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物价持续下跌的成因与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因论文,物价论文,对策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物价持续下跌的直接原因
自1997年10月开始，我国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一路下跌；1998 年4月起，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开始负增长。1998年全年，这两个物价总水平都出现了改革开放20年以来的首次年度负增长。进入1999年，市场物价继续走低。上半年商品零售价格比上年同期下降3.2%， 居民消费价格下降1.8%。导致我国物价持续下跌的直接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适度从紧”背景下的合理回落及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
我国“适度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通过压缩、规范政府开支，减少货币供应为主。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程度低，所以“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主要体现在银行贷款的适度收缩上，并最终体现为投资率的下降。我国的投资率自1991年以来，经过一段“过热”之后，逐步回落：1991～1996年投资率分别比前一年增长23.8%、42.6%、58.6 %、 31.4%、22.3%、18.2%。但是，这种回落是正常的，不是货币政策“过紧”造成的，而是另有其因。
自“从紧”以来，我国并无货币供应过度紧缩的迹象。导致我国近期投资率下降的原因除了有经济“过热”后的合理回落因素外，还有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所带来的对盲目投资的有效制约，包括：（1 ）企业投资风险意识增强，以销定进、以销定产、以销定项的市场经营观初步树立；（2）过去盲目铺摊子、上项目的投资体制已开始被打破；（3）专业银行商业化改革已经起步，借贷风险意识增强；（4 ）政府下决心在“九五”及以后扭转过去粗放、外延式的增长方式。其中，过去银行与政府间行政隶属关系已经开始被打破，并导致银行与国有企业“穿连体裤”关系被打破，是国有企业不合理的投资需求不能转化为现实投资的关键。
有人用1979～1997年中国实际投资增长与GNP 实际增长作相关分析发现，我国投资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波动之间呈非常强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高达79.5%（中科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1998）。这样，在我国“投资主导型”增长方式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投资率的下降直接导致人们收入的下降，于是需求约束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环节，从而决定了物价增长速度的持续下跌。
2.需求约束日益增强，企业“自主”、“不自主”的降价销售
自我国确立市场经济改革目标以来，企业的经营观念和经营环境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企业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各种竞争手段也纷纷登场。但导致近几年企业“自主”、 “非自主”降价的主要原因在于：（1）规模经济下的合理降价。如我国的家电行业的厂家努力追求市场占有率，降价销售是自然的了。（2）重复建设后的盲目、过度竞争。 如我国9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有一半左右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 最低的只有10%。因而盲目、过度的竞争不可避免，供大于求的局面下物价自然下调。（3）简单经营下的低效竞争。从管理学的角度看， 企业竞争一般具有先由价格竞争为主后发展到以非价格竞争为主的规律。因此，价格竞争对于我们这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是首选的、正常的竞争手段。（4）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亚洲金融危机之后， 周边国家的货币贬值，使这些国家的出口产品价格下降，也使我国同类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下降，同时这些国家的国内需求疲软，导致了我国对东南亚各国出口下降，从而抑制了我国的产品出口，进而加剧了我国国内相关产品市场价格的下滑。
3.居民收入的下降及消费心理的变化，导致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滑
近年来，我国农村由于：（1）国家农业、农村政策稳定、积极，粮食价格稳定，农民利益日益受保护，商品种植业、养殖业日益发展，使广大农村居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货币化收入不断增加；（2 ）城乡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建筑工人需求的急剧增加及开发、开放地区加工工业的发展，吸收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农村居民挣回大量“外汇”。尽管近两年来，乡镇企业经营日益困难，开发、开放热，房地产热等有所回落，降低了农民部分收入，农民收入仍实现了稳步增长，农村居民需求同步增长，但仍受收入限制。另一方面， 城镇居民由于：（1）近一半的国企亏损，职工收入大面积下滑；（2 ）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公款消费、实物收入、滥发奖金减少；（3）住房、保险、 医疗制度改革，使城镇居民在支出方面增加了“新”的负担；（4 ）部分职工下岗分流，其他在职职工不安全感增加；（5 ）资产收益的增加及在传统观念驱使下激起了人们对财富积累的巨大欲望；（6 ）千元级消费已渐趋饱和，万元级消费尚需一个等待、积累的过程。这样，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大幅下滑，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尚属“正常”但受收入限制，反映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就是全社会边际消费倾向下滑（1998年不到0.6），导致物价下跌。
二、物价持续下跌的深层次原因
1.投资机制改革尚未到位，有效供给不足，导致“供给创造需求”部分不能实现，人均购买力增幅下降，是当前物价下跌的体制性原因
支撑9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的最直接因素是超高速的投资， 1992 ～1994年投资增长率分别为42.6%、58.6%、31.4%。这时期，中国投资的承载主体主要是国有企业，银行与国企是“一家”的局面尚未改观，国企资金预算约束软化，实际利率为负，导致地方和企业的超高速投资。其结果，一方面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巨大的产能过剩。巨大的产能过剩进而导致产品供大于求，企业负债增加，效益下滑，因而靠扭曲生产要素价格、靠大量资金投入推动的生产模式越来越难以维持。
“九五”时期“适度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执行，四大专业银行商业化改革已全面启动，以外延向内涵扩大再生产的转变逐步深入，导致了国有企业资金预算外部约束强化。虽然国有企业资金需求依然十分强烈，但银行“惜贷”“慎贷”等风险意识、资金安全意识日渐增强，导致贷款条件日益严格。虽然从统计数据上看，货币供应是宽松的，但原有储蓄转化为投资的间接融资渠道受阻，导致“企业主导”投资率下降。与此同时，直接融资渠道规模小、对象窄。往往是能贷款的企业也有条件“上市”，多数企业既贷不了款，也不能发行股票和债券，因此众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乡镇企业经营困难。据计算，1997年国有工业企业平均负债率为65.17%，但仍占用银行贷款72%， 亏损却比利润高出近1倍。产品份额已占2／3的非国有部门得到的资金供给， 特别是银行资金仅占1／3。原有的“居民储蓄→银行贷款→国企‘主导’投资”的投资机制全面萎缩，且规模萎缩后的投资的质量仍令人担忧。
由于收入积累不能转化为有效投资，导致有效供给不足，人均购买力增速下降。因此，政府在进行一定的“新政”式项目投资的同时，应着力研究和寻求既能降低金融风险又能顺利地把居民收入积累转化为有效、高效的投资的途径。
2.强调“刺激”需求，其作用力有限；双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只能“熨平”经济周期不能改变经济运行的机理，是当前各项措施纷纷出台，但物价仍不见明显回升的政策性原因
正如前面所分析，我国当前消费需求的收缩是我国城镇、农村二元消费结构作用的结果：农村消费稳定且略有增长，边际消费倾向依然居高不下，但受收入水平限制，其影响力有限；城镇居民收入下降，消费支出及心理发生变化，边际消费倾向下滑，从而导致整个社会边际消费倾向大幅度下滑。因此，政府采取了一些“刺激”消费的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支出。但人们的消费最终由收入来决定，因而，“刺激”消费的作用力有限。如当前极力推崇的信用消费，有人认为由于信用消费本身的原因及人们的传统观念使信用消费起不了多大作用。但笔者看来，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保障程度高，所以，信用消费、超前消费很流行；而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还很落后，人们的“自我保障”意识势必要强得多。因此，“刺激”消费的效果与国情有关。再如，当前再三降低利率，目的之一是刺激人们消费，但根据“永久收入假定学说”，人们也许不仅不多消费反而会多储蓄，以稳定未来支出。而且，货币需求与利率负向相关，利率下降使人们在既定收入水平下持有较多的真实货币余额（普什金等）。因此，想“刺激”消费，发展消费信用是必需的，但笔者认为，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更根本、更关键。
三、走出物价持续下跌困境的对策选择
从1999年4、5月份开始，我国物价略有回升，这种回升在很大程度上是1998年下半年至1999年上半年“松财政”、“松货币”的宏观经济政策推动的。要实现物价止跌回升，将负增长变为正增长，笔者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必须从思想上正确认识当前物价持续下跌问题
物价持续下跌从表面上看有利于消费者，实则不然。物价持续下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投资者预期看淡，企业经营更加困难，民间投资亦不愿大幅增加，最终可能会导致经济大面积衰退。因此，我们必须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当前物价持续下跌问题。与此同时，必须正确认识我国物价持续下跌的原因。如前所述，当前物价持续下跌是整个经济运行势态的综合反映。其中，体制改革的深入，一方面遏制了城镇职工的消费膨胀（当然这种膨胀是不合理的，主要原因是收入来源不合理）；另一方面通过改变银行与政府间的行政隶属关系从而导致国企不合理的投资需求不能转为现实投资，是物价增幅下降的主要原因。而物价由增幅下降变为负增长，则是整个国民经济困难局面的综合反映，如大批职工下岗、出口竞争力下降、有效供给不足、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严重滞后等等。因此，物价从1991年以来由一路上扬到1994年转而增速至1997年10月负增长，一方面反映了体制改革的成果，另一方面反映当前经济的困难局面，了解这一点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立足点。在充分认识当前物价负增长危害性的基础上，要认真分析和把握影响物价回升的各种因素，为宏观决策提供可靠依据。
2.从政策上“善待”当前物价持续下跌问题
由于物价长时间的负增长加剧了当前国民经济的困难，因而有悖于我们“为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的初衷。因此，政府的适时干预是必须的，否则将掩盖甚至破坏原有体制改革的成果。从现在来看，政府在1998年下半年的适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是正确的，时机把握与决策是英明的。正如弗里德曼所言：“经验告诉我们：最明智的方法，是仅在其它波动带来了明显的，且现时的危险时，才使用货币政策公开地抵消这些波动”（弗里德曼，1968）。另一方面，政府应注意把握宏观调控和体制改革的相互适应和促进。当前，“松货币”已没有太大的操作空间，如何把居民积累转化为投资、有效投资是关键。我们应着力投资体制与机制改革，把以间接投资为主的投资体制转变为间接投资和直接投资并重的投资体制，把“政府主导”投资为主转变为“企业主导”投资为主，把国有企业作为投资主体的状况转变为多种投资主体共享风流的投资格局，努力为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创造一个宽松的体制环境。因而，规范资本市场、发展中小企业贷款协会、发展企业债券、控制银行贷款质量等是主要问题。财政政策尚大有可为，但其主力、应着重于政府购买（以政府购买、政府定货来引导新兴产业、支柱产业的发展）和把握社会公平两方面。在收入政策上，应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稳定人们收入和消费预期，为我国经济稳步发展提供一个宽松的制度环境。针对物价持续下跌，刺激有效总需求应坚持有理、有利、有节三原则。有理原则是指政府有必要、有理由针对当前宏观经济中的困难局面采取适当对策；有利原则，是指政府刺激有效总需求应分清原因，找准突破口；有节原则，就是政府应把握政策调整和实施的“度”。总之，政府适时干预经济、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已成为人们共识，但如何把握政府适当的经济政策的“度”是当前及今后人们应关注、研究的课题。
3.全面开拓市场，从根本上解决物价持续下跌问题
我国物价持续下跌，与买方市场的形成、产能过剩的局面是紧密相关的。因此，能否全面、有效地开拓市场，直接关系到能否真正解决好物价持续下跌问题。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市场开拓上，应采取的战略对策是：第一，既要重视国内需求，更要重视开辟国际市场。我国内需在经济增长中起着主导作用，因而“刺激”内需显然是必要的。从当前来看，通过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辅以“新政”式的投资项目和适量的技改、扩建项目，增加就业，促使物价止跌回升是非常迫切的，也是可行的。但从长远来看，外需仍是我国经济的“启动擎”，内需要靠外需来带动，扩大外需是使我国经济走出物价持续下跌困境的根本出路。应充分利用我国大量廉价的生产资料，积极扩大出口，向国际市场拓展。第二，既要重视商品出口，也要重视生产力出口。在对外贸易战略上，要把过去以商品出口为主的出口战略逐步转变为商品出口和生产力出口并重的出口战略，努力为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提供一个宽松的国际环境。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我国扩大出口，主要是为了换取外汇。而今后扩大出口更多的是为资本积累或更直接的说是为了占有国际市场。没有大量廉价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没有广泛的产品销售市场，我国不可能实现工业化起飞。针对当前的国际形势，我国扩大出口有两大途径：一是扩大产品出口；二是扩大生产力（产能）出口。相应地，前一途径继续对准欧美市场，后一途径对准非洲、南美、南亚、东南亚等滞后地区。低利润率、大规模是当前工业发展的必然选择。同时，针对国内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局面，应努力消除“工资刚性”，也就是说，要实现经济起飞，“短痛”是必需的，包括部分职工下岗、转岗，采取以效益定工资的办法等，以为资本积累创造有利的国内大环境。
总之，世纪之交的中国，要在经济转轨中实现“起飞”，必须继续坚持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以体制改革为主，以政策熨平经济周期为辅；要全面开拓市场，使市场价格走势止落回升，将负增长变为正增长，进而趋向正常状态和基本稳定，实现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