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韫滔[1]2003年在《贸易壁垒变动对国内制造业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文中提出产业结构问题在过去的许多研究和论着都被认为是一个纯国内问题，但随着我国外贸依存度的提高，国内市场对世界市场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有必要被纳入国际范畴中来思考。尽管关税壁垒的降低已经是大势所趋，但国际竞争的加剧使得贸易保护由关税壁垒转向非关税壁垒。在自由贸易主义的总趋势下，非关税壁垒为主的贸易保护甚至还得到加强。近年来，学术界讨论得较多的是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所大力发展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和绿色贸易壁垒两种主要的非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较之关税壁垒对贸易的影响要大得多，特别是对一国国内产业结构的影响更为深远。本文通过对传统关税分析中采用的局部均衡模型中产品差异假设的分解和对假设的合理补充，提出一种采用可获得数据估算非关税壁垒程度的计量模型。贸易壁垒的定量估算有助于对产业组织理论分析制造业产业结构受贸易壁垒影响所得出的结论进行实证检验。理论分析部分采用了博弈论模型、数理模型，主要对贸易壁垒变动对产业集中度、产品差异的影响做出了分析，实证部分主要运用相关分析完成。最终结论：名义关税税率变动与产业集中度变动呈现负相关关系；非关税壁垒变动与产业集中度变动呈现正相关关系；非关税壁垒的增高会在短期内加大进口品与国产品的差异程度；如果长期内非关税壁垒不发生变化，差异程度将趋于消失，消失的过程表现为出口国对技术壁垒的跨越和产品差异与国外的趋同。关税壁垒与产业进入壁垒间表现为负相关，非关税壁垒对产业进入壁垒没有表现出系统性的影响。
许德友[2]2011年在《对外贸易与产业地理》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中国日益全面而深入地融入到全球经济中,与此同时,国内的产业地理(“产业”本文限定为制造业)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多数产业在东部沿海地区集聚,东部省份聚集了来自全国的劳动力和来自全球的资本。从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期开始,随着区域开发政策的不断实施,国内外经济一体化程度持续深化,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中西部地区进行梯度转移,国内市场对产业空间分布的影响作用相对增强,但沿海地区贸易出口的优势依然支撑着产业在东部地区的份额领先。毫无疑问,中国产业地理的变迁既与国内的市场化改革有关,更与以对外贸易为特征的全球化密不可分。NAFTA使墨西哥城的制造业分散于墨西哥的美墨边界地区,欧盟一体化加剧了意大利的南北发展差距,对外开放让大量制造业企业在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集聚——贸易自由化是塑造产业地理的重要力量。贸易开放带来的是市场规模的扩大,而市场规模正是新经济地理理论解释产业空间分布分布的基础变量：较大的市场会使得具有规模经济的企业生产成本更低,这鼓励了企业规模的扩张并吸引新的企业进驻此地；另一方面,市场规模大的原因在于许多企业和消费者也聚集在那里,市场获得、运输成本和要素流动形成了互为因果的累积循环。对外贸易的开放,对于面积较大的国家(如中国)而言,不同地区因此获得的市场规模的扩大并不一致,东部沿海地区因在地理结构上靠近国外市场而获得了先天的优势,国家政策的优惠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优势,沿海地区面临的大的市场吸引企业和工人,而企业对中间投入产品的需求和工人对终端产品的需求使得市场规模更大,从而使得产业持续在东部集聚。但随着国内市场一体化的深入,国内市场的作用开始扩大,产业和企业发生转移和扩散,中国的产业地理开始新的演化。本文运用传统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结合中国的发展特征,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了对外贸易在中国产业地理形成中的影响。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在改进的理论模型、产业地理描述、出口贸易空间特征和以及影响产业地理的因素考察等方面,进行了优化和创新。在对现有文献进行归纳、整理和评述的基础上,本文首先拓展了一个分析对外贸易与国内产业地理的模型——一个包含两国叁地区的一般均衡模型,模型通过对运输成本和国内两地区非对称等假定的改进处理,能够更准确地描述和解释目前对外贸易开放对中国产业地理的影响。论文接下来利用改进版本的引力模型测度和分析了中国对外贸易成本的变化,通过产业分类和地区分类详尽地描述和刻画了中国产业地理的时空演变,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中国贸易出口的空间特征。文章的第叁大部分是在上述已有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再结合新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理论的理论解释构建计量方程,利用不同指标和数据验证中国对外贸易与产业地理的关系,并以城市经济为研究对象,考察内外部市场获得对地区发展的影响。论文的最后是总结性的结论、政策含义和研究展望。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本文得到了如下主要结论。(1)两国叁地区模型中,国内两地区不对称的情形下,对外贸易的开放使得具有地理优势的贸易便利地区获得了先发优势,这使得这些地区成为产业的集聚地,要素和产出在此集聚,而且这种优势是不可逆转的。对外贸易成本的降低凸显外部市场的作用,会减缓产业由贸易便利区向国内其他地区扩散的趋势,外部需求的恶化会加剧这种转移的趋势。(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双边贸易成本均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空间上,中国与欧盟、美国的空间距离和运输成本大于中国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东盟、韩国和日本的空间距离和运输成本,而双边贸易成本也是前者大于后者。时间上,加入WTO对中国对外双边贸易成本的下降作用明显。对象上,目前中国与东亚新兴地区的双边贸易成本要低于与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开放以来的下降幅度也更大。(3)以对外贸易自由化和吸引外资便利化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深刻影响着中国的产业地理,不同类型产业的地理分布特征和时空演变趋势存在较大差异。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产业迅速发展,依托出口加工贸易,外向度高的产业在东部地区加速集中。2005年前后,制造业特别是高外向度或高劳动密集度产业向中西部地区扩散和转移的趋势开始形成。(4)出口集聚促进产出集聚、贸易出口存在空间相关性是中国进行贸易出口的地区存在两个明显的空间特征。这使得贸易出口相比产出具有“更集聚”、“更沿海”、“更东南”的地理特征；出口贸易作为一种有较强示范效应和溢出效应的经济活动,在相互临近的地理区位上存在相关性,这在江苏县域单位的维度上得到了很好的证明。(5)中国制造业产业的贸易出口行为能显着地促进其地理集中度的提高,在贸易开放条件下,劳动密集型产业更加明显地表现出集聚的趋势；具有高税收产业的空间分布更为分散；各省区的出口贸易推动了其总体制造业在本地区的聚集；中国总体对外贸易成本的降低也有利于国内各地区制造业总体集聚率的提高；较高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更发达的交通基础设施和处于沿海的地理优势都会显着地提高这些地区的制造业平均集聚率。(6)国内外市场获得(潜力)是我国城市经济发展差距的重要原因,在区域中心城市层面显得尤为突出,东部地区的城市具有靠近外部市场的地理特征,国外的市场获得的条件优于其他地区的城市,同时,东部地区城市群密集且经济规模较大,国内市场获得的优势更加明显,这导致了东中西部城市特别是区域中心城市的发展差距。而中西部中心城市发展滞后致使其辐射带动能力弱,这是中国区域发展失衡的重要原因。
赵晓峰[3]2018年在《产业升级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的就业效应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依托改革开放带来的各种有利条件,中国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竞争力稳步提高。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工业品短缺的时代已结束,制造业进入了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新时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制造业产业升级是我国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问题。产业升级分为产业间升级和产业内升级。制造业产业间升级主要指的是产业结构的优化。产业内升级包含的内容十分庞杂,难以用单一指标来衡量,产业内升级集中体现为产业整体素质的提升。通过对制造业产业升级的方向、路径、机理和绩效的分析,本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产业间升级方向多年来基本不变,即重点发展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二是产业内升级确实存在,但是升级缓慢。制造业产业升级的这两个特征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都不会改变。这使得基于过去经验的研究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仍有指导意义。随着中国制造业产业不断升级,中国制造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目前已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也带来一些问题,其中一个便是制造业的就业吸纳能力下降了。中国制造业是中国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部门。长期以来,为了使制造业可以为更多的人提供就业就会,中国政府通过各种手段千方百计地促进制造业出口。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劳动密集型工业制成品的出口确实促进了就业。但是经过多年的产业升级,中国制造业同时具备了发达国家制造业和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特征。根据国际贸易理论,对外贸易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就业的影响可能是不同的。所以,在产业升级背景下研究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的就业效应很有意义。关于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对就业的影响,迄今国内外已有了不少研究。本文针对已有研究的薄弱之处,在保证研究内容与结构完整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以下四个问题。第一,本文采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别研究了地区制造业贸易开放度和地区制造业就业率之间以及地区高技术产业贸易开放度和地区高技术产业就业率之间的关系。研究显示,制造业贸易开放会显着的提升制造业就业率,高技术产业贸易开放的影响不显着。由此,可以认为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不利于贸易开放的就业促进作用的发挥。第二,本文采用中国制造业产业层面的数据,研究了中国国有企业进出口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与影响机制。研究显示,出口的产出效应会促进制造业就业;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净效应为正但不显着;进口的产出效应为负但不显着;进口的结构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的净效应显着为负。进一步的检验发现,产业升级对出口产出效应的影响不显着。第叁,本文研究了中国制造业出口对女性就业的影响。研究显示,从中国整个制造业来看,行业出口强度越大,行业的女性劳动力需求越大。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强度与女性就业正相关;在资本密集型行业,出口强度对女性就业的影响不显着。由此,本文认为产业升级不利于女性就业。第四,本文研究了制造业贸易开放对劳动需求的技能结构的影响。研究显示,制造业行业出口强度的提高会导致劳动需求的技能结构下降,行业进口渗透率的提升会导致劳动需求的技能结构上升,从发达国家进口的影响比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大。中国制造业行业的技术特征会影响出口对技能结构的影响。对于中低技术制造业,出口强度增加会降低行业技能结构,但是对于高技术产业这种负影响要小很多,甚至出口强度的增加还可能会提升行业劳动需求的技能结构。
王晓妍[4]2012年在《贸易自由化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问题研究》文中指出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根本的特征,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贸易自由化则是经济全球化在贸易领域的表现。它以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为前提,以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为背景,以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广泛实施为主要内容,以各国政府行政干预的弱化及国际间经济贸易的快速发展为标志,它是一个不断推进和演变的过程。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贸易自由化不仅影响到国际贸易的发展规模和速度,而且影响到世界资源的有效配置。国际贸易的快速增长促进了国际分工的深化与拓展,要求各种商品和要素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以求得更加合理、有效的配置。在这种动态的过程中,各国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都逐步消除贸易壁垒和歧视性待遇,建立更自由的贸易环境,以促进本国的产业发展和经济持续增长。但是,贸易自由化对发达国家和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并不相同,所获得的利益更是相差甚远。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尽管贸易自由化为其提供了扩大对外贸易规模、发挥比较优势、加快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条件,但由于长期经济发展水平低,在国际分工和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加之近年来在国际贸易中出现的大量名目繁杂的贸易壁垒,使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潜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其民族产业往往受制于国外激烈的竞争,被剥夺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产业安全受到严重威胁。随着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中战略地位的提高,产业安全的重要性也日益突出。产业安全是经济安全和发展的基础,是国家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最根本的出发点,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这一问题更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对于产业安全的界定,本文认为,产业安全在本质上是指一国国民使其现有的或潜在的产业权益免受危害的状态和能力,产业安全的标志是一国对其产业是否拥有创始权、控制权、调整权和发展权,且以发展权的拥有作为主要判断标准。在影响国家产业安全的诸多因素中,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贸易自由化与投资自由化成为威胁产业安全的主要诱因,同时也可以说是引发产业安全研究热潮的起源。目前,对于投资自由化与产业安全问题的研究较为普遍和系统,而对于贸易自由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贸易自由化与产业安全问题的研究很少,本文正是从这一角度进行分析论述的。从根本上讲,产业国际竞争力是影响产业安全的关键因素,产业安全取决于产业国际竞争力。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国际竞争力明显比较弱,在国际市场竞争中面临的风险也就更大。尽管WTO多边贸易体制允许采用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措施来维护产业安全,但这些措施对产业安全提供的保护是暂时的,从长远看,如果产业国际竞争力弱的状况不能从根本上得以改善,那么产业安全所受到的威胁就不可能消除。产业国际竞争力是国家产业安全的最根本保障。发展中国家为维护本国产业安全,既要考虑要素禀赋所导致的国内各类产业的比较优势和劣势,在国际贸易中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又要考虑如何加快培养自主创新能力,增强本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并从确保国家产业安全的角度出发,对各类产业的发展进行必要的规划和协调,制定针对不同产业的发展战略和方针政策。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是国家制定相关战略和政策的重要依据和目标,是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最大限度趋利避害的关键所在。而从国家产业安全角度考虑产业发展和产业竞争力的增强,更是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制定相关战略和政策的重要原则之一。实现产业国际竞争力与产业安全之间的良性互动是发展中国家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维护产业安全的最佳路径。本文对当前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探讨了贸易自由化与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发展的关系,并着重研究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的影响；分析WTO相关规则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维护带来的双重影响,并详细阐述服务贸易自由化和发达国家贸易政策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安全维护,提出发展中国家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防范风险、趋利避害,确保产业安全的重要性和有效途径。对韩国、印度、墨西哥等国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实施的政策措施的经验进行总结,旨在为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产业安全维护的借鉴和启示。最后从中国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产业安全问题入手,分别针对中国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产业安全状况进行系统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有效维护中国各产业安全的对策。指出产业国际竞争力与产业安全之间的良性互动是发展中国家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有效维护产业安全的最佳路径,并具体从宏观层面提出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维护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的政策建议。
佟东[5]2011年在《日资对中国产业结构演进作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长期以来,外资对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一直是我国学术界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但关注点始终局限于把外商直接投资看成一个整体来研究。本文选择国别研究作为新视角,分析和探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将研究细化到国家(地区)之间的经济关系中,由理论到实证,首先通过理论分析日资对中国产业结构产生了哪些影响,日资对中国产业结构演进产生影响的原因,以及日资对中国产业结构产生影响的传导机制；然后,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法和时间序列分析法,以及宏观经济学中的经济增长理论,就日资对中国产业间结构的影响及制造业内结构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本文以外资对东道国产业结构影响的一般理论为基础,通过对近年来国内外现有文献的梳理和分析,并在理解外资和产业结构等相关基本概念及外资对产业结构影响的因素后,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对日资对中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展开讨论。首先,以历史发展的视角回顾了日资对中国产业结构产生影响的演进历程。改革开放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从无到有,从小规模试探性投资和对日借款发展到成为中国主要的外资来源地之一；从向经济特区投资扩展到向沿海开放城市投资；从以资源寻求为目的的投资转变成以市场寻求为目的的投资,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战略不断变化的背景下,逐渐的在改变对华直接投资的数量、区位和方式,同时也影响着中国产业结构的演进。其次,从中国产业对日资的依存性、日资对中国产业的控制力两个角度,分析日资对中国产业结构演进产生影响的原因,中国产业结构演进受日资影响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产业资本、技术和出口对日资的依存性,同时日资对中国产业的控制力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再次,从资源补缺效应、产业关联效应、产业示范效应和就业创造效应四个角度分析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变化对中国产业结构演进的传导机制,分析日资对中国产业结构演进影响的途径和传导方式。最后,通过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和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分别对日资对中国产业间结构的影响和日资对中国制造业内的影响进行分析,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来阐释日资对中国产业结构演进产生的影响。通过实证研究,本文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第二产业产值增加的效用最为明显,日资的增加促进了第二产业产值的增加,而对第一产业基本没有任何影响,对第叁产业仅有部分的影响；第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制造业内部多个产业产值的增加存在正效应,而主要是通过对运输机械器具产业、纤维产业以及化工和医药产业的投资而引起制造业产值的增加。
聂飞[6]2016年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转移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跨国资本流动与产业转移的互动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国际经济学领域的热点问题。对外直接投资作为母国资本输出的主要方式之一,既能遵循比较优势路径对外转移产业链进而作为对外产业转移的有效手段,同时也能通过影响母国产业结构并形成国内产业分工地位和区域空间布局调整的重要动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第四次全球产业转移浪潮深入推进的背景下,我国承接了大量来自于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形成了以加工贸易制造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获得了显着的经济增长“红利”。近年来,由于劳动力等要素成本提升和区域制造业发展失衡问题愈演愈烈,以及世界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我国加工贸易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遭遇瓶颈。借鉴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经验,基于提升国内产业层级和促进区域产业协调发展的整体取向,我国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在加快输出传统制造业产业链的同时,也为国内新兴制造业的加快发展创造更多可能。然而,经典国际投资理论大多未能将国际和区域产业转移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必然结果；经典产业转移理论也较少将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对外直接投资因素考虑在国际和区域产业转移的动因范畴之内。因此,本文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转移效应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在对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时发现,对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转移关系的研究缺乏统一的分析框架,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仍亟需探讨。其中,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产业转移关系的研究往往缺乏对投资动机因素的系统论证,忽略了产业转移区位选择上的梯度特征,尤其未能对过度产业资本输出所引起的产业空心化问题进行实证检验。对外直接投资与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关系的研究仅局限于一国双向资本流动的表面联系,尚不足以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对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影响路径。对外直接投资与区域产业转移关系的研究大多未考虑到国内区域间产业投资的空间联系,缺乏检验两者关系的事实证据。此外,在归纳评述有关理论基础时发现,国际投资理论分别解释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投资的动力和条件,而产业转移理论则主要分析了国际产业转移和区域产业转移的动因和模式,事实上两者存在一定的交叉性。基于既有研究和理论联系,本文为了全面研究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转移的关系,一方面从统计数据层面阐释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转移的关系,另一方面分别探讨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对外产业转移效应、产业空心化效应这两类直接效应,以及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效应和国内区域产业转移效应这两类间接效应的发生机制,并综合运用到跨国、省际及城市层面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本文首先系统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外产业转移、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和国内区域产业转移的发展现状,重点揭示出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制造业转移的行业、区位等特征及所存在的问题,体现了两者变化规律和数据联系。然后,本文以制造业为例,分别从不同视角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转移效应。第一,从贸易结构视角,结合2003-2012年间中国对113个国家的投资和贸易面板数据,运用Heckman选择效应模型分别估计了中国两类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和贸易结构效应,并据此判断对外产业转移效应的存在性。研究发现：中国“顺梯度”对外直接投资主要为资源搜寻型,其目的在于获得发展中国家丰富的生产要素,降低生产成本,中国“逆梯度”对外直接投资主要为技术搜寻型,其目的在于获得发达国家先进的生产技术,提高产出水平；中国“顺梯度”对外直接投资会引发初级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导致本国出口减少,进口增加,中国“逆梯度”对外直接投资则会有效提升国内制造业生产水平,增加出口规模,促进与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内贸易；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业转移步伐加快,而与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内贸易显着加强。第二,从资本要素视角,结合2003-2013年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方法检验中国所面临的制造业空心化类型及阶段。研究发现：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过快扩张会造成中国制造业资本存量的缩减和实际利率的上升,制造业资本会向虚拟经济领域流动,制造业资本-劳动比下降,进而出现“离制造化”现象；相较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对成本变化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受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本挤出更明显；相较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结构单一且更为要素密集型,对外直接投资会通过利率传导机制削弱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在新兴产业发展不足的情形下,更容易发生“离制造化”现象；金融危机之后,因产能输出的需要,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增速加快,资本净流入对国内制造业资本形成促进作用减弱。第叁,从结构传导机制视角,结合2003-2013年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方法分析了中国各类动机对外直接投资对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有着显着正向影响,细分各类动机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传导机制构成了中国承接国际制造业规模扩张的主要原因。分行业看,受益于效率搜寻型对外直接投资、市场搜寻型对外直接投资和技术搜寻型对外直接投资,中国通过分工地位优化、过剩产能输出和反向技术溢出,显着增强了对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承接力度。分地区看,相较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受资源瓶颈和工资上涨的约束更大,资源搜寻型对外直接投资和效率搜寻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效应较为明显；相较于西部地区,东中部地区技术吸收能力更强,技术搜寻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效应则较为明显。第四,从本地市场效应视角,结合2003-2012年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方法分析了中国各类动机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区域制造业转移效应。研究发现：东部城市对外直接投资对中西部城市制造业规模有着显着正向影响；受效率搜寻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东北部城市、北部沿海城市和东部沿海城市向中西部城市的“扩张型”制造业转移较为明显,而受技术搜寻型对外直接投资和市场搜寻型对外直接投资的综合影响,北部沿海城市和东部沿海城市向中西部城市的“衰退型”制造业转移较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危机之后,东部城市技术搜寻型对外直接投资有所增强,并扩大了对中西部城市传统制造业的转移规模,且东部城市对中西部不同层级的城市的制造业转移效应均存在差异。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第一,根据已有理论研究整理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转移效应的可能发生路径,构建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对外产业转移、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和国内区域产业转移传导机制的一体化分析框架。第二,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和东道国禀赋的差异,对“顺梯度”和“逆梯度”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明确界定,综合运用跨国面板数据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初级产业和制造产业进出口贸易结构的传导效应,进而为判断是否存在对外产业转移以及转移特征提供精确证据。第叁,基于对制造业“空心化”的严格定义和类型区分,首次尝试将资本要素因素纳入至Romer的多部门模型中,推导演绎了对外直接投资通过资本账户的实际利率传导效应对中国制造业资本-劳动比重的影响,并运用省际面板数据检验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带来的制造业“空心化”现实以及地区、行业差异性。第四,通过拓展现有对外直接投资和利用外资表象关系的研究,认为可能存在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国内制造业发展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进而决定利用外资规模和结构性特征的传导路径,本文主要在实证模型中加入对外直接投资与动机因素的交互项,据此运用省际面板数据判断中国差异化动机对外直接投资对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的影响以及地区、行业差异性。第五,根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东部地区集聚,中西部地区薄弱”的区域分布不平衡现实背景,将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部地区制造业国际市场规模和区内市场规模的综合影响作为我国制造业由东向西转移发生的路径机制。同样地,本文在考虑了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差异化的基础上,运用距离平减因子构建了包含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因素以及两者交互项等影响因素的中西部地区制造业规模实证模型,并使用城市面板数据进行了相应检验。目前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转移效应研究尚未形成体系,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转移关系的研究还比较匮乏且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改进。本文进行尝试性分析,以期推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转移关系的研究进展。当然,由于企业层面和行业层面投资数据的匮乏,使得本文无法探讨企业行为的微观机理,同时本文研究也没有提供产业转移指标的测度方法和探讨各部门的转移规律,这是本研究的一个遗憾,也是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孟萍莉[7]2017年在《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经过20多年的高速成长,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的制造业发展面临着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双重困境、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双重挤压、低成本优势快速递减和新竞争优势尚未形成的两难局面,亟需通过转型升级实现从产业链中低端向中高端的跨越。历史研究成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于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明显地推动作用,但受国内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的影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推动作用仍有待进一步加强。在此背景下,通过生产性服务贸易带动国内生产性服务业快速提升同时,推动制造业加速转型升级,不失为一条切实可行的捷径。因此,研究如何通过生产性服务贸易推动中国制造业升级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本文在文献综述、现状分析和机理分析部分对生产性服务贸易影响制造业升级的贡献和传导机制进行了解释。首先,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发现,目前对制造业升级没有统一的界定,虽然部分学者有不同的意见,但大部分学者认为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FDI对制造业某一方面的升级有着显着的促进作用,而且研究生产性服务出口贸易和OFDI影响制造业升级的文献极少。其次,在现状分析中,本文系统地描述了我国生产服务贸易与制造业升级的演变,显示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影响关系。最后,对生产性服务贸易影响制造业升级的路径和理论模型进行分析,认为生产性服务贸易可以通过供求变化效应、竞争效应、技术溢出效应、规模经济效应、资本积累效应、吸引高端制造业FDI效应和制度优化效应促进制造业升级,但不同贸易方式的影响路径存在一定的差异;而且只有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性服务贸易对比发达国家出现了相对增长,才能促进发展中国家制造业产业内价值链的攀升。本文的实证分析是重点部分,从两个角度实证分析了生产性服务贸易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一是运用多元回归、向量自回归和灰色关联理论等方法实证分析了生产性服务贸易整体、分行业对制造业产业间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出口贸易对制造业整体结构升级有着显着的正向推动作用,生产性进口贸易对其有显着地抑制作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值比重与生产性服务出口贸易、进口贸易之间没有Granger因果关系,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产值比重变动有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生产性服务出口贸易、进口贸易都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产值比重具有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不同生产性服务行业进出口贸易对制造业产业间升级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生产性服务业FDI和OFDI行业结构与制造业产业间升级有着密切联系。二是构建了测度制造业产业价值链攀升的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确定了指标权重并测度了制造业行业产业内价值链攀升的指数,并使用Malmquist-DEA方法测算了制造业行业的技术进步指数,用两个指数分别代表制造业产业内升级,然后对生产性服务贸易对制造业产业内升级的影响进行多元回归和灰色关联分析,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出口贸易只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产业内价值链升级有较显着的正效应,但对制造业整体、叁类制造业的技术进步有显着的负效应;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只显着地促进了制造业整体、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产业内价值链的升级,但对制造业整体和叁类制造业技术进步有显着的正效应;生产性服务不同行业进出口贸易对制造业产业内价值链升级和技术进步的效果受制造业的要素密集特点影响较大;生产性服务分行业FDI、OFDI对叁类制造业产业内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影响程度普遍较小,而且生产性服务OFDI的影响小于生产性服务FDI。最后,根据全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参照美日两国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提高生产性服务贸易促进制造业升级效果的对策建议。本文可能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在梳理制造业升级的衡量指标的基础上,引入无形资产比例和销售费用利润率两个指标,构建了更为全面的测度制造业产业内价值链升级的指标体系;使用熵权法计算指标权重,可以更客观地测算制造业产业内价值链升级的现状;从产业内和产业间两个方面构建制造业升级的测度指标体系,可以更系统地分析制造业升级的现状。(2)对生产性服务贸易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机制进行更为深入地分析,首次对生产性服务进出口贸易整体、分行业生产性服务进出口贸易和分行业生产性服务业FDI、OFDI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进行了系统全面地实证分析,并据此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邹赫[8]2015年在《中国境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结构互动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世界经济进入危机后期,世界各国间经济和产业竞争逐渐常态化,全球范围内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蕴涵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境外直接投资发展引发了全球产业链的重构和国际分工扁平化趋势。国际分工体系进一步呈现多元化特征,产业结构的开放效应进一步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面临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竞争。与此同时,随着中国产业和企业的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境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行业分布几乎囊括了国内叁大产业的所有门类。尽管近年来国际形势和世界经济发展复杂多变,多数经济体的贸易和投资增长疲软,但在2002年至2013年间,中国的境外直接投资流量却保持着39.8%的增长率,发展势头良好。综合上述中国的现实问题和发展优势,在产业结构调整的压力下,研究如何利用境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结构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带动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境外直接投资产业布局合理化,对于正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一直以来,中国境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和行业布局呈现出不同于发达国家传统理论和发展中国家一般理论的特征,其发展变化与国内产业结构的逐步调整相互联系。一方面,国内产业结构的基础性作用对境外直接投资产业分布存在正反两方面的错配效应;另一方面境外直接投资产业布局也对国内企业国际化和整体产业结构的提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种联系和作用是国际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不可替代的。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基于这种基本思路展开:首先,结合国内产业结构的现状和问题,从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境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的演变历程入手,分析当前中国境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及行业分布的现状与特征。对境外直接投资的产业构成和行业分布成因分别进行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的剖析。其中微观成因主要在于我国企业所具有的市场规模、资本、技术优势,中观成因则取决于我国产业结构的多层次阶梯状特点,宏观层面更强调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导向作用。在成因解释中,本文突出分析了产业以及产业结构发展对境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的形成起到的基础性决定作用。为下文着眼于产业互动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做好了铺垫。其次,在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以及国内产业结构与境外直接投资的关联理论基础上,从境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结构的发展状态关系入手,分析了中国目前境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的复杂性。基于国内产业具有的优势或劣势,将中国境外直接投资产业按照不同的投资驱动力进行划分,分别对竞争优势产业、富余产能产业、资源短缺产业、优势培育产业的境外直接投资进行理论的适用性和创新性分析。通过研究发现,中国的境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之间的互动是多元化的,短期内其产业层面的投资驱动力并不唯一;同时,境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的升级路径也不唯一。由此,理论内涵更为全面丰富的“多元化产业互动论”应运而生。“多元化产业互动论”是一种发散性理论,更适合解释当前中国境外直接投资产业分布与国内产业之间的联系,是能够促进中国境外直接投资和产业发展的合理、可行的理论。再次,通过递进关系的两步计量分析,对国内产业结构与境外直接投资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在第一步中通过构建VAR模型,对国内产业结构和境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进行相关性检验,并进一步检验了不同产业层次与境外直接投资的因果关系及相互影响的大小。得到的结论是国内产业结构与境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存在因果联系,且其互动的持续期因不同产业层次而不同。其中,第二、叁产业的国内发展对境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显着,而第一、二产业境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升级效应从数据上来说更为明显。在第二步中,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选取叁次产业中主要行业,对其国内产值和境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借以从中观层面反映我国产业的境外直接投资对其国内产值的影响,从而验证了不同产业境外直接投资对整体产业结构的影响大小。最后,本文通过选取中国企业对非洲和对美国的境外直接投资案例,对中国目前典型的境外直接投资路径进行分析,探讨在国内产业和境外直接投资产业的相互影响下,中国境外直接投资可选的两种模式:低端产业转移之路和高端产业升级之路。总的来说,通过理论创新和实证检验,本文验证了国内产业结构与境外直接投资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此确定了未来境外直接投资产业布局的目标以及投资路径。在此基础上,为我国未来境外直接投资发展提出产业政策层面的建议。
陈虹[9]2011年在《中国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研究》文中指出长期以来,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作为经济领域的两个热点问题,国内外学者都分别作了大量的研究,但针对二者关系的研究尚不多见,其理论体系也不成熟。因此,本文选取中国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希望打破长期以来将二者割裂开来的局面,为研究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问题提供一个新的切入点和理论平台。本文首先以比较优势理论为主线,重新梳理了贸易结构的形成与转换影响因素;并在总结了产业结构的影响与决定因素及其演进规律的基础上,清晰地勾勒了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联动机理,这是本文的创新点。全文结构共分为五个部分,由六章构成,包括:导论、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的理论基础及其联动机理、中国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演变与现状、中国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的实证考察、中国贸易结构滞后于产业结构发展的主要原因剖析以及实现中国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良性互动的路径选择。第一部分为第1章导论,主要介绍论文研究的背景和意义,国内外关于对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研究的文献综述,以及本文研究的逻辑主线、分析框架、研究方法、主要创新点和研究的不足等。第二部分为第2章是以比较优势理论为主线,重新梳理了贸易结构的形成与转换影响因素;并在总结了产业结构的影响与决定因素及其演进规律的基础上,探求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联动机理。包括叁节内容,其中第一、二节分别介绍贸易结构的形成与转换影响因素和产业结构决定及其演进规律理论。第叁节重点研究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发展状态关系及其联动机理。此部分是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为后面的实证检验以及原因的剖析做理论铺垫。第叁部分转向对中国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的规范与实证考察,包括3、4两章。其中第3章是对中国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演变与现状的规范分析:分析了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真实地位、产业竞争力状况以及中国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中存在的问题,指出了中国的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就像两个急需医治的“顽疾”,亟待解决。第4章是对中国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的实证考察,包括两节内容:第一节是对中国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发展关系的实证考察,分别分析了中国贸易结构滞后发展于产业结构和超前发展于产业结构的两个不同阶段,得出中国的贸易结构总体上与产业结构发展保持一致,但短期(局部)表现为滞后于产业结构的结论。由于“结构”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因此本章第二节又对中国贸易结构变化与产业结构变迁是否具有相关性做实证检验。通过协整理论发现:中国的进出口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变动之间仅存在较小的正向的长期稳定关系;对叁者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中国产业结构变化与进出口贸易结构的变化之间仅存在单项因果关系,即产业结构变化是出口结构变化的Granger因,进口结构变化是产业结构变化的Granger因;反之,却不成立。为了进一步分析进出口结构变化与产业结构变化之间的动态关系。本文又运用脉冲响应以及预测方差分解等计量方法对叁者作进一步深入探讨。结果发现:第一期,产业结构的变化几乎来源于自身,高达99.46%,其他部分来源于进口结构,出口结构对其无影响;从第五期开始,产业结构对自身的贡献度稳定在75.5%左右,而进口结构的贡献度逐渐增大,并在第叁期达到最高值15.71%,之后稳定在14.7%左右。出口结构从第二期开始对产业结构的贡献度开始出现,从第四期开始明显增加,并从第五期后贡献度稳定在9.78%左右。这与前面协整关系检验基本一致。因此,可以得出:长期以来,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更多的是来自于自身的贡献;而进出口贸易结构变化对产业结构的拉动作用十分有限,尤其是出口结构变化对中国产业结构的提升作用十分微弱。第四部分是论文第5章对中国贸易结构滞后于产业结构发展的主要原因做深入剖析,共包括叁节内容。该部分主要是结合前面的理论部分,即影响(决定)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因素等相关内容,分别从国内供给与需求因素、中国的外贸与产业政策因素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因素等方面,阐述了其对中国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的影响。由于长期以来,中国要素禀赋的制约以及内需不足的事实,使得中国经济长期以来过度依赖外需(即出口)。这种“出口导向型”外贸战略的实施以及以“加工贸易”为主导的对外贸易方式,和长期以来,政府对国内资本与技术等相关产业的过度保护等,是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一定程度上扭曲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吸引了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错位发展一定程度上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第五部分是论文最后一章即实现中国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良性互动的路径选择。本部分指出了实现中国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良性互动应树立新开放观原则、市场经济观原则、广义比较优势观原则以及分工协作、新竞争观原则等。同时指出还应该考虑国内技术条件、制度环境、科技创新能力以及资源、生态环境的制约因素。最后本文提出中国贸易政策应该与产业政策协调一致,即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应该基于产业结构升级而产业结构的升级应该以“动态比较优势”为基点等系列政策主张。
崔岩[10]2010年在《美国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核心、主旨出发,以产业组织理论、政治经济学为工具,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体系进行分析:一方面,从主流国际贸易分析视角出发,将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划分为“利润转移”与“外部经济”两个分支;另一方面,从行为主体自身利益最大化假定出发,将战略性贸易政策解释为不同利益集团博弈所达到的均衡。在对理论充分理解的基础上,文章对美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产生及发展、总体特征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并分别以国家、产业、企业为视角对其经济绩效进行分析,从而总结出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在充分吸取美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经验及对我国启示的基础上,本文对我国对外贸易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论述,从产业结构、经济体制两方面分析了我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基础条件,并结合我国的情况提出了对策与建议。
参考文献：
[1]. 贸易壁垒变动对国内制造业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D]. 姬韫滔. 北京工业大学. 2003
[2]. 对外贸易与产业地理[D]. 许德友. 南京大学. 2011
[3]. 产业升级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的就业效应研究[D]. 赵晓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8
[4]. 贸易自由化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问题研究[D]. 王晓妍. 东北财经大学. 2012
[5]. 日资对中国产业结构演进作用研究[D]. 佟东. 辽宁大学. 2011
[6].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转移效应研究[D]. 聂飞. 华中科技大学. 2016
[7]. 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研究[D]. 孟萍莉.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7
[8]. 中国境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结构互动关系研究[D]. 邹赫.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5
[9]. 中国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研究[D]. 陈虹. 吉林大学. 2011
[10]. 美国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D]. 崔岩. 吉林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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