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二十世纪论文,中国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文学史论述从一九八五年提出，距今已有二十余年的历史了，不过它却似乎并没有因此而成为一个只能被贬人历史冷宫的学科概念。姑且不论从其提出之初就被接受为开辟了自其时迄今的学科发展“新阶段”，并被实践为多本已出版或仍在写作中的名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著作；更值得分析的是，二十世纪的逝去、新世纪的降临似乎使这一概念获得了更为充足的合法性：它从一个“渗透了‘历史感’（深度）、‘现实感’（介入）和‘未来感’（预测）”①的现实概念，变为了一个被封闭在“自然终结”的物理时间中的历史概念，一个“真正”的史学范畴。如果说在二十余年前，提出这一概念的研究者们尚在回望二十世纪已经逝去的过去和展望即将来临的（尽管是短暂的十五年）未来之间，将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定义为从“传统中国”迈向“现代中国”的线性时间进程中“过渡”的、“蜕变”的和“不中不西”②的历史环节，那么，值得追问的便是：在“二十世纪”作为一种物理时间已经终结的今天，在“中国”已然置身于“世界市场”和世界格局当中、并且由于世纪末发生的全球／中国诸多历史事件而被称为“历史终结”的今天，同时也是在中国按照现代化理论被认为进入了“起飞”／“崛起”阶段、而“文学”逐渐丧失其在民族－国家机器中的特权地位并被“边缘化”的今天，我们在如何理解“二十世纪”、“中国”和“文学”？
显然，同样是由“二十世纪”、“中国”和“文学”这三个关键词组合起来的范畴，从八十年代到今天，其具体内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只是由于一种看似“自然”的转移，使得人们并不去深究其中发生的变化。或许可以说，真正使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成为一个必须被放置于当下历史视野中加以批判性考察的原因，正在于因世纪之交的诸多社会变迁而导致的文化转移，使得那些支撑它的曾经不言自明的知识谱系和话语机制被“暴露”为一种历史的“建构”。也就是说，只有在已然“全球化”的今天，当“二十世纪”、“中国”和“文学”再度成为需要被追问和质疑的范畴时，曾经看似极为自然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命名和论述，才可以也应该成为被重新讨论的对象。
文学、学科与“政治”
选定“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分析八十年代文学／文化史的关键词，显然不仅仅因其修辞方式与当下中国境况之间颇为暧昧的历史关联，更重要的是这一范畴曾在八十年代文化场域中产生的极为广泛的影响。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作为现代文学这一学科内部的研究突破和新进展，被称为开启了在“中国新文学史”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之后的第三个研究阶段③。这一范畴提出时的诸多评述文章，都是在“文革”后现代文学学科重建和发展的脉络中来定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将其视为“打通”近代、现代和当代文学学科界限的“新文学整体观”的代表论述。但值得分析的地方正在于，仅仅“打通”近代、现代和当代文学的学科界限，并不会自动也不必然导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述的出现。如果说强调“新文学”应作为一个统一的文学进程而不应被“人为”的“政治”观念切断，这被视为“整体观”的核心内容的话，那么由“新民主主义”论述界定的“现代文学”史观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述的飞跃，其话语资源并不完全来自现代文学这一学科体制内部，而与八十年代中期的整个知识场域有着紧密的互动关系。就这一层面而言，可以通过分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的具体知识表述及其播散方式，来考察作为八十年代“显学”④的现代文学这一学科与当时文化／知识变革之间的关联方式。
现代文学学科在八十年代的中心位置，是与曾经作为五十－六十年代“显学”的“当代文学”在八十年代出现的危机，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也正因此，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提出之后，才有接踵而至的“重写文学史”思潮。这里不仅有学科之间的位置错动，更重要的是知识范式的转型。由“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所代表的新的知识范式，正是八十年代中期的主流话语形态。事实上，就“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论述方式及其在当时的影响来看，它与知识界的“文化热”有着直接的关联：三位作者是以甘阳为代表的学术群体“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重要成员，而其论述也正是“文化热”的重要构成部分。正如笔者曾在另外的文章中所阐述的那样，“文化热”得以形成的核心知识谱系，是出现于六十年代美国社会科学界、随后主导美国对待第三世界的外交政策、并因后冷战时代的来临而成为全球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理论”⑤。在后来的回顾中，倡导者自己也承认，主导“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正是一种“现代化叙事”：“光打通近代、现代、当代还不够，关键是背后的文化理想。说白了，就是用‘现代化叙事’来取代此前一直沿用的阶级斗争眼光”⑥。而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八十年代诸多有关“现代化”的论述当中，较早地采用了传统／现代、世界／中国等现代化理论叙述结构的文本之一。因此，剖析其讲叙和想象“现代化”的方式，不仅可以更深入地讨论“文化热”与“现代化理论”知识之间的关联方式，更可由此讨论“现代化叙事”在八十年代中国得以发生和成形的历史语境。分析这一个案，既可以剖析勾连起两种知识范式，即“革命”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之间冲突与转换的历史形式；且因其与“现代文学”这一特定学科及八十年代人文学科体制间的关联，更可呈现出制约着八十年代的现代化改革与文化规范及人文学科、学人更替的历史／话语机制。也就是说，重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不仅意味着将其视为八十年代文学／文化的重要文本进行解构性剖析，更重要的是，借助对其知识表述及播散方式的追索，可以显影出支配这一观念表述的知识／权力机制的体制性力量。
以一种回望的历史视野打量，“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形式本身或许便是非常有意味的。它是由三个不同学科方向的年轻研究者即主攻当代文学的黄子平、主攻现代文学的钱理群和主攻近代文学的陈平原，集体提出的。这种“打通”学科界限的合作形式本身，就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所倡导的整体观的具体实践。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一范畴在当时学界的发布形式本身，则进一步越出了文学学科的界限，而在当时的人文知识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对这一范畴的阐述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单篇的专业论文《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最早在一九八五年万寿寺现代文学馆举办的“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上公布，继而发表于专业文学刊物《文学评论》上。一位现代文学研究者回忆道，论文在这次会议和杂志上的发表，使他“和许多同行一样受到了强烈的震动”⑦。另一构成部分则是发表在以人文知识界为阅读对象的《读书》杂志上的六篇“三人谈”。一方面因为发表媒介的不同，因此，“很多人对《读书》上的‘三人谈’的印象，远远超出了作为主体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那是我们的主打产品”；另一方面，则由于采取了对话和漫谈而非“正儿八经写论文”的形式，因而“很能代表八十年代的风气”，这种“侃大山式的学问”使得《读书》上的“三人谈”甚至成为了“八十年代学术的一个象征”⑧。或许可以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表形式本身，所显示的正是这一文学史论述形态所勾连和跨越的知识领域的不同侧面，这使得我们可以藉此而获得一个进入八十年代的知识生产的组织形态的入口。
从九十年代已经规范化和建制化的学科体制角度来看，固然可以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对学科领域（或学科方向）的越界，不过，就当时的历史和文化处境来看，这种“越界”行为却恰恰是某种学科／知识重组的表征。这里或许包含着两方面的作用力，一是具体学科内部的压力，即那种强烈的渴望破“关”而出的诉求。赵园如此表述：“现代文学研究只有‘破关而出’，才有可能真正‘返回自身’——一种古怪然而真实的逻辑。”⑨而另一方面的作用力，则来自于知识界某种正在成形中的广泛的新共识。王晓明曾使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表达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所产生的强烈共鸣：“各种各样的新的学术思想，就好像是早春时候江中的暖流，在冰层下面到处冲撞，只要有谁率先融塌一个缺口，四近的暖流就都会聚集过来，迅速地分割和吞没周围的冰层。”⑩从表面上看，这两方面的作用力似乎是任何一种文化变革所必然会有的，但具体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提出时的历史语境来说，关键问题并不在于质疑当时支撑着现代文学学科体制的主流知识体系，那种强烈的“破关”意识本身已经宣告了这一知识体系的失效；更关键的问题在于以怎样的“语言”来表述（或“创造”）新的共识。也正是在后一意义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者在当时就意识到，他们所做的不是“用材料的丰富”“补救理论的困乏”，而是“换剧本”的问题（黄子平），涉及“建立新的理论模式”问题（陈平原），是从“旧概念”到“新概念”的“飞跃”（钱理群）。这也就是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独特之处不在“破旧”，而在“立新”。而如若我们采取某种后结构主义的眼光来看待这一突破，就需要意识到，所谓“新”从来就不是“说出”那些早已存在的事实的意义，而是“创造”那些已经存在的事实的意义的过程。因此，值得分析的首先便是他们以怎样的叙事逻辑、知识构成和文化想象来“讲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种讲述方式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只能理解为整个学术界、文化界都在调整，我们因应了这种变化的时代需要”，即所谓“踩上点儿了”(11)。但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八十年代文化的核心范畴加以考察，并非要格外突出这一论述的署名权／发明权，也并不认为这种论述对当时文化语境的“因应”是出于三位研究者个人先知先觉的“天才”，而是在福柯理论的意义上首先质询“作者是什么”之后，将这一文学史表述视为某种话语构成的征兆，亦即在谱系学意义上将其视为某一话语形态“出现”／显影的话语事件(12)。唯有在这样的研究视野当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所勾连的知识领域才可得到更为历史化的呈现。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最基本诉求，“首先意味着文学史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中独立出来，意味着把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阶段完整性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要求文学获得“独立性”的表述，显然也是整个八十年代文化变革中最响亮的声音之一，这种声音从八十年代前中期的“让文学回到文学自身”、“文学审美”、“文学主体性”到八十年代后期的“纯文学”、“文学性”，经历了不同的变奏，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对文学史独立性的强调自然也是这一变奏中的主要声部。这种倾向和诉求在随后由陈思和、王晓明主持的“重写文学史”专栏(13)而引发的文学史研究思潮中，得到了更为明确和充分的表达与实践。当时对文学“独立性”的倡导，显然应当看作是特定历史语境中对抗体制化的主导话语形态的方式，而其时的“旧概念”被不言自明地名之为“政治”。“政治”与“文学”的二元对立在当时是如此有效，以致批判前者就是以为后者的合法性张目。也就是说，正是通过将自身界定为“非意识形态化”的并将前者指认为意识形态，八十年代新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形态才据以确认自身的合法性。不过，当我们来仔细考量具体历史文本中聚集于“文学”这一能指之下的符码和信息时，问题就会复杂许多。“文学”并不像当时的倡导者所想象的那样“非政治”和“独立”，它始终是在极其复杂的文化、政治、社会乃至经济话语的网络当中定位自身。并且，如果我们参考日本学者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一书中，对日本七十年代新左翼运动中那种“政治运动一旦破产就回归文学回归内心”(14)的倾向所作的批判，便应当意识到所谓“独立的文学”的诉求不过是一种“颠倒的风景”。也就是说，对“纯文学”的强调并非因为存在着“纯粹的文学”这一实体，而是一种“现代性装置”即制度化的认知模式和物质性的国家机制这两者所造就的结果。所谓“独立的文学”并非一种脱离开“政治”的纯粹观念性的存在，而是现代民族－国家制度的构成部分。具体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对独立的文学史的诉求，也应当将之视为“颠倒的风景”之一种，它的“政治性”是内在于其所寄身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当中的，而所谓“非政治”／独立性仅仅是为一种“新政治”张目的合法性手段。更重要的是，由于在八十年代，文学仍旧处于民族－国家机器的核心位置（即文学的“黄金时代”和“轰动效应”），因此，以“文学”的方式来播散诸种新意识形态，是更为有效的手段；而“文学”表述中所涵盖的“政治”叙述也更为丰富。
不过，相比于八十年代其他的政治／文学的二元论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自有其复杂之处。这表现在它不止将自身的合法性建立在“文学”与“政治”对抗的基础上，而且它还尝试建立另外一套“非政治”的论述来填充在二元结构中的“政治”这一位置上。换句话说，与那种建立在“阶级斗争”、“新民主主义”、“反封建”等“革命”范式的现代文学论述“政治”不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通过“时代”、“世界”、“民族”、“文化”、“启蒙”等“非政治”论述来重新定位现代文学及其“艺术规律”的。后一组范畴无疑是八十年代社会与文化变革的主题词。其中，最为核心的内涵，聚集于“二十世纪”与“中国”这两个能指之下。
“二十世纪”与“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时间表
首先被独立出来的是“文学史时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判那种将文学史等同于政治史的分期方法，而要求“文学史的分期应当以文学系统的变化为依据”，即从文学系统的角度来确定“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起讫时间与总体特征。于是，文学时间上的“二十世纪”首先被确认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这一“整体”表现为一个持续展开的“文学进程”，即“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其总体特征则由“世界文学中的中国文学”、“改造民族灵魂的总主题”、“悲凉”的美感特征、包括文体／语言在内的“艺术思维的现代化”这四项指标来显示。这里所谓“文学系统”论，正如倡导者明确说明的，来自于一九八五年这一文学理论的“方法年”流行的所谓“三论”（即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之一。它由此将“古代中国文学”与“现代中国文学”切分为截然不同性质的两大块，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则成为由前者“走向”后者的一个时间“进程”，亦即一个“现代”比重逐渐压倒并最终取代“古代”／“传统”成分的过程。并且因为这一时间进程同时表现为“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这一空间性存在，与古代／现代的历时二元结构同构存在的还有“东西方文化大碰撞”、“中国”／“世界”这样的共时结构，两者共同构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纵／横两大坐标。在这一文学时间表当中，一些文学运动和事件被赋予了特别的重要性。最重要的一是五四新文学革命，另一则是所谓“新时期文学”。正是观察到五四与“新时期”这两个文学时段或文学事件之间“非常相像，几乎是某种‘重复’”，观察到“新时期文学与五四时期的文学有很多相似之处，是一个更高阶段上的发展”，他们才由此意识到“二十世纪”的历史完整性，即“一种躲在后面的‘总体框架’”。在确认五四和“新时期”的重要位置的基础上，“二十世纪”的历史进程被描述为这两个“高潮”之间的“一种螺旋式的上升”，一种“否定之否定”的曲折发展的“整体性”——显然，如果我们要索解“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范畴的意识形态特性，再没有比分析这两个重要事件及其关系更为有效的入口了。
在作为“文学史时间”的“二十世纪”中，五四被看作“闭关锁国”的古老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的起点，是“现代中国”完成同“古代中国”的“断裂”的标志。它标志着由晚清开始的与古代中国文学的“全面深刻的‘断裂’”，并且这种断裂“不是在中国传统文学封闭系统内部实现的，而恰恰是以冲破这种封闭体系，击碎‘华夏中心主义’的迷梦为前提的”；这也意味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越过了起飞的‘临界速度’，无可阻挡地汇入了世界文学的现代潮流”。这里值得分析的是论者所采用的语词，如“断裂”、“起飞”、“阶段”、“系统”等。尽管或许即使是论述者自己也未必明确意识到这些语词的来源，但有意味的是，这恰恰是六十年代由美国社会科学界生产出来的“现代化理论”的经典语言，尤其是经济学家罗斯托(W.W.Rostow)在《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15)中作了集中表述。罗斯托在书中提出的经济成长的五个阶段论（即传统社会、为发动创造前提条件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和高额大众消费时代），被视为现代化理论中有关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理论的“圣经”(16)。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追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用以表述“二十世纪”现代性的这套语词的来源的话，那么它们正源自冷战时期，美国为抗衡社会主义阵营对新崛起的第三世界的影响而生产出来的现代化理论。正如分析者指出的，当现代化理论逐渐演变为一种有关发展的意识形态之后，它在不同情境下发挥作用的方式也不同，既可作为一种“政治工具”、一种“分析模式”，也可作为一种“制造言辞的工具”，更可成为一种“认知框架”(17)。而在八十年代中国语境中，人们对于“现代化”的理解和认知，采取的是一种想当然且十分“自然”的方式，将其看作一个超越性的普遍概念，而很少有人去正视这一说辞作为特定历史语境中的一种言说方式如何被“创造”出来。也就是说，八十年代有关“现代化”的想象更接近于一种“现代化意识形态”(18)，即它作为一种认知框架，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表达“由一个社会集团的信仰、价值、恐惧、偏见、反思和义务感组成的系统——简言之也就是社会意识”的语言。显然，这里并不是在考据“现代化”作为一种“学说”的最早起源，而是考察其作为一种“话语”表述得以成形的历史语境。正因为“现代化”在八十年代中国不是作为一种新“学说”，而是以“话语”的方式弥散于社会意识当中，当它被构造为一种新的学术语言时，其具体的表述方式和知识构成又恰是特定历史语境的产物。因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在“现代”／“世界”的同构语义上，一面是进化论的启蒙主义历史景观的确立，另一面是以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提出的“世界市场”与歌德的“世界文学”论述为主要知识资源的世界景观想象，构造出有关“现代化”的独特表述。就八十年代前中期的历史语境而言，有意味的并且也正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有意略去或闭口不谈的地方，恰恰在于这个“世界市场”的特性，按照冷战语言应被描述为“资本主义”，而在一种现代化理论语言中被描述为“现代”。这正如八十年代中期，在以对传统中国文化的批判来表达对当代中国政治批判的文字表述中，似乎是突然间用“传统”这一语汇取代对“封建”这一语汇(19)一样，以“现代”、“世界市场”来定位二十世纪，而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样的语汇来定义二十世纪，并不单纯是语汇和修辞的更替问题，而是话语转换的问题。或许在这里，我们同样必须使用“语言学转型”之后的理论视野来看待这一问题，即不是语言“表达”意义，而是语言“创造”意义。对“传统”的批判取代对“封建”的批判，以“现代”、“世界市场”而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来命名二十世纪，正是有关“现代化”的一整套话语取代有关“革命”话语的具体表征。
呈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述的意识形态特性的最好方法，或许便是拿它来与建立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基础上的“现代文学”论述进行参照。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反省日本学界的中国研究时，曾批判那种把有关历史的叙述和假说当成事实的做法：“如果说历史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为假说的学问，那么这个结构相应地具备作为假说的机能。问题是假说再怎么样也是假说而不是事实……换句话说，由于没有别的假说与之对立，因此它基本失去了假说对于事实本该具有的谦虚。”(20)沟口对历史叙述作为一种“假说”特性的强调，对于我们理解“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中的历史想象显然是有启发的。因为在八十年代（乃至更长的时间中），人们更多地将其有关“二十世纪”的叙述视为某种“自然”的“物理时间”，一种对“客观”存在的事实的描述，而遮蔽了其意识形态内涵。自然，这里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传统／现代论与《新民主主义论》的历史叙述相参照，也并非要否定前者的叙述结构，而是要将其还原为一种历史“假说”。在很大程度上，八十年代将“传统”／“现代”的历史叙述接受为“客观”事实，恰恰是因为人们很少将“别的假说与其对立”；就当时的历史语境而言，或许更真切的情形是，人们为了摆脱体制化且丧失说服力的革命范式“假说”而因此将有关现代化的论述视为“事实”。如若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与“新民主主义”论同样看作两种关于历史的“假说”的话，那么毛泽东那篇几乎可以说确立了整个现代文学论述基调和格局的《新民主主义论》(21)，对待“现代”历史的态度要复杂得多。他不仅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所确立的“现代”明确定性为“民主主义”（或资本主义），而且将其区分为“旧”／“新”两个阶段，而五四则成为区分这两个阶段的标志。毛泽东也是在一种“世界”视野当中展开论述的。不过，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现代”与“传统”的二元结构中切分“世界”／“中国”的做法不同，毛泽东固然重视以“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而带来“资本主义因素”这一现代时间，但他更重视的是这一现代时间内部的反动，即“因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也就是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以“传统”与“现代”的二元结构划分二十世纪历史格局不同的是，毛泽东勾勒出了中国革命的三分结构。他格外强调所谓“现代”的“资本主义”性质，以及在这一“资本主义”现代历史内部反叛现代性的“社会主义”。因此，这里不仅有资本主义的“现代”，还有社会主义“反抗”资本主义现代的“现代”。在这样的意识形态坐标上，“新民主主义文化”正如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也具有“过渡”的性质，不过不是从“古代”转向“现代”，而是“现代”内部的转换，即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资本主义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于是，依照毛泽东所勾勒的这种历史图景和革命构想的步骤，遵循着文化／政治一元观，近代文学、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分别被作为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三个阶段的文化／文学的呈现。这正是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提出之前，统治着近代、现代、当代三个学科方向的体制化叙述。
特别地参照《新民主主义论》而指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如何理解二十世纪这一“现代”／“世界”时间表上发生的变异，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之所以“新”恰在于它是对近代、现代、当代学科界限的“打通”，也就是说，这正是当时两种更替的“新”／“旧”研究范式；而另一方面则希望通过两种范式间的对比，凸显“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有意或无意地遮蔽或“不说”的那些历史内容。正如法国理论家路易·阿尔都塞在提出“症候阅读”理论时所说的，那些“没有说出”的内容往往比“说出”的内容更重要，并且，正是那些“没有说出”的内容才能凸显“说出”的内容的意识形态特性之所在(22)。如果说我们仅仅阅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无法观察到它遮蔽或遗漏了怎样的历史内容的话，那么，恰恰是在与《新民主主义论》的参照中，它有关“二十世纪”历史讲述的意识形态性才得以显影。
事实上，这里提到的对于这些被“遗漏”内容的“发现”也并非新鲜，其实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提出之初，类似的质疑便存在了。如一九八六年在北京大学组织的有几位日本的中国学研究者参与的讨论中，木山英雄相对隐晦地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用马克思的“世界市场”来定义中国的二十世纪历史，忽略了“文化主体的形成”这一问题，因为“从东方民族的立场来看，这（指二十世纪——笔者说明）并不是像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市场的成立。马克思是完全站在西方立场上说的”。而丸山升则直截了当地提出，“二十世纪文学”的“中心问题”应当是“社会主义”，但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中，这一“中心问题”却并没有出现(23)。到九十年代后期，钱理群在回顾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的经过时，也曾提及王瑶的质疑：“你们讲二十世纪为什么不讲殖民帝国的瓦解，第三世界的兴起，不讲（或少讲，或只从消极方面讲）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俄国与俄国的影响？”(24)——这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不讲”的内容，概而言之，便是遮蔽所谓二十世纪“现代性”的内在矛盾与冲突，将其视为一个内在统一的因而也是“单一现代性”的过程，也因此抹去了作为资本主义内部反动的“社会主义”现代性。
如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所意识到的，“‘二十世纪’并不是一个物理时间，而是一个‘文学史时间’”。事实上，或许应该说，从来不存在什么客观、中性的“物理时间”，任何时间尺度都是某种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美国学者厄非尔塔·里利伯诺(Eviatar Zerubavel)在他的论著中指出，时间尺度在组织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位置，“通常，时间秩序为某一社会群体所共有，并且独特到能够将组织成员与外人区分开来的程度。它有助于确定群体间的界限，并为群体内部僵化的凝聚力提供强有力的基础”(25)。梁思文将里利伯诺的这一论断落实于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析，认为可以将其视为一个“由符号、仪式和语言组成的文化共同体”，而其中尤为重要的则是“共产主义日志”，即“在共产主义文化的时间框架中，规定他们在这些运动内部的时间秩序”(26)。参照这些论断，显然可以给我们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的“文学史时间表”带来启发。如果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恰恰是通过将现代中国的历史时间纳入“共产主义日志”，从而勾勒了整个中国革命运动的策略和步骤，以及中国现代文化的性质与特征的话，那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则确立的是另外一套时间尺度，即由现代化理论所构造的一个从“传统”向“现代”进化的统一的时间过程。在后一时间表中，与同样建立在进化论基础上的“共产主义日志”相比，其重心不再是现代历史内部的意识形态冲突，而转移为从“传统”走向“现代”过程中的阶段性矛盾。比如，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中，核心的冲突不再是现代历史内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代表阶级的不同政治策略之间的冲突，而是如何挣脱“传统”而进入“现代”的主要矛盾，并且随时处在因现代进程有可能“中断”而重新回复到传统的危险当中。显然，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时间尺度。并且与八十年代“新启蒙”思潮中的流行看法相反的是，不是以“现代化”为主要诉求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而是以“革命”为主要诉求的《新民主主义论》，表现出了对“现代性”更为复杂也更为辩证的关注。
从这一“现代历史的时间表”具体到“文学史的时间表”，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新民主主义论》中作为既有“新民主主义”因素也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历史起点，变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中的“单一”现代性的历史起点。更具有意识形态意味的，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将“新时期”与“五四”这两个事件作了一种历史性的对接，尤其将前者视为后者“更高阶段的重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看待这两个历史事件的方式在八十年代并非偶然，而毋宁说这是塑造所谓“新时期”意识的核心历史观之一，更是所谓“新启蒙”思潮的基本思想前提。在当时文化界的自我意识当中，“新时期”被认为是“第二个五四时代”，是“又一次文艺复兴”，是“新启蒙时代”。这种历史意识的来源恰恰在将“新时期”类比于五四的历史想象当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提出的这两者关系，在同期或稍后的文学研究者那里有更为明晰的表达。如李泽厚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将“新时期”视为五四启蒙文化在“六十年代之后的复归”，并在《二十世纪中国（大陆）文艺一瞥》中描述了一种与之相应的高潮（五四）——低落（四十－七十年代）——回升（新时期）的文学史历史景观(27)。而陈思和则干脆把五四以来的文学史发展画了一个“圆型”图(28)。确立起“新时期”与五四的特殊关系，不仅在通过将“新时期”类似于五四而为八十年代历史／文化变革的合法性张目，更关键的是，这种历史叙述还确立了另一组历史对应结构，即将“新时期”之前的五十－七十年代社会主义历史等同于五四之前的古老中华帝国的前现代历史。正如一些学者已经敏锐地指出的那样，八十年代的整个新启蒙主义思潮在重申现代性意识形态时，借助的正是这样一种历史隐喻来确立自身的合法性，即将五十－七十年代的社会主义历史实践隐喻性地转换为前现代的“封建”历史，从而将八十年代中国的变革类同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革命，同时也类比于欧洲从中世纪转向世俗社会的“现代化”初始时期(29)。而五十－七十年代的历史（尤其是“文革”）也因此被“剔除”出现代历史，而成为整个“二十世纪”时间表当中的“例外”、甚或“畸形”的时段。
不过，今天重新讨论这一问题，如若还仅仅停留于分析其采取了何种意识形态修辞的层面显然是不够，我们还需进一步追问使得这样的修辞在当时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话语构成；并且正面地讨论那些被“回避”了的历史实践中的“现代”内容，以及这种“回避”在八十年代语境中如何成为可能。
“中国”与全球化想象
两种意识形态时间表相应地建构了自身关于“现代世界”这一全球性的空间景观和民族－国家主体的不同想象方式。与《新民主主义论》通过不同阶级关系与政体形态间的冲突而将历史主体确立为阶级－国家不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首先将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主体确立为似乎无需论证其合法性的现代民族－国家。显然，在这里，国民／民族(nation)(30)这一共同体想象方式的最大变化，便是“阶级”纬度的消失。如果说《新民主主义论》所代表的“革命”范式建构其“想像的共同体”的方式，必须被置于二战后第三世界独立建国浪潮的历史语境中加以考量的话，那么这种阶级－国家的主体形态与发源于十九世纪西欧的民族主义思潮则有所不同。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J.Hobsbawm)提出：“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在理论上虽是套用西方民族主义的模式，可是它们实际想要塑造的国家，却与西方民族－国家的标准背道而驰。”如果说主宰十九世纪的民族主义思潮的，是一种“马志尼模式”，即“创造一种族群、语言与国家领土一致重合的民族国家（‘所有的民族都是国家，一个民族只有一个国家’）”，那么二战后非殖民化过程中出现的新国家则是“反殖民化”、“革命”与“外力干预”这三种力量作用的结果；与民族主义有关的议题，都只是用来强调或干扰“革命与反革命的政治”这个主角的“陪衬角色”(31)。由此看来，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有关十九世纪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各个民族的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的路径”的描述，也需要区分这种源自五四时期的十九世纪民族主义思潮与八十年代由五十－七十年代接续过来的第三世界民族主义思潮之间的差别。相当有趣的是，钱理群提及他所理解的“二十世纪”是从苏联革命导师列宁有关“亚洲的觉醒”的论述中得到启发的，并且特别提出“世界文学”不仅包括欧美文化，也包括与“中国近似”的非西方国家，“比如印度、日本、东南亚，还有非洲，最后拉美文学也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但是，在如何理解这些非西方的、后发现代化的、并且大多显然是在殖民主义的情境中遭遇西方因而进入“现代”的国家主体形态时，恰恰是霍布斯鲍姆所谓的“反殖民化”、“革命”与“外力干预”这三种因素被排除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的视野之外。这也正是日本学者木山英雄和伊藤虎丸批评其忽略了“文化主体的形成”和“西方的文化侵略”(32)的地方。
由于并不区分西欧式民族主义和第三世界（与后发现代化国家）民族主义这两者间的差异，因此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中的“中国”，就成为自我决定的历史主体，其能否进入“世界”完全取决于它的自我意愿，即在“闭关自守”与“打开门户”之间的自行选择。在这一理解层面上，五十－七十年代社会主义中国被全球资本体系排斥和拒绝于其外的历史，就被描述为如同晚清帝国那样基于愚昧意识的“闭关锁国”或“夜郎自大”；相应地，“新时期”打开国门，则成为步入“文明”的明智之举。这里姑且不讨论世界体系理论研究者如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重新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二○○一）、乔万尼·阿瑞吉等在《东亚的复兴：以五百年、一百五十年、五十年为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六年）等论著中，对晚清中国经济在全球体系中的位置及其对外政策的重新阐释；也不去讨论五十－七十年代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与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的“脱钩”，是一种老大帝国意识的短见、第三世界国家必要的发展措施还是美国基于冷战意识对中国的封锁；即使就七十－八十年代中国“融入”西方资本市场这一转型本身，也是全球国家体系间和中国内部多种政治、经济力量博弈的结果。“新时期”中国是否选择“开放”，或许更多地源自中国外部由美国主导的全球资本市场对中国由“封锁”、“遏制”转向有限度的接纳，而非出于某种错误意识的导引。这一点在今天以一种历史回望的眼光看来，几乎成为一种不言自明的“常识”。不过有意味的地方正在于，对于跨越曾经由冷战划定的国家间界限的这一历史行为，如果说美国社会科学界构造出有关“全球化”这种看似中性客观的理论描述的话，那么，作为冷战另一方的中国也相应地生产出了自己的理论描述和想象。就这一角度而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有关“中国”和“世界”的想象方式本身正是这一历史情境中的产物，并且因其在八十年代产生的广泛社会影响，可将其中有关“中国”与“世界”的想象和表述视为一个突出的话语事件。正是通过对自身历史所产生的一种“自我憎恨”式的批判和反省，对“西方”想象方式所发生的变化，“世界”景观得到了重构。“世界”不再是“革命”范式中由地缘政治权力关系构成的“世界”，而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一个理想的乌托邦。于是，有关“世界市场”／“世界文学”的想象便剥离了现代世界内部的冲突，被描述为一个尚待实现的理想化的全球／世界秩序。不同的民族－国家按照时间先后，或早或晚纷纷加入这一历史进程，并最终通过先进与后进国家同时进行的“自我改造”，达成“人类分享着一个共同的命运”的“全球村”。因此，便有这样的结论：“沟通东西方文明，实现人类大家庭的‘内在的归一’，这也许就是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发展的总任务、总趋势”；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核心内容便是“走向世界文学”历史进程与“改造民族灵魂”总主题的彼此同构。
将五十－七十年代“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谁怕谁”的“世界”转化为“人类大家庭内在归一”的“全球村”，这里想象世界的方法所发生的变化，正如同“二十世纪”时间表所发生的变化，关键是背后支撑其叙述结构的知识范式。如果说，在《新民主主义论》的时间表中，主题词是世界革命、帝国主义、民主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阶级－国家的话，那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中的主题词则相应地变成地球村、普遍人性、现代／传统、民族－国家。在这种转换中，最大的变化来自“中国”这一现代民族－国家的主体位置和认同方式的偏移。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中国”这一共同体想象是在抵抗外来的帝国主义和批判内部的封建主义这两个辩证的方向（即所谓“反帝反封建”）上进行的。应当说，这里的民族主义和现代主义构成两个不可分割的面向。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其确认“中国”的“民主主义因素”时，从不否认这一“现代”因素来自帝国主义的殖民与侵略。与之相比，这或许便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最有意味的地方了。它将“世界市场”和“世界文学”的形成时间确定于十九世纪中后期，并将其视为由一套现代民族－国家体系构成。尽管主要讨论的是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这些后发达区域如何进入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但几乎不讨论殖民主义产生的影响，以及这些后进的民族－国家与侵略他们的现代西欧国家在文化上的既要进入“现代”又要抵抗其侵略的暧昧的双重关系。因此，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化的时间起点，被上移到一八四○年，这一“传统中国”遭遇“现代西方”的时刻。尽管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鸦片战争同样被视为现代历史的起点，不过那是在一种对于“老师打学生”的既反叛又臣服的悖论关系中展开的。与之相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则干脆略去了其中地缘政治的冲突内涵，而将之视为“文明”对“落后”（野蛮）的启蒙。也正由于西方的启蒙／侵略被作为某种历史的最高规律即“现代”／“世界”的化身而被非历史化，“中国”主体的成形便成为参照已经进入“世界”的西欧国家而完成的极为艰难的“自我改造”的过程。
显然，这里的“西方中心主义”，这里的遮蔽其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内涵的启蒙主义现代想象，以及这里的有关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单一纬度的现代性想象，都是极为明显的。这也正是八十年代中期构造出新启蒙主义思潮的中国／世界、传统／现代同构的核心意识形态坐标的具体呈现。这种“发现”不过是一种历史的时间距离赋予每位后来的重读者的“后见之明”。简单地批判其浓郁的西方中心主义（八十年代名之曰“世界主义”），并无助于问题的讨论，或许反而将陷于另一种中国／西方的二元框架中。因为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并不在于抽离历史语境地去比较“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中有关全球化的想象是否与西方相同，而在于，这种想象“世界”的方式在八十年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中扮演怎样的历史角色和功能。也就是说，使得“地球村”式的世界想象在八十年代出现，使得“走向‘世界市场’、‘世界文学’”而非反抗“帝国主义”成为确立“中国”主体地位的依据的历史契机是什么。
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仅仅局限于中国这一单一民族－国家的内部视野，是无法得到深入讨论的。或许可以说，正因为将七十－八十年代中国转型的全部的历史压力，解释为中国内部的政治／文化“失误”，才是八十年代那种将四十－七十年代的社会主义实践史等同于前现代史的新启蒙式历史想象和隐喻表述得以出现的关键。七十－八十年代之交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转型中最大的变量，是中国的主体位置在全球格局中所发生的变化：它由曾经的社会主义阵营和“第三世界”的重要国家，自行“开放门户”，主动进入资本主义全球市场。这一主体位置的转移，导致的不仅是中国的民族－国家想象方式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整合包括政府、知识界乃至普通民众在内的整个认知框架发生了变化。这种主体位置及其认知框架的变化，才是“世界”景观和“中国”认同方式发生变化的关键原因。如果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现代化范式）与“现代文学”论（革命范式）中的两种知识范式与两种“世界”想象，恰是冷战时期两个冲突阵营所代表的各自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革命”范式中由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所构成的现代世界内部的冲突，是冷战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世界”想象；而“现代”范式中在传统／现代时间纬度上的“地球村”，则正是冷战的另一方尤其是美国所创造的“世界”想象），那么，七十－八十年代之交，中国在全球格局中位置的变化，则使得这种对峙的意识形态分野也相应地发生了错动和极为复杂的交融关系。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不仅可以在宏观层面上分析后冷战的全球格局中，与“现代化”相关的民族－国家建构、意识形态转换与知识生产体制间的复杂关联形态，同样也涉及新的知识范式与具体学科体制之间的关系。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与其说是其中的主流且代表性的论述，毋宁说它仅仅是这一话语构成的一个话语事件而已。但其特殊位置在于，它恰好可以勾连起后冷战情境中的中国在重建其“想象的共同体”时，“现代化”意识形态与人文学科知识生产体制间的历史运作轨迹与重要侧面。
可以说，与此前诸多的有关“现代化”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讨论相比，这里尝试建立的论述路径或许是相当“冒险”的。如果说从一种文学史论述到一个学科研究范式的转变，这一“跳跃”尚可被理解的话，那么，从一种学科研究范式再转向对学科体制与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关系的考察，则是更为复杂也更为大胆的举措。不过，如若我们试图跳出八十年代所确立的现代化意识形态，仅仅进行一种与之相抗的意识形态批判是不够的，更需要的，或许是对这种意识形态的知识构成进行一种谱系学式的清理。只有在经历这样的清理工作之后，所谓现代化意识形态才能真正被指认为一种“意识形态”。
注释：
①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收入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另收入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说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后面引文均引自这一版本。
②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对话·缘起》，《读书》1985年第10期。
③陈思和：《关于编写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的几个问题》，陈思和：《犬耕集》，第236页，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④温儒敏、李宪瑜、贺桂梅、姜涛等：《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第九章《现代文学作为八十年代的“显学”》，第91-10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⑤贺桂梅：《一九八○年代“文化热”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励耘学刊》文学卷，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
⑥⑧查建英主编：《八十年代：访谈录》，陈平原部分，第128、126-13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⑦王晓明：《从万寿寺到镜泊湖》，王晓明：《刺丛里的求索》，第242页，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
⑨赵园：《一九八五：徘徊、开拓、突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6年第2期。
⑩王晓明：《从万寿寺到镜泊湖》，王晓明：《刺丛里的求索》，第242-243页。
(11)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陈平原部分，第128页。
(12)有关理论参见〔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月、马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另见《尼采·谱系学·历史学》，苏力译，陈永国、汪民安编：《尼采的幽灵——西方后现代语境中的尼采》，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13)陈思和、王晓明在《上海文论》杂志主持这一专栏，从1988年第4期开始，到1989年第6期结束。但作为一种文学研究思潮，一直延续至九十年代迄今。
(14)〔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第224页，赵京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15)罗斯托此书于1962年作为“内部读物”，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6)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第21-2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另参见〔美〕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第66-73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17)〔美〕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第20-21页。
(18)有关“现代化意识形态”的论述，参见汪晖《当代中国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年第5期。
(19)参见贺桂梅：《八十年代文学与五四传统》，第二章《“反传统”文化思潮中的文学》中的第一节“封建”、“传统”和“现代化”，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0。
(20)〔日〕沟口雄三：《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作为方法的中国》，李甦平、龚颖、徐滔译，第24-2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21)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第623-6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横排本，1968。
(22)〔法〕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有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23)孙玉石等：《世界文学·中国文学·日本文学》，《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3期。
(24)钱理群：《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25)Eviatar Zerubavel,Hidden Rhythms:Schedules and Calendars in Social Lif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1.转引自梁思文(Steven I.Levine)：《中国与社会主义国际：标志表象一体化》，牛大勇、沈志华主编：《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第175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26)〔美〕梁思文(Sreven I.Levine)：《中国与社会主义国际：标志表象一体化》，牛大勇、沈志华主编：《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第174-175页。
(27)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二十世纪中国（大陆）文艺一瞥》，《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
(28)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第45-46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
(29)汪晖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和现代性问题》中概括为“‘新启蒙’的政治批判（国家批判）采用了一种隐喻的方式，即把改革前的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实践比喻为封建主义传统，从而回避了这个历史实践的现代内容”。戴锦华在《隐形书写——九十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中将其概括为“对当代中国历史的思考，转而成为对前现代中国社会与传统文化的批判”。
(30)有关民族－国家作为“想象的共同体”这一理论阐述，参见〔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31)〔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原名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即《1780年迄今的民族与民族主义》），第五章《20世纪晚期的民族主义》，第196-224页，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32)孙玉石等：《世界文学·中国文学·日本文学》。
标签：文学论文; 现代文学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艺术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新民主主义论论文; 读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