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定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要作用论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西方经济学在全国高校的理论经济学教学与科研中逐渐占据主要优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无论在教学还是在科研工作中，有逐渐被边缘化的趋势。这一情况的发生固然有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对经济学理论提出新的要求等客观因素之外，与理论界的学者们、高校的教师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认识不深刻、盲目崇拜西方主流经济学等主观因素密切相关。 由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及其在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所起的重要历史作用认识不清，和对于西方经济学在日常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又加以不自觉的夸大等主观方面的原因，产生了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理论上和市场经济实践中的定位产生了混乱，这些混乱的认识对高校的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科研又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造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教学与科研工作中逐步被边缘化的趋势。① 在众多的观点中，存在以下三种最为典型的错误认识，我们逐一分析之。有的学者就提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对峙中，要体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地位，就要区分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地位；还有的学者提出，要用现代科学哲学的标准来检验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认为传统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的观点与科学哲学要求的“科学具有可检验性”的标准是不完全一致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被科学哲学的量化方法所证明或者证伪，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只能是一种信仰化的意识形态教育而不是科学；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大程度上是革命的理论，而不是建设的理论，比如按照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要彻底消除经济危机就必须推翻不平等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市场经济时代，我们要推翻什么呢？这种观点的言下之意就是，“在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已经过时了，西方经济学才是真正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理论”。 同以上三种典型的观点相类似的观点还有很多，尽管这些观点有分歧，侧重从不同方面进行阐述，但根本的目标却只有一个：摧毁和取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中的主体地位和指导作用，用西方经济学取而代之。因此，我们要对这三种代表性观点逐一进行剖析和批判，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应有的真理性色彩，突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中的主体地位和指导作用，加强高等院校中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科研工作的力度。 一、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意识形态的”和“科学的”二分法是不客观的 所谓“意识形态的”和“科学的”划分，本质上是以西方经济学的逻辑实证主义方法论为出发点的一种划分标准。其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主观思想体系，充满了当事人判断问题的主观性，因此充满意识形态的理论就不具有科学性；具有科学性的理论应该是能够通过数理模型的论证并经过计量检验，充分体现了对事物判断的“中立性”和“客观性”的理论；西方经济学就是这样的可以经过数理逻辑论证的“中立的、客观的”理论，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却是充满“意识形态的”理论；要想突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地位，就应该从“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剥离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我们暂且不说这种剥离的目的是什么，也先不说逻辑实证主义的判断标准如何，我们首先从经济学的本质特征方面谈一谈这种划分是否正确，是否客观。 与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不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则是由社会中的思想丰富、意向不同、阶级地位不同的人所组成的复杂关系，这就决定了以人的行为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永远也不能摆脱人类意识形态的“困扰”，差别仅在于摆脱的多一些或者少一些。经济学以人的物质利益为关注点，决定了其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与哲学、美学、心理、伦理等其他分支相比，所体现的意识形态色彩更加浓烈。尽管西方经济学标榜以中立的“资源配置”为研究对象，但其使用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使其永远都避不开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纠葛，不同阶级地位、不同集团的人们在物质利益的占有和分割中的力量不同，使得资源配置的“中立性”只能是一种假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明确表示自己就是以社会关系中人与人的物质利益关系所呈现的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从不回避自己学说的阶级性、规范性的意识形态色彩。 这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永远与人们所属的阶级地位、所持有的价值判断等意识形态的东西密切相连，无法摆脱。“无数事实证明，经济学家在研究、解释和试图解决经济问题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站在特定的阶级立场，代表和维护特定的阶级利益，接受和反映特定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采取符合特定阶级利益的价值判断，很少有例外。”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公开承认经济学的阶级性，并且自觉站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研究经济理论。有影响的西方经济学家凯恩斯也曾公开说：“如果当真要追求阶级利益，那我就追求属于我自己那个阶级的利益……在阶级斗争中会发现，我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③伦敦大学的奇克教授也曾说过，在西方国家，不仅“宏观经济学难与政治分开”，而且“在微观经济学中充满了意识形态的东西”。因此，不管西方主流经济学把自己打扮得如何“中立、客观”，甚至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世界主义经济学”面貌出现，作为以人的行为、社会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理论，经济学永远也摆脱不了意识形态的色彩。从这一点来说，科学性与革命性（阶级性）的统一，恰恰彰显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本质特色。正是由于这一特色，才能使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够毫无顾忌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本质进行科学探讨，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规律做出客观的、全面的、深入的解剖，对市场经济的利弊做出深刻的分析与解释，最终才能为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提出科学的指导和正确的建议。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两者不可分割的。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意识形态的”和“科学的”这种二分法本身就体现了忽视经济学科特性的主观性色彩，对于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是行不通的。这种划分不论出于何种目的，最终都会弱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当今市场经济建设实践中的指导作用，动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经济理论中的基础地位。 二、用科学哲学的方法来检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是不恰当的 自从波普“证伪”的科学哲学方法问世以来，人们似乎找到了证明任何理论是否“科学”的手段。经过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对这种科学哲学方法所进行的移植与发展，形成了西方经济学特有的逻辑实证主义方法论。按照这一方法论，凡是经济理论，必须能够经过数理逻辑和计量实证的检验，才能够有资格谈是否具备“科学性”的问题；否则只能是如同宗教一样的信仰，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更谈不上科学性的问题了。因此，有的学者主张要想证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就必须采用数理和计量的方法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证明其中的命题和结论。在这里我不想对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作用好坏做出评价，只是想说，数理和计量作为分析和检验的方法，并不是经济理论唯一可用的、最恰当的证明方法。 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所体现的都是人类的主观思维对客观世界的一种反映，这种反映的不断被证实的过程就是科学的进步过程，只不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论证手段具有明显的差别。由于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物体之间的联系和影响关系的学科，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人类行为对自然的影响是微不足道、可以忽略不计的。自然科学这种主要以超脱人类行为影响之外的自然物体为研究对象的客观性特征，使其完全适应数学工具、数理模型的检验方法，能够明确地得出证伪或是证明的逻辑实证主义结论。从这一点而言，自然科学所具有的研究对象的客观性，使其作为“硬科学”是当之无愧的，论证检验理论科学性的数学逻辑、计量分析的方法也是非常合适的。④但是如前所述，经济学作为研究人类行为的一门社会科学，受人类行为的意向性、复杂性以及社会性等因素的影响，同自然科学相比而言的主观性、规范性特征更加明显。这种主观性和规范性特征使人的行为本质上并不完全遵循客观的数理逻辑，而是遵循人类社会所特有的行为逻辑。其实，西方经济学经常提到的“合成谬误”，本质上就是运用自然的数理逻辑来解释人的行为逻辑所必然遇到的困境。因此，社会科学所注重的人的行为逻辑与自然科学所注重的数理逻辑是大大的不同。然而，西方主流经济学却忽略了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引起的论证手段的差异，自边际革命以来就丢掉了古典经济学追求人类知性发展的以思辨为特征的科学抽象法（由马克思发展为唯物辩证法），也改变了古典学派的宏观广博的观察经济问题的视角，企图运用数理模型和实证分析方法所固有的“标准化”、“客观性”，把经济学打造成如同物理学一样的“硬科学”。但是结果如何呢？自从边际学派产生以来，尽管经济学在数理模型上和计量实证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现代主流经济学在运用其解释和预测经济问题上却总是不尽人意。典型的是20世纪下半叶的几次金融危机，尤其是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主流经济学的预测力和解释力受到了人们的极大怀疑，其所注重的数理模型和计量实证的这一科学形式也没有使其理论内容的“科学性”得以彰显，这说明主流经济学在运用自然科学的数学方法来研究经济问题时并不是随心所欲，似乎也并不恰当。 其实，这种偏重于技术分析的数理模型和计量实证的方法尽管有其证明与检验某一原理、某一理论个别细节的用武之地，但其视野的窄小性、观察问题的微观性、静态性决定其只能是一种缺乏思想性的证明工具，根本不能承担起判断“具有广博研究内容、以动态的经济运行为研究对象的整个经济理论体系”是否具有科学性的这一重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以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为研究任务，这种广博的研究视角、丰富的研究内容，仅仅用数理实证的这种单一的工具是无法把握其深刻的内涵的，更是无法论证其科学性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为出发点，充分运用反映社会科学特征的体现人类知性发展的“科学抽象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等方法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才能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发现资本主义制度演化和发展的规律，预测其未来的历史趋势。同时我们也看到，马克思的研究方法也是检验其自身科学性的方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研究方法在实践中的贯彻。 为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检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否是科学，不应该以逻辑实证主义的数理量化工具的证明为标准，而应该以能否接受社会历史的检验为标准。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性的证明。回顾历史，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我们取得了新中国成立后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打造了坚实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创造了物质条件；正是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为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我们才选择了30年的改革开放道路，使中国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还是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今天我们在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前提下，重点做好生产关系方面的调整。我们可以自豪地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是一种信仰，而且还是一种让我们实现信仰的现实手段。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革命的理论，西方经济学是建设理论”这一判断是片面的 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作用做如此的划分，无论是认识上的偏差还是别有企图，都会导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理论领域被淡化、在实际经济领域的指导作用被削弱，把西方经济学一些对我国市场经济起借鉴作用的原理抬到起指导作用的高度，最终达到在理论指导思想上用西方经济学全面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实践领域全面实行经济的自由化、私有化目标。⑤因此，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革命的理论，而西方经济学是建设的理论”这种认识不仅是片面的、错误的，而且对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大业还是有害无益的。那么，要想破除这种错误的认识，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视角的比较及它们的实践指导作用两个方面谈起。 从理论角度来看，马克思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思想进行了批判地继承，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出发，运用科学的抽象法和唯物辩证法，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和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规律进行了科学的揭示和探索，建立了自己独特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从思想来源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就带有古典学派所特有的广博宏大的研究视角，充满着“使社会最大多数人获得最大的幸福，最终实现人的全面自由与解放”的人文关怀的特点；相比较而言，西方主流经济（也即新古典经济学）学是以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为其哲学基础，从微观个体利益的角度出发，运用成本—收益、均衡、边际等分析工具来再现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的现象，整个微观经济理论都建立在“单个经济主体在追求自己私利的过程中会达到最好的公利”的这一假设之上。 从经济实践中看，资本主义社会自1825年以来，每隔大约10年就爆发一次经济危机。频发的经济危机似乎并不支持“经济个体都追求私利的市场经济会达到最好的公利”这一观点。1929～1933年大危机之后，西方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登上了历史舞台，西方政府似乎获得了保持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的药方，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短期宏观调控手段，创造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30年的神话，但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末促成了使资本主义神话破灭的“滞涨”的困境。2008年美国爆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似乎再次证明了“个体理性之和恰恰形成了整体的非理性狂潮”，最好的公利只有在教课书的均衡公式中达到过，在现实经济中从没有实现。为此，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西方经济学从个人角度出发的研究视角、凯恩斯的短期宏观经济等理论，对于我们搞活经济、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运用政府的短期调控政策等方面只能起到借鉴的作用。但这种从个体理性出发，只关注短期经济调整的思路和做法，必然会造成市场经济调节的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造成收入分配两级分化，尤其是造成越来越恶化的生态危机。这一切都说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及其理论的历史局限性。西方经济学的这种忽视整体理性、缺乏长远眼光的弊端，与我们重视整个国家、整个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从本质上是冲突的。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西方经济学理论不可能、永远也不会成为指导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主导理论。 一个有思想、有内涵、有科学性的经济理论不在于它产生于哪个年代，它是过去的还是现代的，更不在于它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而是在于把这种理论实施于现实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马克思的《资本论》出版距今已经有140多年，他的广博的研究内容、长远的历史眼光、追求使每个社会成员都获得自由发展的广阔人文胸怀，对于我们克服经济转型中的各种弊端、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关注国家民族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并不主要体现在马克思在当年所提出的具体原理和得出的具体结论上，而恰恰体现在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所决定的研究视角、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上。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进入了工业化建设的起步阶段。面对着帝国主义劫掠多年的中华大地，面对着战争后的满目疮痍，面对着苏修美帝等超级大国对我们疯狂的经济封锁，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原理，分析了我国当时贫穷的国力、生产力极端落后的经济条件，带领全国人民选择了集中经济资源的公有制计划经济的道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中国工业化道路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绩。这也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商品货币、再生产等理论指导下的计划经济体制，是符合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唯一选择。经过新中国30年的建设，初步打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物质基础。 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之下，邓小平以一个战略家敏锐的眼光，看到了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生产的矛盾”，重申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后实现共同富裕”，提出了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方向。邓小平深刻地把握了市场经济的历史特征和制度属性，指出“市场经济”是作为调节经济手段而使用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它必须服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后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目标的制约。经过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综合国力提高了，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又有了新的表现。如我国分配领域在改革初期曾采用了多年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随着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这一分配原则日益呈现出不利于消除两极分化和实现共同富裕的一面，所以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把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的原则，来改变我国生产关系领域出现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贫富分化的情况。⑥为了进一步改变这种状况，党的十八大、十八届四中全会相继出台了一些具体措施，包括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倡导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等等，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所有这些具体指导原则的改变，充分体现了我党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灵活运用。 回顾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加深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也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根本的不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整个社会完全服从资本逻辑控制的经济，它必然会造成收入两极分化、经济危机频发、生态危机恶化的后果；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引进市场对经济运行的调节机制，但在我国六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我们从没有真正离开过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指导，能够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辩证地处理市场经济中个体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坚持“以人为本”（人民整体利益为本），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之公平正义的要求，以实现社会整体的和谐有序的发展，充分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意。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革命的理论而不是建设的理论”这一判断是片面的，是站不住脚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是革命的理论，更是建设的理论。 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中的三重定位 近些年来，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借鉴了西方经济学的许多思想和理论，取得了一些经济建设的成就，使人们忽视了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本质，误认为西方经济学是“无民族、无国界、放之四海而皆准、最客观、最中立”的经济学理论。其实，当代西方经济学本质上是属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它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维护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经济秩序，宣扬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西方经济学是以维护资本利益、屈从资本的逻辑为生存条件的，在国家内部制造了贫富差距拉大、阶级关系紧张、经济危机频发的恶果；在国际经济领域，理论上推崇“比较优势、绝对优势”等贸易互利思想，实则运用“规则制定者”这一特权干扰发展中国家的正常贸易，侵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如果我们以这样的经济理论作为指导思想，迟早就会陷入内部阶级分化导致社会动荡、外部沦落为发达国家经济附庸的结局。 事实证明，无论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我们所取得的众多成就都是在“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下完成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是我党“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内容之一。目前，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阶段，有必要在理论领域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在实践领域突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市场经济建设中的指导作用。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要在理论、实践和知识结构的三个层次上给予重新的定位，突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的主体地位。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指导理论 目前的流行观点认为，中国市场经济建设的成就是在以追求“个体理性”为出发点的西方经济学的指导下取得的，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追求的理想社会是建立在“集体理性”的基础上。由于市场经济就是以“个体理性”追求私利为驱动力的，忽视“个体理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显然与市场经济的本质不符，因此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指导思想的。因此，在我们确定到底是以西方经济学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指导理论，还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指导理论之前，亟待需要弄清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主张纯粹“个体理性”的西方经济学指导的西方市场经济成功了吗？第二个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仅仅强调和关注“集体理性”吗？其实，自2008年美国金融风暴之后，就连西方学者都开始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个人利益”至上的经济理论进行了反思，深刻地认识到以单一的冷冰冰的金钱利益为追求的“个体理性”，最终会导致破坏一切社会和谐关系的“整体非理性”，纷纷提出对这种肆无忌惮的追求“个人利益”的经济进行遏制。因此，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已经不言而喻，无需赘述。在这里，我们着重弄清第二个问题。 作为对德国古典哲学世界观的批判和继承，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处处透射出辩证法的光芒，对于这种“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也即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关系，早就进行了辩证的分析和思考，并把这一思考结果整个地融化在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的分析以及对未来社会的美好设想中。马克思曾说过，“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还说过，“人天生就是社会的生物，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展自己的正真的天性”；还有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的著名论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认为，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是同时存在的，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不能相互否定，只能相互说明。单个的个体以“人”的方式而生存，他既为别人而存在，别人也为他而存在，“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⑦马克思所阐述的这种个体存在的社会性，其实意味着马克思从来就不反对追求人的个性解放和个人利益，而是认为人追求个性解放、追求个人利益是应该有限度的。这是因为一方面，个体的生存与发展是以社会整体为前提；另一方面，在某些情况下，他必须为他人和整个群体而限制甚至牺牲自己的欲望。⑧可见，马克思不是无视个人利益的存在，而是强调个人利益的存在是以群体的社会性利益存在为前提，如果过度追求个人利益，就会导致群体的社会性利益遭到破坏，个人利益也就难以实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过度追求“个人利益”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指出了资本无止境地追求个人私利的动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一切矛盾的根源。 我们一定要把握市场经济的历史特征和制度属性，明确认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本质的区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调动个人积极性的同时，一定要处理好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解决好“先富”和“共富”问题，缓解收入差距过大的趋势，避免经济危机，促进社会和谐，这一切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作指导，而不能以什么其他理论作指导。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指导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的基础理论 作为一门基础学科，政治经济学必须担负起为经济学所有其他分支学科提供理论基础的责任。这就要求政治经济学对一种经济制度下的所有经济现象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研究，从最基本理论的层次上揭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般规律性，为其他各门具体学科提供综合的基本理论指导。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独有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辩证的思维方法，是一种能够揭示经济现象之间的本质联系和发现经济运行规律的方法，它所揭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的、普遍的规律，是能够起到对其他各门具体学科的基础指导作用的。 近些年来，随着西方经济学在理论经济学中逐渐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导地位，数学分析的方法也成为各门分支经济学科所使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其实把数学方法运用于论证、检验已有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数据是有其值得肯定的的方面，因为数学的方法会使经济思想表述更加严谨，论证更加规范。但是，目前存在的问题在于，各个分支学科由于认识上的偏差，逐渐脱离甚至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基础指导，而把西方经济学的数学方法推崇为唯一的经济研究方法，造成各分支学科的研究流于经济现象层次的各种变量之间关系推导、解释和论证，缺乏分析问题的广阔视角，缺乏准确的判断力和深刻的洞察力，无法揭示各种经济关系的内在本质联系，因此也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需要解决的各种深层的问题与矛盾，使研究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都大打折扣。 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广义）有不同的层次，最高的层次是世界观的层次；其次是方法论的层次；最后才是论证工具的层次。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属于世界观的层次，是对自然和人类历史所持有的看法和观点。马克思承认自然界有规律性，也发现了人类社会历史的规律性，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规律，预测了其发展趋势；而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属于在世界观指导下的分析具体问题的思辨方法，如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等方法，把这些思辨的方法运用于分析经济现实，就会演化出具体的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阶级集团的利益分析、逻辑和历史统一”等具体方法，运用这些方法分析现实经济，就会对现实经济问题提出新的理解、新的思想和新的解决方法；第三个层次的方法才是各种的具体论证工具，如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定性与定量。而数理逻辑、计量模型等数学工具，仅仅属于第三层次的演绎和归纳方面的论证。分析具体经济问题的过程就是三个层次方法的综合运用过程，这种过程乃是以世界观作为主导的三个层次的方法相互渗透、相互联系、相互统一，只有这样才能对经济现象、经济运行做出全面的本质的分析。 由于脱离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理论分析基础，各门具体经济学分支学科的研究内容虽然大都是国际国内的热点问题，分析也大都采用了数理和计量等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工具，但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大都是对现有理论结论的论证与检验、对经济发展状况进行趋势性预测，得出一些常规性的政策建议，唯独缺少对现存焦点问题进行本质性揭示，更提不出彻底解决现存问题的根本性方法和手段。这些学科只是从西方经济学中搬来貌似科学的形式，却无法运用这些形式来解决中国目前存在的现实问题。如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大都运用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来研究一些“人力资本投入的绩效、工资增长机制的影响因素、劳动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等经济现象领域的实证问题。这些研究由于缺少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手段，对深层的收入分配合理性、劳资利益冲突、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等实质问题很少涉猎，这些研究根本解决不了中国现实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问题。⑩再如金融学的研究，2007～2008年美国的次贷、金融危机发生后，分析危机原因的文章如雨后春笋，出现了什么“缺乏监管、过度自由化、房子需求过剩等等”众多的表层解释。由于这些解释不是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造成的生产过剩来解释危机起因的，从而提出的政策建议不仅不能使经济尽快摆脱危机影响，甚至加剧了下一次危机的更猛烈到来。我国金融市场在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的前后也分别经历了“流动性旺盛”到“流动性干涸”的过程，而且是在极短时间内发生这种转换，当时各种文章、专家讲座的解释都是不尽如人意、不得要领，使听众陷入“云里雾里”的困惑。其实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一段话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充分的解释：“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包含着一个直接的矛盾。在各种支付相互抵消时，货币就只是在观念上执行计算货币或价值尺度的职能”，而在必须进行实际支付时，货币又要“充当交换价值的独立存在，充当商品。这种矛盾在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中成为货币危机的那一时刻暴露的特别明显”。此时，“不问其原因如何，货币就会突然直接从计算货币的纯粹观念形态转变成坚硬的货币”，就出现了“货币荒”。（11）因此，从“流动性旺盛”到“流动性干涸”的过程只不过是“转瞬之间”人之观念的变化所引起的，这是马克思所揭示的信用经济的最本质特征。 由于脱离或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基础理论的指导，各门具体经济学分支学科或者缺乏对经济现象、经济问题的本质性分析，或者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根本性手段，只能在现象领域兜圈子，用经济变量的相关性代替因果性探索，用形式的完美来代替内容的空洞。因此，各分支学科的研究要想发展，真正解决中国经济的实际问题，就必须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为指导，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出发，运用唯物辩证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实际经济问题，可以适当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但千万不能陷入西方经济学的“数学逻辑”的推理游戏。 （三）缺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经济学在知识上是不完备的 经济学作为完备的知识体系，应该包括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两大类。在我国，理论经济学主要分为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两大知识体系。在我国的高等学校的教学与科研中，把这两大知识体系分别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来表述。在近年来掀起的西方经济学的热潮中，我国高等学校的理论经济学教学与科研工作的侧重点都逐渐偏向于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课时量一减再减，科研经费、人才培养也都倾向于西方经济学，教授和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青年教师越来越少，甚至有的学校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专业从经济学院划拨到马克思主义学院，政治经济学课程也缩减为马克思主义原理中的个别章节中，大大削弱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科研的力量。其实，这种做法不仅使理论经济学失去了对应用经济学的指导能力，削弱了政治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指导作用，最直接的后果是造成理论经济学知识体系的不完整，培养的人才思维能力单一，缺乏全方位判断分析问题的能力，更缺乏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 我国高等学校不仅肩负着为社会培养合格专业人才的使命，而且还肩负着为国家培养具有高水平的知识素养、理论素养、道德素养的社会主义建设者的重任。同其他分支学科不同，理论经济学就是着重培养学生的理论素养以促进其正确的世界观的形成，以提高学生们的洞察力、辨别力，使其获得“不仅能见到树木，还能见森林”的综合思维能力的学科。目前，放眼我国高校的理论经济学教学现状，情况不容乐观。大部分课时量已经被西方经济学占据，有的学校甚至取消了政治经济学的本科教学课程。西方经济学的课程被细分为微观和宏观两部分，研究生还要开中级微观与中级宏观、高级微观和高级宏观课程。学生的大量时间都被西方经济学原理所占用，剩下的还有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课程。这些课程都是作为专业基础或专业必修课来开设的，与现实经济密切相关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等课程只能作为选修课来开设。 课程开设偏重于西方经济学，削弱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培养人才方面的作用。在教学内容方面，本科生的微观经济学的教学满足于逻辑体系完备的自我推演，满足于“四位一体分配公式”对和谐社会的解读，对现实的种种矛盾视而不见；宏观经济学满足于各种短期宏观经济政策的传授、各种长期经济增长“趋势”的解读，对现实经济问题的发生缺少预测性和战略性的分析，更缺乏解决根本问题的手段；研究生教学内容更是已经“进化”为纯粹的数理模型、计量模型的训练了。这种缺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内容的理论经济学教学在知识结构上是极端不完备的，忽视了学生们的世界观的培养、理论知识的积淀，以及经济学直觉、思维洞察力等综合思维能力的培养和训练，使培养对象仅仅专注于成本—收益的理性计算，缺乏广博的人文关怀和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极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为了捍卫理论经济学知识的完备性和完整性，培养学生们的对经济问题的直觉和洞察力，提高学生们的辩证思维能力，各高校就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方面的教学力度。 总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课程，是培养人的正确世界观和全方位思维能力的课程；作为一门学科，是提供研究方法，引领其他学科发展方向的基础学科；作为一种理论和思想，乃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种当之无愧的主导地位，是我们在教学与科研工作中不可忽视也不容忽视的，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的力度势在必行。 ①卫兴华：《对当前高校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现状的一些看法》，《高校理论战线》2007年8月。 ②吴易风：《吴易风文选》，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 ③凯恩斯：《劝说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244-245页。 ④朱富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反思》，《政治经济学评论》2012年第2期。 ⑤张宇：《〈资本论〉的当代意义》，《政治经济学评论》2011年第4期，第13页。 ⑥马昀、卫兴华：《用唯物史观科学把握生产力的历史作用》，《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页。 ⑧陈学明、黄之力、吴新文：《中国为什么还需要马克思主义》，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42页。 ⑨逄锦聚：《政治经济学的当代使命和创新发展》，《政治经济学评论》2012年第4期。 ⑩吴宣恭：《阶级分析在我国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政治经济学评论》2011年第2期。 （1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1-162页。标签：政治经济学论文; 市场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科学性论文; 市场经济地位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经济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西方经济学论文; 社会经济学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微观经济学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