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兼论女性主体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后现代主义论文,语境论文,主体论文,女性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98(2003)06-OO44-04
后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呈现出既相互联系又互相冲突的复杂的关系。二者的相似性显而易见：它们都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激进的社会运动产生；共同的对立面是西方传统的社会、文化等级制度，前者致力于颠覆二元对立的逻各斯传统，后者对抗菲勒斯中心主义。
一、对“女性”主体的重新审视
接受后现代主义的前提就已经开始质疑主体是否可能存在，在消解主体化的同时，后现代主义也致力于消解性别、种族、阶级之间的界限，而女性主义理论正是建立在性别对立的基础之上，故而“主体之争”成为近年来一直制约女性主义发展的一个中心议题。这使我们不得不重新界定女性主体(Woman Subject)这一概念。
从第一部女权主义专著《女权辩护》到《一间自己的房间》，所讨论的是被传统忽略和压制的没有主体资格的妇女。伍尔芙的“双性同体”观是女性作家第一次突破传统性别对峙的局面，试图在历史的缝隙中为女性确立一个主体的位置，但不幸被后继者理解为“中性”的立场，一度成为这位女性文学先驱者的诟病。
20世纪中叶，法国女性主义先驱西蒙·波芙娃在《第二性》中，提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逐步形成的。”波芙娃为女性的概念增加了新的内涵，注意到性别中蕴涵的社会、文化层面的意义，使社会意义上的性别(Gender)与生理意义上的性别(Sex)有了区分。波芙娃认为，女人一直作为男人的“他者”被建构，被降格为男人的客体而存在，她自身主体性的权益被否定，女人经常扮演着父权制为她们规定的角色。这一建立在存在主义哲学基础上的“女性”主体理论，拒绝了本质主义的观念，以社会形成的分析取代了生理决定论，这一突破使得《第二性》成为女性主义理论中划时代的著作。
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激进的“女性优越论”观点，过于强调两性的生理差异，认为女性在生理方面优于男性，这种观点又回到了本质主义，不过是将两性位置进行倒置，格里尔的《女太监》即是一部这样的作品。70年代的女性主义者致力于发掘女性文学的传统，伊莱恩·肖沃尔特《她们自己的文学》(1977)为文学史上空白的女性写作填补了重要的一章，她认为女性写作出于共同的心理和生理体验，这里的女性主体在生理基础和社会基础之外增加了文化的维度。
80年代，女性主义思潮与后现代思潮在平行发展了20年之后，开始有了更频繁的交流。其背景是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批评等批评话语众声喧哗，黑人文学、同性恋文学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深受后现代思想浸染的法国女性主义理论被介绍到美国并广为流行。更多的女性主义者研究并接受了解构主义的思想和方法，出现了所谓的“后现代女性主义流派”。她们同法国女性主义提出的女性书写理论相应和，试图超越男女性别的二元对立。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冲破了原有的女性概念，“拒绝混淆生物学与文化的界限”，主张“女性本质冲破过去的故事”。[2](P188)露丝·依利格瑞认为女人“多数”、“多元”、“以触觉为优先”的“力比多”使“女性”不能被包覆在菲勒斯中心“非此即彼“的思考模式内，它是流动的、不可确定的、包容的。她尝试将语言与女性生理结构联系，建构一种可以外在于父权象征／语言秩序的语法与文法，提出多元性“女人话”。以“女性力比多——多样性欢愉——打破二元对立思维”，对抗“阳具——单一式欢愉——同一性逻辑”。
从西苏和依利格瑞的思想中，可以看到明显的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印迹，在她们看来，“女性”的定义是流动的、不可把握的。也许佳·查·斯皮瓦克对女人的定义能够最好地体现出解构主义的威力，她认为“女人”的定义取决于在各种文本中所使用的“男人”这个词，并拒绝给作为女人的自己勾勒一个独立的定义。[1](P304)她毫不讳言自己受到的解构主义训练，认为能够确立的最多只是一个临时性的、出于争论需要的定义。这是完全的后现代主义立场，普遍性、任何包含本质意义的概念都毫无例外地被贴上了怀疑的标签。
这种对问题的阐释模式遵循着解构主义的哲学纲领。雅克·德里达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批判之一就是使“在场”(Presence)和特征变得非神秘化。德里达证实“在场”的观念取决于语言，语言代表同时也阻碍它所代表的事物。“在场”总是难以捉摸，它仅仅在相对的意义上存在，并不是真理的基础，而是由人们试图掌握住的（这只是毫无结果的奢望）由无限的能指替换所产生的幻觉。[2](P333)也就是说，二元对立中，“在场”似乎是固定的，这使本体论的统一得到保证，因为“在场”与另一个固定的术语“缺席”(Absence)相对。而德里达指出这些术语的相互依赖性意味着没有任何一项可以独立存在，二项只是在相对的关系里和从它们所隶属的能指链中获得自己的定义。在语言链中没有任何成员可以得到优先权，产生意义和实质性效果的基础是替换的游戏。这样，解构的任务便不是颠倒二元对立项，而是质疑对立的概念和对立所依赖的特征的概念。
另一位对女性主义理论影响较大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是米歇尔·福柯，福柯主张并没有一个自给自足、作为意义派生源头的“主体”，“主体”是通过话语建构的，建构在权力关系网络中进行，主体作为权力话语冲突的结果而出现。当它不再对任何权力工具有用的时候，就会消亡。这个主体是大写的“主体”，作为知识的起源和基础的主体，自由的主体、语言和历史的主体已经死亡。福柯眼中的主体不是完整的，而是分裂的；不是自主的，而是有依赖性的；不是一个绝对起源，而是一种不断被修正的功能。[2](P61)
按照解构主义的推理，我们看到“女性”概念的界定取决于它所被讨论的语境，而不取决于生理器官或社会经验。女性主体这次所经历的修正如此的剧烈，以至于严重地动摇了传统女性主义的根基。由此所引发的争论也分外的激烈，不少女性主义者对此持怀疑态度，甚至竖起了反对后现代主义的旗帜。有人指出“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不可能性”，认为一个人不可能既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又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3](P138)也有人这样批评后现代主义：“为什么正当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开始为自己命名的时刻（过去我们一直沉默），正当我们起来作历史的主体而非客体的时刻，主体这一概念本身偏偏受到了质疑？”[4](P45-46)后现代主义对发展中的女性主义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因为在妇女运动和女性主义理论经历了诸多磨难刚刚获得主体权利地位之时，却被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们轻而易举地抹去了主体的位置，失去了女性主义赖以存在的基点——性别主体。这不能不让人升起抵抗“阴谋”的警惕。
二、去政治化的倾向
女性主义理论是伴随着妇女运动的两次高潮而发展壮大的。19世纪60年代遍及欧美的妇女运动形成了妇女运动的第一次浪潮，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波及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这一时期女性主义为争取妇女在选举权、就业、文化教育方面的权利而斗争，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并没有改变。这一时期的理论，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方面，除了前面提到的《女权辩护》，还有泰勒的《妇女的选举权》、米尔的《对女性的征服》等。
妇女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发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于美国，其基调是要消除两性差别，它引发了女性主义的理论研究热潮，更多的女性为争取女性在文化、历史、习俗上的更多自由而投身到这场斗争中。妇女研究作为正式的研究领域60年代在英、美等国出现，逐渐发展成为人文学科中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这一时期的理论还需要从波芙娃的《第二性》谈起，尽管《第二性》发表较早(1949)，但它对妇女运动的第二次浪潮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波芙娃促使女性超越生理局限，更多地关注到政治、法律对女性自由的束缚。1969年凯特·米丽特的《性政治》发表，米丽特发展了波芙娃的“第二性”观点，把“父权制”概念引入女性主义理论，并为它注入了新的含义，父权制不仅指男性统治女性，而且包括男性长辈对晚辈的统治，这一概念被定义为男尊女卑的系统化机制，形成父权制理论。米丽特将性别与政治醒目地放置在一起，用“性别”统治代替了“阶级”统治，把男人对女人的压迫视为统治的最基本最普遍的形式，以唤起女性的联合共同推翻父权制的统治。米丽特将这种激进的政治态度带进文学批评，以此反对当时占绝对权威的新批评理论，成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典范。
到了80年代，女性主义发展成为有着众多流派分支的理论体系。有人用“自由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文化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女同性恋分裂派女性主义”、“黑人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以及更多的术语来区分不同的女性主义理论。各种女性主义流派，关于性别主义的起源和性质，对于如何消除性别差异的主张各不相同，甚至针锋相对，但一个共同的目标把它们联系在一起，那就是消灭不平等的两性关系及社会、文化各领域的性别歧视。为了实现这一政治目标，众多的女性投入到这一研究领域，将其作为自己的事业来追求。
然而，近年来后现代女性主义流派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局面。后现代女性主义否定、质疑先前所有的宏大理论体系、既定的概念和分类，这使它区别于先前其他的女性主义流派，故而，有的理论家将这一流派的出现视为妇女运动的“第三次浪潮”。[5](P184)在后现代主义复原和消解的策略下，一切崇高的理想归于平庸，宏大的政治目标变得虚无。后现代思想家置身政治之外，对传统一味拆解的悠闲，让苦于构建自身传统的女性主义者羡慕不已。当后现代女性主义者们用借来的工具盖了一栋房子，快竣工时，才发现房子建在了沙滩上，这使她们进退维谷。这个比喻生动地反映了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的两难处境。
后现代主义去政治化的倾向，使女性主义面临失去旗帜的危险。其实，后现代女性主义在解构主体的同时，也就失去了其原有的目标。后现代主义否定了具有试验意义的历史和性别的主体，就不会有女性主义意识，也不会有女性主义政治。福柯在《性史》中提出的权力与性的互动关系被许多后现代女性主义者所接受，但有些女性主义者提醒同道不可受此诱惑，因为女性主义向福柯权力话语投降的代价将是女性主义的非政治化。后现代主义绝不是一个政治行动的理论，受到它的诱惑就会陷入一个权力和反抗的螺旋，就不会再认为女性在父权制下形成了一个受压迫的群体，也就谈不上她们的解放了。政治目标的缺失使后现代女性主义有可能再次沦陷为男权理论的附庸。许多女性主义者为此大声疾呼，正如陶丽·莫伊所言，没有共同的政治立场，也就不能存在任何可辨的女权主义批评，批评方法和理论的政治评价是女权主义事业的基本组成部分，而不应忽略由此付出的高昂的政治代价。[6](P95-96)
三、策略的背后
毕竟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者接受并运用解构主义理论，以此丰富和发展女性主义理论。尽管接受的同时不无担心，肖沃尔特在《我们自己的批评：美国黑人和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中的自主与同化现象》中，谈到后结构主义后女性主义是令人熟悉和几乎必要的一对批评伙伴，但两者仍然需要改善它们之间的关系。[1](P263)
运用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很好地解决女性问题者，也不乏其人。克里斯蒂娃在《妇女的时间》中，用时间为女性主体提供了一种区分的尺度，将女性主义的发展做了代际的划分，以此来解释女性主体概念的变化和女性主义流派之间的差异。克里斯蒂娃首先将时间的层面区分为：线性历史的时间和另一历史时间（永恒的时间），她指的是第一个层面历史的时间，而不是被抽象化了的永恒时间（把女性推向母性偶像）。她把女性主义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自由女性主义”阶段，强调妇女作为平等的参与者加入既定社会秩序的权力，在“普遍化”的背景下考虑妇女问题；第二阶段“差异女性主义”阶段，强调女性内在固有的积极性，摒弃社会秩序，主张建立一种女性能够摆脱男性影响而生存的社团或群体；第三阶段则是在后现代背景下形成的当代女性主义理论，反人本主义和反本质主义，它视“平等”与“差异”、“男／女”对立的二分法为差强人意的形而上学范畴，女性主义的目标必须是致力于发展一个超越上述范畴的社会。克里斯蒂娃同时指出“代际”不仅是时间的划分，而且包含着意指的空间，一代就是一个肉体的、欲望的心理空间，它们可以同时共存，甚至相互交织。
更多的女性主义者赞同女性主义理论策略化的发展，主张将解构主义作为方法策略性地加入到女性主义理论中，这是出于女性主义理论发展的需要。肖沃尔特直言：“我们需要佳·查·斯皮瓦克所称的‘策略上的本质论’来反对父权制。”[1](P267)但策略的背后掩盖不住的是深深的无奈和困惑。肖沃尔特一方面将女性主体看作是社会建构或形而上学的；另一方面又发出不能放弃对妇女文学史的研究、不能放弃建立在新批评基础上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呼吁，理由是回应理性的挑战和希冀对文学理论有所贡献。透过这些话语，一个跻身于精英行列、试图面面俱到而又自相矛盾、疲惫不堪的女性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这不是个案，而是当代女性主义发展面临的共同困境。女性主义的学术体制已进入了成熟期，以学院派为支柱的女性主义理论，在继续构建关于性别元叙述的同时，其斗争性正日益削弱，呈现出从性别、政治立场逐渐撤退的趋势，剩下来可以做的只是考虑如何精心地构建一个局部的细节问题。
也许我们真正该面对的是当下妇女的真实生存状况，女人继续被视为“女人”（而非超其自然属性的实体）而遭受压迫这一事实就使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前两个阶段的理论目前仍活生生地存在于我们的政治中。在接受克里斯蒂娃的第三阶段理论同时，我们应该考虑将它安放进政治的框架中。后现代女性主义这一称谓因其自身所包含的悖论和其引发的争论将持久存在，后现代主义在将质疑精神和新的思维方法注入女性主义的同时，它去政治化和相对主义的立场也制约了女性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收稿日期：2003-0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