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考研热”的社会学和经济学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这几年来，在高等教育领域里人们谈论得最多的话题除了高校收费制外，恐怕就是“考研热”了。从1991年开始，报考研究生的人数逐年激增，每年以超过20%的速度增长。1991年全国报考研究生的总人数为9.3万，1992年达11万，1993年为12万，1994年达15万，1995 年更达到创纪录的20.3万，是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考以来报考人数最多的一届。仅笔者就读的华中理工大学就有一千余应届生报名“考研”，而同年本校应届毕业生总人数也只有两千二百人，也就是说，几乎每两名毕业生中就有一人报考硕士研究生。博士生报考情况也同样火热。这一切与八十年代末期考研者寥寥无几的冷清状况形成鲜明对照，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如果对我国恢复研究生招考制度以来的报考情况作一个历史回顾的话，会发现“考研”实际上经历了一个“热——冷——热”的过程。恢复招考后报名人数逐年上升，至1986年达到第一个高峰期，全国报考总人数达18万人。此后报考人数开始下降，1989年和1990年跌至最低点（1990年报考人数的稀少有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可能具有一定偶然性。但那几年“考研”的冷清状况是有目共睹的，因此也具一定必然性），自1992年才开始回升并迅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人们有理由提出这样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在操纵着“考研”的“热”与“冷”，这一轮新的“考研热”又能够再持续多久呢？
二
在社会学家的眼里，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是分化为各种层次的。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斯和穆尔曾对社会分层作过一个经典的功能主义分析。他们认为：社会中各种岗位、地位的功能重要性有大小之分，个人的能力禀赋亦有高下之别，为了使最重要的社会位置能吸引到最有能力的人，就必须拉开不同岗位间的待遇差别，使从事重要工作的“能人”获得较高的酬报。这一方面有助于做到“人尽其才”，另一方面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社会的层次分化。因此，不存在没有社会分层的社会。
人们在社会中的地位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不停地从一种社会地位或层次转移到另一种地位或层次，这被称为“社会流动”。人们最关心的一种社会流动是由较低社会层次和向较高社会层次的流动，即“向上流动”。而在现代社会中，影响向上流动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教育。
由国家社会科学青年基金资助，华东政法学院李建勇等于1992年在上海、厦门进行了一次主题为“当代中国城市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社会调查。调查中发现按职业性质可分为白领（脑力劳动者，以创造、传播和应用知识为主）、灰领（脑体中介型劳动者）和蓝领（纯体力劳动者）等共五个层次，而按教育程度则可分为文盲半文盲、小学层、初中层、高中层和高等教育层等五个层次。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因教育升等而导致的职业升等占到了职业升等总数的61.72 %。教育对向上流动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如果说以上的观点是从社会整体的、宏观的角度出发对教育进行分析的话，那么，两位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尔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就是从微观的、个体的角度来看待教育问题的。他们认为：教育是对人身的一种投资，是一种生产性的行为，其目的在于取得相应的收益。既然如此，具有理性的个人在决定是否进行“教育投资”之前，必然会首先进行成本——权益的预期分析，如果发现收益率过低，或预期收益低于受教育的机会成本的话，就会放弃对教育的投资（这里引入了“机会成本”的概念。在经济学理论中，一项决策的机会成本就是作出某一项决策而不作出另一项决策时所放弃的东西。这种例子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屡见不鲜的，比如说，我大学毕业时面临两种选择，一是继续读三年研究生，一是去某工厂工作。如果我决定读书的话，那么读研究生的机会成本就是在工厂工作三年所可能得到的全部收入。反之，如果我选择进工厂，则放弃受更高级教育的机会就成为我工作的机会成本。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机会成本存在的前提是有选择的可能，如果没有选择——比如我毕业后只有工作一条路——那么也就没有什么机会成本可言了）
据此，我们可以把“考研”定义为一种为达到向上流动的目的而进行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个人是否进行这种投资取决于两方面因素：一是“考研”可能给他带来的好处有多少（即预期收益的大小）；二是：考研”的总成本如何，这又包括：1、实际成本大小， 即个人在考试及攻读研究生期间的实际花费；2、机会成本大小， 即个人为攻读研究生所放弃的其他收益。其中机会成本的大小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因为维持个人基本生活的费用是一定的，并不因读书与否而有所变化。据舒尔茨的研究结果，在美国，学生所放弃的收入（即机会成本）占到高等教育培养人力资本之实际总成本的一半以上，而它恰恰又极易为人们所忽视。
那么，进一步看，人们又是根据什么来预测“考研”的收益和成本呢？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进行绝大部分活动之前，都要对行为的后果进行预期。我们常说“三思而后行”、“谋定而后动”，这个“思”和“谋”其实就是理性预期的过程。那么，这种预期是依据什么做出的呢？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曾提出：对较短行为的预期，大多来自经验和惯例，而对较长期行为的预期，则依赖于具有稳定性的制度。因此，造就长期行为的关键在于社会能作出鼓励长期行为的制度性安排。显然，“考研”本身就是一种对长期行为的选择，人们对“考研”的收益和成本进行预期的依据，只能是国家政策和社会制度的相应安排。
三
恢复研究生招考制度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百废待兴，社会对具有高层次知识的人才有着极迫切的需求。而由于文化大革命对教育制度冲击导致了“人才断层”现象，高层次的青年知识分子又极为匮乏。这种供需的不平衡使研究生成为了一种“稀缺资源”，毕业后几乎不用费什么气力就能找到一个理想的工作单位，而且很快就能得到重用攫升。而在当时那种相对封闭的社会体制中，单位制仍然起着严格的束缚作用，能进入一个理想的单位并逐步升迁几乎是学生们向上活动的唯一机会。同时，“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等口号在社会上的风行表明，在经历了文革被贬为“臭老九”的遭遇后，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又开始上升。因此，研究生在选择单位、工资待遇、升迁机会以及社会地位上的优势是足以令人心动的。从另一方面看，封闭的体制决定了学生们除“考研”外并无太多其他机会可供选择，他们无需为考研放弃太多的东西。也就是说，“考研”的收益相当大，而机会成本极小。因此，第一次“考研”的热潮就自然地出现了。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社会开始步入转型期，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一些旧的社会制度已经失去了调节的功能，而相应的新制度却尚未建立健全。经济的迅猛发展，特区的高速建设，新旧体制间存在的漏洞……一时间社会上似乎到处都充斥着暴发的机会。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出现了转变，财富成了衡量人们社会地位的一个新的重要标准。人们向上流动的途径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这一切都使“考研”的收益和成本出现了变化：首先，从收益上看，研究生与本科生在工资待遇上的差异一直没有什么变动，如果这种差异在过去还稍有一点儿吸引力的话，随着工资水平和物价的普遍上涨，这点吸引力也早就烟消云散了。同时，整个社会日益弥漫的功利主义心态使追求知识、潜心学习者反而成为笑柄。“穷得象教授，傻得象博士。”既是文人自嘲，也是社会写真。这些都给人们发出了这样的信息：“考研”的收益率已经相对降低了。而与此同时，“考研”的成本，尤其是机会成本却急剧地上升了。当社会上暴发的机会比比皆是，人们大呼“一不小心就发了财”时，校园虽大，却也难放下一张宁静的书桌了。学生们肯定会意识到，过去读三年研究生所失的也许不过是几年的工资，现在再废三年寒窗将意味着失去许多极为诱人的机会，而这些非读研究生的收益所能补偿的。可能失去的太多，而可能得到的太少。理性权衡的结果自然是大多数学生对“考研”望而却步了。不要说考研，就是许多在读的研究生、本科生也纷纷“下海”，甚至弃学从商。当时的舆论将此斥之为“短期行为”、“非理性行为”，其实对个人来说，这恰恰是经过理性权衡后的行为。
近年来“考研”的逐步升温可以明显看出是国家政策倾斜和制度日渐完善的结果。
首先，从国家政策上看，先后采取了一系列倾斜性措施：1.拉开了研究生与本科生毕业后工资等级的差别。近几次工资调整后，二者差别已近百元。2.对具有硕士以上学历者，在干部选拔和职称评定方面给予优先照顾。许多省市在确定省厅级干部人选时对无硕士学历者根本不予考虑。3.对高学历者在工作调动、子女配偶的随迁、安置和就业、就学方面给予特殊照顾。例如北京市自1995年起对外来人口进京定居一律收取“城市增容费”，而硕士、博士生则免收。深圳市对外来人口管理极为严格，而对博士及其家属入深圳有较为宽松的规定。4.自1995年起增加在读研究生的生活费补贴和奖学金金额。可以看出，这些措施都使“考研”的收益率有所增加。
其次，社会制度的稳定和完善降低了“考研”的机会成本。经历了转轨期的迷乱和阵痛后，新的制度和规范已逐渐确立并开始稳定地发挥起调节社会的功能，再想利用制度中的漏洞大捞一笔，一夜间就获得暴利的可能性已越来越小。许多人甚至发现如果没有足够的知识积累和高等学历，能否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觅得一席生存之地都成了问题。笔者的几个同学1992年本科毕业后到南方去“闯天下”，这几年却纷纷回来准备考研究生。问其原因，答曰在南边许多单位招聘时根本不考虑学历在硕士以下者，而一些找到工作的也感到在单位或公司里一个本科生难有出头之日，故不得不重拾书本，准备“考研”，并戏称此为“充电”。近年来报名参加研究生考试的社会在职人员比例逐步上升，其原因大概在此。反过来看，当研究生放弃了过去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后，就发现他们在就业方面的选择还是远多于本科生的。这就是说，学生们发现他们不致因读研究生而失去太多的机会，“考研”的机会成本比起八十年代来又有所降低了。综上所述，我们会发现经历了一个历史的循环后，“考研”重又成为人们向上流动的途径之一，其预期收益仍然大于预期成本。
四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会发现在“考研”的“热——冷——热”背后，起决定作用的始终是其收益率和成本之间的关系。当收益大于成本时，就会出现“考研”的热潮，而一旦收益与成本差额水大甚至还低于成本，“考研”也就少人问津了。（这里所谈的收益和成本都不仅仅限于经济收入，而是包括社会地位、心理满足感和社会权力等更为广泛的领域）。
人们的需求总是在不断增长的，一般来说，人们都积极地追求向上流动以便在更高层次上满足自己各方面的需求，而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个人受教育程度越高，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就越大。对此有一种称为“分配给受教育者的收益”理论解释，认为经济增长提供了许多新的机会，而受教育程度将影响人们对这些机会的反应能力，受教育越少，反应越迟钝。因此，高教育程度者总能不断抓住新的机会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这一点已为许多发达国家的经济所证实。根据舒尔茨的计算，美国自本世纪以来，不同教育程度之间在收入上的绝对差异在扩大，而相对差异则在缩小。然而选择高等教育的人数还是与日俱增，因为人们在确定收益率的时候考虑得更多的是收入的绝对差距而非相对差距。另外，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还有一个特点：在经济发展中常出现地区间和行业间的不平衡，而发展水平相对高的地区与行业往往成为社会流动的目的地。为保持社会稳定，国家一般会对此进行限制和筛选，而教育水平就是进行筛选的依据之一。由此可以想象，在今日中国，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制度的不断完善，“考研”理应受到广大学子的青睐，成为他们的理性选择。“考研”还会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