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大基因亟待突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突变论文,基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汪建1954年出生于湖南，挣过很多钱，也受过很多穷。1999年，汪建创办华大基因，影响范围出不了科研圈，最近几年，这家公司被称为是生物基因行业的腾讯。这是明显误读。简单比较一下可知，腾讯在互联网内社交、游戏两块已经具有一定统治力，华大基因却没有建立起高不可攀的壁垒和难以逾越的护城河。 当然，汪建本人的兴趣可能并不在此。但是，他受的穷却与华大基因密切相关。 文化大革命时，14岁的汪建下乡至湘西。很小年纪就当上了生产队长。在生产队记工分的年代，汪建的工作量经常超额完成，别人一天能记到10分，他可以记到15分。闲暇之时，他带领一些队员开挖了半个篮球场，买来篮球打着玩，有时规定打输的人帮打赢的人完成工分。 20世纪70年代的某一年，汪建凭工分一下子分到4000多斤粮食，一家人一年也吃不完，这让他成为超过同辈的“富人”，第一次感受到身外之物有时多了毫无意义。 20世纪90年代，汪建漂在美国求学。1994年，回国创办北京GBI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兼总裁，有时会回到美国，用校友于军的实验室做研究，做艾滋病、乙肝诊断试剂生意。国内第一个艾滋病药剂文号是批给汪建的。当时美国进口的一个试剂盒4000多元，而汪建的产品只需400元。巨大的差价让产品大受欢迎，“当时就像是印钞票一样，钱唰唰地进”。做了三年，赚了几千万，汪建再次感受到当年分到4000斤粮食时的心态，“赚钱太容易，没意思”。 经历了下乡、下洋和下海，暴富之后，汪建想把马斯洛需求往上更推进一层。他和于军、杨焕明等人想到代表中国参与1%人类基因组计划，为此抵押变卖了赚钱的GBI公司。他常说“必须有一些吃饱撑着的人去做一些科研探索”，从此开始受穷。 汪建最近一次陷入钱之窘境是2012年。当年9月，华大基因对外宣布，与美国一家测序仪生产商CG达成收购协议，华大出价为1.176亿美元。此收购案在当年12月份通过美国对外投资部门和反垄断部门审查，2013年3月完成交割。 “当时差一点被拖垮了。只要在调查，（华大）就要每个月支付工资。外加其它成本，一个月相当于几千万美元支出，约合一亿人民币。”当时在华大基因工作的赵柏闻回忆。华大收购CG公司，受到很多阻挡，美国国内一些势力给出的反对意见是担心构成垄断。 这个很难成立。毕竟，在美国还有号称生物基因界英特尔的IIlumina公司，CG只是美国一家相对不太大的测序仪生产商。这次阻挠华大收购CG的力量中正有IIlumina公司。 实际上，当时的对手昔日还是生意场上的好伙伴。在2010年，华大基因汪建拿到国家开发银行15亿美元的贷款额度，从Illumina购买了128台当时最先进的高通量测序仪，成为IIlumina迄今最大一笔订单。华大基因也在之前拥有20多台测序仪基础上，一跃成为全球最大基因测序服务提供商。当华大想通过收购获得技术和数据，弥补上游短板时，遭到IIlumina阻挠。 生意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如果生意场隔着太平洋，在汪建看来，更得提高警惕，不能仅仅用商业思维去思考。 还有一件事与美国有关。赵柏闻在华大做认知基因研究时，美国有一家机构辗转找上门来，提出外包美国退伍军人的基因测序业务，整个项目可能有10亿美元规模。赵柏闻告诉了汪建，汪建分析完后认为美国相关机构可能不放手，不要过于乐观。后来正如汪建所料，美方最终找了本国的一家公司，技术上属于老一代，没有华大先进。 汪建读过《毛泽东选集》5遍，《邓小平文选》3遍，思想上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美国拿反垄断说事和散发着冷战思维的案例不断地印证汪建的判断并未过时。 所以，汪建喜欢和他器重的人谈大事。1986年出生的李英睿早年加入华大时，大学肄业，后来成为华大科技CEO和华大的首席科学家。他与汪建探讨过一个话题，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之于日本强大的作用，二战后日本抓住电子工业、汽车工业迅速走强。一个国家的强大，必须要抓住一些关键行业战略性机遇。在汪建看来，生物基因行业提供了这样一个机遇。 汪建曾经以朱德和毛泽东当年上井冈山的事件举例，说明真正要在全球占据生物基因行业要害地位，需要靠子弟兵奉献，职业军人之于事业不可靠。 “老毛带了队伍秋收起义比朱德还晚，到湖南打了一通，人家要杀他，他跑到井冈山，建了一个小小根据地。然后朱德是带着南昌起义正规军，到外面打了一圈。他俩都是靠打土豪、分田地，朱德打了土豪分田地就把顺的银子要跟师长、团长、连长按等级给人家工资。这是职业军人。老毛那是什么？红米饭、南瓜汤、草鞋绑腿，大家都一样，最后朱德去投奔老毛，老毛打土豪银子一弄来，大家有饭一起吃，没饭大家饿。”汪建希望，“这个原始共产主义时期拉得越长越好”。 汪建的想法是真实存在的，可是对年轻一辈来说，太过遥远、不太现实、难以理解。年轻人有自己的行动。2014年，昔日的高中肄业生赵柏闻，在华大待了5年后选择创业；2015年8月，李英睿选择与王俊一起离职华大创业。至此，汪建学习毛泽东树立的三代华大基因科技明星，王俊（1976年生）、李英睿（1986年生）和赵柏闻（1992年生）都选择离职创业，追赶自己的时代浪潮。 汪建常称自己是50后老人、00后心态，主张要和年轻人打交道，未来是属于年轻人的。可是，像一艘航母，汪建掌舵的华大基因冲向宏大目标时，他所看中的年轻人（有些是重量级舵手、指挥官）弃船离他而去。 汪建那种深藏于内心深处、富有历史责任感的宏大理想情怀，竟然与年轻人万众创业的热情掰起了手腕。一个时代的人对另一个时代的人所能开出来的最大玩笑，莫过如此。 2015年12月，华大基因正式进入国内IPO创业板排队序列。对内对外，华大基因都到了一个重新审视自身基因的窗口期。 “不是一家商业公司” 不知从哪一年开始，汪建每一年都会有意识地召集在北京创业的前部下，围在一起吃顿饭，聊一聊，不准拍照、不准发微博、微信朋友圈。2016年聚会时间本在6月，因故推迟。按汪建说法，基因行业足够大，华大基因是一艘航母，“你们先出来的开始是小舢板，我们没必要硬碰”。 聚会的人有2010年从华大离职创业的高扬，成立贝瑞和康，主攻无创产前检测；有2011年离职创业的李瑞强，早期打算做分子育种，后来转向到科研服务，成立诺禾致源；有安诺优达；还有2014年离职的赵柏闻，他的量化健康公司主攻一个人体共生的肠道微生物。这些人的业务选择，或多或少是华大基因过去跑马圈过的一部分。 他们很清楚汪建的行事方式。“国家不做的，我替它做了，比如小米、石斑鱼等研究。这不就是老汪吗？”赵柏闻说。赵柏闻把在华大的5年时间看作上大学，他在华大的第一个导师型领导是李英睿，李英睿注意到汪建在意一些“示范性功勋产业”。 松散的布局，让华大外强中干。2011年蒋智和李瑞强从华大离职，创办诺禾致源，做基因测序科研服务，蒋智说“并没有经历多么激烈的竞争”，用了三年多时间，业务量超过华大基因（主要是华大科技）。曾经，华大占据八成市场份额的科研服务测序业务，诺禾致源的很多客户是从华大那里抢过来，主要靠售后服务好、快速反应。 在其它行业，先发优势一旦确立，很难超越，但对华大科技不是如此。曾经，华大基因对外称2010年营收达到10亿元人民币。后来华大基因披露的招股书显示，华大科技2013年、2014年营业收入分别为6.16亿元、6.45亿元，净利润分别为0.99亿元、0.65亿元。2015年上半年，竞争加剧，净利润再次下跌至0.12亿元。随着竞争对手增多，华大传统强项业务，营收增长不乐观，利润下降。 据业内人估计，华大控股另一块营收来自华大医学，收入规模与华大科技差不多。但是这一块因为政策还未完全放开，各路公司已经开始提前布局。前些年都是华大的人出来创业，现在更多非华大系的人，有些已经开始烧钱。 尽管如此，汪建并未下决心、动真格提升公司商业竞争力，而是对内、对外常释放一些华大超越商业、工业时代，是生物经济代表，“不是一家商业公司”的说法。 汪建也有凶狠的一面。华大另一块医疗健康业务，无论是无创产前检查、肿瘤，还是个人基因组业务，都在经受群狼撕咬。2014年6月之后，因为行业政策放宽，活络过来的华大基因扮演起价格屠夫角色。在基因检测应用最为成熟的产前无创检查领域，华大基因一下子把一次检测服务价格定到880元，而行业平均价格之前还在3000多元。竞争对手被迫跟进。 博奥生物负责人程京为此提出质疑，如此低的价格是否以牺牲品质为代价，是否能长久？ 凶猛的价格战让业内闻到熟悉的味道。《环球企业家》杂志2013年对汪建做过一次采访报道。其中透露，华大在与比尔·盖茨合作的项目中，有一项针对妇女的宫颈癌基因检测（宫颈癌由HPV病毒感染引起）。华大基因已将这个技术应用于国内临床。医院的传统检测需要1680元，华大基因一路把价格杀到68元。 于军的学生任鲁风说，最早的时候国内有几十家在做此项HPV检测、做疫苗。这项病的发病率在国内是百分之几的水平。当时，基因技术检测正常要几百块钱，华大流血式价格战扰乱了行业的良性竞争。“你现在去问问华大的HPV，现在都不怎么提这个事了。”任鲁风说。 记者把这个问题转述给汪建，汪建愤然回击。“你一问问题就是工业时代的想法。要消灭一切害人虫，毛主席教导我们。”他转而顿了顿，“HPV过年就要被消灭了，你问女同胞好不好，你不要问市场，不要问那群商人，不要问那群为了赚钱到这个领域来的人”。 汪建“不问市场”的态度，让他的对手程京们吃了不少苦头。“慷别人之慨”，“商业上能够成立吗？”程京很怀疑华大打着老百姓名义血洗市场。程京有自己的判断依据。博奥生物和汪建的华大基因一起承担着中华骨髓库分型检测工作。2015年初，程京接受记者采访时，出示了一份2014主管部门抽查数据统计，抽查了华大基因1000多份，不合格率是0.5%。博奥的100%合格。中华骨髓库建在博奥公司北京昌平区办公楼下面，负责单位是博奥。 程京为此质问华大，能否提高准确率，得到的回复是“人员流失太严重”。检测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环节需要有经验的技术人员把关，这些人被新手替代，是出错根源。华大公关人员向记者强调，合格率达到99.5%是合格的，国家规定合格率是98%。 “先占领山头，再打扫战场。”汪建的表态预示着对手的厄运还没有到头，“未来我还要再把880元（无创检测费用）后面去掉一个0！为老百姓服务的东西为什么不能再便宜？我的工作就是不断地去0、去0、再去0”。 同处于深圳，华大基因是一家民营公司，华为也是一家民营公司。但是前者身上很难找到后者身上那种作为民营公司在商言商的自觉。汪建作为董事长，经常提出华大要超越工业经济，成为生物经济代表。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却一直慎言跨越式发展，更注重几万个人集中才智做好一件事，夯实基础。当然，他也比汪建凶悍，对华为出走的同业竞争者李一男打击不惜血本。 具体事务上，汪建很少管。赚钱、并购等大事顶冲在前面的是CEO王俊。华大赚钱项目、融资70亿和海外并购等等，王俊花了很多精力。买CG的第一封邮件是对方给王俊发的邮件，中间他经历了所有过程，包括和律师事务所、投行等商谈，单为收购CG，王俊飞了很多趟旧金山。 “老汪是不喜欢资本的，他公开讲过多少次了，他怎么可能会那么细地跟投资人去谈这些东西？他更多关注政策这一块。”王俊2016年4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汪建行事多少有些不拘一格。为了赵柏闻不参加高考去华大工作，汪建特地写了一封亲笔信让赵柏闻带给了人大附中校长。赵柏闻想去做认知基因领域研究，汪建特批，并以华大基因背书，申请到深圳市政府的专项支持资金。“老汪不是一个功利心很强、商业目的很强的人。像长辈对晚辈，不涉。”赵柏闻评价汪建。 随性还反映在华大内部对管理层提拔没有严格标准。汪建曾经在2014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我们这儿，很多人举手说我做这个事，行了就把队伍拉起来。现在开始慢慢出来一些评价体系，一出评价体系条条框框就来了。” 汪建重战略、有魄力、谋长远，在具体业务覆盖领域上却显出大而全、缺乏重心。赵柏闻创业所研究的人体共生微生物，在华大也有。“这个方向包括在百种食材项目中，很有华大特色，非常的大而全，不是一般公司能做的。”赵柏闻说。“先不管这事做得如何，先把地圈上，华大过去几年一直在于这样一件事情。” 联合创办诺禾致源的前华大产业线总监蒋智则指出：“用基因手段做服务还是做产业，是两码事，做服务，可以什么都做。但是做产业，比如华大的石斑鱼项目，真要做养殖产业，不是一个简单的事。”诺禾致源清醒地集中精力做科研服务，一个客户一个客户地积累，做好繁琐的售后服务，居然三四年时间业务量超过华大“不止一点”。 2012年下半年开始，一改此前对资本市场的排斥态度，华大基因先后为旗下华大科技和华大医学融资。超过50家投资机构投了华大控股，不乏红杉、软银等知名机构。几轮融资之后，资本很难在汪建面前找到优势感。“不许投资人讨价还价。”汪建接受采访时说，“我不喜欢他们拿钱过来就是要管我，但现在不同了，我现在是大股东，他们也被我彻底洗了脑”。 此前一年，汪建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华大基因整体中的核心部分并没有商业化。核心部分是指我们的四个非盈利机构：华大研究院、华大学院、国家基因库、《Giga Science》杂志，人才和科研都在这里。一家机构中最重要的资产没有放入上市公司之中会不会引起投资者紧张？汪建不在意。 “走上层路线” 目前为止，国内多数基于基因测序技术的医学和健康项目，都处于灰色地带。接受程度最高的是无创产前DNA检测技术，只需要提取孕妇5毫升血液，就可以准确地检测胎儿是否患有唐氏综合症，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进行羊水穿刺（有0.5%流产风险）。 即便如此，2015年，只有湖南省和贵州省出台了关于支持基因测序技术应用的相关政策，并对部分产前检测进行了免费开放的规定，但对于孕妇无创产前检测纳入医保却未作出明确的规定。换句话说，基因产业大规模爆发尚待时日，命门卡在政策手里。 对此，汪建心知肚明。很长一段时间里，汪建积极地奔走宣讲，为华大基因争取更有利的政策条件一度被称为“基因教父”。 2014年3月份，汪建请人吃了一顿气氛注定无法融洽的晚餐。在清华大学的一个餐厅里，他和中国生物基因界顶尖人物聚在一起。汪建的约见对象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程京，生物芯片行业领军人物，有一家清华控股旗下的博奥生物公司，和华大基因是竞争对手。而且，程京因为一些事情对汪建有意见。 程京曾经有过两次和华大基因合作的经历，都留下了不愉快的记忆。第一次，程京的人帮助华大基因开发基因测序用的克隆提取器，双方熟悉，互相信任，甚至没有签合同。等做完，程京要交货了，汪建说没有钱。“我们员工花了那么多心血做完之后，按规定是要给奖励的。”程京对记者说。第二次合作又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程京自此觉得，与汪建“可以吃饭喝酒，可以在一块玩，最好不要谈公事”。 汪建知道程京心思。他请原南开大学校长饶子和当中间人，饶子和另一个身份是中国分子生物物理与结构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说话够分量。汪建说，为了华大，他可以去求人，做啥都可以。 2014年2月，卫计委、药监局一起发文叫停了国内几乎所有的基因检测服务，这等于断了华大基因在医学和健康方面的业务前程。华大基因之前一直通过基因检测技术为其它科研机构提供商业服务，但转向个人的医学和健康服务显然是一块更有前景和利润的业务，业内专家们普遍预计，这将是可以和（移动）互联网、空间技术服务相提并论的新兴行业，至少会超过手机业。 遭遇政策叫停，汪建开始不停地奔走游说。他通过新华社的朋友找到记者写了一整本的华大基因报道，诉说基因战略之于国家的重要性；他找了广东省、北京市等地的很多人帮着说话。找到程京，是想谈一项合作绕过政策限制。程京的博奥生物在2013年9月拿到卫生部全国唯一的个性化医学检测特许，可以继续提供基于基因的医学和健康服务。 事情最终在2014年6月得到解决。卫计委等部门批准了华大基因两款无创产前检测设备，这意味着束缚在华大基因头上的政策紧箍咒松开，汪建大大松了一口气，很快张罗着在北京开了一场发布会。当时汪建摔了腿，拄着拐杖来到会场与媒体交流。 2014年11月，华大控股在资本市场上再次有所动作，以所持价值10亿元的测序仪及配套试剂生产资产（主要是收购的CG）对华大医学增资。就设备和仪器的商业前景来说，美国Illunima上市后市值是200多亿美元。 2015年1月10日中午，汪建和助理一起出现在北京会议中心，在其间的一个咖啡厅里接受记者采访。一行人前一天从深圳飞到北京，是为了参加全国科技会议，采访定在午间会议休息时间。 汪建穿着休闲黄夹克，拉链未拉，脚上穿着深绿色的带孔凉鞋。和之前露脚趾的凉鞋相比，他喜欢这种90块钱淘宝买来的凉鞋，一年四季、不分场合都可以穿，天冷就穿厚袜子，天热就换薄一些的袜子。生活上，汪建没有太多要求。 “华大又是小五。”汪建高兴地对记者说。在这场规格颇高的全国性会议上，与会者是科技部科技体系各省科技厅厅长、各中央部委科技司司长，还有几个国家投资上千亿的重大项目、转基因办、突发卫生情况办、新药创制办等方面的人。面对这些人，汪建将代表华大基因做第五个发言者，排在他前面的是宣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来信的代表、科技部部长万钢、卫计委和中科院的相关负责人，然后是华大。 作为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在不同场合强调华大的“老五”地位。首先是科研成果，在全国各家科研机构中，华大基因在全球顶级的《科学》《自然》杂志上发表论文总数量排在第五，前面是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院校。“把华大7年来发表论文200篇的数字加到下面的发言稿中。”采访间隙，他两次提醒助手朱岩梅。 另一个排行第五，让人摸不着头脑。汪建把华大基因排在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全国妇联和全国少先队之后。汪建喜欢把华大基因和这些全国性社团组织机构相提并论，其骨子里似乎有一种理想主义，一丝改造社会的执念。 2007年华大基因落地深圳市，深圳市给了一些优惠政策和支持资金。作为落地回报，华大基因完成了中国人基因组、熊猫和珠峰计划，帮深圳市弄出了基因科技界的动响。针对汪建的指责随之而来，说其擅长“走上层路线”。面对质疑，汪建反问：“民营机构谁能走上层路线？谁又会举债去走上层路线？”他把获得当地政府支持归因于基因研究代表着大科学家、大政治家、大金融投资者都认可的方向。 在深圳盐田总部，汪建给华大基因员工立下了一些奇怪规定。公司大堂电梯口设有电子体重秤，胖子要接受罚款，戒烟的人会得到奖励。 华大内部员工，入职不久都会做一些基因检测。很多检测都是远低于市场价，有些则完全免费。华大农业部门研发生产的水稻、玉米和石斑鱼，有时会作为福利发放给员工。“要让内部员工比外面先享受到好处。”汪建说，“改变不了世界，就先改变自己的小氛围、小环境，然后再慢慢改变更多人。” 历史与新篇 1999年9月9日，华大基因在北京顺义举行成立仪式，一切都欣欣向荣、热火朝天。中国工程院前院士李宁参加了仪式，看着厂区打着的标语，“大干快上，XX天完成XX任务”（主要是1%人类基因组计划），非常羡慕。相较于缺乏活力的科研体制，华大基因作为科研机构注册为私人公司，在当时看来，是非常大胆的创新和尝试。“他们非常猛。”李宁评价。 不过，注册为私营公司不是汪建和于军的初心。他们的愿望是像美国一样，注册一家民营公益性研究机构，既可以接受捐款，又可以与公司一起合作开展科研，有所收入。到了工商局，才发现国内根本没有此类型机构，注册不了。最后妥协的产物是华大基因（BGI），它连同中国科学院遗传所下面的人类基因组中心一起，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至今，于军的学生任鲁风还念念不忘要给老师捐一所民营公益性研究机构。 在美国，有一套很成熟的机制设计，像一颗强大的心脏，给美国科研以动力。这套机制的核心法律（Bayh-Dole Act）规定联邦政府科研费用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直接成本给到科研人员，一部分间接成本给到学校等机构，两者比例一般是1:1。这套机制要求发明人的单位帮助发明人申请专利，申请后产权归机构所有，但是机构必须要成立一个转让办公室，把成果以最快的速度转让别人，不能搁置。Bayh-Dole Act解决了科研成果产权归宿，并且有严格考核。 这一切，对于汪建和于军而言，只能羡慕。“中国自然基金今年（2014年）才开始分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于军评价，具体出现效果仍然受很多因素制约。“Bayh-Dole Act是美国科学之所以超前发展的原动力，科技成果转化得又多又快。”于军感叹，如果国内也有这一套体系，可能在华大基因基础上已经办了好几个企业了。 国内科研一直缺乏此类聪明的设计。某种程度上而言，华大基因的成立，是一种对美国科研体制的模仿和变形，是立足于国内的一次科研自救性质的尝试。 8年后，因为对未来看法不同，综合权衡之后，华盛顿大学毕业的创业伙伴汪建和于军分道扬镳。华大基因和体制内基因组中心这一对“连体婴儿”被强行拆分。这一年是2007年，新一代高通量测序仪面世，将测序成本降了一个量级，测序速度提升一个量级，汪建认为是一个独立的机会，他带着200多人南下，先到杭州，后至深圳“裸奔”。所有的物资、设备和资金等等，汪建一样没有带。于军带领着博士生胡松年等100多人留在体制内。 又过了8年，这时李宁院士已经因为挪用科研经费身陷囹圄。相较于老一辈，王俊从华大基因离职创业，创立碳云科技，肩上的历史包袱要少得多。2016年4月的一个上午，他在深圳一处科技园通敞、开放的办公区里接受了记者专访。“我们要做和华大基因不一样的东西，要做生态。” 王俊不愿意多谈为什么选择在华大股份公司冲击上市的节骨眼离职创业。在他正式离职华大之前大半年——2014年12月，华大启动了华大医学与华大科技重组，华大科技成为华大医学的控股子公司。2015年上半年，华大医学再次进行了融资。 “这个（团队一起出来创业）是我们集体决定的，这种决定有时候是他们怂恿我的。”王俊补充说，他和老汪（汪建）还有着很好的私人关系，仍然是华大的董事。 碳云科技接下来的工作是通过基因、蛋白、代谢甚至人的行为习惯等各种数据的采集，加上人工智能分析算法和智能硬件技术，最终用人工数据的模型建立一个“阿凡达”。而第一步可能是精准美容项目。 在王俊和李英睿身上，不会再担心科研经费的皇粮，也会更加注重用商业智慧去拼杀，在商言商，这点与上一代汪建、于军不同。“坚决不要再搞个人英雄主义”，王俊强调碳云将激发大家的兴趣，一起合伙做。 他一出手、亮相，身边就站着几乎可以号令互联网半壁江山的马化腾，凭着华大内部的北大系班底，在还没有建一间实验室的时候，整个碳云科技公司估值已达50亿元。华大科技前任CEO、现任碳云科技首席科学家李英睿则称，碳云将搭建一个底层数据引擎，成为平台型公司，帮助支持诊断型公司。“与华大不一样才是兴趣所在。”他说。 华大基因最早的钱来源五花八门。于军告诉记者，遗传所陈受宜为人类基因组中心成立拨出10万美元，算作启动经费。又通过杨焕明，从丹麦的基金项目要过来400万美元。汪建把自己开的经营试剂的公司GBI倒腾了一下，得到4000万人民币，有3000万投入其中。 当时做基因研究是昂贵的，每个基因位点要几十块钱，而基因位点是以几十万来计数的。凑来的钱很快花光，经费一直困扰着华大基因。汪建和研究员胡松年有一次一起开着车去胡松年在天津的家中，只为从胡松年妈妈那里筹集十余万元。当时，华大基因向员工举债是常有的事。胡松年记得，当时筹钱人名单张榜公布出来，贴满了一玻璃墙。 和于军一起爬梧桐山 1998年，于军从国外学成归国，解决了体制上身份问题，成为国内科研体制的一分子后，常常痛惜国内科研体制始终没有理顺。一度华大基因整体接受了“招安”，成为正厅级研究机构，汪建也变成副所长，在所里拿工资，可以享受高干病房。 2006年某一天，汪建郑重地叫住了于军，他之前从未这样做过。在华大，汪建是CEO，于军是首席科学家，杨焕明是董事长角色。汪建和于军从没有红过脸。于军为了解决经济困境，打算在科研之外帮社会上的用户做基因检测以贴补华大费用。 当时基因技术第一次在社会上传开，各种“一滴血检测出多少种疾病”的宣传甚嚣尘上，有些严重的甚至发展成老鼠会，卷去很多老人的钱。汪建认为利用国家身份做类似于江湖医生的事不合适。 2003年非典过后，一直到2006年那段时间，整个国内基因研究缺少新意，国外的技术也没有突破性进展，相对沉寂。汪建较早预见到这一困境，写进了《华大之路》的文章中，给全华大的人都看了。然后，他为了躲于军，跑去西藏，在那里常与时任西藏区委书记的胡春华聊天，聊科研。 曾经有一段时间，汪建南下之后的华大基因几乎要黄了，所幸国家“十二五”规划到了。从“十二五”开始，科技口项目不沾上分子基本列不止。包括973、86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都鼓励和分子关系。科技部立课题，不立常规培育新品种、人工授精等低档次的，都需要有分子机制才能高大上。 像一阵风一样，基因测序业务猛增成为趋势，民营的华大最终活了过来，年营收慢慢过了5亿元，获得向医学和健康业务转型的资本。 在汪建心中，于军是国内基因学术领域真正的领军人物和元老，汪建一直希望能有机会与他再次携手，完成未竟的科技强国事业。 2014年的一天，汪建把于军请到深圳华大基因参观，又陪他去了香港华大，一起待了整整20多个小时。于军当初留在体制内，汪建写了一个打油诗句“本是山中来，还回山中去”，意指于军为科研而回国，又留在体制内。 这次深圳聚首于梧桐山下，汪建诗兴勃发，写出“要把梧桐高枝占，再写新篇”。汪建试图以热情感染于军，“我们都是下乡知青，都在华盛顿大学留学，又在基因领域做出华大基因，应该再度联手在深圳这片热土开拓”。 汪建需要加强上游科研实力，2013年花大价钱买来的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Complete Genomics（CG）公司，暂时还没能整合好变成华大自己的肌肉。 于军拒绝了。于军和学生任鲁风带着一批人，与紫鑫药业合作，独立研制分子诊断设备，尽管前途艰辛，他们还是试图以华大基因不一样的方式去做研发平台，与国外基因平台IIlumina和Life Technologies竞争。当然，等华大基因的测序仪面世，也要与之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