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中国生育和人口自然增长水平研究（之二）——县级社会经济、民族和生育政策因素的综合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二论文,社会经济论文,县级论文,中国论文,综合分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研究结果
（一）各民族县的分布及生命统计指标
表2.各民族县的分布及其生育政策
民族政策1 政策2 政策3
合计
汉族
193
1 166
131
1 490
壮族 0 73 9 82
回族 0 1024 34
维吾尔族 0
075 75
彝族18
120 39
苗族 0 44 2 46
满族 0 15 0 15
藏族31
822 61
蒙 古 族 0 76 7 83
土 家 族 5 12 1 18
朝 鲜 族 0
8 0
8
其他 0 3050 80
合计
247
1 443
341
2 031
民族 分布的省、市和自治区
汉族 大部分省市
壮族 广东、广西、云南
回族 河北、云南、青海、宁夏、新疆
维吾尔族 新疆
彝族 四川、贵州、云南
苗族 湖北、海南、贵州、云南
满族 辽宁、吉林
藏族 四川、云南、甘肃、青海
蒙 古 族 内蒙古、黑龙江、甘肃、青海、新疆
土 家 族 湖北、四川、贵州、青海
朝 鲜 族 吉林
其他 内蒙古、浙江、湖南、广东、广西、海南、
贵州、云南、甘肃、青海、新疆
合计
由表2可以看出，在生育政策上，各少数民族有很大差异。 执行第一类生育政策的县中，仅有彝族、藏族和土家族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县，并且全部集中在四川省。执行第三类生育政策的县中，少数民族自治县占有较大比例，为61%。不难想像，尽管国家对少数民族采取较宽松的计划生育政策，但少数民族的生育水平仍将在一定程度上受所在省、市、自治区生育政策的影响。
从表3可以看出，中国各民族之间的人口出生率、 死亡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均存在明显的差异。就生育水平而言，各少数民族中以维吾尔族的生育水平最高，育龄妇女一般生育率为115.3‰；其次是回族、 藏族和苗族（注：这里的藏族主要是指居住在西藏以外其他省份的藏族人群，但实际上他们的生育水平和西藏地区（粗出生率为24.1‰）非常相近（张天路、黄荣清，1996），说明生育与民族文化有一定的关系。），育龄妇女一般生育率分别为98.78‰、97.51‰和98.54‰。满族、 朝鲜族和蒙古族育龄妇女一般生育率分别为63.1‰、64.93‰和76.77‰，生育水平明显低于汉族。
表3.1990年汉族与各少数民族自治县的生命统计指标（‰）
粗出生率粗死亡率自然增长率
民族县数
均数SD 均数SD
均数SD
汉族 1 490 22.70 4.83 5.95 1.01 16.76 5.04
壮族 82 22.79 4.61 5.90 1.23 16.89 4.57
回族 34 25.90 3.85 5.32 1.09 20.58 4.06
维吾尔族 75 28.47 7.22 5.65 2.05 22.82 5.76
彝族 39 23.14 3.58 7.19 0.83 15.95 3.45
苗族 46 24.81 3.31 7.18 0.73 17.64 3.28
满族 15 17.88 1.91 5.51 0.28 12.37 1.99
藏族 61 24.36 3.73 6.96 1.61 17.39 3.71
蒙 古 族 83 20.88 2.71 5.06 0.99 15.82 2.54
土 家 族 18 20.78 3.46 7.15 0.57 13.63 3.55
朝 鲜 族 8 19.02 2.23 5.95 0.63 13.08 2.29
其他 80 25.29 4.39 6.70 1.67 18.59 4.19
一般生育率
标化死亡率
均数 SD
均数
SD
汉族
85.61 21.93 6.14 2.06
壮族
95.65 21.35 6.29
2.9
回族
98.78 19.08 6.00 2.76
维吾尔族 115.30 39.15 6.58 3.94
彝族
90.42 18.15 9.82 2.62
苗族
98.54 14.87 9.48
2.2
满族
63.10
7.95 5.31 0.52
藏族
97.51 19.87 9.46 4.15
蒙 古 族
76.77 13.18 5.44 1.91
土 家 族
77.21 14.92 8.82 1.84
朝 鲜 族
64.93
8.26 6.90 1.44
其他 101.3
21.74 8.48 3.55
注：SD为标准差（Standard Deviation）。
表3还显示，彝族、苗族、土家族和藏族死亡水平较高， 标准化死亡率分别为9.82‰、9.48‰、9.46‰和8.82‰，几乎为汉族地区死亡水平的1.5倍；而回族、蒙古族和满族的死亡水平略低于汉族。 中国各民族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也有很大的差异，如维吾尔族和回族有较高的生育水平和较低的死亡水平，因而有较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蒙古族、满族和朝鲜族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都较低，人口自然增长率保持在较低水平。此外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如彝族虽然生育水平不高，死亡水平却较高，因而人口自然增长水平也较低。人口自然增长率是由生育率和死亡率共同决定的，由于中国的死亡率已经降到较低水平，各民族死亡水平虽然存在着差异，但绝对差异并不大，民族间人口自然增长水平的差异主要取决于生育水平。
（二）生育政策、 民族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对生育水平的影响
从表4可以看出， 由于同一民族往往分布在实行不同生育政策的地区而呈现出不同的生育水平。居住在实行较严格生育政策（政策1 ）地区的彝族、土家族和藏族，育龄妇女的一般生育率分别为95.24‰、88.55‰和72.88‰， 不但明显低于实行较宽松生育政策的同类民族，甚至低于实行较严格生育政策的汉族。这说明民族之间生育水平的差异，可能部分地是由生育政策的不同而引起。
生育水平除受生育政策的影响外，还与各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民族文化有关。因此，必须同时综合考察民族文化、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生育政策对生育水平的作用。
表4.不同生育政策下汉族和各少数民族自治县的育龄妇女一般生育率（‰）
政策1政策2
样本数 均数 标准差 样本数
均数 标准差
汉族193
66.04 20.14
1 166
87.77 20.49
壮族73 94.26
21.17
回族10 101.22 13.37
彝族 18
95.24 17.79
1 120.54
苗族44
97.23 13.82
满族15
63.10
7.95
藏族 31
88.55 13.95
8
96.73 14.73
蒙 古 族76
75.51 10.08
土 家 族 5
72.88
8.74 12
76.83 15.64
朝 鲜 族 8
64.93
8.26
其他30
99.76 22.09
合计247
71.13 21.55
1 443
87.68 20.39
政策3
民族
样本数 均数 标准差
汉族
131
95.11
21.16
壮族 9 106.90
20.50
回族24
97.76
21.18
维吾尔族75 115.27
39.15
彝族20
84.58
16.44
苗族 2 127.271.25
满族
藏族22 110.41
22.02
蒙 古 族 7
90.51
29.41
土 家 族 1 103.52
朝 鲜 族
其他50 102.25
21.70
合计
341 101.76
27.36
表5为各因素对粗出生率的回归分析结果。从模型1可以看出，相对于汉族地区，少数民族这一因素对少数民族的粗出生率有十分显著的影响，维吾尔族、回族、藏族、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粗出生率明显较高；满族、蒙古族、朝鲜族的粗出生率则显著偏低。当模型2 加入文盲率、初中以上人口比例和非农业人口比例等反映教育和城市化水平的变量后，一些少数民族如藏、蒙、回、苗和朝鲜族的变量变得不显著，但模型的决定系数有了很大增加，由9.1%增加到22.16%，说明一些民族中民族因素对粗出生率的影响部分是由社会发展因素所决定的，教育和城市化水平对粗出生率有着重要的影响。模型3 引入反映农村经济水平和经济结构的变量后，发现人均农业净产值、农村工业产值的比例和工业劳动力的比例对粗出生率有显著影响，粗出生率随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下降，并且使模型的决定系数增加近7个百分点。模型4显示，生育政策对粗出生率也有显著影响，执行第三类和第二类生育政策地区的粗出生率比执行第一类生育政策的地区分别高出4.4与3.2个千分点。
由于粗出生率受育龄妇女年龄结构的影响，为排除各地区育龄妇女年龄结构差异的作用，我们对育龄妇女一般生育率进行了回归分析（见表6）。模型1显示，在考虑到育龄妇女的年龄结构后，民族因素对生育水平的作用发生了较大变化。维吾尔族、藏族、其他民族、苗族、回族和壮族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显著提高，育龄妇女一般生育率分别提高31.9、17.3、16.3、13.6、12.9和12.2个千分点；满族、朝鲜族和蒙古族育龄妇女一般生育率则分别降低24.24、20.8和7.87 个千分点。当在模型2考虑到教育和城市化水平等变量后， 相对于汉族地区，藏族、回族、苗族和朝鲜族对育龄妇女一般生育率影响不显著。这说明在排除育龄妇女年龄结构的影响之后，民族之间生育水平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发展水平所造成的。教育和城市化水平本身对一般生育率也有显著影响，并且可使模型的决定系数大幅度提高，由11.40 %提高到28.2%。从模型3和模型4可以看出，农村经济水平和生育政策对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都有十分显著的影响。总之，我国县级生育水平的差异，一部分是由民族文化差异引起的，另一部分是由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生育政策的差异所致。
表5.粗出生率的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1 模型2
壮族0.5853
0.3952
藏族2.8699[**] -0.1609
蒙 古 族
-1.5989[**] -0.6054
维吾尔族6.2687[**]
7.5306[**]
回族3.1309[**]
0.8963
满族
-5.2071[**] -3.9614[**]
土 家 族
-1.4662 -2.4508[*]
苗族2.3525[**]
0.5191
彝族0.7225 -2.2080[**]
朝 鲜 族
-3.7295[*]0.0611
其他民族2.7525[**]
1.6938[**]
15岁以上人口有配偶比例,%0.1380[**]
0.1917[**]
6岁以上人口文盲比例,% 0.0802[**]
初中以上比例,%-0.0717[**]
非农人口比例,%-1.0844[**]
人均农业净产值（百元）
农村工业产值比例,%
农村工业劳动力比例,%
政 策 2
政 策 3
常 数 项
13.2935[**] 12.5627[**]
模型决定系数0.0910
0.2216
模型3模型4
壮族
-0.5715 -0.8530
藏族0.4119
1.7384[*]
蒙 古 族
-1.7208[**] -1.7173[**]
维吾尔族6.6227[**]
5.4209[**]
回族0.1695 -0.8146
满族
-4.3611[**] -4.7254[**]
土 家 族
-3.4518[**] -2.8297[**]
苗族
-0.1783 -0.3937
彝族
-2.6059[**] -1.8339[**]
朝 鲜 族
-1.5628 -1.5635
其他民族0.8753
0.0490
15岁以上人口有配偶比例,%0.2833[**]
0.2844[**]
6岁以上人口文盲比例,%0.0617[**]
0.0536[**]
初中以上比例,%
-0.0322 -0.0445[*]
非农人口比例,%
-0.7454[**] -0.7634[**]
人均农业净产值（百元）
-1.4095[**] -1.5219[**]
农村工业产值比例,%
-0.2647[**] -0.1954[*]
农村工业劳动力比例,%
-0.1262[**] -0.1063[**]
政 策 2 3.1852[**]
政 策 3 4.3984[**]
常 数 项
15.8771[**] 13.7646[**]
模型决定系数0.2900
0.3402
**：显著水平p〈0.01,*：显著水平P〈0.05。表6.育龄妇女一般生育率的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1 模型2
壮族12.2315[**]
10.1745[**]
藏族17.2995[**]2.7245
蒙 古 族-7.8760[**]
-2.1747
维吾尔族31.8920[**]
38.2954[**]
回族12.8672[**]1.9675
满族
-24.2476[**] -18.0835[**]
土 家 族-6.3902 -12.1761[*]
苗族13.5624[**]3.4055
彝族 6.0688
-9.5439[**]
朝 鲜 族
-20.8074[**]0.6446
其他民族16.2819[**]
10.4094[**]
15岁以上人口有配偶比例,% 0.6141[**]0.9513[**]
6岁以上人口文盲比例,%
0.3194[**]
初中以上比例,% -0.5270[**]
非农人口比例,% -5.4905[**]
人均农业净产值（百元）
农村工业产值比例,%
政 策 2
政 策 3
常 数 项43.7521[**]
43.2574[**]
模型决定系数 0.11400.2820
模型3 模型4
壮族 5.8710[**]4.9184[**]
藏族 4.7109
11.0931[**]
蒙 古 族-7.0966[**]
-6.6109[**]
维吾尔族34.0437[**]
25.8765[**]
回族-0.9898
-7.8574[*]
满族
-19.6369[**] -21.2252[**]
土 家 族
-16.4879[**] -13.0985[**]
苗族 0.3385
-0.3317
彝族
-11.3365[**]
-8.6890[**]
朝 鲜 族-5.7013
-5.5611
其他民族 6.7225[**]1.3321
15岁以上人口有配偶比例,% 1.3183[**]1.3756[**]
6岁以上人口文盲比例,% 0.2385[**]0.2076[**]
初中以上比例,%-0.3592[**]
-0.4014[**]
非农人口比例,%-4.2687[**]
-4.5188[**]
人均农业净产值（百元）-5.7975[**]
-6.5386[**]
农村工业产值比例,%-1.4664[**]
-0.9772[*]
农村工业劳动力比例,%-0.4464[**]
-0.3681[**]
政 策 2 15.3666[**]
政 策 3 24.5705[**]
常 数 项59.2041[**]
45.3640[**]
模型决定系数 0.33060.3930
**：显著水平P〈0.01；*：显著水平P〈0.05。
在社会经济因素中，城市化水平（非农业人口比例）和人均农业净产值对生育水平有非常显著的影响：非农业人口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可导致育龄妇女一般生育率降低4.5 个千分点； 人均农业净产值每增加100元，可导致育龄妇女一般生育率降低6.5个千分点。教育对育龄妇女生育水平的影响也是非常显著的：人口平均文盲比例每增加10个百分点，可导致一般生育率增加2个千分点； 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比例每提高10个百分点，育龄妇女一般生育率会下降4个千分点。 其它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率也有非常显著的作用。
表6还显示，与执行第一类生育政策的地区相比， 执行第二类生育政策的地区，育龄妇女一般生育率平均增加15个千分点；而执行第三类生育政策的地区，育龄妇女一般生育率平均增加近25个千分点，说明生育政策对中国生育水平的差异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当然，也应承认，执行同一生育政策的各省、区之间的差异也很大，如辽宁和贵州执行同一类生育政策，两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相当大的差异，生育水平也有相当大的差异。
（三）社会经济和民族文化对死亡水平的影响
表7.粗死亡率的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1 模型2
壮族
-0.2003
-0.5118[**]
藏族0.6428[**]0.5655[**]
蒙 古 族
-0.9207[**]
-0.5976[**]
维吾尔族
-0.4596[**]
-0.2825[*]
回族
-0.6181[*]-0.7354[**]
满族
-0.3260
-0.2075
土 家 族1.0599[**]0.7291[**]
苗族1.0765[**]0.6503[**]
彝族1.1538[**]0.6466[**]
朝 鲜 族0.18141.2419[**]
其他民族0.6109[**]0.3803[**]
15岁以上人口有配偶比例,%
-0.0414[**]
-0.0199[**]
6岁以上人口文盲比例,% -0.0143[**]
初中以上比例,% -0.0492[**]
非农人口比例,% -0.1839[**]
人均农业净产值（百元）
农村工业产值比例,%
农村工业劳动力比例,%
政 策 2
政 策 3
常 数 项8.7791[**]9.7434[**]
模型决定系数0.13150.2465
模型3 模型4
壮族
-0.5319[**]-0.4577[**]
藏族0.5802[**] 0.4020[**]
蒙 古 族
-0.5508[**]-0.5089[**]
维吾尔族
-0.2870[*] -0.3410[*]
回族
-0.7393[**]-0.7998[**]
满族
-0.2125-0.1487
土 家 族0.6950[**] 0.6472[**]
苗族0.6290[**] 0.6911[**]
彝族0.6559[**] 0.4558[**]
朝 鲜 族1.3066[**] 1.3196[**]
其他民族0.3638[**] 0.3470[**]
15岁以上人口有配偶比例,%
-0.0230[**]-0.0184[**]
6岁以上人口文盲比例,%
-0.0159[**]-0.0141[**]
初中以上比例,%
-0.0505[**]-0.0473[**]
非农人口比例,%
-0.1708[**]-0.1832[**]
人均农业净产值（百元）
-0.1152-0.1182[**]
农村工业产值比例,%
-0.0342-0.0294
农村工业劳动力比例,%0.0131[**] 0.0089[*]
政 策 2 -0.4242[**]
政 策 3 -0.2830[**]
常 数 项
10.7914[**]10.7432[**]
模型决定系数0.2505 0.2610
**：显著水平P〈0.05，*：显著水平P〈0.01。
死亡率是影响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两个要素之一。表7 给出的粗死亡率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民族类型对粗死亡率的影响和对生育水平的影响不尽相同。相对于汉族地区，蒙古族、维吾尔族和回族地区的粗死亡率显著偏低；粗死亡率随教育水平即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比例的上升而下降。此外，粗死亡率也随生育政策的放宽而显著下降，这可能与年龄结构有关。因为在计划生育政策实行较严格的地区，人口已经得到较好的控制，老年人口的比例较高。
表8给出的标化死亡率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在考虑到年龄结构对死亡率的作用后，回族和维吾尔族的死亡水平并不显著地高于汉族，而藏族、土家族、苗族和彝族地区的死亡水平却显著地高于汉族地区（模型1）。在考虑到年龄结构因素后， 执行第三类生育政策的地区与执行第一类生育政策的地区的标准化死亡率并无显著差异。社会经济因素对死亡率的影响与对生育水平的影响有很大差别：仅有部分社会经济因素如初中以上人口比例、人均农业净产值和农村工业产值的比例对死亡水平有显著影响。
表8.标化死亡率的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1 模型2
壮族-0.2519
-0.7477[**]
藏族 2.3608[**]1.1320[**]
蒙 古 族-0.8029[**]
-0.4509
维吾尔族 0.04010.2450
回族-0.0972
-0.9112[*]
满族-0.5412
-0.2858
土 家 族 2.3171[**]
1.7175[**]
苗族 2.8596[**]
1.7786[**]
彝族 3.4470[**]
1.8931[**]
朝 鲜 族 1.0422
2.9903[**]
其他民族 1.9694[**]
1.2060[**]
15岁以上人口有配偶比例,%-0.1078[**]
-0.0486[**]
6岁以上人口文盲比例,% -0.0025
初中以上比例,% -0.1084[**]
非农人口比例,%
0.1010
人均农业净产值（百元）
农村工业产值比例,%
农村工业劳动力比例,%
政 策 2
政 策 3
常 数 项13.4977[**]
12.9614[**]
模型决定系数 0.17120.2908
模型3 模型4
壮族
-1.0627[**]-0.9363[**]
藏族1.1395[**]0.8692[*]
蒙 古 族
-0.7176[**]-0.6379[*]
维吾尔族
-0.1017-0.2658
回族
-1.0392[**]-1.2044[**]
满族
-0.3340-0.2316
土 家 族1.4244[**] 1.3656[**]
苗族1.5573[**] 1.6640[**]
彝族1.7783[**] 1.4379[**]
朝 鲜 族2.8725[**] 2.8973[**]
其他民族0.9275[**] 0.8532[**]
15岁以上人口有配偶比例,%
-0.0379[*] -0.0292
6岁以上人口文盲比例,%
-0.0096-0.0065
初中以上比例,%
-0.1006[**]-0.0952[**]
非农人口比例,%0.1175 0.0932
人均农业净产值（百元）
-0.3963[**]-0.4078[**]
农村工业产值比例,%
-0.2150[**]-0.2024[**]
农村工业劳动力比例,%0.0150 0.0080
政 策 2 -0.6420[**]
政 策 3 -0.3118
常 数 项
15.5529[**]15.3529[**]
模型决定系数0.2990 0.3047
**：显著水平P〈0.01，*：显著水平P〈0.05。
和生育率转变一样，我国自解放以来死亡率尤其是婴儿死亡率的大幅度下降，虽然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密切关系，但从总体上来说，是在社会政策的诱导下发生的。解放以来，我国政府非常注重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大搞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和急性传染病的防治工作，因此使得中国人口的死亡率在短时期内大幅度下降，粗死亡率由1949年的20‰下降到1977年的7‰以下。这不但低于1990 年全世界粗死亡率为10‰的平均水平，更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死亡水平。 在过去近20年里，中国各地区的死亡水平一直在低水平波动；在低死亡水平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死亡水平的影响已相对较小。
近年来，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平均期望寿命的延长，各种慢性疾病和退行性疾病已成为严重危害中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原因。同时，人口老化的到来，必将导致发达地区的粗死亡率增高，对死亡率的解释也变得较为复杂。从表8可以看出， 虽然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对死亡水平仍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当考虑到人口年龄结构对死亡水平的影响后，实行第二类生育政策的中等发达地区，其死亡率仍然低于实行第一类生育政策的发达地区，其原因有待于进一步探讨。有资料提示，随着近年来我国工业化的发展，部分发达地区的慢性病死亡率有所增加，即使在去除人口学效应后， 其标化死亡率仍有上升的趋势（卫生部防疫司，1994）。这可能显示在我国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初期的部分地区出现了死亡水平的回升。
（四）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全国生育水平有了大幅度下降，但下降幅度在各民族之间却表现出巨大差异。中国政府一直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较为宽松的计划生育政策，因此少数民族地区的生育水平远远高于汉族地区。由于我国各地区的死亡水平已经降到较低水平，少数民族地区因有较高生育水平而保持着较高的人口自然增长水平。
人口自然增长率直接取决于粗出生率和粗死亡率。民族类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生育政策对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见表9），在控制了各社会经济和人口政策因素后， 除维吾尔族和藏族外的其他大多数少数民族人口自然增长率显著降低。这是因为，尽管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的生育水平较高，但当考虑并控制各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这一因素后，其显著性降低或消失；其次，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较为落后，有着较高的死亡水平，因此对大多数少数民族而言，民族类型对人口自然增长率并没有显著影响；少数民族地区文盲比例的增高对人口自然增长率有显著的正影响；城市化水平、农村人均净产值以及农村工业劳动力的比例对人口自然增长率有显著的降低作用。同时，还可以看到，在实行第二类和第三类生育政策的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也显著提高，这可能主要是由于这些地区的生育水平较高的缘故。民族之间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差异主要是由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生育政策的差异所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生育水平也将下降，与汉族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差异将会缩小。
表9.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1 模型2
壮族 0.7855 0.9070
藏族 2.2271[**]-0.7264
蒙 古 族-0.6782-0.0078
维吾尔族 6.7283[**] 7.8131[**]
回族 3.7490[**] 1.6317[*]
满族-4.8811[**]-3.7540[**]
土 家 族-2.5262[*] -3.1799[**]
苗族 1.2761-0.1312
彝族-0.4313-2.8546[**]
朝 鲜 族-3.9109[*] -1.1808
其他民族 2.1415[**] 1.3135[*]
15岁以上人口有配偶比例,% 0.1794[**] 0.2116[**]
6岁以上人口文盲比例,%0.0945[**]
初中以上比例,%
-0.0225
非农人口比例,%
-0.9005[**]
人均农业净产值（百元）
农村工业产值比例,%
农村工业劳动力比例,%
政 策 2
政 策 3
常 数 项4.5144[**] 2.8192
模型决定系数0.0909 0.1767
模型3 模型4
壮族-0.0396 -0.3953
藏族-0.1683 1.3364[*]
蒙 古 族-1.1699[*] -1.2084[**]
维吾尔族 6.9097[**] 5.7619[**]
回族 0.9089 -0.0148
满族-4.1487[**] -4.5767[**]
土 家 族-4.1468[**] -3.4769[**]
苗族-0.8073 -1.0848
彝族-3.2618[**] -2.2896[**]
朝 鲜 族-2.8693 -2.8831
其他民族 0.5115 -0.2980
15岁以上人口有配偶比例,% 0.3063[**] 0.3028[**]
6岁以上人口文盲比例,% 0.0776[**] 0.0677[**]
初中以上比例,% 0.0183 0.0028
非农人口比例,%-0.5745[**] -0.5802[**]
人均农业净产值（百元）-1.2944[**] -1.4037[**]
农村工业产值比例,%-0.2306[*] -0.1660
农村工业劳动力比例,%-0.1393[**] -0.1152[**]
政 策 2 3.6094[**]
政 策 3 4.6814[**]
常 数 项 5.0857[*]
3.0214
模型决定系数 0.2491 0.3069
**：显著水平P〈0.01，*：显著水平P〈0.05。
四、小结
本文利用县级社会经济、民族类型和所在地区所执行的生育政策等数据，分析了这些因素对我国生育、死亡和人口增长水平的影响。
分析结果表明，各社会经济因素如教育、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对生育水平有显著影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生育率越低。在县级水平上，所在省、市、自治区的生育政策差异，是导致生育水平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政策的放宽，生育水平逐渐提高。尽管我国民族类型对生育水平的差异有显著影响，通常认为这是由民族传统文化的不同所造成的，当考虑并控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后，少数民族地区和汉族地区生育水平的差异缩小，仅有维吾尔族、壮族和藏族地区的生育水平高于汉族地区，蒙、回、满、土家、苗、彝、朝鲜族地区的生育水平则低于汉族地区。
尽管我国的死亡水平已经下降到较低水平，并且地区间的差异较小，但本研究显示，我国县级死亡水平的高低仍受经济水平的影响。死亡水平随人均农业产值和农村工业产值比例的增加而降低。在控制社会经济因素后，民族地区的死亡水平也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回族、壮族和蒙古族的死亡水平显著低于平均水平，而土家族、苗族、彝族和朝鲜族的死亡水平显著高于平均水平。
本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经济水平和生育政策是影响我国县级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在控制社会经济和生育政策因素后，除维吾尔族和藏族地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显著高于汉族地区外，其他各少数民族如蒙古族、满族、土家族和彝族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均显著地低于汉族地区。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有着较高的生育水平，同时，较低社会经济水平也会导致死亡水平的增高，因此在社会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并不一定比发达地区高。
本文系根据作者博士学位论文的部分内容整理而成。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导师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曾毅教授的悉心指导，北京大学涂平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田雪原研究员对本文的初稿提出过宝贵建议，这里谨对他们的指导和帮助致以谢意。最后，作者要感谢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袁方先生和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副主任顾宝昌研究员，两位教授在审阅论文初稿时，曾给予具体的帮助，本文正是在他们的鼓励和建议下修改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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