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来周作人文集的出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来论文,文集论文,周作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I206.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0209(2012)03-0049-09
一
1949年8月14日，周作人从上海回到解放了的北平，开始晚年的著译生涯。新生的政权安排他作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特约翻译，译介希腊、日本的古典文学作品。他希望用“周作人”的名义出版书，中宣部则要求他写一篇公开的检讨，承认参加敌伪政权的错误。他写了书面材料，但拒不悔过，结果未获批准，其著译也只能继续以“周启明”、“周遐寿”等笔名为世人所知①。他出版的著作仅限于几册关于鲁迅的回忆录，新写的文章未能结集付梓，过去所作也难以重见天日。一直到了80年代初，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这种状况才得以改变。
从1981年到2010年，中国大陆共出版各种周作人文集211种。这个数字如果不是全部，也相差无几。其中记录到印数的135种，共印137.118万册，平均每种印数1.02万册；如果以这个平均数来推算的话，周作人文集的总印数大约为215.22万册。实际的印数可能还会多得多，因为有的书多次再版、多次印刷，而我更多的只是记录初版初印。
周作人文集的出版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表明图书出版开始打破禁区，展现生机。新时期之初，第一本署名为“周作人”的文集为1981年11月上海书店影印的《知堂文集》，护封上印有“周作人著”字样；第一本周作人作品的新书是许志英编《周作人早期散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4月出版，虽然封面和版权页上都没有专门注明“周作人”，然而这三个字是赫然加在题名上的；第一本明确印着“周作人著”，同时又是新书的，则要算钟叔河编、岳麓书社1986年4月版的《知堂书话》了。较早出版的周氏著作还有湖南人民出版社印行的《周作人回忆录》、上海书店影印的《过去的工作》《知堂乙酉文编》等。从1987年开始，岳麓书社系统推出钟叔河编周作人著作集，周作人文集的出版渐成规模。
30年来，周作人文集接连不断地出版，趋于完备，但其间并非一帆风顺。政治气候的变化很容易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周作人文集的出版，出版社因为顾忌往往不愿意承印。对于已出版的周氏著作，争议甚至批判的声音不绝于耳。有人抱怨周作人作品集越出越多，认为是人为“炒”起来的结果，进而说：“‘周作人热’这种不良社会现象，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必须采取措施，加以遏止清除，使新闻出版这块阵地纯洁化，真正掌握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同志的手里。否则，其危害之大，后果是不堪设想的。”②上纲上线，穷形极相，大有灭此朝食之慨，可见反对者态度的一斑。
周作人文集的出版并未出现井喷式的热潮，而是源源不断地推进。这不是靠什么“炒作”所能维系的。虽然出现过不少随意编就的选本，但周氏文集的主要编家都有自家的学识和定力，像最有成就的编家钟叔河、止庵，他们不仅嗜读知堂，而且集编家、学者和散文家于一身。
新时期以来，编订周氏文集用功最勤、成就最大的编者要推钟叔河、止庵以及陈子善、张铁荣，具体标志他们的成就的是钟叔河编周作人著作集、《周作人文类编》《周作人散文全集》，止庵编《周作人自编文集》《苦雨斋译丛》，陈子善编《知堂集外文》以及他与张铁荣合编《周作人集外文》。故本文以评述这几套大型文集为主干，然后再从周氏自己编文集、他人编文集、译文集等几个方面加以介绍。
二
钟叔河主持重印的周作人著作集是新时期周作人文集出版的破冰之作，也是周作人研究的重大事件。早在1950年代后期，钟氏就曾与周作人有过书信往来。当他有选题出书可能时，便立即编印了一本《知堂书话》，接着又开始积极筹划出版大型的周作人著作集。然而在当时，他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获得批准，于是直接给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胡乔木写信。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周作人的生活待遇和著作出版问题得到过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胡乔木的一些照顾和安排。“文革”发生后，这成了胡乔木和周扬等人的罪状，他们被指为大汉奸翻案，包庇和利用他③。岳麓书社的报告最后得到了胡乔木的批准。后来黄裳在1991年5月19日致钟叔河的信中披露：“去年乔木来沪，一次谈天，谈及周作人，他自称为‘护法’，并告当年吾兄呈请重刊周书事，最后到他那里，他不顾别人反对批准的，谈来兴趣盎然。”④以为周作人“护法”自居，这在很多人看来可能匪夷所思。
有了尚方宝剑，钟叔河所供职的岳麓书社开始大规模重印周作人著作，并在1987年1月3日《光明日报》第四版刊出广告：
岳麓书社开始重印
周作人著作
人归人，文归文。周作人其人的是非功过是另一问题，其书的主要内容是对传统文化和国民性进行反思，对中国——西方和中国——日本的文化历史进行比较研究，今之读者却不可不读。岳麓书社以编印《知堂书话》《知堂序跋》《知堂杂诗抄》之熟手，已经开始重印周作人的全部著作，1987—88两年内全部出齐，力求：
书价最便宜 装帧最大方 校订最精审
“民国”时期尤其是沦陷时期所印书，错字甚多。岳麓书社决定由编审亲任周氏著作的校订，对原印本错字悉予改正，同时仍列出勘误表，记载原有错讹，以便对勘，且示负责。各书均分单本平装、合订精装两种版本，一利卧读，一利庋藏。周氏的集外文和未刊稿，亦正请上海黄裳、北京舒芜、香港黄俊东、新加坡郑子瑜协助整理，由本社出版印行。特此广告，请读者速向当地新华书店预订。本社即将请各省市书店统一报数。⑤
广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当日香港《明报》驻北京的记者即发出消息《人归人 文归文》。这则广告本身就是周作人研究的一篇重要文献，也为中国当代出版史留下了一个侧影。“人归人，文归文”虽然显得有些简单，从学理上未必能讲得透彻，但既有辩护又有原则，还是简便可行的。这六字成了日后钟叔河不断重印周作人著作的一句口号。
岳麓版周作人著作集分平装、精装两种。平装小32开，题名集周作人字，以原刊本封面为背衬。前勒口介绍版本，后勒口印有下面的文字：“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曾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任教，五四运动时从事新文学写作。他的著述很多，有大量的散文集、文学专著和翻译作品。周作人1938年依附侵略中国的日本占领者，其行为不得原谅，但他的著述仍自有其文化史研究的价值。本社经报告中央有关部门同意，准备有选择地陆续予以整理出版。”书后附校订记，编者主要采用理校之法。当时，周作人的著作绝版已久，又有大量的集外文分散在报刊上，查找起来颇为不易，岳麓版周作人集给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套著作集产生了重大影响，改变了长期以来人们对周作人的单一、刻板的印象，大大推动了周作人研究的进展。钟叔河因为编辑出版大型的“走向世界丛书”和饱受争议的周作人著作集、曾国藩全集，赢得了知识界的赞誉，奠定了其作为大编辑家的地位。
《夜读抄》还没有印成，湖南批判湘版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丑陋的中国人》和“周作人”，有人称之为批判“三种人”。钟叔河于1988年离开了岳麓书社，人去政息，周作人著作集终未成全帙，周氏作于敌伪时期的散文集《药堂语录》《药味集》《药堂杂文》《书房一角》《秉烛后谈》《苦口甘口》《立春以前》未能出版。1987年出版的8种单行本初版初印均在万册以上，而1988年出版的几本印数骤减，到了1989年10月出版的《瓜豆集》《秉烛谈》，分别印出区区1900册、1800册。这套著作集印成自编文集18种，初版新书4种：《知堂书话》《知堂序跋》《知堂杂诗抄》《知堂集外文》，总共21种(《知堂杂诗抄》为作者自编的初版新书)，精装合订本6种：《苦茶随笔·苦茶杂记·风雨谈》《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永日集·看云集·夜读抄》《瓜豆集·秉烛谈》《谈龙集·谈虎集》《欧洲文学史·艺术与生活·儿童文学小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钟叔河以后又另辟蹊径，花费大量的精力，把周作人集内集外、已刊未刊的文字尽量搜集起来，进行校订，编辑出版《周作人文类编》《周作人散文全集》。
10卷本的《周作人文类编》由湖南文艺出版社于1998年5月出版，印数5000套。钟叔河集十年之功，编成这套大部头的文集。书前有《弁言》《全书凡例》，各卷前均插入两页作者像、书影手迹的图片。全书汇辑周作人从1898年到1966年间所作文章，按主题分类，编为十卷。各卷如下：第1卷《中国气味》(思想·社会·时事)，第2卷《千百年眼》(国史·国粹·国民)，第3卷《本色》(文学·文章·文化)，第4卷《人与虫》(自然·科教·文明)，第5卷《上下身》(性学·儿童·妇女)，第6卷《花煞》(乡土·民俗·鬼神)，第7卷《日本管窥》(日本·日文·日人)，第8卷《希腊之馀光》(希腊·西洋·翻译)，第9卷《夜读的境界》(生活·写作·语文)，第10卷《八十心情》(白叙·怀人·记事)。其中包括：周氏自编文集所收文章，已编成而未及出版的《木片集》《饭后随笔》，以及大量的集外文、未刊稿。未收整本的专著，翻译作品仅收单篇的散文。每篇文章均注明出处，文字作了校勘。该书的突出优点是齐全、可信，编者“历时十载，补遗辑佚，力求其全”，功不可没。周作人作于敌伪时期的6本散文集的内容悉数归入，还收录了大量的集外文和未刊文，为全面地阅读和研究提供了便利。作者申明“文章均保持完整，绝不割裂删节”，然而也作了两种改动：一是对《我的杂学》《十堂笔谈》等带有综述性质长文，将各节单独成篇，分别编入相关各卷，原章节无题目的加上了标题。这样就影响了原文的完整性，特别是带有思想学术自传性质的《我的杂学》分散在各卷中，各节又加上了陌生的名字，很难再给人整体的印象；二是为了照顾今天读者的阅读习惯，将较长的引文用另种字体排印，有关的分段、标点因此也有了改变。此前，编者在增订重编本的《知堂书话》中已经采取这样做法了。然而，这又有损于周作人1930、1940年AI写作作有意追求的朴拙的境界，有兴趣和能力阅读这些文章的读者本来不至于以此为病。这套大书使用起来并不方便，因为很多文章难以明确归类，加上缺少文章索引的支持，查找一篇文章实在不易。我本人在使用时就数次发生这样的情况。这是一部带有过渡性质的大书，我的意思是说，它在《周作人散文全集》尚未问世前的一段时间内帮助读者找到一些不易找到的文章，同时也为《周作人散文全集》的编辑出版奠定了基础。
《周作人散文全集》是钟叔河继上世纪80年代首次系统出版周作人著作集，90年代出版《周作人文类编》之后的又一大贡献。本书为编年体的周作人文集，共14卷，620万字，外加索引1卷(鄢琨编)。16开布面精装，带护封，各卷卷首均插有图片。所收作品除了周氏自编文集和译文集已收者外，还增收了大量的集外文，主要包括作者的未刊稿按语、编后记、附记、书信等。其中为《知堂集外文》未收佚文约180余篇，《周作人年谱》未记入编目120篇。另据止庵考察，除了一些书信、题跋外，该套文集仅比《周作人文类编》新增集外佚文20篇左右⑥。虽然题为“散文全集”，但收录标准较宽，不仅酌量收入了译文、书信、日记等，还悉数收入了专书《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知堂回想录》的内容。因此，该书是目前收录周文最宏富的本子，带有准全集的性质。所收作品，一律在题下注明写作或始刊时间、始刊出版物卷期、作者署名，以及是否收入自编文集的情况。少数篇目未注明出处，于查考不利。索引卷包括全书篇目、主题分类、自编文集篇目、人名、书名等索引，大大方便了周作人作品的检索。这套编年体文集与作者自己编文集互相配合，嘉惠学林甚夥。
编订整理周作人文集最有成就者，前有钟叔河，后有止庵；也有人说南有钟叔河、北有止庵。止庵曾在《苦雨斋识小》的《序》中自报家门：“将近十年来，自己所花的一点工夫就在这儿。主要是两件事，一是把周氏亲手编的各种集子重新校订一过；一是把他的译著凡是能够找到手稿的，都依照原来样子出版，——据我所知，五十年代以来的那些，被删改得太厉害了。……这里前一件叫‘周作人自编文集’，已经做完……后一件叫‘苦雨斋译丛’，才完成了一部分，具体工作都是请译者家属做的，已出版之九册十种，除《财神·希腊拟曲》外均据原稿印行，而《希腊神话》还是未刊之作，这都是值得一提的。如果说由此提供了一套可靠版本，今后研究者可以利用，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⑦上述两件事的成果即为《周作人自编文集》和《苦雨斋译丛》两套书。
《周作人自编文集》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2003年6月第2次印刷，共36种35册。其中《泽泻集》与《过去的生命》、《儿童文学小论》与《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各订为一册，《知堂回想录》分上、下两册。1980年代后期，钟叔河编订、出版周作人自编集未全，止庵所编系周作人自编文集的首次全部出版。其中《木片集》根据百花文艺出版社印制该集的三校样梓行，该书是周氏1950年代末自编而未能出版的文集。《知堂回想录》据周氏家属提供的手稿复印件整理出版。据编者说，该书香港三育版的错漏甚多，两者的出入数以千计，其中最突出的是将《风潮一》中近12000字误排到《风潮二》。《老虎桥杂诗》的底本是60年代初谷林据周氏借给孙伏园的手稿抄本，与岳麓版内容多有不同，《老虎桥杂诗》在谷林抄本基础上又加入了岳麓版《知堂杂诗抄》的内容，成为收录周作人旧体诗最全的本子。自2002年《周作人自编文集》印行以来，这套书已成为周作人研究论著和高校学位论文使用频率最高的周作人文集，说明获得了普遍的认可。
止庵主编“苦雨斋译丛”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共出版5辑，15册16种：第一辑1999年1月版，收入《希腊神话》《全译伊索寓言集》《财神 希腊拟曲》；第二辑2001年1月版，收入《古事记》《枕草子》《平家物语》《狂言选》《浮世澡堂》《浮世理发馆》；第三辑2003年1月版，收入《全译伊索寓言集》(再版)、《欧里庇得斯悲剧集》(上、中、下)、《财神 希腊拟曲》(再版)、《希腊神话》(再版)、《路吉阿诺斯对话集》；第四辑2005年1月版，收入《现代日本小说集 两条血痕》《如梦记 石川啄木诗歌集》。编者在第二辑《总序》中自言：“除了《希腊神话》之外，全是重新出版的。一来都是世界名著，本身自有价值；二来如前所说，绝版已久，读者寻觅不易；三来从未汇总出版，凑齐也难；此外还有更具意义的一点：我们实际上是在现有版本之外，另外提供了一套最忠实于译者定稿的版本。幸好他解放后译作的原稿大部分都保存下来，使得我们有条件做成这桩事情。”这段话可以借来作为“苦雨斋译丛”价值的评语。甚至可以说，其价值不亚于“周作人自编文集”，集中展现了翻译大家周作人的主要成就。译文集根据手稿排印，而手稿本身也是会存在错误的，这同样需要校勘。如《知堂回想录》中《民报社听讲》一节记伍舍房租：“房租是每月三十五元，即每人负担五元。”“伍舍”为5人合租，这里的说法显然有误。编者未说明校订方面的情况。
新时期以来周作人文集的出版还面临着一项重要的任务，这就是收辑、出版周氏大量的集外文。陈子善、张铁荣在这方面用功甚勤。陈子善编《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分别于1988年的1月和8月，由岳麓书社作为周作人著作集的两种新版书出版。32开精装本，两书前均有《出版说明》和《钟叔河序》。前者共收录笔记体小品文756篇，其中712篇是发表在1949年11月22日到1952年3月9日上海《亦报》上，另有44篇登载于1950年1月10日到3月27日上海《大报》上。周作人在《亦报》上发表的小品文不止这些，还有一些后来收入《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和《儿童杂事诗》等集子，这里没有收录。后者共收文186篇，除《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外，周作人1949年后所写的单篇文章，大略已尽于此。按照周氏自编文集的惯例，这一时期他为自己译书所做序跋和单篇译文也一并收入。书末附录周作人自撰的《知堂年谱大要》《解放后译著书目》、写给周恩来的《一封信》及《知堂回想录〈后序〉》。两本书中的文章大致按发表日期编次，书末附有人名书名索引。两本书汇集了周作人在1949年以后的作品，这些作品是长期被忽略的。
1995年9月，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陈子善、张铁荣合编的洋洋百万字的《周作人集外文》(上、下，1949年以前)。大32开精装本，带护封。书前印有《出版说明》与钟叔河序，书后有陈子善的《编后记》。1949前文章时间跨度大，散佚篇目多，原始期刊难以查找，收集难度是要远大于1949年以后的文章的。佚文中有相当一部分为书信、按语、附记等，更多的是现实针对性强的社会评论。后者各个时期都有，而尤以1925年、1926年在女师大风潮期间和“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所作最多。作者在《谈虎集》自序中说：“《谈虎集》里所收的是关于一切人事的评论。……这一类的文字总数大约在二百篇以上，但是有一部分经我删去了，小半是过了时的，大半是涉及个人的议论，我也曾想拿来另编一集，可以表表在‘文坛’上的一点战功，但随即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我的绅士气(我原是一个中庸主义者)到底还是颇深，觉得这样做未免太自轻贱，所以决意模仿孔仲尼笔削的故事，而曾经广告后的《真谈虎集》于是也成为有目无书了。”《周作人集外文》所收这两年的文章就有177篇，没有这部分文章中“真谈虎”的内容，对周作人的思想态度就不会有完整的认识和把握。对于发现的新佚文、新笔名要进行考证，难度甚大。两个编者探幽发微，钩沉辑佚，实在功德无量。以后不断会有新的佚文发现，但其首次大规模裒辑之功是不会被超越的。这几本集外文集也存在误收、失收、校对不精等不足，我曾把《周作人集外文》中所收1922年周作人围绕非基督教非宗教运动与陈独秀论争的文字与原刊进行了对校，发现一些明显的错字和脱文⑧。
三
周作人文集包括自己编文集和他人编文集两大类。自己编文集又可分为作品集和专书，他人编文集则可分为选集和专集。
自己编作品集主要是上文所述钟叔河、止庵编的周作人著作集、《周作人自编文集》《苦雨斋译丛》，其他重要的还有上海书店影印的《知堂文集》《过去的工作》《知堂乙酉文编》《谈虎集》《谈龙集》等。
重印的专书有《知堂回想录》《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欧洲文学史》《儿童文学小论》，新出的有《周作人日记》《知堂遗存》(其中之一为《童谣研究手稿》)《近代欧洲文学史》三种。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率先推出《周作人回忆录》，此书根据香港三育书屋版《知堂回想录》重印。这是新时期最早出版的周作人著作之一。扉页和版权页书名下均用括号注明“供内部参考”。书前印有简短的出版说明，其中有云：“尽管作者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堕落为汉奸，但考虑到本书的史料价值，我们仍决定将它印出内部发行，供有关研究人员参考。”鲁迅博物馆收藏的周作人1898年至1934年日记于1996年由大象出版社影印出版，书名作《周作人日记》。周作人1935年至1966年日记在其家属手中，尚未出版。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2月影印出版《知堂遗存》二种：《童谣研究手稿》、《周作人印谱》，线装一函二册。著作人项分别为“周作人辑注”和“鲍耀明藏”。两份资料提供者鲍耀明曾对《童谣研究手稿》进行标点，以《童谣研究》(稿本)为名，发表于《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9期⑨。止庵、戴大洪校注《近代欧洲文学史》(团结出版社2007年6月版)系新发现的周氏五四时期在北京大学国文门二年级授课的讲义，19世纪以前的内容与《欧洲文学史》重合，19世纪的内容则是《欧洲文学史》的延续，该书在更长的时段里呈现出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观。
他人编文集中的选集就是面向普通读者的作品选本，直接地反映着一个作家的文学生命力。许志英编《周作人早期散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4月版)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周作人散文选集。扉页背面有这样几句说明：“本选集共收周作人早期(1919—1928)散文114篇，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参考。”在时人的观念中，周作人在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散文是最有可能得到肯定的。该书共分三辑，第一辑是杂文，第二辑是小品文，第三辑为文学评论与序跋。按理说，周作人作品尘封已久，一般读者对他知之甚少，这样一本选集是应该有前言或后记的，然而没有。这在今天看来是很不正常的。据说，此书编成后受到干扰，还赶上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出版时间一再拖延。许志英本来写出了长篇前言，出版方出于某种考虑，没有采用。前言的内容曾化作论文《论周作人早期的思想倾向》《论周作人早期散文的艺术成就》在学术期刊上发表⑩，成为新时期最早的周作人研究论文中的两篇。
坊间周作人散文的选本很多，但多数不能让人满意。钱理群和舒芜等周作人研究者的选本是其中的佼佼者。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6月初版张菊香编《周作人散文选集》，2009年6月收入“百花散文书系·现代部分”，出至第3版。该书选入周作人散文68篇，重点是1930年代以前的杂文和小品文。卷首《序言》较为详细地评述周氏生平及其散文创作。该选本出版较早，适合普通读者的需要，出版方又适时把它加入大型丛书，故能长印不衰。钱理群编《周作人散文精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10月版)大致按题材、主题编为四辑：“民俗风物”、“生活情趣”、“追怀故人”、“文化评论”。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4月出版钱氏编《周作人散文》，略去《周作人散文精编》第四部分“文化评论”(杂文)，其余相同。舒芜对知堂文章体味甚深，所编《知堂文丛》(天津教育出版社2007年11月版)包括《苦雨斋谈》《生活的况味》《看云随笔》《流年感忆》4册，各册前印有编者《我怎么写起关于周作人的文章(代序)》。篇幅较大，选篇精当，只是因为出版时间较晚，尚未引人注目。孙郁编有《周作人作品新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分“散文小品”、“杂感随笔”、“文论杂谈”、“序跋”、“书信”四辑。编者在《前言》中介绍说本书以思想性的随笔为主，但也照顾到了一些名篇。钟叔河编《周作人文选》(4卷)，广州出版社1995年12月版。卷首有张中行序、《选编者言》。这是一套编年文集，选入从1898年到1966年所作文706篇，其中包括书信、日记及未刊文等。分四卷：卷一1898—1929，卷二1930—1936，卷三1937—1944，卷四1945—1966。《周作人集》(上、下)止庵编注，花城出版社2004年8月版。软精装，带护封。这是一个散文选本，反映了编者对周作人文章的理解和自家的趣味。选收周作人1918年至1966年间最具代表性的散文作品，以1932年、1945年为界分前期、中期和晚期三卷，前期选文97篇，中期183篇，晚期46篇，并按写作时间先后为序。选文忠实于原貌，文字经过校勘，各篇前加有题注，简要说明发表及收入文集情况。陈子善、鄢琨编《周作人自选精品集——饭后随笔》(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根据钟叔河保存周作人手订的一份《饭后随笔目录》编成，并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周作人自编文集。“饭后随笔”原是周1949年11月起在上海《亦报》上开辟的专栏名称。“目录”所列大部分为《亦报》和《大报》所载，少数几篇因为找不到原文存目。陈子善在《饭后随笔(代序)》中说：“《木片集》各文，以及我们陆续发掘的1950年10月以后至60年代中期周作人所作的众多小品随笔也一并作为附录收入书中”。而附录部分只明确标明了《木片集》篇目，至于哪些是“陆续发掘”出来的并没有注明。北京鲁迅博物馆编《苦雨斋文丛》是周作人和所谓“四大弟子”的作品选集，每人一卷，共分五卷。其中的《周作人卷》为黄乔生所编。如果承认中国现代文学中周作人传统的存在，那么周氏与其“四大弟子”则是这一传统的核心圈子，这套文丛则从作品的层面进一步证明和凸显了这一传统的存在。刘应争编《知堂小品》(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1月版)出现较早，舒芜作序。编者注重周作人思想的价值，选文多从思想性考虑，兼顾一些名篇佳作。入选文章尽可能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共分四辑：第一辑：1919——1928，第二辑：1929——1938，第三辑：1939——1945，第四辑：1949年以后。顾忌较少，选文兼顾前、后期，突破了此前选本重前期、轻后期的局限，有利于读者整体把握周作人散文创作的历程。
在普通作品选中，粗制滥造之作颇多。编家往往对周作人作品缺乏理解，加上原作者的文集众多，不及一一甄选，于是陈陈相因，抄来抄去。所据的本子不是原刊本，而是新出的本子。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4卷本《周作人散文》是较早出现的大篇幅的周作人散文选本，然而分类标准较为杂乱，基本上是剪刀加糨糊的产品(11)。花城出版社1991年出了一本周作人小品叫《恬适人生》，这题名本身就容易给读者造成周作人一味恬适的印象；封面画一人一边品茶，一边赏笼中之鸟，周作人在文章中明明说自己反对养鸟、养金鱼等的，这样的画无异于佛头着粪。
在专集中，按文体编选的有书话和书信。钟叔河最早编辑出版的周氏文集是《知堂书话》，岳麓书社1986年4月出版。该书为小32开软精装，30万字，封面题字集周作人手迹。所收文章按集编次，未作分类。编者在序中说：“在我所读过的书评书话中，我认为周作人写的文章可算是达到了上乘的标准。今从其一生所著三十几部文集中，把以书为题的文章收集起来，编成这部《知堂书话》，以飨与我有同嗜的读者。周氏的序跋文本来也属于此类，但因为是为自己或友人而写，更多感情的分子，而且数量也不少，故拟另做一集，作为书话的续编。所录各文，悉以原本，不加改削。惟明显的排印错误，则就力所能及，酌予改正。”《知堂序跋》稍后于次年2月推出，装帧与《知堂书话》一致。收文223篇，分为三辑，分别是周氏为自己著作所写序跋，为自己译作所写序跋，零星题记及几则宣言和启事，新中国成立后所作序跋(不分著作译作、为己为人)。1997年编者增订重编《知堂书话》，加入集外文，并将序跋和书话合在一起，交由海南出版社梓行。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重印《知堂书话》和《知堂序跋》，仍把序跋与书话分家，书话则重作分类。此外，黄乔生编有《周作人书话》(北京出版社1996年10月版)。
书信集多种，有的是首次公开出版，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周作人、俞平伯往来书札影真》彩色影印周作人、俞平伯往来书信手稿，16开线装影印，函装两册，每册前插有照片三帧。印制考究，堪称豪华，定价2000元。书信大多为首次公开，既有研究的价值，又是收藏的精品。张挺、江小蕙《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9月版)收录周作人从1925年至1936年间致江绍原信件110封，这些信件是江绍原之女江小蕙在整理父亲遗物过程中发现的。本书以周作人致江绍原信及笺注为正文，附录江绍原致周作人信。江绍原是文化人类学家，被称为周作人的“四大弟子”之一，所收信件多是文化人类学方面的内容。其中108封书信手迹影印收入江小蕙编《江绍原藏近代名人手札》(含部分信封)，中华书局2006年10月出版。黄开发编《知堂书信》(华夏出版社1994年9月版)采取周作人自己编《周作人书信》的分类，把他的书信分为书牍文和尺牍两编，包括了青光版《周作人书信》的全部内容，还收录了一百余封在香港出版或发表的尺牍。出版社未经编者同意，擅自删去了3处攻击许广平、郭沫若等的文字，并无任何说明，给读者造成了不便。连编者前言也遭改篡。鲍耀明编《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版)收录周作人于1960年至1966年间与香港友人鲍耀明来往书信745封，同时录入周作人晚年相关日记837则，书前插有周作人照片和手迹等图片12帧。此书是1997年10月鲍氏自编自费由香港真文化出版公司印行的《周作人晚年书信》的重印本，新书由王世家校订，书末附有《校读记》，是一个较初版本更为完善的版本。
有几种专集是从题材和主题的角度编选的，凸显了周作人文章的思想、学术价值，更多的是面向专业读者的。在周作人的启蒙主义思想中，妇女论与儿童论都是其中极具特色的部分，代表着作为思想家的周作人的贡献。王泉根编《周作人与儿童文学》是第一本周作人的专题文集，收录作者谈论儿童和儿童文学的文章。共分四辑：“论儿童与儿童教育”，“泛论儿童文学与儿童读物”，“分论儿童文学与儿童读物”，“谈自己的儿童文学活动”。书末附录《周作人与儿童文学(年表)》，书前照例印着出版社表态性的《出版说明》。卷首印有编者《论周作人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代前言)》，肯定周作人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开拓性贡献。正如编者在《后记》中所言，当时关于鲁迅与儿童文学已有大量的研究文章，而周作人的儿童文学活动长期以来无人提及，偶尔能够见到的文字的态度也是口诛笔伐，全盘否定。周作人是现代儿童文学史无法绕开的人物，这本专集则正面凸显了周作人在儿童文学方面的建树。舒芜编《女性的发现——知堂妇女论类抄》(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2月版)选录周作人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178篇，分为“光明”、“黑暗”、“怎么办”三辑。书前编者的长篇《导言》第一次对周作人的妇女论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和概括，肯定周作人“第一个比较全面地论述了新文化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应有怎样的妇女观”，“周作人的全部妇女论，今天读起来都还是新鲜的、有益的”。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12月推出了一套“中国近现代思想家论道丛书”，入选的思想家有梁启超、孙中山、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胡适、梁漱溟、冯友兰、张东荪、周作人等。属于周作人的一本叫《理性与人道——周作人文选》，此书凸出了周作人作为一个思想家的存在。高瑞泉在《编选者序》里说：“这本集子选编的标准，自然不在它的文学的或审美的意义，而在于它的思想史价值。编者希望这些篇什能够反映一个深刻的启蒙思想家、一个中国化的自由主义者周作人的精神探险历程和最重要的思想建树。”吴平编《周作人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版)收入周作人早期关于民俗学代表性文章74篇。《编后记》介绍了周氏1930年代以前的民俗学工作。
新时期以来出版的周作人译文集除《苦雨斋译丛》之外，其余的寥寥无几。人民文学出版社相继出版《平家物语》(周启明、申非译)，《日本古代随笔选》(其中清少纳言《枕草子》为周译，吉田兼好《徒然草》为王以铸译)、《浮世澡堂·浮世理发馆》、《卢奇安对话集》。《卢奇安对话集》即《路吉阿诺斯对话集》，为周作人自己特别看重的译著，晚年在遗嘱中甚至说：“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1月改名为《卢奇安对话集》首次出版，该书获得第二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1995)三等奖。陈子善编日本文泉子著《如梦记》(文汇出版社1997年6月版)以1943—1944年在北京《艺文杂志》连载本为底本，个别刊误参照1959年香港《星岛晚报》连载本校正，《星岛晚报》载《译本序》也作为附录一并收入，另收入周作人各个历史时期作译日本散文10篇。这是一个较为完备的译本。2006年1月，新星出版社作为“新星·鲁迅书系”推出止庵主编《周氏兄弟合译文集》，包括《红星佚史》《域外小说集》《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现代日本小说集》四种。
四
30年来周作人文集的出版成就斐然，然而周氏是中国现代惟一一个尚无全集的文学大家，这与他在现代文学史、现代文化史上和读者心目中的地位是不相称的。
要出版一套质量上佳、可作长久保存的全集，需要多方面的条件支持。一是出版社愿意承印。出版一套千万字的全集，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但从已出版几套大型的文集来看，周作人文集的社会价值和市场价值得到了证明，对出版社应该具有吸引力。全集出版尽管还会有可能受到社会因素的干扰，但总的来说对周作人作品的宽容度增加，这种几率已经变小。二是资料大体齐备。周作人自编文集自不用说，集外文的蒐集已有相当的规模。还有半部周作人日记(1934年以后)尚在家属手中。书信方面的问题较大，尽管这些年来出版了几本书信集，但还有许多尚在私人的手中。资料只要大体齐全即可，将来发现新的佚文可作为补编列入。三是需要版本研究和文字校勘工作以为基础，而这方面的工作最为欠缺和紧迫。
自2008年开始，在黄裳和止庵之间进行了一次时断时续、旷日长久的争论。争论的中心并不明确，大体上是一些文字上的恩怨。两人采用杂文家的笔法，环顾左右而言他，又暗含杀机。黄裳是以止庵编《周作人自编文集》的校勘问题开始发难的。他肯定《苦雨斋译丛》的贡献，但认为《周作人自编文集》“错植颇多”，并以周作人著作中“校对最差、错字最多”的《秉烛后谈》为例。一是原书未错，新印本错了，主要是错字。二是未尽校勘之责，未能兑现“校订说明”中“尽量搜求多种印本及报刊进行校勘”的话。例子是原刊本与原杂志发表本相比，“失去重要文字多处”，而新印本失校。三是对周作人的“抄书”文字，未取原书对校。三点之中，第一点无可辩解，编书多错总是不应该的。第二点指责不尽合理，“失去”的文字并非那么重要，有可能是作者在文章入集时自己删掉的。后两点恐怕属于高标准、严要求，以一人之力难以奏效，无论是止庵还是钟叔河均未做到。版本研究和校勘工作是摆在周作人研究者面前的一大课题，30年来几乎找不到周作人著作有关的专篇论文，这制约了周作人文集出版水平的提高。
钟叔河编周作人著作集、《周作人文类编》《周作人散文全集》与止庵编《周作人自编文集》均在一定程度上据不同版本和原载报刊进行了校勘，但由于条件和个人力量所限，这个工作做得还很不够。《周作人自编文集》《苦雨斋译丛》编者在进行校勘时，也未出校记(《知堂回想录》例外，书末附《校记》)，不便对勘。人民文学出版社版《鲁迅全集》《鲁迅译文集》也未出校记，但二书集合了众多研究专家长期的研究成果，存在的问题极少，而且有不少相关研究成果可供查阅。相比较而言，周作人研究在这方面差距显著。这有时就会带来一些问题，较明显的就是版本说明不够准确。如关于《若子的死》一篇，现在新版的《雨天的书》都收有此文。然而在《雨天的书》前三版中是没有的。1929年11月，作者爱女若子夭折。1930年7月《雨天的书》印第四版时，加入《若子的死》一文，初版中若子的照片替换为一张若子的近影，以加页形式增补。岳麓书社1987年版的《雨天的书》依据1934年8月第8版校订重印，前勒口版本介绍误以为初版本由北新书局印，说“再版时又增入《若子的死》一篇”，这是错的。书后的校汀记说：“原文指1925年12月北新书局初版《雨天的书》的讹误衍脱文字，页次行次均指本书的订正文字。”如果编者见过初版本，当然不会不知道初版本是由新潮社印行的。《周作人散文全集》第5卷在《若子的死》篇名下注明：“1929年12月4日刊《华北日报》／署名启明／收入《雨天的书》”。止庵在所编《雨天的书》前言中介绍，该书是据新潮社1925年12月初版本整理出版，并写道：“在三十四与三十五页之间插入两纸，分别标明‘1加一’、‘2加一’和‘3加一’，系增补之《若子的死》一篇(写于一九二九年)，而此文原目录中未列”。既然是1925年的初版本，又如何“插入两纸”?这话让人感到矛盾、缠夹。两个编家应该都没有见到第4版，不清楚该文是从第4版开始才收入的。在从2011年陆续推出的十月文艺版的止庵编《周作人自编集》中，《雨天的书》一册前言依旧延续了上述说法。另外，不管是钟叔河还是止庵，他们都没有说明为何选择的是这个版本，而不是那个版本。版本研究工作现在不做好，将来只会更加困难。在研究的过程中，还可以选择善本，影印全套的周作人自编文集，为版本研究和文集出版提供参考。
如果不是团体合作，那么最有条件以个人之力编订出版《周作人全集》的人选应该是止庵。他尊崇知堂，研读已有20多年，有着长期、大量校订出版周作人著译文集的经验，对其人和其文的把握细致深入，又正值年富力强。这将是一个文化创举，其难度自然不难想见。
注释：
①参阅楼适夷：《我所知道的周作人》，《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1期。
②洛丁：《周作人作品集为何越出越多有关人士认为这种人为“炒”起来的“热”很不可取》，《出版参考》，1996年第17期。
③参阅许广平：《“我们的痈疽，是他们的宝贝”——怒斥中国赫鲁晓夫一伙包庇汉奸文人、攻击鲁迅的罪行》，《文学战线》，1967年第3期；铁臂：《刘少奇黑伞下的大汉奸周作人》，1967年5月23日《文艺战鼓》。
④钟叔河：《〈周作人散文全集〉编者前言》，《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版。
⑤广告后列出书目36种，其中含周作人自编文集28种，精装合订本8种，初版新书5种。书目从略。
⑥参阅止庵：《〈周作人散文全集〉琐谈》，2009年7月5日《东方早报》；夏和顺：《现代文学研究又一部集大成之作问世——〈周作人散文全集〉出版之际，本报记者专访钟叔河、止庵》，2009年6月22日《深圳商报》。
⑦止庵：《苦雨斋识小》，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
⑧汪成法《周作人“顽石”笔名考辨》(《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发现，《周作人集外文》误把1910年《绍兴公报》上署名“顽石”的19篇文章归到周作人名下。
⑨查中林在《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8期上发表《周作人〈童谣研究〉(稿本)断句和文字抄校的失误》一文，指出不少断句标点和誊录校对的错讹。陈泳超发表《周作人〈童谣研究手稿〉考述》(《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11期)，对这部手稿加以介绍和考索。
⑩分别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4期、《文学评论》1981年第6期。
(11)这套书与该社同年出版的《周作人小品散文》《周作人妙语录》未经著作权继承人许可，1994年12月被提起诉讼，结果原告胜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