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发展论文,轨迹论文,民族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几千年中国的历史上，曾有过众多的古代民族，仅见诸史乘的就不下一百三十多个。北方民族是其中独具特色的一个重要组成体系。这些古代民族，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有的几经分合聚散而延续下来，更多的则是从历史的舞台上悄悄地消失了，只遗留下一些扑朔迷离的足迹。当后世的学者们来追寻这些踪迹的时候，不仅会对他们的智慧和创造感到无比的惊叹，而且还会发现许多同现代的民族进程大不相同的历史现象：一些民族之迅猛崛起，而又悄然退去，甚至不见踪影，就是一个颇使后人费解之谜。在我国北方民族中，这种此起彼落的历史景观，尤其引人注目。
从民族学和历史学的角度来仔细分析，这种历史的轨迹也有其客观的规律性，并非是神秘莫测的偶然之事。古代民族，尤其是北方游牧民族，居则为国，行则为军，逐水草迁徙，流动性很大，如匈奴之“千有余载，时大时小，别散分离”〔1〕，甲骨文中的“鬼方易”〔2〕，都说明了这种情况。由于生产生活的流动性特点和为生计而时相征掠交往的需要，不仅民族的移动是经常之事，而且民族的地域划分和族体的界限，也不是那么十分固定明显的。所以古代民族的交融分合、地域交替、称谓演变乃至悄然消失，也就不成为什么奇怪的事情。在北方的巨大舞台上，他们过往匆匆而又创造了一幕幕叱咤风云的壮剧，谱写了北方的历史。这里也就蕴含着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种独有的规律性。随着民族的变迁，成员的接触，居地的移动，其文化发展之轨迹，自然也不会是单线的和孤立的。必然是呈现为多元多姿，纵横交错的网络。考察我国北方民族文化发展的源流与进程，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大背景。下面就从源头谈起，对这个复杂的文化发展与潜移过程做一些分析。
一 北方民族文化的起源和几个有关的概念问题
中国历史上的北方民族，就宏观而言，涵盖着一个十分广阔而久远的时空范围，对此也有些不同的理解和认识方法。“古人之文，多举其大略”，往往使人不得要领，而且多有谬误之说。讲中国文明的起源，几乎历代的史家都把目光集中在黄河流域中原地区，这固然是不错的，但中华大地上文明的起源，绝不仅仅是中原地区。把中原文化看做是唯一的源头，所谓“商文化不过长江”，视长城外为不文之地，这就更是不符合实际了。随着考古学的发现，人们把目光逐渐延伸到长江流域，确定了南方文化区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对史籍文献的深入研究和考古学发现的不断扩大，已经完全可以证明，中国古今众多民族及中华大地的文明，其起源和形成是多元的，其发展和演进过程又是相互交错的。单纯以中原或者长江、黄河为主线的叙述，已不能准确地反映历史文化起源与发展的全貌了。
北方历代的许多民族，占据之地域或者说其活动范围和势力范围，是很广阔的，而且移动性很大。以匈奴而论，所统辖的地域远远超出阴山河套地区。秦始皇以后，匈奴人越过长城，“复稍度河与中国（秦王朝）界于故塞”〔3〕。其最盛时， 据《晋书》所载匈奴地域“南接燕赵，北暨沙漠，东连九夷，西距六戎”。鬼方、丁零、高车、铁勒一系，活动地域遍及漠北、漠南和漠西广大地区。高车、铁勒人口众多，足迹所至，包括今新疆、内蒙古、陕西、山西、甘肃、宁夏等地区。5－6世纪的柔然人，游牧于北方草原，势力范围北达贝加尔湖，南至阴山北麓，东抵大兴安岭，东南与西拉木伦河流域的奚族及契丹为邻，西达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一带，可见其地域之广。
从中国历史几千年的历史沿革中，可以看到中国的北方各民族，在更迭交错、纵横变化的地域关系上，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庞大的概念。其文化的发生与发展，也是离不开各民族生活的地域，而且也必然带有这种地域变化的特点。
仅据已有的考古发现，我国史学界已基本公认了中国北方是一个特定的文化区域。早在50年代，考古学家尹达先生就提出了长城以北文化区域的观点。近几十年考古学的大量研究成果证明，北方古文化不是中原古文化的衍生，而是同中原文化相联系的并行发展的我国三大古文化区系之一。
在1979年于西安举行的全国考古学规划会议上，苏秉琦教授提出了划分我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的见解，将我国新石器文化划分为六大区域：一、黄河中游，即仰韶文化的中心区；二、大汶口及山东龙山文化分布区；三、长江中游文化区；四、长江下游文化区；五、鄱阳湖——珠江三角洲文化区；六、以长城为中心的北方文化区。这个见解是正确的。我的看法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总的状况是从南至北三大区域；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文化区；以长江流域为主干的南方文化区和以北部草原地带为范围的北方文化区。南方文化区包括东南和西南，北方文化区包括东北、内蒙古和西北。从原始文化、古代文化到中世纪文化，大体都是这样一种格局。
北方的考古首先证明了这一点。中华大地上的远古居民及其原始文化最早起源于哪里？在南方有元谋人，在中原有北京人，在北方一直没有发现旧石器时代最早人类遗迹。虽然在东北、内蒙古和西北都发现了一些远古居民的遗址，但都比北京人、蓝田人和元谋人晚几十万年到一百万年以上。70年代末，这个认识被突破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东郊大窑村一带发掘到旧石器时代规模巨大的石器制造场，数以千计的旧石器是50万年前直到1万年前北方先民的杰作。分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早期、中期和晚期。这就把北方——内蒙古地区古人类生存与创造原始文化的历史提前到4、50万年前，和远古的“北京人”、 “和县人”相处于同一个时代。同后来的“河套人”、哈尔滨附近顾乡屯遗址的远古居民、宁夏水洞沟地带的远古居民、赤峰红山文化的远古居民，以及广泛分布于东北、内蒙古、宁夏、新疆等地的细石器文化的创造者，相互构成了一条北方古文化的历史源头。
当中原王朝夏商周三代的时候，北方的古代民族也进入了同时并存的青铜时代。据考古学者论证，位于内蒙古赤峰夏家店的文化遗存，同古代肃慎、东胡、山戎有直接的关系，基本上属于当时的戎狄文化。〔4〕从赤峰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来分析，当时的居民以农业为主、饲养家畜并辅以狩猎生活。他们在这里生息劳动，延续了六、七千年。古史中的尧舜禹，同古冀境内的猃狁、荤粥、西羌不仅同时并存，而且交错相居。大禹治水，尽人皆知，一般均认为是古华夏族先民之美谈，称为夏禹，同三代一统。实际上，在《史记》中已讲到禹“本西夷人也”。《晋书》又记载“禹出于西羌”。古“夷”字从大从弓，古羌字从羊，皆指从事狩猎和畜牧业生产的民族。大禹同西夷、西羌相联，故又称戎禹，原为夏后氏部落的领袖。《史记》中有几处写道：秦之先祖大费，“其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5〕，王国维曾考证“秦之祖先，起于戎狄”〔6〕，蒙文通进而指出：“秦为戎族”〔7〕，禹兴于羌，而“西羌之本，出自三苗”〔8〕，禹的父亲为鲧，其子启， 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国家夏王朝。而孟子说：舜生于诸冯，东夷人也，文王乃是“西夷之人”〔9〕。三苗地处江、淮、荆州，〔10〕又与南方楚人相联系。这样，所谓戎夷狄羌，华夏荆蛮，其交错关系是自古已然的。这也说明了中国古代民族和文化之发生发展的交错性与多元性。北方民族地域广阔，历史悠久，其文化的形成与演进过程，也是涉及四方而渊远流长。这是北方民族文化历史发展轨迹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特点。因此讲北方民族文化区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这是毫无问题的。
二 生产生活的特殊环境决定着北方民族文化历史发展过程的基本特点
人类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以自然和征服自然的劳动生产为基础的。所以说文化也就是自然的人化。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对于民族文化形成为不同的类型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不同地理环境的差异，必然伴随着人类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从而产生不同的文化行为和文化模式。越是生产力处于低下状态，自然对人类文化的影响也就越大。民族特点的形成，这也是一个基本的规律。
我国地理条件，总体上是中部和南部适宜农耕，北部草原地带适宜畜牧。古代的北方草原，气候和湿度都比现在要好，广袤无垠的绿草大地，是游牧民族最理想的生存地区。我国北方的民族，绝大部分是游牧民族的类型，因此其生产技术、生产方式、社会制度、道德规范、思想观念、宗教信仰、学术、文艺等等，在发展过程中就必然地反映出这一特点。文化是历史的范畴，民族文化同历史的发展是一致的、同步的。民族文化心理素质和文化行为的类型，是一定历史的积淀和选择的结果。不符合生存与发展环境（自然和社会的）的文化，是不会凭空产生的。
《礼记·王制》中讲：“中国夷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就反映了不同环境生息的民族，各有其文化的特点，不是轻易可以改变的。而随着环境的改变和生产与社会的发展，其文化也相应发生变化，这就是文化的系统性、特殊性和相对性与可变性（选择性）的辩证关系。古代匈奴人“各有分地，逐水草迁徙”，“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11〕，在占有更多牲畜的基本愿望驱动下，部落之间和地区之间的争夺牲畜、财物的战事变成了正常的职业。在生产力低下和私有制社会条件下，这是很自然的。这种生产、生活方式，反映在政治组织和社会结构上，就具有简单化的特点，即：“君臣简易，一国政犹一身也”，没有更复杂的关系。匈奴人的“贵壮健，贱老弱”〔12〕的民风和“尚勇”、“好战”、“以战攻为能事”的文化心理，同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发展程度是直接相关的。所有的游牧民族，在宗教世界观方面，都体现了对天的崇拜，视天为最大的主宰。匈奴族是这样，蒙古族也是“其俗最敬天，每事必称天”，“无一事不归于天，自鞑主至其民，无不然”〔13〕。由于游牧的生产、生活和经常的征战都离不开马，所以对马的喜爱和崇敬，在北方许多民族的文化发展中，始终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对北方游牧民族常称之为“马背上的民族”、“马背上的王国”，是对游牧文化很形象的比喻。
在服饰与生活习俗方面，肃慎和挹娄人“衣猪皮，冬以豕膏涂身，厚数分，以御风寒”。〔14〕蒙古族的蒙古袍，适应骑马，肥大宽厚，护膝防寒，腰中要扎一长长围住的腰绸带，既柔软又防止冷风钻入上身，对内脏也有保护作用。而元代进居云南通海县的蒙古族，则逐渐改穿适应当地农稻和渔猎生产的彝族式短装，马靴、毡靴、袍子等就很快弃之不用了。南方民族一般服饰无季节之分，只有年龄、性别的差异。北方时令气候变化大，服装和居住条件也随之变化适应。南方妇女注重头饰，包裹较多，是由于日晒时间长、雨水多，由多种形式的包头、缠头以遮日避雨，久之就成为一种美的装饰。契丹人食冻梨，“取冷水浸良久，冰皆外结，已而敲去，梨已融释”〔15〕。延续至今，东北仍有冻饺子、冻豆包、冻梨、冻肉的食俗文化。女真人“穿土为床，火其下，而寝食起居其上”〔16〕，这就是后来一直延用于北方各族人中的“火炕”。赫哲族人以兽皮和鱼皮缝制衣服，鄂伦春等族人以桦树皮制作各种用具，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和鄂伦春族食用肉干等等，都是依生活环境、生产方式而就地取材的文化创造。契丹人“行营到处即为家，一卓穹庐数乘东。千里山川无土著，四时畋猎是生涯”。这首北宋苏颂的《契丹帐诗》，是许多北方民族生活方式与生活环境的生动写照。
随着社会的发展，民族文化逐渐带有了非自然的政治色彩。阶级分化以后，女真人“富者以珠玉为饰，衣墨裘细布貂鼠、青鼠、狐貂之衣；贫者衣马、羊、猪、猫、蛇、犬、鱼之皮”〔17〕，冬天则“厚毛为衣，非入室不撤，衣履稍薄则坠指裂肤”〔18〕。满族入关前，努尔哈赤修建的楼台，土石结构，木板为门，十分简陋。但随着政治、军事力量的壮大，就开始大兴土木，修造了新的都城三座。建筑了“尊号台”（金銮殿），到天聪八年（1634年）在沈阳建起了盛京，王宫以八角大殿象征八旗兵力和制度。这种皇宫建筑形式，成为最有代表性的满族建筑文化，其整体皇宫建筑格局，完全体现了满族当时的政治、军事制度。〔19〕由此可以看到，上层统治者的介入，对民族文化的发展和演变是一个强大的力量，它促使许多民族的古代文化沿着封建政治化的轨道滑行。逐渐具有了传统与政治结合型的文化特色。这不仅是北方民族，也是汉族和各民族文化发展的一个共同的规律。在各民族文化发展与成熟的过程中，杂有多元因素的制约和导向。对文化惰性，即文化上的保守倾向，要做多方面的分析。满族强令汉族人剃发，遭到抗阻；到云南的蒙古族人改穿当地的适用的短装就没有抗阻；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之举，也遇到强大的阻力，但最终还是适应的需要、发展的需要占了上风。文化惰性的存在，其原因一是社会的需要，一是个人的需要，有的是心理上的满足或惧怕。文化的变迁，归根结底是服从于民族的发展。开放型的民族，吸引外来的有益的文化成分多，就会促进民族的移风易俗，加快发展。丢掉有益的传统文化是错误的，而盲目的文化惰性，也具有延缓民族进步的阻碍作用，是一种消极的现象。我国北方民族一般具有开放性较强的特点。
我国北方民族曾借鉴外族，创制了本民族的文字，如古代回鹘人创制了回鹘文（亦称回纥文）。元代蒙古族采用它，形成了蒙古文，16世纪以后，满族又仿照蒙古文创制了满文。女真人参考契丹和汉文创制了女真文。而有些文字，如突厥文、西夏文、契丹文、满文、八思巴文、于阗文等均使用了几百年，随着民族的变迁才消亡。许多北方民族很早就使用其它民族的文字或语言为通用语文。对这一现象的判断，要从民族发展的社会需要来加以考察和分析。本族语言文字的湮没，不等于民族文化的消亡，这已为近代民族发展的历史证明。语言文字是一种交际的工具，语文的生命力，不能等同于民族的生命力。北方游牧民族，长期移动，时相分离，“莫能相一”，也影响了统一的语言文字的形成和运用。这使北方民族在文学艺术的发展与资料保存方面，受到很大的影响和限制。许多当时的佳作佳言，却是久已散失了。但这并不能阻断人们对古代北方民族文学艺术创造的了解。像契丹人胡环、胡虔、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长子李赞华，在中国美术史上，同样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锡伯族能歌善舞，文学艺术丰富多采，其叙事长诗《离乡曲》、《喀什喀尔之歌》都生动深刻地反映了他们民族的历史，在人民群众中有着非常广泛的影响。这些事例，足以说明这个道理。
三 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和文化的潜移与变迁过程
前面曾经论及中国多民族源流交错、杂居相处的历史大环境，在这种大环境中，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不会是单线、孤立发展的。南北方也好，北方民族之间也好，总要产生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相互学习、相互渗透以至相互融通。除了强制性同化之外，这种互通现象，是一个自然发生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对于民族的发展具有深刻的促进作用。
民族间文化交融的方式和渠道是多种多样的，有秦汉时期大多通过战争方式实现的，有魏晋南北朝时期通过先进与落后的碰撞与接触实现的，也有更多的两种文化相互共处，同时并存，通过相互影响和相互吸收而实现的。这几种渠道中，有少数民族吸收和接受汉族文化的，也有汉族吸收和接受少数民族文化的，还有少数民族之间互相吸收与改变的。总的是一种双向的历史过程。孟子只讲了“用夏变夷”，不承认夏也会“变于夷”。到司马迁《史记》所述，讲了“用夏变夷”，也讲了夏“变于夷”，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姬周族在古公亶父之前，曾杂居于戎和鬼方之间，在许多方面吸收了戎和鬼方的文化。后来双方发生战争，周人被迫迁居，古公亶父子令周人“眨戎、狄之俗”。而在“鬼方文化”的古城遗址中，也发现到商周文化的踪迹。如出土的青铜礼器、生产工具等，与周文化的器具多有相同。〔20〕
隋代的突厥与汉族间相互同化、融合的现象很多。《资治通鉴》载：突厥可汗表示“愿率部落变改衣服，一如华夏”。而中原汉族也有不少人迁入突厥地区。《隋书·突厥传》称：“隋末离乱，中国人归之者无数”。许多汉族“书生”（知识分子）也趋往胡地。高昌的许多汉人改习蓄辫左衽，已是突厥化了。隋唐时代，胡汉杂居，多有通婚，朝廷许多官员有少数民族血统。唐王朝官员中，突厥人、回纥人有几千人。所以鲁迅先生曾说：“其实唐室大有胡气”〔21〕。在汉族语言中，有大量借自于少数民族的词语。少数民族语言中也有大量的汉族借词。突厥人散居内地，入居长安者也日渐增多。
中国古代各民族的发展很早就呈现着不平衡的状态。汉族人口发展快，分布广，生产发展程度较高，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受汉族的影响也较大。许多民族同汉族长期交往，从汉族那里吸收到大量的生产技术和文化思想与学术，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论这些民族处于被统治的地位还是处于统治的地位，这种文化的潜移和互化现象，几千年来始终不绝。
在一般的情况下，北方少数民族对汉族文化并不拒绝而是持认可的态度，乃至把本民族也视为三代或汉唐先进文化的一脉相承的继承者。清圣祖康熙的诗中就说：“卜世周垂历，开墓汉启疆”〔22〕。即清朝祖业源起于周代，奠基于汉朝。前秦氐人苻坚，提倡儒学，讲“夷狄应和”，用先进的汉文化来发展本民族。《阙特勤碑》的突厥文部分是突厥人自己写的；汉文部分是唐玄宗写的，并派官前往为阙特勤刻石立碑。事载新、旧《唐书·突厥传》。西夏黑城出土的《蕃汉合时掌中珠》，为西夏人骨勒茂才所撰，是西夏文和汉文对译的字典，便于西夏人学习汉文。其中载道：“不学番语，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情”〔23〕。匈奴政教风俗与中原相类者很多。
此类的事例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这个历史事实，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民族间在文化上天然的恶感是没有的。不论是哪个民族或民族的大小，先进的文化都会彼此自愿地吸收到自己方面来。不论出自哪个民族，所创造的好的文化，都会为各民族所承认、所接受。民族间文化的交流与互化，并不同民族间的政治行为相一致，也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越是优秀的文化，就越具有突破民族壁垒相互交融的巨大力量，走上共同发展的道路。古今中外都是如此。就是在政治斗争和军事征战中，武王伐纣是众多民族之军；成吉思汗西征也有不少外民族的军士。在少数民族之间，文化的相互吸收也是通常的历史现象。契丹大字，实出汉文，而契丹小字又出于回鹘。古代羌人原为披发左衽，受鲜卑的影响，女子就改了披发而为辫发了。统治阶级曾设法阻碍民族间的经济往来与文化交流，但这在中国的民族大环境中是不可能的。正如吕思勉先生在《中国民族史》中所言：“断非仅筑长城所能限戎马之足也。”
通过以上几方面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历史悠久、丰富多采的中华文化是南方、中原和北方民族共同创造的智慧与劳动的结晶。既不是由中原向四围播散，也不是各自独立文化的单线发展，而是纵横交错的巨大的文化结构，它凝聚成多姿多彩的中华文化的整体。
无数事例证明，中华文化的巨大成就属于古今几千年的中国各族人民。从起源和发展、演进的历史轨迹来考察，这幅瞩目于世界东方文化的巨大历史画卷，显示了中华大地上具有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众多民族的文化特色，是中国的三大历史文化区——中原、南方和北方各民族共同谱写的一幅多元多姿的整体杰作。浑然一体而又源流交错。
注释：
〔1〕《史记·匈奴列传》。
〔2〕《殷墟文字乙编》第6684片。《商周史料考证》：“易， 盖读为扬，鬼方远扬”。易，古阳字，《说文》释：“开也。一曰飞扬”。
〔3〕《史记·会注考证》。
〔4〕参见《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第一章。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5〕《史记·秦本记》。
〔6〕《观堂集林·秦都邑考》。
〔7〕《秦为戎族考》
〔8〕范晔：《西羌传》。
〔9〕孟子：《离娄》。
〔10〕见《史记·五帝本纪》。
〔11〕〔12〕《史记·匈奴列传》。
〔13〕宋·赵珙《蒙鞑备录》；彭大雅、徐霆《黑鞑事略》。
〔14〕《后汉书·东夷传》；《山海经·海内东经》（郭璞注）。
〔15〕见（宋）庞元英《文昌杂录》。
〔16〕《大金国志》卷三十九。
〔17〕〔18〕《三朝北盟会编》卷三。
〔19〕参见《北方文化研究》赵延军：《论汗王宫和京城》。
〔20〕参见吕智荣、郑洪春：《鬼方、姬周二族关系浅谈》，载《北方文化研究》。
〔21〕《鲁迅全集》第十卷，第139页。
〔22〕《康熙御制文集》一卷36页。
〔23〕参见吕思勉：《中国民族史》（1934年世界书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