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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日本采取咄咄逼人的外交攻势，令人关注和担忧，它已经正在并将继续损害日本与中国等周边国家的关系，给东亚乃至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的消极影响。
日本“新外交”的表现
日本“新外交”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不顾其宪法限制和禁止，以参与联合国“人道主义救援”行动和支持美军反恐为名，向海外派兵，强化美日同盟，以成为“合法”军事大国；2、凭借强大经济实力，推行金钱外交，千方百计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以下简称“入常”)，以成为政治大国；3、在因历史问题而与周边受害国关系紧张的同时，激化与邻国特别是与中国的领海和岛屿争端，以扩展领海和夺取油气资源。
日本这种“新外交”早在去年就已显得特别“抢眼”。去年年初以来，日本陆上自卫队一直在战火纷飞的伊拉克执行“非战斗任务”。对日本而言，这是战后60年来的首次。去年9月59届联大召开以来，日本使出浑身解数争取“入常”。由日本牵头成立的“四国联盟”不断向联合国“逼宫”，在成员国关于安理会改革存在严重分歧的情况下，要求联合国强行表决其提出的改革方案。去年年底，日本要求俄罗斯同时归还北方四岛，拒绝俄罗斯把色丹和齿舞两岛交给日本的建议，致使俄日关系陷入僵局。今年2月，日本岛根县议会通过《竹岛条例》，宣示对韩国控制的独岛拥有主权，引起韩国举国愤怒和持续不断的强烈抗议，致使韩日关系急剧恶化。
特别是去年下半年以来，日本在钓鱼岛问题和东海划界问题上不断挑衅中国。日本先后出台了“西南诸岛有事方针”和《防卫计划大纲》，宣称以武力保卫钓鱼岛等岛屿，明确以中国为主要假想敌。今年2月，日本政府宣布把日本右翼势力去年在中国钓鱼岛上设立的灯塔收归国有，以显示对该岛的主权和加强对该岛的实际控制。而且，日本坚持以没有国际法依据的“中线”划分东海海域，挑战中国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享有的东海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等合法权益，拒绝中国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建设性建议。今年4月13日，日本政府宣布即日起批准日本石油公司在中日争议的海域开采油气，并于7月14日公然批准日本帝国石油公司在中国东海专属经济区开采石油的申请，甚至把中国的油气田的名称改为日本名称。日本还把它控制的冲之鸟那样的小礁石当作岛屿，以扩展其领海。
日本对中国海岛和海洋权益的严重侵犯，使正深受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影响的中日关系雪上加霜。去年12月，日本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和严正交涉，公然允许台独代表人物李登辉再次到日本从事“台独”活动。今年2月19日，美日两国外长和防长在华盛顿召开“2+2”会议，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宣称保证台海和平与稳定是两国共同战略目标之一，其潜台词是，一旦台海爆发战争，美日将联合进行武装干涉。此外，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小泉一再挑衅邻国，10月17日小泉不顾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人民的强烈反对，再次去“靖国神社”拜鬼，进一步恶化同中韩等国的关系。
因此，中日关系目前已经恶化到中日邦交正常化33年来的最低点。中日最高领导人近四年没有互访，使中日关系从“政冷经热”的不正常状态正在滑向“政斗经冷”的危险境地。
日本“新外交”的特点
一是惟美国马首是瞻。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90年代初，日本外交对美国的独立性曾不断增强，以致美日关系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严重恶化，美国甚至认为日本的经济威胁超过了苏联的军事威胁。但是，随着90年代初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和此后美日经济实力差距的重新拉大，美日矛盾逐渐缓和，两国从1996年开始重新加强政治军事同盟关系，日本外交重新以美日同盟为基轴。特别是“9·11”事件以来，日本全力支持美国借反恐推行“新帝国”战略，在外交方面惟美国马首是瞻，因为日本认为追随美国从而获得美国的大力支持是实现其“新外交”战略目标的关键。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曾毫不掩饰地说：“日美同盟越加强，越有利于日本开展对其他国家外交。”
二是以金钱开路。二战结束以来，日本从一个被占领国逐渐变成世界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除了冷战时期美国的扶植和保护之外，主要依靠的是从60-70年代起迅速强大起来的经济力量。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一直是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和外汇储备国。因此，日本靠经济立足于世，金钱是日本推行“新外交”的最大资本，以金钱开路是日本“新外交”的一大特点。为了“入常”，近年来日本大力推行“金钱外交”，包括首相在内的日本高官以金钱开路，频繁出访，承诺的对外经济援助已经超过千亿美元。为了争取非盟的支持，“四国联盟”许诺向非盟提供大量经济援助。今年9月，日本“争常”失利后，对联合国心怀不满，于是，提出少交会费，以此来报复联合国。
三是不顾《联合国宪章》和本国宪法限制。《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把日本等二战挑起国和战败国称为敌国，即日本不是“正常国家”。因此，在修改《联合国宪章》、废除“敌国条款”之前，日本根本没有法定资格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何况日本至今没有像德国那样对战争犯罪进行深刻的反省和谢罪，也没有对地区安全和世界和平做出重大贡献。日本名存实亡的现行宪法明确规定：日本放弃国家交战权，日本不可向国外派军，日本只可“专守防卫”，不可参与“集体防卫”。但是，早已跨出国门的日本自卫队却在国外紧密配合美国的反恐军事行动，同时，日本还依据美日同盟把其军事干涉的范围扩大到日本领海之外的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甚至南中国海地区等所谓“周边地区”。在当今世界，外交政策同时违背国际法和本国宪法的国家，惟有日本。
四是远交近攻。由于日本企图通过彻底否定其对外侵略历史来“刷新”其国际形象，从而实现成为世界政治和军事大国的目标，这种掩耳盗铃式的做法必然激起周边受害国的强烈愤慨，导致日本与周边国家关系严重恶化。由于日本“新外交”的目标之一是海洋扩张，从而争夺周边国家的岛屿和油气资源，这就使日本与邻国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冲突不断激化。特别是在“入常”问题上，日本采取远交近攻的外交战略，一面在历史、领土等问题上不断挑衅邻国，一面利用美国的支持和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在周边之外“广交朋友”，支持日本“入常”。
五是全面出击。冷战时期特别是80年代以前，如果说日本有自己的外交，那就是经济外交，其目标基本上是获取经济利益。从80年代起，日本外交逐渐具有经济之外的色彩。今天日本的“新外交”主要是以经济为筹码追求经济之外的目标，即以经济外交为依托，政治外交、军事外交、能源外交等多管齐下，四面出击。
日本“新外交”出台的背景
日本“新外交”不是权宜之计，而是近年来日本对其面临的一系列国内外新形势的战略性反应，与日本的民族性格也有深刻的关系。具体讲，日本“新外交”是至少以下五个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
1、冷战结束以来日本经济持续低迷不振。自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以来，日本经济基本上在停滞与衰退中挣扎，没有出现强劲、稳定的复苏。由于日本引以为自豪的经济辉煌的消失和失业率上升，日本民众普遍陷入迷失和信心危机之中，各种社会矛盾趋于激化，日本政府面临巨大压力。打着改革旗号上台的小泉政府的支持率从上台之初的近90％下降到目前的不足40％。因此，小泉政府企图通过外交强硬与突破转移或缓和国内矛盾，提升民众支持率，增强民族凝聚力。同时，为了根本改变二战结束以来日本的战败国地位，人数虽少但能量很大的日本右翼势力乘机兴风作浪，他们利用媒体操弄民意，致使日本狭隘民族主义高涨，社会趋向右倾保守化。
2、中国经济持续强劲增长和中国迅速崛起。在日本经济萎靡不振的同时，中国经济以年均9％左右的惊人速度持续增长。世纪之交中日经济的巨大反差和中国的迅速崛起，导致日本的忧患意识日益强烈，“中国威胁论”在日本盛行。日本越来越担心身边崛起新的世界大国，尤其是这个新的强邻正是曾长期受它欺负因而在它看来仍对它耿耿于怀的中国。于是，日本决心在中国完成崛起之前采取一切对华遏制措施，以延缓或破坏中国的全面崛起。这正是日本“新外交”主要针对中国和日本公开庇护“台独”从而导致中日关系迅速恶化的重要原因。
3、世界油价大幅上升。去年以来，世界油价大幅上涨，现在已经突破每桶60美元大关，创下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以来的最高记录。石油价格的大幅上涨使世界面临新的能源危机，从而使世界经济面临滞胀的危险，对几乎100％依赖石油进口的日本影响尤甚。因此，日本企图通过领海扩张和攫取油气来摆脱能源危机和促进经济复苏，自然把油气资源丰富因而早被它觊觎的中国东海当成夺取的目标，这使得中日在东海划界和围绕钓鱼岛的争端不可避免地激化。
4、“9·11”后美国调整其全球战略。“9·11”前，美国已经把中国确定为最大潜在对手。但是，“9·11”事件打乱了美国全球战略部署，美国被迫以反恐、反扩散和国土防卫为安全战略的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而把对华遏制暂时放在其次，这既是因为美国没有足够精力遏制中国，也是因为美国在反恐、反扩散问题上需要中国的支持与合作，尤其是在朝鲜核危机的化解中需要中国发挥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然而，美国绝对不愿意看到中国迅速崛起，因而就利用中日矛盾，怂恿日本突破其和平宪法，纵容日本的外交野心，把它“提升”为遏制中国的主力。日本则利用美国的支持实现其“新外交”目标。因此，对华战略意图正好合拍的美日联手“以台制华”和日本采取强硬对华政策就“顺理成章”。
5、日本的民族性格。日本民族具有勤劳、节俭、严格、认真、好学、团结、善模仿、讲卫生、重环保等优点，但也有不利于日本与邻国和睦相处的特性，它偏激、狂妄自大、欺软怕恶、怕别人轻视、强烈的拓展性等性格，使日本民族信奉“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强权政治逻辑，具有“傍强权”的外交传统(20世纪初与英国结盟，30—40年代与德国结盟，50年代以来与美国结盟)，模仿和追随强者、鄙视和欺侮弱者是其鲜明特征。在中国盛唐时代，日本以中国为师，以学习中国文化和制度为荣，而当近现代中国衰弱时，日本则变本加厉地欺侮中国。在近代西方强盛以前，日本对西方闭关锁国，而当西方强大起来并以武力威逼它打开国门后，日本开始脱亚入欧，以西方为师，以引进西方制度和与西方为伍为荣。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败于美国，并遭到美国原子弹轰炸，但日本现在不仅不仇恨美国，反而欣赏美国并紧抱美国的“大腿”。日本曾给中国造成深重灾难，但日本不仅至今不向中国谢罪，反而在历史等问题上挑衅中国。可见，日本民族只有“耻感”文化，没有“罪感”文化。换言之，当日本比别国落后和虚弱时，它感到耻辱，因而虚心模仿并极力赶超别国；当日本比别国先进和强大时，它就感到荣耀并蔑视甚至欺侮别国，丝毫没有犯罪的感觉。日本独特的生死观是产生靖国神社参拜问题的深层原因。日本文化具有“重死轻生”的特性，认为死是一种不错的选择。这种独特生死观不仅与绝对服从权威和命令的专制传统一起造就了日本独特的武士道精神，而且与“罪感”文化的缺乏一起导致许多日本人持一种别国难以理解的观点：人一旦死去，其罪过就一笔勾销，就值得纪念。日本这种独特的生死观，既与珍视生命、重视人权的西方文化反差巨大，更与具有鲜明是非观、善恶观(即好人千古流芳，坏人遗臭万年)的中华文化势同水火。这就是今天日本右翼势力和小泉等人不惜冒犯邻国去靖国神社“拜鬼”，为战争罪犯招魂的思想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