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国际性通货紧缩”：98中美经济握手及其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通货紧缩论文,国际性论文,意义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货币资本市场尚未对外开放，因此，乍一看来，中国中央银行的利率调整只需根据中国国内的情况和需要来决策。但是，在中国的实际经济（贸易加投资）已经高度国际化以及人民币汇率稳定成为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的国际宏观经济焦点之一后，中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整开始需要参考国际经济环境因素并且具有重要国际意义。
在太平洋彼岸，1998年初以来有关“美国泡沫经济”的舆论似乎在对美国中央银行的政策姿态产生愈来愈大的压力和影响，同时又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出现的国际资本大流动，而使世界的货币资金市场形成了对美国货币政策调整的更加密切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两国的经济和货币当局各自面临着新的挑战，日益多的因素相互牵连，使得两国高层政治界和宏观经济界握手和交流的世界意义，前所未有地突出起来。
一次经济导向的首脑会议
1998年6月26日至7月4日，应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邀请，美国总统克林顿率政府代表团对中国进行了9天的国事访问（包括访问特别行政区香港）。这是克林顿总统对江泽民主席1997年访美的回访，而且提前了行期（原计划1998年10月左右）。这是中美两国关系史上有重要意义的积极事件，它对整个世界走向和平发展也有着重要推动作用。
这次首脑会议的时间背景，正是国际宏观经济围绕日元前景问题而忐忑不安的时候。从3月初开始，日元与美元汇率在摇摆中走低逐步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日本的经济规模按生产总值计算仅次于美国，一年进口额3500亿美元左右，占世界总进口的6.5%；日本也是对外投资大国，尤其在东亚地区，日本的公司和银行一直到1997年前都是十分活跃的。但是，日元汇率在前几年已经降值的基础上进一步呈现软弱趋势。6月初，日本外汇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日元／美元比价突破140大关。东南亚金融市场再次紧张起来。中国自1997年10月起向国际社会作出的保持人民汇率稳定的承诺受到了新的威胁。
在美国时间的6月17日，美国货币当局“突然”干预了纽约的外汇市场，抛售美元，购入日元。在日本，东京的金融当局也进行了类似的干预。美日两国总共投入的资金可能有40亿美元。日元／美元汇率降到了140以下。日元／美元汇率不再是一个“双边”经济问题，它关系到整个亚洲的经济前景。同时，中国的人民币是否保持稳定，也不再是一个仅有局部意义的问题，它也关系到整个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在近期的前景。
“国际性通货紧缩”的迹象
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国际意义，千条万条，说到底，在目前的世界经济形势下，就是遏制崭露头角的“国际性通货紧缩”，通过维持中国的实际总需求及其所伴随的对外贸易和投资需求的增长来支持亚洲和世界总需求的增长。
今年早些时候，我们曾在一篇文章中谈论全球通货走势问题，当时，我们指出有四个因素在倾向于促使世界总需求增长减缓，它们是：
——一些发达国家加速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其中主要包括日本在1997年4月实行的增税措施、欧盟成员国为实现“马约”趋同标准而采取的缩小财政赤字、减少政府债务的措施、美国政府消减公共开支等等；
——在一些高度国际化产业中显露出来的“全球性生产能力过剩”，例如在汽车、炼油、电脑制造和造船等行业；
——东南亚地区的金融动荡，它们的货币贬值未能产生出刺激需求增长的“杠杆作用”，这一方面表现为它们的进口需求出现“崩溃性的”收缩，另一方面缓慢的出口增长无法及时启动它们的经济、进而在一段时期后带动其进口需求增长；
——世界各地官方外汇储备的大量增加，这主要是各地政府出于对动荡不安的国际金融形势的担忧而作出的审慎性反应，其客观作用是提高了对付短期波动的、同时也给经济的自发性增长嵌入了一个较大的制动阀。
从那时以来，整个世界经济处于微妙的运行之中：美国的货币政策姿态保持基本不变的态势，欧洲忙于实施欧元、推进地区货币一体化进程，日本政府对外公布的刺激经济的一揽子政策方案则数次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而未能如愿，东南亚地区（以及韩国）出现了新的动荡，本来已开始调低的利率重新升高，它们的银行体系面临新的冲击，国内经济复苏的时间表再次被推迟。此外，几个较新的迹象也展现出来了：
1.国际资金大量向美国资金市场流动。国际清算银行(BIS)1998年度报告披露，1996年到1997年半年之间，亚洲从资本流入1000亿美元转变为流出1000亿美元。这些从亚洲流出的资金来自受到金融动荡折磨的东南亚，来自对国内回报率失去信心的日本。在印度尼西亚政权于今春更迭前后，可能有500亿美元流出了这个国家。日本的投资商们在4月上旬的10天中就可能购买了价值为210亿美元的外国证券资产。这些流出的资金大都流向了美国，一方面促使亚洲地区的货币回升乏力，另一方面促使美国的资产价格不断上扬。10年期政府债券收益率在日本现在仅为1.50%，在美国则为5.51%，差距十分明显。道琼斯股指即使按低于9000点计算，也比一年前的1997年6月升值了18%以上。近年外国资金大规模流入美国，似乎主要流进了美国的证券市场。美国商务部的统计数字说，1997年外国在美直接投资为708亿美元，比1996年还减少91亿美元。
证券市场资金流量的增加，当然会促使证券资产价格的上扬，而这又会引起美元汇价“坚挺”，进而使得美元表示的资产回报率更加“看好”。这种情况似乎成了当前国际经济循环中的一种“自我循环”。
加快了的国际短期资金流动给各国的经济当局带来新的难题。对流入国，广义货币会显著增加，按传统货币理论，货币当局这时似乎应当通过加息来抑制货币增长。但是，在这个新形势下，任何加息的措施都可能导致更多的短期资金的流入。对流出国或可能流出国，资金从实际经济向货币市场的转换可能增多。这种转换，一方面可能导致从统计上看货币增长并未发生逆转，但对实际经济来说的不利“逆转”或许已经或即将出现，另一方面也可能对国内金融部门产生出新的压力，使它们为应付增加了的对流动性的需求而不太情愿将资金投入带风险的长期项目中。此外，加快了的国际短期资金流动在现代技术条件下，不会在短期中带来什么新增就业机会，因为要完成多达几百万甚至上千万货币单位的资金转移，金融机构不需要增加几个人手。
2.贸易渠道有所变样。从统计上看，遭受严重经济危机的东亚国家大多未能在其货币贬值后看到出口大幅度增加。1998年4个月中，韩国出口增长8.2%（按与去年同期相比，下同）；一季度中，泰国出口增长9.7%，马来西亚下降36.6%；新加坡出口在头2月中也下降了8.8%（印度尼西亚由于形势动荡没有及时的统计数字）。对此一直保持汇率稳定的中国：她在1-4月中出口增长了11.6%，可以说这些东亚经济体或多或少呈现了一定的异常情况。许多分析者已正确地将之归因于问题繁多的金融体系及其剧烈调整所伴随的效应。
另一方面，我们也许可以怀疑这一地区的贸易活动除了在量上发生了变化，在贸易渠道和方式等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变化。例如，新闻报道中不时提及的转向“易货贸易”方式、大量水货充斥市场、“第二就业市场”出现等等现象。
尤其是水货、走私贸易等，它们虽然不包括在正常的统计数字中，但却可能对有关经济中合法经营的企业形成新的冲击。比如在中国市场上，不少国有企业和欧美外资企业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感到国内市场需求扩张缓慢的压力，而从统计数字上看不出进口商品的大幅度增加（1季度我国进口额数字仅增长2.6%），从而不能“理直气壮地”说进口品夺走了这些企业的国内市场份额。但是，另一方面，在纸品、成品油、电脑及其附属品和一些化工原材料等等商品上，相当多水货或走私物的活跃的确也给有关企业带来了市场销售困难，而且也促使中国通过稳定人民币汇率对世界市场增长所作出的贡献在统计数字上被低估。
3.欧洲暂时“无暇东顾”。欧盟成员国按它们达成的日程表。将在1999年元旦启动欧元，使之成为它们的统一货币。在今后的一段时间中，欧盟成员国将继续主要围绕着欧元问题而思考和行动。而且，经过几十年来的地区经济一体化，与欧洲以外地区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在欧洲经济中的地位已相对下降了。在几乎所有欧洲大陆国家的进口中，来自其它欧盟成员的进口占了至少65%的比重，而来自除日本外的亚洲所占比重总共不到5%。目前的欧洲也许更乐于看到东欧经济体来填补可由东亚发展中经济体在其进口贸易中所占据的位置。
4.日本经济增长低迷趋势有拖长的可能性。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在1996年增长了3.6%，在1997年却下降了0.7%，其工业生产值今年以来几乎一直在下降，4月份较去年同期下降6.2%。虽然很多日本人的经济生活据报道说尚未感到明显的衰退冲击，宏观经济收缩显然已在日本出现。
很多分析者已将目前日本出现的经济问题与日本金融体系中存在的严重毛病联系起来，并且追溯到日本在80年代后半期所经历的“超泡沫经济”（即现在看来那已不再是寻常的“泡沫经济”）。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日本的这场经济衰退大概会持续多久？这将取决于日本政府的努力和日本金融界的重建工作。除此以外，我们也感到，日本目前的不景气可能也与其一些深层的经济和人口因素有关，不排除其低迷将拖长的可能性。
在日本，个人消费（即居民消费或家庭消费）占GDP的60%左右，是GDP增长的重要制约因素。90年代，日本个人消费增长出现明显低于其70-80年代水平的趋势，其在1997年的增长率更为负的1.2%。有分析者将此与日本政府在1997年4月推行的提高增值税率2个百分点联系起来。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注意到，日本目前是发达市场经济体中经历人口老化最快、出生率下降最快的经济之一。1990-1995年间，日本人口平均增长率从1980-1990年的0.6%降到0.3%，而大部分欧美经济的人口增长率在90年代都比80年代有了回升。美国人口增长率在90年代达到了1.0%，而且，美国还通过吸收移民在保持人口的年轻。
5.美国宏观经济中存在利率上调的“人造”压力。一些有影响的金融公司和机构自1997年末以来一直主张，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应上调利率以便抑制在1998年下半年开始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苗头。今年年初以来，面对不断攀升的纽约股市，美联储官员言论中也愈来愈多地流露出利率姿态将上调的倾向。有人认为，如果不是亚洲金融危机，美联储可能已将利率调高一档了。
4月以来，围绕着美联储利率政策调整方向的争论越来越激烈了。它构成了所谓的“新经济”(the New economy)与“美国泡沫经济”
(America's Bubble Economy)之争的核心。
“新经济”与“泡沫经济”之争的核心
这场争论的白热化，由伦敦出版的《经济学人》周刊挑起。该周刊的发行人希望看到美国利率升高，因为：在英国的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自1997年5月以来5次提高利率后，英镑成为国际货币市场上的一个“热点”，英镑汇率升高了。本来是为了对付国内通货膨胀潜在压力的利率政策，却带来了对英国出口增长不利的效应。
从英国的国际经济立场出发，《经济学人》自然愿意看到有另外的国际货币“热点”出现，可以至少间接地帮助将国际游资从伦敦吸走，缓解英镑身上的压力。在这个意义上，美元是最理想、似乎也是有可能在近期内变成现实的国际货币“热点”。
“美国泡沫经济论”遭到“新经济论”持有者们的反对。从美国总统到美联储主席，他们虽然没有使用“新经济”这个字眼，但他们发表的有关美国经济的见解无不与“新经济论”相吻合。这就是：美国经济近来持续强劲的增长得益于高科技进步、得益于放松管制带来的中小企业繁荣、得益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美国出口增长势头。简言之，“新经济论”对美国宏观经济现状的诊断是：没有泡沫，没有毛病，一切正常，利率姿态无须动作。
要说美国股市上扬趋势中没有泡沫成分，大概言过其实了：
首先，如果前面提到的流入美国证券市场的国际资金有属于投机性流动者，那这本身就带有“不正常”味道。
其次，美国公司的赢利情况近来似乎滞后于股市上扬。
第三，90年代中期一浪高过一浪的企业合并运动显然是推动纽约股市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些“合并”，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那些超大型甚至跨国别的公司之间，而且越来越不同于传统的“兼并”或“重组”（也许我们可以说现在的“合并”更象是著名公司品牌之间的“隆重婚礼”，因为各自品牌的生产组织在“婚礼”后基本不变）。但是，大多数股票投资者仍然将它们视为与传统合并毫无区别的“利好”消息，股价在“婚礼”前后的飙升自然难免带有从长远眼光来看的“非理性”成份。
中国货币政策的新空间
彼此皆为对方外部环境中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这正是当代世界各国经济中的一个突出特点。美国经济保持继续增长的势头需要外部环境的支持，中国宏观经济的政策调整、尤其是货币政策的调整，现在也开始需要参考国际环境因素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继续保持低调的利率政策姿态，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这两者现在实际上是相互补充和相互支持的关系。
事实上，中国人民银行在发布调低利率公告的同时，已经明确指出，尽管在7月1日后人民币短期存款利率已低于国内美元存款利率，但考虑到综合物价水平的因素，人民币存款的实际利率水平仍然高于美元。但如果带有“盲目性”的货币持有者在利率变动时转而进行货币转换，那么利率调整的效应就会被抵消甚至出现相反的结果。
中国目前是一个发展中社会，城乡经济之间有大量流动人口，居民中文化程度不够高者占多数，不少人似乎不太依赖正规媒介获取必要信息，并据此进行理性的经济分析和决策，连实际利率比较在一些人看来也是一个“高深的学术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使人民币利率政策的调整获得预期效应，减少风险，维持人民币利率在名义上和实际上对国际利率水平的一个正差，是一个有利的因素。
但这是否意味着人民币利率调整的空间缩小了呢？以现在的周围环境来看，这个空间的大小最主要地取决于美联储的利率政策姿态。正是在这一点上，中美两个国家的经济当局自1998年以来开始进行了越来越多的交流，并似乎取得了越来越多的相互理解。
这种相互理解，有利于美国，也有利于中国。在日本以及较小程度上的欧洲目前尚难发挥更大作用的情况下，它还突出地有利于世界，有利于遏制崭露头角的“国际性通货紧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