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总结建国后的反面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反面论文,正确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青海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表明：现实的起步总是首先开始于对历史的重新认识。能否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反面经验，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盛衰兴亡。正面经验固然可贵，而反面经验只要加以正确总结，并从中汲取有益的教训，尽量避免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乃是更加宝贵的财富。本文从正确对待党所犯的错误、认真总结反面经验和反面经验的价值三个方面，论述正确总结建国后反面经验问题。
一、正确对待党所犯的错误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政党和个人完全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更快”，“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①这种学习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正确认识党所犯的错误。
正确对待党所犯的错误，首先必须正确分析发生错误的主客观原因。建国后，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主要发生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次重大失误。“大跃进”是不从客观实际出发，只靠群众的革命热情，通过大搞群众运动，来进行经济建设的一次失败的尝试，“文化大革命”是一次企图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来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错误实践。尽管“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时间不同，但发生错误的客观与主观原因基本上是相同的。从客观方面来说，有三个因素值得重视。其一是社会历史的因素。封建残余思想影响，特别是小生产习惯势力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小资产阶级的急性病和幼稚病，使得人们在顺利的情况下，急于改变落后挨打的状况；在缺乏新鲜经验的情况下，就容易向后看，从自己过去的经验中寻找出路。列宁早就说过，我们老是向后看，以为过去靠热情、冲击和英勇精神去解决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的经验，现在可以解决经济任务，“但错误也正在这里，因为情况改变了，我们要解决的已经是另外一种任务了，在这里不能向后看，不能企图用昨天的办法来解决今天的任务了。”②我们党发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也可以说是在缺乏经验的情况下，从自己过去的经验中寻找出路所导致的失误。其二是极端复杂的国际环境对中国的影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就确定了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这就迫使我国领导人把主要注意力放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上，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消除封建残余思想的毒害，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使其滋生蔓延开来，不仅毒害了人民，而且伟大领袖在骄傲了的情况下也难幸免。六十年代，苏共领导人挑起了中苏论战，并对我国施加了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压力，更为严重的是妄想把毛泽东赶下台。1964年11月7日，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对贺龙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效仿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③从此之后，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开展起阶级斗争了，分歧的性质定为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之争。毛泽东用很大的精力搞“反修防修”，特别警惕睡在自己身边的中国赫鲁晓夫，使党内关系日趋紧张。其三，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探索中前进的，既然是探索，犯错误就有某些不可避免性。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里，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没有现成答案。必定要经过反复实践和曲折发展的过程，这是完全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从主观方面讲，有两个因素不可忽视。其一，我们党长期存在的弱点是理论准备不足。早在1941年7月13日，刘少奇在《答宋亮同志》的信中说：“中国党组织能力并不弱。中国党的英勇精神亦是好的”，“然而，中国党有一极大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因此，中国共产党过去的屡次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失败，是在指导上的幼稚与错误而引起全党或重要部分的失败，而不是工作上的失败。直至现在，缺乏理论这个弱点，仍未完全克服。“④严格说起来，无论“大跃进”还是“文化大革命”，都首先在理论指导上出了问题。当前，“党在理论上的提高，是党的领导的正确性、科学性的根本保证。鉴于世界和中国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鉴于我们党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担负的重大责任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处的重要地位，有必要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和探讨当代重大的政治、经济、社会理论问题，作为一项紧迫任务，提到全党面前。”⑤其二，毛泽东面对迅速取得的胜利过分自信而骄傲起来。这种骄傲情绪与理论失误结合起来，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一方面片面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严重脱离了实际和群众，对客观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量，干了不少蠢事。一方面片面夸大个人的作用，使个人专断与个人崇拜发展起来，严重破坏了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⑥要真正汲取历史教训，“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同志都有错误。”“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病，过去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⑦
正确对待党所犯的错误，还必须从党所犯的错误中真正吸取教训。只要能够从错误中勇敢地站起来，就能真正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教训有很多条，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动摇。“大跃进”是否定“八大”的正确路线所导致的必然后果。“文化大革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必然产物。二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不能破坏。党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坚持得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兴旺发达；什么时候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要受到挫折。不论多英明的领导者，一旦置身于党之上，脱离广大人民，迷信个人，他就要步入岐途、危害党的事业。个人专断是与民主背道而驰的，迷信个人是与正确的集中格格不入的。
二、认真总结反面经验
“犯错误对一个先进阶级的战斗的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坚持错误，虚伪地不好意思承认错误和纠正错误。”⑧严肃地对待所犯的错误，是正确总结反面经验的良好开端。
首先，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总结反面经验。谁如果“把世界历史设想成一帆风顺的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向后作巨大的跳跃，那是不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⑨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就是“向后作巨大跳跃”的例证。主观上是想向前跃进，实际结果是向后跳跃。这种“向后作巨大的跳跃”为以后向前跳跃积累了丰富的反面经验，所以向后跳跃也不完全是坏事。
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点是实事求是，在总结反面经验时一定要坚持这个原则。导致重大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实事求是，不从当时的国情出发，不尊重客观实际，主观与客观严重脱离。因此，在总结反面经验时就更需要实事求是。对所犯的错误要实事求是，只否定应该否定的错误东西。对犯错误的人要实事求是，把错误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认识，不过分追求个人责任。对由于失误所造成的后果要实事求是，既不夸大也不缩小。否则就会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不会收到良好的效果。
其次，总结反面经验要把握好时机，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总结就有个时机问题。1978年12月邓小平认为，对“文化大革命”“总要总结，但是不能匆忙去做。”⑩可是到了1981年5月他又强调“对文化大革命的总结”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11)这一个“不能匆忙去做”，一个“晚了不利”，就充分说明了掌握总结反面经验的时机特别重要。所谓反面经验不外有两种：一种是局部性的反面经验，一种是全局性的反面经验。把握总结局部性反面经验的时机，必须注意三点：一、弄清楚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是什么；二、要考虑全党的认识水平和承受能力；三、对因条件不具备而无法解决的问题暂不涉及，甚至可以做必要的妥协。总结全局性反面经验也有三点是值得注意：一、需要一定时间的缓冲。这是稳定情绪和冷静思索的需要，否则就排除不了感情用事和思维定势的影响。苏共评价斯大林和我党评价毛泽东形成了鲜明对照。二、需要有一个平稳的内外环境。平稳的内外环境是总结反面经验是否成功的必要条件。三、需要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和反对“两个凡是”的观点开始，经过十一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在政治、组织上创造了条件，最后在六中全会上形成并通过的。操之过急不会收到良好效果。
再次，正确总结反面经验必须分清错误的性质。从广义上说错误有两种：一种是出于阻挡历史前进为目的的错误。历代反动统治者所犯的错误就是这类性质的，他们不可能正确总结反面经验，因而屡遭失败无法改正。一种是在推动历史前进过程中，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勇于大胆探索所发生的错误，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出现的两大错误，都属于这类性质。作为对“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应负主要责任的毛泽东，谁都承认他的主观愿望是好的，是急于改变中国的“一穷二白”面貌的。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总的说来，我们党的历史还是光辉的历史。虽然我们党的历史上，包括建国以后的几十年中，犯过一些大的错误，甚至犯过搞‘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错误，但是我们党终究把革命搞成功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大大提高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使我们这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而且站住了。”(12)“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恶果，全党和全国人民是痛心的，由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坚决抵制，使被破坏程度受到一定的限制。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与基本建设以及科技方面都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在外交工作方面也打开了新局面。当然这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就，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发展速度会更快。
最后，正确总结反面经验必须在正确领导的主持下才能完成。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过两次全党范围的总结历史经验的重大活动。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整风。这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的主持下进行的，对党成立后24年的历史作了科学的总结。《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另一次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在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正确领导的主持下完成的，对建国以来的重大历史问题和毛泽东的功过是非，作出了科学的结论。后一个决议同样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党的历史证明：王明为代表的错误路线领导者，既不可能纠正“左”倾错误，更不可能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不能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华国锋也完成不了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和彻底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无论谁只要陷入个人迷信的泥坑，而且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太远，都不可能正确的领导全党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
三、反面经验的价值
“无论过去和现在，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我们对最惨重的失败也能给以十分冷静的估计，从失败的经验中学习应该怎样改变我们的活动方式。”(13)从最惨重的失败中所汲取的反面经验，具有更加宝贵的价值。
首先，一个政党的真正成熟离不开反面经验。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但是在某一具体时期，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领袖人物的具体状况，在一些重大决策上不一定完全正确，或者是逐渐才正确的。加之，认识客观事物是很不容易的，要受客观事物发展过程的限制，它的内部矛盾和规律不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不可能充分暴露出来，这样就必然有胜利有失误。胜利——失误——再胜利，这是革命与建设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说，反面经验往往是正面经验的先导，“失败是成功之母”就是这个道理。另外，“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14)在一定意义上讲，没有三次“左”倾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也就不会有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形成。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深刻的反面经验教训，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就难以顺利形成。在中国共产党内，正确的理论与实践的代表者，一般都参加了错误路线的实际活动，有的人甚至受到错误路线的迫害，他们对反面经验认识之透，理解之深，是难以想象的。一旦各方面条件具备，他们纠正错误的决心之大，也是足以扭转乾坤的。这是我们党的幸运和我们国家的希望所在。
一个党需要有自己的反面经验，用血的代价换来的反面经验能够铭刻在心。把他人的反面经验真正变成自己的十分不容易。就拿个人崇拜这个人类历史留下的腐朽遗产来说吧，我们党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警惕性很高，党内也作出不少防止个人崇拜的决定。在苏共揭露斯大林的错误后，党中央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对个人崇拜表示了否定态度。可是到了“文化大革命”前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又盛行起来，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这是因为我们党还没有饱尝个人崇拜的苦痛，对别国的经验理解得也不够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就不同了，我们自己的反面经验教育了我们，我们作出了杜绝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的重大决策。
其次，反面经验是不断探索的产物，能激起人们继续探索的革命热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如何建立社会主义，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探索过程。究竟是“走俄国人的路”？还是“走自己的路”？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借鉴苏联的经验，这是必然的也是当时我们自己缺乏经验的结果。同时，我们党又继承了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从中国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组织原则。这是主导的方面。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我们不能不接受苏联模式，又不能不在“走自己的路”的问题上艰辛探索。建国以来的全部历史，就是这两种发展趋向不断延伸的历史。建国初的七年中存在着两种发展趋向，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那十年更加明显。“文化大革命”也可以说是毛泽东企图彻底摆脱苏联模式的一次失败了的尝试。就这个意义来讲，“文化大革命”也是探索。否则就无法理解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愿望是好的这个论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终于逐步克服了错误趋向，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最后，反面经验能使人们重新认识国情，在反思中重新崛起。中国的国情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出发点，建国后两次重大失误都是严重的脱离了中国国情，明明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穷二白”的社会主义国家，离建成社会主义还十分遥远，却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高速度成为总路线的灵魂。这是不顾中国国情，瞎指挥，蛮干的突出一例。无论是“大跃进”还是“文化大革命”都是用革命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民主改革中大搞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的方法，都是用“趁穷过渡”的方法，都是用强调“不断革命”，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来建设社会主义，都不符合当时的中国国情。
综上所述，反面经验不能低估，它与正面经验是互为补充的。我们应该以史为镜，深入研究历史，不忘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从中汲取宝贵的精神财富，以推动历史的不断前进。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85、458页。
②《列宁全集》第33卷，第145页。
③《伍修权回忆录》之四。
④《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20页。
⑤江泽民：《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⑥《陈云文选》(1956-1985)，第246页。
⑦⑩(11)(1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6页，第333页，第149页，第306页，第299页。
⑧《列宁全集》第26卷，第41页。
⑨《列宁选集》第2卷，第851页。
(13)《列宁全集》第34卷，第337页。
(14)《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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