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各斯的失衡与道的平衡*
——循证社会工作的西学话语和东渐重构
刘 玲 彭华民
摘 要： 中国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发展要体现中国特色，但目前仍处于西方学徒状态，表现为知识话语二元对立、理论话语西方靶向和实务话语碎片化，原因在于社会工作话语体系只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本土化，本体论仍以西方的逻各斯为哲学基础。基于逻各斯的西方循证社会工作处于狭义循证和广义循证张力中，形成失衡的话语体系：哲学基础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理论范式的二元对立、实践模式的狭隘倒退。本土循证社会工作延续了这种失衡，造成理论范式的专业化和本土化对峙、实践模式狭隘化和相对化并存。重构本土循证社会工作话语体系应以道代替逻各斯作为哲学基础，让理论范式回归关系视角，使实践模式基于社区空间和单元时间进行变通、实现对立失衡向圆融平衡的转向，从而为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话语体系建构提供自主思路。
关键词： 逻各斯；道；社会工作话语体系；循证社会工作；证据单元
一、研究背景：本土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学徒状态
新时期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发展要“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1) 习近平：《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http://news.sina.com.cn/o/2016-07-08/doc-ifxtwchx8318846.shtml，2019-3-16。 。在该方针指导下，社会工作学界从理论高度提出我国社会工作话语体系建构要强化专业自主性(2) 彭华民：《中国社会工作学科：百年论争、百年成长与自主性研究》，《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 ，增强主体意识、尊重实践主体和重塑思想根基(3) 杨发祥、王杰：《中国社会工作的话语体系构建》，《学海》2018年第3期。 。回顾历史，中国现代社会工作重建中西学东渐已有四十春秋，本土化研究对中国特色和自主性的强调可谓多年如一日，但一直未取得内涵式的进步，而是始终处于非常胶着的西方“学徒状态”(4) 刘勇、郑召利：《中国话语体系的结构分析及其构建路径》，《宁夏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这直接影响了中国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的发展。
腰椎间盘突出病症多发生在中老年群体之中，随着年龄的增长，患病的概率逐渐增大。同时，该病症与患者的生活和工作也有着较大的关联性，长期从事重体力劳作和久坐缺乏运动的人群都是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多发群体。一旦患者患有该病症，不仅会给患者带来较大的痛苦，而且还会影响到患者正常工作，使得患者的生活质量大幅度下降。而为了能够减轻患者遭受的痛苦，降低对患者造成的不良影响，还需要在临床诊断工作上不断加强，尽可能早的诊断出患者的病情和病因，然后及时加以控制和治疗，以免病情加剧。
其主要困境表现为：首先，知识话语二元分立。社会工作本土化语境是以西方为中心的西方-本土二元对立。这种二元对立实际上是在社会工作话语中随处可见的内在-外在、直接-间接、临床-行政、宏观-微观、科学-艺术、主观-客观的二元分歧知识传统(5) 文军、吴越菲：《超越分歧：社会工作整合理论及其应用》，《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 在本土化领域的延续，表现为实证-阐释、专业-本土、现代-传统等。其次，理论话语西方靶向。二元对立的语境必然会带来本土化路径的分歧，主要表现为专业至上主义和本土资源主义。虽然专业至上主义带来的西方话语体系殖民化存在不足，但本土资源主义也并未推动本土理论自觉，而是陷入内卷化的困境。因为本土资源主义所表现的接轨、调适和诠释，主要仍然是以西方理论范式为解释框架，比如当实务界发现实证范式水土不服时，就转向反实证理论范式，为本土经验披上阐释或后现代的理论画皮。最终不管话术上是支持还是反对，我国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实质还是“社会工作话语体系在中国”。再次，实务话语碎片化。理论话语的西方靶向导致学理议论和本土实务的脱节，本土实务抽离原有的价值基础和哲学脉络，保留方法与技巧，嵌入和依附原有行政体制，表现出以政府为体、社工为用的体用逻辑(6) 马志强：《21世纪以来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倾向》，《中州学刊》2010年第1期。 ，在服务形态上是“选择性” 的、“反理论”的经验主义式干预，整体展现随意而破碎的实践话语。(7) 文军、何威：《从 “反理论”到理论自觉: 重构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社会科学》2014 年第 7 期。
上述问题分别对应认识论、理论范式和方法论层面，以往的研究思路试图在问题析出层面进行本土话语重构，但往往难以突破二元对立的话语框架，因为二元对立追根溯源是来自本体论层面的西方哲学基础逻各斯(logos)，即理性的言说和规律。(8) 杨曦：《“逻各斯”哲学概念之学术考察》，《求索》2009年第11期。 因此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本土重构需要从基础的本体层面开始，以本土化哲学思维取而代之。检索几千年来形塑中国人文化心理的哲学观点，“道”具有无可否认的统领性。历史上，道与逻各斯同一时期提出，都被赋予了万物之初的定位，但道相较逻各斯更强调辩证统一的理念，以道作为本体论基础统领话语体系的建构，有助于缓解二元对立的顽症，突破学徒状态的胶着，获致平衡而自主的本土化路径。
由此，社会工作话语体系应该包括本体论层面的哲学基础、认识论层面的理论范式和方法论层面的实践模式。为了避免务虚空谈，本文将以构建循证社会工作(Evidence-Based Social Work,简称EBSW) 本土话语体系的构建为例详细分析西学经验和东渐重构。实际发韧于20世纪90年代的循证社会工作可谓西方“科学专业”的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形象代言人(9) 范斌、方琦：《社会工作证据为本的实践：演进脉络与发展趋向》，《学海》2017年第6期。 ，于本世纪初甫一进入中国大陆，就被视为社会工作专业化的重要指标，其本土化历程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其话语体系的本土建构是构建本土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导向性标杆。在考察西方社会工作领域循证实践话语从狭义循证到广义循证的历史脉络后；本研究将揭示因逻各斯中心主义导致的西方循证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失衡；解析上述失衡状态在中国的延续；最后以道为哲学基础构建平衡转向的本土循证社会工作的话语体系。
二、西方社会工作循证实践历史脉络
西方20世纪后期，各职业追求科学化、专业化的时代信仰和新自由主义福利国家的管理主义政治背景对临床服务效率和效果提出证据要求。(10) Witkin ,S. L.& Harrison , D. W.,“Whose Evidence and for What Purpose?”, Social Work , Vol. 46(4), 2001,pp. 293-296; Gray, M.& Mcdonald, C., “Pursuing Good Practice? The Limits of Evidence-based Practice”, Journal of Social Work , Vol. 6(1),2006, pp. 7-20.造就三个相互关联的运动：20世纪80年代社会工作领域的经验临床实践(Empirical Clinical Practice，简称ECP)，90年代临床心理学领域的经验支持治疗(Empirically Supported Treatments ,简称ESTs)和临床医学领域的循证实践(Evidence-based Practice,EBP)。(11) Thyer, B. A.,“Introductory Principles of Social Work Research”，In B. A. Thyer (Ed.), The Handbook of Social Work Research Methods ，Thousand Oaks, CA: Sage, 2001, pp. 1-24.之后循证实践又再度扩展至心理学、社会工作等领域。可见西方社会工作领域的证据实践历经经验临床实践、经验支持治疗(12) 因为西方社会工作的微观临床取向，故而经验支持治疗在社会工作领域也是主要的工作模式。 和循证实践，体现从狭义循证到广义循证的演化脉络，具体表现在“证”(即证据)和“循”(即循证程序)两个维度。
(一)从狭义到广义的证据
实验设计类研究证据。循证实践的前身经验临床实践和经验支持治疗都奉行最典型也是最狭义的研究证据(research evidence)，将证据限于实验设计研究(RCT)。(13) Jayaratne,S.,& Levy,R.,Empirical Clinical Practice , New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9,p.23.实验证据之外的情境和案主因素常被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这种强硬的实证科学态度招来大量批评。
在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德里达从语言分析批判了逻各斯中心主义；利奥塔要用“小型叙事”代替“元叙述” “宏大的叙事方式”；罗蒂指出不存在指导我们的中立的、永恒的、超越历史的框架和原则。(53) 参见段忠桥主编《当代国外社会思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这些西方哲学批判都在尝试去中心化，但有二律背反之嫌。在本土哲学贯通社会工作的尝试中，何雪松认为从儒释道典籍中所推演而来的“知变、适变和求变”或可成为中国社会工作理论建构的本体论基础(54) 何雪松：《社会工作：知变、适变、求变》，《华东理工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 ，顾东辉将阴阳整体平衡看作社会工作追求人境适应性平衡或交互性适应的认识论基础。(55) 顾东辉：《论社会工作的阴阳之道》，《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本文认为不论“变”还是“阴阳”都来自中国哲学中的道。道与逻各斯具有共通之处，都是各自文化中的“一”，处于同一层次范畴。(56) 顾明栋：《中西之“一”——作为中西研究之共同理论基础的道与逻各斯》，《文艺研究》2001年第3期。 所不同之处在于，逻各斯提倡的是理性至上以及主客二元对立的斗争论，而道引导了中国文化崇尚直觉体悟的风格，朝向圆融和合的趋势发展。(57) 康毅：《“道”与“逻各斯”——女性主义视野下再比较》，《黑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以道取代逻各斯作为本体论基础，演绎出关系视角的认识方式和变通的实践观，为重塑狭义循证和广义循证的关系提供了思路。
超越研究证据的证据。基于对实证主义霸权的反思和社会工作领域的专业要求，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将证据限制于研究证据过于狭隘，因为研究证据是社会和历史的，并不具有脱离情境的客观普适性；社会工作专业不仅是科学也是艺术，要求更具包容性的证据观。证据开始广义化：首先，证据包括研究证据和非研究证据，来自任何经过检测的、被发现有可靠的来源的知识都可认为是证据，比如研究证据、行动者的临床经验，病人的经历和偏好；本土情境和环境等。(17) Higgs J. & Jones M., Will Evidence-Based Practice Take the Reasoning out of Practice? In Clinical Reasoning in the Health Professionals , 2nd edn (Higgs J. & Jones M. eds), Oxford :Butterworth Heineman, 2000, pp. 307-15.除了已有的证据，人们甚至可以开发他们自己的证据。(18) Pollio, D. E., “The Art of Evidence-Based Practice”, 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 , 16 (2), 2006,pp. 224-232.其次，不能假定某一特定证据源相对于其它证据源更有价值。证据的预定价值随利益相关者的类型不同或理论视角不同而改变。再次，后现代思想认为证据只是一个名称，受文化信念和权力关系影响。不要认为一切是理所当然的，而要问是谁的证据，为了什么目的？(19) Witkin ,S. L.& Harrison , D. W., “Whose Evidence and for What Purpose?”, Social Work , 46(4), 2001,pp. 293-296.
药用植物依赖于土壤吸收无机元素，刘岩等研究发现，黄芩中无机元素含量受土壤中无机元素含量影响，黄芩苷含量与无机元素含量具有一定相关性[29]；叶面补充喷施微量元素养分平衡剂可在保证黄芩药用质量基础上，进一步提高黄芩生产量[30]。
(二)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循证程序
获得证据只是第一步，接下来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将证据应用于实践，即循证的过程、步骤和程序等。整个社会工作现代历史中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通过科学研究所获的知识与社会工作政策、行政和临床实践时所使用的内容之间存在差距。(20) Mullen, E. J., Bledsoe ,S. E.&Bellamy ,J. L.,“Implementing Evidence-Based Social Work Practice”, 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 , 18 (4), 2008,pp.325-338.人们一直在努力跨越这种知识与实践之间的鸿沟，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乐观主义、失乐重生、工业化和信息工程，(21) Naylor, C. D., “Putting Evidence into Practic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Medicine ,Vol.113, 2002,pp.161-163.在这个过程中循证程序从工具理性转向价值理性。
1.工具理性的循证程序。在第一阶段的乐观主义时代，人们相信只要行动者能评判科学文献并识别出证据，就能将其应用于实践。在第二阶段的失乐与重生时代，人们发现行动者并不能在临床实践中知行合一，行动者也不可能跟上文献发现的脚步，便制作包括系统评价、文献摘要和证据评级的临床实践指南，并相信行动者阅读了指南就能改变行动。
（55）三瓣苔 Tritomaria exsecta（Schmid.）Schiffn.刘胜祥等（1999）
单点登录在高校校园网系统集成中的应用…………………………………………………………………………王劲松（3.24）
2.价值理性的循证程序。在第三阶段的工业化时代，被动的传播被证明并不改变行动，而是需要更积极的实施策略。第四阶段是信息技术和系统工程时代。此阶段认为要重新设计服务传输系统以更有效的联系最佳证据和一般实践。
若以常情揣度，宁都会议必定给毛泽东以强烈的挫败感和无所适从感，他在福音医院养病三个月之久，即可知其内心郁闷情状。而另一方面，面对第四次反“围剿”严峻形势，他仍然希望中央局其他成员能理解、采纳他提出的军事路线。
在这些阶段中，循证实践被认为基于知识生产和转移的线性模型，即研究在一个地方产生的知识通过各种机制转移到使用环境。循证程序开始从关注“采取何种干预措施”的决策结果转移到关注“如何将干预措施转移到现实世界的实践环境中”的实践过程。(24) Mullen, E. J., Bledsoe ,S. E.&Bellamy ,J. L.,“Implementing Evidence-Based Social Work Practice”, 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 , 18 (4), 2008,pp.325-338.它催生了被称为应用科学的研究领域(25) Gray, M., Joy, E., Plath, D., & Webb, S.A. ,“Implementing Evidence-Based Practice: A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Research Literature”, 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 , 23(2), 2013 ,pp.157-166.，关注从知识开发、生产、转化到在实践中传播、利用的过程。(26) Bertram, R. M., Blase, K. A., & Fixsen, D. L., “Improving Programs and Outcomes: Implementation Frameworks and Organization Change”, 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 , Vol.25, 2015,pp.477-487.在这个过程中除了研究证据，它需要考虑其他与案主、情境有关的复杂变量。由此发展了独特的循证步骤程序。包括：可解决的问题的转化；最佳证据搜索；证据评估；在考虑证据、适用环境、案主偏好基础上应用证据；评估应用结果。(27) Sackett, D. L. , Strauss, S. E., Richardson, W . C. , Rosenberg, W . ,& Haynes,R. M ., Evidenec -based Medicine :How to Practice and Teach EBM ( 2nd ed. ) ,New York: Churchill Livingstone, 2000．循证实践的过程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研究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它整合了研究证据、行动者和案主的信息，反映了临床治疗者与案主之间互动的决策过程，具有过程视角。(28) Rubin, A. , “Improving the Teaching of Evidence-Based Practice: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 , Vol.17, 2007,pp.541-547. 更重要的是，循证实践不仅是一门技术，也是一种实践哲学，决策的过程充分体现了社会工作职业伦理守则所要求的对案主的道德责任。(29) Gambrill, E. D., “Gambrill Evidence-Based Practice: Sea Change or the Emperor's New Clothes?”, Joumal of Social Work Education , Vol. 39, 2003,pp.3-23.
3.弹性而流动的循证程序。然而广义阵营并不满意固定的循证程序，认为其技术取向仍然太明显。他们质疑因受到案主、情境等复杂因素的牵制循证步骤可能无法实现，且这类固定协议限制了知识向实践的转化。改良的意见认为循证实践是一门将证据转化为每个独特的案主系统、关系和互动的艺术(30) Pollio, D. E., “The Art of Evidence-Based Practice”, 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 ,Vol. 16 (2), 2006,pp. 224-232.，并不需要对循证过程进行五个步骤之类固定协议的限制。循证过程可转变为更灵活的要素(Cornerstones)：(1)证据和理论；(2)临床专门知识，包括专业价值和与案主的工作经验；(3)实践者个人的观点、信念和假设；(4)案主的观点，即案主如何参与到介入中。(31) Gilgun, J. F. ,“The Four Cornerstones of Evidence-Based Practice in Social Work”, 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 , Vol.15, 2005 ,pp. 52-61.有的干脆将循证过程设计为伦理推理(Ethical Reasoning)框架，认为它更容易应用于不同的实践情境，并且是一种符合社会工作本质的、以尊重原则为指导的实践道德活动。(32) Gray, M.& Mcdonald, C., “Pursuing Good Practice? The Limits of Evidence-Based Practice”, Journal of Social Work , 6(1), 2006,pp. 7-20.
在西方循证社会工作发展的过程，狭义循证和广义循证张力频现，也应运而生各种综合尝试，比如循证界提出的导向实践(Evidence-Informed Practice ,简称EIP)的设想，旨在将循证这种以充分证据为根据的实践转向以全面证据为根据的实践，认为实证研究结果应该是干预的一部分，但过程应该具有足够的灵活性和创造性满足不断变化的目标、条件、经验和偏好客户和从业者。(33) Nevo ,I. & Slonim-Nevo ,V., “The Myth of Evidence-Based Practice: Towards Evidence-Informed Practic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 Vol.41, 2011,pp. 1176-1197.但这些整合的尝试仅停留于的理念设计，而缺少经验研究的互文和背书。
三、基于逻各斯的西方循证社会工作话语体系
从狭义到广义的历史脉络造就失衡的话语体系，其根源来自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本体论基础，具体表现为认识论的二元对峙和方法论的理性狭隘。
(一)逻各斯中心的哲学基础
总而言之，相关讨论处于一种 “文化识盲”状态(51) 潘英海：《文化识盲与文化纠结：本土田野工作者的“文化问题”》，“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检讨与前瞻第二次科际研讨会”，(中国台湾)“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 1994 年版。 ，这个人类学概念认为研究者不管是在异地或本土从事研究工作，都是在文化负载和理论负载(其背负的文化和理论)下进行，研究者的知觉或观察受到其背负的学科训练制约。即使是本土研究者，身处熟悉的文化环境，了解自己所属的文化群体，因为自身所受的学术训练也会出现文化的盲点。(52) 古学斌、张和清、杨锡聪：《专业限制与文化识盲：农村社会工作实践中的文化问题》，《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6期。 循证社会工作本土化中的盲区在于以长期西方学术训练带来的专业自信，在本体论层面默认了西方循证理论和技术的逻各斯传统，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本土哲学基础及其塑造而成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从而陷入更多失衡的争论中。
1)EL1262带超采样功能的数字量输入模块用于采集编码器同步脉冲，采样速度快，能够满足卷烟机生产速度要求；
本质本原主义和基于中心性的二元论。逻各斯确立一个“始基”，作为世界的终极基础，万物皆源于此，又复归于此。对事物的认识就是去追寻事物的始基，还原式的寻找事物的终极本质。万物有了始基，也就有了中心性，也就意味着有主要与从属、本质与现象、内与外等二元论存在；意味着本质决定现象、内决定外、中心决定非中心。(36) 参见段忠桥主编《当代国外社会思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这导致循证社会工作中各理论范式的分歧和排他性，实证和反实证、理性与价值、科学与非科学的二元对立。
设计意图 同理，利用步骤化呈现方式对图形进行移动.通过移动可以看到，移动后的图形6④与第二步代数式的意义相同：c2等于大正方形的面积减去两个长方形的面积.移动后可以得到两个正方形，它们的边长分别为a和b，面积分别对应为a2和b2.原图与移动后的图形中四个三角形的面积是相等的，除了三角形面积之外，剩下的正方形面积是什么关系呢？通过构造这两个正方形，得出c2与a2、b2之间的关系.为了避免产生干扰，同样可以删除多余信息，得出c2=a2+b2.图形展示完后，再让学生观看图6⑥，让学生感受它们之间的关系.
推崇理性。逻各斯自诞生之初对理性的探索尚具有爱智慧和杀神的意义，是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然而，由伽利略开创的近代自然科学却把逻各斯发展成为了具体的物理主义的理性主义，西方哲学由数学化的自然科学理论主导，演化为对自然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偏执。(37) 张延国：《“道”与“逻各斯”：中西哲学对话的可能性》，《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虽然反思和挑战不断，科学主义仍然在西方循证社会工作中占据“惯习”的地位，带来实践模式的混淆和倒退。
西达里亚油田属于碎屑岩油藏。2005年以前，油田开发主力层位集中在上、中、下油组。2005年至2011年，技术人员发现新的油藏层系阿4段，但由于当时认识不到位，该层系仅用来采取零星补孔及合采措施。
(二)二元对峙的理论范式
逻各斯中心主义在循证领域延续了实证主义与现象学的认识论争执。(38) Humphries ,B., “What Else Counts as Evidence in Evidence-Based Social Work?”, Social Work Education , 22(1), 2003,pp. 81-91.理论范式对应实践模式形成一个相互对应的谱系(如图1)。在这个谱系中，西方社会工作领域先后出现经验临床实践(ECP)、经验支持治疗(EVTs)、循证实践(EBP)和发展中的证据导向实践(EIP)，这些模式对应着从实证主义到现象学的认识论变化。来自实证主义认识论的解读形成狭义循证，最极端的狭义解读就是将循证实践等同于ECP、ESTs(EVTs)等，而来自现象学认识论的解读形成广义循证。循证实践身处狭义循证和广义循证的张力中，并不明确的处于谱系某一端，而是由来自不同的阵营的学者进行多元解读。
图1 循证实践认识论谱系图
狭义循证强调的科学化专业化，也许是一种处理社会工作普遍存在的似是而非和不确定性，将其拔出非理性的不稳定的泥潭的好方法。(39) Witkin, S. L.& Harrison , D. W., “Whose Evidence and for What Purpose?”, Social Work , 46(4), 2001 ,pp. 293-296.但在西方证据实践的发展背景中，它经常为追求证据的科学性和循证过程的工具性，而走向极端的狭义即狭隘化，从而被误认为是经验临床实践等实践方式，也就造成许多循证实践研究只是贴着循证实践标签的经验临床实践或经验验证治疗。
广义循证更加强调价值与情境，也许更符合社会工作的艺术气质，是循证社会工作的发展方向。但其未能解决的问题包括：第一，如何对多种来源的证据进行整合。研究证据与临床经验、背景因素以及患者经历和偏好相互作用的方式？科学与经验的相互作用方式？各种数据资料相互矛盾如何解决？第二，如何避免陷入相对主义和实用主义的陷阱。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包容、灵活的循证实践与它所自认为超越的凭灵感和直觉开展工作的实践过程有何区别呢？可见，社会工作的循证实践仍然需要一个标准来度量知识和实践的有效程度，如果忽视这一需要，循证实践就会越过广义循证的适当界限，掉入相对化的陷阱。
实际上，上述狭广对峙反映了社会工作界的一个根本问题：社会工作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 在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指挥棒下，西方话语形成两种非此即彼的聚类：科学、狭义循证、狭隘化，与之相对应的是艺术、广义循证、相对化。
(三)理性狭隘的实践模式
吊诡的是，虽然有认识论二元对峙，但学界在方法论层面对理性的追逐势不可挡。现代意义的循证社会工作开始于本世纪初，被认为是改变权威为本的社会工作的一场革命。十余年后，美国循证社会工作的核心人物Gambrill考察了当时美国社会工作文献中循证实践的记载，认为循证实践沦为“皇帝的新衣”，循证实践的哲学和技术本源被忽视、歪曲和消解了。其原因在于社工界将循证实践狭隘化和退化为循证实践的前身经验临床实践(经验验证或支持治疗)，误以为循证实践局限于实验证据和临床操作指南。其特征包括：第一，忽视。许多社会工作文献都没有提及循证实践，有时即使提及了，也没有具体描述循证实践的证据和技术步骤，就直接做出决策、得出结果。第二，新瓶装旧酒。将循证实践作为新瓶，里面装的旧酒是经验性验证治疗或相应的实践指南。第三，曲解。新瓶装旧酒必然引起对循证实践的哲学和技术的误读，认为它假设行动者是理性的个人，并且只基于研究证据进行治疗。第四，断章取义。认为循证实践只强调经验性研究证据在决策中应用，忽视考虑案主价值观和期望以及让案主成为知情参与者的重要性。(40) Gambrill, E. D.,“Gambrill Evidence-Based Practice: Sea Change or the Emperor's New Clothes?”, Journal of Social Work Education , Vol. 39 , 2003,pp.3-23.且这种错位时至今日仍在美国社会工作实践和教育中存在。总之，经验世界中的循证社会工作实践经常被操作指南化，沦为理性工具。
四、西方循证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中国经验
西学东渐中虽然对西方理论范式和实践模式进行了反思和改造，但并未触动最根本的哲学基础，造成表面上本土话语讨论热火朝天，实际上只是西方失衡的话语体系在中国的经验式演绎。
(一)专业化和本土化对峙的理论范式
本土化中，西方狭广对峙转化为专业化和本土化的对峙。专业化倾向狭义循证。认为我国社会工作要实现科学化、专业化，就必须改变本土现状，移植循证理念，多在科学证据和循证程序上下功夫(41) 拜争刚、吴淑婷、齐铱：《循证理念和方法在中国社会工作领域的应用现状分析》，《社会建设》2017年第4期。 。特别要解决目前证据不足的问题，如何才能创造更多的证据？要求社会工作界进行更多的实践为本的研究(practice-based research)，即要对社会工作专业介入的成效如何进行研究(尤其是要多进行随机对照研究、队列研究和个案对照研究)(42) 何雪松：《证据为本的实践的兴起及其对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启示》，《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建立免费开放的证据转化中心(43) 臧其胜：《标准化案主:证据在表演中的呈现》，《社会工作》2016年第3期。 等。
本土化反对狭义循证。这里的本土化不是广泛意义上的本土化，而是指土生化，反对调整本土实际填充欧美框架式的本土化(44) 卫小将：《土生化：中国社会工作发展路径之构想》，《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认为循证实践中“简便有效的知识体系”“可能遭遇到开放环境下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制约，也就是面临着地方性实践性知识的制约”(45) 郭伟和、徐明心、陈涛：《社会工作实践模式:从“证据为本”到反思性对话实践——基于“青红社工”案例的行动研究》，《思想战线》2012年第3期。 ，所以应该发展具有实用主义的多元方法论、解释主义和后实证主义取向的第二类型研究，(46) 何国良：《久违的实践研究:创造社会工作学的路向》，《中国社会工作研究》2017年第2期。 开展反思性实践，把地方性知识和普遍性知识结合起来，不同程度地进入案主的生活世界，建立与案主的行动联盟，促进积极的转变。(47) 郭伟和：《扩展循证矫正模式:循证矫正在中国的处境化理解和应用》，《社会工作》2017年第5期。 虽然这些主张没有明言要求发展广义循证，甚至批判循证实践，但其反实证主义的认识论立场与广义循证实际上一致，所以本土化之路不是反对循证实践，而是反对狭义循证，倾向广义循证。
(二)狭隘化和相对化并存的实践模式
本土实践中也表现出“皇帝的新衣”问题。许多理论建构中的专业化呈现狭隘化的本质：首先，忽视。循证社会工作沦为装点门面的工具。其次，曲解，将循证实践与实证主义绑定，与经验性治疗指南混淆。再次，断章取义，将证据限定为定量研究证据，将循证过程肢解为证据的发现和产出，而忽视了原有循证实践发挥工作者主体性(对证据的评估筛选)和案主主体性(案主参与到决策过程)。循证过程不是工作者、案主、证据、环境多种因素互动的过程，而是追求证据生产、复制、传播的结果。比如，简化循证本土模式为获取研究证据；匹配研究证据和反馈研究证据，强调建设证据转化中心。(48) 张昱、彭少峰：《走向适度循证的中国社会工作——社会工作本土实践探索及启示》，《福建论坛》2015年第5期。
循证实践的前身经验临床实践和经验支持治疗(或经验验证治疗)是这两个阶段的典型代表。经验临床实践强调基于最佳的可获得的科学证据选择治疗方法，经验支持治疗则要求心理技术必需以良好程序化的手册为基础。后来又发展出新的形式——常规升级的电子数据库，比如加利福尼亚循证儿童福利证据转化中心(Clearinghouse)，能提供明确证据等级的干预措施列表。(22) Brouwers, M. C., Kerkvliet, K., Spitholff, K., & Agree Next Steps Consortium, The Agree Reporting Checklist :A Tool to Improve Reporting of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 BMJ, 2016,p.352. 上述证据应用过程被称为手册化治疗，批评意见集中于其忽视了证据与其适用环境和过程的关系。临床实践手册类指南的使用不是一个完整的循证实践，只是一种循证干预(evidence-based interventions简称EBIs)，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方法，基于对相关文献的回顾，建议或授权使用特定干预措施。(23) Gambrill, E.D.,“Contributions of the Process of Evidence-Based Practice to Implementation: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Journal of Social Work Education , 54(S1), 2018,pp.S113-S125; Gambrill, E.D.,“Contributions of the Process of Evidence-Based Practice to Implementation: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Journal of Social Work Education , 54(S1), 2018,pp.S113-S125.将循证程序简化为实践指南，是一种工具技术理性的体现，忽略了社工决策过程中的道德和价值因素。
除了狭隘化之外，在实务行动中为了解决证据不足、行政环境等难题，求助现象学或后现代认识论，将证据和循证程序无限的广义化和灵活化，造成相对化，却美其名曰本土化。相对化具体表现为新瓶装旧酒。与西方不同的地方在于，本土循证社会工作的新瓶中装的是“半行政半专业社会工作”之旧酒。首先，证据主要来自评估证据。比如在矫正社会工作领域的循证实践中，其证据来自对矫正对象的风险评估、需求评估、心理评估和社会适应评估。(49) 彭少峰、张昱：《循证社会工作的本土模式、实践限度与可能价值——以南通循证矫正为例》，《学习与实践》2015年第2期。 评估证据成最主要的证据，却缺少其他证据的支持和整合，实际上与需求评估没有区别。其次，循证程序主要为行政化的社会工作通用模式。仍然以运用传统的、具有本地特色的社会工作方法为主，形式性大于实质性、被动性大于主动性、静态性大于动态性，行政性大于专业性、探索性大于应用性(50) 万斌斌：《浅析证据为本的社会工作在中国的推广——以海西社工事业发展中心残疾人婚恋辅导项目为例》，《法制与社会》2013年第17期。 。
逻各斯首先是由古希腊的赫利克利特提出的，赫氏用它来“求智慧”，从观察万物中叩问原因、追寻规律。这种求知方式,决定了西方人将逻辑推理和理性分析当作最基本的理解世界的方式。(34) 杨曦：《“逻各斯”哲学概念之学术考察》，《求索》2009年第11期。 在历史的流变中，逻各斯成了逻辑，逻各斯传统渐渐变成了逻辑中心、理性中心，西方形而上学完全被逻辑和理性所占据，思想被逻辑遮蔽。(35) 康毅：《“道”与“逻各斯”——女性主义视野下再比较》，《黑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最终演变成后现代主义所批判的逻各斯中心主义。
五、基于道的本土循证社会工作话语体系重构
兼容定量定性的研究证据。到了循证实践，仍然要求实践者 “做出关于介入方法的决策时应该有意、精确和判断性的寻求当前最佳证据的支持”。(14) Sackett, D.L., Rosenberg, W.M.C. & Gray, J.A. , “Evidence Based Medicine; What It is and What It isn’t”,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Vol.312 (13), 1996,pp.71-72.不过研究证据从狭隘的实验研究，扩展至定量数据和定性资料。循证实践在决策过程中也会考虑证据之外的案主、环境等变量，形成循证临床决策的三圈模型，三圈是指临床经验、研究证据和案主偏好，三圈的大小或权重是一样的。(15) Satterfield, J. M., Spring, B., Brownson, R. C., Mullen, E. J., Newhouse, R. P., Walker, B. B.& Whitlock, E. P., “Toward a Transdisciplinary Model of Evidence-Based Practice”, The Milbank Quarterly , 87(2), 2009,pp. 368-390；Satterfield, J. M., Spring, B. et al.,“Toward a Transdisciplinary Model of Evidence-Based Practice”, The Milbank Quarterly , Vol. 87(2), 2009,pp. 368-390. 但此时的证据仍然是狭义的。因为决策要求最佳可用证据(Best Available Evidence)，将证据划分等级，最高等级的证据是随机对照实验和系统评价，(16) Thyer, B.A.& Pignotti ,M., “Evidence-based Practices do not Exist”, Clinical Social Work , Vol.39, 2011,pp. 328 -333；Rycroft-Malone, J., Seers, K., Titchen, A., Harvey, G., Kitson, A. & Cormack, B., “What Counts as Evidence in Evidence-Based Practice? ”, 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 , 47(1), 2004,pp. 81-90.具有浓厚的实证倾向。
(一)以辩证的道为哲学基础
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故强字之曰道。”(58) 老子：《道德经》，文景编，中国人口出版社2015年版。 道可指宇宙本体，但更多情况下是指世界万物运动变化的辩证规律，这些规律主要包括：首先，事物对立、彼此依存。老子在《道德经》里提出了大小、多少、高下、远近等对立范畴，但“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万物负阴而抱阳”。因而这些对立都存在于一个统一体内，失掉一方，另一方就不复存在。(59) 李民胜：《老子的“道”与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之异同》，《广西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 其次，事物循环运动。道始创生万物，终又为万物之所归。老子说：“致虚静，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老子还提出“反者，道之动”的著名命题。虽然这些观点带有循环论的保守倾向，但也提供了动态变易的思维。(60) 陆沉：《老子的“道”与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之异同》，《天府新论》1999年第6期。
本人希望能够经过此次分析调查，发现泰国汉语学习者在学习和日常生活中使用致歉语的问题、研究其中的原因，并探求合理的解决方式，更顺利地让泰国汉语学习者掌握汉语致歉语的表达，让汉语学习者了解汉语文化博大精深，与时俱进，更精准使用汉语中的致歉语。
辩证思维是指从整体、过程、动态、变化方面把握事物，具有超越不同文化特质的普遍性。但西方哲学的辩证思维前提是孤立、静止的实体及其对立，之后为克服形而上学思维，才在对立基础上的统一。而道一开始就是辩证的，其思维前提是统一和整体，在统一体中的要素关系不单纯是对立而是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关系，打破了西方文化中基于主客二分的世界的矛盾关系的普遍性(61) 参见魏书胜：《中国古代哲学的道理术》，吉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从而为循证社会工作话语体系从二元对立的“失衡”走向“平衡”提供了本体论的根据。
(二)回归关系视角的理论范式
逻各斯是 “有”，是万物的本质和本性，是实性的东西；是“尚言”，可以通过理智的言说去认识。这决定了西方哲学认为实体性要素才是根本，面对具有各种关系的整体时，要先关注实体性的关系者(62) 参见魏书胜：《中国古代哲学的道理术》，吉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再去分析关系者之间的逻辑关系。由此，西方认识论执着于在社会与个人、结构与行动何者为第一性，不同立场的回答带来狭义循证和广义循证、专业化和土生化的二元对立。
就在这时，有人敲门，门被推开，灯亮了，赵集和小勺走进来。赵集看见驼子，一扬眉毛，满脸惊讶。小勺冷峻地盯住驼子。何良诸发现，黑暗里教父般的驼子，在灯光下，虚弱得摇摇晃晃，像个祭奠的纸人。
与逻各斯不同，道是“无”，是“非言”“不言”。老子认为对规律的认识只能通过“观”，是一种忘我的智慧的洞照，(63) 陆沉：《老子的“道”与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之异同》，《天府新论》1999年第6期。 形成了在中国文化中影响深远的具有一定混沌性的感悟、体认的世界认知方式(64) 李夫生：《论道与逻各斯之异》，《中州学刊》2005年第4期。 ，这就是“尚象”。中国传统哲学用“象”这一范畴表示关系网络的特征，都是在“关系”的框架中理解“实体”的。(65) 王前：《中西哲学比较视角下的关系范畴探析》，《哲学分析》2018年第1期。 中国人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关系的理解都是以关系性思维为基础的。关系是起点和本源，世界本身就是关系体，不能还原到构成关系的关系者去理解，而是停留于关系世界本身。(66) 参见魏书胜：《中国古代哲学的道理术》，吉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虽然有评论认为其侧重于直观，过分强调经验具体性和具象性，而不重视理论性和思辨性。(67) 张延国：《“道”与“逻各斯”:中西哲学对话的可能性》，《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但它对中国人认识观的形塑作用是有目共睹的。
然而伴随着近代科学西学东渐的脚步，逻各斯所秉持的认识论掩盖或取代了中国哲学的关系视角，学者们依据各种二元对立的理论范式各执一词，或者在西方哲学指导下的综合理论中寻求和解，却“盲视”自己真正用来看待世界的方法。因此在本土话语体系的重构中，需要将认识论回归至关系视角，重新审视各对立术语之间的关系。
首先，狭义循证与广义循证构成关系整体。循证社会工作或者社会工作都是一个关系整体，由狭义循证和广义循证、本土和非本土、专业和土生等属性错综复杂的关系构成，存在于不同范式的关系张力中，这些术语都是关系者的关系属性，且只在整体系统中才会产生。不能片面断言本土循证社会工作是狭义循证还是广义循证、是专业的还是土生的，等等，因为对循证社会工作的认识不可能还原到证据是不是实验设计研究，实践流程是否按操作指南之类的实体性要素去分析，而要到各种范式之间的连续、相容、转化的具体关系中去认识。
其次，狭义循证与广义循证是连续统的关系。中国人认知中的关系从来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近似连续统的关系。连续统是指在两极之间存在着一种过渡性，模糊了两极的对立，而凸现了彼此之间的相通、相容乃至相互转化的可能。狭义循证和广义循证处于一个连续谱系，两者是连续统的关系，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狭义化或广义化的循证，在“化”的过程中，循证实践的实证性或阐释性，都是相对而言，并非固定不变的。首先，它们是对应关系、对称关系和正反关系，而不是对立关系。其次，它们之间存在模糊的地带，没有清楚的边界，所以狭义或广义只反映某种侧重点。(68) 翟学伟：《关系特征——特殊主义抑或普遍主义》，载翟学伟《中国人的关系原理：时空秩序、生活欲念及其流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汉志》内容分为六略三十八种，“每略各有总叙，论辨流别，义至详也。惟诗赋一略，区为五种，五种之后，更无叙论。”〔1〕1064由于略内各种之后的小序是我们了解其内容区别的重要依据，因此对于诗赋略的分类原则我们便无法确切知晓。历代学者对此非常重视，在一些问题上已经基本达成了共识，唯独对于前三种赋的划分原则问题，众说纷纭。笔者在总结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其按“二级分类原则”进行划分更为合理。斯人已逝，各类材料典籍也大都残缺散佚，因此我们今天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已很难保证能够确知班固的本意，故只能称为一人之臆探，以待大方指正。
再次，狭义循证与广义循证相互包容转化。如果将图1中的谱系图两端弯曲延伸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圆形来表示循证实践，在二元对立的视角中，实证主义和现象学的认识论取向将其切分为狭义循证和广义循证(如图2)，而关系视角中狭义循证与广义循证互补共生，两者相互包容转化(如图3)。原因在于循证社会工作多理论模式和实践形式并存，本土情境也是多种亚文化的组合，狭义循证必定要掺入本土文化的修订，广义循证也需要专业原则的保证，狭义和广义、专业和本土等二元术语在整体的具体关系中微妙而复杂的相互包容转化，实现社会工作整体的和谐与平衡。
图2 二元对立视角中的循证实践 图3 关系视角中的循证实践
(三)基于社区空间和单元时间的变通实践模式
中国人认识世界的“关系”视角塑造了 “变通”的实践观，也就是说，实践中中国人否认二元对立，会在其中找到一种两全其美的或各有迁就的办法来调和解决。(69) 翟学伟：《关系特征——特殊主义抑或普遍主义》，载翟学伟《中国人的关系原理：时空秩序、生活欲念及其流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但变通的社会工作实践经验在理论建构中往往因其与专业方法的偏离遭遇贬低和排斥。在本土话语体系的建构中要重新正视“变通”经验的价值，从中总结和建构本土实践模式。因为实践在空间和时间内开展，空间和时间就成为实践模式建构时的两个重要维度。
首先，空间方面以社区为本。基于本土社会工作实践中政府主导的嵌入和抽离，结构促动和组织选择的本土社工“去专业化”，政府购买社工服务内卷化的诸多“变通”的现实(70) 马志强：《21世纪以来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倾向》，《中州学刊》2010年第1期；吴越菲：《社会工作“去专业化”：专业化进程中的理论张力与实践反叛》，《河北学刊》2018年第4期；王恩见、何泳佳、高冉、朱新然：《服务的内卷化：对政府购买失独家庭社会工作服务的省思》，《人口与发展》2018年第6期。 ，学者们越来越回归“实践本位”，在方法论上主张反思性实践，反身性实践，运用地方性实践知识和实践智慧，尊重生活世界，跟随生活事件的机会，实践模式主张回归社会，回归社区，形成以“社区”为本(71) 刘威：《“一个中心”与“三种主义”——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再出发》，《中州学刊》2011年第3期；郭伟和：《迈向反身性实践的社会工作实务理论——当前社会工作理论界的若干争论及其超越》，《学海》2018年第1期；郭伟和：《地方性实践知识：城市社区工作者反建制力量的隐蔽领域——基于B市莲花社区的个案研究》，《学海》2016年第2期；侯利文、徐永祥：《被忽略的实践智慧：迈向社会工作实践研究的新方法论》，《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焦若水：《生活世界视角下社会工作本土化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郭伟和：《扩展循证矫正模式：循证矫正在中国的处境化理解和应用》，《社会工作》2017年第5期；张和清：《社会转型与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思想战线》2011年第4期。 的社会工作实践取向。该取向实际上是变通的实践经验在空间纬度的理论归纳，具有整合结构和行动的功能。社区是一个介于社会结构和个人情境之间的公共性(72) 徐选国：《从专业性、本土性迈向社区公共性：理解社会工作本质的新线索》，《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8期。 空间。在循证社会工作中，社区是一个充满各种普遍性知识(实证研究证据和理论证据)和地方性知识(来自案主的评估证据和来自社工的经验证据)的中层场域，对行动者而言社区既为采集和评价狭义化证据提供了具体情境限制，也为搜集和反思广义化证据提供了普遍结构标准，有利于行动者在实务决策中整合多种来源的证据，以平衡狭义循证和广义循证对证据的要求。
其次，时间方面基于循证单元。虽然社区提供了整合证据的场域，但在前人的研究中，关于社区如何整合的阐述往往不尽如人意，原因在于上述研究往往基于现象学认识论，仍然来源于逻各斯的本体论哲学。逻各斯认为一切规律都可以超越时间，实践是知识在不同的空间内的转移，因而逻各斯主导的实践话语往往关注的是实践空间的规制，而时间被逻各斯忽略了。道是超越空间而关注时间的，(73) 陆沉：《老子的“道”与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之异同》，《天府新论》1999年第6期。 它所主张的两极之间相互包容转化实际上指明同一空间内时间的交织和交替，这种认识方式为观察本土循证实践的变通经验提供了时间工具。在本土循证社会工作中，因各种主客观条件所限，行动者在社区空间内不可能完成一个完整的循证社会工作实践过程，真实的情况是，社会工作者在原有的社会工作过程中有意识地插入循证实践段落，比如在需求评估时根据前人实验设计研究的成果设计评估量表。这些循证实践段落并不是短时间的情境反映，也不是长时间的研究证据采集评价应用，而是在中层时间内实施的循证元素，一种单元化的循证社会工作实践，可被定义为循证单元。循证单元可视具体的实务情境灵活的嵌入原有的工作模式中，降低了在复杂的实践环境中遵循固定化的标准循证流程所面临的挑战，有助于整合要求严格循证程序的狭义循证和要求灵活操作的广义循证。其实不只是循证社会工作，我国本土的社会工作实践大多经过了变通，分解为或长或短的社会工作单元，穿插于各种本土行政工作或公益服务中，因而时间方面的单元化是一种具有解释力的实践理论和值得推广的工作方法，可有助于平衡强调科学标准的专业化和立足复杂现实的本土化的对立和纷争。
六、结论与讨论
西方循证社会工作经历从狭义循证到广义循证的历史脉络，深陷狭义循证和广义循证二元对立的张力中。因为处于本土社会工作的西方学徒地位，本土循证社会工作话语体系延续了西学体系的狭广之争带来的失衡状态，表现为理论讨论专业化和土生化的二元对立，循证实践狭隘化和相对化并存。从意识形态的高度来看，我国社会工作话语体系应寻求摆脱西方学徒地位的自主之路，体现中国特色；从专业发展的角度来说，社会工作本土化之路应该融社会工作价值关怀与科学社会工作技术为一体(74) 张昱、彭少峰：《走向适度循证的中国社会工作——社会工作本土实践探索及启示》，《福建论坛》2015年第5期。 ，兼顾科学性和艺术性，专业性和本土性。带着这样的双重使命，循证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东渐重构要求平衡狭义循证和广义循证，重启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带来的二元对立的反思。在本土循证社会工作话语体系中，第一，本体论层面辩证统一的道取代奉行中心-边缘的逻各斯奠定哲学基础；第二，尚象的道演绎出以关系为起点认识世界的方式，带来认识论层面各社会工作理论范式的关系转向，狭义循证和广义循证不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相互包容转化的统一整体，共同构成循证社会工作；第三，关系视角进一步带来变通的实践观，为方法论层面的争执带来的整合的可能，主要表现为空间维度由社区整合了结构和情境，时间维度由循证单元整合了惯习和反应。上述辩证、关系和变通的话语体系可从循证社会工作推广至整个社会工作领域，即在本体论层面以道取代“逻各斯”，在认识论层面回归关系视角，在实践层面基于社区空间和单元时间，从而为本土社会工作领域摆脱西方-本土、专业-价值等对立失衡的西方话语框架，寻求平衡和自主的本土化道路提供了启示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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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哲学基础层面以道代替“逻各斯”并不是要用一个理论体系取代另一个，导致再度陷入非此即彼的对立中，而是为两个体系的相互融汇寻找相通的基础。首先，道与逻各斯是相通的。道与逻各斯是同一层次的哲学概念，可以作为共通的概念切入点进行东西方话语体系的迁徙和对话。其次，道与逻各斯是互补的。中国哲学的缺陷在于知识论的缺失，而现代西方哲学的不足则是价值论的淡化。中国哲学需要建立知识论以辅助价值论，而西方哲学则要重构价值论以主导知识论。(75) 郭沂：《中国哲学的当代建构(上)》，《河北学刊》2009年第4期。 在本土体系的构建中，道带来了辩证、关系、变通的话语，规避了逻各斯中心的不足，有助于社会工作道德和价值在平衡前提下的回归，实现知识论和认识论层面各理论范式、实践模式的良性互动，而同时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知识也能顺利的迁移至新的本体论之下，弥补了道的话语中直观尚象的不足，为其提供思维工具和实践方法。当然，在本文的讨论中，西学和东学的融汇还停留于路线设计的阶段，道的本体论及其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带来的价值原则，如何与西学理论范式无缝衔接，如何指导各种调查、研究和实践方法在现实情境中的操作，尚需要更多的理论建构和经验检验，将在未来的研究中作进一步的阐释和讨论。
The Imbalance Logos and the Balance of Tao ——The Western Discourse System and Eastern Discourse Reconstruction of Evidence-Based Social Work Discourse
Liu Ling Peng Huamin
Abstract :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hould be reflected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discourse system of social work. But the local discourse system is still in a state of western apprentice which can be described as the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knowledge discourse, theoretical discourse following the western theories and fragmented practical discourse. The principle reason is that only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of discourse system is localized as well as the ontology is still based on the western philosophy logos. The evidence-based social work from the west which is struggling in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narrow EBP and the broad one, reveals an unbalanced discourse system: logocentrism in philosophy base, binary opposition of theoretical paradigm, and practice mode backward. This imbalance continuously exsists in the local evidence-based social work, manifested as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speci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paradigms, and the coexistence of the narrowness and relativism of the practical model. In order to reconstruct the local evidence-based social work discourse system, the logos should be replaced by the Tao as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the theoretical paradigm should be returned to the perspective of Guanxi, and the practice mode should be flexible based on the community space and unit time, so as to realize the transition from opposites and imbalance to harmony and balance, finally provide independent way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work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 Logos; Tao; Discourse System of Social Work; Evidence-based Social Work; Unit of Evidence
收稿日期： 2019-05-23
*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西方社会福利理论前沿：批判与重构”(项目编号：19JHQ011)、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安徽省困境儿童福利治理模式研究”(项目编号:SK2015A358)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 C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5833(2019)10-0076-12
作者简介： 刘 玲，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社会工作系讲师；彭华民，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建设与社会工作研究院院长 (江苏 南京 210046)
标签：逻各斯论文; 道论文; 社会工作话语体系论文; 循证社会工作论文; 证据单元论文;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论文;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社会工作系论文; 南京大学社会建设与社会工作研究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