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许部分地区先富和统筹区域发展的衔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富论文,区域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提出的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思想，实际是给有条件加快发展的地区提供充分发挥其发展潜能的机会，使较其他地区发展更快的地区从发展中得到相应的经济利益，由此为各个地区加快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动力。实践中对沿海地区经济加速增长起作用的不是允许其先富起来的政策本身，而是实现先富起来政策的机制。这种机制主要是率先市场化、国际化和工业化。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不是目的，只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捷径”。在经济发展和市场化改革达到今天水平的条件下，一部分地区确实先富起来了，这时现实地提出统筹区域发展缩小地区差距，让欠发达地区也富起来的问题，体现了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与科学发展观的衔接。
中图分类号：F1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4）06—0004—09
一、实践检验允许先富政策的效果
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邓小平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反复强调的问题。问题的提出有明显的针对性。在过去的体制中，追求各个地区的平均发展，追求收入上的平均主义。有条件发展的地区没有更快发展的政策环境。其结果就是邓小平所指出的共同落后、共同贫困。改变这种状况的出路就是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的发言中指出的：“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注：邓小平文选[M].1975-1982，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2.）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中心工作转到经济建设。中国经济发展从何入手？一位日本朋友提出一条建议：实行高收入高消费的政策。邓小平对此提出不同看法：“现在全国没有条件实行高收入、高消费的政策。但将来如果沿海地区搞好了，经济发展了，有了条件，收入就可以高一点，消费就可以增加一点。这是合乎规律的。要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这是个大政策。”（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52）
要理解小平同志的这个大政策，需要了解小平对中国改革开放起步阶段经济发展战略的思考。在我国，由于自然和历史的原因，地区经济差距本来就存在。突出反映在沿海和内地之间的差距很大。但是，在改革开放起步时，具有较高经济发展潜能的东南沿海地区优势并不突出。统计数字显示：东南沿海地区的省份在1979年大都处于较低水平。就工业产值来看，按人口平均的工业总产值，除了上海高居榜首外，其他地区并不高。广东、福建、浙江、山东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江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明显低于北方的几个工业基地（北京、天津、黑龙江、辽宁）。世界银行1980年中国经济考察团所作的关于中国经济的研究报告给出了1979年地区性不平均的比较数据。使用的数据是各地区按人口平均的工业总产值作为全国平均数的百分率。统计数据表明当时的广东（78.6）、福建（58.5）、浙江（84.5）、山东（87.3）均低于全国平均数（100），分别居全国的第16、19、12、10位。与大多数中西部省份的水平相当，甚至低于中西部地区的部分省份。当时超过平均数的除了上海外，主要是北京、天津、辽宁和黑龙江。江苏当时的百分率超过平均数（138.4），但也低于这些地区，居全国第6位（注：世界银行经济考察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58.）。甚至直到1984年，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和山东的人均工业总产值在全国的位次还分别居全国的第12、20、8、5、11位。
邓小平所提出的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思想，实际是给有条件加快发展的地区提供充分发挥其发展潜能的机会，使较其他地区发展更快的地区从发展中得到相应的经济利益，由此调动各个地区加快经济发展的积极性。这是允许先富的实质。具体地说，各个地区本来就存在着经济发展能力和条件的差别。在原有的追求平均主义体制中，有能力和条件更快发展的地区，没有加快发展的动力。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政策的实施，调动了各个地区发展经济的积极性。特别是一部分有发展条件的地区得到率先发展的政策环境。有可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最明显的是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和山东等省。
实行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政策的直接结果，解放了先进社会生产力。其现实表现是东南沿海的省份工业化速度迅速加快。建国以后我国推进的第一轮工业化基本上限于城市。虽然沿海地区部分城市的工业水准较高，但在原来的农村与城市相互封闭的经济中，沿海地区工业的优势和潜能难以发挥。而在农村中非常尖锐的人多地少的矛盾早就提出了农村劳动力非农化的要求。农村的市场化改革为沿海地区农村带来的直接效果（邓小平称为“意想不到的效果”）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并由此出现新一轮工业化，即农村工业化。在这个过程中，沿海原有城市工业所具有的优势和潜能得到充分释放，再加上外商投资企业在沿海地区的农村集聚，沿海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工业化速度大大超过国内其他地区。
特别要注意的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沿海地区的工业化又进入广泛利用外资的阶段，各种类型各种层次的开发区、工业区大大提高了其制造业水平。这就使我国科技含量高的，出口水平高的制造业大都集中在沿海地区。
这样，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也就集中反映在地区间工业化的速度差别。由此东西部地区在国内的经济地位在较短的时期内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为了便于比较，我们用前述世界银行报告所相同的统计分析方法，以各地区按人口平均的工业总产值作为全国平均数的百分率，2002年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和山东分别为：242、123、244、218、147，均高于全国平均数，这些省的人均工业总产值在全国的位次也大大前移。与1979年相比，广东由第16位上升到第5位，福建由第19位上升到第9位，浙江由第12位上升到第4位，山东由第10位上升到第7位，江苏在第6位保持不变。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和山东这五个省的工业总产值占了全国的49.8％，如果再加上上海，则要占56.8％多。人均工业总产值在全国位次明显后移的地区，如东部地区的辽宁和黑龙江，与1979年相比，辽宁由第4位降到第8位，黑龙江由第5位降到第10位，中西部地区大都后移，如西部地区的宁夏则由第14位降到第16位。
以上二十年前后各个地区工业化水平的比较也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实行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政策的直接后果，不是一般人们所说的使发达地区发展更快，而是使原本比较落后、工业化水平很低但有加快发展条件的东南沿海地区工业化速度加快，成为令世人瞩目的新兴工业化地区。
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实质是将各个地区的收入水平与其经济增长水平挂钩。这也可以用二十多年来各个地区收入水平的结构性变化来说明。
在改革开放前，各个地区的收入水平基本平均，如果说有差距也不是由工业收入差距来说明，而是主要由农业收入来说明。其原因主要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全国的职工工资水平平均划一，而农业收入则与各地的经济水平密切相关，相应地地区间的农业收入差距也较为明显。据世界银行提供的资料，1979年农业人口年平均收入，甘肃、湖北、江苏分别为83元、156元、18l元；职工年平均收入，甘肃、湖北、江苏分别为406元、463元、525元。可见地区间农业收入差距比城市职工收入差距要大得多。
在实行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政策以前，各地区收入水平的差异并不完全反映其经济增长水平的差异。实行这一政策起始阶段的状况，据1983年统计资料，这一年的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处于前列的地区依次为：上海6025元，天津3195元，北京2973元，辽宁1727元，江苏1344元，黑龙江1211元，吉林1067元，浙江1033。但这些地区的收入水平与其经济增长水平不相适应。当年上述地区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平均工资在全国的位置分别居7、9、6、16、27、8、11、24位；上述地区城镇集体所有制职工的平均工资在全国的位置分别居6、7、4、12、25、8、17、25位。与此相反，平均工资居全国前3位的地区西藏、青海、广东的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却分别居全国的第29、21、14位。
实行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政策的直接结果，便是不同地区间居民收入水平的差别直接反映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据2002年统计数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前7位的地区依次为：上海13，250元，北京12，464元，浙江11，716元，广东11137元，天津9338元，福建9189元，江苏8178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居前7位的地区依次为：上海6224元，北京5398元，浙江4940元，天津4279元，江苏3980元，广东3912元，福建3539元。这大致反映这些地区的人均GDP在全国的位置。当年人均GDP据全国前列的地区依次为：上海3，3285元，北京2，2577元，天津20，369元，浙江16，776元，广东14，976元，江苏14，404元，福建13，508元。与改革起始阶段相比，地区收入差距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就平均工资来说，从1983年到2002年，在全国的位次，江苏由第27位跃升到第8位，浙江由第24位跃升到第4位，上海由第7位升到第1位，福建由第13位升到第9位，青海由第2位降到第7位，甘肃由第5位降到第16位，宁夏由第6位降到第12位。内蒙由第10位降到第25位。当然，中西部地区收入增长也是显著的，仔细分析其增长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东部地区的增长拉动的。
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以来，东南沿海地区经济迅速增长的实践检验了邓小平关于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思想的正确性，该政策将地区的收入水平与其经济发展水平联系起来，由此为各个地区加快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动力。它打破了过去各个地区平均发展的平衡，由此产生的地区发展不平衡给各个地区发展输入了活力。
二、先富政策实现的机制
统计数据表明，直到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西部没有明显的优势，因此东西部地区差距也不明显。从80年代中后期起，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相应地，一部分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确实先富起来了。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也越来越明显。人们一般用给某些地区特殊优惠的政策来说明这种状况。由此出发，在解释造成地区差距的原因时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地区差距是倾斜政策造成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东部地区的发展主要不是靠政策而是靠自己的条件。实事求是地分析我国各个地区发展的实践，就会发现，这两种观点都失之偏颇。
应该承认，在现阶段，政策投入确实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投入，否认政策的作用是不符合实际的。但是，如果过分强调政策的作用，就会把各个地区的主要精力引向争取国家的政策优惠，甚至把一个地区的经济落后归结为没有享受到国家的政策优惠。其实，政策投入不是孤立地发挥作用的，它只有在同一定的经济条件结合时才会起作用。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政策可以给所有地区，但不可能所有地区都能同样发展。就东南沿海的发展来说，该地区的发展有自身的条件。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意义在于，为具有强大的经济发展潜力的地区充分发挥其潜力提供了政策环境和动力。
对各个地区来说，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政策应该说是普惠的，沿海开放政策则是东南沿海地区首先享受的。根据经济发展理论，一个国家、一个区域的发展，关键是要寻求带动一个国家、一个区域的发展极。发展极即对周围地区有强大的辐射作用的经济中心。在现阶段的中国，对整个中国经济能起到发展极作用的地区，只能在沿海，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在国家各种生产要素特别是建设资金严重缺乏的条件下，在沿海地区建设发展极，形成经济发展的中心，不可能靠国家直接提供投资，也不能以牺牲中西部地区发展为代价，只能靠政策，即与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相关的各种改革开放政策。
从二十多年来东南沿海地区发展的实践来看，国家预算内安排的比重和中央项目比重都不高。其先富起来，依靠的是其利用国外投资的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其资金来源的主要部分是外资和自筹资金。显然，对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加速增长起作用的不是允许其先富起来的政策本身，而是实现先富起来政策的机制。这种机制主要是率先市场化、国际化和工业化。
1.沿海地区率先推进国际化政策。
根据邓小平的决策，在沿海地区先是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4个经济特区，接着开放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后来实施沿海开放政策，90年代初又先后开发开放上海浦东和举办新加坡苏州工业园，所有这些都表明开放和国际化政策是实现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政策的重要机制。其功能涉及两个方面。
一是借助沿海地区的区位优势，就近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邓小平在1991年的讲话中道出了当时经济特区选址的初衷：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很多。这种区位条件便于利用国际资源。邓小平在1984年视察深圳、珠海和厦门三个特区后，特别强调了特区的功能：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还扩大我国的对外形象。显然，在邓小平的发展观中，在落后国家实现经济发展，需要利用国际资源、利用国际市场。从这一意义上说，发展中国家可以以发达国家作为发展极（刘易斯称为发展的引擎）。中国建立的发展极必须紧靠海外市场。中国确定的几个特区在当时的工业基础都很薄弱，有的还是渔村。但是没过多久，这里就崛起了现代化的工业城市，并成为带动全国发展的发展极。其原因是显然的。国家没有直接给钱，而是给了政策。中央给的政策说到底是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资源的政策。显而易见，特区的发展得益于中央的政策资源投入，但不是靠剥夺国内其他地区的资源，而是靠利用国外资源获得发展的。
二是通过发展外向型经济把沿海地区推进国际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目标不只是利用国际资源，还要通过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来争得自己的国际地位。因此中央在沿海地区实行特殊政策的目标是强化我国的国际竞争能力。邓小平同志在1985年谈到特区战略时一再强调的是特区经济要从内向转到外向。90年代初邓小平则明确从国际竞争的目标提出开发开放上海浦东问题。他认为较其他经济特区，上海的优势是人才优势，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确定在上海设经济特区，竞争力强。而且，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55.）事实上，从80年代后期起，沿海地区推进外向型经济的结果，不仅增强了这一区域的国际竞争力，也增强了整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
沿海实行开放政策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据2001年统计数字，珠三角地区实际利用的外资占全国的28.6％，出口占全国的34.1％；长三角地区实际利用外资占全国的29.3％，对外贸易占全国的28.5％。（注：数字据朱文晖.走向竞合[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2.沿海地区率先推进市场化改革。
中央给特区和沿海开放地区开放搞活的政策，说到底就是率先推进市场化。我国是在1992年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的。可在此时东南沿海地区的市场化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从我国的改革战略看，市场化的基础是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沿海地区由于某种原因，国有制经济比重一直不高。实行改革开放，这种所有制结构如鱼得水，各种非国有制经济迅猛发展。
一是外商投资企业迅速增长。沿海地区具有靠近国际市场的区位优势，在技术和劳动力素质等方面对外资有吸引力，国家给沿海地区的开放政策又为外资进入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因此沿海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成为外商投资企业集聚的区域。据统计，2001年到2002年外商投资总额的86.81％集中在沿海地区的广东、福建、海南、浙江、上海、江苏、山东、天津、北京、辽宁、河北11省市。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外商投资企业偏少。除上述11个省市以外的19个省区利用的外资只占13.19％。
二是乡镇企业迅猛发展。乡镇企业是农民自己创造的，生出来就是市场经济成分，得沿海地区城市工业较为发达的地利。乡镇企业最早产生在沿海地区，得国家放开搞活和沿海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天时，以及沿海地区文化素质较高的人和，乡镇企业产生后发展非常迅猛。据1994年统计数字，乡镇企业总产值居全国前列的地区依次为山东6，804亿元、江苏6，552亿元、浙江4，810亿元。其中江苏的工业总产值中有2/3以上来自乡镇企业。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的乡镇企业数量偏少，其产值处于全国的后列，如贵州为84亿元，青海为10亿元，宁夏为23亿元。
三是个体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目前的体制中个体私营经济是最活跃的经济。在沿海地区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迅速的是以温州模式著称的浙江省和以晋江模式著称的福建省。1994年福建和浙江的个体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分别达18.2％和17.7％。1996年浙江城乡个体工业的比重达到32.4％。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起，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进入了现阶段，相当部分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通过产权制度改革转制为民营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几乎100％转制。据统计资料，2002年私营企业户数，东部地区占全国的68.8％，中部占17.3％，西部占13.8％。私营企业户数过10万户的6个省市（广东、浙江、江苏、山东、上海、北京）均集中在东部。
四是上市公司迅速增加。公司上市不仅反映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产权制度，同时也反映企业对资本市场的参与度。公司上市进入资本市场募集的资本不限于本地，因此一个地区上市公司越多，从全国募集的资金越多。特别是相比其他类型企业，公司上市及通过资本市场运作资本的市场组织性程度更高。基于沿海地区的企业基础及市场化水平，沿海地区，特别是江苏和上海，上市公司的数量及募集资金的规模都处于全国的前列。截止2004年3月15日，我国A股市场共有1270家上市公司，其中东部地区有729家，占总数的57.4％。其中上海有139家、江苏80家，浙江65家，江浙沪共计284家，占总数的22.36％。
归结起来，沿海地区率先推进市场化改革的直接后果是国有制经济比重的大幅度下降。以所有制结构反映的各地区市场化水平成为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的重要说明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前列的省份无一例外都是国有制比重低的省份。以2002年的工业部门的所有制结构为例，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产值在全部工业的比重，广东为19.29％，江苏为22.79％，浙江为13.61％，福建为26.22％，均低于全国40.78％的平均水平。而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后列的地区无一例外是国有制比重较高的地区，同样的比重，陕西、云南、贵州、宁夏、青海的国有制比重分别高达76.75％、78.83％、73.64％66.25％、82.34％.象地处东部的辽宁、黑龙江这样的地区改革开放以后收入水平在全国的位次后退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其维持较高的国有制比重以及由此产生的对计划经济过强的依赖性。
应该说，中央给沿海地区率先改革开放的政策，给的是政策，没有直接给钱。但是沿海地区借助以上先富起来的实现机制，依靠自身的发展基础实际上也得到了中央的财政支持。例如中央一度曾经给外商投资企业和乡镇企业在税收上有“两免三减半”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沿海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居多，乡镇企业居多，因而当时可能享受到更多的税收优惠。再如中央给进入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企业有不同程度的税收优惠，中央批准的国家级开发区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在这方面沿海地区也可能享受到较中西部地区有更多的税收优惠。不可否认的另一个事实是，由于东南沿海地区享受到优惠政策，投资环境也较好，因此中央部委的许多项目实际上也较多的进入了这些地区。所有这些都表明沿海地区先富起来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中央的支持的。
客观的说，沿海地区通过上述路径得到中央的支持与区域发展的机制是相配套的。在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极不平衡的中国，有个不同区域发展的次序问题。即使机会均等，也不能排斥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有先有后的进程。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实际上适应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即集聚经济效应。集聚经济实际是一个地区的极化过程。中国对外开放以来外商投资为什么集聚在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集中投在其中的某几个点上。这就要研究各个地区对外资的吸引力。对外资来说，良好的投资环境，不仅包括政策环境，还包括区位环境。其中包括投资区域的基础条件（如交通，通讯，金融，城市化水平），人员素质、市场潜力及与市场的距离，地区内产业和企业聚集程度，等等。这同样也可以解释外资在中国各地区包括在东部沿海地区分布不均匀的原因。显然，根据小平同志的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发展观所确定的区域发展政策是符合客观的经济规律的：首先是在华南和东南沿海地区确定几个“点”（特区），紧接着又在沿海地区由南到北确定新的“点”（沿海开放城市），这些“点”后来大都成为外资和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地区，实现了极化，成为带动其他地区发展的发展极。这也进一步证明邓小平同志当年选择沿海地区率先改革开放的决策是非常正确的。
三、地区差距和统筹发展
在充分肯定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效果时，还必须明确该项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共同富裕。邓小平在阐述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政策时始终强调这个政策目标。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最初提出这个政策时就指出了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后所起的“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的示范作用。在80年代的一次讲话中又指出：“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66）1992年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的讲话中详细阐述了他的共同富裕的构想：“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4）显然，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社会主义国家，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不是目的，只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捷径”。
应该承认，沿海发达地区率先发展对不发达地区的繁荣经济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导向的梯度推移，包括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起来后，东部的企业会从自身发展的考虑，或者是为了开拓市场，或者是为了获得原材料，主动向中西部地区投资，由此使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增加了在政府以外的新的来源。即使是流入东部的劳动力不仅获得人力资本投资的机会，而且其收入汇回西部本身也是西部资金积累的重要渠道。正因为如此，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明显地加快，发达地区的扩散效应是不可忽视的。
但是，沿海地区的集聚经济所产生的回流效应，又会对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产生负效应。因为沿海地区的极化不仅是外资在这里集聚，也包括中西部地区的资金、人才向沿海地区的集聚，即所谓的“孔雀东南飞”。各种实证研究的成果表明，我国东西部经济差距明显拉大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这正是我国市场化改革加快时期。改革开放以市场化为取向，其基本趋向是要素根据市场信号自由流动，以效率为目标，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由此产生的发展效应是投资布局向发展能力强的沿海地区倾斜。许多已经投在中西部地区的资金相当部分也自发地流到了东部地区，与此同时，西部地区的人才、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也较多的向发达地区流动。尽管中西部地区的民工流向沿海可以学到技术、学到管理、增长知识，从短期看是增加中西部地区的收入，从长远看是为发展中西部地区培养人才。但是这种流动应该有度。否则，中西部地区会因资源的过度流失而进一步衰弱。
过去讲到东西部地区关系时，人们往往关注其相互之间的经济联系。进入90年代以后地区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地区间的相互依赖性减弱。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沿海地区经济开放后，所需要的资源可以从国际市场获得，并不一定从西部获得。二是沿海地区进行结构调整，发展高科技和向服务业转型，都会减少对西部资源的需求。三是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因此对中西部地区市场的依赖性减弱。这样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再直接依赖于西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西部地区的后发优势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明显。当西部地区发展的工业品进入市场时，相当部分产品的市场已经被东部地区的企业占领。西部地区的产品进入市场要付出更大的交易成本和竞争费用。
面对越来越扩大的地区差距，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区域发展政策需要作相应调整。这就是当沿海地区达到小康水平，富起来后，需要支持欠发达地区。基于此，党的十六大在进一步重申要保护发达地区、优势产业和通过辛勤劳动与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人们的发展活力的同时，又特别强调更要高度重视和关心欠发达地区以及比较困难的行业和群众，使他们切实感受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温暖。这意味着让欠发达地区也富起来应该成为当前统筹区域发展的着力点。
邓小平指出，缩小地区差距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但是，小平又认为，何时采取这种解决办法，则要看先富起来的地区的富裕程度。“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4.）这意味着，沿海地区在还没有达到小康水平以前，还不可能提出通过多交税的途径支持落后地区发展的任务。现在沿海相当部分地区已经达到小康水平，支持欠发达地区的发展的任务就可以现实的提出来了。
实际上，统筹发展，让欠发达地区也富起来也有客观的可能性。对东部地区来说，一方面先行得到沿海开放政策的东部地区已经进入收获期，已经有了自我发展的能力。另一方面地区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同样会影响东部地区发展的可持续性。西部地区发展相对落后，对加工品的需求增长必然缓慢，使东部地区的产品缺少市场。同时，西部地区由于没有能力加快企业技术改造，原材料产品的成本居高不下，甚至会高于国外的成本，从而迫使东部地区从国外进口原材料。西部地区产品市场和资源供给两方面的约束，制约发达地区的发展，其结果必然是损失了我国从区域分工中应该得到的比较利益。因此沿海地区发展起来、先富起来以后就有一个将发展的势头向中西部地区推进，帮助中西部落后地区的发展问题。
在中国目前地区经济差距越来越扩大的条件下，我们不能仅仅等待梯度推移的自然发展过程。国家还要采取自觉的行为来加快这个过程。现在沿海和内地的地区差距越来越大，不仅表现在人均GDP差距的扩大，还表现在居民人均收入差距的扩大。据统计，1984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地区上海（787元）较最低的地区贵州（502元）相差1.57倍；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排除3个高收入的直辖市，最高的地区辽宁（477元）较最低的地区甘肃（221元）相差2.16倍。2002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上海（13，250元）是最低的地区贵州（5，944元）的2.23倍；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同样排除3个直辖市，最高的浙江（4，940元）是最低的西藏（1，462元）的3.38倍。显然，低于全国平均收入水平的大都集中在中西部地区。这种迅速扩大的差距，不仅会扩大地区间的矛盾，还会发展为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因此，协调区域经济，缩小地区差距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
区域间的收入差距不突出在农村收入差距。据赵人伟等人的论文提供的数据，如以西部地区为100，农村东、中、西三大区域收入的相对差，1988年为：161.7：110：100，1995年这个相对差就扩大到243.9：123.8：100。以内地为100，沿海和内地城市人均收入的相对差，1988年为134.6：100，1995年这个相对差就扩大到149：100。再据世界银行提供数字，1998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相对差为134：92：100；农民纯收入相对差为188：128：100。进一步分析，东部地区城市居民收入是农民纯收入的2.2倍，西部地区城市居民收入是农民纯收入的3.1倍。显然，农村区域间的收入差距扩大程度明显高于城市区域间的收入差距扩大程度，西部地区的城乡差距明显大于东部地区。因此，统筹区域发展的重点在西部地区提高西部地区农民的收入。
在经济发展和市场化改革达到今天水平的条件下，以市场化方式协调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是推动沿海地区市场化的势头迅速向中西部地区开展，推进这一进程的重要方面就是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的：“国内地区之间的开放不能关门搞建设。对内把经济搞活。”（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5.）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企业的股份制改制，可以为沿海资本投入中西部地区提供多种可资利用的市场经济形式。
缩小地区差距最紧迫的措施是取消地区倾斜政策，使各个地区的市场化政策和开放政策将趋向一致。其重要目标是：积极鼓励和引导外资和沿海地区的资本到中西部地区投资。统一区域政策有两个方面选择：一是国家取消一些单独给沿海地区的特殊政策（经济特区和浦东除外）；二是将沿海的政策扩大到中西部地区。从中国实际情况来看，可能更多的选择后一种政策较为适宜。在沿海实行近20年的开放和市场化政策，经过试验证明是成功的，既然是成功的，就不是取消，应推广到其他地区。
在全国政策趋向一致的条件下，沿海地区发展仍然可以快于其他地区。原因是这些地区在前10多年得到的国家给的开放政策，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现代化的资本原始积累。而在其他地区即使开始得到同样的政策，也还需要一个原始积累的过程。而且沿海地区经过前10多年的改革开放现在已经和正在进入收获期，先行开放的效应现在正在释放。这意味着，在全国政策趋向一致后，沿海地区仍然可以依靠自己的发展水平继续富起来。考虑到这种情况，国家的区域协调政策的重要方面是，国家投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地区，改善这些地区的投资硬环境，而对东部地区则是放手让其充分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多利用国外资金、资源和市场。
统筹发展欠发达地区仍然需要贯彻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根据发展极理论，协调欠发达地区的发展仍然需要首先创建发展极。政府的区域发展规划不是规划发展的面，而是规划发展的点。国家在各个地区发展的点上集中投入资金、引入技术，培植主导产业部门，使之真正带动周围地区的发展极。具体地说，发展极建设的首要问题是城市化。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中心城市的现代化。原因是在现阶段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是要素市场的中心，是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等经济发展能量的集中地。因此协调欠发达地区发展的一个基本思路是增加城市供给，特别是增加中心城市供给。
归结起来，我国二十多年来区域发展的基本政策和路径表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由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的历史阶段。实践证明，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和路径符合中国的国情，是真正在发展基础上缩小地区差距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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