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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194（2000）01-0072-08一、一个争议性的命题
本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情势发生了明显变化。首先是日本，企业生产力提高，经济快速成长。不久，日本即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到1989年，日本已是全世界最大的“债权国”，金额高达三千亿美元。接着是亚洲四小龙相继在经济上表现突出，经济成长率领先各国，社会学家称之为“资本主义的第二个例子”。这也是继西欧与北美之后步上现代化的第二个例子。
日本及亚洲四小龙（东亚），除了个别条件不同之外，儒家思想似乎是这些地区共同的文化因素，因此自然而然成为人们注目的焦点。于是有些学者肯定地认为：“东亚经济发展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显著的例子如：鄱金斯（D.H.Perkins）的《中国现代经济的历史关系》[1]，陈其南的《儒家文化与传统商人的职业伦理》[2]，他们一致认为：作为“儒家伦理”价值基石的家庭制度，在传统社会中，可能诚如韦伯（Max Weber）所述，构成市场经济的阻力； 可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却变成经济发展的原动力。1983年12月的“Forbes”商业杂志，刊出《亚当史密斯与孔子在何处相遇？》一文，认为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的经济成功，受惠于儒家伦理之要求人民“服从权威、忠于家庭、尊敬长者，以及勤奋努力”。美国汉学家顾理勒（H.G.Creel）于1984年8月发表《孔子与现代世界》，强调“孔子令人佩服的开明心态，他对教育的重视，以及他之坚持人人皆有机会尽量提升自己的知能才性。”接着美国社会学家柏格（Berger）采用韦伯以简驭繁的办法，看看儒家伦理是否兼具“入世”与“禁欲”的双重特质，他从这个角度提出《世俗性——西方与东方》一文，认为儒家伦理包括“敬重上下之别，对家庭献身，以及整套关于个人纪律、勤俭，与美德的规范。”这一作法引起多数学者的注意。台湾学者傅佩荣于1986年8月19日《中国时报》， 发表《儒家为现代化提供伦理基础》，他从儒家人性论的探讨出发，认为“儒家伦理确实为‘入世’与‘禁欲’这双重特质奠下基础。一方面，人的向善之性必须在人际关系的网络中才能实现，因此儒家重视家庭、社会、国家，表现明显的入世性格；另一方面，潜存于人性中的善，使人选择符合禁欲精神的生活方式。”因此他修正韦伯对儒家的批评，而肯定儒家为资本主义、为现代化提供了伦理基础。
当然，也有学者反对“东亚经济发展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这一说法。如从学术史的观点看，这项争辩可追溯到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名著《中国的宗教——孔教与道教》，韦伯率先指出，中国宗教缺乏“新教伦理”般的转化世俗的精神驱力，以致无法发展出现代的资本主义。数十年之后，费伟克（A.Feuerwerker）和莱特女士（M.C.Wright）各以历史事例的分析加强了韦伯理论的正确性。费氏辩称：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失败，关键在于无法突破儒家价值制度的藩篱[3]。 莱特女士也指出：“同治中兴”的挫败，追根究底仍是儒家意识形态从中作梗所致，因而无法缔造一个现代国家[4]。赖文森在《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5]，更总结说：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感情上虽然眷恋传统，理智上却与传统疏离。在当前的社会里，儒家文化恰似博物馆的“木乃伊”，只有观赏的美感价值，却丝毫不能起实际的作用。1987年8月26日， 吴大猷于台湾联合报发表《亚洲四小龙经济奇迹和儒家思想》，认为：儒家伦理思想在台湾的经济发展成就上，既未成一“必要”因素，亦非一“充足”因素。因此他说：台湾经济发展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不大，对香港、南韩、新加坡的影响更小。可惜他没有谈到日本的情形。
有些学者认为，“东亚经济发展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然而也有些学者反对这个说法。可见“东亚经济发展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是一个争议性的命题。既然是一个命题，我们可以拿事实来检证。所谓事实就是企业经营管理的实况。
二、儒家思想与企业管理
以下我们要列举企业经营中践行儒家思想的实例。因资料所限，我们只举台湾和日本的例子。
（一）据论语把算盘 享有“日本近代企业之父”、“日本现代化之父”荣誉的温泽荣一，一生以提倡“道德经济合一论”，阐扬“论语与算盘”而著称于日本企业界。他曾担任大藏大臣，掌理日本财政。辞官之后，参与创建第一银行，他成为该行的首任总经理，负责一切经营管理。从创立的1873年开始，到他退休的1916年为止，温泽一本《论语》的思想，实践在日常经营管理中。在这一段时间，他也定期为员工讲授《论语》，调教出该行待人接物的亲切，朴实无华风格。继任的总经理佐佐木勇之助，也维持旧习，不仅在东京总行，而且在40家分行，员工都要研读《论语》。如今第一劝业银行（后来合并劝业银行而成）已是全球最大的银行（1991年资本额高达4357亿美元）。
温泽一生创办投资的企业，不下六百家之多，至今经营历史已逾百年以上的有：第一劝业银行、王子制纸、日本邮船、东京海上火险、大成建设、东京瓦斯、帝国大饭店、日本女子大学、一桥大学等，这些企业能够绵延至今，除了客观环境因素外，最主要是他在参与创业之际，所秉持的方针是《论语·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指示。因为一时投机之利，未必久远；反之，如符合一定的道理，有义理存在，那么这个事业一定可以长远发展下去，即使目前有所亏损，也在所不惜。因而他身后留下的《论语讲义》及《论语与算盘》，所阐述的经营之道，就格外具有说服力。温泽氏在他的《论语与算盘》书中说：“真正的利殖（工商业），如不以仁义道德为基础求得者，既不能永续，亦无法久持。”[6]又说：“事业家的职分是尽一切力量， 根据仁义道德来进行利用厚生之道，以便努力确立义利合一的信念。”[7] 这是他的道德经济合一论。所以当过日本天皇教席的三岛中洲就说温泽氏创办企业，是“据论语把算盘”。
（二）企业家研读四书五经 日本企业界的高阶层经营者定期聚会，敦请名师指导。最具代表性的是，聘请日本汉学泰斗安冈正笃讲授《四书》、《五经》、《十八史略》等中国经典，阐述君臣之间的经国济世之道，也就是日本所谓的“帝王学”。在东京有“不如会”，会名取自《论语·卫灵公》“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之意。会员有野村证券（世界最大证券公司， 1988 年资本额高达3720亿美元）、东京电力、东芝、东洋工业、大和证券、三井物产等近百名大企业都有高阶层人士参加。“而学会”取名自《论语·学而》“学而时习之”之意。成员有西武百货董事长等大企业经营者、政府官员、建筑师、“产业新闻”及NHK的记者等，聚会场所在东京。 在关西一带则有“无以会”，取自《孟子》“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之意。会员有住有人寿险、大阪屋证券、住有电气、三和银行、松下电器等大企业的经营者。
安冈正笃是日本“全国师友协会”的会长，松下政经塾的顾问。战后日本历任首相如池田勇人、吉田茂、岸信介、福田纠夫、大平正芳及铃木善幸等，莫不以安冈氏为顾问，或奉他为师。
安冈氏为企业经营者讲授“帝王学”，内容主要以《四书》、《五经》等中国古典、先哲遗训为主，但在诠释上则以其精神适用于当前情况为焦点并对将来的发展情势提出看法。
台湾企业界较少像日本有定期的读书会，但私人研读的也不少，如台湾可口可乐董事长、台泥副董事长陈启清，他在台泥办公室就拥有一套中国经典藏书。
台湾电力公司董事长傅次韩，是学工程的，但他喜欢研读《论语》、《史记》、《孙子兵法》，也读西方管理的书。他经营的特色是，中西合壁，新旧相融。他的经营哲学是注重“人和”。经营作风是“刚柔并济”。他认为：“把握大原则，抓紧大方向，才是领导者的本分”。这些都是儒家思想。
远东纺织的创业者徐有庠，奉守诚、勤、朴、慎。他认为四书五经可以培养成功的领导者。
（三）君子自强不息 享有“石化王国”、“经营之神”令誉的王永庆，十七岁卖米，后来转入木材业和砖瓦业。1954年设立台塑公司，开启国内制造聚氯乙烯粉（PVC）工业先河；1958年成立南亚塑胶公司，生产塑胶制品；1964年，台湾化纤公司成立，跨入纺织业。台塑集团的发展，截至1995年底，共有28家公司，年营业额2,940 亿元（台币）；1954年台塑公司成立时，年营业额2920万元，前后42年的时间，台塑企业年营业收入成长高达一万倍。王永庆今年已82岁高龄，还正积极推进第六轻油裂解工厂兴建（投资三千亿台币）、小松电子晶圆建厂案、美国烯烃厂建厂计划。同时他还系念大陆海沧发电厂计划。综观王永庆一生奋斗过程，真正体现了《易经》所谓“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
王永庆的成功，有不少因素，首先是“勤俭”。 王永庆每天早上4点起床，做体操，慢跑5000公尺，总计一个钟头，如此使他整天工作不断。上午先到办公室检视各种报表，中午主持牛餐会报。如果出国回来的话，也不休息，从机场直接回到办公室，或批文件，或主持会议。王永庆出国很少坐头等舱，以便跟部属在机上讨论问题，充分利用时间。他最忌恨偷懒和浪费。
其次是“每事问”。南亚树林工厂管理课课长孙佳成说：“有一个星期日早上，王董事长临时到工厂视察，我当面摊开厂区地图，报告目前厂区的扩建情形。董事长关心扩厂的进度，频频追问各项细节。结束后，还亲自到各角落看看，连冷气机的保养维护问题，也都关注到了。”
第三是“合理化”。曾经有人问，到底王永庆是用什么方法把台塑企业经营成为民间制造业的典范。王永庆回答说：“合理、效率及制度。”合理化表现在企业经营的各个层面。如对员工的生活照顾，注意工作环境的安全与清洁，善待协力厂商，价格合理等。
第四是“重视在职教育”。台塑关系企业自1981年起，开始有计划进行在职教育，课长级以上的二级干部都要参加4个礼拜的课程。 王永庆亲自主持开训典礼，结训时也当面听取学员的心得报告。
王永庆的勤俭、每事问、合理化及重视教育，都是儒家思想。其中合理化就是孔、孟说的“义”，义就是公正、合理。
（四）无为而治、富而好礼 位于台南的奇美实业公司，是全世界最大的ABS厂。1995年，年产ABS（丙烯腈、 丁二烯、 苯乙烯聚合物）100万吨。ABS的用途很广，可用于电子、电器、汽车、塑胶等产品。奇美的年营业额高达286亿元台币，名列台湾赚钱最多的十大企业之一。 奇美有今天的成就，要归功于董事长许文龙。许文龙是企业界的异数，他不但会赚钱，也精通琴、棋、书、画，还酷爱钓鱼。
许文龙的管理是充分授权，无为而治。这样他才有余闲去钓鱼。他认为董事长不要管太多事，下属比较好做事。他说：“我每天都想玩，因此会选择最节省的管理方式，让自己和别人都可以轻松的把事情做好。”
奇美公司把追求利润当作一种手段，提升大家的幸福才是目的。所以公司秉持“有利润就回馈给员工、眷属、客户、社会”的原则。对于员工及眷属，除了工作环境、条件的改善外，定期举办出国旅游活动，每个月举办音乐会。对于客户的回馈，每年视盈利及营业情况，抽出百分比的利润送客户红包，1988年，奇美就买3000台传真机分送客户。对于社会，许文龙捐出15亿台币兴建美术馆。奇美文化基金会每年以超过2亿元的经费为美术馆搜集艺术品。奇美还设立医院，聘请好医生，照顾民众。许文龙真是一位富而好礼的企业家。
此外，国际票券董事长应昌期，捐出一亿元成立围棋教育基金会，培养围棋人才。台泥董事长辜振甫之父辜显荣，捐款兴建台北孔庙，维护中国文化。华新建设公司总经理蔡友藏，出资培植一支儿童合唱团，使员工薰染了浓厚的音乐气息，也给现代商业社会一个清新的启示。这些企业也都有“富而好礼”的表现。
（五）勤俭、诚信、创新 由台南帮（南纺集团）培植成的高清愿，于1967年创设统一公司。如今统一企业已是台湾最大的食品公司，也是对大陆投资金额最高的台湾厂商。截至1994年，统一集团有30家公司，年营业额共计644.4亿元台币，其中统一超商（7-Eleven）营业额即高达206亿元。7-Eleven全台共有一千多家。
统一企业是台南帮的一员，台南帮即以“勤俭刻苦”的企业文化闻名。高清愿总裁说：“因为‘勤俭’的风气，才能促使员工节约成本，不浪费；而‘刻苦’则能改善工作品质，提高生产力，并培养创新的精神”。
统一企业用人一向重视品德，尤其是“诚实”的本性。高总裁说：“我个人一向认为，企业内的员工，如果他能力不够的话，还可以加以培养训练；但如果品德不佳，就可能影响企业的信誉，所以宁可不要。”[9]
统一企业的目标是“三好一公道”，所谓“三好”是指品质好、服务好、信用好，“一公道”则是价钱公道。
“正派经营”是统一企业所强调的经营宗旨。高总裁说：“企业经营必须符合社会、国家、人类的利益，不靠关系，也决不容许以不良的产品投机取巧，这样才能在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信誉。而“信誉”可以说是企业的第二生命。”[10]
高清愿重视“信用”、“信誉”，日本企业家之父温泽荣一也有相同的看法。温泽氏说：“‘信’是商业道德的精髓。让我们全体企业家都能了解‘信’是万事之本，知道‘信’有敌万事的力量，以‘信’强固经济界的基础，是紧要事中的首要事。”孔子曾说：“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又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可见中日的大企业家很能体现孔子的精神。
（六）勤俭、好学、重礼 提起电扇、电锅就想起“大同”，“大同”是家喻户晓的一家企业。使大同公司有今日盛况的人，就是林挺生。1942年林挺生台大化工系毕业后，父亲就让他挑起大梁，主持大同。早期大同生产电扇、电锅、冰箱等家电产品，如今生产电视、显像器、电脑等电子资讯产品及变压器、发电机等工业产品。总计大同产品多达300多项，年营业额约400亿。
有人问：“林挺生何以能长久主持事业而在产品开发方面历久弥新呢？”大同总经理林蔚山说：“董事长对于经营的理论与实务，长年保持永恒的研习兴趣，是大同最大的动力。”早年公司创办大同工学院，林挺生身兼院长，每周定期授课，往往上完一堂课后，才到公司上班。他已做到孔子说的“敏而好学”（《论语·公冶长》）。
林挺生一向重视“礼节”，对干部也有此要求。这几年，新进的同仁，企管硕士也好，电机博士也好，最先一关是当董事长的机要秘书。大同资深干部就说：“现在年轻一辈，固然在专业知识方面很突出，但是进退应对的礼节却很生疏，林董事长的用意就是让新进人员从行程安排、公文传送、电话接听等细微过程，体会沟通的要领，注重礼节的修养。”[12]林挺生的作为正是孔子重礼的精神。
大同的创办人林挺生的父亲林煜灶生前有句名言：“一元之节省，乃创业之原动力。”林挺生在父亲的熏陶下，平素自奉甚俭。有一次大同的干部跟随他到夏威夷参加国际性会议，进驻饭店后，脱掉西装换成便服时，发现董事长穿的毛衣手肘部分居然有个破洞！他的座车是台湾产品，领带是印有大同标记的纪念品。《论语》记载子曰：“奢则不孙（谦逊），俭则固（固陋、寒伧），兴其不孙也，宁固。”（《述而》）林挺生正是守俭宁固。
（七）天地人知仁勇 丰田汽车在世界市场排行上是数一数二的，有时在美国通用之上，有时输给通用。现在丰田汽车公司的会长是丰田章一郎。他的祖父丰田佐吉是丰田汽车前身丰田纺织公司的创始人，他的父亲丰田喜一郎则继承丰田佐吉的遗志，开创了汽车王国。好奇的记者有一天在丰田章一郎的办公室桌上发现一块座右铭，上面写着：“天地人知仁勇”。短短六个字却蕴藏着丰田企业成功的玄机。
原来在祖父时代，座右铭是“天地人”，取自《孟子·公孙丑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之意。丰田佐吉主持丰田纺织，首重人和。
到了丰田喜一郎，则加上“知仁”二字。取自《中庸》孔子“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之言。1935年11月，丰田喜一郎在新车发表会上，引述一段他父亲生前的话说：“我以纺织业报国，你要以制造汽车业报国，这就是父亲的遗言！”[13]他承受父命，已知企业方向，当然得力行一番，乃以“知仁”自勉。
如今丰田章一郎再追加一个“勇”字，取意于孔子说的“知耻近乎勇”。照说丰田蛮风光，可是1981年丰田章一郎升任社长时，丰田汽车在日本市场的占有率节节下降，反而主要对手日产汽车却有上升趋势。面临此一耻辱，非有一番作为不可，所以他用“勇”字来激励自己。
（八）仁民爱物 日本企业界劳资关系和谐举世闻名，究其因素，应与经营者“仁民爱物”有关。例如西武集团经营西武铁路，即以从未发生罢工而称闻业界，该公司创办人是曾任日本众议院议长的堤康次郎，他在《回忆录》中说：“我常听人家问起为什么西武没有发生过罢工？这并没有什么大道理。我本人从来不以西武作为敛财的工具，人事做到公平，保持一种与员工共事的气氛。……我一向认为员工的生活非安定不可，为此，在战后首次发生员工为了提高工资的运动中，一举将工资提高五倍的事情，也发生过。在粮食缺乏的时代，则努力确保粮食供应无缺，因而员工整体都秉持感激与奉献的信念。”[14]堤康次郎践行儒家推己及人的风范，在他死后，陆续有员工自动到墓旁守孝，一时传为美谈。
又如日本“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在松下公司内部兴建一个“大观堂”，堂内分别供奉松下祖先及松下全体员工祖先的灵位。除每天早晚上香诵经外，逢年过节，均由公司各事业部带领员工祭拜。日本公司甚至还为员工安排“公墓”。这都显示了浓厚的人情味，也是“仁民爱物”的表现。
（九）博施济众 《论语·雍也》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体事于仁，必也圣乎！”孔子认为“博施济众”不止是仁，一定是圣人才做得到。传统中国是“匮乏经济”[15]的社会，很难博施济众，如今自由市场经济，经营企业利润丰厚，只要有心，想要博施济众，比较容易。例如，台塑集团董事长王永庆捐100亿元兴建长庚医院，又捐建林口体育馆、明志工专、 长庚大学以及长庚护专。国泰企业捐建国泰医院。奇美公司董事长许文龙捐建奇美医院、美术馆。新光企业捐建吴火狮纪念医院。大同公司董事长林挺生兴建大同工学院。远东纺织董事长徐有庠捐建亚东医院、亚东工专。太平洋电线董事长孙浩民捐建龙华工专。诚洲企业董事长廖继诚捐建大明中学、大汉工专。可口可乐董事长陈启清捐出高雄中学、三民国校、高雄医学院等校地。台湾设立奖学金最早的应属林熊征学田基金会。迄今已有数千名学生领到奖学金，顺利完成学业。1957年，大同的创办人林煜灶捐款设立公益社团法人“协志工业振兴会”；1963年，嘉新水泥董事长张敏钰捐款设立“嘉新文教基金会”近百亿台币。这两个会在60、70年代，除奖学金外，帮助学位论文出版，又印了不少好书。台湾还有不少企业设立基金会，从事社会公益活动。
又如日本松下幸之助，在他86岁那年（1979年）捐出70亿日圆（后来松下公司赞助50亿，合计120亿日圆）设立“松下政经塾”， 专门培养优秀的政经人才。
中日企业经营受儒家影响的例子还有很多，因篇幅关系，举例到此为止。因限于资料，不敢说“工业经济发展是受儒家思想影响”，但据以上所举事例，可以肯定地说：“台湾、日本企业经营是有受儒家思想影响”，换句话说：“台湾、日本经济发展是有受儒家思想影响”。
三、儒家思想的缺陷
儒家思想的确影响过台湾、日本有些企业经营管理，甚至促进经济发展，然而儒家思想对应自由市场经济，有其根本的缺陷。
资本主义又称自由市场经济，或自由企业经济。资本主义认为人性是恶的，这是很多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研究发现，人具有侵略性、破坏性、竞争性的倾向。因此，把人说成性恶的观念，是以现实的观点来讨论，承认这种现实才能讨论资本主义。追逐“利润”是自由市场经济的能力。如果一味指责唯利是图是坏的，就不能产生自由市场经济。自由市场经济让个人用本身开明的、自私的、个人利益观去做对自己有好处的事情。儒家则不然。儒家到孟子主张性善论。孔子罕言利，孟子则曰：“何必曰利，仁义而已矣。”儒家追求“利”不积极是可以确认的。这显然与自由市场的运作格格不入。
管理大师杜拉克（P.F.Drucker ）在他的新著《巨变时代的管理》中说：“自由市场要能运行，还需要有可靠的法律体系、金融机构的基础，以及完善的教育体系。”[16]可是儒家一向不重视法律，顶多视法律为辅助道德的工具，也与自由市场的动作不合。
所以，面对自由市场经济，主张性善论、图利不积极、不重视法律，是儒家思想的根本缺陷。
四、结语
综上所述，儒家思想在面对自由市场经济运作有其根本缺陷，然而，儒家思想对台湾、日本有些企业经营者的确有过影响。这其间是否存在矛盾呢？我们的看法是，所谓经典，应该是不同时代可以读出不同意义的书。面对儒家的经典，现代人可以创造地诠释，取其所需，引其可用，就会有效果，并非将儒家思想全套搬来才能发挥作用。这从本文第二节所引的事例就足以证明。
自由市场经济，企业的竞争非常激烈，只靠儒家是不够的。除了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的学说，也都可以创造地诠释为企业管理思想，如墨子预设人性自私，提倡“贵义”、“兼爱”。前者重视公平，后者是“相爱相利”，重视互惠。公平、互惠正是世界贸易组织（WTO ）所坚持的原则。老子的“无为而治”，可使企业领导者充分授权，让干部有发挥的空间，放手去做，法家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信赏必罚（即彻底执行）及法、卫、势并用的理论，对管理五大机能之一的“控制（考核）”有所助益。由此可见，先秦诸子的管理思想各有特色，要建立“现代化中国式管理”，必须采择各家的精华，融汇贯通。唯有建立有系统并能运作的“现代化中国式管理”，我们的企业才能在21世纪自由市场中生存与发展。〔收稿日期〕1999-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