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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4)01-0080-06
一般而言，政治思想是社会经济的产物，一旦产生后，便具有相对独立性，并能对社会政治实践具有指导作用。也就是说和其指导的实践相比，它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对此，近几年已有一些论著提及。然而晚清政治思想的发展不仅超前于社会变革实际，也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这一状况贯穿于整个晚清70年。其对实际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作用，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前者更为突出一些。对这些，迄今尚未见有专文论述，本文仅为引玉之砖，期于学界指正。
一、近代政治思想始终超前于近代社会经济产生发展
所谓近代政治思想，就是资产阶级政治思想；所谓近代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鸦片战争迫使中国进入新时期，然而在此后近30年中，中国方面的变化仅仅是增设了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创办了同文馆，淮军等军队开始了近代化，除此之外在中国便很难找到近代色彩了。
然而，在政治思想方面，却有了重要进步。首先是徐继畲于1848年在《瀛环志略》中说美国自华盛顿首创各州之长和总统一任4年，最多可任两届8年，不传子孙，由众人推选贤者担任。在按语中他对美国“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注：徐继畲：《瀛环志略》，第291页，上海书店2001年版。），尤为感叹，对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更明确给予肯定是泰西古今第一人杰：“华盛顿，异人性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注：徐继畲：《瀛环志略》，第273页，上海书店2001年版。）。又说，瑞士各部推择乡官理事，不立王侯，国无苛政，可谓是“西土之桃花源”（注：徐继畲：《瀛环志略》，第161页。）。桃花源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之乡。
魏源吸取并发展了徐继畲的观点，在增订的百卷本《海国图志》中进一步肯定了美国的民主制度。他说，美国27部（州）“公举”大总统以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徇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注：魏源：《海国图志（百卷本）·墨利加洲总叙》，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肯定西方民主就是对中国专制的某种批评，但肯定西方不等于要学习西方，只能说是有学习的倾向。第一个主张对西方政治有所师法的是洪仁玕。作为基督教徒，他认为宗教信仰堪为“上宝”（注：洪仁玕：《资政新篇》，《洪仁玕选集》，第6页，中华书局1978年版。）。但治理社会须有法，要“教法兼行”，有关世道人心，纲常伦纪等都应以“立法为准”。他欣赏西洋各国之法，尤其是英国，“于今称为最强之邦，由法善也”（注：洪仁玕：《资政新篇》，《洪仁玕选集》，第9页，中华书局1978年版。）。洪仁玕提议太平天国应当组织一批“洞悉天人性情，熟谙各国风教，大小上下，源委重轻”之人立法。新立之法分为二类，一为大纲即宪法，为“法之质”；一为小纪，为“法之文”。“大纲”相对稳定，“小纪”可“每多变迁。”（注：洪仁玕：《资政新篇》，《洪仁玕选集》，第816页，中华书局1978年版。）他还提出，设立报纸，报纸记者不受官员节制，亦不节制官员，他们广泛收集各种意见“以资圣鉴”，使奸者难逃人心公议（注：洪仁玕：《资政新篇》，《洪仁玕选集》，第16页，中华书局1978年版。）。洪仁玕的表述比较浅近凌乱，他在提出一些民主要求时，又主张：“由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由天王独揽大权，即在总体上仍主张高度专制。但毋庸置疑他有学习西方政治、法律的要求。
1861年，冯桂芬首次对中国的高度封建专制制度提出批评。他指出，中国和西方国家相比有四不如：“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注：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所谓“君民不隔不如夷”，是说西方国家有议院，下情可以上达，上情也可以由此下传。而中国君和民尤如天地之隔，同时君与官，官与民也都不相通问，各级官吏“绝不知民间情事”，有人如把民间疾苦告诉他们，他们“多愕然谓闻所未闻者”。上下悬隔的结果便是：“下所甚苦之政，而上例行之，甚者雷厉风行以督之；下所甚恶之人，而上例用之，甚者推心置腹以任之。于是乎鸾鸱可以不分，鹿马可以妄指，沸羹可以为清宴，嗷鸣可以为嵩呼，五尺童子皆以为不然，而上犹以为然”。冯桂芬认为，行“下所甚苦之政”，用“下所甚恶之人”，正是三代以下“召乱之源”（注：冯桂芬：《复陈诗义》，《校邠庐抗议》，第161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他建议恢复周朝采风制度，派专人去民间了解民情民隐，编成竹枝词以达上听，“求所以通上下之情”（注：冯桂芬：《复陈诗义》，《校邠庐抗议》，第160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人才登用，应“用众不用独，用下不用上”（注：冯桂芬：《广取士议》，《校邠庐抗议》，第186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即尊重多数人意见，重视下层的意见。冯桂芬的主张显然吸纳了不少西方民主思想。
1872年，继昌隆缫丝厂和上海轮船招商局的创办，标志中国近代民用企业问世，经过20多年惨淡经营，至1894年，中国民族工业有了初步发展，除洋务派的以外，规模都比较小，总数100余家，资本总额不过一二千万元，新式企业家不过有数十人，远没有成为阶级，在外国资本和中国保守势力双重压力下，艰难竭蹶，求生存之暇，遑论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是早期维新派却纷纷提出在中国创建议院。他们指出，英法诸国之强盛，在于有议院，上下联络，“君民一心”，因其君民无间，故君之用民“如心志之役股肱”，而民之卫君“如手足之捍头目。……几忘君民之心”。由是国家财用充足，兵力雄强，横行于四海。由此可知，中国欲谋富强，关键在于能通上下之情，“上下同心，相于戮力”，百业岂能不蒸蒸日上？“又安见邦本既固而国势不日隆者哉？”（注：王韬：《达民表》，《弢园文录外编》，第56页，上海书店2002年版。）郑观应更提出，议员应由“有财产身家，善读书负名望者充任”。议院为“揽庶政之纲领”的“政令之所出”的权力机关，其权力之大可使“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注：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上》，《郑观应集》上册，第313、31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其时还有少数身居要津的洋务派大臣也对之推崇。大学士、总理衙门大臣文祥认为，决不可把欧美各国视为古昔之夷狄，它们不仅在技术上领先，即在政治上也颇有可观之处，其有兴作，必经上下议院议决，“议之可行则行，否则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与中国古代谋及卿士，谋及庶人相似，故能蒸蒸日上。他认为，虽然“中国天泽分严”欧美议院之制不可照搬，但“义可采取，凡我用人行政一举一动，度之民情，非人心所共惬，则争上勿为，事系人心所共快，则务期于成。”（注：《清史稿·文祥传》，第38册，第11691、11692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即要和西方各国一样，尊重民意，以民意为依归，决定取舍。1884年，更有两广总督淮系集团重要人物张树声在遗折中请在中国建立议院为富强之枢纽。他说：“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驯致富强，具有体用。育才于学校，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乎”？（注：张树声：《遗折》，《张靖达公奏议》，卷8。）
文祥、张树声等在思想上没有同时代的早期维新派先进。重要的是，他们是统治集团中重要成员，他们的态度虽然不能说是清统治集团的态度，但这是一个重要信号：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冲击波已达于清朝统治集团。文祥、张树声当不是什么民族资本代言人。
和1894年相比，1895年春，中国社会经济几无进步，但思想界却发生了巨变，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以不可阻遏之势，一跃而登上历史舞台。早期维新派只是从表面观察到西方政治制度的优越，理论深度，几乎无从谈起，而资产阶级维新派初步从理论上阐述了西方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及其产生的必然性。
首举义旗的是严复。他首次以资产阶级理论抨击君主专制制度。他说，社会的主人本为广大民众，古代本来也没有君，人民为更好地各司其业，于是选公且贤者为君，为众人处理公共事务。但是君特别是秦以来之君，却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反客为主，化公为私，以主人自居，奴役人民。因此，秦以下历代君主都是窃国大盗。为了王位永固，子孙世袭，君主们所制订各种法与令，无一不是为了漓民之德，散民之力，坏民之才。致使今日中国既贫且弱，面临亡国灭种之祸（注：严复：《辟韩》，王栻编：《严复集》第1册，第35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而中国历代所谓圣经贤传大倡三纲、尊君之类，无一不是为了君主专制说法。严复更以进化论为据，指出中国有亡国灭种之危险。他说中国在各方面都不如西方国家，“自其自由平等观之，则捐忌讳，去烦苛，决壅敝，人人得以行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者。……所以保民养民之事，其精密广远，较之中国之所有所为，其相越之度，有言之而莫能信者”。还说，西方之所以处处远胜于中国，“推求其故，盖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注：严复：《辟韩》，王栻编：《严复集》第1册，第11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不过严复不主张立即实行政治改革，而是把开民智新民德放在首位，待民德、民力、民智提高之后再建立民主立宪制度。
随后，康有为等进行资产阶级社会变革，有所不同的是：其一，康有为为自己的变革要求披上今文经学的外衣，把孔子头像绣在变法的旗帜上。其二，他突出要求实行政治上“骤变”，把建议院，制宪法，行君主立宪制放在首位。其三，把希望寄托在光绪身上，以为光绪帝能在“一转移间”就可以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
资产阶级革命党的民主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主要也不是民族资本发展的结果。兴中会是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它的成立和最初发展是在海外，最早的成员基本上是华侨和生活在香港的中国人，在国内几无同情者，很难说它和民族资本有多少瓜葛。民族资本在辛亥革命前10年间有较快发展。如果说这就是资产阶级革命思想赖以发展的基础，并不妥当。第一，这10年后几年发展较快，特别是1906至1908年三年共办厂178家，资本总额5300万多元。前几年，民族资本增长较慢，据统计，1901至1904年4年间民族资本共办新厂52家，资本总额不足1000万元（注：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657页，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而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在这几年却迅猛发展，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修订版《訄书》等相继问世。孙中山于此期间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6字革命纲领，1905年把它升华为三民主义。上述论著是晚清最重要最基本的革命作品，影响之大为此后几年的革命党的其他宣传品所不可及。笼统地用辛亥革命前10年民族资本的发展来解释革命思想的发展，是缺少分析，多少犯有倒轧账的错误。第二，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策源地首推日本东京中国留学生界。孙中山说过：20世初，“时适各省派留学生至日本之初，而赴东求学之士类多头脑新洁，志气不凡，对于革命理想感受极速，转瞬成为风气。故其时东京留学界之思想言论，皆集中于革命问题。……留东学生提倡于先，内地学生附和于后，各省风潮从此渐作”（注：《孙中山选集》，第199-200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版。）。这些留学生他们在国内时，基本上不是革命党，可是到了日本后，成批地变为革命党。辛亥革命前民族资本的发展结果，是立宪派力量大大增加，这只要看看各省咨议局的头面人物多为民族资本的领袖就很清楚了。立宪派视革命党为“真腹心之大患”，声称：“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注：梁启超：《与夫子大人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73页。）。
1905年后民族资本发展较快，但是在一段时间里，民族资产阶级更倾向于立宪，因此立宪派在1907年前后发展很快。因为处于发展时期的民族资本不希望社会出现大乱，影响其发展；而且它们和封建势力有许多割不断的联系，不少民族资本家兼为大地主，革命党的限制资本、平均地权等主张很难合他们的胃口。梁启超批评革命派在经济方面，“以排斥资本家为务”（注：冰：《杂答某报》，《新民丛报》第86号。），确实打中革命理论的痛处。因此，他们希望清廷明智地让步，真正地实行立宪。可见，革命党人的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国革命思想也超前于民族资本的发展而产生。
还要指出：辛亥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也传入中国，一些改良主义者和革命党都曾对之介绍和诠释，显然也是超前性表现。
二、近代政治思想的源头和发展动力
晚清民主思想发生发展既然不是以中国民族资本为基础，那么它是如何产生发展的呢？
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即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即被迫进入近代。“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32页。）。列强一再侵略欺侮中国，中国必然要作出反应。爱国热忱，使一大批人热血沸腾，走上救亡之路，有识之土更走在历史前列，无论是魏源、徐继畲等仅具有些微近代政治思想的人还是改良主义的领袖康有为和革命党的先知孙中山，他们首先都是爱国主义者，无不以爱国为起点；以救亡为鹄的（注：详见拙作：《试论爱国主义是晚清思想史的主线》，《齐鲁学刊》1988年第4期。）。来犯者是几千年未有之强敌，而以文明著称的中国已无何种学问“适用于目前，而能救我四万万同胞急切之大祸也”（注：《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游学译编》第6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年版。）。他山之石，可以攻错，挟长技东来的侵略者遂被先进的中国人大胆地当作效法的榜样。诚如《共产党宣言》所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一切变革首先从思想开始。他山之石，可以攻错，晚清政治思想的变革则从学习自己的敌人开始，并在不断学习中发展。晚清的近代政治思想就是这样有了自己的历史。
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冯桂芬继承和发展了荀子的“法后王”的思想，提出：“在今日又宜曰鉴诸国，诸国同时并域，独能自致富强，非相类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较著者”（注：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中法战争前后，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倾向学英国，当时英国是所谓日不落帝国，在中国的影响也最大。甲午战争后，中国人对日本刮目相看。康有为主张“假日本为向导，以日本为图样”，学习西方进行变法（注：康有为：《杰士上书记录·请告天祖誓群臣以变定国是摺》，故宫博物院藏。）。他还特地向光绪进呈《日本变政考》，以期说服光绪。孙中山说：“我们先是误于说我中国四千年来的文明很好，不肯改革，于今也都晓得不能用，定要取法于人”（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1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革命党主要以行共和制的法国、美国为楷模。早在1894年，兴中会便以建立合众政府为目标，显示了学美国的倾向。邹容1903年发表的《革命军》贯穿了天赋人权思想，被誉为是近代中国的《人权宣言》。《革命军》又模仿美国《独立宣言》，为未来的中华共和国设计了二十五条纲领。其最末三条是：“一，立宪法悉照美国宪法，参照中国性质立定。一，自治之法律悉照美国自治法律。一，凡关全体个人之事，及交涉之事，及设官分职国家上之事，悉准美国办理”（注：邹容：《革命军》第6章，翦伯赞、郑天挺：《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下），中华书局1985年版。）。
必须指出，晚清的近代政治思想并非三者完全是“舶来品”。早期维新思想家热衷于鼓吹西方议院乃中国古代“询群臣，询群吏，询万民”之制（注：郑观应：《盛世危言·道器》，《郑观应集》上册，翦伯赞、郑天挺：《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下），中华书局1985年版。）。康有为则把孔子装扮成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看起来可笑，但他们是在把西方民主思想中国化，是一种探索，虽然有很浓的自欺和欺人的成分。
真正的理论创新始于孙中山。首先，他否定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哲学基础庸俗进化论，提出革命进化论。孙中山说进化“有天然进化、人事进化之别”。社会发展未必是循天然进化路径，一步一步缓慢发展，“人事夺天工”，完全可以越级而上，躐等前行。他讲的“人事”主要指革命，他说：“革命为唯一法门”（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85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即要直接建立共和制度，只有这样，“方才是人力的进步”（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0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孙中山鉴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阶级对立，提出民生主义，因为满清贵族腐败，提出民族主义，连同民权主义是为三民主义。在西方三权分立的基础上，他又挖掘改造中国古代的考试制度、御史制度，提出“五权宪法”。孙中山的创造性使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思想更为丰满，当然其主要内容还是来自于西方。
三、阻力变成推动力
政治思想超前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守旧派不遗余力的反对，乃至迫害。这在戊戌维新时期和辛亥革命时期表现得很明显。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掀起瓜分狂潮，清朝的顽固派面对“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无动于衷，“醉乐酣嬉，不识不知”（注：《国闻报·京中士大夫开保国会》，汤志钧：《戊戌变法简史》，第23页。）。但对维新志士的活动十分警惕，因为维新变法直接触犯他们的利益。裁减冗官意味着数以万计的官僚失业；废科举将使数以百万计的封建知识分子失去进身之阶；满汉平等就是要满清权贵交出很多特权；……一言以蔽之，变法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凡诸臣之求富贵保身家之道，将尽行蔽塞之矣”。于是无不“死命争之”（注：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351页，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他们集中攻击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纲领——民权论。“方今康梁所用以惑世者，民权耳，平等耳。试问权既下移，国谁与治？民可自主，君亦何为？是率天下而乱也”（注：《宾凤阳等上王益吾院长书》，《翼教丛编》第5卷。）。顽固派还公然反对爱国救亡活动。例如，康有为发起成立保国会，引起“京师大哗，谓开此会为大逆不道”，纷纷上奏弹劾。文悌说：“其会规，设议员，立总办，收捐款，竟与会匪无异，以致士夫惶骇，庶民摇惑，……名为保国，势必乱国而后已焉”（注：文悌：《严参康有为折稿》，《翼教丛编》第2卷。）荣禄对人讲：“康有为立保国会，现放许多大臣未死，即使亡国尚不劳他保也。其僭越妄为，非杀不可”（注：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350页，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爱国竟然有罪，这是什么逻辑？大学士军机大臣刚毅道出其中秘密。他常讲：“改革者汉人之利，而满人之害也。吾有产业，吾宁赠之于朋友，而必不使奴隶分其润也”（注：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第3篇第1章《政变之总原因》。）。宁可亡国，也不容改革。
反对越甚，斗争越烈。顽固派只顾身家利害，不管国家安危的言行，促使资产阶级志士仁人趋于激烈。谭嗣同指出，中国岌岌可危，“唯变法可以救之”，但满清权贵宁愿亡国，也不改革，不让汉人得志。他直斥“爱新觉罗诸贱类异种，亦得凭陵乎蛮野凶杀之性气以窃中国。及既窃之，即以所以窃之法还制其主人，亦得从容靦颜，挟持索所不识之孔教，以压制素所不知之中国矣”。他表示愿做陈涉杨玄感这样的人的前锋（注：蔡尚思等编：《谭嗣同全集》，第337、337-338、344、343页。）。谭嗣同思想中的革命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被激出来的。梁启超等也有类似变化。粱启超办《时务报》大出风头。然而其时他思想并不很激烈，如民权就不大讲。清廷不理睬变法的呼声，使他愤懑。1897年底他说过：“呜呼，今日非变法万无可以图存之理，而欲以变法之事，望政府诸贤，南山可移，东海可涸，而法终不可得变。然则此种愿望之念，断绝焉可也”（注：梁启超：《上陈宝箴书》，《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533页。）。就在这前后，他赴湖南时务学堂任教前，和同志商量宗旨，大家共议出四种方法：“一，渐进法；二，急进法；三，以立宪为本位；四，以彻底改革，洞开民智，以种族革命为本位”（注：摘自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88页。）。粱启超“极力”主张第二、四两种方法。康有为经过一番考虑，“亦无异词”。果然，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任教时，“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近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140页。）。可惜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身上封建烙印太深，当光绪决定变法后，他们立即由急进转向温和，这也从反面证明保守派势力的反对往往适得其反，有助于民主思想的发展。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对帝国主义惟命是从，完全成了外国侵略者的帮凶。1903年清廷镇压了拒俄运动、拒法运动，1905年镇压抵制美货运动等都促进了革命思想发展。孙中山说：“今有满清政府为之鹰犬，则彼外国者欲取我土地，有予取予携之便矣。故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洲政府，别无挽救之法也”（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34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邹容说：“吾不惜再三重言申明曰：内为满洲人之奴隶，受满洲人之暴虐，外受列国人之刺击，为数重之奴隶，将有亡种殄种之难者，此吾黄部神明之汉种，今日唱革命独立之原因也”（注：邹容：《革命军》第6章，翦伯赞、郑天挺：《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上），中华书局1985年版。）。爱国志士悟出一条真理：欲求独立，必须打倒封建制度。于是共和思想和为资产阶级革命舆论的革命进化论广为流行开来。
四、政治思想超前发展带来的影响
晚清政治思想超前发展性给晚清社会方方面面带来一些积极影响。
首先，它促使晚清的思想解放运动迅速形成。洋务运动是晚清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洋务运动期间，民主政治的讨论仅在为数不多的早期维新派和洋务派之间讨论，涉及范围甚小，就社会而言，波澜不惊。“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1895年春开始，中国思想界开始剧烈震荡，先是严复宣传进化论，接着康有为领导了公车上书，请求变法，拉开了变法运动的大幕，有上千的举人参与其事，举人在社会上有很高地位，离官仅一步之遥，朝野为之震动。
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洋务派支持下，在短短的三年，在全国各地创办新式学堂、报馆、学会300多个，这些报馆、学会、学堂是新派宣传新思想的阵地，同时大量刊印新书，介绍西学，鼓吹变革，中国思想界出现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运动。新思潮中最引人注目，争议最大的就是民权论。守旧派批评道“今康、梁所用以惑世者，民权耳，平等耳，试问权既下移，国谁与治？民可自主，君亦何为？是率天下而乱也。平等之说蔑弃人伦，不能自行，而顾以立教，真悖谬之尤者”（注：宾凤阳等上王益吾院长书），苏舆：《翼教丛编》，第144页，上海书店2002年版。）。连一向主张学西法求富强的张之洞也多次明确表示：“民权之说不可行也”（注：张之洞：《明纲》，陈山榜：《张之洞〈劝学篇〉评注》，第35页，大连出版社1990年版。）。“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注：张之洞：《政权》，陈山榜：《张之洞〈劝学篇〉评注》，第56页，大连出版社1990年版。）。值得注意的是，他在1898年写成的《劝学篇》中，甚至认为中国的主要危险，不是四海之外列强，而是九州之内的“恢诡倾危乱名政作之流”，即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他们“杂出其说以荡众心，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敌既至，无与战，敌未至，无与安”（注：张之洞：《劝学篇·序》，陈山榜：《张之洞〈劝学篇〉评注》，第2页，大连出版社1990年版。）。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流传已经使封建统治的卫道者们感受到威胁。
辛亥革命时期，晚清思想解放的第二个高潮更以锐不可挡之势呈现在人们面前。它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作为新思想的宣传阵地大量增加，报刊有数百种之多，宣传新思想书籍，尤其是翻译的书籍大量刊印，和戊戌时期的“学问饥荒”完全两样。新式学堂大量建立，1906年，清廷废除科举制度，新式学堂更急剧增加。大批新式学生出现，在客观上有利于新思想传播。数千留日学生对于输入新的政治理念无疑起了极其重要作用，其中不少人成为革命党。
其二，曾被视为洪水猛兽的君主立宪思想被官僚绅商乃至清朝统治者所认可，于是朝廷有预备立宪诏书，资产阶级立宪派则不断发动请愿活动，要求尽早实行立宪。
其三，这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最重要内容——革命思想包括民主共和思想、反满思想、暴力革命思想等，获得广泛传播。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等总印数逾百万，广泛地在新式学生新军士兵和群众中流传。1905至1907年间，革命党和改良派又就革命和改良问题进行了大论战，论战推动了双方更深入地进行理论探讨，也扩大了双方的政治理念在社会上流传。比较而言，下层社会更易于接受革命思想。1907年，一位改良派著文叹息：“数年以来，革命论盛行于国中，今则得法理论、政治论以为之羽翼，其旗帜益鲜明，其壁垒益森严，其势力益旁薄而郁积。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注：与之：《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新民丛报》第92期，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第607-60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
政治思想超前发展也带动了晚清社会变革运动，新式社会团体大量产生。戊戌维新运动、立宪运动、革命运动无不是新的政治思想的带动指导的结果，清王朝在革命风暴中终于倒台，二千年帝制终告结束。近代政治思想的超前发展，对晚清的近代经济、文化教育等发展也起了拉动作用。
晚清政治思想的超前发展也造成若干负面影响。
第一，思想领域发展很快，但是理论基础很不扎实。新派只顾急急忙忙鼓吹新的政治理论，但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被认真深入去探讨过，他们的论著中绝大多数的只能说是宜传品，无论是《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革命军》、《警世钟》以及其他数量众多的文章都是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活动的宜传品。它们有极其明显的党派性却少有独立品格，都在一定程度上迎合宣传对象。而真正的理论作品必须具有独立性，是以科学的态度对研究对象进行研究的产物。可惜晚清的思想家未能提供出这样的作品，那怕只有一部。没有扎实理论基础，思想就不可能很成熟，一经推敲，幼稚、自相矛盾等毛病就会显露，其说服力要大打折扣。
第二，晚清政治思想带有很大的空想性。晚清思想家们不断想当然地提出新的政治改革要求，但是他们似乎未考虑，现时中国是否具备实行的客观条件。例如，早期维新派提出办议院，至于议员，有人主张以进士举人、秀才分别担任国家议院、省议院、县议院的议员，有人主张用官员和士绅担任议员。这些人都是满脑袋封建思想，依靠他们不可能建立起代表民意的近代议院。戊戌时期，具有近代民主意识的人增加不少，但和盈庭盈野的封建官员、士人、绅士相比，新派少得可怜，并且都是无权无勇之人，因此，康有为关于制宪法、办议院、行立宪的变法要求遭到失败，是历史的必然。不仅如此连光绪的仅仅按照洋务派方案改革都遭到了失败。康有为却以为变法可以不考虑客观条件，只要光大心力即可。他说：“欲救亡无他法，但激厉其心力，增长其心力，念兹在兹，则爝火之微，自足以争光日月，基于滥觞，流为江河”（注：康有为：《京师保国会第一集演说》，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上，第241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又在上皇帝书中说：“以皇上之明，居莫强之势，有独揽之权，不欲自强则已耳，若皇上真欲自强，则孔子所谓欲仁仁至，孟子所谓王犹手乎”（注：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上，第153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康有为不切实际也超过同时代人。戊戌政变后，有人批评康有为操之过切，导致失败，不无道理。
革命党美化革命，以为革命能解决一切问题，也含有很多空想成分。梁启超等认为国民程度不足，邹容章太炎则说，可以靠革命迅速提高国民程度。事实证明，经过辛亥革命之后，广大国民思想觉悟没有什么改善。辛亥革命造就中华民国，但社会依然照就，未能如革命者所愿。同样因为历史条件不具备，资产阶级革命党在革命后很快又失去了政权。有人批评孙中山“理想太高”，并不过分。
第三，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都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没有足够重视。
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等对发展近代经济有所建白，但都比较空泛，反不如张之洞等洋务派的方案切实可行。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比较全面地对发展近代经济、文教提出自己的看法，具有很好的可行性，可看作20世纪初清政府的蓝图。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对怎样保护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不大感兴趣，却鼓吹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要把民族革命、民权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相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想方设法为中国民族资本发展建言。孙中山等和康有为等一样，都有忽视发展中国社会近代经济的倾向。
社会改革要与民众程度提高相适应。相比较而言，康有为不如严复重视民德、民力、民智的提高，孙中山等不如粱启超重视改造国民性。梁启超的《新民说》对于中国国民性改造有重大的价值，对新文化运动起了重要的先导作用，而孙中山等革命派思想家在这一方面，未做出多少贡献。
总之，晚清政治思想超前发展是历史的事实，也是特定条件下的历史产物，产生作用是多方面的，其在思想解放方面的作用功不可没，用以指导变革实际，只能造成早产儿或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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