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国内唐代文学研究历程的量化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代论文,历程论文,世纪论文,国内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尝试从计量学术史的角度，考察20世纪国内(不含台湾和港澳地区)唐代文学研究成果量的发展变化，以了解不同年度、不同时段的作者队伍构成和研究格局的承传演进。 一 成果量的年度变化 20世纪百年间国内有关唐代文学研究的成果总量为23404项①。其年度分布，见表1。为直观呈现其年度变化，兹用柱形图来表示，见图1。
表1和图1直观地呈现出20世纪国内唐代文学研究成果年产量的发展变化，这是定性分析方法无法观察到的景观。图1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哪些年份是高峰年，哪些年份是低谷年，哪些年份在快速发展，哪些年份又停滞不前，哪一年是关键年，哪一年是转折年。表1和图1都显示，20世纪的唐代文学研究，有四个高峰年、四个低谷段、六个转折年，又有一些快速增长的年度和停滞不前的年头。
图1 20世纪国内唐代文学研究成果量年度变化柱形图 1936年、1947年、1962年、1985年，是不同阶段里的四个高峰年。为什么这四个年份产量最高，背后的推手是什么？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上，这四个年份并不是很特殊的年份，成果量却达到所处时段的峰值，是偶然因素所致，还是历史的必然发展？为什么这4个年份之后成果量又大幅下跌？ 1901-1923年、1937-1946年、1949-1953年、1966-1973年，是四个低谷时段，研究成果的年产量一直在低位运行。研究成果产量低迷，与特定的时局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除1901-1923年唐代文学研究处在自发零散的起步阶段，故发展较慢之外，其它三个阶段的产量低下都是社会政治的变化所造成。社会动乱和政局变化往往会导致学术研究的萎靡下滑。1932-1936年，唐代文学研究刚刚呈现出上行的势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导致学术机构不能正常运转、学者流离失所，故研究成果量一路下滑。1966-1973年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学术研究不能正常开展，特别是文革前期，学术研究完全中断，故此时的成果量极低。1949-1953年，也是在1947年、1948年的高位跌入谷底。这时候的学术研究，并没有随着新中国的诞生而扶摇直上，反而呈下滑趋势，原因也不难理解。新中国刚成立时百废待兴，从旧政权过来的学者还不知道怎样适应新的政治形势，他们需要时间调整自己的态度、立场和话语体系来进行新的学术研究。这提醒我们，研究学术史，不能简单地比附政治史，政局的新变不一定会同步带来学术正面的进展。 从表1和图1我们又可以看到，1924年、1954年、1978年和1949年、1966年、1988年等六个年份，是转折之年。前三个年份都是从低位开始向高位攀升，后三个年份则是从高位转而向下滑行。从1924年开始，年产成果量从个位数上升到两位数，一直发展到1947年首次超过100的关口。1954年后，一路走高，由年产量的45项逐步上升到1962年的409项。1978年开始步入快车道，几年之后年产量就突破1000项。而1949年则从此前的高位逐步下行，1952年跌入谷底，1年仅有4项成果。从1966年开始，年产成果量又骤跌至个位数，回落到世纪初的水平。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是1988年，这年的年产量开始从原来的1000项以上回落到1000项以内，此后数年就再也没有超过1000项，直到2000年才又重新攀上1000项大关。这些转折之年，有的可以找到社会政治的原因，如1966年文革开始，学术研究跌入低谷，自可理解，为何1988年以后唐代文学研究开始出现放缓的趋势，是外在的社会政治因素起作用，还是学术研究内部在进行着自身的调整？1989年的学生运动及后续的政治生态，对学术研究成果的产出会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这种影响应该只是短期的效应，故而1989年成果量下滑后1990年就止跌回升，1991年继续上扬。1992-1993年的成果量何以又下滑，整个九十年代的成果量为何低于80年代？有待探究。 从总的趋势来看，前80年发展缓慢，后20年发展快速。但整体缓慢中有快速发展的年份，整体快速中也有停滞不前的年头。前80年中，1957年、1959年、1961年发展较快。文革十年间，整体上停滞并接近于中断，但1974年和1975年却有爆发式增长。后20年整体上是在快速高位中运行，而1992年和1993年又大幅下行，1994年以后，成果年产量虽有回升，但增速减慢，增幅较小。1957年政治上开展了“反右”运动，许多学者被打成右派，无法进行正常的学术研究。按理说，这个学术不宜的年份，成果量应该大幅下降，实际的情况却是不降反升。看来，学术的发展肯定会受到政治气候和政治局势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有时未必同步，政治对学术的影响，有时会呈现出一种延后效应。1974年和1975年的反常增长，则是受到政治力量的直接推动，这次成果“量”的反常增长，并没有给学术带来“质”的提升，带来的是学术研究生态的进一步恶化。 二 成果量的时段变化 20世纪国内唐代文学研究成果的年产量虽然变化不定，但变化的阶段性还是很明显的。如图1所示，1923年以前是第一个阶段，成果量极低，以至于在柱形图中如同空白。1924-1948年是第二个阶段，年产量仍然偏低，如小荷才露尖尖角。1949-1965年是第三个阶段，成果量已稍有可观，特别是1962年出现了一个小高潮，达到了60年来的第一个峰值。1966-1977年是第四个阶段，年产量又降至波谷，只有1974-1975年出现了一次畸形的增长。1978-2000是第五个阶段，年产量一路走高，1985年达到最高峰，此后稍有回落，在小幅振荡中平稳前行。 下面就对这五个阶段做具体的考察分析。 第一阶段(1906-1923)：奠基。 20世纪国内的唐代文学研究，肇始于1906年。这年王壬丘(王闿运)在《国粹学报》第6期发表《湘绮楼论唐诗》②，算是拉开了20世纪国内唐诗研究的序幕。但直到1923年，唐代文学研究还是在自发零散的状态中蕴酿、摸索。18年间仅产出31项成果，年均不足2项。 此时成果量低，作者队伍也显得零散，没有出现专注于唐代文学研究的学者。31项成果，出自26位作者笔下，可以想见，这些作者都是偶一为之。只有李详、田北湖和王国维各发表过2项唐代文学研究的成果。此时最引人注目和富有开创性的作者是王国维和梁启超。1920年王国维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介绍敦煌写本中有关韦庄《秦妇吟》诗和几首敦煌曲子词及《季布歌》、《目连救母》、《唐太宗入冥记》等通俗小说作品，开敦煌文学研究之先河。1923年王国维又在《国学季刊》发表《韦庄的秦妇吟》，进一步评介了《秦妇吟》诗。1922年5月28—29日梁启超在《晨报副镌》连载的《情圣杜甫》，则是国内具有开创意义的杜诗研究之作。次年12月《学灯》所刊陆渊《情圣李白》，显然是追步梁文，亦见梁启超《情圣杜甫》在当时的反响。 此时成果量虽少，却初步奠定了未来唐代文学个体作家研究的基本格局。何以言之？盖此时31项成果，涉及12位作家，其中研究杜甫、白居易、韩愈、李贺的各3项，研究李白的2项，李商隐、柳宗元、罗隐、司空图、王勃、王昌龄和韦庄各1项。而杜、白、韩和三李后来一直是唐代文学研究中位列前十的热门作家。上世纪初期对研究对象的自发选择，却成了后来的风向标，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颇值得玩味思索。 第二阶段(1924-1948)：定型。 1924-1948年是20世纪唐代文学研究的第二个阶段。此时成果量有了明显的提升，每年的成果量都有数十项，25年的成果累积量为937项，年均37.5项，虽然总量不算高，但与前一时段相比，还是有较大提升。 从成果量的增长曲线来看，此时经过了一个马鞍型的变化(参图2)。1924-1936年，成果量逐步走高，从1924年的11项逐步提升到1936年的82项。抗日战争爆发的1937年，成为成果量下滑的一个拐点，这年的成果量由上一年的82项下滑到38项，1938年更降至14项，又回落到1924年的低位；到了1941年稍有回升，抗日战争结束后的1946年成果量进一步回暖，提升到53项，1947年达到一个小高峰，首次突破100项的关口，有102项。1948年又下行至66项。很显然，这个时期成果量的变化跟当时社会局势的动荡变化同步相关。
图2 1924-1948年国内唐代文学研究成果年产量变化曲线 这个时期的作者队伍也扩张了不少，发表过唐代文学研究成果的有544人，作者队伍已扩展了20倍。更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已经涌现出一批唐代文学研究的活跃作者(见表2)。这批活跃作者，是唐代文学研究的中坚力量，有的后来更成为一代学术宗师或领军人物。他们的研究成果，诸如冯至的杜甫研究，李长之和詹锳的李白研究，李嘉言的韩孟诗派研究，陈寅恪的元白研究，岑仲勉对《白氏长庆集》、《登科记考》、《全唐诗》和《全唐文》作者的考订，朱自清的李贺研究，张尔田的李商隐研究，闻一多的《唐诗杂论》，孙望的《元次山年谱》，罗根泽的文学批评研究，孙楷第的变文俗讲研究，向达的唐代俗讲研究，王重民和郑振铎的敦煌变文研究，唐圭璋的温韦、二主词研究，赵景深的小说研究等，都代表着20世纪上半叶唐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水平，对后来的研究影响深远。他们的研究成果，奠定了唐代文学研究的基本格局。 从研究对象来看，此时确立了以个体作家作品研究为中心的基本格局。本段937项成果中，有712项是关于作家作品的研究，占同期成果总量的76%。即是说，七成多的论著是研究个体作家作品，其它三成是分体、分类和分期研究等。 在个体作家研究的格局中，又以李杜、韩柳、元白、小李杜和王维、李贺、刘禹锡等为重心。其后每个时段的十大研究焦点作家，都不出杜甫、李白、白居易、韩愈、柳宗元、李商隐、王维、李贺、元稹、杜牧、刘禹锡等人。本时段的十大焦点，分别是杜甫、李白、白居易、韩愈、李商隐、李煜、韦庄、温庭筠、李贺、王维(详表3)。柳宗元和元稹位居第11和第12位，与前十名紧紧相随；杜牧位列第16位，与前十相去不远。李煜和温庭筠、韦庄三位词人此时跻身前十，与这个时段的词学研究特别活跃有关③。
此时作家作品研究中，最有创获的是实证研究。有关唐代作家生平事迹和作品真伪及写作年代的考订等成果，为后来的同类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虽然有后来居上之作，但这些成果的草创之功却不可湮没。有的已成为广被关注的经典之作，有的似乎尚未引起后来者的足够重视。 从文体来看，确立了以研究诗歌为主，以研究文、词、小说和变文为辅的格局。表4显示，此时研究诗歌(含诗人诗作)的成果有580项，占六成，研究散文、词作的各占一成左右，而研究小说和变文的成果不足一成。此后的唐代文学研究，一直是以诗歌研究为重心。就活跃作者而言，以研究唐诗闻名的专家学者远比研究其它文体闻名的学者多得多。在表2的44位活跃作者中，只有邹啸、唐圭璋先生以治词著名，赵景深先生以治小说著称，其他多以诗歌研究而闻名。
从时段来看，确立了以盛中唐为主、以初晚唐为次的研究格局。从对个体作家的时段取向来看，此时研究者偏重研究盛唐、中唐作家，而对初唐、晚唐作家不太重视。统计数据显示，此时研究盛唐、中唐作家作品的成果分别为277项、233项，计508项；而研究初唐、晚唐(含五代)作家作品的成果分别为33项、143项，计176项。研究初晚唐作家作品的成果量只有研究盛中唐作家作品成果量的三分之一。此期形成的重诗歌轻散文(包括小说等其它文体)、重中间(盛中唐)轻两头(初晚唐)的偏向，一直延续到世纪末。 从研究方法上来看，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纸上之材料辅以地下之新材料)、陈寅恪的诗史互证法及三重证据法(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也都确立于此时。这些方法，成为后来唐代文学研究的不二法门。 个体作家研究之外，也有比较宏观的研究，如主题和题材的分类研究、文体研究、分期研究、流派研究等。其中胡云翼的《唐代的战争文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朱偰《唐代之民族诗歌》(《中国青年》1939.8)、王谢燕《唐人的宫怨诗》(《前锋》1947.4)、张政烺的《讲史与咏史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8)等，就属于主题和题材类型的研究。有意思的是，80年代盛行一时的边塞诗研究，此时已发先声，如贺昌群的《论唐代的边塞诗》(《文学》1934.6)、陈珏的《天宝以前的唐人边塞诗》(《黄钟》1934.5)、周起凤的《论唐代的边塞诗》(《前线日报》1947.9.29)等。而女性文学研究，此时也有比较丰富的成果，如刘开荣的《唐人诗中所见当时妇女生活》(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陆晶清《唐代女诗人》(神州国光社1931)、石笋《唐代妇女文学之发展》(《新东方》1940.8)、凌阁《唐代女诗人》(《新东方》1941.11)等。探讨唐诗分期与流变的，则有许惠芳的《唐诗四唐说考异》(《北大学生》1930)、李嘉言的《唐诗分期问题》(《文哲月刊》1935.1)和《唐诗分期问题之商榷》(《现代西北》1944.6)、吴烈的《唐代诗歌的嬗变》(《国民文学》1935.7)、萧月高的《初唐诗歌流变论》(《中国学报》1943.1)等。王礼培的《唐宋诗派》(《船山学报》1934.3)、杨晋雄的《论诗派诗人》(《真知学报》1943.6)则是有关诗派研究的成果。文体研究的成果较多，有30项，其中曾了若的《隋唐骈散文体变迁概说》(《史学专刊》1935.12)、陈延杰的《论唐人七绝》(《东方杂志》1925.6)和《论唐人七言歌行》(《东方杂志》1926.3)、钱畊莘的《唐代七绝的体裁及其分类》(《艺风月刊》1935.1)等，颇堪注意。文学影响研究，也有可观的成果，如佟晶心《唐代俗讲所给予近代戏曲之影响》(《东方文化》1938.11)、杨启高《唐诗影响现代诗之个人诗派与民族诗派》(《新文化》1933.1)是研究唐代文学对近代文学的影响，而霍世休的《唐代传奇文与印度故事》(《文学》1934.6)和刘铭恕的《唐代文艺源于印度之点滴》(《文哲月刊》1937.11)则是研究印度文学对唐代文学的影响。地域文学研究，也已露端倪，如郭毓麟《福建唐代的几个诗人》(《福建文化》1933.1)、唐圭璋《唐宋两代蜀词》(《文史杂志》1944.3)等。唐代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这时也有了专题研究，如罗根泽《晚唐五代的文学论》(《文哲月刊》1935.1)和《唐代早期古文文论》(《学风》1935.1)、杨即墨《唐代前期之文艺批评》(《政治月刊》1942.12)和《元和诸子之文艺批评》(《政治月刊》1942.7)等。这些成果，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开启了唐代文学研究的新方向、新视野。 敦煌文学研究，是这个时期的一大亮点，相关成果有83项。既有文献整理校勘，也有文本源流考释。不少敦煌学的研究名著就产生于这一时期。如罗振玉的《敦煌拾零》(上虞罗氏铅印本1924)、刘复《敦煌掇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25)、徐嘉瑞《敦煌发现佛曲俗文时代之推定》(《文学周报》1925)、向达《唐代俗讲考》(《燕京学报》1934)、陈志良《唐太宗入冥故事的演变》(《新叠月刊》1935)、吴世昌《敦煌卷季布骂阵词文考释》(《史学集刊》1939.3)、傅芸子《敦煌俗文学之发见及其展开》(《中央亚细亚》1942)、唐圭璋《云谣杂曲子校释》(《文史哲季刊》1943.1)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对敦煌文献和文学作品的整理校勘、来源推究、时代考释等成果，为后来的敦煌文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阶段(1949-1965)：转型。 1949-1965年(即通常所谓“十七年”)，是国内唐代文学研究的转型期。其间成果累积量为1615项，年均95项。成果累积量较上一时段增加了七成，年均成果量较上一时段则提高了1.6倍。从成果量的增幅来看，这是一个缓慢上升的时期。 仔细观察这个时期成果量的变化曲线(见图3)，仿佛是一个驼峰型。这个时段以1949年为起点，并不是迁就政治史的分期，而主要是基于这一年乃是重要拐点。此年唐代文学研究的成果量并没有随着新中国的诞生而出现增长，反而大幅下降，由头一年的66项下滑至11项，1950年仍维持在11项，1952年跌至谷底(仅4项)，1953年开始回升，逐年缓慢增长，到1957年达到一个小高潮，年产量升至前所未有的198项。此后在震荡中爬行，到1962年又达到60年来的最高值409项，随后就一路下行，1965年的年产量下行至30项。1962年之所以成果量猛增，是因为这年为纪念杜甫诞辰1250周年，全国各地报刊都发表了相关纪念和研究文章。这年有关杜甫的研究和纪念文章多达217篇，占全年整个唐代文学研究成果量的一半有余。可以说，是政府有组织地纪念杜甫而推高了1962年整个唐代文学研究的成果量。
图3 1949-1965年国内唐代文学研究成果年产量变化曲线 这个阶段的作者队伍进一步扩大，发表过唐代文学研究成果的人数达到928人，较上一时段新增了392人。活跃作者队伍也由上一阶段的44人扩大至73人(详表5)。73人中，有11位是上一阶段的活跃作者；有12位是上一阶段有成果问世但成果量较低，到本阶段才成长为活跃作者。本段净增活跃作者50人，其中刘逸生、陈友琴、马茂元、夏承焘、萧涤非、陈贻焮、王运熙、冯至、傅庚生、林庚、缪钺、吴小如、金启华、卞孝萱、刘开扬、霍松林、俞平伯和任半塘等先生是这一时期的高产作者，他们产出的唐代文学研究成果都在10项以上。
此时个体研究的格局略有变化。上一时段涉及的个体作家为86人，本段扩展至97人。个体作家的研究焦点，则变化不大，仍然集中在杜甫、李白、白居易、柳宗元、韩愈、王维、李商隐、李煜、元稹等人身上(详表3)。跟前段比较，只有王之涣一人的关注度上升较快，主要原因是1961-1962年间《光明日报》曾就王之涣《凉州词》展开过一场学术争鸣，讨论诗的主题、情感基调和首句究竟是“黄河远上”还是“黄沙直上”等问题。 从研究选题的多样性来看，这个时段有些收缩，前一段的主题和题材的分类研究、分期研究和流派研究逐渐减少，值得注意的成果也有限，只有周祖譔的《隋唐文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58)和王士菁的《唐代诗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两部宏观研究的著作引人注目，影响颇大。大部分选题是个体作家作品的研究，1615项成果中个体作家作品研究的成果为1153项，占了总量的71%。这个时期，最能体现学术进步的，也是个体作家作品研究的成果，如冯至《杜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傅庚生《杜甫诗论》(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萧涤非《杜甫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56)、四川文史研究馆《杜甫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58)、林庚《诗人李白》(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詹大《李白诗论丛》(作家出版社1957)和《李白诗文系年》(作家出版社1958)、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9)、施子愉《柳宗元年谱》(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卞孝萱《刘禹锡年谱》(中华书局1963)、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王拾遗《白居易研究》(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王仲闻《南唐二主词校订》(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等，都是有影响的力作。 个体作家研究之外，进步最显著的当属敦煌文学研究。敦煌文献由原来零星的发现、校录走向集成式整理，如周绍良的《敦煌变文汇录》(上海出版公司1954)、王重民的《敦煌变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和《敦煌曲子词集》(商务印书馆1954)、任二北的《敦煌曲校录》(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等都是集成性的著作。敦煌文学研究也日益深入，任二北的《敦煌曲初探》(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和蒋礼鸿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中华书局1961)堪称翘楚。小说戏曲的宏观研究也有拓展，代表作有刘开荣的《唐代小说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50)、张长弓的《唐宋传奇作者暨其时代》(上海商务印书馆1951)和任半塘的《唐戏弄》(作家出版社1958)等，其中《唐戏弄》尤具开创性。 之所以称这个时期是转型期，是指话语体系、学术生态有了重大转变。政治话语日益强势地占领着学术研究，如“政治”系列的政治标准、政治思想、政治态度、政治意义，“思想”系列的主题思想、社会思想、思想性、世界观，“人民”系列的人民性、人民诗人，艺术系列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现实主义精神、反现实主义等概念，不仅是当时文学研究中最流行的关键词，也左右着文学研究者的思维方式。 变化最大的，其实是隐性的学术生态。过往那种学术的独立性、自主性和纯粹性削弱了，学术政治化、学术意识形态化日渐加强，学术被纳入政治的轨道，只能在政治的规范下相向而行，不能偏离，不能独立。以前研究者想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想怎样研究就怎样研究，而这个时期是要你研究什么才能研究什么，要你表达什么观点就表达什么观点。如陈珏人《再斥胡适对爱国诗人杜甫的诬蔑》(《光明日报》1955.6.12)、傅庚生《批判胡适对诗人李白的歪曲》(《西北大学学报》1957.1)等，显然是应命之作，而非自我选题。研究什么人和怎样研究都必须坚持政治标准。研究的对象，必须是政治上具有明显进步性和人民性的作家作品，必须是符合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特征的作家作品，否则就会受到指责批判。学术评判的学术标准被政治标准所取代，学术观点常常遭受政治立场、阶级立场的质疑和批判，比如《批判〈杜甫诗论〉的唯艺术论》(《人文杂志》1958.6)、《林庚的“盛唐气象”批判》(《光明日报》1958.8.31)、《刘大杰先生是怎样歪曲李白的》(《人民文学》1958.9)、《批判萧涤非先生的〈杜甫研究〉》(《山东大学学报》1959.1)、《批判〈长恨歌〉研究中的资产阶级观点》(《文史哲》1965.6)等等，都是用政治眼光、政治标准来批判常态的学术研究。 这种学术研究中的政治批判风气，大约始于1957年。此前，学者之间虽然有不同的观点和见解，但都是正常的平等的学术讨论，彼此心平气和，如《与俞平伯先生商解杜诗》(《语文教学》1951.5)，《和傅庚生先生商讨关于杜甫思想问题——〈杜甫诗论〉第一章读后》(《文史哲》1953.3)、《与马光汉和马兴荣两同志商榷〈杜甫传〉中的几个问题》(《文学遗产增刊》1955.1)、《对谭丕谟先生〈谈杜甫的六首诗〉的一点意见》(《文艺学习》1956.7)等。1957年之后，平等友好的学术讨论有时会演变为对立的、攻击性的政治批判，批判者往往盛气凌人，直接对不同的学术观点进行政治定性和批判，如《许杰、丁丕行对〈燕歌行〉等几首歌的严重歪曲》(《语文教学》1957.12)、《观点反动注释错误的〈张王乐府选注〉》(《学术月刊》1958.8)、《评右派分子舒芜所注释的〈李白诗选〉》(《光明日报》1957.10.20)、《关于李义山的诗——兼评李长之〈李义山论纲〉中的右派观点》(《光明日报》1958.4.6)等。195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编辑的《文学研究与批判专刊》(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直接以“批判”为书名，就昭示了当时学术政治化的风向。这种学术批判，不是探求历史真相、追求学术真理，而是进行政治打击，迫使就范。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1957年以后并非没有正常的学术讨论。1957年前后的几年，学术争鸣是前所未有的活跃。特别是1956-1963年，唐代文学研究领域展开过多场学术讨论，诸如边塞诗评价的讨论(1956-1961)、李煜词评价的讨论(1956-1961)、《长恨歌》主题的讨论(1956-1962)、盛唐气象的讨论(1957-1958)、《唐诗三百首》评价的讨论(1958-1959)、王维及其山水诗评价的讨论(1958-1962)、孟浩然《春晓》的讨论(1959-1960)、王之涣《凉州词》的讨论(1961-1962)等等。这些讨论，有些是常态的学术争鸣，有些则是学术与政治的角力，一群纯正学者力图坚守学术立场，进行常态的学术探索，而一批热衷政治的新进站在政治的立场将学术研究纳入政治的轨道，迫使学术政治化、工具化，为政治服务。讨论的结果，常常是坚守学术立场者让步、妥协和沉默。然而，正是这批学者的坚守，才推动着学术的进步，使得十七年学术研究的部分成果经过历史的洗礼之后还仍然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 第四阶段(1966-1977)：停滞。 1966-1977年，是国内唐代文学研究的停滞期。12年间成果量只有472项，年均39项，回落到三、四十年代的低位。实际情况，比统计数据更糟糕。1967年的1项成果，作者虽是大陆学者傅东华，成果却是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李白诗》。大陆新出的唐代文学研究成果等于是零。1968年有3项成果，有2篇是《China Today》关于李杜诗歌的译文，1篇是日本学者翻译何其芳的《杜甫的诗》，大陆出版的研究成果也等于零。1969年的8项和1970年的5项成果，都是港台出版社出版的大陆学者的旧作。也就是说，文革初的四年(1967-1970)，国内学者没有产出过唐代文学研究的成果，内地的报刊未曾刊载过唐代文学研究的论文。这种集体失声的局面，到1971年才有所改观，这年出版了郭沫若新著《李白与杜甫》和章士钊新作《柳文指要》，文革开始以来国内总算有了新出版的学术新书。1972年，虽有5项成果在列，实际上只有郭沫若《卜天寿论语抄本后的诗词杂录》(《考古》1972年第1期)1项新成果，另外3项是《Chinese Literature》杂志和日本学者翻译评介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还有1项是台湾出版的罗根泽的旧作。所以文革期间的前五年，偌大的中国大陆，只有两个人在做唐代文学研究，确切地说只有两个人能发表唐代文学研究的成果，他俩是郭沫若和章士钊⑤。 1973年，情况发生变化。这年报刊上开始陆续刊载唐代文学研究和评论文章，累计有26篇。可分三类，一类是教学性的文章，凡6篇，分别简析李白、杜甫和白居易的几首诗；一类是政论性的文章，有14篇，全都用统一的腔调、统一的观点评论柳宗元《封建论》的历史观和尊法反儒精神；另一类是学术性的成果，如余恕诚先生在《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73年第1期发表的《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的又一确证》等。 1974-1975年，是文革期间唐代文学研究成果量最多的两个年份，共有307项成果。表面上热闹非常，实质上没有什么学术含量和进步可言。绝大多数论文，是按当时评法批儒的政治口径，评论所谓法家诗人的政治倾向、政治思想和政治斗争精神，故而被认为是法家的柳宗元、刘禹锡、李贺等特别走红，有关他们三人的评论文章分别达到153篇、52篇和38篇，共243篇，约占这两年成果总量的八成。且不说文章的观点高度雷同，有的文章连标题都完全一致，如《国家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读柳宗元的〈封建论〉》，是二位作者分别在两家党报上发表的同题文章；《坚持统一，反对分裂——读柳宗元的〈封建论〉》，被三位作者作为题目分别发表在三家党报上；又有三位作者以《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读柳宗元的〈封建论〉》为题在三家党报上刊载。题目、观点的高度一致，不是相互抄袭，而是按统一口径写的政论文章。这类文章，自然跟追求原创性、新颖性、独立性的学术研究沾不上边。 1976年，评法批儒的政治运动告退，唐代文学研究中的评法批儒文章也悄然退烧。1977年虽然文革结束，但成果量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年产量只有53项，内容上多是所谓“拨乱反正”的批判文章。这类对文革进行政治批判的文章，在当时虽不无扭转风向的意义，但学术含量不高。值得注意的是，常态的学术研究已开始抬头，如缪钺的《杜牧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卞孝萱《关于刘禹锡的氏族籍贯问题》(《南开学报》1977.3)、屈守元《谈刘禹锡诗文集的两个影宋本》(《四川师院学报》1977.3)等纯学术论著公开发表，预示着学术研究即将走上正轨。 第五阶段(1978-2000)：发展。 1978-2000年，是国内唐代文学研究的快速发展期。23年的成果总量高达20349项，占百年成果总量(23404项)的86.95%，是前此77年成果总量3055项的6.6倍。此期年均成果量884.7项，是1977年以前年均成果量的22倍多。无论是从增量还是从增速来看，这个时期的发展态势都可称空前。 这个时期成果量的变化，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直线上升，而是在震荡中走高至顶峰后平缓下行，如图4。
图4 1978-2000年国内唐代文学研究成果量年度变化曲线 1978年开始，国内唐代文学研究就迈入快车道，由此前年产量的数十项飙升到数百项。1978-1980年，是一路上扬，1981年稍有回落，1982年就突破了1000项大关，此后到1987年，都是在1000项以上高位运行，其中1985年飙升至百年间的顶峰1289项。1988年以后，又跌破1000项，在900项上下浮动，只有1992-1993年下滑至675项左右，到2000年，又重回1000项以上。在我们的印象中，90年代的唐代文学研究也是相当活跃(1990-1999年的成果累计8516项)，实际的情形却是成果量不如80年代多(1980-1989年的成果累计9982项)。 这个阶段的作者队伍空前扩大，发表过唐代文学研究成果的人数达到9031人，较五六十年代的作者队伍扩大了近10倍。其中发表过4项成果以上的作者有1058人，发表过9项以上成果的活跃作者有359人，发表过30项以上成果的高产作者有67人(参表6)。跟第二个时段的五六十年代比较，此时高产作者的产能产量也大幅提高，第二个时段个人成果量最高的是48项、其次是42项和39项，而本期个人成果量最高的达到143项，其次是139项和117项，有24位作者的成果量都在50项以上。个人成果量的大幅增高，既反映出学者研究热情、研究实力的提升，更反映出学术生态、学术条件的改善。整个作者队伍庞大，表明唐代文学研究受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度大幅提升，参与的人数越来越多；而活跃作者和高产作者人数众多，表明唐代文学研究已经形成一支比较稳定的实力强劲的专家队伍。
这是一个充满学术理想和学术激情的黄金时代。老中青三代作者同台竞技、同显身手。1910年代出生的老学者，当时虽已年近七旬、八旬，但仍然抑制不住久被压抑的学术激情而迸发出强盛的创造能力，如程千帆、金启华、刘逸生、马茂元、郑文、周绍良、周振甫等先生，都发表了30项以上的成果。其中程千帆先生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等更是开风气之作。1920-1930年代出生的学者，五六十年代刚刚出道小试身手，就因突如其来的政治运动而被迫中断了学术研究。1980年后，正值盛年，学术激情一如银瓶乍破，产出的成果数量既多，质量亦高，引领和主导着这个时期唐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走向。这一代群的高产作者有(以姓氏拼音为序排列)：安旗、卞孝萱、陈伯海、陈铁民、傅璇琮、高国藩、霍松林、姜光斗、梁超然、刘国盈、刘学锴、罗宗强、裴斐、孙昌武、王启兴、王运熙、吴企明、吴小如、萧文苑、杨墨秋、余恕诚、郁贤皓、张清华、张锡厚、钟来因、周勋初、朱金城，他们的成果量最高的达到117项，低的也有33项(详表6)。1940-1950年代出生的中青年学者，成长迅速。从年龄、辈份上讲，这一代群的作者多为上一代学者的学生，但在学术研究上发力的时间却基本上是在同一时段，在学界崭露头角先后相隔不过几年而已，此一代群的活跃作者和高产作者人数甚多，其中发表过30项以上成果的高产作者有33人(以姓氏拼音为序排列)：陈冠明、陈尚君、陈友冰、戴伟华、董乃斌、房日晰、葛景春、葛晓音、韩理洲、胡可先、黄世中、黄震云、蒋寅、康怀远、李炎、林继中、刘明华、刘尊明、罗时进、孟修祥、尚永亮、陶敏、王定璋、王辉斌、吴汝煜、吴在庆、肖瑞峰、熊飞、许总、杨海明、杨军、张浩逊、张忠纲。他们占据着同期高产作者队伍的半壁江山。这一代群的作者，发展势头更强劲，个人成果发表总量最高的达到143项(详表6)。他们不仅是这一时期的生力军，更是下一时段唐代文学研究的中坚和主导力量，有的则成为唐代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 这个时期，有一现象值得特别注意，那就是学会组织应运而生。1980年成都成立了杜甫研究会，1982年在西安成立了中国唐代文学学会，1989年、1991年、1992年、1993年相继成立了中国李白学会、王维研究会、中国李商隐研究会、韩愈研究会和柳宗元研究会。这些学会，对推动唐代文学的研究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中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在团结队伍、培养人才、提升人气、凝聚力量、激活思维、开拓领域、促进产出、引领方向等方面起的作用更大。1982年的单年成果量之所以首次突破1000项大关，就与这年唐代文学学会的成立有着直接的关联。唐代文学学会、杜甫研究会和李白学会旗下都有专门的刊物，这些刊物也成为唐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推手和平台。在此期间，杜甫研究会的会刊《杜甫研究学刊》(前身为《草堂》)发表论文797篇(其中《草堂》发268篇)，唐代文学学会的刊物《唐代文学论丛》(后改名《唐代文学研究》)发表442篇；这些刊物发表的论文数量，只是这些学会和刊物作用的显性体现，潜在的推动作用其实更大。 此时有如此高的产能和产量，也得益于同期繁盛的出版机构和报刊杂志，没有众多出版社和报刊杂志提供出版、发表的平台，唐代文学研究也不可能出现如此繁荣的局面。此期发表、出版过唐代文学研究论著的报刊、出版社有2408种(家)，而1949-1965年发表、出版过唐代文学研究论著的报刊、出版社只有302种(家)。 有意味的是，五、六十年代发表唐代文学研究论文的主阵地是报纸，在发文量排名前10位的报刊中，报纸占了6家(详表7)，其中《光明日报》更是独领风骚，发文量多达259篇，占同期成果总量1625项的16%。也就是说，五六十年代的唐代文学研究论文，近二成的论文是由《光明日报》发表的，几乎当时所有的学术争鸣和讨论也是以《光明日报》为园地，《光明日报》在五六十年代的学术影响很值得关注和研究。文革期间，发文量排名前10位的报刊中，报纸占了8种。《光明日报》的发文量仍居第一，说明其影响力仍在延续。其他几家报纸都是党报，其中《人民日报》的发文量位列第三。唐代文学研究的文章多发表在党报上，足以表明这些文章的政治色彩相当浓厚。而八九十年代发表唐代文学研究论文的主要平台则是期刊和专刊，此时发文量排名前10位的有9种是期刊(详表7)，只有《光明日报》一家报纸名列第九。很显然，《光明日报》虽然榜上有名，但在唐代文学研究乃至整个古代研究领域的影响力已是今非昔比。这种学术平台由报纸向期刊的转变，深层里意味着学风的变化。报纸的篇幅有限，又须迎合大众读者的阅读需求，其学术深度和学理性都会受到限制，引文及其注释的规范也不可能很严格。专业性的学术期刊，对论文学术性和规范性的要求，自然比报纸要高和严格。学术平台的变化，也是考察学术史变化的一个不可忽视的角度。
此期出版唐代文学研究著作最多的十家出版社，分别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57种)、中华书局(75种)、陕西人民出版社(65种)、人民文学出版社(60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36种)、巴蜀书社(35种)、齐鲁书社(24种)、江苏古籍出版社(23种)、甘肃人民出版社(22种)、中州古籍出版社(21种)。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陕西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唐代文学研究著作出版的重镇。 随着作者队伍的壮大和成果量的大幅提升，作家个体研究的规模也进一步扩大。此时已有389位唐五代作家、诗人进入了研究视野，有了不同数量的研究成果，较之五、六十年代增加了3倍。但个体研究的格局基本未变，个体作家研究的焦点仍然集中在杜甫、李白、白居易等人身上(详表3)。有趣的是，研究焦点排行榜中，杜甫、李白、白居易三人始终是居前三甲，看来，在20世纪唐五代文学研究的几代学者心目中，杜、李、白的地位始终如一、恒定不变。而韩愈、柳宗元是在第四、第五名之间上下，王维和李商隐总在第六、第七名之间较量，李煜、李贺、杜牧、岑参、元稹等则在第十名左右徘徊。统计数据显示，除世纪初唐代文学研究不成规模和文革期间的非常态之外，20世纪三个时段的唐代文学研究的三大焦点作家，一直是杜甫、李白、白居易；研究的热点作家则有韩愈、柳宗元、王维、李商隐和李煜、李贺、杜牧、岑参、元稹等人。 个体研究的格局，显示出一种极端的不平衡。此期有关唐五代个体作家研究的成果量为16473项，而有关杜甫、李白和白居易三人的成果量就有6121项，占了同期个体作家研究成果总量的37.2%。也就是说，八、九十年代的个体作家研究，超过三分之一的成果是聚集在李、杜、白三人身上。再看表3中的20位热点作家的研究成果量，有关他们的研究成果量累计为12167项，占同期个体作家研究成果总量的73.8%。换言之，此期个体作家研究成果量的七成多是有关李、杜、白、韩、柳、王等20位作家的研究。其他369位作家才分享到4306项成果，不及李、杜二人研究成果量之和。李、杜作为唐代最伟大的诗人，重点关注和研究他们，自在情理之中，但过分扎堆，必然会有重复而造成研究力量的浪费。 从文体研究的分布来看，此期还是重诗歌轻散文，研究诗歌的成果为15424项，而研究散文的只有1676项，研究词、小说和变文的成果分别为1022项、961项和269项。研究散文、词、小说和变文的成果量累计为3925项，仅仅是诗歌研究成果总量的四分之一。此时重诗轻文的现象，与以前相比，非但没有淡化，反而更加失衡。从时段的分布来看，重中间(盛中唐)轻两头(初晚唐)的现象依然存在。有关盛中唐个体作家研究的成果11935项，占同期个体作家研究成果总量的七成多；而有关初晚唐五代个体作家研究的成果只有3368项，所占份额只有同期个体作家研究成果总量的两成多。由于李、杜、王、白和韩、柳等大家都是在盛中唐，有关他们的研究成果量占比较大，故从成果量的时段分布来看，盛中唐肯定是占大头。不过，从进入研究视野的个体作家人数而言，则盛中唐与初晚唐大体持平。经抽样统计，拥有5项以上研究成果的151位个体作家，初唐、晚唐五代、盛唐、中唐的作者分别为25人、49人、26人、51人。由此看来，拥有5项以上研究成果的初晚唐作家计有74人，而盛中唐为77人。也就是说，从进入研究视野的个体作家人数来看，初晚唐和盛中唐的人数旗鼓相当。 从选题来看，这个时候的研究视角和研究领域有着较深广的拓展。从文献整理到理论建构，从微观考察到宏观把握，从个体研究到群体研究，从断代研究到时段研究，从文学的外部研究到文学的内部研究，从作品内容的阐释到艺术传达的探讨，从作家外在生活经历的考订到作家内在个性心理的分析，都有显著的变化和突出的成果。这方面的进展已有多项成果予以总结，兹不赘述。 20世纪国内唐代文学研究的成果量，总体发展趋势是前低后高，呈波浪型前进，而非直线型上升，高潮时段有波谷，低潮时段有波峰。发展变化的动因，既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因素；既有内部学术机制、学术平台的推动，也深受外在社会政治局势的影响。政治对学术的影响，有时是同步共振，有时会延后反应，有时是正面促进，有时是负面阻碍。从研究格局来看，“三重三轻”(重诗歌、重盛中唐文学、重个体作家研究，轻散文、轻初晚唐文学、轻宏观研究)的现象相当突出，个体作家研究的分布格局尤其失衡。从作者队伍的代群结构来看，前后相继，代不乏人，特别是八、九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实力强劲，为未来的唐代文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显示出唐代文学研究前景的光明宏阔。 ①本文的统计数据来源于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20世纪海内外唐五代文学研究论著检索系统》。原始资料则依据罗联添主编《隋唐五代文学论著集目》正编和续编(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版)、傅璇琮和罗联添主编《唐代文学研究论著集成》附录(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陈友冰主编《新时期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述论》第二卷《隋唐五代》附录论著索引(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唐代文学研究年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2001年版)等录入。 ②称张若虚“孤篇横绝，竟成大家”的著名论断，即出自此文。 ③参王兆鹏、刘学《20世纪词学研究成果量的阶段性变化及其原因》，《学术研究》2010年第6期。 ④这个统计总量略高于同期实际成果总量937项，原因是有的成果包含二、三种文体而被分别统计为二、三项。 ⑤章士钊《柳文指要》出版前，经周恩来总理特批，借调卞孝萱为助手参与校订。而卞先生是在图书馆里认识章士钊秘书的(参徐有富《以著述为乐的卞孝萱》，《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9月2日)。所以当时做研究的实不止郭、章二人，但能公开出版著作的却只有他俩。
标签：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杜甫论文; 读书论文; 光明日报论文; 李白论文; 学术研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