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西夏遗民杨朵儿只父子事迹考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遗民论文,朵儿论文,西夏论文,元代论文,事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杨朵儿只，《元史》有传，其家族是元代较有影响的西夏遗民。北京市石景山区文物管理所藏有一方元代杨朵儿只墓志(以下简称墓志)，墓志题名为“□□御史中丞夏国杨襄愍公墓志铭”，为汉白玉石质，长方形，长77厘米，宽53厘米，厚约10厘米。①出土时间不详。本文根据墓志及其他已被西夏学学界所关注和未被关注的史料，②对杨朵儿只家族，尤其是杨朵儿只及其子杨文书讷进行一番考察。 一、杨朵儿只生平 墓志发现之前，记载杨朵儿只生平的有《元史》本传以及虞集所撰《御史中丞杨襄愍公神道碑》。③对两者进行详细对比，可以发现本传完全来源于神道碑，只不过其叙述杨朵儿只的生平，完全按照时间顺序，而神道碑则先记述杨朵儿只得罪铁木迭儿及其被害经过，再按照时间顺序。试以对杨朵儿只被害经过的记载为例，神道碑记载： 其后，仁宗弃群臣，英宗皇帝犹在东宫，帖木迭儿复为丞相，乃宣太后旨，召萧拜住、朵儿只至徽政院，与徽政使失里门、御史大夫秃忒哈杂问之，责以前违太后旨之罪。对曰：“中丞之职，恨不即斩汝，以谢天下。果违太后旨，汝岂有今日邪！”又引同时为御史证成其狱。顾二人唾之曰：“汝等尝得备风宪，故为是犬彘事邪！”坐客皆惭俯首，即起入奏。未几，遽称旨执而载诸国门之外，俱见杀。是时，风沙晦冥，都人汹惧，道路相视以目。 《元史》本传记载： 仁宗崩，英宗犹在东宫，铁木迭儿复相，乃宣太后旨，召萧拜住、朵儿只至徽政院，与徽政使失里门、御史大夫秃忒哈杂问之，责以前违太后旨之罪。朵儿只曰：“中丞之职，恨不即斩汝，以谢天下。果违太后旨，汝岂有今日耶！”铁木迭儿又引同时为御史者二人，证成其狱。朵儿只顾二人唾之曰：“汝等尝得备风宪，乃为是犬彘事耶！”坐者皆惭俯首，即起入奏。未几，称旨执朵儿只，载诸国门之外，与萧拜住俱见杀。是日，风沙晦冥，都人汹惧，道路相视以目。 两相比较，只有个别字词有差异，可见本传来源于神道碑，并略作修改与调整。 杨朵儿只的生平本传与神道碑都有详述，墓志的记载也大多近似。其主要事迹有：(1)参与解决了元成宗死后的政局危机，使武宗、仁宗兄弟得以相继登基，有定策之功；(2)在御史中丞任上，能够勇于进谏，弹劾贪官污吏；(3)不畏权相铁木迭儿的熏天气焰与之斗争，并最终以死殉国。以下，仅对墓志所载而未被本传与神道碑所载的事迹略作考证。 《元史》本传未记载杨朵儿只父祖的事迹，神道碑只记载了其祖父失剌、父亲失剌唐兀台被追赠的官职、谥号，没有具体事迹。墓志记载其祖父名为世剌，亦只有被追赠的官职、谥号。而其父生平在墓志中则有不少记述，云其名为式腊唐兀台，善于骑射，又通晓儒家经典，可谓能文能武。这也说明杨朵儿只家族自其父亲开始就有了儒学的传统，并代代相沿。式腊唐兀台在元世祖忽必烈登基之初就已经投奔了他，并担任太子真金的侍卫，在即将得到重用时病逝。虞集所撰杨朵儿只之兄杨教化神道碑对他们的父亲有更详细的记载：“西夏之归在祖宗时，其国人多已见用。有若式腊唐吾台者，姓杨氏。自其国来见世祖皇帝，已被识察，待遇不同于众人。国制禁卫之严，出入有定处，无敢违越。式腊一见之顷，即受命在左右，以门者之未素识也，特敕令勿有所呵。宰臣知其贤，请命以官。式腊固辞曰：‘外官有奉赐爵秩之重，圣恩厚甚，然一日去帷幄，则不得日睹天颜，非臣之愿也。’天子察其忠，止其命官，而给事裕宗于东宫，益见亲信。”④可见，式腊唐兀台是从西夏故地前去投奔元世祖的。在元大都兴建时，式腊唐兀台在城内分到宅基地，得以在和宁里(和宁坊)建成宅院，此后，杨氏家族定居于大都城内。 杨朵儿只家族世系图
由于家学渊源，杨朵儿只对儒学十分重视，墓志载其担任御史中丞时，“公又奏先贤周元公辈十人，宜从祀夫子庙，国学教育人材，宜令御史月考其成，及其台罚布若干缗建藏书之阁，悉见之行”。所谓“藏书之阁”就是国子监内的藏书阁崇文阁。皇庆二年(1313)六月“甲子，建崇文阁于国子监。……以宋儒周敦颐、程颢、颢弟颐、张载、邵雍、司马光、朱熹、张栻、吕祖谦及故中书左丞许衡从祀孔子庙廷。”⑤崇文阁的具体建立经过当时曾立碑予以记载：“逮至仁宗皇帝文治日隆，佥谓监学椟藏经书，宜得重屋以庋。有旨复令台臣办集其事，乃于监学之北构架书阁。阁四阿，檐三重，度以工师之引。其崇四常⑥有一尺，南北之深六寻有奇，东西之广倍差其深。延祐四年夏经始，六年冬，绩成。材木瓦甓诸物之直，工役饮食之费，一皆出御史府。雄伟壮丽，烨然增监学之辉，名其阁曰崇文。英宗皇帝讲行典礼，贲饰太平，文治极盛矣。”⑦正如墓志记载，建立崇文阁所需经费出自御史台收缴的罚款，没有因此进行额外的科派。⑧孔子后裔，曾任曲阜县尹的孔克钦在记叙杨朵儿只之子杨文书讷拜谒孔庙的题记中写道：“公之先正夏国，仁圣皇帝朝请中台罚布为胄监崇文阁，谓十儒有补名教，可从祀孔庭。章疏入奏，得旨播告天下。公之先正，有功斯道。”⑨夏国也就是夏国公，指的是杨朵儿只。孔克钦认为杨朵儿只建崇文阁、奉祀周敦颐等建议是有功于儒学的。 据墓志，杨朵儿只在御史中丞任上，还建议并主持、编纂了纲纪、吏治方面的法典《风宪宏纲》。这部法典今已亡佚。《元史》载：“仁宗之时，又以格例条画有关于风纪者，类集成书，号曰《风宪宏纲》。”⑩仁宗时任监察御史的马祖常作《风宪宏纲序》，详细记载了该法典的编纂缘起：“世祖肇建官制，兴起文物，属命御史台昭布体统，振肃纲维，正仪崇化，靡不缉绥。迨及列圣继明，屡扬宝训，亦靡不显示常宪，儆尔有官。钦惟皇上，日月中天，烛见幽隐，绍述祖宗成法，申命台端。严兹纠劾，不俾瘝官，贻忧惸独，于是台臣协恭奉职，上体渊衷，下宣风纪，谓古象魏有法，道路有徇。今国家肃清宪纲，汲引言路，其见诸训辞者，光大深厚，粲然有章，宜编缀成书，载在简册，垂告内外，俾当察视司持平者，有所征焉。既奏上，制曰可。呜呼盛哉。凡我耳目之官，尚知佩服之，毋怠。”(11)可见，《风宪宏纲》的编纂，有御史台众多官员参与其中，杨朵儿只、赵世延(12)都曾担任主编的工作。 杨朵儿只不只是儒家思想的践行者，对于西夏人热衷的佛教他也同样虔诚，不但给其次子起了有佛教含义的名字文殊奴，而且曾于皇庆元年(1312)任侍御史时，受命担任施印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的主管之一。(13) 二、杨文书讷生平 《元史·杨朵儿只传》只记载了杨朵儿只的一个儿子杨不花，而墓志则记载杨朵儿有两个儿子，除了杨不花之外，“次文书讷，好学善政，持身清慎，由河东、山东二道宪佥拜监察御史，言事有父风，累迁各道宪使”。神道碑同样记载了文书讷，只是称之为文殊奴，且详细记载了他是杨朵儿只的第二个夫人刘氏所生，刘氏的父亲曾任“同知徽州路总管府事”。 杨文书讷早年经历不详，现可考至正五年(1345)的《创建尼山书院碑》为其所立，碑文载：“至元二年，左丞王公懋德议设尼山书院，以彭璠为山长。三年冬十有一月，廉访佥事杨公文书讷分司至于兖州，以璠言，用前济宁总管张公仁举，使同知滕州事郝君宝宝闾董其役。十有二月，分司至于邹，杨公及郝君相役于尼山。”(14)可见他至迟于至元三年(1337)十一月已任山东东西道肃政司佥事，派同知郝宝宝闾具体负责曲阜尼山书院的施工。肃政廉访司是元代巡视监察地方行政、吏治的专职机关，原为提刑按察司，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改肃政廉访司，共设置二十二道。其长官为肃政廉访使，两名，正三品；副使两名，正四品；佥事四名，正五品。(15)元代的滕州是下州，(16)其同知为正七品，(17)因此正五品的杨文书讷可以指派正七品的郝宝宝闾。 至迟于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六月，杨文书讷已升任山东东西道肃政廉访副使。山东东西道肃政廉访司驻济南，杨文书讷曾经三次到曲阜巡视，在孔庙留下石刻题记，至今仍存于孔庙西斋宿北墙，为东起第8石，高45厘米，宽72厘米。(18)撰写题记的是孔子第五十五代孙，世袭曲阜县尹的孔克钦。题记载，杨文书讷每次到曲阜，“率皆先拜林庙，然后视事。公始焉而谨恪，再焉而恭敬，三焉而寅畏。每行拜谒，虽祁寒酷暑，瞻恋徘徊，移时不忍去。其秉心诚笃，礼节可观”。(19)可见其态度恭敬。这与其父亲杨朵儿只对儒学的重视是一脉相承的。除了对孔子恭礼有加外，杨文书讷还“创复尼山，作新洙泗两书院”。(20)尼山书院位于曲阜尼山孔庙以北，又名尼山诞育书院，前文已提及杨文书讷在尼山书院创建过程中的作用。洙泗书院位于山东曲阜城东北四公里，因南临洙水，北临泗河，故名洙泗书院。该地传说原为孔子修书讲学的地方，汉代至宋金均名讲堂，元初建筑已毁。至元三年，曲阜县尹孔克钦在旧址上创建书院，杨文书讷肯定也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 杨文书讷的兄长杨不花“善书”，(21)墓志更详细记载他“工楷书”，杨文书讷同样如此，且有作品传世。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灵岩寺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的寺院，今其山门前有一座题有“大灵岩寺”四个楷书大字的石碑，即为杨文书讷所书。碑右下题“奉直大夫、山东东西道肃政廉访副使文书讷双泉书，至正四年四月十有九日立”。(22)《山左金石志》的编者不知杨文书讷的具体生平，故称“按文书讷史志皆不详其人，笔法整严，神采秀劲，元碑之完善者”。此碑的碑阴为时任“太中大夫、山东东路都转运盐使僧家奴”所撰的《书大灵岩寺碑阴记》，碑文未被《山左金石志》及各种金石文献所著录，今人所编关于灵岩寺权威性的著作《灵岩寺》(23)也未著录，但长清在线网站有碑文的全部录文。碑文记载了杨文书讷题写寺名的来历： 今山东宪副双泉公，至正三年夏，分道益都谳狱，路次其中，迤逦周览，徐与长老定岩言曰：“名寺之揭，犹有所遗，求时名公能书者，以书之敬请。”长老舍掌而言曰：“非小弟之幸，佛教之大幸也。”于是日留于心，为事倥偬，弗暇及焉。秋复按及郡邑，实所隶，欲酬前日之语。地僻又乏能书者，试自为之。操笔一挥，深中其规，而骨力老健，虽古之善名家者，未知谁先后也。(24) 碑文还清楚记载了杨文书讷的名、字、号，云：“公西夏世家，名文书讷，字国贤，双泉自号。”也有相当价值。(25) 至迟于至正九年，杨文书讷升任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使，官至正三品。元代在大都和各地均建有三皇庙，奉祀伏羲、神农与黄帝，还配祀历代十位名医，举行祭祀典礼时，以太医官主持。对此，杨文书讷提出了不同意见。据《元史》载：“至正九年，御史台以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使文殊讷所言具呈中书。其言曰：‘三皇开天立极，功被万世。京师每岁春秋祀事，命太医官主祭，揆礼未称。请如国子学、宣圣庙春秋释奠，上遣中书省臣代祀，一切仪礼仿其制。’”经过礼部礼官的商议，当年十月二十四日，平章政事太不花、定住上报皇帝，杨文书讷的方案得到批准。“于是命太常定仪式，工部范祭器，江浙行省制雅乐器。复命太常博士定乐曲名，翰林国史院撰乐章十有六曲。明年，祭器、乐器俱备，以医籍百四十有八户充庙户礼乐生。”(26)第二年九月正式实行。(27)三皇是儒家历来崇奉的上古帝王，杨文书讷建议以祭祀孔子之礼来祭祀三皇，正是其本人儒家思想的反映。 杨文书讷虽然是儒家思想的践行者，但他对佛教也同样恭敬。至正十三年，杨文书讷任都水庸田使，治所在平江路。(28)平江城西六十里有光福寺，始建于梁天监二年(503)，历代香火旺盛。此寺今仍存，位于今苏州市吴中区光福镇龟山南麓下街。宋康定元年(1040)，有村民取土，发现铜观音像一尊，供奉于寺内。之后，观音屡屡显灵。据载，杨文书讷任都水庸田使时，“都水庸田使西夏文书讷、平江路达鲁花赤西夏六十、总管大名高履迎寓卧佛寺，设斋蕆事，灵贶昭灼。是岁，号大有年。既绘像刻诸石，又蠲寺之杂役，且勒文以纪之”。(29)第二年，也就是至正十四年(1354)春天，向观音祈雨甚灵。但是到了七月，却连续降雨，造成水灾。杨文书讷等一众官员又再次迎请铜观音像祈晴，并拿出俸金，请僧众在承天寺做佛事。不久，杨文书讷升任淮南行省参知政事，将离开时，又给铜观音像制作了一身系有玉环的法衣。 杨文书讷在平江的居所堪称一座风景优美的园林。“都水庸田使西夏杨公双泉涖官吴门，寓茅有池焉。池上为亭，雕甍错栱，缔构伟丽，中设匡床，左右图书笔砚，参置嘉华、美竹、香草之属。冬则撤南户，斵木为
，承以素楮。水光云影，颠倒几席。顾而乐至，因名其亭曰水云。”(30)有的研究者认为，就以杨文书讷“对于园林建筑和园林景致的痴迷态度来说，与汉族文人的风雅情趣相比，也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31) 可考的杨文书讷最后任职是从二品的淮南行省参知政事，其时间在至正十四年(1354)七月前后。淮南行省又称江淮行省，全称淮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至正十二年(1352)闰三月设治于扬州。(32)淮南行省参知政事的定额是两名，元代晚期最为著名的西夏遗民余阙也曾担任此职。余阙在抗击元末红巾军时，始终踞守安庆，在至正十五年(1355)之后，“论功，拜江淮行省参知政事。”(33)至正十七年(1355)九月乙酉，“淮南行省参知政事余阙为淮南行省左丞。”(34)余阙任淮南行省参知政事应在至正十五年到至正十七年九月。很可能杨文书讷的在任时间和余阙有交叉，两人曾为同僚。 三、碑刻所见元大都的西夏遗民 元大都作为元朝的首都，居住着大量来自他乡、异族的移民，其中西夏遗民不仅有杨朵儿只家族，还有其他一些人，这些在墓志、碑刻中都有所反映。 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乡南豆各庄村曾发现元代西夏遗民宣政院判官耿完者秃墓，出土墓志，(35)已经为西夏学研究者所关注。(36)但还有一些其他西夏遗民学者未曾寓目。现存北京市房山区史家营镇曹家房村瑞云寺遗址的《故大行禅师通圆懿公功德碑》立于元大都建立之前的太宗五年(1233)，其碑阴为大行禅师的门人名录，其中有“宣差河西善”。(37)“宣差”应该是蒙元前期所沿用金末的宣差都提控、宣差副提控等军事将领的简称，“善”就是善人，而“河西”根据名录中还有的“宣差马善”、“宣差温善”等判断，应该为姓氏，据此可说明其身份是西夏遗民。 同《至正三年杨文书讷孔庙题记》一样，曲阜孔庙内还存有同样由孔克钦所立的《至正七年唐兀氏大都子敬题名碣》，碑文不长，姑录如下： 奉议大夫佥山东东西道肃政廉访司事，东平等处审囚分司西夏唐兀氏大都子敬，偕书吏北平李进亭明德、德州孟献士贤、奏差河间崔居正仲德，巡历郡县，至曲阜，谨斋沐，祗谒林庙，致敬而还。时至正七年六月十二日也。济宁路曲阜县尉王泰亨，进义副尉、济宁路曲阜县主簿蔡黼，从仕郎、济宁路曲阜县尹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劝农事孔克钦立。(38) “西夏唐兀氏大都子敬”可以理解为大都的西夏遗民唐兀子敬，他时任正五品山东东西道肃政廉访司佥事，因工作之便而参谒孔林、孔庙，同杨文书讷如出一辙。 注释： ①参见门学文：《元代名臣杨朵儿只墓志》，《石景山文物》(第三辑)，石景山区文化委员会编印(无刊印日期)，第129页。墓志录文见第142—145页。以下引自墓志者不一一注出。 ②这些史料有：虞集《道园学古录》卷16《御史中丞杨襄愍公神道碑》、虞集《道园学古录》卷42《正议大夫江南湖北道肃政廉访使特赠宣忠效力翊戴功臣大司徒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夏国公谥襄敏杨公神道碑》、《至正三年杨文书讷孔庙题记》、《至正四年大灵岩寺碑》及《书大灵岩寺碑阴记》。前两种史料被收入韩荫晟编：《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上卷第二册，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后三种尚未被西夏学学者界所关注。 ③(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16《御史中丞杨襄愍公神道碑》，四部丛刊本。以下简称神道碑，不一一注明出处。 ④(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42《正议大夫江南湖北道肃政廉访使特赠宣忠效力翊戴功臣大司徒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夏国公谥襄敏杨公神道碑》，四部丛刊本。 ⑤《元史》卷24《仁宗纪一》，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557页。 ⑥“常”字原文如此，应为“丈”字之误。 ⑦(元)吴澄：《吴文正公集》卷26《崇文阁碑》，《元人珍本文集丛刊》第3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455页。 ⑧(元)蒲道源：《闲居丛稿》卷11《崇文阁上梁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载：“今上皇帝发政施仁，仰绳祖武，右文尚德，创设儒科。政府扬休，期大猷之是阐；中台集议，惧阙典之未兴。以为教胄子既有成均，尊圣经可无杰阁。钦承上防，大发积缗。官不科，需用咸资于素画；农无妨，作役尽募于闲民。” ⑨民国二十三年《续修曲阜县志》卷8《艺文志·金石》。 ⑩《元史》卷102《刑法志一》，第2603页。 (11)(元)马祖常：《石田先生文集》卷9，《元人珍本文集丛刊》第6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626页。 (12)《元史》卷180《赵世延传》载：赵世延“尝校定律令，汇次《风宪宏纲》，行于世”(第4167页)。 (13)参见史金波：《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译证》，《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1期。 (14)(明)孔贞丛纂修：《阙里志》卷10《艺文志·碑记》。 (15)参见《元史》卷86《百官志二》，第2181页。 (16)参见《元史》卷64《地理志一》，第1372页。 (17)参见《元史》卷91《百官志七》，第2318页。 (18)参见刘蔚华主编、骆承烈汇编：《石头上的儒家文献——曲阜碑文录》(上)，齐鲁书社2001年版，第313页。 (19)民国二十三年《续修曲阜县志》卷8《艺文志·金石》，该书将这件石刻题名为《讷杨公三谒林庙记碣石》，大误，因为第一句是“奉直大夫、山东东西道肃政廉访副使文书讷杨公……”所以将杨文书讷名字中的文书错误理解为职务。《石头上的儒家文献——曲阜碑文录》一书将这件石刻题名为《至正三年杨讷三谒林庙记碣石》，更误。笔者将其拟名为《至正三年杨文书讷孔庙题记》。 (20)民国二十三年《续修曲阜县志》卷8《艺文志·金石》。 (21)《元史》卷179《杨朵儿只传附杨不花传》，第4155页。 (22)(清)毕沅辑：《山左金石志》卷24《文书讷书大灵岩寺额碑》，《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9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版，第14788页。 (23)王荣玉、卞允斗、王长锐、王晶主编：《灵岩寺》，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 (24)《大灵岩寺碑文、长清古建、古遗址及石窟造像》，长清在线网站，http://www.jncqzx.com/bendi/info-78492.html，下载时间：2013年11月25日。 (25)汤开建先生将杨文书讷和杨双泉误认为两个人，参见汤开建：《增订〈元代西夏人物表〉》，《暨南史学》第二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版，第204页。后收入氏著《党项西夏史探微》，台北允晨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538页。 (26)以上均见《元史》卷77《祭祀志六·三皇庙祭祀礼乐》，第1915页。 (27)《元史》卷42《顺帝纪五》载：“辛酉，祭三皇，如祭孔子礼。先是，岁祀以医官行事，江西廉访使文殊讷建言，礼有未备，乃敕工部具祭器，江浙行省造雅乐，太常定仪式，翰林撰乐章，至是用之。” (28)都水庸田使司是元代负责稻田种植的机构。《元史》卷92《百官志八》载：“至元二年正月，置都水庸田使司于平江，既而罢之。至五年，复立。”其长官都水庸田使两名，同肃政廉访使一样为正三品。 (29)(元)陈基：《夷白斋稿》卷27《光福观音显应记》，四部丛刊三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30)(元)陈基：《夷白斋稿》卷27《水云亭记》。 (31)孙小力：《元明时期吴地园林兴盛的文化因素》，《上海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32)《元史》卷92《百官志八》，第2332页。 (33)《元史》卷143《余阙传》，第3425页。 (34)《元史》卷45《顺帝纪八》，第937页。 (35)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地区发现两座元代墓葬》，《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三辑，北京市文物研究所1992年版，第222页。 (36)参见朱建路、刘佳：《元代唐兀人李爱鲁墓志考释》，《民族研究》2012年第3期。 (37)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编：《北京元代史迹图志》，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页。原录文误录为“宣差河西□善”，经仔细核对该书第119页所刊碑阴拓片，“河西”与“善”之间没有文字。 (38)刘蔚华主编、骆承烈汇编：《石头上的儒家文献——曲阜碑文录》(上)，第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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