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农村成人教育的主要成就和经验教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人教育论文,中国农村论文,经验教训论文,当代论文,成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77(2002)03-0067-09
建国50余年来，我国在扫盲、扫盲后继续教育及其他层次的农村成人教育（以下统称农村成人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过程中既经历了较大的曲折，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既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有益经验，也有着许多值得吸取的教训。同时，我们还应该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的扫盲教育和其他层次的农村成人教育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使我国21世纪的农村成人教育能够更加健康、更加顺利地发展，需要对当代中国农村成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经验教训及现存问题进行比较全面的总结。限于篇幅，本文着重总结当代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农村成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主要成绩和经验教训。
一、建国初期农村成人教育的蓬勃发展
从1949到1956年，是建国初期是我国农村成人教育发展较好的时期之一。
（一）基本成绩
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我国以扫盲教育为中心的农村成人教育得到了健康而又蓬勃的发展。当时每年参加扫盲学习的人少则有1000多万，多则近8000万。按每年参加扫盲学习的人数累计计算，这几年之间全国共有29400.2万人次参加扫盲学习，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当时脱盲的人数有2076.3万人，其中职工脱盲的人数为134.67万人，农民及其他人士脱盲的人数为1941.63万人[1](p1831)。从1952年到1956年累计有1371.9万人参加业余小学的学习，毕业生有130.4万人；累计有481.6万人参加业余中学学习，毕业生有18.6万人[2](p1036-1037)。在这些参加业余小学、业余中学学习的人数中，有一部分是农民。此外，当时还有一些农民参加了工农速成中学的学习，甚至有些农民参加了高等学校的学习。尽管当时脱盲的人数和业余小学毕业生、业余中学毕业生的人数比参加学习的人数要少得多，但有那么多的人去参加学习，而且近两千万农民脱盲，还有一些人小学毕业或中学毕业，这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这在旧中国是不可能办到的。
（二）基本经验
当时农村成人教育的发展之所以如此迅速，归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或经验：
1.党和国家对农民教育特别重视。早在1949年9月29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宣告：“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3](p345)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提出：“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为主要任务。”“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以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4](p426)这说明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人民的代表早在建国之时就决心要在新中国掀起文化建设的高潮，加强农民等劳动者的业余教育，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1951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也强调：工农业余教育是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专政、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和强大的经济力量的必要条件：没有工农文化教育的普及与提高，也就没有文化建设的高潮[5](p485)。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及有关部门对工农教育的重要性还作了许多具体的阐述，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对农村扫盲教育作了一些非常具体的指示。所有这些，都表明当时党和国家对扫盲和其他层次的农村成人教育非常重视，这是当时我国农村成人教育发展比较迅速的最为重要的原因。
2.中央重视扫盲与农村成人教育方针政策的制定及具体工作的指导。当时中央有关部门制定了不少与扫盲和其他层次的农村成人教育有关的文件。例如：1950年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开展农民业余教育的指示》；1955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对教育部党组〈关于第一次全国农民业余文化教育会议的报告〉的批示》；1955年6月2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农民业余文化教育的指示》；1956年3月29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了《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教育部以及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文化部、财政部等有关部委也发布了一些相关文件。这些文件，对农村的扫盲教育及其他层次的成人教育的有关问题作了具体的规定与说明，为当时的农村成人教育指出了明确的发展方向，规定了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法。
3.建立健全了与农村成人教育相关的管理机构。1949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正式成立，下设有社会教育司、识字运动委员会两个与农村成人教育有关的管理机构；1952年7月精简机构后，教育部设有工农业余教育司。此外，1952年11月15日成立了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下设有农村扫盲工作司；1954年11月18日，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合并入教育部，以加强对扫盲工作的统一领导；1956年3月15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扫除文盲协会；中央教育行政部门还设有管理工农速成中学的机构。与此相应，地方也设有管理工农业余教育的管理机构和协会。这些机构的设立与适当的调整，有利于农村成人教育的开展。
4.有较稳定的经费来源。当时政府有关部门比较重视扫盲与农村成人教育经费问题的解决。在百废待兴、政府经费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建立了以群众自筹为主、政府适当补贴的扫盲教育和其他层次的农村成人教育经费体制。例如：1950年12月14日政务院批准发布的《关于开展农民业余教育的指示》中规定：“农民业余教育的经费，应以依靠当地群众自筹为主。必要时得由县教育经费项下拨出一定数目，予以补助，各大行政区、省、市人民政府，应拨出一定数额的经费，专作农民业余教育重点补助与奖励之用。”1952年11月21日教育部发出的《关于1952年冬学运动的通知》中规定：“冬学经费，除政府已发补助费外，群众自愿的原则下，经过村人民代表会通过，县人民政府批准，得适当由群众负担一部分。”其他相关文件也有类似规定。这些事实说明，当时农村成人教育的经费由政府下拨一部分，由群众自筹一部分，这保证了农村成人教育的顺利开展。
5.实行“以民教民”、能者为师的教师队伍建设方针。当时农村文化人才比较缺乏，因此政府利用各方面的人才来充当农村成人教育教师。例如：1949年12月5日教育部发出的《关于开展冬学工作的指示》提出：各省市政府应有计划地组织一批教师从事冬学教育工作，农村政府机关的干部、一切中小学的教师，都有尽可能参加冬学工作的责任，还可选聘乡村中文化水平较高并热心教学的人担任文化教师。1956年3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提出：“应该广泛动员厂矿、农村、城市居民中识字的人，学校教师，高级小学以上的学生、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当地驻军等，都来参加扫除文盲的工作。”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来兼任农村成人教育教师，符合当时的农村实际。
6.注重研究农村成人教育的目标、内容、实施途径与方法。当时中共中央、国务院（政务院）及中央有关部委发布的相关文件对农村成人教育的目标或目的、内容、实施途径与方法作了比较明确的规定，而这些规定一般是依据认真研究的结果或群众的实践经验而制定的。例如：当时教育部发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某部文化教员祁建华创造的“速成识字法”在扫盲实践中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就向全国推广。在推广的过程中，又随时纠正其中的一些缺陷，力求使之完善。毛泽东同志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还根据当时农村扫盲教育的实践，专门就农村扫盲教育的内容、教材编写提出了非常具体且比较切合农村实际的意见，这些意见写入了中央的有关文件。对农村成人教育的目标、内容、实施途径与方法的研究与明确的指导，有利于农村成人教育的顺利开展。当然，当时的农村成人教育也存在短期热情有余而长期的扎实工作不足的缺点，体现在每年农村参加扫盲学习的人很多，而完全脱盲的人相对较少，这种教训是值得吸取的。
二、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农村成人教育工作的曲折发展
从1957年到1966年上半年是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由于党和国家的建国方略曾一度出现过较大的偏差，导致整个国家的建设经历了较大的波折。在这种形势的影响下，当时我国的农村成人教育也有较大的曲折。
（一）发展历程
具体地说，这一时期的农村成人教育大致经历了三个比较曲折的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57年到1960年农村成人教育的大发展、“大跃进”。1957年3月8日，教育部发出的《关于扫除文盲工作的通知》提出：“各地应该放手发动群众，广泛组织文盲参加学习。与此同时，要提高工作质量……，提高教学质量和扫盲学员的毕业率。”同时强调要实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中确定的扫盲教育工作目标：两年到三年扫除机关干部中的文盲；三年或五年基本扫除工厂、矿山、企业职工中40岁以下的青壮年文盲；五年或七年基本扫除农村和城市居民中40岁以下的青壮年文盲。在这个通知的推动下，全国继续掀起扫盲的高潮，当年参加扫盲学习的人有5235.2万，扫除文盲720.4万，其中扫除职工文盲78.4万，扫除农民和居民文盲600多万，取得了较大成绩[1](p1831)。从1958年开始，全国掀起了“大跃进”的热潮，农村成人教育也连续几年“大跃进”。1958年全国参加扫盲和业余学习的有1亿以上，当年扫除文盲4000.4万；1959年下半年全国农村参加扫盲和业余学习的有5000多万，全国扫除文盲2600多万；1960年上半年全国农村参加扫盲和业余学习的有1.32多亿人，其中参加扫盲学习的人有6050多万；参加业余初等学校学习的人有6380多万；参加业余中等学校学习的人有770多万；参加业余高等学校学习的人有4.3万，当年扫除文盲573.3万[1](p831)[2](p96、110-111)。在这几年中，还有601.4万人业余小学毕业，有76.3万人业余中学毕业，其中有一些人是农民[2](p1037)。这些数据可能有些水分，但当时的农村成人参加学习的积极性确实很高，广大农村都在广泛地开展扫盲等层次的成人教育。不过在这种表面轰轰烈烈的背后，潜藏着巨大的危机。
第二个阶段是1961年到1963年农村成人教育的停滞。由于1958年掀起的“大跃进”的失败，从1959年到1961年间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从1961年1月开始了国民经济的调整、整顿。与此相应，农村成人教育也难以大规模地发展，进入发展的低谷时期。从1961年到1963年这三年期间，全国共扫除文盲85万人，共有35万人业余小学毕业，17.9万人业余中学毕业[2](p1037)。与以前相比，农村成人教育可以说处于停滞的状态。
第三个阶段是1964年到1966年上半年农村成人教育的缓慢恢复。经过几年的调整、整顿，我国的国民经济从1963年末开始全面好转，1964、1965年又取得了重大进展，建设事业再度出现辉煌之势，这为农村成人教育的恢复奠定了基础。根据22个省、市、自治区的不完全统计，1964年冬和1965年春，有2248万多人参加各种形式的业余学习[2](p604)。农村扫盲教育和其他形式的业余教育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如1964年全国扫除文盲74.7万人，业余小学毕业30.4万人，业余中学毕业9.7万人；1965年全国扫除文盲142.2万人，业余小学毕业44.6万人，业余中学毕业14万人[2](p1037)。在这些人数中，当有不少是农民。尽管当时的农村成人教育有一定程度的恢复，但与50年代相比，当时的农村成人教育特别是扫盲教育远未走出低谷。
（二）主要教训
这一历史时期农村成人教育的大起大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1.无论是领导农村的经济建设还是领导农村的文化教育，都不能单凭主观意志和激情来蛮干，必须遵循客观规律，实事求是。制定各项政策，都要根据主客观的条件和可能性来争取比较好的结果，提出的工作任务和目标要留有余地，不能追求不可能达到的高指标，更不能搞浮夸。否则，将得不偿失，甚至造成大的破坏。
2.农村成人教育工作者需要根据当时的全国形势来开展工作，但又需要对当时的形势加以审慎的分析和判断，不能盲目地跟从形势，以尽可能减少工作中的失误。也就是说，当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包括农村成人教育的发展是健康的、符合社会发展趋势，有利于推进社会进步时，就应当紧跟形势，以推进农村成人教育工作的快速发展；当全国的形势或潮流不正常甚至有严重错误时，则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有效措施，将可能发生的失误减少到最低程度。
3.开展农村成人教育工作乃至开展其他工作，既要注意调动民众的积极性，又要对民众的积极性加以真诚的爱惜和正确的引导。如不发动民众，工作难以开展；如果滥用民众的热情，就会给工作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同时也会严重挫伤民众的积极性，使以后的工作难以开展。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农村成人教育的扭曲和挫折
从1966年下半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农村成人教育受到了严重的扭曲和挫折。
（一）发展概况
从1966年下半年起，“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席卷全国。从此，全国的各项工作特别是文化教育工作的正常秩序被完全打乱，扫盲与农村其他层次的成人教育自难幸免。从1966年下半年到1969年这三年多时间，全国特别是农村的扫盲及其他层次的成人教育一般都处于停顿的状态。当时在农村所开展的主要的成人教育活动就是宣传“文化大革命”的有关思想甚至派性思想，如宣传“文化大革命”的有关文件、有关事件、毛泽东的有关语录、普及样板剧、唱语录歌、开展各种造反活动和派性活动等。因此，这一时期的农村成人教育被严重扭曲，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到1969年特别是1970年，全国的大动荡、大混乱的局面有所好转，国民经济和其他事业开始恢复。鉴于这种情况，当时中央开始筹备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开始制定、实施国民经济发展的第四个五年计划。在这种形势下，从1969年特别是1970年开始，一些农村开始重组农村业余教师队伍，恢复正常的农村成人教育工作特别是扫盲教育工作。如四川省巴中县1969年开始恢复扫盲和业余教育，湖南省桃江县从1971年开始坚持扫盲[2](p1037)。根据实地调查，江苏省江阴县、四川省合川县等地从1970年开始实施扫盲和业余教育。1971年7月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经中共中央同意发布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这次会议和这次会议发布的《纪要》有很多错误，特别是有“两个估计”这样的根本错误（所谓“两个估计”的大意是：建国后17年教育部门的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的手中而在叛徒、特务、走资派手中；原有教师队伍中的大多数人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但这次会议提出：“大力普及教育，扫除文盲。”[6](p1482)这两项任务的提出，还是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对于国民素质和文化教育的要求，对农村的扫盲教育及其他层次的业余教育的发展有促进作用。据调查，当时各地农村为了开展扫盲教育等层次的业余教育，生产大队一般配有业余教育教师，生产队的队委会有文化委员。他们的主要职责，就是开展扫盲教育和其他方面的成人教育。有些地方的业余教师，是从当时的高中毕业生中选拔出来的，具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和责任心。农村学校特别是小学的教师和社队的其他干部，都有参加成人教育的义务。参加扫盲及其他层次成人教育学习的农民，由生产队评记工分。由于有这些保障措施，当时农村的扫盲教育和其他层次的成人教育的发展较快。据不完全的统计，1973年到1976年这四年中参加扫盲学习的人数累计有15279.7万人，其中1973年扫除文盲500万人，1975年扫除文盲520.3万人，1976年扫除文盲745.6万人；1974年到1976年这几年中，累计有27019.33万人参加业余小学学习，其中，1975年毕业55.04万人，1976年毕业372.75万人；从1972年到1976年，累计有782.28万人参加业余中学的学习，毕业57.95万人；有169.18万人参加农民中等技术学校学习，毕业51.21万人[2](p1037)。经过多年的努力，全国有一些县如四川省巴中县、湖南省桃江县在70年代末基本完成扫除文盲任务。尽管从数量上看，农村成人教育取得了较大成绩，但其办学方向上却受到了极“左”路线的干扰。1974年，“四人帮”炮制了小靳庄“政治夜校”的经验。这所夜校主要学政治、学理论，积极参加当时的政治运动，不重视扫盲和其他文化学习。这种经验的推广，冲击了全国的扫盲教育和其他业余教育，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思想的泛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主要教训
综观“文化大革命”中农村成人教育发展的艰难历程，有几点教训值得吸取：
1.要发展农村成人教育及其他事业，必须有一个稳定的环境。如“文化大革命”初期，全国大动乱、大动荡，正常的农村成人教育就无法开展。“文化大革命”中后期环境稍微安定一些，农村成人教育就有所恢复，但仍受到了动乱的影响。
2.农村成人教育和全国各行各业要讲政治，但绝不能以政治代替一切，不能以政治冲击其他。“文化大革命”时期，政治代替一切、冲击一切的现象十分严重，使当时的农村成人教育受到了严重的损失。
3.农民及其他民众的政治教育乃至其他方面的思想道德教育都要注重其科学性、合理性，既要防止极右，更要防止极左。“文化大革命”从始至终注重对农民及其他民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但所宣传的思想观念是根本否定我国乃至世界优秀的思想传统，片面地强调批判、强调破坏，而所塑造的思想道德观念是极左的东西，这对民众思想产生了极为不良的影响。
4.要注重农村成人素质的全面提高特别是文化技术素质、能力素质的提高，不能片面强调某一方面素质的提高而忽视甚至否定其他方面素质的提高。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其前期，当时的中央片面重视对农村成人及其他民众的思想道德教育，对农民其他方面素质的提高不够重视，结果使我国农村成人综合素质提高的速度十分缓慢，在某些方面甚至有所下降，给以后农村的发展带来了极为不良的影响。
5.农村成人是否积极参加业余学习，关键在于如何引导。农村成人一般都有参加学习、提高自己的潜在愿望，如何将这种潜在的学习愿望变成现实的学习动力和积极的学习行动，关键在于领导者如何引导。“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中央主要领导的倡导，人们都积极地去学习与“文化大革命”有关的思想政治，而不去学习与提高生产和生活质量有关的文化技术。在“文化大革命”的中后期，由于党和国家的领导者们开始注意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注意提高劳动者的文化技术水平，地方的各级政府也采取了一些保障措施，因而当时尽管受到了极左路线的干扰，农村成人仍积极参加各种业余学习特别是扫盲和其他层次的文化学习。可惜的是，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坏与干扰，农民的学习潜力未能充分发挥。
四、拨乱反正时期与改革开放早期农村成人教育的快速发展
从1977年到1990年的这十多年时间可以称为拨乱反正时期与改革开放早期。这一时期是我国迅速摆脱极“左”思想的影响，步入正常发展轨道，社会各方面开始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与此相应，我国的农村成人教育在这一时期也摆脱了大起大落的局面，走上了正常、平稳、快速发展的轨道。
（一）基本成绩
这一时期的农村成人教育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扫盲教育取得了较大进展。从1977年到1990年，特别是在1985年之前和1990年的国际扫盲年期间，我国一直坚持在农村大力开展扫盲教育工作。根据有关资料按年参加人数累计计算，这十多年全国共有11490.18万人次参加扫盲学习，共扫除文盲4715.59万人。其中有职工脱盲者24万多人，其余多为农民脱盲者[1](p1831)。根据在全国各地的实际调查，这一时期的扫盲教育工作比较扎实，上报的数据一般比较准确。即使部分地方提供的数据有水分，一般也没有超过20%。也就是说，除去上述数据中可能存在的水分，扫除文盲的数量也是比较可观的。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一时期我国文盲率的下降幅度较大。1979年11月第二次全国农民教育工作会议的统计，1979年全国农村12岁到45岁的青壮年中有文盲12000多万，约占同龄人口总数的30%；据1981年9月全国农民教育座谈会提供的统计数据，1981年全国农村12岁到40岁的青壮年文盲的比例下降到25%[2](p596)。据国家统计局关于人口普查的数据统计，1990年我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与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相比，我国的成人文盲数从1982年的2.35亿下降到1990年的1.82亿，成人文盲率从1982年的34.5%下降到1990年的22.2%；青壮年文盲数从1982年的0.96亿下降到1990年的0.62亿，青壮年文盲率从1982年的25.56%下降到1990年的10.38%。文盲数和文盲率的大幅度下降，除了有文盲亡故外，扫盲教育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
2.农村业余小学、业余中学和技术教育有较大发展。这一时期在坚持扫盲教育的同时，也在积极发展各种形式的扫盲后继续教育。据有关农民教育的统计资料按每年参加学习人数统计，这一时期共有17439.16万人次参加业余小学学习；有2476.11万人次参加业余中学学习；有1272.39万人次参加中专、中技或县农民技术培训中心的学习。在1988年到1990年还有3050.77万人次参加乡镇农民文化技术学校的学习，有3896.22万人次参加村农民文化技术学校的学习。在这三年中，有243.25万人从农民业余小学毕业，有78.50万人从农民业余中学毕业，有259.44万人从村农民文化技术学校结业，有3050.78万人从乡镇农民文化技术学校毕业，有227.77万人从县农民技术培训中心毕业，有9.68万人从县农民中专毕业[1](1922-1923)[2](p1037)。另外，从1980年到1990年，有2亿多农民接受了各种类型的文化技术教育特别是实用技术培训[7]。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当时有不少农民参加了小学、中学等层次的文化学习，而参加技术学习的人更多。
3.建立了县乡村三级文化技术教育网络。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些地方基本完成了扫盲教育任务，有的地方如江苏省江阴县申港镇基本完成了在农民中普及业余小学的任务。为适应农村经济发展和文化教育发展的需要，这些地方率先在全国办起了成人文化技术学校。这些地方的经验得到了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特别是教育部的提倡和推广。到1990年，全国有县农民中专340所、县农民技术培训中心1265所、乡镇农民文化技术学校36960所、村农民文化技术学校126604所，基本上建立了县乡村三级文化技术教育网络[1](p1922-1923)。
此外，农村远程教育和其他形式的函授教育得到了一定发展，全国110多个县的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实验也全面展开。
（二）基本经验
这一历史时期农村成人教育之所以能够比较正常、平稳、快速地发展，有以下一些基本经验：
1.党和国家在重视普通教育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农村成人教育。早在1977年5月，邓小平同志就强调：“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8](p40)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实现农村现代化，……要极大地提高广大农民首先是青年农民的科学技术文化水平。这些任务要用几年、十几年的时间来完成，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就抓得很紧很紧，一刻也不能放松。”[9](p632)中央的有关文件对教育包括农村成人教育的重要性、紧迫性还有很多论述，这里不再一一列举。中央非常重视农村成人教育的发展，这是当时农村成人教育能够健康发展的主要因素。
2.注意建立健全与农村成人教育有关的管理机构，以加强其领导。在这一时期，除了一直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对于扫盲和其他层次的农村成人教育工作的统一领导外，还建立健全了与农村成人教育有关的管理机构。在中央教育行政部门有专门分管农村成人教育及其他方面的成人教育的司；在省一级的教育行政部门中，一般设有成人教育处，分管农村成人教育；此外，北京市设有独立的成人教育局，天津市设有独立的第二教育局；地县一级也有分管成人教育的科室。1990年3月，国家教育委员会等单位还联合建立了扫盲工作协调领导机构，以加强对扫盲教育工作的领导。这些管理机构的建立与健全，无疑对加强农村成人教育的领导，从而促进农村成人教育的发展有重要作用。
3.中央有关部门重视农村成人教育的法规建设。为推进扫盲与其他层次的成人教育工作，中央政府及其有关部委制定了一些法规性的文件。国务院于1978年11月6日发出了《关于扫除文盲工作的指示》、于1987年批转了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改革和发展成人教育的决定》、于1988年2月5日发布了《扫除文盲工作条例》。此外，1982年6月9日，教育部印发了《县办农民技术学校暂行办法》；1987年4月17日，国家教委颁发了《成人中等专业学校暂行条例》；1987年10月30日，国家教委、农牧渔业部、财政部联合颁发了《乡镇农民文化技术学校暂行规定》。这些文件的颁发，对于推进和规范扫盲教育及其他层次的农村成人教育起了重要作用。
4.比较重视解决农村成人教育的经费、师资、基地等问题。在师资问题上，1978年11月6日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扫除文盲工作的指示》提出：“要建立一支由知识青年、中小学师生参加的群众性的扫盲大军。对于扫盲教师和扫盲积极分子应给以精神和物质鼓励。”1988年2月5日国务院发布的《扫除文盲工作条例》规定：“扫除文盲教师由乡（镇）、街道、村和企业、事业单位聘用，并给以相应报酬。”1988年12月30日国家教育委员会印发的《全国扫除文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各乡、镇都要配齐扫盲成人教育专职干部，按规定政策解决好职称待遇问题，以调动专职人员的积极性。”在经费问题上，1988年2月5日国务院发布的《扫除文盲工作条例》规定：“扫除文盲教育所需经费采取多渠道办法解决。”对于农村来说，主要由以下几个渠道来解决扫除文盲教育所需经费：地方人民政府的补助；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等单位自筹；企业、乡镇企业在职工教育经费中列支；在农村征收的教育事业费附加中安排一部分用于农村扫除文盲；培训专职工作人员和教师，编写教材和读物，开展教研活动，以及交流经验和奖励先进等所需费用，在教育事业费中列支；鼓励社会力量和个人自愿资助扫除文盲教育。1988年12月30日国家教育委员会印发的《全国扫除文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各地政府要通过多种渠道筹集扫盲经费。农民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的实际支出比例不低于2%，在扫盲任务重的地方，农民教育经费主要用于扫盲。”在基地问题上，从1980年开始，中央有关部门多次就县乡村三级农村成人文化技术教育学校的建立和完善作了明确的规定。特别是1982年6月教育部印发的《县办农民技术学校暂行办法》、1987年国家教育委员会等部分颁发的《乡（镇）农民文化技术学校暂行规定》等文件的发布，对于农村成人教育基地的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还有其他一些文件对上述问题作了规定，限于篇幅，不必赘述。由于基本上解决了农村成人教育的师资、经费及基地问题，因而当时农村成人教育能够比较正常地开展。
5.中央及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重视对农村成人教育的指导。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央和地方的有关部门特别是教育行政部门比较重视对扫盲和其他层次的农村成人教育工作的指导。其主要方式是多次召开各种会议，以讨论和安排工作、交流经验。此外，国家及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还经常派工作人员深入基层，考察和指导工作，并有意识的向全国介绍和通报各地先进的工作经验。这些指导，对于当时农村成人教育的顺利进行起了重要作用。
6.各地农村成人教育工作者的辛勤工作是农村成人教育能正常开展的基础。在这期间，国家和地方有关部门虽然在努力解决农村成人教育的办学条件问题，但所提供的条件与实际需要相比，还是有较大的距离。因此，全国各地的农村成人教育工作者多是在缺少经费、缺乏基本的物质条件、待遇较差的情况下，长年累月地扎根基层，默默无闻地、任劳任怨地开展扫除文盲、推广科技等农村成人教育工作的。如果没有他们的奉献和创造性的劳动，农村成人教育就难以正常开展。
五、改革开放近期农村成人教育的较快发展
从1991年到2001年，是我国圆满实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八五”规划和“九五”规划，并开始顺利实施“十五”规划的历史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整个社会发展迈向了一个新的台阶，我国的扫盲教育和其他层次的农村成人教育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一）基本成绩
这一时期的农村成人教育取得了一定成绩。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扫盲教育取得了一定成绩。根据教育部规划司教育统计处的统计，从1991年至2001年，全国累计扫除青壮年文盲4467.97万人。根据国家统计局关于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统计，我国的成人文盲数已经从1990年的1.82亿下降至2000年的0.85亿，成人文盲率从1990年的22.2%下降至2000年的8.72%；青壮年文盲数从1990年的0.62亿下降至2000年的0.23亿，文盲率从1990年的10.38%降到2000年的4.8%。根据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的有关材料，经教育部抽查评估，全国已有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达到了现阶段国家规定的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三片地区的云南、贵州、内蒙、甘肃、青海、宁夏等6个省、自治区也达到了教育部对三片地区扫盲工作主要指标调整后的要求，青壮年人口中的文盲率下降到15%以下，人口覆盖率达到90%以上[10]。不可否认，这一时期扫除文盲的数据中有一定的水分，但人口普查的数据是相对准确的，因而扫盲教育还是取得了一些成绩。
第二，扫盲后继续教育及其他层次的文化技术教育也取得了较大成绩。按年累计计算，从1991年至1999农民小学的毕业生数是2198.3万人；农民中学的毕业生数是284.26万人；各级农民技术培训学校有59886.59万人次从各种形式的技术教育、技术培训中毕业或结业；有47.62万人获得农民中专结业证书[11]。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农村的扫盲后继续教育和其他层次的提高教育取得了较大成绩。
第三，农村县乡村三级文化技术教育网络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与发展。现在全国90%以上的县及县级市都办有县级成人文化技术教育中心，80%以上的乡镇和40%以上的行政村都有成人文化技术学校[11]。在东部经济比较发达的江苏省、广东省等省市区除了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基本普及外，而且有不少学校办得很好、很有特色。例如：根据实地调查，江苏省江阴市申港镇成人教育中心校到2000年已经占地60多亩，校舍两万多平方米，资产2400多万，日均在校学员1500多人。这所学校与一些企业、中学、大专院校乃至国外的一些教育机构建立了比较广泛的联系，已经办成了一个能满足学员各种学习要求的成人教育“大世界”，即所有学员一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按照自己选择的内容、时间和学习方式来参加学习。这说明，到20世纪90年代，不少地方的农村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第四，与农村成人教育相关的远程教育有较大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电、无线电广播、电视和卫星转播技术几乎普及到了全国的各个角落。因此，一般的农村人甚至连穷乡僻壤或高山深谷中的农村人都能在家中收看、收听到电视台、广播电台发送的教育节目。这样，他们可以不出家门，就能学到文化知识、科学技术及其他于素质提高有益的东西。一些农村的成人文化技术学校也充分利用这一条件，提高了办学层次，丰富了教学内容，促进了农村成人教育的发展。
第五，扫盲和农村成人教育的研究与培训有较大的发展。如成立了农村成人教育研究会、建立了西南师范大学扫盲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多次举行扫盲与农村成人教育研讨会；办了不少与农村成人教育相关的刊物等。
此外，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许多地方如上海、广东、山西、贵州等省市区、由省委、省政府制定并公布了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决定。不少地方开展了系列教育活动，如辽宁省利用冬闲开展“燎原之冬”活动，组织广大农民学习实用技术；宁夏在全自治区开展了以扫除文盲和科盲、学文化知识、学科学技术、学经营管理、造就一代新型农民为内容的"231"工程。由于这些工作的开展，人们的教育观念发生了一些有利于农村教育包括农村成人教育发展的变化，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精神文明的建设。
（二）基本经验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之所以在以扫盲教育为重中之重的农村成人教育方面能取得一些成绩，除了受国际上以扫盲教育为重要内容的全民教育潮流的影响外，主要有以下一些因素或经验：
1.党和国家对扫盲与农村成人教育的重视。早在1990年“国际扫盲年”期间，我国有关部门就多次召开会议、发布文件，以推进扫盲及其他方面的农村成人教育。特别是1990年3月，我国派政府代表团参加了“世界全民教育大会”。会议通过的《世界全民教育宣言——满足基本学习需要的行动纲领》强调：“每一个人——儿童、青年和成人——都应获得旨在满足其基本学习需要的受教育机会。”[12](p15)为推进全球性全民教育计划的实施，我国政府于1993年3月1日至4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全民教育国家级大会，会议制定了《中国全民教育行动纲领》，承诺追求世界全民教育大会所确定的教育目标，特别是承诺要在2000年之前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提高广大从业人员的科学文化水平和职业技能。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确定了20世纪90年代的扫盲教育目标和农村成人教育的各项具体任务。1993年10月18日，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讲话时强调：“要重视农村教育工作，重点是扎扎实实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同时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5](p575)此后，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强调扫盲与农村成人教育和提高全民族素质的重要性。如1999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强调：“实施素质教育应当贯穿于幼儿教育、中小学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高等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应当贯穿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等各个方面。”“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简称“两基”），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基础。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继续将‘两基’作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确保2000年‘两基’目标的实现和达标的巩固与提高。”“进一步推进农科教结合，全面推进农村教育综合改革，促进农村普通教育、成人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的统筹协调发展……。”所有这些，都说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扫盲和其他层次的农村成人教育，这是20世纪90年代扫盲及其他方面的农村成人教育能较快发展的重要因素。
2.国家对扫盲及其他层次的农村成人教育的发展采取了一系列保证措施。一是加强了扫盲教育的协调领导工作。全国扫除文盲工作协调小组自1990年3月成立以来，曾多次开展活动，协调全国的扫盲工作。1994年12月，又成立了有十一个部委及团体的相关领导参加的全国扫盲工作部际协调小组，主要负责扫盲工作的宏观指导和检查，动员全社会关心、支持和参与扫盲工作。二是保证了最基本的投入。除继续执行在80年代制定的相关政策外，1995年12月25日国家教育委员会和财政部联合下发了《关于扫盲工作经费问题的通知》，要求“各地应加强对扫盲工作的领导，妥善解决扫盲经费”。并决定中央财政安排扫盲奖励专款用于今后几年的扫盲表彰、奖励工作；要求在实施“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项目的地方，在其安排的配套资金中安排一部分用于扫盲工作：重申“进一步落实国务院《扫除文盲工作条例》规定的经费渠道”。强调“要千方百计落实扫盲经费。”在中央的这些规定的指导下，不少地方特别是云南等省、市、区加大了对扫盲等农村成人教育的投入。基本经费的保障，对于有关工作的顺利进行有重要作用。三是继续加强基地建设。1991年11月6日，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大力发展乡（镇）、村农民文化技术学校的意见》；1995年8月1日，国家教育委员会又印发了《示范性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规程》。这两个文件对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的建设作了比较详细的规定，对加强基地建设起了重要作用。四是继续注重队伍建设。国家教育委员会于1991年10月28日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扫除文盲工作的意见》提出：“各地要认真落实《条例》（指国务院颁布的《扫除文盲工作条例》，引者注）关于‘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在教育事业编制中，充实县、乡（镇）成人教育专职工作人员，加强对农村扫除文盲工作的管理’的要求，并按照有关文件的规定切实解决人员编制和农村成人教育工作者应有的福利待遇，以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稳定干部教师队伍。同时还要认真抓好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的思想和业务素质。”此后，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在一些文件中对此不断加以强调，并通过各种途径、采取各种措施来加强农村成人教育队伍的素质提高工作。
3.教育行政部门特别是成人教育管理部门比较重视对农村成人教育的指导。在这段历史时期，教育行政部门特别是成人教育管理部门除了经常召开工作会和研讨会来研讨、布置相关工作，发布相关文件，推广先进经验外，还特别注意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指导有关工作：
一是实行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策略。早在1991年8月31日召开的全国扫盲协调小组全体成员单位代表会议上就确定了“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分期分批完成扫盲任务”的策略[5](p585)。1991年10月28日，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扫除文盲工作的意见》又明确提出：“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分期分批地完成扫盲任务。各地要根据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认真制定扫盲规划，凡是有扫盲任务的地方，要把任务切实落实到村和人，限期予以扫除。首先要求已经普及初等教育的地方，在普及初等教育后的五年内实现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尚不能普及初等教育的地方，必须在认真抓好普教的同时，积极开展扫盲工作，努力降低文盲比例，减少文盲人数。已经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地方，要按照《条例》要求，积极地继续扫除剩余文盲，使青壮年非文盲率提高到95%以上，实现高标准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1994年9月1日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在90年代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实施意见》又进一步提出：全国按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的不同，对扫盲工作实行“分类指导，分期达标。第一步，经济、教育条件好，占全国人口33%的十个省（市），到1996年前使青壮年文盲率降到5%以下；第二步，经济、教育条件比较好，占全国人口52%的十三个省（区），到1998年前使青壮年文盲率降到5%以下；第三步，经济、教育基础较差，占全国人口15%的六个省（区），到2000年前使壮年文盲率降到15%以下；其中占该地区1/3人口以上的城镇、条件比较好的农村使青壮年文盲率降到5%以下。”针对各地区的不同情况，国家教委（教育部）成人教育司等部门还分别召开了各片区的工作会议。这种分类指导的措施，基本符合我国经济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对促进各地加强扫盲教育工作有重要作用。
二是特别注重利用考核、评估、奖励等激励手段。1990年以后，中央教育行政部门加强了扫盲教育的检查验收工作。一方面，国家教育委员会制定了扫盲教育检查验收的基本条例或规程。例如：《扫除青壮年文盲单位考核验收办法》(1992.10.22)；《个人脱盲考试内容》(1992.10.22)；《县级扫除青壮年文盲单位检查评估办法（试行）》(1993.3.8)；《对〈县级扫除青壮年文盲单位检查评估办法〉（试行）有关指标的说明》(1993.5.20)等；另一方面，多次组织层层把关的检查验收活动。到现在，在地方自查的基础上，全国已经有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通过了教育部组织的抽查评估。在检查验收的基础上，对一些先进单位和个人予以各种形式的表彰、奖励。这一时期，几乎每年都要对全国扫除文盲先进单位、先进工作者和农村成人教育先进学校进行表彰，表彰的荣誉称号除了传统的先进地区、先进单位、先进工作者等称号外，还有“巾帼扫盲奖”；“中华扫盲奖”等奖项和对国家级、省级重点成人文化技术学校的认定等。这些措施，对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起到了重要作用。
4.部分地区注意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这一时期各地继承和发扬了原来行之有效的一些工作经验，诸如：普及初等教育、扫盲和扫盲后继续教育统筹规划，协调发展；教育的内容与学员的生产、生活紧密结合；教学形式因地因时因人制宜，灵活多样；注重教材建设等。在此基础上，部分地区进一步创造了一些新的工作经验，拓展新的教育领域。例如：福建省坚持扫盲工作“八到村”：即组织领导、宣传发动、计划任务、“双线”承包、乡规民约、检查督促、建档立卡、考核验收八到村。行政村再进一步落实到自然村、居民小组。这使扫盲工作落到了实处，从而使福建农村在90年代再次掀起了学文化学技术新高潮；青岛市实施的“双五富民工程”：从1997年起，用五年时间，通过各级各类成人学校的培训，使50万农户年均收入高于其他农户10%以上；湖南省实施了“现代农业新技术推广示范工程”；湖北省开展了“成人教育扶贫攻坚年”的教育活动。在完成传统的扫盲任务的地区特别是东部地区，及时提高农村成人教育的层次，拓宽农村成人教育的领域、开辟农村成人教育的新路。如江苏的无锡、苏州，广东的顺德等地，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完成了扫盲任务。近几年在广泛开展文化技术教育、扩大农村成人教育的功能与作用、获得规模效益的基础上，又开始大抓社区教育。其目的是要充分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建立学习化的社会，建立终身教育体系，开创农村成人教育的新局面。
（三）主要问题与教训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国各地的扫盲教育和其他层次的农村成人教育的发展极不平衡。有许多地方的工作非常扎实，而另外有一些地方工作较差，甚至纯粹弄虚作假。特别是有些地方的领导在基本完成传统的扫盲教育任务后，就不再重视农村成人教育。因此，我国当前农村成人教育还存在许多比较严重的问题。如扫盲和其他层次的农村成人教育的发展方向不明确、缺乏经费、机构不健全、队伍不稳定、基地受破坏、有些地方的农村成人教育出现严重倒退等。这说明，我国的农村成人教育还潜藏着巨大的危机，扫盲和其他层次的农村成人教育的潜力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这些问题如果不加到研究和解决，农村成人教育就不能得到发展，农民的素质就难以得以较大的提高，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希望。而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有些地方领导的素质较差，特别是没有真正确立“科教兴国”的观念和整个社会应该协调发展的意识，缺乏驾驭全局的能力。因此，建立有效机制，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素质，在些基础上真正从农村各方面协调发展这个大局来抓好农村成人教育工作，是保证农村成人教育健康发展的关键。
综上所述，当代中国的扫盲教育和其他层次的农村成人教育在其发展的历程中经历了一些曲折，受到了一些冲击，有不少深刻的教训，但总体来说，其发展速度较快，所取得的成绩比较显著，所积累的经验比较丰富。因此，在未来特别是21世纪的前期，我国应当充分继承过去50余年在农村成人教育方面的优良传统和有益经验，吸取过去的一些教训，努力克服当前和今后工作中的各种困难，积极解决扫盲与农村成人教育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使我国的扫盲教育及其他层次的农村成人教育能够获得高水平的发展，使我国农村居民的素质能够得到较大的提高，从而为我国农村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