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风险投资,促进我国高新企业成长

发展风险投资,促进我国高新企业成长

刘禾[1]2007年在《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成长环境影响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和世界性产业结构重组的加速进行,高新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越来越受到重视。高新技术企业作为高技术的载体,其成长越来越受到关注。2006年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和历史任务,它的召开使作为自主创新主体的高技术企业再次成为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看,研究地方政府如何给高新技术企业营造更好的成长环境、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公共政策及措施,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以杭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例,深入研究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如何优化高新技术企业成长环境问题。首先,进行了文献的阅读和综述,主要从高新技术企业的成长环境和地方政府公共政策两方面展开论述;其次,进行了研究设计,提出本文的研究构思、访谈设计情况以及问卷设计内容,并说明资料的统计分析方法;然后进行了实证研究,对得到的数据进行了因子分析、方差分析、相关及回归分析,最后得到了研究结论。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高新技术企业成长环境方面的因子:法律和政策环境、融资环境、社会化服务环境、技术环境、制度与社会文化环境;(2)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方面的因子:财税政策、信息服务、中介培育、自身改革、鼓励创新和融资支持;(3)高新技术企业不同的企业性质、产业类型、主要销售市场和主要融资渠道等对其自身的成长环境和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评价有显著性差异;(4)财税政策、信息服务、自身改革等对改善高新技术企业的成长环境有显著的正效应。本文通过相关和回归分析,得到政府政策是如何具体影响高新技术企业成长环境的,这为地方政府优化高新技术企业成长环境、制定更有效的公共政策提供了参考的依据。

黄益群[2]2016年在《我国高新技术企业与风险投资的结合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科技是实现经济长期发展的利器,早已被世人所认同。每一次科技革命的成功都将人类的生产生活水平提到一个新的高度。科技的进步不仅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社会财富,也深刻改变人类的生产协作关系,深化社会的劳动分工。高新技术企业作为科技研发与应用的载体,具有较强的先进性和较快的成长性,往往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实践证明,高新技术企业与风险投资相结合是发展高新技术企业的最佳策略。在两者结合中,风险投资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充足的资金,协助在技术、人才多要素上的突破和支持,高新技术企业通过超额的市场收益为风险投资在退出渠道上提供丰厚的回报,两者相互促进协调发展。选题的目的是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通过研究高新技术企业与风险投资的结合机制,更好地认清两者结合的发展现状,厘清影响两者结合的综合因素和障碍,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为相关部门和后续的研究者提供参考。特别当下经济新常态时期,部分产能严重过剩并波及经济基本面,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转型造成一定压力,亟需高新技术产业参与提振。因此,研究高新技术企业与风险投资的结合机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为此本文首先从科技哲学、科技社会学、风险投资学等学科出发,研究国内外关于高新技术企业与风险投资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奠定本文的基本理论基础;其次,结合来自科技部、国家统计局等相关权威机构的最新宏观经济数据,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高新技术企业与风险投资结合机制的现状进行分析研究;第三,针对高新技术企业与风险投资结合机制的发展现状,从准入机制、市场机制、退出机制以及支持两者结合的服务支撑机制等四个方面剖析结合机制的发展障碍;第四,运用国外高新技术企业与风险投资结合的成熟理论与成功经验,联系国内发展的实际现状,针对性地提出完善高新技术企业与风险投资结合机制的对策建议。并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角度对结合机制的本质进行思考,提出结合机制本身是一种存在于人文社会的客观活动,是一种自然现象与规律。最后联系中央的政策变迁以及影响结合机制的因素总结得出,社会基础的全面进步是推动高新技术企业与风险投资结合机制高效运行的根本基础,未来的结合机制将会更加规范、高效、市场化。

王婧[3]2014年在《我国风险投资影响企业专利活动的实证研究》文中提出风险投资或风险资本(Venture Capital)是由风险投资机构提供给处于初创期、具有高潜力、高风险、高增长特征的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的金融资本。风险投资机构通过拥有企业股权来获取收益,这类被投资企业通常在高新技术(如生物技术、IT、软件等)领域拥有创新的技术或独特的商业模式。典型的风险投资一般作用于企业的融资增长环节(在种子融资环节之后)。而风险投资机构在采用IPO或出售公司等退出机制之后才可获取收益并回收所投入的资金。风险投资行业在欧美发达国家的发展,以及它对高科技产业的促进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但鉴于其在中国的发展时间尚短,发展深度尚浅,其对我国高新企业的影响还未可知。从前人的研究来看,大多数学者肯定了风险投资对从前人的研究来看,大多数学者肯定了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但也不乏否定或中性的论证。本文通过对中国的风险投资和企业专利创新活动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试图探究两者之间的关系,以确定中国的风险投资是否能促进高新企业的专利创新,进而促进高新产业的发展。首先,从理论角度来说,本文认为风险投资机构对高新企业专利活动的影响可以从两个阶段来分析。(1)在风险投资机构进行投资之前,它会对目标企业进行筛选和评估。这一筛选评估过程会使得发展前景不足、缺乏创新能力的高新企业被迫“退出”风险投资机构的投资名单。因此,风险投资机构所选择的高新企业应该是具备一定的发展前景和技术创新能力的优质企业。同时,为了避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风险投资机构通过一系列的契约设计来解决和降低风险。(2)在风险投资机构对高新企业进行投资之后,两者之间的组织结构相互适应以及风险投资机构为风险企业提供的增值服务进一步促进着被投资的高新企业的专利活动发展。早期研究大多止于这一步,即研究风险投资对企业专利活动的静态效应。但我们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风险投资进入后,风险企业的专利活动随时间变化的动态效应。在风险投资进入第一至两年,由于大笔资金流入高新企业,企业原有的一些研发项目得以高效运转,从而出现了大批量的专利创新产品。但随着产品研发过程的深入进展,企业运营的重心将逐渐转移到产品的市场化领域,其所投入资金的分配比例也发生了一定变化,开始更多地投资到生产和销售环节。由于这些原因,高新企业在获得风险投资之后的三到五年内,其专利活动可能会出现一定幅度的下滑,从而使风险投资对企业专利创新的动态效应呈现先增后减的倒U型趋势。根据这一理论推导,我们选取了359家具有国家级高新企业认证的上市公司,收集其自1999到2013年的风险投资和专利活动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其中159家有风险投资背景的企业作为实验组,200家无风险投资背景的企业作为对照组。在实证分析方法上,我们借鉴了计量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自然实验”和“双重差分模型”的方法估计风险投资对高新企业专利活动所产生的因果效应的大小,从而避免历史文献中存在一些重要的缺陷。首先,对于全部样本企业的DID模型回归验证了我们的假设I(在风险投资机构进入之后,被投资的高新企业的专利活动增加);其次,进一步细分样本的研究逐渐拟合了假设II(在风险投资机构进入之后,高新企业的专利活动变化轨迹应呈倒U型)。本文主要分为七部分:第一章前言,该部分主要描述了研究背景、研究问题和意义、本文的创新之处和文章结构。第二章风险投资概况。我们首先对风险投资的定义和特征进行了简单的概括,然后按照美国、欧洲、亚洲的顺序梳理了各个国家的风险投资发展经验及其对高新企业的专利活动所产生的影响。第三章文献综述。我们根据文献研究的结论将其分为三类:风险投资促进企业专利活动、风险投资阻碍企业专利活动以及专利活动对风险投资的影响。其中,国外宏观角度的风险投资促进论研究文献较多,而国内宏观角度的研究多认为我国的风险投资还不足以促进企业专利创新。通过对多种角度的文献进行梳理和分析,为我们后续研究提供了参考意见。第四章理论分析和假设推导。该部分我们从风险投资机构在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为风险企业提供增值服务等角度分析了风险投资的创新促进作用,并推导出两点假设。首先,从理论角度我们将风险投资对高新企业专利活动的促进作用分成投资前的筛选机制、契约设计和投资后的增值服务两个阶段来考虑,推导出“假设I”:在风险投资机构进入之后,被投资的高新企业的专利活动增加。其次,随着风险投资机构在投资并促进企业专利创新之后,风险企业会研发出大量专利产品,并逐渐将这些产品投入生产和销售环节,会使得企业的专利活动呈下降趋势。这一过程可以使我们推导出“假设II”:在风险投资机构进入之后,高新企业的专利活动变化轨迹应呈倒U型。第五章和第六章为实证研究部分。我们对实证指标和方法的选取进行了详述,并使用DID模型对样本数据进行了回归研究。第七章为结论和政策建议。针对理论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并为风险投资行业的发展及其对企业专利活动的影响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研究了风险投资对高新企业专利活动的动态影响。即不仅选取风险投资进入当年的数据分析了其对高新企业的静态影响,而且收集了风险投资进入之后五年内高新企业专利活动的数据进行分析,探究高新企业在获得风险投资支持后,其专利活动的动态变化情况。从而更具深度的研究风险投资在一段时期内对高新企业专利活动所发挥的作用。

赵欢欢[4]2016年在《我国高新企业研发融资约束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化发展,国际竞争态势越发激烈。纵观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新一轮的竞争是知识技术之间的竞争,创新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大,对于国民经济的贡献率越来越高。2015年10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49.8%[1],连续三个月低于枯荣线水平,这表明中国经济总体情况不是很乐观,传统产业面临较大的发展困境,在传统经济持续走低的情形下,驱动中国经济转型生机的新经济蒸蒸日上,这迫使各个国家大力培育高新企业,提升国家创新水平。创新水平的高低与研发投入水平息息相关,技术创新高度依赖于研发投入,高新企业作为国家技术创新主体对于研发投入的需求越来越强烈,高新企业只有不断的推陈出新,才有可能获得垄断利润,研发是高新企业保持创新和竞争力的必要与前提条件,更是公司创新能力与利润水平高于竞争对手的保障。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技术创新水平一直存在较大的差距,研发投入低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大国,但是研发投入强度[2]与发达国家3%至4%水平仍存在差距,在经济转型期,中国对研发与创新的需求越来越大。影响高新企业研发投入水平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我国高新企业研发投入面临融资约束困境。我国融资体系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直接融资包括上市融资、债券融资,是没有金融机构介入的融资方式,可以降低融资成本。间接融资主要指银行贷款。高新企业是知识密集型产业,企业出于对自身知识产权的保护一般不会向外界透露内部研发消息,使得高新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高新企业研发具有风险高、回报期长特点,一般不受消费者青睐。我国高新企业大多为中小型企业,规模小、管理体制不完善、财务制度不透明,因此大型商业银行出于稳健经营的原则不愿意贷款给它们。高新企业一般固定资产较少,仅限于研发设备、实验室等,因此缺乏有效的银行贷款担保。以上的种种原因造成我国高新企业研发融资难、融资贵。本文主要分析了我国高新企业研发投资现状与原因,并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首先介绍了西方融资理论与有关定义,然后分析了我国整体研发投入情况,发现与世界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其次重点分析了我国高新企业研发投入情况,整体研发投入水平偏低。并分别从金融市场、政府、高新企业特点等角度深入分析我国高新企业研发融资约束的原因。针对我国高新企业研发投入水平低的短板,研究了美国、德国、印度的高新企业融资方式与经验,借鉴其成功之处,找出差距,为我国企业发展提供借鉴。本文还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我国高新企业研发融资约束的存在,实证部分通过对40家高新企业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证实了我国高新企业研发融资约束的存在。最后结合我国高新企业研发融资约束现状以及国外高新企业的融资经验,分别从政府、高新企业、金融市场角度对于缓解我国高新企业研发融资约束现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与见解。

穆小华[5]2005年在《中小高新企业信贷风险控制研究》文中提出中小高新企业的融资问题一直是国内银行界悬而未决的问题,也是关系到银行与企业自身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如何解决商业银行和中小高新企业的供需矛盾,实现双方利益上的“双赢”历来就是业内人士研究的一个焦点。在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发展已经成为一大趋势的情况下,中小高新企业在推动国民经济发展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要想促进经济的发展就必须加强对中小高新企业的支持力度,必须解决其发展的桎梏——融资难的问题。但是经济发展应该是稳定的发展,必须确保金融的稳定。银行要保证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的统一,安全当放在首位;中小高新企业在信息不透明的情况下又急需资金来促进自身发展。这是一对必然的矛盾,化解这个矛盾的关键落在了如何有效地评估中小高新企业的信贷风险上。本文运用了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原理分析了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解释了因此而产生的商业银行在对中小高新企业贷款时的“信贷配给”现象。由于国内现有的融资途径又有限,所以中小高新企业必须走向商业银行贷款融资的道路。但是国内商业银行现行的信贷风险评估方法与中小高新企业自身的特点之间存在诸多矛盾:①现行评估方法效率低、成本高,无法满足中小高新企业资金需求数量小、笔数多、时间急、周期短的特点;②担保问题无法解决;③中小高新企业无法提供健全的财务数据供银行审核。另外现有的风险评估方法自身的模型也有一定局限性。鉴于此,文章分析了激励-约束机制的相关原理并指出了在商业银行对中小高新企业信贷中引入激励-约束机制的必要性。最后本文针对目前的经济条件,论述了利率市场化政策对改善中小高新企业融资困境的帮助。另外也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建议对中小高新企业信贷风险进行控制:①建立和完善中小高新企业信贷风险评价指标体系;②对中小高新企业进行合理的融资安排;③开发适合中小高新企业特点的金融创新工具;④建立同行业信贷查询系统。同时本文也指出商业银行要有效控制中小高新企业的信贷风险就必须要有社会、政府、企业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才能保证银行控制中小高新企业信贷风险方案的有效性和准确性。

张海[6]2002年在《成长型高新企业价值评估研究——兼析中关村某高新企业增资扩股商业计划》文中研究表明北京移舟启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为中关村科技园高新企业理事会员,该公司决定向内部和外部投资者进行增资扩股,以支持企业的快速成长。本文试图从增资扩股实务操作的角度出发,研究股权变化中交易双方最为关心的公司价值评估问题。全文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对成长型高新企业价值评估进行一般理论分析,包括三节内容,第一节主要描述成长型高新企业的一般特征,第二节回顾企业价值评估中常用的方法,在第三节提出对成长型高新企业价值评估的设想。虽然存在着多种角度和方法对高新企业的发展阶段进行划分,但本文主要关注高新企业在成长期的一般特征。处于成长期的高新企业,技术研发已基本取得成功;市场已形成并开始扩张,但企业的营销力量较为薄弱;对资金的需求在急剧增加;财务经营方面开始出现正的现金流;风险开始降低,但面临着独特的成长性风险。公司价值存在着账面价值、市场价值、公允市场价值、内在价值、清算价值等不同形式的价值定义。本文研究筹集股权资本的交易定价问题,因此主要关注企业的市场价值和内在价值。尽管存在着十几种评估企业价值的方法,但一般可以分为成本法、市场法和收益法三大类。以上三类企业价值评估方法在假设前提、使用方法、强调价值和优缺点等方面都是有所区别的。成长型高新企业价值评估的难点在于缺乏可比公司和历史数据,预测未来收益难度大,对成长性缺乏有效的度量方法,以及存在着收入确认问题等。利用市场法对成长型高新企业进行价值评估,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建立创业板证券市场,现阶段的解决方案仍旧只能以主板市场的企业作为参照公司,但是要对参照公司的选取、价值比例乘数、可交易证券的期权价值等因素进行调整。运用收益法时关键要预测被评估企业的现金流量,并选取恰当的折现率。预测成长型高新企业的现金流量,宜将公司的收益期分为快速发展和常态均衡两个阶段。对于一般传统企业,资本成本是构成折现率的主要因素,而对于成长型高新企业而言,因为其具有高风险的特点,确定折现率时关键要考虑风险溢酬。成长型高新企业价值评估具有动态性、不确定性、虚拟经济等特点,因而要注重定量模型估算与定性因素分析相结合。鉴于成长型高新企业的收益预测具有高成长性的假设,因此要详细分析新增投资、行业成长性、可持续创新能力等价值拉动因素。公司的内在价值来源于会计资产和组织资本,成长型高新企业组织资本所占公司价值的比例会远远高于一般传统企业。公司价值评估要服务于特定的商业交易,因而要从投资者的角度全面综合分析目标公司的价值,如果发生控制权转移,还要考虑控制权贴水因素。第三节的最后介绍了有关风险投资定价的三种方法,分别是传统的哈佛商学院DCF风险投资定价模型、应用PRR的CAPM衍生定价模型以及对传统方法的修正。第二部分主要阐述由北京移舟启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和相关中介机构共同制定的增资扩股的有关商业文件。其中,《商业计划书》由公司介绍、产品介绍、市场机会、竞争分析、经营战略、风险分析与对策、收入与成本分析、投资流向、财务分析等内容组成。《增资扩股方案》主要包括公司内外部条件分析、增资扩股的必要性、增资扩股的前提与依据、增资扩股定价模型和股本结构设计方案等。《认股期权方案》叙述了实行认股期权的必要性、流程设计、具体执行程序等内容。最后,结合本文第一部分有关成长型高新企业价值评估研究的部分理论,对北京移舟启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本次增资扩股的最终执行方案做了简要的评析。

于珍[7]2012年在《陕西省高新企业技术创新模式与能力研究》文中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高新技术企业面临着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若想求得生存和发展,就必须通过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以增强核心竞争力。只有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将产品和技术市场化,才能确保企业获取利润,从而达到占领市场并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当前,高新技术企业正成为陕西省实现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重要推动力。依靠自身的资源优势,目前陕西省高新企业的技术创新成效显现,技术创新能力不断提高,企业发展潜力巨大。同时作为创新活动实践的指导及保障,技术创新模式的选择对企业具有重大意义。因而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结合实地调研情况,对陕西省高新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及模式的选择进行研究,并通过案例分析加以应用与探讨,从而为促进陕西省高新技术企业的持续发展提供对策和建议。研究结论如下:(1)基于已有研究,对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技术创新能力与模式及二者的相关性等相关理论进行总结、综述,为下文奠定理论基础。(2)通过对当前我国及陕西省高新技术产业及企业的技术创新情况的研究得出:目前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研发投入水平高,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活跃、创新效果显著等。而陕西省高新技术产业虽拥有科教、政策等雄厚的创新基础,但各行业发展水平不一。同时,调研发现,陕西省高新企业呈现出技术创新水平较高、研发团队实力较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增强、市场灵敏度高,但研发投入仍不足等特点。(3)通过调研及资料整理看到,陕西省高新企业技术创新模式主要为孵化——成长模式、技术改造升级模式、合作创新模式以及自主创新模式,同时发现陕西省高新企业技术创新模式的选择受到人才、资金、环境等问题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对影响高新企业技术创新模式选择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同时通过模式与能力的关联性研究发现,技术创新能力与模式二者是相互匹配的。(4)构建陕西省高新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指标体系,即技术创新投入能力、生产能力、产出能力及创新管理能力。同时采用模糊层次综合评价法对高新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进行评价。同时本文创新性地把能力与模式结合起来,并通过IE矩阵及QSPM矩阵建立企业技术创新模式的选择模型。(5)通过实地调研,选择A公司进行案例分析并得出:A公司的技术创新能力良好,且该公司正处于医疗器械以及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大好时机,因而适于采取合作创新与自主创新相结合,并逐步加强自主创新的战略模式。最后,通过对陕西省高新企业技术创新的文献总结、调研以及案例分析,本文提出了加大企业科技创新投入、加大政府对企业的金融扶持力度、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强产学研合作等对策和建议以促进陕西省高新企业技术创新的发展。

熊玉婷[8]2014年在《高新企业风险投资项目管理层舞弊审计方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风险投资是由职业金融家投入到新兴的、迅速发展的、具有巨大竞争潜力的企业中一种权益资本。风险投资重点关注于高新技术产业,与高新技术的产业化有着紧密的关联,常常被视为高新技术的“孵化器”。目前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经济转型期,其发展离不开投资于高新技术企业的风险投资的推助作用。然而,当前风险投资行业时常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在风险投资公司进行项目选择时,拟投资的高新技术企业往往存在管理层舞弊的行为。因此,从风险投资公司的角度出发,研究如何通过审计工作的开展,有效揭露高技术企业风险投资项目的管理层舞弊行为,确保项目评估的前提可靠性,从而在源头上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有着十分的必要性和相当的现实意义。本文旨在对高新企业风险投资项目管理层舞弊行为的审计方法进行研究,并通过规范研究的方法,构建了适用于高新企业风险投资项目的舞弊型号评价体系,对其审计方法进行了改进。首先,是文章的理论概述,主要阐述了管理层舞弊的概念以及舞弊的动因理论,包括冰山理论、舞弊三角形理论、GONE理论和舞弊影响因子理论。其次,从高新企业风险投资项目的特点分析为出发点,浅析了高新企业风险投资项目管理层舞弊的动因,揭示了在高新企业风险投资项目的投资前考察工作中,开展管理层舞弊审计的必要性。然后,归纳概括了现行风险投资项目中针对管理层舞弊问题使用的五种审计方法,分别是关注注册会计师意见法、基本面分析法、分析性复核法、数据信息检索法、尽职调查法等;并剖析了现行审计方法中的问题。最后,以舞弊三因素模型为理论基础,结合高新企业风险投资项目管理层舞弊的审计特征,总结前文所述的各种审计方法,对高新企业风险投资项目管理层舞弊的审计方法进行了改进,分内因、外因、手段三方面共计20个标志,构建了适用于高新企业风险投资项目的舞弊信号评价体系。

曹菊菊[9]2011年在《中小城市高新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认为21世纪是世界科技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迅速到来和发展的时代,它吹生了高新技术经济。作为一个新兴主体,高新企业无论是在自有资金、技术、人才因素方面都有着比传统企业的优势,这也逐渐使得高新企业越来越成为我国经济的主角。然而如何使得高新企业在面对这样一种充满未知、风险的市场环境下,提升自身竞争力,降低运营成本,这就要求高新企业必须具有强烈的技术创新意识,抛弃旧的保守管理思想和生产设备,注重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革新生产技术,开发满足客户需要的新产品,因此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是当今任何一个高新企业在面对金融危机时最重要的企业战略。首先,本文参考了关于高新企业、技术创新两概念的国内外研究文献,回顾、整理与总结了高新企业、技术创新相关理论知识,并对本文所用的系统动力学(System Dynamic)建模工具优势和建模过程进行了介绍。其次,本文对中小城市高新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系统进行了划分:R&D投入子系统、创新收益子系统,并从政府、企业、市场、科研机构四主体给出了各影响因素。然后,研究政府、企业、市场、科研机构四主体的各影响因素对中小城市高新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系统的作用效果,并利用Vensim建模软件构建相对应的因果关系图、流程图。最后,利用秦皇岛高新企业技术创新历年统计数据,检验所构建模型的合理性,并通过对两子系统运行结果图的分析,得出提升我国中小城市高新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方法。

符箱[10]2018年在《风险投资对高新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研究综述及展望》文中研究表明风险投资在推动技术创新和高科技产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被广泛认同的同时,投资于创业企业的民营风险投资机构是通常会在4~7年后退出,并且其对投资回报也有很高期望,这些特征也可能会阻碍企业将人力、财力、物力投资于具有一定滞后性的技术创新活动中。因此作为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在学术界也备受关注。

参考文献:

[1]. 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成长环境影响的研究[D]. 刘禾. 浙江大学. 2007

[2]. 我国高新技术企业与风险投资的结合机制研究[D]. 黄益群. 福州大学. 2016

[3]. 我国风险投资影响企业专利活动的实证研究[D]. 王婧. 西南财经大学. 2014

[4]. 我国高新企业研发融资约束研究[D]. 赵欢欢. 山东师范大学. 2016

[5]. 中小高新企业信贷风险控制研究[D]. 穆小华. 重庆大学. 2005

[6]. 成长型高新企业价值评估研究——兼析中关村某高新企业增资扩股商业计划[D]. 张海.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02

[7]. 陕西省高新企业技术创新模式与能力研究[D]. 于珍. 西安工程大学. 2012

[8]. 高新企业风险投资项目管理层舞弊审计方法研究[D]. 熊玉婷.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4

[9]. 中小城市高新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影响因素研究[D]. 曹菊菊. 燕山大学. 2011

[10]. 风险投资对高新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研究综述及展望[J]. 符箱. 现代商贸工业.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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