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实意义论文,科学论文,社会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科学、技术与社会”（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在英语世界中常用缩写字STS来表示。本文从三个方面说明STS研究适应时代的发展和召唤而表现出其生命力：1）从和平运动、环境运动到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两大主题；2）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因素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第一因素；3）从小科学到大科学，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结合我国实际，特别是世纪之交的宏伟建设任务，进行“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对于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关键词 科学 技术 社会
一、“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领域（STS）的形成
科学，从来是社会中的科学，技术，从来是社会中的技术。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早已为一些思想家和科学家所重视。
“知识就是力量”是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F·培根的名言，他看到了科学的社会功能和价值，认为凭借科学技术可以建立和扩大人类对自然的权力和统治。
马克思、恩格斯亲身经历了工业革命给社会带来的深刻变化，考察了科学技术对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重要作用，他们把科学誉为“历史的有力杠杆”，“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马克思曾把从中国传至欧洲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称为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他还指出，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恩格斯对18世纪的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作出了著名的理论概括：科学和哲学结合的结果就是唯物主义、启蒙时代和法国的政治革命；科学和实践结合的结果就是英国的社会革命。他们认为，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就不能达到对历史现实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对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的论述甚丰，他们把科学技术是社会生产力的重要因素的观点有机地融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中。把科学技术视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还是一个极其关键的组成部分。[①]
1931年在伦敦召开的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苏联物理学家盖森宣读了长篇论文《牛顿力学的社会经济根源》，他从牛顿所生活时代的经济、技术状况和社会思想背景上分析牛顿力学的产生、发展及其局限性等[②]，被认为是科学史的研究从“内史”跨向“外史”的开始。也就是说，人们开始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和条件来探讨科学和技术发展的规律性。1935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生R·K·默顿在著名科学史家G·萨顿的指导下写出了颇有影响的博士论文：《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
英国物理学家J·D·贝尔纳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从事关于科学的社会性质、作用和科学的政策、管理、发展战略等问题的研究，于1939年出版其名著《科学的社会功能》。还出版了《19世纪的科学与工业》（1953）、《历史上的科学》（1954）等书。这些著作开始比较全面地阐述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双向促进作用。
“科学、技术与社会”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一个新兴的交叉性的，亦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交叉的研究领域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③]一方面，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并且日益渗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类的物质文明得益于科学技术获得空前的提高和发展，科学和技术成为人们崇敬、赞美和依靠的力量；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杀人武器的大量使用，工业生产、技术社会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短缺等等，日益暴露出科学技术对人类生活的负面影响。人们对科学的价值、技术的作用产生了疑虑和困惑。社会上出现了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两种思潮。在哲学、理论界则有所谓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主义两种思想。在发达国家掀起的反科学浪潮中，现代科学技术沦为被批判的对象，遭到了来自社会、哲学不同层次的和来自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生态等各种方位的激烈批判，反对科学技术的不受限制的增长，反对国家资助科学技术发展，反对生物技术、核技术等许多技术的开发和应用。[④]然而在一片反对声中，科学技术却按照它们自身的发展逻辑和不可阻挡的国家、社会的大量需求以更加快得惊人的速度突飞猛进，特别是电子计算机的发明、更新和广泛应用，以更深刻的方式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的生活面貌。这一现实迫使人们，特别是一些学者们对科学、技术的本质及其与社会的相互关系进行反思。并且要求认真研究：怎样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正面的积极的作用，又怎样预防和克服由于科学技术运用对人类社会所造成的负面的有害后果。正是这种社会需要促使“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应运而生。
在英语世界中，“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常用英文缩写字STS表示，在国际上已逐渐流传和通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对STS研究也给予重视和支持。本文下面拟采用STS这一简称。
二、STS研究适应时代的需要而发展
这里从三个方面说明STS研究的发展适应着时代的需要和呼唤。
（一）从和平运动和环境运动的兴起，到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两大主题。
科学家们出于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先后发起了保卫世界和平的运动和保护人类环境的运动，后者也称为绿色运动，以后又有所谓广义的包括和平运动在内的绿色运动。
和平运动 1945年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扔原子弹所造成的毁灭性破坏，化学武器、细菌武器的可怕后果，以及杀伤力越来越强的军事武器的不断出现，激起了一些科学家的极度不安和严正谴责。美国和苏联研制氢弹成功，世界两霸核军备竞赛开始，更是一片恐怖气氛笼罩全球。英国数学家和哲学家B·罗素率先发起和平运动，号召科学家们要关心科学研究成果可能给人类带来的危害。这一倡议得到爱因斯坦的赞同。1955年7月发表了反对战争、反对军备竞赛，号召用和平办法解决世界上一切争端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在宣言上还有一批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和卓越科学家签名，如美国的布里奇曼、缪勒和鲍林，英国的泡威尔和罗特布拉特，法国的约里奥·居里，波兰的英费尔德，日本的汤川秀树等人。在美籍加拿大实业家伊顿的赞助下，第一次由科学家讨论世界和平问题的会议于1955年7月在伊顿的家乡——普格瓦许小渔村举行。我国的周培源教授与会，并且担任普格瓦许会议的理事，直到1993年去世。
科学家们发起的和平运动以后就称为普格瓦许运动，其宗旨是要科学技术为世界和平服务，为人类的利益和进步服务。这一运动以每年召开一次“普格瓦许科学与世界事物会议”的形式延续至今[⑤]。
和平是全世界人民关心的永恒主题。自1989年起，联合国规定每年11月11日所在的那一周为“国际科学与和平周”。几十年来，科学与和平的研究已成为STS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环境运动 自40年代起，人们通过一系列严重的污染事件，感受到了由工业生产带来的环境问题的严重性。正象1962年在美国出版的《寂静的春天》书中根据大量事实所指出的：“当人类向着他所宣告的征服大自然的目标前进时，已写下了一部令人痛心的破坏大自然的记录”，“由水、土壤和植物构成的大地的绿色斗蓬”已被严重污染。[⑥]从而唤醒人们自觉关心生态环境问题。
1972年6月，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一次规模空前的“人类环境会议”。会议秘书处委托经济学家B·沃德和微生物学家、病理学家R·杜博斯撰写一份关于人类环境问题的报告，为此成立了由58个国家的152位专家组成的通讯顾问委员会，其中包括自然科学家、人类学家、工程师、社会科学家、哲学家、实业家、建筑师、银行家等各领域中的权威人士。会议秘书长说：这份报告的最大价值在于“当人类活动对环境正在产生深远影响的时候，使世界上第一流的专家和思想家，就人类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方面，都能表达出他们的知识和主张”。这份报告出版时的书名为《只有一个地球》，副标题是《对一个小小行星的关怀和维护》[⑦]。这次会议和这份报告成为人们称今天的时代为“环境时代”的起点。此后，保护环境运动在世界各地雨后春笋般地开展起来。
通过对人口、粮食、气候、环境、资源等一系列“全球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人们认识到，人类现代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导致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短缺，不但给人类社会当前的发展带来越来越多的困难，而且对人类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于是，人们逐渐形成了新的社会发展观，即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在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世界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是这样的发展，它满足当代的需求，而不损害后代满足他们需求的能力。
1992年6月在巴西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会议，有183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会议，其中有102个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到会，我国的李鹏总理率团参加了会议。可持续发展是会议的中心议题。会议制定了《21世纪议程》，这是对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共识和承诺，目的是要通过对人类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改革，使得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地球自然环境和资源的发展相适应。
由环境问题引起的关于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作用的研究，到可持续发展与科学技术如何相互促进，人、科技、自然、社会如何协调发展，很自然地，都成为STS的热点课题。
当前，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两大主题，从各种角度、依据各种案例对科学技术与和平、发展这两大主题的互动关系作各种理论的和实际的探讨，构成了STS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因素，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第一因素。
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就越来越表现为生产力的重要因素。进入20世纪以后，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值呈直线上升的趋势。据经济学家测算，在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对国民经济总产值增长速度的贡献值，在世纪之初仅占5%—20%，到世纪中叶以后，就上升到了50%左右，以后更加快速上升到60%—80%，以至80%以上。在生产力的诸因素中，科学技术越来越显示为最有活力和起决定性作用的首要因素，而资金、人力、物耗、能耗等其它因素的作用均已退居于后位。世界许多地区陆续进入“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第一因素”的时代，亦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
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和社会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不但社会的生产方式在不断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以及社会的管理方式、教育方式，也都在不断变化。科学技术作为不断变化的社会现象，它与经济、政治、法律、文化、伦理、价值、思维、管理、教育、宗教等等诸种社会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涌现出许多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需要进行研究。研究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在于，社会各类现象的发展变化往往滞后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化，或者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不相匹配，而这种“滞后”或“不匹配”不但有碍于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更明显地有碍于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从而有碍于社会的前进。而STS则是能够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作出一定贡献的，因为STS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探求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新型相互关系。
（三）从“小科学”到“大科学”，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
在过去，靠个人志趣，少量资助，有小规模的实验室，经过少数人的艰苦奋斗，就能作出划时代的科学成就。而在20世纪中叶以后，重大科学成就大都是大科研集团的产物，或者是大集团协作的产物。科学的发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一般已不再是个人行为，而是一种社会活动，并且日益发展成为一种庞大的“社会工程”或“社会事业”，即所谓“大科学”、“大技术”。众所周知，美国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登上月球的阿波罗计划，都是巨大的科学工程，如果没有国家的财力支持，没有把各有关社会力量很好地组织起来，没有工程内部严密的科学管理和运行机制，其成功是难以想象的。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无论是基础科学、应用科学还是开发研究，都需要国家在政策上、资金上给予支持，也就是需要有政府行为的参与。作为一种社会事业，也需要社会的多方面、多渠道的支持。怎样构成推动科学技术事业有效发展的社会支撑系统，这就产生了科技体制、科技政策、科技管理、科技规划、科技投入、科技立法、科技奖励，以及科技发展的人文环境等一系列需要研究的实际问题。这些问题理所当然地成为STS研究的内容。探讨这些问题是为了寻求科学和技术在现代社会中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为有关科学技术发展的决策提供一定的科学研究成果作为参考或指导，从而使各种决策更加科学化和有效化。
近些年来，大科学、大技术之“大”，已不仅表现为其规模和建制之庞大，也不止表现为其对人类社会作用之巨大，“大”还大在由于研究课题和研究对象之复杂和综合，使得科学的内涵越来越体现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技术的实施则越来越需要各种工程技术和社会管理技术的结合。过去，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分离割裂的局面已经完全不符合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日益综合化的大趋势。1959年C·P·斯诺在一次关于“两种文化”的演讲中就要求改变这样的状况：两种互不相通的文化之间存在着鸿沟，一边是科学家，一边是人文学家。斯诺积极呼吁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交流和沟通，并积极推动STS研究的开展，因而被认为是STS的先驱者之一。[⑧]事实上，STS正是一个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交叉的研究领域，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到研究成果，都体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STS这一研究领域的形成和发展，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很好地起到了架桥连通和填沟铺路的作用。
STS研究在时代的召唤中不断发展。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日益成为一种决定性的力量，在国家的综合国力中日益成为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但是，科学技术不是一个孤立的独立的因素，不可能孤立地独立地起作用，也不可能孤立地独立地向前发展，只有同政治、经济、法律、教育、文化等诸多社会因素协同配合，才能显示其作用和力量，也只有获得社会各个方面的支持，才能多、快、好、省地发展和进步。所以，在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方面总有层出不穷的新问题需要加以研究。这就是为什么STS研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因所在。
三、结合我国实际开展STS研究
在中国，人们在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方面所关心的问题同西方很不一样。因为在古代中国曾有世界公认的辉煌的科学技术成就，然而近代科学没有出现在中国，却是诞生在西方。人们自然要问“为什么中国自近代以来科学落后了？”这一问题也在国际上引起关注，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曾经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即所谓“李约瑟问题”。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贯穿整个20世纪，而且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科学为什么落后？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只是从科学本身找原因，还必须从长期停滞、封闭的封建社会找原因。
爱国志士们探求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力图改变科学落后的状况，总是与谋求中国的现代化的宗旨联系在一起的。1914年，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杨杏佛、任鸿隽、胡明复、赵元任等人，深感“当时欧美各国实力的强大，都是应用科学发明的结果，而且科学思想的重要性，在西方国家的学术、思想、行为方面，都起着指导性的作用，……假如没有科学，几乎无以立国”。而中国最缺乏的莫过于科学，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写道：“士不知科学，故袭阴阳家符瑞五行之说，惑世诬民；地气风水之谈，乞灵枯骨。农不知科学，故无择种去虫之术。工不知科学，故弃货于地，战斗生事之所需，一一仰给于异国。商不知科学，故惟识罔取近利，未来之胜算，无容心焉。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理之分析，毒菌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11）于是，他们发起创办《科学》杂志，组织“中国科学社”，目的就是宣传和提倡科学，主张以振兴科学来救中国。[⑩]许多知识分子都抱着极大的爱国热情投身到“科学救国”的行列中。
倡导科学和民主，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当时，陈独秀、李大钊以及许多五四的旗手们都认为中国之所以还处在“蒙昧时代”，就是因为科学技术太落后。在1933年7月《申报月刊》的《中国现代化问题号》专辑中，人们有这样的认识：“中国现代化应有的努力方向是：第一，发展自然科学，这是现代化的根本基础。第二，促进工业发展，一个国家若无现代工业，平时无法生活，战时无法进攻。第三，提倡各种现代学术，没有现代学术也不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第四，思想方法的科学化，以使我们的思想、态度、和做事的方法都现代化、效率化、合理化。”（12）
然而历史的事实证明，要发展科学，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没有一定的政治前提和经济基础，难以振兴科学，更难以振兴中国。
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成立了自然科学座谈会，有一大批有造诣的科学家潘菽、梁希、金善宝、卢于道、涂长望、曹日昌、丁瓒、钱保功等参加。1945年初，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座谈会的成员起草并通过了发起组织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文件：《组织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缘起》，其中阐述了科学技术在社会中的作用，探讨了科学技术服务于我们的国家、民族的途径。《缘起》指出：“因历史的前进，科学技术逐渐成为人类社会中的一个主角。科学和技术日益具有决定前途命运的力量。”并说：“中国既然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所以中国科学工作者的处境是特别艰苦的。大多数同胞还根本不知道科学为何物。其余一部分也很少真正了解科学的性质和重要性以及培植的方法。就一般讲，中国社会中还很缺乏科学的空气。因此中国科学工作者所受的物质待遇是很不足的，所受的精神待遇是很冷漠的，所有的工作环境是很困难的。要在缺乏科学的社会中进行科学的工作，建立科学的传统，真像是逆水行舟，费力十分而至多只能希望一分成功。……”科学工作者的处境之所以艰苦困难，就是因为缺乏发展科学的社会环境。《缘起》明确认为“民主运动与科学运动实不可分”，号召科学工作者要成为变革社会的民主运动的中坚。（13）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为发展科学提供了必要的政治前提和社会条件。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组织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发展科技事业，培育科技人才。如果说，直到1945年，中国还是“大多数同胞还根本不知道科学为何物”的“缺乏科学的社会”，那么，5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情况已有了根本的变化，中国有了科学，而且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明显的差距。
建国以来，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研究是与我国科技工作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相联系的，它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论的研究内容，也是自然辩证法和科学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是我国科技政策的理论基础。科技管理部门在科学、技术与社会方面作了许多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对于制定我国的科技政策、科技规划和推动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而在科技政策的实践过程中提炼和概括出来的实际问题又常常成为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的重要内容。例如1958年曾从实践中提出“四大关系”的研究：自然科学与生产，自然科学与群众，自然科学与政治，自然科学与哲学。这些都是重要的理论研究课题。
近几十年，我国科学技术仍然相当落后，而科学技术的作用也没有充分发挥。第一，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比较低，现在平均只有30%左右。许多技术要从国外进口，目前我国对外国技术的依存度高达50%以上。第二，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道路，既有“科学的春天”，科技工作蓬蓬勃勃、欣欣向荣，也有“科学的严冬”，科技工作困难重重、停滞不前。科技工作者仍然常有“逆水行舟”之感。第三，我国公众的科学素养相对差些，一个尊重科学、尊重人才、依靠科技发展经济、发展社会的浓厚空气和良好环境尚未完全形成。在这样的实际背景下，我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始终围绕着“怎样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怎样尽快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这样的主题是属历史的必然。
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一心一意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按照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已用前十年的时间，完成第一步战略部署，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人民的生活基本上达到温饱水平。
世纪之交，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时期。要全面完成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到2000年，人口控制在13亿以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初步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使我国以崭新的姿态跨入21世纪。并且要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出重大步伐，即要为在下一世纪中叶达到世界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了我国政府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这是我国跨世纪的建设纲领。在《纲要》中提出了2010年的主要奋斗目标：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人口控制在14亿以内，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纲要》指出：“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纲要》还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这是为21世纪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提出的两个重大国策。现在，全国上下都在为实施这两个根本性转变和两大战略国策而努力。
在这世纪之交的关键时期，结合我国的宏伟而又艰巨的建设任务，研究科学技术怎样快速、健康发展的诸种实际问题，研究科学技术怎样在实施两个根本性转变和两大战略国策中充分起作用的诸种实际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而这些问题的研究，正是我国STS工作者的历史使命所在。同时，我国的STS研究也要与国际的STS研究接轨，以便我们更好地了解和吸取国际的研究成果和经验，使我国的STS研究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注释：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自然辩证法与科学技术》，于光远、孙小礼等编，科学出版社，1988年。
② 参见《政治科学现象》，赵红州主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
③ 参见《论STS及其历史发展》，殷登祥，《哲学动态》，1994年第8、9期，《科学、技术与社会专辑》，《自然辩证法研究》增刊，1992年。
④ 参见《当代“科学技术批判”研究》，叶闯，博士学位论文，1995年。
⑤ 参见《科学与和平》，王德禄、刘戟锋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⑥ 引自《寂静的春天》R·卡逊著，吕瑞兰译，科学出版社，1979年。
⑦ 《只有一个地球》，燃料化学工业出版社，1974年。
⑧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文件汇编，国家科委社会发展司编，1992年7月。
⑨ 参见《两种文化》，C·P·斯诺著，纪树立译，三联书店，1994年。
⑩ 参见《中国科学社社史简述》，任鸿隽，《文史资料》第十五辑，1961年。
（11） 《新青年》，第一卷，第一号。
（12） 引自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人民日报，1989年2月21日。
（13） 参见《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知识出版社，1983年。
标签：科学论文; sts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自然科学论文; 纲要论文; 科技论文; 中国科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