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之后到大革命时期的学生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革命论文,时期论文,学生论文,五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1; K2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1）－07－0107－10
由于近代新学的勃兴，青年学生成为一支新兴的社会力量，他们既被视为时代“骄子”又被看做时代“叛逆”，他们从校园走到校外、从学潮发展到学运，积极干预政治，曾在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扮演过相当重要的角色。同时，亦由于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以及中国青年党组建，青年学生又与政党互为支援，学运亦就发生了由“学生运动”向“运动学生”方面的转变。这是中国历代学潮的标志性变化之一。在学生运动发展过程中北京政府与学生之间关系日趋恶化，而其重要原因即是政党力量的直接介入。本文即围绕“五四”之后到大革命时期政府、政党与学生或政党与学生之间乃至学生内部的关系问题进行更深入的讨论①。
一、“运动学生”：政府与学生关系架构下的政党
中国一向有学生参与政治的传统，远及东汉太学生之于宦官外戚操纵朝政及北宋学生之于外交，近如清末各学堂学生之于变法维新或参与革命。民国之后，随着各种新思想新思潮的传播、国家内外交困格局的形成以及民族主义的高涨，学生参与内政外交和要求刷新政治并摆脱帝国主义控制的事件此伏彼起，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政府与学生之间的接触和摩擦越来越频繁。然而考察早期学生运动，政党作用在政府与学生冲突中已现端倪。在五四运动中，国民党人就号召推翻北京政府。如5月9日叶楚伧著文历数当权者段祺瑞等人罪行，号召国民奋起速讨卖国贼；27日又著文痛斥残酷镇压学生运动的北京政府，称：“满清专制、袁世凯独裁，‘以较今日，尚非其伦’，这种丧心病狂的倒行逆施，实在令人绝望，国民应奋起用革命手段对付之。”② 此外，国民党人傅熊湘、朱宗良、邵力子等发表评论表达了与叶相同的看法。11月，广州发生学生运动，军警逮捕学生，就其原因有报道云：警厅之所以逮捕学生，“因有人分派罢市罢学的传单（闻此项传单为国民党人刊布……），即将分派者谭剑一人捕拿，旋并出布告严禁此项举动”③。1920年12月，广西发生学生组织被迫解散事件亦与党派活动有关。据报道：“梧州中学素称办理完善，名冠全省，该校教职员多属留美留英回国之士，学生得此种良师，知识日进，对于社会事业亦多竭力进行。广西全省学生联合会亦建设事务所……学生每遇事不平者，辄代人力争，故为当道所忌，指为民党之机关，暗嘱警察十数人守候于该校门首，阴行监视。外间见此情形，谣言四播，并谓该校学生与某某民党有约定期举事，军人方面信以为真，再派军队十数人亲至该校守望，学生以事情危急，遂约同全体学生一律回家以避嫌疑。”④ 不过，必须看到早期学生运动中党派作用主要集中于南方，北方地区则相当有限。1920年南北学生界就在是否参与政治及对待党派态度上发生公开分歧，以北京学生为代表坚决反对学生运动与政党和政治有染——当时所谈政党主要指中国国民党（时处衰落时期）。所以，一般认为“五四”之前包括五四时期的学生政治运动是自发组织的爱国运动，而与党派无关。
新兴政党与学生结合发生于1921年之后。1920年，反对中日直接交涉山东问题的全国性学生运动归于失败，学生运动走向低谷，学生陷于苦闷和彷徨状态。而经过沉沦的政党政治则在20年代初因缘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青年党成立及中国国民党改组等一系列事件开始复苏，特别是五四运动使各派政党看到了学生集体的力量。学运的失败、对北京政府的失望以及自由主义者和商人等盟友的背离，使得学生们开始寻求新的力量支持，新兴政党和学生结合乃成为可能。自1921年到1924年，学生运动从独立于政治之外而逐渐被纳入政党活动范畴。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由于接受共产国际领导和借鉴苏俄经验，一开始就很重视群众运动。经过新文化运动思想的洗礼，部分学生已倾向接受共产主义理论，于是共产党的宣传组织和领导工作在学生中逐步展开。1921年，中共中央发出通告，要求积极做好党团发展工作，扩大党团队伍。1922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组，肩负起了领导青年工作的使命。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关于政治宣传运动的决议案》，指出：“每一种群众运动发生，尤其是政治性质的群众运动发生，我们必须努力参加其中，占得指导地位。”⑤ 青年团员遂开始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发挥作用，如1922年10月废督裁兵运动、双十节庆祝活动都留下共产党人发动学生的痕迹。1922年底，在共产党人发动下，开滦煤矿工人罢工得到唐山交通大学学生支持，校长俞文鼎认为学生已受过激思想影响而要求交通部将该校予以解散。中共机关刊物《向导》则高度评价唐山学生援助工人罢工的行动，号召全国学生向其学习。1923年初，在北京教育界驱彭（允彝）挽蔡（元培）运动中，共产党人更引导了事件发展的方向。中共在学生请愿流血惨剧发生后大力引导学生将斗争矛头直指军阀政府，学生运动目标由此发生改变，即“根据前会议昨会议之结果，自仍坚持支彭之决，更拟作种种澄清政治之运动”⑥。此时，一些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则直接介入学生组织领导工作，如黄日葵成为新组的学生干事会总服股负责人，邓中夏和范体仁成为文书股负责人，李骏成为交际股负责人。在他们的积极活动下，《北京学联日刊》在发刊词中指出：“军阀拥兵纵乱，毁法残民，无恶不作，无罪不备，我们国民都是亲身受过他们的蹂躏和屠杀的，不劳举例，已可深悉。”《北大学生新闻》则明确指出：“势已至此，我们断乎不可哀求此等豺狼当道，要他们分点光给我们；也不可只顾到眼前的小利，‘只要读书’、‘不问政治’就完了。我们当根本的荡清这班当局的豺狼——混蛋的军阀，卑鄙的政客。应当以不‘妥协’的态度，向这班豺狼当道宣战，根本的改造国家。”⑦ 在接续发生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旧历元宵节提灯大会等事件中，共产党同样发生了主导作用。
在引导学生运动的过程中，1922年中共机关刊物《向导》创刊，1923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创刊，成为进行共产主义宣传的主阵地。1924年，《大公报》曾进行如此评论：“近顷赤化东渐共产共妻之说，洋洋盈耳……一切旧道德旧演说之范围，均有瓦解土崩之势，而又无新学说新道德以继之。其影响于国家社会上者，残非浅显，洪水猛兽不可遏抑。”⑧ 北京政府对之则坚决予以打击，甚至大兴党狱。同年5月，张国焘等人被捕，《大公报》报道说：“昨（21日）早五时，突有游侦队多人至地安门内巢蜂库，逮捕张国焘、杨子烈女士二人，同时复在他处捕获三人，共计五人。查五人被捕原因，系有社会共产党之嫌疑。”⑨ 在湖北，亦发生“捕获刘芬、夏松等十余人之事，闻均与社会党有关”⑩。北京政府同时发布严禁宣传赤化命令，称：“近查各校学生多不专治学业，误以共产共妻之谬论，为过激主义宣传。长此以往，不特贻害学生本身，抑且妨害治安，淆乱国体，应即饬属从严取缔。”(11) 6月，北京政府即通缉中共北方负责人李大钊并大兴文字狱(12)。
国民党自成立以来就非常关注对学生运动的领导，但在早期学生运动中多注重个人英雄主义培育。通过五四运动，国民党人认识到了学生群体的力量，叶楚伧曾就此发表评论指出：“北京原是个染缸，是个火炉，一进去时，白的会变黑，硬的会变软。独有学界，在万钧压力下，做出惊天地泣鬼神的事业来，这是五月七日之神；是中国的恩人；这是山东问题濒危中救命的丹方；这是留得一分两分良心的国民的模范。”(13) 1923年国民党与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建立联系。8月，学联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发表演讲，激励学生“一意努力于革命事业之完成，以谋中国之富强”(14)。国民党宣传委员会宴请与会学联代表时，谭平山在致欢迎词中又明确指出：“诸君即参加国民革命，应明白有政党方能革命，否则仍属空谈，至加入何政党方能革命？当然是国民党，不是多说矣！”(15) 会后，全国学联发表宣言，称“敝会鉴于已往运动之漫无标准，爰议决以三民主义为今后运动之目标，以澄清政治为本会之唯一宗旨。”(16) 1924年8月，在上海召开的学联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全体与会代表向国民党旗行礼，并声明要“站在国民党旗帜下面，努力跟随着忠诚勇毅的我们的国民革命的大首领孙中山先生，以完成国民革命的大功作”(17)。
无可否认，国民党改组后仍继续努力于学生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但与共产党相比则逊色得多。《广州民国日报》和上海《民国日报》作为该党两大党报主要侧重于新闻报道，理论宣传实际并不见长，正如他们自己所言：“共产党机关报《向导》周刊所发的言论，中国国民党各级党部无不视为金科玉律，奉行惟谨，而真正宣传中国国民党主义之刊物，转寂然无所闻。”(18)
国共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不仅扩充了自己的组织网络，亦促进了国民党党务工作的开展，如汪精卫所言：“国民党自容纳共产党分子之后，党务进展，较前活跃。”(19) 同时，国民党自身为扩大组织势力亦先后设立广东大学、上海大学和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并将党组织延伸到其他各大学校。如到1924年6月已在广州广东高师、公立法政、女师以及上海吴淞同济大学、文治大学、复旦中学等20余所学校设立了以各学校为组织单位的区分部。通过努力，在1925年孙中山逝世前后曾出现两次学生入党高潮。1924年6月21日，上海党员召开大会，成立国民党上海学生会，参加学生党员已达400多人，他们公开宣言“我们受历史的诏告，真诚的驱策，已将未来的岁月交给中国国民党了”(20)。7月20日，广州召开青年党员大会，200余人参加，宣称“无青年不能成国民党之大计，无国民党也不能成青年之志愿，两者相需之殷，相求之切，是有如此，所以我们盼望，自今以后，要使吾国青年与国民党打为一气”(21)。这种快速增长势头是当时势力弱小的共产党和青年党无法相比的。在此形势下，国民党人发动学生参加了援助教会学校、争取庚子赔款、反对金法郎案等事件。
与国共两党同时并行发动学生的还有中国青年党（亦称“国家主义派”）。青年党于1923年在法国巴黎创建，领导人有曾琦、左舜生、李璜、余家菊等人。1924年下半年之后，该党开始将工作重点从海外移到国内，并出版《醒狮》刊物进行理论宣传。同时，该党各领导人散布于各大学校进行党务工作，如余家菊和李璜在武昌大学任教，曾琦在上海大夏大学任教。青年党发展很快，《醒狮》发行不到一年就达2万份以上，“南北各大都市的青年大学生纷纷响应，不只向《醒狮》投稿表示赞成，而且有派代表来上海询问有无组织办法。如北京大学四川籍学生林德懿即来上海接洽后回去组织了‘国魂社’并出版《国魂》小刊物，联络同志。成都大学学生也通讯接洽，自行成立了‘惕社’宣传国家主义与民主政治”(22)。但在五卅运动之前，青年党的活动亦仅限于此。
至五卅运动之时，三党皆已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党派运动学生达于高潮。其间，共产党不仅注意领导工人运动，还积极发动学生运动。如5月27日上海30余所学校学生举行会议，共产党员恽代英任主席，指导学生工作；28日中共中央决定于5月30日在租界组织大规模反帝游行示威，并指导上海学联进行组织宣传等准备工作，如确定行动口号、标语、游行路线并派人动员复旦、圣约翰、同济、南洋等各校学生参加。五卅惨案发生后，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又多次发表宣言，号召民众和青年学生继续斗争，如6月5日《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6月13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反抗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市民告全国青年》、7月10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宣言——告此次为民族自由奋斗的民众》等。与此同时，国民党亦积极推动五卅运动的发展。在五卅惨案发生前的二月罢工中，《民国日报》就刊登《日厂罢工与民族争斗》等文章，表示支持和同情。2月20日，因刊载日商各纱厂罢工工人泣告同胞书，国民党籍记者邵力子即以扰乱治安和违犯出版法被警方传讯。6月1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以中国国民党名义发表宣言，谴责英国巡捕对爱国青年和学生的暴力行径。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则在所发表宣言中指出：“这次沪案的发生，一个原因是英日在帝国主义者中为最强暴者，其真正原因乃是中国国民党所领导的国民革命高潮，波澜壮阔，涌动了全国，这种高潮正是帝国主义的致命伤。他们甚而不惜采行这样的危险政策，用暴行将此高潮镇压下去……我们如想中国民族得到自由独立，只有全国民众到国民党的旗帜下，联合全世界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实行国民革命。”(23) 但当时国民党内一种值得注意的动向是右派理论戴季陶主义已出笼，其所主张的“单独对英”、“缩小范围”理论影响了一部分学生，引起学生左右两派的分化。青年党亦没有置身事外，其起初宣传北京英使馆工人罢工并在河南军界进行演讲，接续在参加的各地学生运动中积极宣传和平解决主张(24)。上海国家主义派团体孤军社于6月1日散发“告国人”传单，主张“不合作”，劝导民众学习印度甘地做法，以行经济绝交(25)。7月，醒狮周报社、孤军杂志社、社会评论社、爱国青年社联合发表五卅事变敬告全国各界书，提出“不合作运动”和“经济绝交”的抵抗方法(26)。
党派的活跃使北京政府深感不安，正如胡适所言：“国民党、共产党及国家主义党，均为中国青年所提倡，然打倒军阀与解除外人之压迫，实为以上三党之共同宗旨。”(27) 的确，三党在运动学生过程中都提出了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反对军阀统治的主张——中共二大提出了“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最低纲领；国民党二大明确指出“吾人所指为中国之生路者则如下：其一，对外打倒帝国主义……其二，对内当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之工具。首为军阀，次则官僚、买办阶级、土豪”(28)；青年党的宗旨则为“言夫对外，则以力争中华民国之独立与自由为旗帜……至于国内，则以推倒祸国殃民之军阀，实现全民政治为信条”(29)。这对北京政府而言，显如断其性命，故在党派活跃时期坚决禁止学生入党。各地方当局，如山东“严禁教职员学生等加入政党……如有学生加入政党者，论令赶速脱离；违者即函知学生家长及原保证人，勒令退学”(30)。安徽教育当局亦严诫学生入党，称“青年学子往往昧于本身之地位，卷入党争之旋涡，训至流为偏狭之见，倾倒之行”(31)。学生则认为政府此举侵犯了自己作为国民的信仰、言论等自由，力争声浪不绝于耳。如全国学联就此发表通电指出：“查信仰自由，载在约法，学生何辜，独遭剥夺……吾等学生处领导社会之地位，目前之唯一急务，即正集中志同道合之士，相互扶携，团结加入有力之政党，以为积极参加政治之准备，外抗国际列强之压迫，内除武人军阀之宣传，目加入政党为今日世界各国国民之共同自由……本会为民族独立前途计，为国民革命发展计，誓当奋起反抗此禁锢学生剥夺民权之入党禁令，尚希各地学生万勿观望，一致力争。”(32) 《中国青年》则发表署名苍木的《“禁止学生加入政党”问题》文章，以对抗江苏省长禁止学生入党通令，该文指出：“对于学生加入革命的组织，加以取缔，这不是明明白白不要我们做‘人’，不要我们做中国的忠实国民；而要我们做帝国主义的‘顺民’，做军阀封建政治之奴隶，束手甘心听凭他们去咕哝我们吗！？”(33)
二、学生运动之变向：政党对学运领导权的争夺
随着政党在学生运动中的活跃，它们之间的矛盾亦日益突显出来。尽管国、共、青三党具有相同的反帝反军阀主张，但在中国革命应采取的方法及实现的革命目标等本质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国民党主张“国民革命”，力图以温和渐进的方法建立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和平等的改良社会；共产党主张“阶级革命”，希望在国民革命完成之后继续进行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并建立无产阶级政权；青年党则主张通过“全民革命”的方法建设“全民福利”国家。三党在“五卅”之后关于学运领导权的争夺日趋激烈，学生运动则开始在为国家独立和自由而奋斗的基础上赋予了为信仰而战的内涵。
中共一如既往地对学生工作不遗余力。1925年召开的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青年运动的议决案》指出：“S.Y.在学生中的工作应有长期的宣传，根据于他们的状况的宣传和引导他们为自己利益而奋斗。一时的群众运动是S.Y.对学生宣传的最好机会。”(34) 《大公报》于1925年5月17日曾刊登题名《公（共）产党在学潮中之活跃》一文，彰显了中共在北京学运中的活动情形。在天津学生中，社会主义宣传成为时髦，学生“牺牲课业，尽力宣传赤化”，致使当局严令禁止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刊物(35)。东三省当局亦频繁防范过激主义(36)。尽管如此，共青团员仍在1925年7月上海大同大学因校长压迫学生运动而引起的学潮中发挥了领导作用，共青团员刘荣简则在同年8月上海南方大学因校长江亢虎参与复辟运动求见溥仪的信被公开而引发的学潮中非常活跃(37)。这样的发展势头遭到了国民党右派分子和国家主义派的围堵，一时“反赤”呼声甚嚣尘上。面对严峻局势，中共中央于1925年11月发出党内通告：“我们现在对于国家主义派及国民党右派之思想上的斗争，非常重要，必须在此种斗争上得到胜利，我们在学生运动中才能得到胜利，学生青年在国民运动中占重要的地位。”(38)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二次扩大会议通过的《学生运动决议案》则具体指明了领导学运的方法。
与此同时，国民党在领导学生运动中逐步加强了具有宣传性质的党化教育。1925年，在广州首先成立国民党校长联合会，34个具有该党党籍的校长参加，主旨之一就是指导青年并使之明了国民党主义及赞助国民革命(39)。次年1月18日，陈公博在国民党二大作了《青年运动报告》，明确提出今后青年运动的基本设想，即“注意各校之党的运动”、“编制合于党义之教科书”、“对于学校取党化主义”(40)。3月，国民党二届中央执委会第九次会议决定从是年春季开始各校加授三民主义。11月，国民党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甘乃光即拟出党化教育大纲，要求各校加授三民主义，审查教科书以不违背党义为原则；举办“总理纪念周”；举办党义演讲；设立学生军、童子军；纪念日进行党的宣传；学校设训育部，对学生施行党的训练；设专校培养党义师资；考察私立及教会学校实行党义情况；制定党化教育宗旨和方针等(41)。北伐之后，国民党中央决定从1927年3月始在各校增设训育主任，专门负责党化教育。有关党化教育之成效，《大公报》社评指出：“三四年来，国民党行其党化教育政策，劝学生入党，大抵南北各省任何学校，无不有入党学生，且其数甚多，约略计之，恐不止百分之五十也……自有国民党党化政策以来，青年思想不能超过三民主义，其理想人物不能越过孙中山。”(42) 在施行党化教育过程中，国民党遭到各种社会力量的抵制。如1925年1月江苏省教育会、浙江省教育会及国家主义派发起“公民教育运动”相对抗，1926年上海商科学院和同济大学校方公开反对党派进入校园并要求学生填写不许随便停课、开会等活动的誓约书，以避免学生干预政治，但结果仍以学校被国民党党化而告终。
“五卅”之后，青年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得到长足发展。1925年冬，其中央党部从巴黎迁回上海并召开代表大会，决定加强组织阵营，重要干部分向各地宣传，各地国家主义组织壮大起来。除已建立的北京国魂社和四川惕社等外，又新建南京国光社、广州独一社、湖南固中学会、浙江宁波爱国青年社、安徽安庆青年社、上海少年自强团和大夏青年团及复旦青年团、云南复社、河南光华学会等，这些团体笃信国家主义和民主政治，为青年党在全国发展党务奠定了基础。同年10月，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成立，之后各地支部纷纷成立，如上海支部在成立一个月内就发展到50余人(43)。1926年1月，国光社、醒狮社、光华学会等9个国家主义团体代表在上海开会，宣告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成立，促进了内部团结，加强了实力。到是年召开五卅纪念会时，国家主义派已呈繁荣景象。据《申报》报道：“国家主义各团体对于五卅纪念会，事前迭次秘密开会，讨论纪念及运动事宜，最后决定于是日在北大一院举行纪念大会，发行国魂五卅纪念特刊，拟于开会后四处讲演并散发各种传单。因临时北大一三各院均被军警封闭，遂改在国魂社举行纪念会，首向国旗行礼，并静默三分钟，以志哀悼。开会后，讲演队三十余队即分赴内外九城做市民讲演，并携带传单多份及旗帜等项。讲演时多被军警阻止，被捕者达二十余人。”(44)
1925年5月，北京学生联合会分裂为稳健派和特殊信仰派（即“共产主义派”），有报道称：“两派争自由与保国权之根本主张均无异处，惟对于所取实现其根本主张之方法则各自不同。”(45) “北京学界近因闹共产与非共产之两派遂分裂为学生联合会（内有20余校）、北京各校沪案后援会（内有70余校）两团体。”(46) 此动态昭示着各派势力正面冲突开始。之后，各地学联先后发生分化。如湖北在1925年下半年发生二中、文大、附中等多次学潮，12月底湖北学联决定罢课游行予以声援，然在游行次日忽然一律上课，而其原因有报道说是党派作用所致。在学生罢课后出现两种传单，其一仍用武昌学联会名义主张停止罢课而继续校内斗争；其二为“武汉反共产党大同盟公启”，认为武昌学联被共产派把持而反对其罢课决议(47)。1926年4月，广东出现学联双胞胎案，广东省学生联合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广东省学联，同时又出现由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成立的广东省学联和广州市学联。
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党的矛盾是有渊源的，其主要领导人都曾是“少年中国学会”成员，后因政见不同发生分化。两党在法国时就相互斗争，随着共产党在国内日益壮大，青年党决定回国抗衡。在国家主义青年团成立之初发表的《国家主义青年团宣言主张及简约》中就明确表示反对共产党，指出共产主义对外因与苏俄联系会使中国不能成为独立国；对内因主张阶级斗争摧残中国新式产业，助长混乱，使中国不能统一；共产主义者所推崇的唯物史观否认一切文化道德，尤使国家难堪，故非竭力反对不可(48)。共产党对国家主义派同样颇多微词，认为其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且对国家主义派以系统的理论抵制共产主义十分不满，二者文字攻击不断。1925年11月，为支持关税自主，在北京召开全国学联临时代表大会，然大会因某些问题遭到非议，引发国家主义派与共产党正面辩论。会上，有学生代表被指证系北京共产主义派学生冒充，大会议案被指证有宣传共产主义、阶级斗争之嫌，学生大会会刊有纪念苏俄革命胜利八周年文章(49)。国家主义派立即在《醒狮》第77期、78期和81期发表多篇文章如《全国学生总会是谁的》《共产党把持下的学生总会》《共产党把持学生总会的又一证据》等，攻击共产党把持学联。《向导》《中国学生》等中共刊物则组织多篇文章予以回击，如《斥醒狮报破坏全国学生运动之谬论》《一封公开的信致醒狮记者》等。在共产党针对学生运动中复杂的党派之争提出“统一学生运动”口号后，国家主义派则反驳说：“诚然目下中国学生运动有统一的必要，但是我们要明白所谓统一学生运动是应由全国学生自己出来统一学生运动，不应该让共产党来统一学生运动。所以全国学生统一学生运动的步骤应是：一、肃清共产党在学生界的卖国活动；二、打倒共产党所把持的全国学生总会；三、新组真正的全国学生总会！换句话说，全国学生要统一学生运动，须先‘肃清赤化的学生运动’。”(50) 共产党和青年党的矛盾斗争还导致学潮发生。1926年6月，青年党人陈启天赴武昌中华大学演讲，“发言约十余分钟，忽有某某学校学生多人在场散发传单，反对陈启天腐败演讲，谓为前二十四纪之未开化民族国家主义者，即勾结帝国主义者压迫同胞云云。中大教授严士佳向散发传单者劝阻，登时秩序大乱，呼打之声，盈盈于耳。陈时、陈启天见势不佳，纷纷逃避。严士佳避至校长室，被追者击破头脑，学生受伤者亦多。当时电请大批武装军警赶到，极力弹压，由军警捕去肇事学生二十余人，内中不无被殃及者，解往警署司令部待讯发落，秩序旋即回复原状。闻其原因，陈氏对于国家主义颇有研究，故讲演时对于共产主义有所抨击，事为社会主义者所闻，群情忿忿，亟集数百人赶至该校……发散传单，反对陈氏演讲，致有此一场怪剧”。对此，国家主义派谴责共产党人蓄意捣乱，但就武昌大学学生会所发通信、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会宣言及省立法大、高商、高级中学、国立商大等多所学校通电显示，事情起因于武昌中华大学校长陈时在演讲前宣称“本校今天已雇有神圣工人百余人，严以备万一，如有与本校规则不合者即有相当对待”，后则发生工人流氓持械殴打学生事件，故被认定为陈时策划——因其与国家主义派相联系。(51)
国民党同青年党的斗争虽不像共青两党剑拔弩张，但亦以对抗面貌示人。《国家主义青年团宣言主张及简约》明确指出：“某党除了宗旨大体与我们相同外，其余的主张多未完备，分子亦太复杂。且自共产党跨入某党后，假某党的招牌，做赤化的工作，已将某党的主张换了一种色彩，使人辨识不清，难表充分的同情。”(52) 国民党一贯与青年党界限分明，有国民党人曾就此澄清两者不同：“‘内除国贼，外抗强权’，这是国家主义者的口号；国贼自然该除，强权自然该抗，但国民党认为要争回中国民族的独立自由，断然不能如此简单。国民党认为离开参加世界的革命不能实现国家的独立，离开联合弱小民族不能实现民族的自由；离开国民革命不能渐进到参加世界革命联合弱小民族的境地；所以国民党的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这两个口号的基础是孙先生的三民主义的演讲录。孙先生指示我们，要打倒帝国主义，须联合世界上弱小民族；要打倒军阀需实现国民革命。‘内不妥洽，外不亲善’，这是国家主义者的策略。国民党认为对军阀及其他所谓民贼，固然不可妥协。对一般人民团体及站得上革命路上的队伍，却应该合作；对帝国主义者固然不可亲善，对以平等待我及同受压迫的民族，却应该合作。以上两点……说明三民主义者与国家主义者的最大界限罢了。”(53) 为抵制国家主义宣传，国民政府首先禁止《醒狮》在广东、湖南、湖北公开发卖。在国民革命军北伐出兵长沙、岳州及攻取武汉之时，国家主义派领导人公开倒向北方军阀，曾琦在《醒狮》上发表《论蒋介石北伐不能成功之六大原因》文章，之后“每一期不是说北伐是‘苏俄指挥’就是说‘蒋介石不能不服从国家主义的真理’”(54)。1926年10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训令，指示各地党部打击国家主义派，称：“为令遵事，查近年一般思想落后之徒，结成所谓国家主义派，甘受帝国主义与军阀官僚豢养，对于本党主义及国民政府的设施，日事污蔑破坏，本会早既严加注意。惟悯于其愚昧且反动力未大，无足以撼本党毫末，故仅通斥各地禁止该派醒狮报销售，俾免秽乱人民观听……该派以我党我政府仁慈为怀，仅饬禁止不但不知悔悟，近且与我革命军势力进展中原之际，益加狂妄，为彼主人帝国主义者张目，倘再优容，其流毒不知伊于胡底。业经后方政治工作联席会议决对付办法数项，请予查核令遵等由……其第二项为请训令各级党部党报，一致努力反攻，以期扑灭邪说，合就录案并指出原项，通令查照，希一奉到此令，即对该派开始攻击，或演说宣传，或著论登报，务使人民观听正确，邪说日就消灭，是为至要，此令。”(55) 1926年下半年至1927年上半年，广东、湖南、湖北、四川、江西、安徽等省关闭了国家主义派的10余所学校，禁止报纸20余种(56)。1926年底，国家主义派则在南京发起护旗运动，张贴标语、发表宣言，提出拥护五色国旗、反对青天白日满地红旗(57)。这种行为遭到国民党甚至包括国民党右派孙文主义学会的批判。
在国共联合打击下，国家主义派势力日颓并呈现出土崩瓦解之势。从1926年底开始，其成员纷纷离会，国家主义青年团成员彭十严、宋继武等先后发表文章宣布脱离国家主义组织。彭十严在《从国家主义觉悟过来告朋友并致青年》一文中检讨了自己参加国家主义学会的经历，即“自强会组织的最初，并未标明什么主义，不过因为我们的动机是想以国家为本位，与列强对抗，所以倾向于国家主义”。“我们那时不加入国民党，信仰三民主义，完全是由于不赞成联俄和容纳共产党的政策。唉！其实这些问题可以说完全没有抓住自己的痒处，误于自己的成见，误于片面宣传，误于不深切去研究”。(58) 宋继武则宣称要“从国家主义中觉醒过来，全部接受三民主义而加入国民党”，指明不再信仰国家主义的“第一个理由就是：明白了真正国家主义的宗旨，并不是外抗强权（如亲善日政府，联络顺天日报）和内除国贼（如妥协研究系，结纳军阀）而是专门反对苏俄（由许多事实证明苏俄不特不可怖，而且必须亲）。第二个理由是：明白了他的行为不是救国（或者他的主观的目的是在救国）乃是卖国（如联络讨赤军以阻挠北伐军，使国民革命不易成功，以便帝国主义之宰割）。第三个理由是：明白了他的策略不统一（请看萧楚女君做的显微镜下之醒狮派）和人材之贫陋（国家主义的人，尽是些儒者道学，文人词客，和一些小绅士小政客，真的哪个有好多政治眼光？更哪个敢大声说一声‘革命’？）。第四个理由是：我恐怕真的如向导所说，贵州的苗族也讲起国家主义来，逼我到昆仑山上去受饿挨冷。第五个理由是：国家主义的人强迫（这是议决案）我定醒狮和国魂（全年共洋一元，我没有闲钱来订我不愿看的报纸）”(59)。与此同时，国家主义团体纷纷解散，曾参加北京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的“中国少年自强会”于1926年11月宣布解散，表明要“放弃国家主义，与进步的革命青年合作”(60)。
国共两党对学运领导权的争夺，是明里暗里同时进行的。在全国学联号召召开的临时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之际，共青两党进行了“谁把持学联”的争论。1926年7月，学联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移至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补助经费3000元，国民党青年部全面策划安排，出席代表54人中有国民党员42人，并在会前组织党团统一思想(61)。很明显，国民党加强了对学联的控制。但国共两党更多的争议发生于国民党右派与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之间。1925年底，西山会议召开后，西山会议派即在上海组织国民党中央执行部与左派的上海特别市党部争夺学运领导权，他们与上海国家主义派“在反共口号下联合，作一致行动，反对上海学联会是共产党御用的机关，经济不公开，行政不民主……并有完全取得学联的企图，否则分裂学生群众，另组学联会”。共产党则表示，“在上海学联会改组前，我们即已知他们计划，为保持上海学联组织上统一起见，上海地方决定在学联会内相当向他们让步，同时多拉拢中立派学校。”(62) 在广州，广东大学首先成为国共争夺学运领导权的基地。早在1925年10月就有“广东大学改选学生会时，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倾巢出动，手拿手杖，勾结几名便衣侦缉，大打出手，妄图破坏这次选举”(63)。据报道，广州孙文主义学会组织“树的党”实行“树的政策”（“树”即棍棒之意），右派学生领袖甚至扬言“从广大打到广州，从广州市打到广东省，而打到全国”(64)。11月，广东大学又发生校长风潮。该校校长邹鲁是国民党右派分子，国民政府于1925年11月任命甘乃光等人组织调查委员会准备改组广大，邹氏被迫北上。但邹已在广东大学培植了自己的势力，其去职后即有右派教职员辞职和学生集会、请愿反对调查委员会之行动，风潮激荡数月之久。最终，国民政府明令宣布因邹氏不正当行为免去其校长之职并任命北大教授顾孟余继之且在顾到任之前由陈公博兼代(65)。12月底，广大风潮再起。21日，广大法科学生召开非常会议选举学生会中枢委员，共产党方面的新学生社成员乃邀请工人纠察队到会，造成右派学生与纠察队发生流血冲突(66)。总之，国共双方对学运的这种明争暗夺一直持续到1927年“四一二”和“七一五”国民党分共清党行动实施。是时，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学生运动不得不转入地下，而国民党则因从在野党到执政党身份的变化改变了原有的发动学生的策略，整个学生运动再度走向消沉。
三、结语
民初学生运动以五四运动为号召，开始发挥群体力量的巨大威力。在政治旋涡中，学生作为一种新生力量，与其他各种社会力量在斡旋中或结合或离异。同时，学生群众在与北京政府关系上，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具体事件接触，两者从和平相处到矛盾不断积蓄而最终走向彻底决裂。五四运动及其之后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表明，两者张力日彰(67)。
但随着学生运动经“五四”高潮落入低谷，本属社会同盟者如商人、自由主义者相继离去；更重要的是随着新兴政党力量的兴起，学生便与之相结合并开始接受政党运动，从而结束了“不问政治”的单纯年代。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乘新思想传播之机极力在学生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国民党经改组后一方面接触学生领导组织并与之建立关系，另一方面依靠“容共”策略扩大团结面，在学生中的影响力迅速壮大；新建的青年党则同样在国家主义号召下笼络了一部分学生群众。在三党作用下，学生运动既繁荣又复杂，北京政府虽极力约束却又回天乏力，学生与党派结合成为不可遏止之势。
然而，正像20世纪20年代初社会各界关于学生与政党结合问题所争论的那样，政党作用于学生，造成学生信仰和学生群体发生分化；政党则在错综迷乱的政治情势下展开对学运领导权的激烈角逐。从共产党与青年党的口诛笔伐到由此导致的学生流血冲突，从国民党与青年党的互不合作到国民党对青年党的公开打压，从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与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屡次较量中，处处显示出学生运动在民国政治纷争中所发生的变向。
注释：
① 关于该问题的初步讨论参见岳谦厚：《“五四”前后中国学生运动之考察》，《社会科学评论》2009年第1期。
② 刘永明：《国民党人与五四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95页。
③ 《粤省学警风潮纪》，《大公报》1919年11月26日。
④ 《邑垣学界被逼解散》，《大公报》1920年12月31日。
⑤ 《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15—1924）》，内部资料，1957年，第136页。
⑥ 《各趋极端之学潮》，《大公报》1923年2月5日。
⑦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2集上册，三联书店，1959年，第257、260页。
⑧ 《危险思想之制止说》，《大公报》1924年1月10日。
⑨ 《赤化团体果实现于都下耶》，《大公报》1924年5月22日。
⑩ 《国会议员为京鄂被捕获社会党人请命》，《大公报》1924年5月27日。
(11) 《政府严禁宣传赤化》，《大公报》1924年5月24日。
(12) 《政府大兴文字狱》，《大公报》1924年6月29日。
(13) 《社评》，《民国日报》1919年5月7日。
(14) 《大元帅在全国学生会演说》，《民国日报》1923年8月18日。
(15) 《宣传委会宴学生代表情形》，《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8月28日。
(16)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9页。
(17) 《学生联合代表大会开幕记》，《民国日报》1924年8月5日。
(18) 王季文：《中国国民党革命理论之研究》，出版者不详，1927年，第三编第1章。
(19) 《汪精卫否认西山会议决案》，《申报》1925年12月28日。
(20) 《国民党上海学生党员大会记》，《申报》1924年6月22日。
(21) 《广州青年党员大会宣言》，《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8月7—8日。
(22) 李义彬编：《中国青年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13页。
(23) 《省国民党之宣言》，《大公报》1925年6月16日。
(24) 方庆秋主编：《中国青年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61页。
(25) 《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15页。
(26) 方庆秋主编：《中国青年党》，第141页。
(27) 《胡适在英宣言》，《大公报》1926年11月11日。
(28)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447页。
(29) 方庆秋主编：《中国青年党》，第3页。
(30) 《鲁省长严禁教职员学生入党》，《大公报》1925年4月27日。
(31) 《皖教厅重申学生入党禁令》，《申报》1925年11月9日。
(32) 《学总会反对禁止学生入党通电》，《民国日报》1925年11月27日。
(33) 《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25）》，内部资料，1957年，第504页。
(34) 《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25）》，第78页。
(35) 《省视学视察中校注意事项》，《大公报》1925年10月15日；《取缔共产主义宣传品》，《大公报》1925年10月17日。
(36) 参见《东省当局取缔赤化宣传之严厉》，《大公报》1925年10月4日；《东三省防范过激法》，《大公报》1925年11月7日。
(37) 《南方大学否认江亢虎校长》，《民国日报》1925年8月12日；《纠纷中之南方大学》，《民国日报》1925年8月20日。
(38) 《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第76页。
(39) 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1919—1929）》，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第323页。
(40) 《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26—1927）》，内部资料，1957年，第21—22页。
(41) 《实施党化教育之大纲》，《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1月3日。
(42) 《论保护学生》，《大公报》1926年9月28日。
(43) 《国家主义青年团全体大会》，《申报》1926年1月7日。
(44) 《五卅纪念会昨未开成》，《晨报》1926年5月31日。
(45) 《学联会内部分裂》，《大公报》1925年5月23日。
(46) 《北京学界之大波澜》，《大公报》1925年7月29日。
(47) 《鄂省学潮和缓之原因》，《申报》1925年12月30日。
(48) 方庆秋主编：《中国青年党》，第147页。
(49) 《全国学生总会闭会原因的一封负责报告》，《大公报》1925年11月17日。
(50) 李义彬编：《中国青年党》，第174页。
(51) 《鄂中华大学之一场武剧》，《申报》1926年6月19日。
(52) 方庆秋主编：《中国青年党》，第147页。
(53) 《国民党与国家主义者》，《民国日报》1926年1月4日。
(54) 《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26—1927）》，第306页。
(55) 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1919—1929）》，第304页。
(56) 方庆秋主编：《中国青年党》，第63页。
(57) 方庆秋主编：《中国青年党》，第157页。
(58) 彭十严：《从国家主义觉悟过来告朋友并致青年》，《觉悟》1926年11月25日。
(59) 宋继武：《又一个国家主义的叛徒》，《觉悟》1926年11月30日。
(60) 《中国少年自强会解散宣言》，《觉悟》1926年11月28日。
(61) 《全国学生代表在广州开会之经过》，《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8月12日。
(62) 《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26—1927）》，第379—380页。
(63) 邵鹏文、郝英达：《中国学生运动简史（1919—1949）》，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31页。
(64) 《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26—1927）》，第408页。
(65) 《广大学潮始末记》，《申报》1925年12月10日。
(66) 《广东大学演成惨剧》，《申报》1925年12月29日。
(67) 除本文相关叙述及其讨论外，其余可见岳谦厚：《“五四”前后中国学生运动之考察》，《社会科学评论》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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