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视域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制关系发展规律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资本主义论文,发展规律论文,关系论文,两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12)07-0009-05
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格局的急剧变化，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以及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爆发，人们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制关系问题的研究不断得以深化，相关成果不断涌现。有的着重从分析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角度去探讨两制关系的发展趋势；有的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去探讨社会主义应对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机遇与挑战；也有的从未来发展趋势的角度去探讨处理两制关系的战略和策略，等等。本文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球化视域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制关系发展规律研究》的主体内容，着重以全球化为研究视角，从历史发展纵横交错的向度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制关系的发展规律作六个方面的探讨。
一、“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有机统一规律
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制关系的发展进程中，“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的有机统一规律将贯穿始终，这是“两制关系”发展的根本规律。
“两个必然”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一个著名思想，他们运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在分析资产阶级产生、发展进程的基础上，得出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1](P284)论断。而“两个决不会”的论断，是马克思继《共产党宣言》发表10年后的1859年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一个观点，强调“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2](P32-33)在马克思看来，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并由此得出了“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2](P33)，即“两个决不会”的论断。
纵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的思想可见，二者之间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两个必然”揭示的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趋势，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两个决不会”阐述的是社会主义何时何地代替资本主义的问题，强调的是社会发展的生产力基础，揭示的是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规律。从实践上看，一方面，“两个必然”已被20世纪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所验证，只是这种验证是超越国界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是资本主义的“中心”与“外围”之间矛盾运动的结果；另一方面，这种验证之后的历史发展进一步证明，“两个决不会”所揭示的规律亦不可抗拒，无论是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还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定位，以及当今资本主义世界不断蔓延的金融危机，都从反正两个方面验证了这一规律的真理性。
但历史和现实的发展则表明，人们对这一规律的认识并不完全清醒。历史上，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曾一度对“两个必然”问题作了片面理解，只强调了“两制关系”对立与斗争的一面，而忽视了其继承与发展的一面。资本主义视社会主义为洪水猛兽，极力遏制与围剿；而社会主义视资本主义为革命对象，“恐资症”盛行，并一度陷入封闭落后状态。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改革进程中人们在充分认识“两个决不会”思想重要性的同时，却又产生了一股以此贬低“两个必然”思想、否定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的错误倾向，特别是苏联东欧国家在改革中又自我否定，相继葬送了社会主义前程。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爆发金融危机以来，世界范围内又出现了一股激情大于理性的思维冲动，有人惊呼“我们正处于革命爆发的前夜”[3](P93)，“替代全球主义、反资本主义：一种世界政治的选择”[4]等等。这如同“把苏联东欧共产主义的崩溃解释成是资本主义的胜利是一种错误”[5](P314)一样，把目前资本主义的金融危机以及新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的失败就理解为社会主义即将在全世界实现，显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盲目乐观。对此我们需要保持清醒头脑，充分认识“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有机统一规律的科学内涵，严格遵循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与发展过程的长期性有机统一规律，制定“两制并存”条件下正确处理“两制关系”的策略方针。
二、“必然代替”与“必须利用”有机统一规律
“必然代替”与“必须利用”有机统一规律，是“两制并存”条件下“两制关系”发展的客观规律。之所以说是客观规律，是因为按照历史发展的一般顺序，社会主义作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一种社会形态，自然是在继承资本主义的积极因素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由于历史发展的跳跃性，现实社会主义多是诞生在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国家，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因而要实现代替资本主义的目标，必须“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6](P451)。
应该说，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曾从其所处的时代条件出发提出了社会主义要学习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思想。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从“两制并存”的时代出发，曾相继提出了“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7](P167)，“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8](P252)等思想。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也指出：“为了和平和建设的利益，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9](P246)强调“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10](P740)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1](P373)现实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表明，只有学习利用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社会主义才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效率、更多的物质文化成果，才能更具生命力、感召力。
然而，理论上的正确思想能否变为实践上的切实行动，在很大程度上还需要科学把握和有效处理“必然代替”与“必须利用”的辩证关系。如果片面强调“必然代替”而忽视“必须利用”，就容易导致用否定性去取代继承性，继而形成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观念，把本来是在社会联系中产生的制度归为“否定一切”的突发性产物，在实践中则会导致自我封闭；而单纯强调“必须利用”而淡化“必然代替”，则会导致社会主义方向迷失，甚至不战而败，苏联东欧的剧变就是例证。历史经验表明，在认识和把握“必然代替”与“必须利用”有机统一规律问题上，需要注意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一是要正确处理当前“利用”与长远“替代”的关系，坚持在两者的有机统一中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二是要正确处理主观愿望与客观条件的关系，坚持在两者的有机统一中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稳步发展。三是要正确处理依靠外部条件与挖掘自身潜力的关系，坚持在两者的有机统一中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创新发展。四是要处理好如何“利用”和如何“代替”的关系。一方面，在利用资本主义的问题上，要勇于破除畏惧情绪，消除利用资本主义会使社会主义改变颜色的认识误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另一方面，在“必然代替”的问题上，要破除怀疑情绪，坚定信念，真抓实干，开拓创新。
三、“时代特点”与“应对策略”相统一规律
“时代特点”与“应对策略”相统一规律，是全球化时代“两制关系”发展的基本策略。一方面，时代特点决定着“两制关系”的表现形式；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实力对比状况又影响或制约着“两制关系”的发展态势和应对策略。
历史上，特别是在社会主义诞生之初就遭遇了资本主义的疯狂遏制，并相继采取武装干涉、经济封锁、政治施压等各种方法，欲将社会主义置于死地而后快；与此同时，社会主义也视资本主义为“洪水猛兽”，全面否定资本主义的一切，千方百计设置各种壁垒，以防止资本主义的侵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双方为了抵抗法西斯，不得不进行短暂的战时合作，但战争结束后，由于双方意识形态和战略利益的不同很快陷入对立状态，并相继组成了两大对立阵营，展开了直面对抗，先后爆发了柏林危机、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等局部冲突。在这种时代条件下，政治因素成为双方关系的主导因素，甚至往往为了政治利益牺牲经济利益。20世纪70年代，由于美国实施全球霸权战略的扩张致使其国力大衰，世界政治力量发生了大分化大改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出现了新的均势，东西方冷战开始走向缓和。然而，随着苏联实力的增强，7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一度发展为世界军事超级大国，在“世界革命”、“国际主义”的旗号下，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两种制度、两个体系的对抗演变为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与争夺。需要指出的是，无论实行何种社会制度，如果对外推行霸权主义的扩张最终必然导致国力衰弱，80年代中后期苏联终被长期的军事战略拖垮，加之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实施，两制间的冷战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而告终。
冷战结束后，两制关系虽然仍是对立竞争关系，但与冷战时期相比，时代特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过去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完全隔离、互不来往的两个平行的市场在全球化进程冲击下整合为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不同经济制度的国家被纳入到统一的全球化经济体系之中，两制竞争的重点由军事对抗、意识形态冲突转变为经济实力的较量，各大国优先考虑的是在以科技和经济实力为中心的综合国力较量中如何占据有利地位，经济因素逐渐代替政治因素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主导因素，经济利益成为外交政策选择的主要依据，文化的影响力越来越强。也就是说，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全球化进程加剧的时代条件下，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不可能孤立于世界市场之外，国际劳动分工由垂直型为主变为水平型为主，国际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不断提高，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彼此的影响日深，虽然矛盾依然存在，有时可能还会更加激烈，但相互协调与合作趋势将不断加强，“两制关系”更多的是寻求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合作。重发展、求和平、要互利、促合作，成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人民的共同愿望。
历史经验表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双方实力对比悬殊但一时还无法战胜对方的情况下，对立与斗争表现的将比较突出；而在双方实力对比相当的情况下，合作与共处将占主导地位。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需要根据不同时代特点和自身实力的变化制定不同的应对策略，在对立与斗争中不放弃合作与共处的努力，在合作与共处的同时警惕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与不战而胜，在合作与共处、对立与斗争的较量中不忘记实现历史代替的最终目标。
四、“本质对立”与“发展合作”辩证统一规律
“本质对立”与“发展合作”辩证统一规律，是“两制并存”条件下“两制关系”发展的特殊规律。一方面，这一规律源自于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对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12](P857)的跨越；另一方面，这一规律又存在和发展于全球化时代“两制并存”的现实之中。
就其“本质对立”来说，一方面，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替代物，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是对资本主义的辩证否定，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发展的跳跃性，社会主义首先诞生于经济文化较落后国家后，实践上对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跨越并没有出现理论上“跨越”所设想的东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互相补充的局面，世界形成了“两制并存”的状态，居于强势的资本主义视社会主义为异端和“幽灵”，两者的对立异常剧烈。从实践上看，无论是在苏联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还是在二战后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之后，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都曾一度处于激烈的对立状态，这既有人们对两种制度性质判断的误读，也与当时的国际环境相关。特别是二战前后，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和发展，给资本主义的生存以极大的压力和挑战；而资本主义的危机又刺激孕育了社会主义国家急切盼望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到来以及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总爆发的激情。在这两方面因素的驱使下，两种制度之间的武力对抗与冷战、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成了一段时期二者对立的主要表现形式。
就其“发展合作”来说，由于现实社会主义多诞生于经济文化较落后国家，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这就决定了其要实现自身的优越性，就必须积极吸取人类社会创造的、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特别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民族国家的经济界限被打破，资本跨越了不同社会制度，使经济、科技向全球化发展，促进了经济制度差异的协调共存，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一道参与国际分工，共同遵守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及全球化运作规程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不仅如此，当今世界面临的生态问题、犯罪问题、恐怖问题、贫困问题、传染病问题、经济秩序问题等都具有全球性、超意识形态性和挑战性，单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不可能解决的，需要全世界各国共同合作，近年来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爆发、蔓延以及G20的共同应对，无不表明了这一点。
当然，在全球化时代，相互依存的世界依然充满着矛盾和斗争，合作不等于没有矛盾和斗争，坚持发展合作，并不能忽视“两制关系”本质上的对立与斗争，而是竞争与合作同在、摩擦与妥协并存。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
五、“两制并存的自发性”与“两制博弈的自觉性”相统一规律
“两制并存的自发性”与“两制博弈的自觉性”相统一规律，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制关系”发展的自然规律。
“两制并存”的自发性源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源自于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的基础，即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于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基础上，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是资本主义“夭折”的结果；另一方面源自于一些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在跳跃性发展的过程中，没有把握好“两制并存的自发性”与“两制博弈的自觉性”相统一规律，没有能够实现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目标而“夭折”。前苏联从十月革命到解体变质的历史进程就是最典型的实例。
众所周知，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曾打破了帝国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开辟了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的新纪元。但由于十月革命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的现实，作为俄国历史与世界历史交互作用的复杂产物，使之与生俱来具有一种特殊性和自发性，认识不到或忽视这种特性，违背规律去发展，必然导致欲速则不达的“夭折”恶果。遗憾的是，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仅俄国对这种自发性的特点缺乏正确认识，而且世界资本主义也不甘心接受与社会主义“同时并存”的状态，并相继掀起了企图把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的武装围攻，“两制关系”一度陷入刀光剑影的拼杀状态。苏维埃俄国则在这样一种历史环境中开始了向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虽然后来列宁认识到了“直接过渡”的缺陷，于1921年及时地由战时共产主义式的“直接过渡”转向了新经济政策式的“迂回过渡”，但由于列宁的过早去世，斯大林很快就结束了新经济政策，过早地宣布苏联已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尔后从赫鲁晓夫改革时期提出的“三和路线”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又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矫枉过正，即在改善与西方关系中丧失自我，在自我改革中否定自我。由此引发的各种矛盾不断急剧，最终导致苏联解体，社会主义事业夭折。
与之不同是，中国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环境虽然与俄国情况相似，也是在本国历史转向世界历史进程中实现的一种不同于马恩“跨越”设想的历史性跨越，并共同经历了“两制并存自发性”的苦难，但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却走上了与西方一体化和市场化道路，在加速政治自由化的过程中，经历了体制的崩溃和苏联解体；而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了“可控的转型”(managed transition)[13]，在自觉自主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探索了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时，遵循了“两制并存的自发性”与“两制博弈的自觉性”相统一规律，采取了“和而不同”[14](P522)的双赢战略，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两制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零和并存”的自发性向“双赢共处”的自觉性转变的过程，这其中既有“两制”本质对立的客观因素，也有“零和”思维的主观原因；既蕴涵着“两制并存”的自发性，也孕育了“两制博弈”的自觉性。是主观见之于客观、自发转向自觉、历史走向现实、特殊趋向必然的自然进程，具有复杂性和反复性。对此，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科学把握。一是要客观分析社会主义产生发展的历史，厘清“两制博弈”的“零和并存”与“双赢共处”的历史原因，在摒弃“零和”思维的同时，防止陷入国际合作的温柔陷阱。二是要科学把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有效掌握处理“两制关系”的主动权，大力发展壮大社会主义的综合实力。三是要认真分析“双赢共处”的时代特点，努力营造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优良环境。
六、“运行过程”与“最终结果”相统一规律
“运行过程”与“最终结果”相统一规律，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制关系发展的必然规律。一方面，从运行过程来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拓展，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中均呈现了两种因素“互植”现象。即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增长，包括资本社会化、管理民主化、社会福利化等；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也学习借鉴了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营方式和管理经验，包括股份制、私营经济、市场经济等。正如美国学者约翰·奈比斯特所说：“中国的市场经济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国也正朝着‘美国特色社会主义’演变。”[15](P144)另一方面，从发展趋势来看，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的物质存在条件成熟是一个同步的渐进过程。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挥一分，社会主义的物质存在条件就成熟一分，而当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殆尽，社会主义的物质存在条件也就完全成熟了[5](P9-10)。
历史的进程表明，“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P276)资本通过全球化的推动，创造了世界各地区的全面交往和相互依赖，而这种全面交往和相互依赖却导致了生产的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和生产无限扩张与全球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克服矛盾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实行社会制度的变革。当然，这一变革的过程将是长期的、复杂的，但这种“运行过程”的长期性与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最终结果”的必然性又是并行不悖的。
对此，我们需要坚持用发展的观点，把资本主义退出历史舞台的必然性与历史演进过程的长期性统一起来，把资本主义的腐朽性与它可能继续发展的进步性统一起来，把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运行过程的长期性与最终结果的指向性统一起来，在两种社会制度竞争共处的世界格局中谋划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取得新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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