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阿根廷早期民众主义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阿根廷论文,探析论文,民众论文,主义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民众主义在拉美社会研究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但是对民众主义的含义，学术界长期以来存在很大的争议。1965年阿根廷社会学家道尔瓜多·蒂·代亚(Torcuato Di Tella)提出，民众主义是得到了城市劳工以及反对现状的其他集团支持的一种政治运动，但是其领导者并非来自工人②。此后，学术界从政治、经济等不同角度对民众主义作了不同的概念界定。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民众主义的定义又有了新的发展，其中库尔特·韦兰德(Kurt Weyland)的观点受到普遍重视。他将民众主义定义为一种“政治策略”。他认为，民众主义是个人化的领导人通过非制度化的直接方式来动员大量处于社会基层的追随者以此来获得国家权力以及稳定政权的一种政治策略；该领导人还要向追随者承诺给予精神和物质上的帮助；追随者则通过支持领导人给予回报③。对于考察“破壳而出”的民众主义，库尔特·韦兰德的观点具有很强的实效性。与其他思想流派的形成一样，在进入主流社会之前，民众主义思想的成长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国家特定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变革的合力使然。因此，单纯地将民众主义定义为一种“政治策略”不免有些失之偏颇。笔者认为，在作为政治策略的外表下，民众主义是一种具有深刻社会根源的不断发展的社会思想。
在民众主义最活跃的舞台——拉丁美洲，民众主义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是当时社会结构变化的产物，同时也是民众主义自身在不断成熟过程中不可跨越的过程。阿根廷的民众主义尤其如此。到目前为止，民众主义在阿根廷曾“梅开三度”。这三次不仅与阿根廷几次重大的社会转型期相配合，而且展现了民众主义成熟的过程。民众主义在阿根廷的成长过程到现在依然没有停止。根据阿根廷民众主义自身发展的特点，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早期民众主义”、“经典民众主义”、“新民众主义”。“早期民众主义”是指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特别是伊波利托·伊里戈延(Hipó1ito Irigoyen)时期，阿根廷出现的最早的“民众主义”。“经典民众主义”是阿根廷民众主义充分发展时期，也是最为人们熟悉的时期。这个时期基本相当于阿根廷历史上重要的庇隆时期。“新民众主义”是指相对于“新自由主义”而在阿根廷出现的民众主义自我修正的一个新时期。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阿根廷民众主义的研究绝大部分是集中于后两个时期。对“早期民众主义”的关注比较少。
国外学者尽管对“早期民众主义”已经给予了关注，但是相关的成果并不丰富。有关此问题的专著比较少，其中戴维·罗克所著的《1890-1930年阿根廷政治——激进主义的沉浮》（David Rock,Politics in Argentina 1890-1930-The Rise and Fall of Radicalism，1975年版）最具代表性。作者以1890-1930年阿根廷社会中各阶层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的变化为主线，阐释了阿根廷激进党和激进主义的发展变化。此书对理解早期民众主义的兴起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此外，鲁道夫·普伊赫罗斯所著的《伊里戈延主义》（Rodolfo Puiggrós,El Yrigoyenismo,1965年版）、爱德华多·包蒂斯塔·庞德的《激进公民联盟的理论——起源与实践》（Eduardo Bautista Pondé,Doctrina de la uníon cívica radical-origen y aplicación，布宜诺斯艾利斯1989年版）等都从不同角度对激进党和早期民众主义进行了研究。除了研究较为集中的专著外，在其他一些相关的著作中也有涉及此问题的研究。例如，戴维·罗克的《1860-1916年阿根廷国家机构和政治运动》（State Building and Political Movement in Argentina 1860-1916，2002年版）。作者对民众主义战胜寡头势力走到阿根廷政治中心的社会、历史原因作出了翔实的分析。达里奥·埃顿所著的《阿根廷政党与选举—历史、论述、总结1910-1966》（Dario Canton:Elecciouesy partidos politicos en la Argentina-historia,interpretación y balance1910-1966，1973年版）、彼得·H.史密斯所著的《1904-1955年阿根廷和政治精英之间民主政治斗争的失败》（Peter H Smith:Argentina and the Failure of Democracy-conflict among Political Elites1904-1955，1974年版）等书中，都在一些章节中或对早期民众主义的兴起的时代背景或对早期民众主义的发展过程进行了剖析。此外，在论文方面也有一些相关研究成果。例如，卡尔·索尔伯格发表的《1916-1930年阿根廷关税与政治》(Carl Solberg,"The Tariff and Politics in Argentina 1916-1930," The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53,No.2,May,1973)；理查德·J.沃尔特发表的《1918-1930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政治与政府》(Richard J.Walter,"Municipal Politics and Government in Buenos Aires,1918-1930," Journal of Interamerican Studies and World Affairs,Vol.16,No.2,May,1974)以及《伊里戈延第一届政府时期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选举：社会阶级与政治倾向》(Richard J.Walter,"Elections in the City of Buenos Aires during the First Yrigoyen Administration:Social Class and PoliticalPreferences," The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58,NO.4,November，1978)等④。
近些年来，国内有些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的研究，在已发表的有限的几篇论文中略有提及，还没有进入系统的研究阶段⑤。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虽然已经开始关注伊里戈延时期的民众主义研究，但是从总体来说，研究还是相当薄弱的。本文欲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阿根廷“早期民众主义”的理论进行一些试探性研究。
二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社会结构上，阿根廷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早期民众主义”就诞生于这个历史巨变时期。在经济上，从19世纪末开始，阿根廷通过开发国际市场上畅销的大宗产品——农产品和畜牧业产品主要是牛产品，推动了经济快速发展并开启了本国现代化的进程。到20世纪初，阿根廷经济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过去贫穷、落后的国家面貌开始发生改变，为现代化进程的继续深入开辟了道路。同期，阿根廷的政治上也经历了重要的发展时期。19世纪80年代末开始，阿根廷逐步抛弃了各地考迪罗各自为政的混乱时期，进入寡头政治时期。寡头政治的建立为阿根廷政治领域带来了秩序和稳定，也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保证。但是，寡头政治在强调秩序的同时忽略了政治领域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到20世纪初，寡头政治日趋僵化和保守。建立在寡头政治基础上的秩序和稳定已经成为阿根廷政治发展的绊脚石。在社会结构上，经济上的发展和繁荣改变了原来停滞、落后状态，为阿根廷社会带来了新生力量即中产阶层和工人阶级。中产阶层主要集中于沿海大城市的工商服务业中。在阿根廷产业链中，工商服务业既是农牧业经济的依附产业，又是农牧业出口经济不可缺失的补充。20世纪初，阿根廷的非农牧业经济得到较快发展，中产阶层踌躇满志，现代意义上的工人阶级也在这一时期进入阿根廷社会。但是，此时阿根廷的工人阶级由于大多还是外籍移民，因此他们更多地关注经济利益。中产阶层和工人阶级的出现使得阿根廷社会结构更加复杂化和多样化，社会流动性大大增强。在阿根廷这个有机的社会整体中，封闭、僵化的寡头政治与经济上的开放、发展及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和流动性形成了鲜明对比，成为影响阿根廷社会进步和现代化深入发展的一个结构性矛盾。阿根廷社会中存在的这种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之间的矛盾为早期民众主义的产生培育了肥沃的社会土壤，创造了必要的现实条件。
“早期民众主义”理论的形成又与阿根廷激进公民联盟即激进党的成长是密不可分的。激进党是于1890年从布宜诺斯艾利斯传统老党公民联盟中分裂出来的。当巴托洛梅·米特雷领导公民联盟走上与当时掌权的保守派合作的道路时，激进党在莱安德罗·阿莱姆领导下，坚持拒绝与保守派妥协的立场，逐渐发展成为阿根廷政坛上最重要的反对党。阿莱姆领导的激进党虽然明确拒绝与保守派妥协，保持自己在政治上的独立性，但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政策和策略。1896年阿莱姆自杀身亡，他的外甥伊波利托·伊里戈延成为激进公民联盟最杰出的领导人。从此激进党开始了伊里戈延领导时期。伊里戈延带领激进党在阿根廷政治舞台上由局外人变为主角的过程正是早期民众主义理论在实践中形成、发展的时期。
伊里戈延在登上阿根廷政治舞台时，激进党只是一个反对党。当时阿根廷精英寡头通过操纵选举而牢牢把握着国家政治生活。阿根廷的选举制形同虚设，成为寡头政治的手中玩物。在当时的政治现状下，伊里戈延领导的激进党根本无法通过正常渠道真正地参与阿根廷的政治生活，更无从谈及分享政治权益。此时，作为反对派领袖，伊里戈延只能是在体制之外通过“不合法”的手段对寡头统治提出挑战，主要目标是打破将他们排除于政治生活之外的僵化的政治体系，至少可以与保守派分享政治权益。
在发动几次不成功的小范围暴动之后，伊里戈延认识到就当时激进党的力量想通过激烈的方式改变寡头政治是得不偿失的。之后，伊里戈延将关注点转向阿根廷的选举制度。针对当时阿根廷大农牧业主把持选举的状况，伊里戈延领导激进党从两个层面力图瓦解当时的选举体制，建立有利于激进党的新的选举制。
首先，面对保守派操纵选举和选票的局面，伊里戈延采取了“弃权、不合作”的策略。伊里戈延发誓说“以他的人格担保，激进党在选举中没投一张票”。同时伊里戈延不断地对阿根廷寡头政治进行攻击，坚决拒绝对保守派做出丝毫的妥协。伊里戈延曾对寡头政府的政治派别进行抨击说：“政府与反对势力是一回事。反对势力是由一些暂时被排挤出权力集团以外的势力组成，他们仅仅是等待时机再次获得这个战利品。整个机构就是一堆腐朽的废物。这个机构的运转不是为了崇高的理想，而是为了最低级的卑微的动机……这些人要对人类历史上最卑劣的事负责……这是阿根廷的巴士底狱，相反，我的力量与民族灵魂在一起。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干净的选举。这是恢复正常行使选举权所必不可少的条件。”⑥通过拒绝参加选举而显示出激进党是当时阿根廷政治生活中的一股清流；而通过“不妥协”则将激进党树立为对保守派不满的社会各阶层民众利益的维护者和代言人。
其次，伊里戈延对激进党的政策进行了修补，加入了大量道义、民族、国家以及宗教等因素。伊里戈延极力宣扬激进党事业不是代表某个特定阶级的利益，而是为了全社会甚至全人类的利益。伊里戈延在1909年写道：“激进党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政党，而是代表各种观点的力量的组合。这些观点构成民众要求的核心。为民众要求服务，促使民众要求的实现，为民众重建有威望和公正的国家是党的纲领。确定这个纲领是在党建立之时，到现在依然如此。”⑦同时，伊里戈延又宣称：“激进党是由众多献身于民族伟大事业和高尚理想的勇敢的英雄的阿根廷人构成”，“我神圣的信念来自强烈的爱国主义”⑧。伊里戈延将国家视为对立的利益集团或阶级之间积极的调停者，它的任务就是促进“分配公正”。“国家政治应该是保卫博爱、仁慈，是国家发展与幸福的最高典范”。“自由主义政治是公平的，是有拥护者的，是较少排外的。但是（当前）自由主义政治没有建立在相同利益的基础上，没有建立在全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和稳定的基础上。我认为反抗和长期的敌对是由他们的利益引发，根源于过去那些顽固的特权领域”。“我那自由、公正的理念必将胜利。未来的荣耀和繁荣属于全体，因为没有一个政党凌驾于另一个政党的胜利，因此，胜利属于整个国家”⑨。关于激进主义，他宣布：“它的使命是伟大的，它的努力将是长期的，它的强大在于它的勇气。它将不断地通过最纯洁的舆论得以加强和振兴。它是后代的学校。”⑩伊里戈延宣传激进主义是一种事业，激进主义的追随者是“信徒”，他自己则作为一个“使徒”完成引导“信徒”的任务。“我断言，我的政府是一个道德政治的传播活动。”(11)伊里戈延之所以在宣传中加入这些新的因素，一方面这些原则具有很强的普适性和抽象性；另一方面对于经历独立战争洗礼和世代沐浴天主教福音的阿根廷来说，这些理念早已根深蒂固，深入人心。伊里戈延利用了这些因素的抽象性和广泛性将激进党政策改造的更加圆滑、折中，也将激进党的政策与全体阿根廷人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调和了不同阶层、不同地位的所有阿根廷人的利益。最终在激进党的宣传中，阿根廷社会的各阶层都似乎可以找到代表自身利益的闪光点。
无论政策、宣传怎么变化，伊里戈延对激进党政策进行改造的主线只有一条，即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力量，对旧选举体制施加强大的社会压力，最终迫使保守派做出必要的改变。此时，激进党政策的重点是通过模糊、折中的宣传博得最广泛的社会支持，对寡头势力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
在选举法改革之前，伊里戈延这种调和、折中的政策宣传为阿根廷政治生活注入了新鲜血液，宣传了正在酝酿中的早期民众主义思想，对寡头政权形成了一次次冲击。20世纪初，罗克·萨恩斯·培尼亚总统时期，要求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大，政府承担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培尼亚总统认为，动荡和不稳定是最大的危险，民主是避免这些危险的最佳途径。在形势所迫下，保守派终于在修正阿根廷政治体系上迈出了重大的一步。1912年培尼亚选举法问世。新选举法规定实行18岁以上的男性公民一律参加无记名投票；规定委托军队而不再委托各省警察负责选民登记和选举监督。新选举法的问世标志着伊里戈延首战胜利，也标志着早期民众主义理论开始形成。至此，伊里戈延为阿根廷早期民众主义成功地涂上了底色，通过折中宣传来淡化不同阶级、不同阶层在根本利益上的差别，进而调和社会矛盾，即折中和调和。其目的就是在阿根廷社会各阶层中都能找到生存的空间，得到社会最广泛的支持。这种折中、调和也成为早期民众主义的基本色调。伊里戈延这次着色的过程也是早期民众主义形成的第一步。到1912年阿根廷选举法改革，早期民众主义的形成走完了第一步。
三
改革法通过后，阿根廷政治生活呈现出新的形势，赢得选举胜利又成为激进党政策的重点。激进党政策的着眼点转变为拉拢选民、争取选票、赢得选举。激进党政策重点的转变对早期民众主义的形成起到了添砖加瓦的作用。
在此期间，伊里戈延在宣传上依然保持了早期民众主义的折中性和调和性。伊里戈延宣称：“激进党尊重任何合法的利益，也真诚地培育可以为真正的国家利益而献身的各种力量。如果以前没有宣传其魅力和纲领，只是因为这个伟大的党在全神贯注地致力于实现选举的神圣性。党继续他的事业，从现有邪恶、混乱的秩序中拯救国家。”(12)选举法改革之后，集中于沿海大城市的中产阶层成为一个势力庞大的选民群体。在实践上，争取中产阶层的支持则成为伊里戈延考虑的重点。在经济上小有成就的中产阶层在政治上却是被寡头政治所排斥的“门外汉”。殷实富足的中产阶层渴望分享政治权益，获得主导社会的机会和空间。激进党所倡导“公平、公正、公开”的选举原则为中产阶层参政提供了切实可行的途径。中产阶层逐渐向激进党靠拢，成为激进党潜在的选民。伊里戈延又通过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宣传和各种口惠政策坚定中产阶层对激进党的支持。因此，中产阶层较为集中的各个领域都成为激进党的关注点，军队首先进入伊里戈延的视野。1912年前后在阿根廷军队中，多数中下层的青年军官都来自中产阶层，而高级军官更多的却来自大农牧业主家庭的社会上层。因此军队中的中下层与高层之间不仅存在级别上的差异，更重要的是社会地位的格格不入。从主观上，中产阶层不仅将军旅生涯看成是提高其社会地位的一条有效途径，而且也希望军队成为实现这种理想的场所。然而，在固有的军队体系中，中下层军官逾越社会等级进入军队高层的机会非常渺茫。针对当时军队的状况，激进党不断地宣传要支持军队职业化，增加应征入伍的人数，为中产阶层提供更多的机会。与此同时，伊里戈延还不断地宣称支持军队中青年军官，维护他们的权益，增加晋升的名额和机会。这些政策为阿根廷新兴中产阶层成为职业军官打开了大门，为中产阶层提高社会地位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因此，大部分中下级军官都认为激进党倡导的是一场伟大的民族运动，给予激进党极大热情和支持。在培尼亚选举法通过后的各次选举尤其是1916年的总统大选中，中下级军官始终站在激进党一边，成为伊里戈延强有力的支持者。对于中产阶层较为集中的另一个领域——公共事业部门，激进党提出将增加政府工作人员的数量，提高公共事业部门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等有利于中产阶层的许诺。激进党除了在物质上为阿根廷中产阶层勾勒了美好的未来，在精神上，伊里戈延也加强了对中产阶层的吸引力。从祖籍来看，阿根廷中产阶层的祖辈大多是南欧国家的移民。随之移民阿根廷的是他们对天主教的虔诚信仰。因此，天主教价值观就成为阿根廷中产阶层家庭主体价值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伊里戈延不时地以个人身份举行应时的慈善活动以迎合中产阶层的宗教信仰。最典型的例子是1916年总统大选前，伊里戈延宣布如果他当选，他将自己的工资用于慈善。诸如此类的针对中产阶层的拉拢政策在当时激进党的宣传中屡见不鲜。20世纪初，伊里戈延的民众主义政策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体现了中产阶层的要求和愿望。激进党自然博得了中产阶层的好感和支持。很快，激进党就被认为是阿根廷正在成长的中产阶层的政党。
没有取得阿根廷合法公民身份的工人不能享有公民权也无法参与选举。此外，阿根廷的工人大多是来自欧洲的新移民，在思想上受到各种思潮的影响，在实际中又分属不同的工人派别。组织上的分裂大大降低了工人阶级的影响力。当时阿根廷的工人阶级最关心的是经济利益，对政治权益表现得比较淡漠。针对阿根廷工人阶级的特点，伊里戈延在对待工人时主要是与工人派别中较大的温和派保持一种非正式的私人关系。通过这种非正式的关系保持与工人阶级的联系和沟通，至少与工人阶级的温和派保持一种友好或者协商的关系，并且在经济上给予工人阶级中的温和派更多的实惠。伊里戈延通过利用工人阶级组织上的分裂，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来拉拢、约束和稳定工人阶级。
在阿根廷内地，由于经济发展缓慢，社会结构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新兴阶级尚未形成，原有的贵族仍旧掌握着内地省份的政治、经济大权。所以，在内地各省，激进党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也没有进行宣传、动员的空间。在这些地区，激进党与寡头政治的做法没有太大的差别，即保证大农牧业主经济利益，确保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在政治上，激进党极力向大农牧业主倾斜，尽量满足他们在当地的政治要求。激进党在内地只是获得了一小部分的支持。因此，1915年一位保守派领导人给激进党的定义为：“从严格意义上讲，不是一个全国性的政党，只是一个在农村有一些支持者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政党。”(13)
伊里戈延利用早期民众主义政策获得了城市中绝大部分新选民的支持。1916年在阿根廷总统大选时，面对分裂的保守派和封闭的社会党，激进党充分地利用了城市新选民的支持获得了选举胜利，伊里戈延当选为国家总统。从培尼亚法生效到1916年伊里戈延当选为阿根廷总统，伊里戈延和激进党为争取选票而进行的宣传实践活动完成了早期民众主义形成的第二步，即针对不同地区、不同阶级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博得广泛的支持。伊里戈延领导激进党在与保守派斗争中不仅注意到民众的力量，而且在不断地鼓动民众的政治热情，通过各种途径组织、领导民众运动为己所用。早期民众主义形成于伊里戈延在发掘民众势力，利用民众力量，领导民众运动中。至此，阿根廷早期民众主义理论基本形成。
四
1916-1930年是早期民众主义理论和实践不断结合，相互修正的过程。在此期间，虽然党内出现过领导人的更替，但是激进党一直都是执政党，而且始终没有走出伊里戈延的影响。因此，在激进党执政的整个时期，早期民众主义理论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1918年伊里戈延指出：“政府首要的职能是调整社会财富的分配，保障广大无产者免遭贫困，反对自私自利和无序的发展。”(14)1919年伊里戈延的合作伙伴弗朗希斯科·贝伊罗(Francisco Beiró)说：“古老的欧洲社会中的罪恶和并发症不会在这里复活。即使工人阶级的正当要求受到忽视，也不可能引起经济混乱给社会造成麻烦，因为政府早有准备，会给予恰当的解决。”(15)早期民众主义理论试图通过这种调和达到各阶级的妥协和协调，以实现在伊里戈延指导下的阿根廷整体稳定。这段时期，早期民众主义在主基调没变的情况下，主要是在对待地方保守派的原则上做出了调整。在伊里戈延担任阿根廷总统之前，激进党为了最大限度上减少自己的反对力量，对内地农牧业主采取克制的态度，在经济、政治等方面尽量不去触动他们的利益。当伊里戈延当选为总统之后，情况发生了改变。作为总统，伊里戈延更多考虑的是政权稳定，因此改变地方农牧业主做大的局面就势在必行了。早期民众主义理论在这一点上进行了修正。当选阿根廷总统后，伊里戈延尽量通过各种手段从保守派手中夺取政治权力，加强激进党在地方政治中的地位。伊里戈延主要是使用总统手中的“联邦干预”的权力，利用行政命令，通过强制性手段改换地方政府，将激进党人士安排到重要的岗位，保证激进党对这些省份的控制。伊里戈延还通过“联邦干预”措施干预调解激进党中不同派别在地方政治中的矛盾冲突，从而加强自己在激进党和国家政治中的权力和地位。出于以上目的，伊里戈延时期，“联邦干预”使用的频率大大高于保守派政府时期。1860-1911年，使用“联邦干预”累计达82次。1916-1922年第一任期间，伊里戈延共使用了20次“联邦干预”的权力，其中大部分是通过行政命令强制执行。仅从1917年4月24日到1919年10月17日，伊里戈延政府就相继对10个省进行了干预(16)。这10个省的省长原本都是保守派成员，通过总统的干预，8个省的省长由激进党成员取代，激进党政府在这些省夺得政权。1928-1929年期间，除了两个省之外，阿根廷所有的省都受到忠于伊里戈延的“个人效忠派”的控制，其中8个省是通过选举掌握政权，另外4个省则是通过伊里戈延手中的“联邦干预”的权利取得控制权。除此之外，早期民众主义理论基本没有发生过实质上的变化，大体形成了折中、调和的宣传与“分而治之”的实践相配合的理论体系。
但是，由于当时阿根廷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化的局限性，早期民众主义理论并没有形成系统、完整的体系。在实践中，更多地显现出早期民众主义的实用性和随机性。另外，在早期民众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发展过程中都贯穿着伊里戈延个人的作用。当伊里戈延个人的威信和地位巩固时，早期民众主义就顺利、平稳的发展；伊里戈延个人受到攻击和怀疑时，早期民众主义政策也随之飘摇不定。在这一点上，早期民众主义也表现出强烈的“个人化”。这段实践暴露了早期民众主义的不成熟，显现出更多的作为“政治策略”的权宜性。然而，早期民众主义由理论走向实践的过程也加快了早期民众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完善。
随着1930年激进党政权的垮台，早期民众主义的发展也一度走向低潮。但是，早期民众主义却在阿根廷政治生活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开创了阿根廷政治生活的新局面。首先，早期民众主义的发展打破了寡头政治的封闭性，为民主政治的发展起到了“破冰”之效。通过早期民众主义理论的宣传，伊里戈延带领阿根廷民众势力从朦胧中走出，对成分复杂的民众势力进行了初步整合，推动民众力量积极投身于新的社会运动中，形成庞大的社会政治力量。只有这样最广泛地动员社会大众，伊里戈延才在1916年总统大选中战胜了根深蒂固的保守派，建立了激进党政权。1916年标志着阿根廷政治进入一个新时期，打破了阿根廷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政治体制的封闭性，为社会新兴阶层的参政打开了缺口。其次，通过早期民众主义理论的实践，中产阶层获得了实惠，最重要的是获得了有效的参政途径，分享到了切实的政治权利。在阿根廷历史上，这是中产阶层第一次进入政治领域，参与政治，分享政治权利。而当时阿根廷的中产阶层是拉美大陆上人数最多的一个阶层，所以带领中产阶层进入阿根廷政治生活不能不说是早期民众主义的一大贡献。作为新兴社会力量，中产阶层进入阿根廷政治中心，本身就意味着阿根廷民主政治向纵深发展，在政治现代化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最后，尽管早期民众主义成为政治主角的时间并不长，却承担了保护“婴儿时期”的阿根廷民主政治的重任。在早期民众主义的实践过程中，阿根廷民主政治非但没有被摧垮而且成为政治生活中不可忽视的因素。著名的历史学家莱斯利·贝瑟尔曾指出：“1930年9月的革命起因于保守派分子对伊波利托·伊里戈延深刻的个人仇恨。1930年，保守分子很少把‘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来反对。”(17)经过短暂过渡之后，1932年，大农牧业主选择了以阿古斯丁·胡斯托为首的“政党联盟协调组织”，而放弃了具有法西斯主义倾向的乌里武鲁政府。根据当时的国际环境，法西斯主义是民主政治的最大威胁，是最大的反民主因素。大农牧业主的这次取舍遏制了阿根廷法西斯势力的发展，维护了阿根廷的民主制度和民主化进程。纵然，这种民主具有明显的形式化和狭隘性，但这种做法本身意味着保守派也在接受民主化的思想。早期民众主义的实践对保守派的转变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此外，保守派可以依靠军事政变卷土重来，却无法保证其政权长期稳固。阿根廷的民主政治并没有随着军事政变而消亡。1930年之后，保守派政权不时地受到民主势力的冲击和民主政体的插足。军事政变、军人独裁与民主政体的交叉出现也说明了阿根廷保守派长期大权独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民主政治已经成为阿根廷政治生活中无法忽视的重要因素。事实上，早期民众主义理论为阿根廷政治生活引进了一种新的政治信仰，即要求社会更公正、更平等。
1930年的政变只是从形式上结束了早期民众主义在阿根廷的历史，却无法从根本上抹杀早期民众主义对阿根廷政治发展走势的影响。1946年，胡安·多明戈·庇隆上台开始了阿根廷历史上的庇隆时期。庇隆当政后，阿根廷民众主义进入成熟期，即“经典民众主义”时期。“经典民众主义”在阿根廷民众主义发展历史上占据无可比拟的地位，是民众主义完全展示其魅力的时期。“经典民众主义”的出现不是无源之水，无花之果，是早期民众主义在新的社会背景下结出的盛果。但又不是其简单重复，而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是早期民众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
无论是哪个政党执政，社会的进步是不会止步的，现代化的发展也是不会停滞的。20世纪40年代，阿根廷社会呈现出新的特点。现代化进程深入到内地农村地区影响了阿根廷社会的整体发展。首先，在农村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其次，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造成过度城市化以及农村人口在城市的贫困化、边缘化。最后，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改变了阿根廷城市劳动力的人口构成，城市劳工由以外籍工人为主转变为以本国工人为主。这些变化为阿根廷社会带来新的矛盾和隐患。如何协调和解决这些新情况就成为当时阿根廷最大的现实问题。为疏导现代化深入发展所带来的这些困难，阿根廷社会各阶层都在寻求解决的办法。阿根廷早期民众主义的尝试为庇隆提供了启发和经验。此时，最渴望阿根廷社会发生改变的已经不是中产阶层了，而是刚刚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他们处于社会最底层，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迫切希望改变原有的社会结构，获得更好的生存权和更大的生存空间。通过满足这部分人的需要而赢得他们的信赖，通过政治动员激活他们的政治热情从而获得他们在政治上的支持，最终在国家政治中心拥有一定的实力，正是庇隆采取民众主义的重要考虑之一(18)。
民众主义产生本身就是阿根廷现代化发展的产物，早期民众主义只是阿根廷现代化发展初期的产物，是阿根廷政治民主化进程的第一步。庇隆时期的民众主义是阿根廷现代化进一步深入发展的结果，是阿根廷政治民主化的第二步。无论是成功与否，早期民众主义与庇隆时期的经典民众主义是阿根廷整个政治民主化进程中具有紧密联系的两个阶段。首先，早期民众主义为经典民众主义发展提供了参照和方法。其次，早期民众主义也为庇隆时期的民众主义提供了基础。早期民众主义是阿根廷民众主义的初显，是民众势力第一次进入政治家的视野与阿根廷政治联系起来。民众并不是一个成分单纯的社会势力，只是相对于贵族来说的平民势力。20世纪初，阿根廷经历的是现代化的第一步。当时，早期民众主义动员的是民众势力的最上层即中产阶层。到20世纪40年代，阿根廷现代化进程更加深入，政治民主化进程也在发展。经过早期民众主义的实践，中产阶层已经享受了政治民主化的果实，成为早期民众主义的受益者。20世纪40年代，阿根廷现代化引起社会更深刻的变化，触动了更多人的利益。刚刚进入城市的农业人口就是现代化进程新卷入的社会力量。这部分人同中产阶层一样都属于阿根廷的民众势力，但他们之间又有所不同，他们分属于民众势力中的不同阶层。经典民众主义正是阿根廷现代化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庇隆抓住了这部分人，对阿根廷社会进行了更深层的动员，组织和发动了新的工人阶级，实践了经典民众主义。庇隆提出“社会正义”和“经济独立”。“社会正义”就是给予阿根廷工人政治参与的机会，提高他们的收入，改善他们的医疗卫生条件，提供受教育的机会等。“经济独立”则是根据当时阿根廷经济发展的状况而提出的，即要结束外国对阿根廷主要经济部门的控制等(19)。庇隆是在早期民众主义实践的基础上对社会进行了更广泛、更深刻的动员，是早期民众主义时期社会动员的继续和发展。与早期民众主义相比，经典民众主义更具有民众性。早期民众主义的基础是中产阶级，与工人之间并未建立正式的关系，而经典民众主义的基础是工人和工会，且把工人组织起来，将工会组织化，纳入国家政治体系中。经过经典民众主义的实践，阿根廷政治民主化又有了新发展。
早期民众主义不仅影响了经典民众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而且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拉丁美洲“新民众主义”的发展给予了启发。当然，20世纪后期拉美大陆的新民众主义更多的受到经典民众主义的影响。新民众主义尽管与早期民众主义、经典民众主义在经济政策上有所不同，但新民众主义的着眼点没有变，依然是动员体制之外受到主流社会排斥的社会势力的支持来完成打破原有社会体制的变革。新民众主义是针对“新自由主义”在阿根廷实施后带来的社会动荡而出现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是在阿根廷财政积重难返、经济崩溃之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阿根廷经济开出的一剂猛药。这里我们暂且不去讨论“新自由主义”的实施对阿根廷经济的复苏和发展的作用有多大。新自由主义政策在本质上是与阿根廷原有的经济体制、经济制度相抵触的。新自由主义要求打破原有的利益分配单位，打破原有的利益分配原则，更重要的是要打破原有的社会秩序。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没有在阿根廷建立起新的社会秩序，反而进一步加剧了社会财富分配上的不平衡，扩大了贫富差别。阿根廷社会承担着巨大的动荡和由此而产生的灾难。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争取大众的信赖，争取大众的理解和支持成为政治领域的首要任务。以梅内姆为代表的阿根廷政治家再次将眼光转向民众主义。他们通过与群众建立直接的联系进行动员，向群众宣传当前的经济困难和社会混乱只是暂时的，是为了彻底改善阿根廷经济状况所必须承担的代价。他们利用民众主义的动员方式希望换取群众对当时经济困难的理解和容忍，在政治上给予更多的支持。新民众主义的实施主要是针对非正规部门的劳动者和小生产者。新民众主义实施的目的是要打破工会对国家经济的钳制，摆脱经济发展过程中已经僵化的管理体制，打破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以此来获得原有体制之外的广大民众在政治上的支持。无论是“早期民众主义”、“经典民众主义”还是“新民众主义”，其落脚点只有一个，就是借助民众势力，利用民众主义运动获得政治上的支持。伊里戈延时期，“早期民众主义”兴起的原因是阿根廷经济现代化的初步发展对社会形成的触动和冲击。庇隆时期，“经典民众主义”兴起的原因是阿根廷现代化在发展过程中对社会结构的挑战和破坏。“新民众主义”则是在新自由主义的实施给阿根廷带来混乱和对社会体系产生解体影响的情况下出现的。
现代化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阿根廷在现代化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会遇到政治和经济上的冲突和矛盾，而民众主义就会成为解决矛盾和冲突的手段。民众主义经过“早期民众主义”、“经典民众主义”、“新民众主义”的几个发展时期，至今已经成为阿根廷政治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说，早期民众主义开创了阿根廷民主政治发展的道路。
注释：
①道尔瓜多·蒂·代亚：《拉丁美洲的民众主义与改革》(Torcuato Di Tella,Populism and Reform in Latin America)，克劳迪奥·韦利斯编：《拉丁美洲改革中的障碍》(Claudio Veliz,ed.,Obstacles to Change in Latin America)，伦敦1965年版，第47-74页。
②库尔特·韦兰德：《厘清一个有争议的概念：拉丁美洲研究中的民众主义》(Kurt Weyland,Clarifying a Contested Concept:Populism in the Study of Latin American Politics)，《比较政治学》(Comparative Politics)2001年第2期，第14页。
③劳拉·兰达尔：《阿根廷工资分配与投资》(Laura Randdll,Income Distribution and Investment in Argentina)，《拉丁美洲研究评论》(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1977年第3期。唐纳·J.盖伊：《十九世纪阿根廷的农业工人阶级：图库曼的种植园强制劳动力》(Donna J.Guy,The Rural Working Class in Nineteenth-century Argentina:Forced Plantation Labor in Tucuman)，《拉丁美洲研究评论》1978年第1期。霍埃尔·霍罗威茨：《老板与顾主：1916-1930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激进党政府的市政工作》(Joel Horowitz,Bosses and Clients:Municipal Employment in the Buenos Aires of the Radicals,1916-1930)，《拉丁美洲研究期刊》(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1999年第3期。阿内尔·波特：《1916-1930年阿根廷发展的误区：一种常规视角》(Annel.Potter,The Failure of Development in Argentina 1916-1930; An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拉丁美洲研究期刊》1981年第1期。
④董经胜：《拉丁美洲现代化进程中的民众主义》，《世界历史》2004年第4期；《拉美民众主义的特点及其演变》，《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拉美研究中的民众主义概念含义的演变》，《史学月刊》2004年第1期。
⑤罗伯特·埃切帕尔博尔达编：《人民与政府》(Hipólito Yrigoyen,ed.,Puebloy gobierno Roberto Etcheparebordo)第1卷，布宜诺斯艾利斯1951年版，第110-111页，转引自戴维·罗：《1890-1930年阿根廷政治：激进主义的沉浮》，剑桥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54页。
⑥罗伯特·埃切帕尔博尔达编：《人民与政府》第1卷，第313页。
⑦劳尔·阿方辛：《什么是激进主义》(Raúl Alfonsín,Qué es el radicalismo)，南美出版社1985年版，第101页。
⑧劳尔·阿方辛：《什么是激进主义》，第100页。
⑨戴维·罗克：《1900-1927年阿根廷保守民族主义思想的先行者们》(David Rock,"Intellectual Precursors of Conservative Nationalism in Argentina,1900-1927")，《西班牙美洲评论》(The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87年第2期，第271-300页。
⑩劳尔·阿方辛：《什么是激进主义》，第101页。
(11)罗伯特·埃切帕尔博尔达编：《人民与政府》第1卷，第313页。
(12)戴维·罗克：《1860-1916年阿根廷国家建设与政治运动》(David Roc,State Building and Pollitical Movement in Argentina1860-1916)，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6页。
(13)劳尔·阿方辛：《什么是激进主义》，第103页。
(14)罗伯特·埃切帕尔博尔达编：《人民与政府》第1卷，第313页。
(15)阿内尔·波特：《1916-1930年阿根廷发展的误区》：一种常规视角，《拉丁美洲研究期刊》1981年第1期，第83-109页。
(16)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8卷，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17)罗伯特·D.克拉斯韦勒：《庇隆和阿根廷的秘密》(Robert D.Crassweller,Perón and the Enigmas of Argentina)，诺顿图书出版社1987年版，第227-229页。
(18)复旦大学历史系拉丁美洲研究室编辑：《庇隆与阿根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74-1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