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发展之地方视角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纪录片论文,视角论文,地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9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16)02-0049-07 近年来，纪录片大潮一浪盖过一浪。以央视为主体的国家层面的纪录片高调出场激活了纪录片在国人心中的巨大热情。与此同时，由于新媒体技术的突飞猛进以及其被更多人群的熟练掌握与运用，纪录片在策划、创作、制片、播出、营销乃至传播效力等方面正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格局。对此，由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与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相继出版的《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2009～2015)已有较为详尽的梳理和研究，故此不赘述。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这样全局性的概览中，“地方”常常被边缘化，其情形就如同当前地方纪录片本身所处的尴尬境地一般。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地方纪录片在我国纪录片的发展历程中却有着一段特殊的记忆与铭文。面对纪录片的新时代，我们重提地方纪录片的问题，这不仅是为了忘却的记忆，更是想站在一种全新的格局上对我国纪录片发展给以新的定位和研判。 一、曾经的地方风云 对于熟悉当代中国纪录片发展历史的人来说，有这样一个栏目《地方台30分钟》(以下简称《30分钟》)是难以从记忆中抹去的。何苏六在《中国电视纪录片史论》中也曾以“案例解读之二：‘地方台50分钟’(以下简称《50分钟》)”[1]对其进行评述。在该小节中，他分别从其演变、机制、成绩、功效、缘由乃至最后解体等方面进行了简略的总结。但这个文字不足3000字的概略是难以承载该栏目对当代中国纪录片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力和开拓力的。 从目前“百度百科”上有关该栏目的信息来看，我们知道，从《50分钟》到《30分钟》，该栏目持续了近十年(1989～1998)之久，若按周播节目来计算，十年间该栏目至少播出了近500部(集)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纪录片节目[2]。而遗憾的是，对这样一个于较长时段播出数量较大，且明显带有过渡特色(中央与地方关系)与时代特色的纪录片栏目，学界、业界的关注度是较为欠缺的。在CNKI上我们以主题“地方台30分钟”词组输入，有直接关联度的文章才6篇：《电视纪录片步入艺术殿堂——〈地方台五十分钟〉喜获丰收》(黄望南，1990)、《只着一字尽得风流——电视专栏〈地方台50分钟〉随想》(徐宏，1990)、《〈地方台30分钟〉纵横谈》(刘民朝，1992)、《成功的探索——〈地方台30分钟〉节目评析》(叶子，1992)、《绿叶对树的诉说——我心目中的〈地方台三十分钟〉》(刘学稼，1993)、《我们怎样做〈地方台30分钟〉的编辑》(李虹，1994)。而且，这些以“随感、体会与经验”为主的文章均产生在其播出的早期阶段，因而其学术的含金量也就大打折扣。 值得一提的是，在一本《诱惑与回响——〈地方台50分钟〉解说词暨评论选》(洪民生、臧树清主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的文集中，我们才有机会对该栏目在当时纪录片中的影响力和拓展力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该文集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收集了29部(集)优秀纪录片的“解说词”，第二部分收集了13篇来自不同创作群体与个体的“创作谈”，第三部分收集了22篇知名学者的“评论”。那么，今天我们又将以怎样的理性去评判这一当时的“现象级”电视文化事件呢？ 首先，该栏目极大的丰富了我国电视节目的文化属性。“放在这个专栏中的节目，不能说都很完美。但它们大多经过认真拍摄，精细加工，无论思想深度与艺术品位均属上乘，因而在实际上代表着我国现阶段电视文化较高层次的最新水平。”[3]如果把这句话放在那个时代来看，我们至少可以得到这样几种认识：一是当电视文化作为一种大众文化正在被国人所广泛接受的时候，如何保持文化品质与品位的引领性、传承性与教化性是电视工作者必须正视的问题；二是就一种节目样态来看，夹杂在电视新闻、电视剧甚至电视综艺之间的电视专题片或纪录片该以怎样的立场与身份去坚守自己在电视园地中的神圣地位，给予电视文化以最大的深化与丰盈；三是此类栏目以不同的视角进入各个地方、各个领域甚至各种人群，对历史、现实乃至未来作出多样态的文化展示、人性洞见与历史反思；四是此类栏目以纪实的声音积极回应了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内文化寻根与反思的热潮。 其次，该栏目极大的提升了我国电视节目的品牌意识。“品牌”一词源于商业及市场领域，其实质就是受众或用户对某个产品所保有的忠诚度问题。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电视产业化之旅远未开启，所谓的“品牌意识”更多是创作群体及其节目把关人所练的一种“内功”。“我们搞这个栏目的原则，首先是严格把关，搞‘擂台’赛”，水平不够不能上，有的节目修改三、四遍。今后还是坚持精办，提高节目品位……”[4]而这种节目的精品意识与品位意识，在黄望南的《屏幕呼唤高层次作品》一文中曾有过集中概括：“(栏目)连续推出一批高质量艺术专题片，各地方台都竞相送来多方锤炼的精品，促进了各台之间的竞争，成为展播高层次艺术品的窗口。(作品体现出)催人奋进的崇高美、意蕴深邃的哲理美、真实可信的纪实美、亲切自然的乡土美”[5]。这样一种以精品节目为导向的内容生产对于我们今天的电视节目创新仍具有借鉴与指导意义。 第三，开启了我国专题片到纪录片的时代转型。今天人们回顾纪录片在当代中国的起步和飞跃往往会从如下两个方面去建立其关联：一是以中央电视台《望长城》及《东方时空》栏目的创办为标志；二是以独立纪录片在体制外的突破、获奖与传播为标志。作为一种艰难的转型以及从整体上全面激活了纪录片在中国的发展，《30分钟》是功不可没的。在我国，说到纪录片历史，就一定绕不过“专题片”——“电视专题片目前还是个相当宽泛而含混的概念，只能说，在电视艺术领域中，除了电视剧电视文艺以外，它是一切专题节目的总和”[6]。但对从专题片到纪录片的艰难转型人们却很少给予关注。似乎纪录片的创作方法与理念在一夜之间是通过《望长城》和《流浪北京》等几部体制内外的开山之作给奠定的。其实，在我国关于纪录片的方法与理念的被接受与被自觉运用，这之间有这样几个重要的观念需要解决：一是专题片从“形象化政论”中挣脱出来，也就是说从一种全知全能的视角进入到富有创作个性或主体意识被强烈唤醒；二是从这种独特视角出发所见证到的现实本身，也即创作者的在场性所带来的同期声对生活的还原；三是以同期声为技术要件实现的对普通大众人性的基本表达；四是最后再次回到主体诉求，让纪录片在一个新的高度上重新完成人文关怀与文化传承的使命。而《30分钟》的大部分作品均在不同时段上体现出了这一转型的痕迹——从《藏北人家》到《回家》；从《沙与海》到《阴阳》；从《西藏的诱惑》到《格拉丹冬的女儿》等等。 第四，以业务为向心力，实现了中央和地方的有效互动，锻造了一批极富创作个性和责任使命的电视人。何苏六在谈到《30分钟》消解的原因时曾指出：“中央台和地方台之间的关系，随着时代的变革自然也会发生变化。从建台初期的上下级的服从关系，演变为无偿提供支持的兄弟关系，继而演变为共生共存的战友关系，直至后来市场经济时代的买卖契约关系，从一个侧面见证了时代变迁。因此，依靠友情、荣誉支撑的关系也就自然消解。”[1]在这里我们认为友情、荣誉自然是重要的因素之一二，但另一个更为重要且核心的因素应该是“业务”。这业务不仅是创作实践的切磋，更是观念力量的碰撞与互惠。试想想，当年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视专题片的精英们各自带着自己对现实、历史与文化的深入思索与表达，汇聚在一个栏目下交流、学习、观摩，甚至检讨自己的创作得失，其间不仅为对方的作品、人品所感动，也给予对方以启发，同时，更有来自最前沿学术阵地的支持与鼓舞，使得他们的创作日臻完善，观念不断更新。而这样一种以“业务”导向为主的中央与地方的有效互动，最终也催生了一大批中国纪录片创作的中坚力量——他们不仅将自己的名字与作品镌刻进中国纪录片发展的历史碑文之中，更以其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开拓者形象培育和打造着中国纪录片的人才队伍。 二、世界、国家与地方 “人为什么对地方眷恋不舍？地方对人莫名其妙的吸引力，构成了‘地方之谜’。在古代，人类相对封闭的生活环境与独守一隅的生活方式，使人们对自己所处身的地方沉浸其中却无知无觉。人类文明发展，总体趋向于变动与迁居，尤其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崛起与扩张，几乎所有人都被日益剧烈的迁居裹挟其中。在资本主义生产扩张所产生的迁居中，人们发现了‘地方’，并由此产生了对‘地方’的种种致思”[7]。 其实，关于“‘地方’的种种致思”大致说来有这样几种。 第一，政治学路径的国家之附庸的“地方”。政治学路径的实质是由近代以来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地方治理而来的，在此框架下，地方被不断地国族化、边界化和利益化，地方也不断地被国家——“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所包裹。地方被一种最高的国家利益所统合，成为给以国家为中心的各种利益集团源源不断地输入各种物质与精神食粮的坚固后方。于是，地方与国家的关系就成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进而成为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前方与后方的关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甚至可能再次回到一种古老的君臣关系上去。 第二，经济学路径的世界市场之匿名的“地方”。经济学路径中的地方与国家的关系主要是基于世界市场的形成以及前所未有的劳动分工所带来的。从斯密《国富论》中对全球贸易的揭示以及马克思关于世界市场的构想来看，一种基于全球市场的自由贸易思想让地方货币化和资本化，使每一个地方成为了全球贸易中的集散地。而这样一种去中心化的自由经济学派思想恰恰与地缘政治形成了较为强烈的冲突与张力，从而在世界与国家的角力中，地方日益成为了一个醒目的事实，成为一个被争夺或者说被重新界定的对象。因为那种看似自由的全球贸易，实际上是被资本主义逻辑所归顺，进而也被西方霸权所支配的。譬如，当所有地方都不断沦为世界工厂的时候，地方就成为一种廉价物的代名词，同时也被世界所匿名。 第三，人类学与社会学路径的回不去的“地方”。把人类学的地方概念与社会学的地方概念合在一起来讨论，是基于两者所指的地方有较大的共同性。人类学的研究是从遥远的非西方之地的部落开始的，之后，经过对文明社会、社区的研究而与社会学有了较为密切的联系。尽管研究的宗旨有、较大的差异，但在研究的主要对象——小型社区，即共同体上却形成了交集。在人类学视野中，地方是一种文化聚落，尤其是当这种聚落逐渐被西方的现代化所同化之后，当代人群便迈向了一种进退失据的地方。而如何保持这种文化聚落的独特性与多元性，并加强人们对这种共同体的身份认同与文化归属，就成为当代人类学的重要使命；与此同时，社会学中关于共同体的研究则是基于如何实现社会的整合，即在一个迅速变化的社会中，随着人口的流动与迁移，随着各种文化的侵袭，地方概念中原有的“主要是基于自然意志(nature will)，例如情感、习惯、记忆等，以及血缘、地缘和心灵而形成的社会组织，包括家庭、邻里、乡镇或村落”[8]等这些属于有机整体的社会也将逐步衰退和解体。而这个问题自滕尼斯提出之后，就一直是西方社会学家所关注的经典议题。一百多年来，地方始终是以对抗世界一体化和国家现代化的形象被人类学家与社会学家所形塑着。 第四，历史学与哲学路径的记忆与反思的“地方”。“新史学在对‘史实’进行研究时，跳出了过去以王侯将相的活动为中心的政治史研究范畴。它使史学研究广泛涉足于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大大丰富了史学研究的空间。”[9]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东西方相继兴起的“新史学”都有一个最根本的诉求，即放弃帝王史、战争史转而关注一般社会的生活史、文化史乃至经济史，也就是关注普通人的历史。“如果一个人希望使那些无名氏免于湮没无闻，就需要一种从概念上和方法论上对历史的新探究，以便不再把历史视为一个统一的过程、一个许多个人都湮没不彰的宏大叙事，而将其视为一个伴随着许多个人中心的多侧面的流动。现在所关注的不是一个历史(history)，而是多个历史(histories)，或者多个故事(stories)则更好。”[10]这种由普通人所带出的“地方”概念，意味着每个村落、每个社区、每个城市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历史，并能在当时的“进化论”框架下找到与更大的历史与文化单元相衔接的路径。而沿着这一脉下来的后现代史学，则更为开放地将“传说甚或虚构”注入了正统的史学研究，从而让那些流传于各个地方的民间传说、神话、演义与歌谣不断加入到历史叙事的巨大洪流之中，成为一个个具有突出一地方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历史记忆。如果说，历史研究中的“地方”尚处于一种不断“被发现”的现实之境的话，那么哲学路径的“地方”则存在于一个不断“被证明”的思辨之中——“在西方思想传统中，‘地方’观念的产生来自资本主义‘空间’扩张的冲击。出于对扩张性‘空间’营造可见性‘差异’的反对，现象学通过‘还原’而呈现出人之具体实践的时间整体性特征，由此时间观念的改变而产生了与扩张性‘空间’不同的‘空间’观念，即‘地方’。……海德格尔及其思想同道认为，‘地方’的意义来自‘建构’与‘根著’的合题。……海德格尔的‘地方’观念同时包含危险，他所指认的‘物’本身的非现实性使‘差异性聚集’成为‘差异性游荡’的倾向，由此会产生虚无主义的‘游荡的地方’。后结构主义阵营的部分思想家发展了‘游荡的地方’的地方观念，索亚、德—塞图等人则在将‘地方’观的建构引向现实博弈的意义上提出了值得关注的‘地方’思想。”[7] 以上，我们从其主要的学科方面梳理了关于“地方”的认识，但作为一个学科的概念，“地方”生长于文化地理学之中。早在1947年，地理学者怀特在他的《未知的土地：地理学中想象的地方》一文中就对“地方”进行了定义：“地方是承载主观性的区域”[11]，随后，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雷尔夫等人则进一步把“地方”引入人文地理学中，并使之最终成为文化地理学的核心概念。总其要义，“地方”是一个“空间”不断被“人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与空间相互强化对方的个性，使地方带有人的属性，使人带有地方的属性。而这个相互强化的节点则在于文化。“一个地区长期积累的文化，以及人们对这些长期积累的文化认同，就使得该地区具有了地方性。文化地理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挖掘地方文化的独特性，”[11]而这也是本文立论的基础。我们坚持纪录片最深厚的地方性一定来自地方纪录工作者，同时，以与国家和世界相对的地方视角，可能从根本上能够给予当前纪录片发展以新的格局支撑。这不仅将构成一种观念上的张力，而且也能因各个地方纪录片的迅速复苏而实现整个国家纪录片的真正兴盛。 三、变局、困境与突围 其实在接下来的讨论中，中国纪录片的发展也无不在“世界、国家与地方”三极间游走。其中，又以地方纪录片的沉沦、国家纪录片的崛起以及试图在许多方面与世界纪录片思潮保持近距离接触的努力而构成了一幅总体性的景观。在这样一幅总体性的景观中，地方究竟发生了什么、做出了那些努力以及可能存在的发展路径等，则是我们要面临的新问题。 就“变局”而言，地方与中央都相继走上了一条电视产业化的道路。在这样一种产业化的道路上，地方纪录片在以下几个方面被逐步消解掉。一是收视率的低下，导致纪录片栏目直接被边缘化甚至被取消；二是为了收视率，很多纪录片栏目将故事化、娱乐化嵌入其中，使纪录片丧失了它固有的真实属性，从而自毁前程；三是各种以现实为题材的纪录片被各种历史性解密节目所取代；四是由于频道的增多，一些具有纪实性题材的资源也被各个频道所分解，难以形成统一的纪录标识；五是由于地方台领导本身对纪录片价值的认识不够，使其最终成为一个被抛弃的鸡肋。总之，这种“变局”应该说是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对此，张同道在《21世纪中国纪录片怎么办》里曾有过这样的描述：“(2000年以后)纪录片从占据黄金时段转成为深夜节目，主要是在凌晨1点播出。其实，能留下来，已经是中央台的宽宏大量了，其他各地方台基本已经取消了纪录片栏目，从2001年开始，中国纪录片走到边缘，它不再是电视台文化的标志，这是中国纪录片冬天的开始。”[12]不过这种“变局”带来的后果却有所不同，同时也让我们从另一个层面看到，一旦纪录的根基被毁之后，中央与地方在面对新情况的适应上却显现出极大的不同。这就是2010年前后，央视纪录片在国家层面的迅速崛起，而绝大多数的地方台仍旧是寂寥无声。下面我们仅以四川为例，就可以知道其由上述“变局”所带来的困境何其深也。 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以四川电视台为中心的所谓“川派纪录片”也曾有过辉煌的时刻。不仅如此，该省还拥有一个保持到现在的著名的纪录片节——四川国际金熊猫电视节。但即或如此，它也没能逃躲地方纪录片整体衰落的命运——“现在我们是有热情没热土，有想法没办法，有投入没收入。”(王海兵语)。 作为曾经的纪录片产出大省，随着央视《30分钟》关闭后，四川省唯一一个纪实杂志型栏目《魅力发现》也于2008年解体，之后随着国家和地方对纪录片内容需求的增长，以及为完成总局的硬性规定，在卫视频道开设了深夜档的《纪录时间》栏目，在地面频道黄昏时段，开设了由央视发起成立的“中国纪录片播出联盟”栏目《纪录中国》，其情形类似央视《见证》在2000年被放在深夜档，陈晓卿无不自嘲地说道：“午夜时分，只能见鬼”一样。 而作为曾经涌现过一批著名纪录片人的大省，譬如，王海兵、唐毓椿、孙剑瑛、梁碧波、彭辉等，现在的状况是，退休的退休、高就的高就、转行的转行、接外单的接外单等，一盘散沙，各自为阵。 其实，这样一种“阵地与人，人与阵地”互为因果的深层次沦陷应该说是除北京、上海和南京之外的地方电视台普遍且较长时段所遇到的“新常态”。对此，地方台纪录片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呢？ 根据时间线索，我们在专业学术资源库里收集到对地方纪录片发展进行探讨的主要文章有19篇，它们是：《地方台纪录片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吴剑平，2005)；《让我们与历史同行——关于地方台文献纪录片创作的几点思考》(孟坚，2007)；《电视纪录片的发展与地方台的管理》(燕军苍，2008)；《对地市台创作重大题材纪录片的一点思考》(郑岚，2010)；《基层电视台纪录片创作的困惑与思考》(郭金双，2011)、《地方台纪录片创作的几点技巧》(刘宁等，2011)、《守望“纪录”——也谈地方台纪录片创作》(钟毅，2011)、《我国地方电视台纪录片频道的生存困境与突围之道》(刘晶晶，2011)、《浅谈地市级电视台纪录片栏目化的运营和发展》(陈瑜东，2011)；《浅谈地方电视台纪录片栏目的生存策略》(杨冬頔，2012)；《把握机遇携手合作共赢未来——加入“中国纪录片发展联盟”的思考》、(张建宁，熊晖，2013)、《小平台展现大视野——从〈纪录嘉定〉谈地方台的纪录片创作》(俞斌，2013)；《地方台纪录片如何打好“全国牌”——南京电视台二十年重大题材文献纪录片创作感悟》(吴江，2014)、《地方台纪录片栏目停办缘由和生存希望》(李思红，吴楠，2014)、《国际视野中国风格地方特色——第二十三届电视文艺“星光奖”纪录片作品一览》(王俊杰，2014)、《浅谈电视纪录片的兴起与地方台的机遇》(尚衍钊，2014)；《当地方台遇到纪录片——浅谈地方台纪录片发展策略》(尹力平，2015)、《地方电视台纪录片频道的生存困境与解决路径略述》(董国军，2015)、《当前河南省地方电视台纪录片生存策略研究——以漯河、驻马店、信阳为例》(王婷婷，2015)等。这些文章分别就个案、栏目、题材、创作、管理、经营以及合作与互动、机遇与挑战等方面较为全面的论述了地方纪录片的发展之道，同时，其层级还涉及到县、市(地)等电视机构。但要全方位重启地方纪录片的发展之旅，其观念与学理仍缺乏足够的支撑。结合已有研究和当前形势，笔者认为，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进一步思考。 第一，政策视野层面。“自从2010年广电总局《关于加快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这一标志性政策的出台，政策与市场形成了推动中国纪录片产业发展的两个车轮，中国纪录片由事业发展转向产业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好形势。”[13]而紧随其后的中国纪录片产业发展，对地方纪录片发展有较大促动的是：(1)一批全国性纪录片频道的开通，使纪录片需求得以扩大。但关于各上星频道至少保证30分钟的纪录片播出，在很多省市均难以得到真正的落实。从而又形成了有政策，没监督、没惩治的现象；(2)每年用于纪录片扶持的基金从500万到2000万，这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但这个扶持基金还包括年度奖励，这又使扶持力度大打折扣。 对此，我们认为，国家一定要在加强产业发展的同时，专门针对纪录片，尤其是地方纪录片的发展作出相应的支持。这就是：(1)重新厘清纪录片的产业与事业属性，加大对具有重大公共性题材纪录片创作的投入；(2)有针对性地对地方选题、地方奖励作出政策扶持，并使各地方财政以配套资金的形式进入；(3)加大对各地纪录片播出平台的监管力度；(4)在一定程度上放宽对社区影像的管制。 第二，人才培养层面。鉴于目前各地方纪录片专业人才队伍的奇缺，各地方电视机构，要转变以往“师徒关系”的培养模式，加强与各地高校影视学科队伍的联系，尽快形成“(产)创—学—研”一体化的培养机制与体制，并使这种培养模式常态化、长效化，以适应新形势下对纪录片人才的需求。 第三，在题材创作层面要加大开掘具有强烈地方人文色彩题材的纪录片创作力度，在“以国际视野，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保持多样态、多风格的创作形式与特色。不能像以往的“纪实栏目”和仿效所谓的“大片”模式那样又掉进另一个央视“微缩版”的节目陷阱之中。 第四，在合作互动层面要充分利用央视发起成立的“中国纪录片播出、制作联盟”，开展地方与中央新一轮合作互动模式。与此同时，还应该加大与社会公司以及区域电视机构的横向合作。在坚持以市场为主导的同时，要进一步明确节目的地方权属，以有利于地方文化的展示和地方团队的培育。 第五，在新媒体衔接层面要充分运用互联网这个工具，建立地方及区域性纪录片网络平台，通过这个平台积极开展从策划、选题、制作、传播、经营乃至节目交易、交流的推送工作。最大程度地激活并聚集一批各地方纪录片人才的生力军。 总之，纪录片发展的地方视角研究旨在倡明这样几个观念：纪录片发展离不开各个层级的地方纪录片复兴；纪录片产业化路径仅是纪录片发展中的一种导向，而不是唯一导向；在纪录片地方发展的初期，政策的引导与扶持至关重要；地方纪录片的再次繁荣也只能是逐步、逐层实现的；地方纪录片将会在“地方、国家和世界”的格局中再次凸显其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以及历史传统与自然生态特色，并在其自身的专业领域内，即创作理念与方法、题材开掘与深入、人才互动与互补、文化传播与交流、纵横向合作与互动等方面形成新的格局与态势。 当《江南》、《布达拉宫》、《大秦岭》、《蜀道》、《景德镇》、《问道武当》、《见证南京大屠杀》等一部部出自地方的纪录片再次问鼎新的高度的时候，当一批批来自城乡社区的口述、实录以及参与式影像逐渐活跃于底层社会之时，我们在忧虑着的同时，也看到了某些曙光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