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2003年中国电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中论文,国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青春的旗帜下，北京师范大学一批年轻的大学生成功地举办了第十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这是一次中国电影的盛会，2003年的中国电影在这里云集。作为师大的毕业生，也作为中国电影的支持者，纵观今年的中国电影，感慨万千。
首先，我认为这次电影节的参展影片质量非常高。质量的提高一方面体现在影片主创者总体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体现在演员的内在素质和表演水平的提高，这些都表明中国电影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在一步步提高。以青春爱情片为例，可以看出近年来此类影片的质量在逐年提高，1996年的《谈情说爱》还处处显示出稚嫩和生涩，到2001年的《蓝色爱情》、《菊花茶》，其间浮现出的结构的别出心裁和主题的丰富内蕴已经让人心动，2002年的《花眼》别致且新颖，而《开往春天的地铁》，其故事与情节的张力、人物的表演、画面与音乐的完美结合及整部影片涌动的生命激情就不能不让人心潮澎湃了。2003年的这几部青春爱情片中，《太想爱你》、《爱情钥匙》、《那时花开》可以说并没有超越此前的几部影片，但是，孙周导演的一部《周渔的火车》却力挽狂澜，艳压群芳，生命的激情喷薄而出，该片对爱情的探寻与思索令同类题材的影片黯然失色，可以说本片不是一部普通的情节化电影，因其对爱情、对人生进行的深层次表达凸现了创作者多元化主题的创意。周渔相信爱的真诚与唯一，然而，在真实的世界里，她不小心爱上了两个男人，她打破了自己建构的爱情信念，当理想和行为发生背离的时候，周渔陷入了生命的困境，于是她要到理想境界——仙湖——去看一看理想之爱究竟是否存?周渔是一个隐喻，是一个美丽而伤痛的隐喻，隐喻着无数现代人，他们心中既有“白头偕老”的美好愿望存在，同时又不断地遭受各种欲望的侵袭，爱情变得不止一种，自我也因此不再真实、不再统一。周渔正是这样一个有着传统血液又有着多种情感的现代人，她走不出对传统爱情的界定，也不能心安于现实的矛盾，也许，只有在火车的穿行和呼啸中，一切繁杂思绪才可以暂放一边，火车成为生命的另外一种载体：火车带来的是生命的激情与渴盼，火车又是一个远离现实的理想港湾。“我要去赶火车”，周渔这样说，她的声音有一种坚定和执着，更有一种宿命和无奈。影片令现代人思索：在多样而丰富的现代社会，是否爱也应该变得“丰富”而“多样”，变得不再唯一?影片让我们心生悲壮：周渔实践了两份爱情，这种行为却让她对爱情本身发生了动摇和怀疑，这正是现代人的生命困境!不得不承认：这是一部有深度、有力度的爱情影片。
看完今年的中国电影，我感觉到有些演员的表演确实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层次，他们能够突破自我，从多种角度来诠释人物，赋予所塑造的人物以深刻的内涵。斯琴高娃近年来在电视剧中出现较多，《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是她在新世纪参演的第一部影片，她塑造的作家形象在影片中以女儿的身份出现，她把女儿与母亲在现实生活中的争争吵吵和磕磕绊绊表演得细腻而又微妙，那种争吵背后的关爱，那种急躁之后的悔恨是那样真切和感人。《卡拉是条狗》再现了身处社会底层的小市民在现实生活中的尴尬处境，葛优在片中的表演突现了老二的卑微与无奈，他在片中有一个经典的动作，那就是“蹲”，无论是在凶悍的妻子面前，温柔的老情人面前，还是在有权威的警察面前，他都蹲着，艰辛而又无奈的现实生活磨平了他所有的锋芒，他只有卑微地、低人一等地活着……提起陶虹，我们会想起《夏日暖洋洋》中那刻板而又世故的在图书馆工作的教授之女，而此次陶虹在《生活秀》中的表演一摆过去知识女性的做作，塑造了一个身处市井小巷的小商贩形象，美丽娇娆、别有一番风情，然而恪守传统和道德规范的她却莫名地被被逐出了婚姻的围城，在追求新的爱情的道路上又是一种倍受伤害的结局，陶虹将面对生存与情感双重挫败的来双扬演绎的栩栩如生，令人心动复又心痛。倪萍的表演有突破，突破了自我，突破了同类人物。倪萍在2003年的春节晚会上出色的表现令广大观众倍感亲切，如沐春风，在《美丽的大脚》中，她塑造的乡村女教师以其质朴和无私再度迎来了喝彩声声，获得最佳女演员奖。最难忘的那个镜头是：讲台上的夏老师告诫小学生们翻书的时候不要舔手指，下一个镜头切为正在舔手指的张美丽，她的迟疑和难为情都是那样可爱。巩俐在《周渔的火车》中的表演也是可圈可点，她将一个在世俗世界中追寻真爱的女性内心的矛盾和痛苦演绎得风姿绰约而又婉转迷离，似乎她就是那片神秘的仙湖，让我们向往、沉醉而又不可企及。潘粤明自2000年出演《非常夏日》以来，往后的多部影片都比较受欢迎，最为突出的是2001年的《蓝色爱情》，今年他参演的《惊涛骇浪》、《太想爱你》、《爱情钥匙》都参加了电影节的展映，可谓是参演影片最多的演员，在三部影片中分别饰演士兵、民工、公司职员，角色之间相距甚大，但他把握得基本到位，是一位勤奋且有一定潜力的年轻演员。期待中国的老、中、青三代演员共同努力，为中国电影的再度辉煌增添一笔神韵。
其次，今年的影片关注当下普通人的现实生活，令影片呈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像《假装没感觉》讲得是中年女性在外在的物质化婚姻和自我人格尊严之间的抉择：少女海霞的爸爸因婚外恋而离开妻女，海霞与妈妈无处栖身；妈妈为了生计而再次结婚，老李的狭隘令人难以容忍；当妈妈为了房子欲违心地与爸爸复婚时，海霞阻止了妈妈……海霞妈妈人到中年遭受到的婚姻变故、经济拮据之尴尬处境也正是当代中国无数女性面临的困境。《生活秀》再现的则是吉庆街卖鸭脖子的女人来双扬的苦乐人生，亲情的淡漠让她失望，爱情的不如人愿更是让她伤情，片尾双扬美丽的脸庞绽放的是一丝苦笑，滑落的是一滴无奈的泪珠……这个经典的特写镜头不由得让人想起新浪潮的代表人物特吕弗的代表作《四百下》的结尾——特写镜头中小男孩安东尼那茫然的眼神——以及基耶斯洛夫斯基《蓝色》结尾中朱莉那超然物外的目光，原来，现实的无奈超越了国界，跨越了年龄的层次，伴随人类成长和前进的是永恒的孤独。可以这样说，《生活秀》是近年来少有的一部兼深刻的主旨、深入的表演和丰富的影像表意体系的优秀影片，它将社会变动带给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以及这种转变与传统道德观念的背离之间的矛盾通过主人公悲剧性的命运表达了出来。
再次，主旋律电影的创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今年的两部主旋律影片《惊涛骇浪》、《极地营救》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再现了英雄人物的平凡与伟大，洋溢着高昂的爱族主义情怀。今年的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特地增设了“民族精神特别奖”，《惊涛骇浪》获此殊荣。这两部优秀的主旋律电影在塑造人物、细节营造、高科技的运用等方面较传统的主旋律影片都有了突破和创新。《惊涛骇浪》为我们塑造了可亲可爱的平民化领导形象和平民化英雄形象，再现了大时代背景中，当代战士的爱情、年轻军官的夫妻情以及将军与士兵间的父子亲情等。《极地营救》中的男女主人公不仅具有勇敢、坚毅的美德，还拥有感人的爱情、友情。两部影片塑造的英雄形象与以往此类影片中塑造的那种具有铜墙铁壁般意志的领导或英雄形象已经完全不同，他们与普通人有着同样的七情六欲、困惑与挣扎。平凡而真挚的感情拉近了英雄人物与普通观众之间的距离，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其实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能成为英雄，英雄就身处这平凡的世界之中。
导演注重细节的设置，增强影片的动人魅力。《惊涛骇浪》一片就设置了这样几个动情点：点名、敬酒、按喇叭等，把影片一步步推向高潮。将军为鼓舞士气在大战来临之际点名，点到已经牺牲同志的名字时，全体战士齐声答道，大家化悲伤为悲壮，继续投入到新的战斗之中。两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战士给战士们敬酒时，发现战士们的两手都是血淋淋的，可以拎起百斤重沙袋的手却端不平一杯酒，他们激动地感慨：九十年代的兵也能打仗!又一个战士魏老兵用自己的身体堵住了管涌，他年迈的奶奶还在等着他每运一车沙就按一次喇叭……战士们长时间地按响了汽车喇叭，老奶奶泪流满面……这些细节给影片带来了感人的力量。
两部影片在视听语言方面精益求精，镜头的运动方式灵活多变，镜头语言流畅，节奏感较强，给人以一气呵成的酣畅淋漓之感，两部影片还成功地运用了高科技，如《惊涛骇浪》不仅在大的场面中运用特技来表现筑堤之艰险，而且运用高科技营造了感人的细节：在紧急关头，师长命令团长开大卡车砸进去，当时的大卡车就是道具，做得很逼真；有的镜头如飞车跃入江中就是道具、真人结合起来拍摄的；而房倒屋塌等等大的场面，是用传统的方法拍不出来的，也需借助高科技的手段来合成。另外，影片还用特技制作了漂浮的红伞，诗化了一位老工程师的高尚情操；在加高子堤的奋战中，文弱的小战士林为群劳累过度，牺牲在大堤上，一只小青蛙(特技制作)跳到他的身边，为群挣扎着看了青蛙一眼，微笑而逝。高科技在片中的运用，不仅强化了视觉冲击力，增加了影片的观赏性，而且举重若轻，于细微之处深化了影片的深意，在凝重和庄严之中透出点点诗意。总之，恢弘和诗意在《惊涛骇浪》中相得益彰，使得影片真正具备了艺术性和观赏性的统一，让观众得到一种审美的享受。《极地营救》一片有1/3的镜头是完全用数字摄像机拍摄的，而且运用了大量电脑特技，其中泥石流、沙尘暴、雪崩等诸多的场面采用电脑特技及合成镜头，在中国惊险灾难片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运用特技没什么，关键是要与剧情很好地结合在一起，2000年的电影《紧急迫降》中的灾难设计与情节有些牵强，给人的感觉是仅仅为了呈现灾难场面而费劲制造了灾难，在这一点上，本片较前者有了很大的进步。
可见，主旋律电影要好看，就必须做到既要有思想性、艺术性，又有可视性，也就是说，既要在思想内容方面下功夫，又要在外在形式上求新求变，要牢牢树立以人为本的创作理念，充分尊重观众、把握观众收视心理特点。正如导演翟俊杰所言：“主旋律绝对不等于枯燥，越是主旋律，我们越应该想方设法地增加它的可看性。”
必须指出的是，主旋律影片的创作也有失误之处，比如《极地营救》一片由香港演员来诠释内地医生形象虽然有新意，给观众一些新鲜感，但是莫文蔚那港味十足的普通话与整部影片的语言风格很不和谐；在情节的设置方面比较老套，缺乏创意，例如：书记在危难之际，拜托医生把钥匙交给柳书记……看到这里，我们仿佛又回到了半个多世纪以前，很多革命者在危难之际都有类似的语言和行动，不由得感慨，我们的编剧同志太缺乏想象力了。
第四，今年的中国电影在题材的选择上有得有失。
“得”是指部分创作者涉猎了一种新的创作领域，即关注生活于城乡之间的边缘人群，这成为本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的一大亮点，《西施眼》被评为最受大学生欢迎的影片。《天上的爱人》、《太想爱你》、《西施眼》三部影片的主人公是乡村小镇的青年男女，他们或者生活在本乡本土，或者在都市的角落过着比较边缘的生活，相同的是，他们对未来、对爱情，都怀着美好的期待和向往，而且，他们的希望总是不约而同地与城市有着某种牵连，正午和朱古丽来自农村，在城里寻梦，正午的理想就是“找个城里的姑娘当老婆，我的子子孙孙就是城里人了……”观念依然是老的观念，善良和真诚也依然如父辈，美好的理想和诚挚的品行成为正午在新的世纪获得幸福的两大法宝，该片的主题建构及人物命运与1998年的《美丽新世界》、2001年的《玻璃是透明的》恰如姊妹篇，三部影片的结构模式有着某种特定的类型化风格，都是讲述农村青年满怀热情地涌向城市，然而冷漠的城市让他们倍受打击，最终他们凭借自己的善良和真诚拨动了城里人的心弦，以主人公迎来好运作结。《西施眼》的故事充满了感伤的色彩，片中的阿西和小苗一起攒钱去城里，然而对于小苗而言，似乎亲情更重要，所以他带上了傻哥哥去上海，留给阿西的只是一段失落的青春梦，少女心中纯洁爱情的梦想破灭了，受伤后的她轻慢然而忧伤地走在熟悉的院落中，眼睛里满是黯然神伤，而不再有那种纯真的向往和期待……而《天上的恋人》则更多了一层悲剧的意蕴，耳聋的男孩王家宽爱着朱丽，失声的女孩蔡玉珍爱着家宽，漂亮的朱丽则爱上了来自城里的医生，城乡的差距却酿成了一幕悲剧，朱丽随着气球的飞升而漫步山间、雾里，演绎了一出美丽而伤感的恋情。
另外一部以哈尼少女若玛为表现对象的影片《若玛的十七岁》“是一个主流的，带一定风格化的电影”(注：本片导演对影片定位，资料来源于2003年10月8日晚，在第十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上，本片导演章家瑞与观众交流时所言。)。外在的现实是：全球化的进程已经到了中国最偏僻的地方，即使在若玛生活的这个到了云南还要坐十个小时汽车的小地方，依然可以感受到外面的世界对这里的“侵袭”，然而导演想要挽留住这里特有的那种宁静和美好，一如沈从文对湘西的赞美和留恋。哈尼小姑娘甜美的微笑是这个年代少见的，然而，与《边城》中翠翠一般单纯的若玛的初恋爱情一样的是没有结果，相差半个世纪的两位少女的命运如出一辙。更难能可贵的是，导演的理想主义精神在影片中得到了部分的实现，这部影片很纯净，没有大腕和明星，力求在真实的状态下讲述一个小故事，正如导演所言：“我力求再现一种真实的状态，找到生活中的真实感，表现出云南那个民族特有的特色。所以选择本地小姑娘主演，她的一举一动是专业演员演不出来的……”哈尼层层叠叠的梯田和微笑静美的小姑娘及其内心里的那种朦胧美好的初恋情愫都令影片多了一番别具一格的风味，不是随波逐流，而是独具特色，这就是《若玛的十七岁》给我们的感觉。
这些影片表现的无疑是一类弱势群体的故事，导演关注的是：他们的生活愿望，他们的生命理想。有位市长曾经这样说过：“中国改革有三次大突破，第一次是解放思想，包产到户；第二次是1992年南巡讲话，生产力大解放；第三次就是现在，城市化。”(注：选自：《城市化是实现现代化，解决“城乡差别”的根本出路》，《北京青年报》)这类题材的影片正反映了中国在城市化过程中，作为主体的年轻农民所面临的困惑与挑战，所经历的生活的转变与情感的阵痛。
“失”指今年的中国电影在题材的选择方面也存在着失误：有两部影片属于对同名电影或者电视剧的翻拍，结果都不成功，至少没有超过原作。《我爱你》是改变于王朔的《过把瘾就死》等小说，而在此之前，据此改编的电视连续剧《过把瘾》已经在百姓中流传很广，口碑甚好，堪称经典，江珊和王志文的年龄与剧中人物的年龄比较贴近，江珊把一个对爱情看得很重、但方式不对的市民化女性形象表现得很生活化，而王志文塑造的表面上玩世不恭、内心细腻真诚的方言也非常令人信服。再看电影版的《我爱你》，两位演员都是好演员，但年龄、气质与剧中人物有距离，徐静蕾太年轻，不能把少妇的韵味演绎出来，佟大伟太小生，很难把王义那种满不在乎外表之下的真性情演绎出来。就表现方式而言，我认为小说适合于改编为电视连续剧，那种不太长的连续剧，只有连续剧的篇幅才能将现实生活中年轻夫妇那点点滴滴的爱与怨、情与痛铺展开来，而在一个多小时的电影中，一切都显得太急躁，以致于所有的争吵因没有必要的铺垫而显得造作、莫名其妙、无理取闹、甚至无聊。相反，电视剧版的《过把瘾》因为演员和表现方式的恰当把这一对相爱至深却吵闹不休的小夫妻之间的点点滴滴演绎得有滋有味。《江姐》的创作也缺乏新意，影片从情节建构到表演模式基本上在走老路，与在此之前拍摄的以江姐为表现对象的电影、电视剧、舞台剧相比较，缺乏突破和创新之处，意义不大，在现场，影片放映结束时，观众席间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想，掌声是为江姐，而不是为电影本身，这是大学生对江姐表示的崇高敬意。我认为，我们的导演不必老是重复已有的电影故事，而应在崭新的生活中寻求创作源泉，提取新鲜的创作素材。
纵观2003年中国电影创作概况，可谓题材多样，内容丰富，创作手法也有突破和创新，是近年来少有的创作丰收的时期，既有对大时代大事件的宏阔展现，也有对大时代中小人物的微观透析；既有对伟人的平民化展示，也有对小人物内心情怀的揭示，在多元的题材领域进行了广泛的艺术探索。当然，在题材的选择、人物的选择方面依然存在失误，这些经验教训对电影创作者今后的电影实践工作会有启发和借鉴作用。总的来说，这一年的中国电影是中国人生存状态的影像纪录，留住了中国人生活的定格画面，再现了中国人在时代变革、世纪转变之际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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