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的市场经济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奥地利论文,市场经济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当前面临着探求解决有关建立市场经济问题的方法，即寻求国有制和私有制之间、全国范围的调控与生产者经营自由之间的平衡这样一次极为重要的任务。本文提出了对国外经验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且绝无先入之见。这里所涉及的不仅仅是关于解决有关科技进步、生产合理化、提高生产效益及其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等等问题的经验，而且有对社会生活各种组织形式和社会经济过程的调节方法的研究。
在这一方面，奥地利共和国的战后发展提供了建立一个运行良好的面向社会的市场经济的具体范例。从40年代末起，国内推行了目的明确且又相互协调的稳定货币流通、调控物价和工资、刺激竞争、取消对外贸易限制以及逐步改行可兑换的国家货币单位等等若干措施。结果，建立了国有制和私有制的最佳比例关系，找到了集中和市场结构的最佳结合形式，从而保证了社会生产的高效益和人民福利的极高水平。
应当说，战后的奥地利经济上存在着很多严重的混乱现象，如管理中的无政府状态，商品体系和金融体系的瓦解。经济上的崩溃和为摆脱纳粹历史所采取的一些措施迫使政府实行以下果断的措施：定量分配资源，把很多工业部门国有化，限制对外经济业务，首先是限制外汇兑换。国家的政策当时旨在鼓励大型股份公司和中小企业各个层次的经营活动。
然而，应当指出，建立市场的构想并不是一下子就定了形的。国家是通过试验一次便纠偏和调整一次的方法才走向了今天既有高发展速度又有高社会保障的经济发展道路。很多问题都是分阶段解决的，例如，奥地利先令过渡到完全可兑换制花了差不多四十年的时间，众所周知，只是到70年代末这一过程才告完成。
二次世界大战后强化国家调节大大改变了欧洲各国市场经济的自由化模式。这些过程之所以发生，不仅仅是因为有市场自身的需要，而且因为存在着阶级关系的特殊性和对生产实行大规模改革的必要性，以及还有一系列其他经济和政治因素。
1946——1948年间，奥地利实行了国有化政策。国有化的范围包括大部分重工业（钢铁生产企业、电力、采油和采煤等部门）和三家大银行。然而，主要的地盘却由资本主义垄断组织控制，外国资本仍然起着很大的作用。
在最初阶段，国有政策的主要作用是稳定财政和银行体系。财政政策的具体目的是抑制通货膨胀和稳定物价、建立有效的预算和货币体系、以足够的投资和信贷资金保证生产和就业、稳定本国货币单位并使其成为可兑换货币。
大家知道，要使市场机制成功启动，就必须稳定财政。通过两个阶段的强制性兑换货币符号，国内流通渠道就不再有剩余量了。两次兑换一次是在1945年，由德国马克换成本国货币——奥地利先令；另一次是两年之后先令按3∶1的比例进行兑换。在此基础上便有可能将侧重点转移到抑制通货膨胀的长期资金上——通过利率、放款条件和消除预算赤字的措施调控信用扩张，从而能够缩短适应期并为经济的持久繁荣奠定了基础。
实行向市场过渡的经济战略，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是银行体系。建立本国的高效率的私营信贷市场是克服生产衰退和确保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的基础。世界的实践经验提供了这一方面的一些可行的做法，其实质就是抑制货币量过高增长的使命落在了独立于政府的中央发行银行的身上。一个商业银行、合作抵押放款银行和依据竞争原则运作的储蓄银行的星罗棋布的体系应当保证各种不同客户的多样需求。
大家知道，刺激经济增长和满足社会需要，就要求不断增加国家开支。同时不能允许发生预算赤字膨胀的现象，因为这有产生不可控制的通货膨胀的危险。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是税收。所以，在日常的国库的需要保持对企业的刺激之间的平衡是十分重要的。奥地利稳定时期的一大特点是税收负担，首先是周转税负担加重。为了增加预算收入，提高了间接税。例如，间接税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大，到1956年占总收入的42.6%。直接税通过部分降低和优惠制度主要是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还有，奥地利从1954年起就修改了评价企业资产及其竞争能力的办法。例如，实行了从资产负债表上加快注销的办法。这其实就是减免税额。正是这一措施对奥地利经济的长期繁荣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而增强了对未来的信心。
同时为了搞活信贷市场而发行了股票，而对长期借款实行了税收奖励。籍此而大大增加了储蓄存款的流入量。随着经济的稳定，预算政策的基础加强了，并且有可能在资金供应中将重点放在长期贷款上。
奥地利在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膨胀起来的货币量与有限制的商品供给量存在着明显的反差。为了对货币量实行监控，奥地利政府采取了果断的措施。恢复高效率的信贷机构的基础是60%的银行存款冻结了，而使用其余部分的存款须经专门设立的贷款分配委员会的批准。在平衡奥地利先令的计划中实行两个阶段的货币兑换。当然，毕竟未能完全制止住通货膨胀的势头，因为根据社会需要的考虑，物价水平维持在低于符合需求的水平上。因此，国家银行的改革成了制止生产衰退和保证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的基础。
起初，战后的经济混乱要求政府不论是对工业品还是对大众消费品都不得不实行定额分配。其实，这是贫困的定额分配。这些措施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虽然在当时看起来是正确的，但却没有发展前途。国家规定的那些数量小得可怜的原料和燃料提货单不能满足企业恢复生产的需要，而食品供给标准无法保证人民生存的需要。于是，产生了恶性循环，有限的资源的行政分配导致了短缺的重新加剧，因为谁也无力积累足够的资金来扩大生产必需的产品。
外国的物质和财政援助可以解决这一问题。最初，根据战胜的同盟大国的方案提供援助，以复兴国家。后来有联合国加入，马歇尔计划也生效了。资金还来自奥地利私人慈善基金会。在1945——1955年间，奥地利得到了相当可观的援助数额，总共达16亿美元。这些措施成了废除多数产品定额分配的基础，为国家经济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恢复国民经济的迫切任务同时也刺激加快投放新货币和贷款。例如，从1947年到1956年，流通中的货币量增加了17亿美元。奥地利的经验使我们对“黑市”在由以定额分配和行政干预为基础的经济管理向扩大市场关系作用范围过渡时的作用得到了很有意义的启示。过渡的过程是在经常有可能发生通货膨胀的背景下发生的。但是，不合法市场的存在（很自然，当时是不得不容忍这一现象的存在的）在一定的程度上减弱了这一危险，因为不合法的市场通过较高价格（与官方价格相比）“吸收了”通货膨胀的潜在能力。例如，“黑市”上一些重要产品的价格极高，面粉的价格比官方价格高出188倍，砂糖价格则高出380倍。应当指出：存在两个市场的主要缺点是“黑市”的吸引力不利于商品的合法定额分配和生产。所以，由于经济和社会的原因，必须过渡到统一的市场。为此，刺激生产和逐步提高可调控的国有价格便成了政府战略的主要一环。结果，“黑市”受到了供求的经济压力，价差变成了零，到1948年，实际上恢复了国家的统一市场。
然而，与国家生产迅速发展的同时，通货膨胀依然在持续。只是通过如下一些综合性的措施才使奥地利先令得以稳定。这些措施是：严格对银行清偿能力的要求，压缩集中投资增加税收。当时经济的一个特点是稳定存在短期的危机，失业率为8.7%，但物价开始下落。有鉴于此，奥地利政府认为加强对公民的社会保障是十分重要的一项任务，于是“社会合伙关系”机制开始形成了。这一机制在调整各种社会经济矛盾中起了良好的作用。奥地利的经验证明：向市场过渡会引起很多矛盾。其中之一就是社会方面的矛盾。然而，要想在社会方面缓和建立和调整市场机制过程中所产生的紧张，就必须在物价和工资方面实行经过周密思考的和平衡的全国性政策。
所以，奥地利一开始就承认不能指望实行诸如冻结工资或物价这样一些极端的措施。根据1949年的“社会契约”，在降低对食品的国家补贴的同时，提高了工资和修订了退休法。应当强调指出，奥地利工会联合对于解决在社会方面产生的很多有争议的问题起着主要的作用。这一工会联合会成立于1947年，它是西欧唯一的一个工人联合组织，实际上包括国内所有的雇佣劳动者，它不允许行业工会提出单独增加工资的要求。为了在工资和物价问题上达成协商一致，全国成立了专门的机构。专门机构由奥地利工会联合会和政府有关部的大臣的代表组成。在保护企业主和雇佣劳动者的利益的组织之间签订调节工资最低额的集体合同这种做法已在奥地利的经济生活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在工资问题上有最大影响力的不是政党，而是直接代表雇主和雇佣劳动者利益的组织。
奥地利工会联合会几乎完全可以调控国家的社会政策。例如，当出现了要保护国家经济不受世界市场的通货膨胀的影响时（70年代中期），联合会几乎完全承担了控制价格政策的责任。主要的着眼点是保持劳动生产率的必要的增长速度。虽然与公司关于提高价格幅度的谈判有所拖延，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通货膨胀并避免了物价的普遍上涨。在处理有关提高工资的问题上也采取了类似的办法。国外的经验表明，只有当工会运动的领袖弄清楚了经济发展的极其复杂的相互关系、理解并意识到提高劳动报酬要求的可能与限度时，才可能有从全国的利益的角度来看待最佳的工资调整方针。为了奠定有效推行经济政策的基础，奥地利花了约十年的时间在全国居民中，特别是在雇佣工人中普及经济知识教育。有关价格和工资所达成的协议将奥地利经济引向了无通货膨胀的稳定增长的道路，为在这些协议的框架内，物价、税收和社会性开支结构中的变动都是协调一致的。
应当指出，瑞典是能够成功地达到稳定的经济增长、低通货膨胀率、高就业水平和国际收支平衡这些目的的为数不多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一个。一项主要的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中用于社会目的的开支所占比重增大。实际上在所有方面都取得了这种进步。社会保障、保健、教育、职业培训等等方面都是如此。在瑞典的社会中，关于矛盾和冲突应当在现有的社会政治结构的范围内通过协商的办法求得解决这一点已经达成了一致。例如，瑞典社会民主党借助于社会经济政策措施使如下一些社会不公平的具体现象得到了缓和：瑞典工会中央联合会和瑞典企业主联合会集体合同制中的伙伴、劳动和资本关系。
一方面，瑞典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样板”，因为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中没有这种社会保险体系及其物质保证基础。另一方面，瑞典当然也存在着社会不平等问题，然而这些问题并未以很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因为在各个阶层之中，在工人和职员之中，在雇佣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别是极小的。瑞典依然保持高就业水平、低通货膨胀率和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项目的最高的国家开支。正因为如此，所以瑞典轻而易举地克服了1980——1982年的危机。
因此，划分市场经济类型的一个重要的标准是国家对社会中存在的社会问题的解决程度。市场改革的实践经验表明：凡是不忽视社会问题的国家，凡是将社会问题的解决置于经济改革关注的中心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市场改革就取得了成功。
我认为奥地利和瑞典模式是解决社会问题达到完善程度的范例。社会问题在德国市场模式中也占有特殊的地位。在德国，收入和就业政策皆由国家调控：国家鼓励那些为市场发展，包括出口和经济中的结构改革作出贡献的所有生产厂家都获得收益。总的收益和个别集团收益的增加与马克的购买力在劳动生产率增长和国内市场饱和的基础上得到提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奥地利政府在解决社会政策问题的同时，鼓励发展一些灵活的经营活动形式，如对于市场发展最有利的股份公司、中小企业等。
奥地利过去和现在都把优先重点放在各个经济部门中创立新的首先是中小型公司，并使经济与世界经济一体化上。国际经验令人信服地说明，中小型公司对于保证国家经济发展的稳定是极端重要的，因为这类公司能够最有效和最灵活地对消费者的需求作出反应，在经济形势恶化的时期可以起到市场稳定器的作用。为了这一目的，奥地利实行双重的职业教育。这种教育规定甚至在培训纯技术性专家的过程中也必须讲授中小企业的基本经营知识。这一做法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因为大部分学校的毕业生都是要在大量的工业、服务业和商业部门中的中小企业工作的。奥地利人深信，一个公司的所有者不管是多么精明强干，只要碰上墨守成规的官僚机构，那就必败无疑，因此，在经济和社会所有领域企业家精神都是十分重要的，普遍地灌输市场意识也是极其重要的，不管一个人是要到私有部门还是要到国有部门去任职。
当然，国际分工是促成市场机制有效运行的一个不可分割的和重要的条件。市场经济必定是开放的体制，虽然开放的程度由于具体的条件和可能的不同而会有所不同。国家经济的开放过程自然是十分复杂的，它会引起诸多矛盾和问题。在这一方面，需要有一个周密的和长期的国家战略。所以，放宽对外经济活动的条件也是奥地利政府在战后时期的经济政策的一个起着关键作用的方面。
放宽的条件中主要有：取消对外贸易中的数量限制，扩大奥地利产品的销售市场，改行奥地利先令的统一汇率。由此而实行外汇制度——调节国家的国际收支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不妨指出，放宽对外结算限制的过程到1958年基本结束，当时国家开始允许资本输入。数十年来，一直鼓励外国对奥地利经济的投资。鼓励资本出口，以购买国外企业的股份、有价证券和地产，从而为国家经济的国际化提供了条件。
在战后的最初年代占领当局所规定的奥地利先令的汇率实际上偏高，因此，很多公司在对外业务宁愿进行补偿基础上的交易和直接的换货。鉴于必须使经济状况正常化并刺激恢复国家的出口潜力，官方于1949年实行了奥地利先令贬值。考虑到很多种类的产品只有在从国外获得原料和设备的条件下才有可能生产这一事实，奥地利政府最初同意出口商有权滞留自己出口收入的一部分，以保证在国外从事生产活动的需要。以后，出口商可以自主地支配自己的部分出口收入，从而也为没有自有资金的奥地利出口商从事对外经济业务打开了道路。奥地利政府采取了一项果断的措施，即于1953年实行了奥地利先令的统一兑换率，而统一兑换率被有意地压低于奥地利先令本身的实际购买力，以便刺激本国企业的出口积极性并保护其不受大量流入的廉价进口货的冲击。由此而有可能放宽纯行政命令性质的外汇限制，对外交换范围内的支付不再需要办理特别手续了。实行外汇兑换限额只适用于出国的公民。
应当指出，在1954年就取消了奥地利国家银行对外汇业务的垄断，私人商业银行也可办理外汇业务。私人商业银行享有很大的自由，只是需要满足一项要求，即向中央银行通报外汇资金的流动情况，集中监督就是要确保将国外支付用于其拨付的目的，例如，贸易交换范围内的支付不能成为将资本转移到国外的借口。放宽对外结算限制的过程基本上到1958年就结束了，当时国家已开始允许资本输入。因此，这一过程是分阶段进行的。主要的原则就是：出口发展愈顺利，取消外汇支出的限制就愈多。
奥地利对外贸易放宽限制的分阶段性也具有很大的作用。在进出口业务中可以区分出三大类商品：第一类是“自由的”商品，进出口都无须审批；第二类是“放宽限制的”商品，对外贸易业务须办理审批手续；第三类是“受控制的”商品，对这类商品要征收特别税。然而，长时期内对外贸易放宽限制的过程都遇到了外汇资金不足的困难。根据需要制订了外汇支出的季度计划，按商品类别和交易种类区别对待，有纯外汇支付的，有补偿贸易的，还有强制性销售的等等。这样，凡是属于这种计划范围的各个经济部门对外汇的需求都列入进口的日常计划中。
建立国家刺激出口的制度无疑是健全和搞好奥地利公司的对外贸易活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早在1950年，就在这一方面采取了初步的措施：对出口商实行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接着就决定退还周转税，建立了多分支的出口风险保证制度并对出口实行优惠拨款。因此，可以以奥地利市场模式为例得出如下的结论：奥地利政府的目的明确的国家政策所取得的成果表现在制订了财政、银行、生产和社会政策方面的一整套措施，发展了中小企业，放宽了国内外贸易的限制，实行了国际经济合作和跨国的贸易交换，这对奥地利战后几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得到普遍加快起了很大的作用。
除了奥地利市场模式之外，在这一时期差不多在同等程度上建立起来的有德国市场模式。在德国模式的框架内，市场调节的重要渠道也是外汇财政调节。外汇财政调节的办法是鼓励作为外汇来源的出口和促进进口。进口则通过国内市场的饱和和马克购买力的加强保证了有利的汇率，而有利的汇率如果没有贸易顺差是无法达到的。德国模式的特点也表现在预算税收政策上。国家预算和税额与经济的增长密切相关。国家要没收在市场上若没有行情过热和通货膨胀压力的加大就不能实现的那一部收入。税收政策旨在抑制已形成的无效结构范围内的过快增长，其直接的目的不是对收入实行再分配，而是冻结通货膨胀收入。
因此，社会市场经济的奥地利模式的形成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今天所遇到的问题相类似。寻找现成的灵丹妙药是不可能的，但奥地利却在某程度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与整个世界市场变革同步的分阶段过渡的范例。当然，政策要考虑本国的传统和特点。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是鼓励企业家的活动和特别重视人们的市场意识的培养和实业能力提高。
研究国外的经验，可以强调指出过渡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的如下几个原则：
——抑制通货膨胀和生产衰退要求采取一整套财政、银行、生产和社会政策的综合措施；在财政政策方面应当建立有效的以间接税为着眼点的预算制度；
——建立私人信贷市场，以足够的信贷资金和投资保证生产和就业，稳定本国货币单位并使其成为可兑换货币。
此外，我国工业的经济改革的主流是结构改革，将主要的基础部门转向用于生产消费品的生产资料的生产。很自然，工业的结构改革应当面向社会，目的在于稳定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支持企业家的经营活动、刺激积累和投资。应当通过经济刺激的办法建立营销组织体系，以便对转产和实行多样化经营的企业在研究地区和部门的市场、制订广告及使商品和服务打进国内外市场方面提供帮助。要鼓励开办中小型公司。
在社会政策方面，基本原则应当是逐步缩短人民的生活费用和劳动收入间的差距、实施居民就业计划、采取鼓励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的措施和制订再培训计划。社会计划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住房建设的预算外集资来源。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实际做法表明，住房和公用事业的大部分建设都是由国家承担的。
对于我国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也应当有外资参与。为此而必须做到如下几点：
——签订有关投资活动和取消双重征税的双边合同；
——吸收国外风险资本；
——利用借入资金和外国直接投资，以保证解决外债和国民经济的结构变革等问题；
——借助信贷和税收政策鼓励合资企业形式的国际合作联系。
傅南译自《莫斯科大学学报：经济学版》199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