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化与《孙子兵法》散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孙子兵法论文,化与论文,吴文论文,散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有系统的兵法，作为世界军事学著作中的最早珍品，《孙子兵法》的丰富内容和杰出成就正越来越为世人瞩目和珍重。方兴未艾的“孙子热”正说明了它的永恒魅力。随着对孙子兵法研究的日渐深入，引出了新的问题。为什么孙武能写出如此辉煌的著作，为什么该书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为什么这部理论著作显示了如此精美的语言风格？凡此种种就不能不涉及到吴文化与孙子及其兵法之关系的问题。鉴于学术界对此关注甚微，偏颇尚在，笔者不揣浅陋，略陈管见，聊作引玉之砖。
一、吴文化对《孙子兵法》的影响
《孙子兵法》之所以如此伟大辉煌，是因为它是包括吴文化在内华夏诸文化的结晶。如果说它植根于中原，萌芽于齐国，那它开花结果都是在吴国。
孙武约生于齐景公十三年（公元前535），约卒于吴夫差十六年（公元前480）。18岁左右从齐国避乱奔吴，23岁向吴王进献兵法、演兵任将，52岁在伍员被吴王杀死之后退隐避居，修订兵法。不久忧郁而逝。他出身于贵族家庭，祖先封于陈，并世袭为君主，后一公子奔齐，任为卿大夫。所以，他从小就受到政治军事的熏陶，具有优越的学习环境和研究条件，能够广泛接触各种文化典籍，如古代军事典籍《军政》等。而且，他的曾祖父陈无宇和祖父孙书就是善于领兵作战的将领，并有本宗族的私属军队。《左传·昭公十九年》载：“秋，齐高发帅师伐莒，莒子奔纪彰，使孙书伐之。子占（孙书字）使师夜缒而登，登者六十人，缒绝。师鼓噪，城上之人亦噪。莒共公惧，启西门而出。七月丙子，齐师入纪。”可见他的祖先有勇有谋，能征善战。另外，齐国又是姜太公和管仲的故乡，他们都是历史上善于权谋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这些对孙子军事思想的孕育和形成都有重要的作用。
然而，对孙子军事思想体系的诞生、完善产生重大影响的当推吴地文化。因为孙子避乱投奔的是吴国，隐居耕读在吴郊，用他为将的是吴王。他在二十岁之前避乱奔吴，先在吴都郊外“隐于罗浮山之东”，与从楚国避难而来的伍子胥为邻。孙子在南国隐居山野，汲取南方文化之精气，静观待机，深思熟虑，终于融南北文化之精华，写出洋洋六千言的《孙子兵法》。随后，献吴王，获重用。在其后的一系列争霸战争中孙子辅佐吴王，“西破强楚，南服越人，北威齐晋”，取得了赫赫战果。经过数十年战争实践的考验，孙子在晚年对战争的实质和规律有了更全面、深入而准确的把握，因而对其早年之作作了修订和补充，使其内容更加完备、系统和精辟。[1]
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书中对水战的论述中得到证实。《孙子兵法》多次论述南方的作战方法：“凡处军相敌：绝山依谷，视生处高，战隆无登，此处山之军也。绝水必远水；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利；欲战者，无附于水而迎客；视生处高，无迎水流，此处水上之军也。绝斥泽，惟亟去无留；若交军于斥泽之中，必依水草而背众树，此处斥泽之军也。”（《行军篇》）这里的水上、斥泽显然是针对水网地区的。吴楚、吴越作战，不少是在水上进行或与之有关的。而吴越间一系列的水域作战，大多是孙子亲身经历的。如果没有这些丰富的军事实践难以精辟地阐发上述水域行军作战的原则。
二、孙子与阖闾交往中蕴含的吴文化特色
孙子一生行踪漂忽，富有传奇色彩，但是他在吴国的主要活动史料记载比较清晰，而且与阖闾相始终，相依存。从他与阖闾的特殊关系可以看出吴文化对《孙子兵法》的影响过程。
在春秋晚期列国诸侯之中，吴王阖闾是孙子心目中较为理想的君王。他在投奔吴国之际，就是看到吴国自寿梦称王以来，联晋伐楚，国势蒸蒸日上，将是他实现理想、施展才干的用武之地。但吴王僚恐非图王争霸之辈，于是孙子在吴越交界处冷静观察，等待时机。终于素有雄才大略的公子光袭杀吴王而自立。为君伊始，他就“任贤使能，施恩行惠，以仁义闻于诸侯”，并虚心听取伍子胥、孙子修政爱民的忠告，努力实践“王者之道”。[2]《左传·哀公元年》说，他“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坛，器不彤镂，宫室不观，舟车不饰；衣服财用，择不取费。在国，天有灾疠，亲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军，熟食者分而后敢食，其所尝者，卒乘与焉。勤恤其民，而与之劳逸，是以民不疲劳，死不知旷。”他这样做，确实难能可贵。
阖闾还很“好文”，并深明“文治邦国，武定天下”的道理，因而广招文武之才。伍子胥和孙子就是他从国外招纳而来的两员大将。“胥为人少好于文，长习于武”，与孙子甚为相得。他向吴王七荐孙子。孙子便在潜心钻研兵法的同时，还致力于美辞丽句的锤炼，终于铸就了“辞如珠玉”的十三篇。这部著作，是他现实追求与浪漫气质相结合的产物，既有朴素、凝重，以理性精神为灵魂的北方文化的美，又充满了华丽、奇谲和浪漫精神的南国之美。[3]果然，他的兵法能投其所好。吴王“召孙子问以兵法，每陈一篇，王不知口之称善。其意大悦。”孙子用宫女演试其兵法，按军法斩处两名宫女。岂料，她们是吴王的宠姬，吴王闻报，“忽然而不悦，曰：‘寡人知子善用兵，虽可以霸，然而无所施也。将军罢兵就舍，寡人不愿。’孙子曰：‘王徒好其言，而不能用其实。’”之后，幸有子胥痛陈利害，吴王才又转而大悦。于是，任孙子为将，击鼓会军，集而攻楚。[4]
由此可见，孙子与吴王有着特殊而密切的关系。其一，阖闾和伍子胥皆“好文”，这对《孙子兵法》的慎战、全胜思想特别是精致的语言风格都有极大的影响。其二，吴王与孙子经常问答切磋，其间产生的影响必然是双向的、多层的。吴王受到孙子兵法的启发，孙子也受到吴王的影响。他得到吴王重用，积极参与争战，又目睹吴国走向灭亡。这些对他的军事思想的成熟、完善，对他的人生哲学的思考、抉择，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孙子兵法》的成就与吴文化的内在联系
据上所述，可以看出吴文化对孙子及其兵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那么，从齐文化与《孙子兵法》文化特质的比较，进一步就军事学、美学和文学诸方面加以探讨。
齐文化尚武，《孙子兵法》还尚智。我们知道，齐文化的尚武传统，可以上溯到先齐文化时期。相传齐远祖蜚廉“以材力事殷纣”，（《史记·秦本记》）他一生非战即斗，最后战死的海边。姜太公辅佐周武王灭商，被封于齐，建立齐国。《史记·齐太公世家》称太公“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管仲为相时，更是富国强兵，齐国一跃而成为军事上的头等强国。这样齐地尚武精神不绝如缕。生于斯长于斯的孙子名武，也正说明了这一点。而他的在吴国诞生的《孙子兵法》，以慎战为指导思想，以“不战而胜”为最高原则，处处告诫人们的是以政为先，以和为贵，以智为尚，在尚武的同时，更尚智。
齐文化重利，《孙子兵法》亦尚美。齐文化的伦理学说十分重视功利，管子《禁藏》中说：“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孙子兵法》尽管也有趋利避害的论说，如《九地》曰：“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但并非唯利是图。孙子反复强调过：“涂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军命有所不受。”（《九变》）为什么呢？因为孙子以“全”为美。这是《孙子兵法》的核心和纵贯十三篇的红线。他说：“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在他的兵学体系中，融入了他的审美理想，他在求真务实的同时，一直对完美的全胜境界孜孜以求。与之相近的是“善之善者”，即“不战而屈人之兵”。又如“善用兵者”，“善战者”，“善攻者”，“善守者”，“善动敌者”，“善出奇者”，等等。这些“善”就是佳、美、好、上，是他战争艺术的追求，也是审美理想的追求。其中的最高境界是“善之善”者，即尽善尽美。
齐文化尚质，《孙子兵法》又尚文。例如，齐文化的重要代表《管子》就有重质而不重文的特色。此书在汉代以后“即遭闲却”，正与其：“言之无文”不无关系。而吴文化既重利，又求精，趋雅，尚文。这是众所周知的。《孙子兵法》在尚文的吴风影响下，文彩焕然，精美绝伦，令古今中外的读者赞不绝口。南朝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指出：“孙武兵经，辞如珠玉，岂以习武而不晓文也？”[5]南宋黄震亦说：“若孙子之书，岂特兵家之祖，亦庶几乎立言之君子矣，诸子自荀、扬外，其余浮辞横议莫与比。”[6]近人王昆绳则评道：“自春秋战国以迄于今，落落数千年，以文章兼兵法者，惟《左氏》；以兵法而兼文章者惟《孙子》。”[7]的确，《孙子兵法》的语言艺术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不仅在先秦诸子中屈指可数，在后世同类著作中也是罕见匹敌的。
《孙子兵法》的修辞极为引人瞩目。其中修辞手法运用的密度之高，方式之巧，效果之妙，令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8]就辞格而言，在这六千多字的篇幅中，运用了包括比喻、对照、夸张、对偶、层递、反复、引用、设问、反诘、蝉联、回环、排比、警句、押韵、总分等十多种格式。其中，仅比喻就有40多个，排比就有80多处。可谓比比皆是，美不胜收。此外，在词语的锤炼、句式的选择、篇章的结构等各个方面都同样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美妙境界。例如其炼句艺术，丰富多彩；整句与散句结合，散中见整，整而不板；长句与短句搭配，长而能短，短小精悍；肯定与否定交替，正反对比，缜密鲜明。凡此种种，足以说明《孙子兵法》不仅是兵法宝藏，也是修辞宝库，更是包括吴文化在内的诸文化的结晶。
注释：
[1]参见石余《〈孙子兵法〉的成书问题》，《东南文化》1989年增刊；杨善群《孙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89页。
[2]《吴越春秋》卷二。按，“王不知口之称善”之“不知”，当作“不觉”解。
[3]范传新《〈孙子兵法〉的美学价值》，见《孙子探胜》，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50页。
[4]《吴越春秋》卷二。按，“王不知口之称善”之“不知”，当作“不觉”解。
[5]《文心雕龙·程器》。
[6]《黄氏日抄》卷五十八。乾隆三二年据宋版校刊本。
[7]转引自杨善群《孙子评传》，第18页。
[8]参见谭家健《〈孙子兵法〉的语言艺术》，《文史知识》1986年第3期；振筑《论〈孙子兵法〉的修辞艺术》，《军事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 WW许周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