心中，时时都亮着一颗不落的启明星……
Contemporary Sino -US Strategic Rel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merican Scholars
Qiu Huafei Ye Xinming
Abstract : Since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eat powers has been shaping the condi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 is the basic feature of power transform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1979, the structural bilateral relations have also changed due to the growth and decline of strength. The United States has to face the peaceful rise of China in order to transcend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and avoid the occurrence of hegemonic wars. China’s development has spilled over into the Asia-Pacific periphery and has global impact. Although many American opinion makers are starting to see China as a rising power seeking to unfairly undercut America’s economic prosperity, threaten its security, and challenge its values, they still argue an adversarial US-China relationship is in no one’s interest. American experts on China have different opinions on the so-called “security dilemma”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Some people view when it chooses its policies wisely, the United States has many inherent economic and political advantages. In short, in the face of China’s rapid rise and the myriad challenges it poses, the United States has good reason to be confident in its ability to compete successfully and to continue to lead globally. Those views have great influence on the American elites and aroused controversy in American academic circles.
Keywords : U.S.; China; Strategic Relations
收稿日期： 2019-06-20
* 本文系教育部后期资助重大项目“美国学者当代中国外交研究”(项目编号：17JHQ004)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 D8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5833(2019)10-0003-15
作者简介： 仇华飞，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叶心明，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华东理工大学副教授 (上海 200092)
(责任编辑：潇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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