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微观经济学的新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发展论文,微观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01)04-0006-05
在最近几十年间，经济学家们突破了标准新古典竞争理论，探索了诸如市场非均衡性质，现代选择理论，并重新评价了管制与产业组织理论。虽然现代微观经济学是以静态新古典经济学原理为基础的，但是增加了不少新的分析、新的见解，并使经济学研究领域大大扩展了。本文试从新消费理论、消费行为与信息经济学、新厂商理论以及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几个方面，对现代微观经济学的新发展作一评述。
一、把消费视为家庭生产的新消费理论
贝克尔认为，家庭类似于一家小工厂，家庭把“资本品、原材料和劳动组合起来，……以生产一些其他的有用商品”。按照这个较为宽泛的观点，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中的消费者，现在既是家庭消费者又是家庭生产者，是具有双重身份的角色。认为，商品的生产和消费（在贝克尔的模型中，有时把孩子看成是消费商品）要耗费时间。时间是一种机会成本，它必须同任何物品之市场价格或制定经济决策的行为之市场价格计算在一起。虽然，过去有些经济学家（例如，西尼尔、庞巴维克、马歇尔）也认识到时间既作为一种资源又作为一项约束的性质，但他们的概念有时是模糊不清的，而且从未完全纳入主流经济理论。
正如把孩子抚育成人需要耗费人力资源、资本和时间等投入一样，任何最终物品或劳务的生产和消费都可以看成是为获取一种产出而需要耗费的各种投入的组合。例如，一个人在其家庭生产中（在以贝克尔为代表的新微观经济理论中，消费被看作是家庭生产）所获得的最终产品，比如“健康的体魄”，需要许多“市场物品”（那些由消费者直接在市场购买的物品）和时间投入的组合。体育器材、各种健康食品、医疗服务以及花费在锻炼上的时间和消费这些物品所需的时间，就是生产这种最终物品的所有投入。个人或家庭把这些投入转化为产出（包括孩子的成长、舒适的家庭生活、健康的身体、精神的怡悦等等），亦即家庭的生产或消费过程，体现一种生产函数。
像一般生产企业实现生产的最优化要考虑生产要素应用的机会成本一样，实现家庭生产的最优化也要考虑各种要素应用的机会成本。例如，看一场戏、读一本书、或者吃一顿美食（这些都可看成是家庭生产中的投入要素）都需要花费时间，所以这些行为的完全价格必须包括用于这些行为的时间的机会成本。这种机会成本可以根据个人的市场工资来计量。例如，假设某人工作一小时可以挣到10美元，他或者用一小时在餐厅进餐，或者用15分钟吃快餐。再假设这两种就餐方式的花费都是6美元。尽管这两顿饭需要相等的货币花费，但其消费的完全价格却明显不同。快餐消费的完全价格是8.50美元（6美元加上放弃2.50美元的收入），而在餐厅进餐的完全价格却是16美元（6美元加上放弃10美元的收入）。个人最终选择的决定因素将是每顿饭中的每一美元花费（完全成本）所带来的效用量（亦即家庭生产的产品价值）。
其他诸如生育孩子、做各种各样的家务、维护活动等家庭生产的价值，也可以用机会成本的概念来表示。同样，当把时间成本与市场物品成本同等看待的时候，便在工作和闲暇之间的传统选择之中注入了新的见解，现在则成了在工作、闲暇和家庭生产之间的选择，并且，按照质和量的概念，家庭消费类型的新观点都是可以成立的。
新消费理论的含义可以用下面的例子来表述。随着从市场工作挣得的增加（等于其他收入的减少），家庭内生产的机会成本增加，我们就会看到更多的物品和更少的时间被投入到家庭生产中。一般地说，省时器具的发展和广泛使用，可以部分地根据这种现象来解释。育儿服务的广泛使用，多单元住宅公寓楼的出现以及其他低维护房屋的安排，都是相对于一段时间工资和挣得的增加。
这种消费行为的新理论的另一含义是关于消费模式的。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就会出现物品密集型商品和活动逐渐被时间密集型的商品和活动代替的趋势。事实上，在由于经济增长而产生的家庭内存在一种反对时间密集型生产和消费的偏向。省时设备和产品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时间密集型商品机会成本增加的反映。时间密集型的“美食”烹饪不断减少，代替的是大量的冷冻食品和半成品，它们都适合省时的微波炉烹饪，这些都可以看成是对贝克尔所强调的效应的一种证明。
许多现代发明是很成功的，因为它们重新分配了时间密集型消费。空中旅行、便携式电脑、录像机及“有声”书籍（在磁带上）等的增长，就是这方面的例子。换句话说，家庭不仅把市场物品和时间投入组合起来作为原材料（例如，一架钢琴、乐谱、及钢琴课），去生产最终物品（例如，音乐欣赏），而且在整个时期内，它们的组合比例会随着市场工资率和收入的变化而变化。(P104)（注：乔治·斯蒂格勒考察了在家庭生产函数框架内的嗜好稳定性假设，并且加里·贝克尔也曾在他的论文《时间分配理论》（见参考文献）里对这个问题作过阐述。另外，斯蒂格勒和贝克尔通过研究“上瘾”、习俗和传统、广告、时尚的嗜好稳定性的含义，给出了他们的概念的形式。）
二、消费行为与信息经济学
1961年，乔治J.斯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扩展和发展了价格决定理论，提出信息也是一种经济物品，其生产和获得是有代价的观点。(P78)（注：“信息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杂志》。）例如，当煤气站张贴出煤气价格表的时候，这是一种生产信息的活动，他们必须为制作这些东西支付费用，包括购买原料和雇人工等的费用。另外，消费者也必须花费具有价值的时间（和其他的资源），去寻找公布的价格。因为在大多数市场中，生产和获得关于价格方面的信息是有代价的，所以对于同样的商品，交易价格可能是“离散的”（不只一个价格），甚至在市场处在均衡状态的时候也如此。
在搜集信息的整个时期内，投集信息的边际成本递增。例如，若某人想在市场上买一部二手车，搜集信息的边际成本可以被看成是拜访一个或多个二手车销售商，并同他（们）讨价还价的花费。当然，边际成本曲线将因不同的商品而变化。例如，当我们通过邮购目录购买服装时，它会较低，但是当我们搜寻一处新地点时，它就会较高。
另一方面，在搜集信息的整个时期内，搜集信息的边际收益递减。边际收益曲线描述消费者搜索一个较低价格信息递减的边际收益。随着消费者愈来愈多地核对销售商的价格，从下一个销售商那里发现更低价格的预期在减少，因此边际收益随着搜寻时间的增加而减少。搜寻价格信息的边际收益也会随着不同的市场而变化。例如，当商品是高价商品（例如，耐用消费品，如房子、电冰箱、汽车等）的时候，消费者将支付较大的费用以进行较长时期的对较低价格信息的搜寻。但是，通常不支付费用便可广泛地搜寻牙签或口香糖的较低价格的信息。一般地说，任何一笔消费支出占消费者预算的比例越大，较长时间搜寻的收益就越大，消费者将会一直搜寻下去，直到搜寻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为止。消费者在其消费行为中，运用这些最优化程序，是出于一种直觉的、本能的方式。就所有的消费者对于所有的商品和劳务而言，搜集信息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相等之点将会是不相同的。事实上，生产和获得关于价格的信息是昂贵的，这就意味着对于在所有场所上的某种产品，在大多数的市场上存在着一个最终交易价格分布而不是一个单一价格。
与信息相联系，也有一个广告在市场经济中作用的问题。一般说来，新古典经济学家也否定广告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因为它们假定经济是完全竞争的，具有安全的信息，视广告为费或不必要。与之相反，新微观经济学为广告的存在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按照新微观经济学的观点，广告是一种生产低成本信息的手段。广告节约消费者的时间，否则人们就要花费气力和时间才能获得关于产品价格和数量的信息。
假定消费者最初知道一些销售商的要价情况（不是全部），并且这些信息是通过报纸广告获得的。由于该消费者获得了这方面的信息，便不能期望通过搜寻所发现的价格差别会像完全不知道任何信息的情况下一样大。在消费者一开始便已了解了一些信息的情况下，由于搜集信息而增加的收益将会较少。广告的存在减少了消费者花在搜寻更低价格信息的时间。如果消费者花在搜集较低价格信息的时间减少了，他必然会有更多的时间做其他更有意义的事情，例如从事赚取收入的市场活动，从事在家生产，享受闲暇等。
事实上，在对大多数物品进行消费时，存在着两种牺牲：(1)物品的货币价格和(2)搜集信息所耗费的时间价值及其他交易成本。这些因素合在一起，就是商品和劳务的完全价格。按照所了解的现代观点，广告节约了搜寻时间，因此降低了商品和劳务的完全价格。（注：菲利普·尼尔森(Phillip Nelson)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区分了“搜寻”(search)物品（那些其特性在购买之前已经被决定了的物品）和“经验”(experience)物品（那些在购买之后才能决定其特性的物品）。尼尔森同样也使用了把消费者搜寻低价格及广告作为信息的理论，以解释通过消费者的质量发现。）
三、新厂商理论
广义地说，企业的经济功能是组织经济资源以生产消费者所需要的商品和劳务。传统的新古典理论告诉我们，能够成功地满足这些需求的企业便能够有效率地生存和繁荣，而那些不能做到这一点的企业便会遭受损失和破产。在传统的经济理论中，基于资源生产力的成本曲线同需求曲线及其他的收益曲线结合在一起，构成竞争和垄断（包括垄断竞争）企业模型。虽然这种分析描绘了企业及其机制性的活动，但是它不能回答更深层次的问题。例如，它不能回答为什么企业会存在的问题。
一切先进经济都是以分工为基础的。在市场经济中，分工是个人根据自己的技能和才智而进行的不同种类的活动。但是，是什么机制确保诸如食品、衣服、航空旅行等消费品在需要它们的时间和地点生产出来？答案可以在经济协调的概念中找到。而对协调的分析也为企业存在的原因找到了答案。
为了能够解释企业为什么存在的问题，关键是要把市场协调同企业协调区分开来。当价格机制直接提供指导生产和消费的信号（通过供给和需求）时，市场协调便存在。当分工受到经理们掌握和指导时，则企业协调便存在。市场协调是通过自然分权进行的，而企业协调则是通过自然集权进行的。因此企业协调就像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中央计划一样。在企业内部，资源不是通过买和卖，而是通过管理命令进行转换的。
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一个企业就是一个具有自由合同特征的自发制度。雇员们自愿地服从经理们的指挥，而且这些“命令”仅仅是以语言表达的。成功的经理必须模拟价格制度，企业的“外部”资源价格相同既定，以一种有效的方式转换和分配资源。
但既然市场协调和企业协调是如此的相似，那么企业何以还有存在的必要呢？为什么有些汽车制造商要为他们的汽车购买轮胎，而不是自己生产它们？为什么有些企业从外部代理商（其他企业）那里购买广告和旅行服务，而不是在企业内生产它们？为什么把市场协调应用于一些资源投入，而把企业协调应用于另外一些资源投入？现代微观经济学试图为这类问题提供满意的答案。
为什么企业的存在是必需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科斯(Ronald Coase)在1937年发表的题为《企业的性质》的经典论文对这个问题作了一个简单而精彩的回答。科斯认为企业的出现和存在是经济协调的一种成本最小方式。简言之，使用市场协调存在成本。投入的使用（例如，临时工）特别地包括交易成本，即搜集信息成本和谈判成本。如果要签订合同，他们必须要像政治家那样进行谈判。另一方面，市场协调也提供一定的利益。能够更灵活地使用资源。当企业雇佣临时女工从事秘书工作而不是雇用专职秘书服务的时候，便是在使用市场协调而不是企业协调。
然而，在一些情况下市场协调可能让位于企业协调。如果在比较两种协调的成本和收益之后，企业家发现内部协调比外部协调更为有利，他们就会开始使用企业协调。它可以在企业内部通过雇佣一个正规的、长期的秘书而不是一个临时帮工，来安排秘书工作，并为此而支付费用。因此企业是作为一种资源的聚集物而出现的，它们是在经理的集中（准社会主义的）指导之下聚集在一起的，因为这比通过明显的（外部）市场机制来组织和指导资源来得便宜。
另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企业应成长到多大规模为宜？科斯指出，企业面临着一个组织和指导的边际成本不断上升的增长的约束。当从内部的组织和指导中获得的净收益下降至低于从按市场合同组织任务获得的净收益时，企业便停止增长并且重新恢复市场协调。然而，现实的经济生活很少呈现出一个非此即彼的情况。许多企业同时使用这两种资源协调形式。市场协调对于一些专门任务是比较有效的，例如，用一个“临时”秘书打印所需的法律文书，而经常性的和重复性的工作由专职秘书来做则比较合适。因此，应该把从内部协调中获得的收益是否超过从外部协调中获得的收益作为立足点，来考查企业内的每项工作。
科斯的企业理论创新引发了许多理论扩展。其中较著名的理论扩展之一是探讨怎样在企业内部组织各项活动的“团队生产”观点。这里也用一点篇幅对“团队生产”观点略加评述。
按照“团队生产”观点，企业的大多数活动，包括商品和劳务的生产，都包含团队的努力。同时，团队生产也会造成个别成员偷懒或出现非生产行为的现象。那么，企业如何能够防止团队成员偷懒或者出现非生产性行为呢？阿尔钦安(Armen Alchian)和德姆赛茨(Harold Demsetz)(P212)（注：《生产、信息成本和经济组织》，《美国经济评论》。）给出了一个答案，认为在几个人或几队人必须在一起工作才能完成一项工作的那些场合，经理只有扮演一个团队监督者的角色才能确保各项工作有效率。正如亚当·斯密在二百多年以前就指出的，专业化导致生产力的提高。但是如果没有人督促他们的行为，所有人都有偷懒的动机。而且，从工人方面说，他们也有受监督的要求，因为他们的酬劳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受到团队内其他成员偷懒行为的不利影响。
在不存在团队生产的情况下，生产者们受市场竞争即竞争活动的约束。工人可以偷懒，但他们必须以挣得较少的收入来承担此类行为的代价。在这种情况下，便不需要内部监督者了。雇佣监督者的企业显然会面临着超过那些不雇用监督者的企业的增加的成本，因此，只有当团队生产所增生产力的收益超过监督成本的时候，团队生产才能代替个人生产。当团队能够以低于个人生产的成本进行生产的时候，企业便出现并且生存下来。因而阿尔钦安和德姆赛茨把企业看成是从团队生产中获得正的净收益的逻辑结果。
有些人对把经理作为团队生产的监督者的观点也提出了质疑。例如，由谁来监督经理？经理有没有偷懒的动机呢？为此，企业安排确定，要给予经理正负两方面的激励方式。一方面，经理受市场的约束。如果经理表现得不好，就把他们解雇，由厂主或股东安排其他经理上岗。另一方面，给予经理适当的报酬，他们可以分享团队生产的利润或报酬。通过这两个方面的约束或激励，使具有正负两方面的动机的经理成为团队生产有效率的监督人。
四、经济学和社会学
经济分析已经闯入了通常被认为是社会学研究范围内的问题。我们再一次强调指出，加里·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已经成为明确表示社会交互作用和家庭组织经济理论的先锋。虽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们特别地把人与人之间的活动和关系看成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但是贝克尔把它看成是一种经济组织形式。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婚姻是双方当事人执行直接和隐含责任的一份没有完全定义的合同。把婚前约会看作是一种关于未来配偶信息的投资。陷入“爱河”暗含着互助的实用功能：大多数成功的婚姻是那些除了具有互相关心的感情之外，其偏好和价值是密切相关的。
家庭经济理论也认为关心家庭成员福利的“户主”以帕累托最优的方式支配和分配家庭资源。按照贝克尔所说的“弱山羊定理”(RottenKid Theorem)，所有的家庭成员都有做能使户主的效用函数最大化的事情的动机。这种安排，即通过户主以帕累托最优的方式进行财产分配，使家庭的每个成员都好于若其处于单身时的状况，户主的个人效用函数据说可以概括整个家庭的效用函数，因此由户主作出的决策自然地考虑了集体的效用函数。反过来说，依据贝克尔的观点，家庭将会做与其户主的效用函数相一致的事情。正如以上所分析的那样，这就是家庭做出把闲暇转变成家务劳动或市场劳动决策的来龙去脉。应用这种解释，原来属于社会学和心理学范畴的家庭单位内的“角色扮演”，便成为服从成本和选择的理性经济原则的一种特殊表述。尽管这种观点是富有争议的，但是贝克尔的见解对理解和解释令许多令社会学家头痛的社会现象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例如，对解释结婚率和出生率，便是如此。
当我们把婚姻看成是一份没有完全定义的合同时，在成本方面，结婚意味着每个伴侣牺牲某些独立性，作出许多诸如个人习惯、交友和支出方向等方面的妥协。在收益方面，结婚提供伙伴关系、互相关心和爱情，而且为繁育孩子提供了便利条件。然而，除了这些收益之外，婚姻还提供了一个机会来享受从劳动的专业化和分工中所得到的经济挣得。传统上，分工使已婚男子通过家庭外的市场工作而成为市场收入的主要挣得者。直到最近的几十年，在发达的国家已婚女子仍然或多或少地专事家庭生产和生儿育女。尽管在发达国家里这种情况在逐渐改变，但是重要之点是，只要技能在配偶之间能够广泛地变化，丈夫和妻子从专业化和交易中的收益就会是潜在巨大的，并具有正数值。
过去三、四十年的“妇女解放”运动已使许多人改变了这种状况。法律和习惯已经大大减轻妇女在工厂内所受的歧视。愈来愈多的妇女成了工程师、律师和医生等。在市场的许多领域，已把教育和其他人力资本投资机会扩展到妇女身上。结果，男女之间的劳动技能差距越来越小。随着劳动技能越来越相似，由婚姻组织结构内而形成的男女之间的专业化和交易的经济挣得明显地越来越少了。单纯从经济层面上看（不考虑个人的其他因素），经济理论预测，婚姻挣得的减少将导致结婚率减少和离婚率增加，确切地说，这是许多发达国家近期所经历的事情。
随着较多的妇女进入（市场）劳动大军，以及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我们看到了另外的具有经济含义的现象：出生率下降。人口增长需要在父母方面有对孩子的稳定的需求。很久以前，古典经济学家们认为收入增加会刺激生育孩子，在李嘉图的著作中，孩子的生育最终会导致经济的停滞状态。贝克尔的分析超越了简单的马尔萨斯人口增长体系，他增加了一个重要的附加的考虑：决定人口增长的因素不但是收入水平，而且还是孩子的相对“价格”。
抚育孩子的完全成本不但取决于所承担的直接花费，而且还决定于包括家长们所蒙受的机会成本。这些机会成本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而增加，特别是随着母亲收入的增加而增加。结果，在发达国家中，伴随着经济增长而产生了反对生育孩子的偏见。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里，特别是那些在生存农业中挣扎的国家，孩子代表了直接的劳动投入，他们的父母把他们看成是相当有价值的劳动力来源。这些国家的低工资使要孩子的机会成本维持在一个低水平上。反之，在发达国家里，增加的孩子的“价格”是较高的，因为孩子对于他们的父母而言没有作为直接劳动投入的价值，而且父母要孩子的机会成本也很高。父母们可能不是增加生育孩子，而是决定在教育、住房以及其他物品上增加支出，以提高他们和其现有孩子的生活水平。因此，理性的经济决策和需求法则的新应用，可以部分地解释发达国家的低出生率和发展中国家的高出生率问题。
尽管经济学家们通过现代微观经济学把其研究领域扩展到了传统上认为是经济学以外的领域，但是没有一位经济学家（包括贝克尔）认为在解释社会现象时，经济学是惟一的或中心的要素。毋宁说，当代微观经济学提供了对人类行为某些方面新的洞察力，它补充或增补了其他社会科学家所做的工作。
〔收稿日期〕2001-0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