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增长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般地说，经济增长是经济学家的研究对象，政治改革则属于政治学家的研究范围，谨守学科分界的专家学者不轻易踏入边缘地带和交叉课题，这就给种种无根之说与诡辩留下了空间。本文讨论中国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的关系，笔者自知才疏力薄，不可能谈得很深入、周全，旨在抛砖引玉，引起行家进一步的探讨。
逻辑分析
开宗明义，本文所说的经济增长是指健康、稳定、长期的经济增长，不是指“吃老本、欠新帐”、浪费资源、破坏生态、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本文所说的中国政治改革是指民主化改革。根据达伦多夫的说法，这种体制有四个基本的条件：必须在机会均等的基础上实现公民的（个人的、政治的、社会的）基本权利；社会冲突应当被认可为积极的、创造性的，解决冲突时应有理性控制；社会利益的多样性必须通过领导群体（精英）的竞争表现出来；在追求私人利益的同时，作为共同利益的“公众道德”必须发挥其作用。（注：参见沃尔夫冈·查普夫：《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1998年版，144-145页。）
首先质疑和批评两个流行的命题。
命题1：只要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中国政治改革自然会提上议事日程并顺利实现。
政治是经济的上层建筑，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得到中西学界的广泛认同。显然，在渔猎采集社会不可能建立国家，在农业社会也不会诞生自由民主制度。问题在于，所谓“一定程度”究竟是怎样的程度，有没有量化的指标？在清军开进山海关的时候，英国国会已经把政府的钱袋子攥在自己手里，当时英国的城市化水平是多少？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美国的言论自由便已受到他们的高度评价，当时美国民众的识字率又是多少？刘少奇在1954年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由于现在的各种具体条件，我国在选举中还必须依照法律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还必须规定城市和乡村选举代表名额的不同的人口比例，实行多级选举制，并且在基层选举中多数是采用举手表决的方法。我国的选举制度是要逐步地加以改进的，并在条件具备以后就要实行完全的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投票的制度。”（注：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1954年9月16日《人民日报》。）时间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国民经济也翻了几番，我们是否满足了“各种具体条件”呢？
质言之，民主并不是一种装置或者技术专利，只要花钱就可以全套引进。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制度演化进程。政治传统是在实践中逐渐养成的。发达国家建立比较成熟的民主制度经过了几百年的努力，现在还在继续改进完善；中国具有后发优势，或许会缩短这一进程，但绝不可能一蹴而就。
命题2：只有实行民主化改革，中国经济增长势头才能够保持下去。
从长时段来说，政治对于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反作用，这一论点肯定是可以成立的。但是从短时段来说，上述的命题就不一定能够成立。几年、十几年乃至几十年，都可以算作短时段。从远处说，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瑞典和德国对于政治体制的选择不同，但是它们都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工业化。从近处说，八十年代以前的东亚“四小龙”，从最不自由的军人独裁统治的韩国到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香港，但这并没有影响它们在经济上的崛起与腾飞。政治改革在短时段上并不一定是经济增长的直接诱因。
在泰国，多年来形成了一种经济方面的高速发展与政治方面的低度发展同时并存的奇特局面。1932年至1992年，泰国共发生了19次政变，13次成功。从1932年到现在，泰国有80%的时间处在军人的统治之下。最近的军事政变发生在1991年，并导致了大规模的冲突。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泰国的经济仍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并且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1951年到1961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7.4%；1960年－1970年，泰国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8.4%；1970-1982年为7.1%。有学者从泰国模式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说经济发展意味着给大部分人提供了致富的机会，从而很容易获得人们的拥护，而政治发展则不仅意味着权力模式的重新构建并使得一些人有可能丧失自己拥有的特权，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价值的转变，换言之，政治发展意味着整个民族的整体现代化，也意味着人的观念的彻底现代化。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真正的政治发展比经济发展更为艰巨、更为困难，一个民族必须付出比经济发展更为艰苦的长期的努力，才可能在政治现代化方面取得相应的进展。”（注：陈晓律等：《高速增长中的低度政治发展——泰国模式分析》，《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显而易见，如果以政治改革作为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事实上都很难说得通。
上述两个命题都有某种决定论的色彩，丹尼尔·贝尔反对各种形式的决定论和社会统一观，他认为现代社会不是统一的而是分裂的，由三个特殊领域——经济—技术体系、政治与文化——组成，它们之间不存在简单的决定性关系，并不相互一致，变化节奏亦不相同。三个领域由不同的、甚至相反方向的轴心原则加以调节，各有自己的独特模式，并依此形成大相径庭的行为方式。经济—技术体系的轴心原则是功能理性，而它的调节方式是节俭，从本质上说，节俭就是效率，即以最小的成本换回最大的收益。政治的轴心原则是合法性，在民主政体中它表现为被统治者授权于政府进行管理的原则，这种合法统治的暗含条件是关于平等的思想，即认为所有人在政治上都有发言权。政治的轴心结构是代表选举制或参与制，由几个政党或社会团体反映不同方面的特殊利益；政治体系的管理方式带有技术官僚倾向，且将日益明显，然而，政治决策主要还是依靠利益代表的谈判协商或法律仲裁，而不是技术官僚的理性判断。卡西尔意义上的文化指的是象征形式的领域，现代文化的特性就是极其自由地搜捡世界文化仓库，贪婪吞食任何一种抓到手的艺术形式，这种自由来自它的轴心原则，就是要不断表现并再造“自我”，以达到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不同领域间的冲突决定了社会的各种矛盾，它们存在于官僚等级制的社会结构与要求平等参与的政治体系之间，存在于依据角色和专业分工建立的社会结构与迫切希望提高自我和实现个人“完美”的文化之间。（注：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41-42、56-59页。）
这里要强调，贝尔所谓“领域的断裂”是“现代社会”的特性，不是所有社会的共性。现代社会得以成立的三大要件是现代市场经济、自由民主政治与多元文化。“现代市场经济有两个特点：第一，虽然现货交易和人格化交易仍然在相当的范围内进行，‘非人格化交易’成为重要的交易方式，这就需要第三方公平地执行合同；第二，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变成了‘保持距离型’。”（注：钱颖一：《市场与法治》、《站在市场化改革前沿——吴敬琏教授从事经济研究50周年研讨会论文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对于政教合一的社会来说，政治与（宗教为代表的）文化之间并没有什么“断裂”，对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总体性社会来说，政治与经济之间也不存在什么“距离”。也就是说，前现代社会和转型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比现代社会更为密切。因此，针对中国现在的国情，我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认同下面的两个命题。
命题3：经济衰退或者经济危机，通常会诱发政治变革。
由于人普遍存在惰性，认为经济增长十分顺利的情况下人们会欣然进行政治变革，于情不合，于史无据。根据历史学家研究，改革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财政危机所导致，民众揭竿而起则通常是天灾或政府过多征用劳役造成大饥荒、大流亡的结果。能够主导改革的时候不想改革，想要改革的时候又控制不了局面，因此成功或不成功的政治革命比政治改革在历史上更为常见。在经济增长的时候，政治保守主义的鼓吹者可以大行其道，一旦经济陷入停滞或者爆发危机，他们的理论对于执政者将不会有任何帮助，只能眼睁睁地等待革命的降临。
命题4：政治腐败长期蔓延，愈演愈烈，最终会导致经济增长的放慢、停滞乃至衰退。
对于上述命题的推演可以借助于经济分析和阶级分析。权钱交易，国有资产流失，权贵资本主义和暴富阶层的形成必然导致社会急剧的两极分化。从衡量社会公平的指标基尼系数来说，目前发达国家普遍低于发展中国家，即前者比后者社会财富与收入的分配更公平。相对的均富是大众消费社会形成的必要条件。几亿中国贫困人口至今与洗衣机、彩电、电冰箱这些大众消费无缘，导致需求萎缩，生产能力过剩；而暴富阶层的需求已经跨越了私有住宅、国产小轿车、国内旅游的阶段，成为舶来奢侈品与国外旅行的常客，因此对于扩大内需也没有多少帮助。由于财产来源不具有合法性，一些暴富阶层不敢把它们用于正常的社会投资，而是通过各种方式转移到国外去“漂白”。现在每年偷逃境外的“黑钱”高达几百亿美元，接近于每年海外对大陆直接投资的总额。从阶级分析的层面说，严重的不公正和不平等会激发强烈的社会不满，强化阶级意识与阶级对立，如果没有一种发泄与转移的社会机制，最终会导致社会分裂。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将会成为牺牲品。
我们经过初步的逻辑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发展目标，它们之间不存在决定性关系，但存在一定的关联与相互影响。政治举措与经济政策彼此促进，相得益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二者之间相互干扰，政治腐化与经济失策恶性循环，却是司空见惯的现象。要使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都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就要细致地研究它们的关系，按照它们各自的特性与轴心原则把握好改革的节奏。
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因与政治稳定
基于上一节的分析，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因，还是要从劳动、资本、技术、市场等经济因素上分析；而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不论是从历史还是现状来看，却是经济以外的其他因素。也就是说，政治等非经济因素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各种经济因素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
劳动因素主要是指劳动力总量和劳动生产率。对于德国、俄罗斯以及日本这样的国家，扭转劳动力总量下降的趋势已经成为保持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而对于中国来说，现实国情是劳动力大量过剩，禁锢在农村土地上的劳动投入边际产出已经为零，因此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是劳动生产率。
以往，中国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工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现在，则应当把注意力转向社会综合劳动生产率，理由可以通过下面的简单模型来说明。假定基数年有9亿农民，人均产值4000元；3亿市民，人均产值20000元；总产值9.6万亿元。再假定第二年社会总人口不变，经济增长有甲乙两种可能的方案：甲方案农民人均产值年增长2%，市民人均产值年增长10%，城市化水平没有变化；总产值是10.272万亿元，社会综合劳动生产率年增长7%。乙方案假定城市化水平增长2%（注意：不是城市化水平增加2个百分点，而是城市人口从占总人口25%增加到25.5%，即增加0.5个百分点；韩国1960-1981年间的城市化水平从20%提高到56%，年均增长2.9%，中国城市化水平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年均增长2%应是可以达到的），农民人均产值年增长仍为2%（实际上应高于2%，因为农村人口减少有利于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市民人均产值增长9%（比甲方案降低1个百分点，因为新市民的劳动生产率起初会低于老市民）；总产值是10.318万亿元，社会综合劳动生产率年增长7.48%。然后考虑一个更加简化但更有启发性的模型。假定城乡的人均产值都没有增长，只是城市化水平提高了0.5个百分点，那么在与上述模型相同的基数条件下总产值和全社会综合劳动生产率仍然有1%的增长。以上两个模型都表明，对于现阶段的中国来说，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全社会综合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比单纯工业或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更为重要。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在七八十年代便已达到顶峰，现在工农业劳动生产率已经拉平或者反转，并开始了所谓的“逆城市化”进程，它们当然无法再从城市化中获得经济增长的动力。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城市化也已经接近于完成，这是近年东亚经济初现疲态的重要内因。常有人提醒说，改革开放时代的经济增长是以毛泽东时代的遗产为基础的。但是他们忽视了毛泽东时代比世界标准模型低一半的城市化水平，从而为1978年以后的长期快速增长预留了较大的空间。当然，这是以1957年至1978年间中国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水平长期停滞乃至下降为代价的。
其次考虑资本因素，它也包括总量与生产率两个方面。
80年代以来，中国领导人把一度高达年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几的对外援助降了下来，并一跃成为引入外资和外援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现在，境外直接投资的来源正逐步从港澳台资本转向发达国家的大跨国公司，这标志着中国在对外引资和扩大社会资本总量方面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90年代以来，中国国内资本的性质与品质正在发生意义深远的变化。众所周知，国有经济吸收了2/3的社会资本增加额，却只能创造1/3的新增产值。国有资本比重下降的趋势，将会显著增加国内资本的生产率，给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持久的活力。
在世界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劳动与资本所导致的增长在总的经济增长率中所占份额已经下降，技术创新（包括社会技术创新即体制创新）已是发达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增长要素。技术进步因素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日益突出起来。技术进步有两种实现方式：(1)自己投资进行研究和开发：(2)向其它国家学习、模仿，或者说花钱购买先进技术以实现本国的技术进步。技术开发研究的特点是成功率很低，一般而言，95%的科研投资没有取得任何成果，而在取得成果的技术中也仅有一小部分具有商业价值，因此发明技术的成本通常很高。在20世纪，世界上有所谓几个奇迹，日本经济发展的奇迹，亚洲经济发展的奇迹，这些奇迹背后最主要的秘密是靠成本低、时间短的模仿或购买的方式实现技术进步。日本经济发展快是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直维持到80年代中期。“亚洲四小龙”是50年代末，一直到90年代它还维持，也是40年的快速增长。由于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比当年日本与欧美国家的差距更大，假如说日本维持了40年高速增长，那么中国至少可以维持50年。也就是说，经过1979年以来2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从现在开始，中国还会有30年可以维持每年经济8%或者更多一点的增长速度。（注：林毅夫：《展望千年的中国经济》，人民日报BBS论坛之“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林毅夫：《当前我国经济的主要问题及未来发展的展望》，“思想的境界”网站。）
如果说中国对引进技术的吸收消化能力不如日本和韩国，因而一再重复引进国外同类的成套设备，那么其根源在于教育的落后，导致人员素质的低下。（注：王子雍：《教育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制约》，《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3期。）根据1992年的数据，15-64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美国为18.04年，日本为14.87年；而中国只有5.42年。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与发达国家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差距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但是从“后发优势”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落后的现状正好为今后一个时期内的加速增长准备了较大的追赶空间，如果从改革教育体制、增加教育投资入手，将会取得事半功倍的经济增长效果。“后发优势”归根结底是一个知识问题，发明知识与学习知识的成本不可同日而言。后来者只要知道追赶什么、怎样追赶，中途不迷失方向，速度总会比披荆斩棘的开拓者要快。
在经历了几十年供给严重匮乏的年代后，中国人现在开始体会到需求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事实上，中国经济增长对于国外市场的依赖大大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在改革开放的20年，中国对外贸易增加了十几倍，对外贸易占国民经济总值，到90年代末，大约占GDP的35%左右，在全世界的大国当中，这一比例是最高的。按照美方的估计，如果包括经香港转口，中国大陆对美国的净出口（贸易顺差）不久就会达到1000亿美元，而2000年大陆的GDP才刚刚超过10000亿美元，大陆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逆差（如对台贸易逆差100多亿美元），完全是靠对美贸易顺差来弥补的，由此可见美国市场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劳动就业和对外贸易是多么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对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来说，国外资源的进口已经是不可或缺的。中国每年的石油进口很快就会超过1亿吨，不出10年，进口原油的数量将会超过国产原油。如果不能保障石油供应，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将会大打折扣。九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十五”计划纲要对于草案最要紧的一条修改是：用“稳定粮食生产能力”取代“稳步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也就是说，宁肯以增加进口来填补可能出现的粮食供应缺口，也不愿牺牲农业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用边际效益递减的追加劳动和资本在有限耕地上提高现有的粮食生产能力。邓小平和陈云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是，否定了60年代毛泽东提出的“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打仗出发，把加强国防放在第一位”以及周恩来按照毛的意见提出的“保备战，保援外，保三线，保重点”的经济工作方针，坚持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战略：扬长避短，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大进大出，放手利用外国的资源、资本、技术和市场。
回顾一个世纪的历史，妨碍中国经济增长的非经济因素主要有两个：大规模的战争与计划经济下的重大决策失误。
尤其是在1937年至1978年期间，上述两个因素先后肆虐，对于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八年抗战切断了国内的主要交通线，割裂了自然形成的全国与区域市场体系，破坏了多数沿海大中城市的工业与商业，还造成了3500万人员损失。此后的解放战争在破坏交通和隔断城乡经济交流方面更加彻底，在抗日战争期间基本保持完好甚至有较大发展的东北经济则受到反复蹂躏，产量空前下降，如钢产量就减少了9/10。
50年代前期中国经济恢复与增长的形势相当不错，但好景不长，以50年代中期毛泽东把注意力转向经济建设、“第一书记挂帅”为开端，中国经济发展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长官意志的干扰，偏离了现代化的正确航向。“大跃进”导致资源浪费、生态破坏、生产下跌、普遍饥荒，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八年抗战。在60年代中期确立“国防第一”方针时，毛泽东改变了“吃穿用、基础工业、国防”的原定次序，一再讲：“次序反过来是对的。农业投资我看还要减。”农业“投资不要那么多，要靠大寨精神。”（注：雷厉：《余秋里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编制》，《中共党史资料》，总第73辑，88页。）李先念承认“大跃进……国民收入损失了一千二百亿元”；（注：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290页。）而贯彻“国防第一”、“四保”方针，建设大小“三线”，“一个省搞一个”小钢铁厂，每个省都建立相对完整的经济体系，损失超过几千亿元，大大推迟了解决城乡人民“吃穿用”问题的时间。“文化大革命”更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历史经验证明，政治稳定确实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但是什么才是真正的政治稳定呢？是争取世界持久和平与经济全球化的平稳发展，使国内经济建设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是保持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避免决策失误给经济发展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上面已经说过，泰国内阁更迭频繁，却没有影响到骄人的经济增长。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和意大利、日本等国的内阁更迭与政党轮替更为频繁，首相总理上台下台好像家常便饭，有时甚至连续解散议会、举行新大选，也没有影响它们创造经济奇迹。在五六十年代，法、意、日等国的大规模罢工层出不穷，然而恰恰是在这个时期，上述国家的经济增长达到了历史最高点。由此可见，政治稳定的关键是保持法律政策的连续性和有效性。
稳定的政府必须是实行宪政法治的政府。如果存在一部稳定的、具有崇高权威的，轻易不能更改的、对政府权力加以约束的宪法，而政府在事实上又能够遵守对它的限制，就可以被称为是宪政的国家。宪政观念一旦成为社会普遍公认的习惯，就成为自动的社会稳定机制，从而减少政治调节过程的能量损耗，保证政府经常在正常的条件下工作。如果说宪政强调政府执政方向的稳定和与选民意志的一致性，法治则强调政府的行为方式必须遵守一套既定的规范与程序。当群众意愿的表达根本不能影响国家的政策时，政府所得到的信息往往不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而只是个人意志的回声。
最高领导人或者领导集团的老面孔与思想一贯并不是政治稳定的标志。真正的政治稳定意味着稳固的政府合法性基础，法律政策的连续性，精干稳定的政府公务员队伍，以及行政指挥系统的有效与稳定（行政首长对政务官实行组阁制，防止正副职之间相互摩擦与拆台）。不能否定，现在确实存在着严重威胁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政治不稳定因素。
顽固保守既定政治格局或者激烈呼唤政治革命，都会损害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积极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是对政治不稳定因素釜底抽薪的唯一正确的途径。二战后的历史证明，民主国家之间不存在战争的可能性。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自由、人权是公正、平等的基础。政府只有获得无可置疑的合法性，才能充当好市场经济的裁判员，并通过公共财政实行收入的再分配。总之，只有通过政治改革才能赢得长久的政治稳定，从而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可靠的政治保障。
俄罗斯经济衰退的启示与政治腐败
政治改革既不是经济增长的直接诱因，同理，它也不会是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反对政治改革的人通常这样论证俄罗斯民主化改革与经济衰退的关系：经济衰退是由休克疗法所导致，休克疗法则是政治民主化的产物，因此，民主化改革是经济衰退的原因。这一论证分为两个步骤，其中每一个步骤都是可以质疑的。
休克疗法是指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套激进战略，主要包括稳定化（以紧缩反通胀并建立宏观均衡）、自由化（放开物价）、私有化（明晰产权）。（注：参见金雁等：《从右派的“保守疗法”到左派的“休克补课”——论匈牙利转轨（之一）》，“世纪中国”网站。）认为民主化改革是休克疗法的充分必要条件，根本就不能成立。首先，不搞民主化，同样可以搞休克疗法。智利是实行经济稳定化改革的一个典范，但是主持这一改革的却是皮诺切特军政府。其次，实行民主化，并不意味一定会采纳休克疗法。同样是民主国家，可以选择不同的经济政策，例如欧洲大陆国家多实行社会市场经济，而美国则坚持自由市场经济。苏联东欧等经济转轨国家大多采纳了休克疗法的建议，这只是反映了人们在一定历史阶段的认识水平，与民主化的本质无关。西方国家一度风靡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积累了新的历史经验后，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又开始走红。如果休克疗法确实造成了种种不良后果，中国完全可以拒绝休克疗法，没有理由重蹈覆辙。把休克疗法与民主化改革拴在一起，从逻辑上讲不通。
至于休克疗法与经济衰退的关系，现在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根据金雁、秦晖等的研究，与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相比，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搞得既不坚决也不彻底，但是它的经济衰退却比前者要严重得多。因此，俄罗斯经济困难的原因是休克疗法还是休克疗法不彻底，治疗半途而废，就不好说了。此外，还有像白俄罗斯这样的独联体国家，对于休克疗法抱有强烈的抵触，但其经济困境又超过了俄罗斯。总之，不管搞不搞休克疗法，搞的程度如何，苏联东欧各国全都出现过一段经济滑坡，就连有西德扶助的前东德也不例外。
反对政治改革的人也喜欢拿中国改革与俄罗斯（苏联）改革进行比较，但是科学家在进行实验时，必须安排对照实验，在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后，才能在某一因素与结果之间建立确定的因果关系。假定是在中国和越南之间进行比较，那么就比较有说服力，因为两国在各方面都比较接近，如果只是在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孰先孰后上有所区别，就可以视为一种对照实验；而中国与俄罗斯社会在改革前有许多显著的差别，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改革的路径选择，因此上述关于政治改革的结论只是一种泛泛之论。
改革前的俄罗斯是个一元社会：城乡居民都已成为单位社会的一员，既受到总体性社会对个人自由的种种约束，又享有单位人的社会保障与福利待遇。中国则至今仍是一个二元社会：小的一元是吃皇粮、享受财政补贴的单位社会，大的一元是由农业户口和一部分非农业户口构成的非单位社会。党政机关和国营企事业单位职工及其家属（简称单位人）是中国特色的中产阶层，是政权的社会基础。截止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改革可以说是一种外围体制改革，或者干脆说是（单位社会）体制外改革。此类改革之所以容易实行，因为它是一种“自费改革”。农村改革只须撤销一些禁令，给予农民一些选择的自由，不需要国家财政拿出钱来。原来的单位人如果想要到市场经济中闯荡，首先要辞去公职，自己承担改革的风险与代价。当经济改革深入到当代中国社会的核心——单位社会，要求单位人大批下岗时，自费改革就行不通了，改革的航船也就触到了暗礁。对于俄罗斯来说，根本不存在一个非单位社会的广阔外围，可以让你去“渐进改革”、“增量改革”，经济改革一上手就要触动单位人，就要进行大规模的利益再分配（譬如能源产业职工与制造产业职工之间、在职职工与退休人员之间），就要让国库为改革的成本付帐（至于如何把财政负担分摊给民众是下一步的问题，暂时回避的方法是对外举债）。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获得更加牢固的政治合法性，政府连最起码的价格自由化改革都无法贯彻。在六七十年代，东欧国家的好几次社会动荡与政权更迭都是源于不成功的价格改革尝试。
俄罗斯在经济持续衰退的情况下还能够维持全民社会保障，中国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却想要通过经济改革摆脱对仅占人口百分之十几的单位人的社会保障承诺，认真考虑一下其中的含义，就会知道嘲笑别人的艰苦努力和盲目地自满自傲是多么愚蠢。
笔者认为，除了计划经济体制内在的种种弊端，导致九十年代俄罗斯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还有以下几条：第一，经济分工与合作体系的破坏；第二，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的滞后；第三，分利集团在经济改革中的消极作用；第四，贸易条件的恶化。
从50年代中期开始，毛泽东就对苏式计划经济进行了修正，不再强调全国一盘棋，而是要求地方上各自建立相对完整的经济体系，由此种下重复建设和地方保护主义的祸根，但同时也使中国经济获得了较大的灵活性与抗冲击性。前苏联实行的则是集中程度非常高的中央计划经济，并且把经济分工与合作的范围延伸到经互会组织的所有国家。某一类产品由俄罗斯的几家专业化大型企业生产，供应整个经互会国家的需要，另外一些产品则专门由乌克兰或者捷克斯洛伐克或者东德的企业生产。这种国际分工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也有利于改善产品质量；但要求有较高的计划和协调能力，同时必须保障整个经济分工与合作体系的完整性与紧密联系。从苏联向独联体的转变，使得原来的国内贸易变成了对外贸易，平白增加了国际结算、汇率、海关等贸易障碍；华约和经互会组织解散后，东欧国家纷纷转向以西欧国家作为主要贸易伙伴，申请加入欧盟，参与欧洲经济一体化，割断和削弱了与俄罗斯的经济联系。原来的紧密型跨国和全联盟经济体系的解体对于俄罗斯经济的打击是非常惨重的，生产出来的东西突然没人要了，急需的专用设备或零配件要改用外汇来购买了，这当然会导致生产的停顿与产量的下降。据一些经济学家分析，1991-1995年间独联体各国的经济滑坡幅度中，约有50%以上是统一经济空间瓦解的后果。（注：苏文：《俄罗斯转轨启示录：评叶利钦时代》，《二十一世纪》，2000年2月号（总第57期）。）
前苏联为了与美国争霸，把国民经济变成了一个大兵工厂，据估算，与国防有关的产品与服务接近GDP的40%，这个比例高出中国几倍。苏美签订核裁军和常规武器裁军协议，进而阿富汗撤军、中苏和解、华约解散，苏军以及后来的俄军几乎完全停止了军事采购，而军工企业由军品转产民品的结构调整却非常缓慢。俄罗斯还没能分享到和平红利，却先饱尝了生产过剩、工人失业和企业倒闭的苦痛。
分利集团在前苏联时期便已形成，有的是行业性的，例如军工集团、能源集团；有的是地方性的，例如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的党组织就是一个以第一书记为首的分利集团，中央机关与地方领导人构成一个庞大的贪污网络，主要从棉花的生产、加工、贸易中大获其利。在权贵资本主义化过程中，原来隐蔽的分利集团摇身一变，转化为公开的寡头金融工业集团。著名学者麦德维杰夫指出：“无论在政权机关中，还是在俄罗斯的大亨中，目前占大多数的是那些80年代与党政机关、经济机关有密切关系的人。”俄罗斯的新闻媒体也直言不讳地讲，俄国的暴发户中，61%的人是靠将国有企业化为私有。而十分之九的私有企业老板，是过去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人。工厂被以很低的价格卖给了厂长，而“银行家”们的大多数银行都是靠政府资金建立起来的。在分利集团的强烈反对下，盖达尔政府所推行的“休克疗法”仅持续了半年，1992年7月，俄罗斯议会便推翻了政府的紧缩预算，大幅放松银根，靠大印钞票来弥补赤字、增加国企补贴，饮鸩止渴而使经济更加困难。价格自由化的目标是实现市场均衡价格，越南的一步到位价格改革就相当成功，有效遏止了通货膨胀。俄罗斯由于分利集团势力强大，能源与原材料产业都控制在垄断寡头手中，他们操纵价格的结果，使得恶性通货膨胀愈演愈烈。正如奥尔森所指出：分利集团使全社会采用新技术、新制度（即社会技术）延缓以及在生产情况变化时阻碍重新分配资源，从而降低了经济增长率。（注：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71页。）
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世界市场能源价格暴跌，使以石油天然气为主要出口商品的苏联与俄罗斯每年减少了几十亿到上百亿美元的外汇收入，这对于俄罗斯的经济衰退具有直接的重大影响。2000年世界石油价格强烈反弹，俄罗斯外汇收入激增，财政状况明显好转，出现了10年来首次大幅度的经济增长。除了贸易条件的变化是不可控的外部因素，上述几个导致俄罗斯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都与政治腐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里，对政治腐败应作广义的理解。它不限于掌控政治权力者的贪污受贿、玩弄女性等经济、生活方面的腐化堕落，更包括思想专制导致意识形态僵化，政治决策功能衰弱导致社会僵化等。
前苏联实行思想控制，使得原来生气勃勃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变成了凭借强权维持垄断地位的思想化石。僵化的意识形态完全丧失了思想上、政治上的敏锐性，对于暗中滋长的民族主义和宗教意识毫无警惕，更没有能力与之进行实质性对话和思想交锋。官方媒体与教科书上的说教与现实生活完全脱节，系统地培养和持续地强化着说假话和两面派的社会风气。各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领导人一日之间就变成了民族主义的旗手，足以说明僵化的意识形态是何等的虚伪与无能。美国朝野的“宪法爱国主义”共识使“民族熔炉”至今保持着同化与多元化的均衡与活力，苏联官方的意识形态一元化却导致了联盟的分崩离析与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的猛烈反弹。崇尚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正在高奏“全球化”的凯歌，高扬国际主义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却无法在一国之内维持统一市场。绝对不能低估思想腐败在人心瓦解、国家瓦解、经济体系瓦解上的作用。
从“缓和”初见成效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有一个“军转民”的经济结构调整问题。美国和苏联都存在艾森豪威尔所说的“军事一工业联合体”，但显然后者的分利集团更为强大。美国的军工企业绝大多数属于私营部门，在政府优惠政策引导和支持下，通过转产、裁员、合并、破产等不同方式，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军转民”的过渡。苏联与俄罗斯的国营军工企业原来是苏联工业的嫡长子，与军方一起对于政府决策具有最大的影响力，不到国家财政揭不开锅的时候，绝对不肯放弃把锅里的东西抢到自己碗里来。从比较政治社会学的意义来讲，一个专权的国家机器，并不必然是一个强韧的国家机器，一个受宪法制约的或有限的国家政权，并不必然是一个不能有所作为的跛脚政权。“硬政府”不等于“强组织”。强组织指的是组织的能量、适应力和效力。一个专权的政府并不等于一个有效的组织，一个能够很有效地执行自己法定正常职责和功能的政府，也可能是其它领域里相当“软”的一个政府。（注：参见丁学良：《转型社会的法与秩序：俄罗斯现象》，鹭江出版社，《清华社会学评论》，2000年第2期。）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国家机器是一个矛盾的实体：既强硬又无能，对持不同政见者非常强硬，在经济与社会管理的决策方面却毫无作为，随波逐流，听凭分利集团的摆布。所以人们把那个时期叫做停滞时期。
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政府也是一个相当“软”的政府。苏文指出：无论休克疗法还是保守疗法都不是万应灵药，但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关键在于任何方案都有其行为逻辑，其有效性取决于这种逻辑能否贯彻到底。无论激进还是渐进，都比一忽儿激进、一忽儿保守、朝令夕改、没有章法要好。由于分利集团的强大影响，在俄罗斯政府与议会的拉锯战中，任何疗法都不能贯彻到底，其疗效不佳也就不奇怪了。叶利钦在与议会的斗争中占据上风后，他在实现“新权威”式相对稳定统治的同时，也从一个“闯将”逐渐变成了守成的政客，其政策与行事的价值取向逐渐为既得利益取向所替代。在这一过程中，“新权威主义”下的转型经济为权贵资本主义提供了最好的土壤。正如亚夫林斯基所言：俄国建立的不是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而是“半犯罪特性的寡头统治，这种体制在原苏联时期就已基本形成。在苏共垮台后，它只不过改换了门庭，就像蛇蜕皮一样”。根据俄罗斯学者的看法：所谓金融工业寡头是“官僚国家资本主义”，“官员并不非法占有国营企业的资本，而是在国营部门内部非法利用所有这一切”。“金融官僚资本并非私有制，而是由私人管理的国家所有制。”这些资本由于国家的民主程度不够而被官僚控制并用以谋私。由此可见，形成寡头的必要条件并非私有化过份，而是民主不足。（注：参见《俄罗斯转轨启示录：评叶利钦时代》。）
在停滞时期的苏联与转型时期的俄罗斯，政治腐败导致权贵分利集团的兴起，权贵分利集团的强大进一步导致政府的无能与腐化，这种恶性循环给予人们深刻的教训与启示。胡鞍钢把中国现在的腐败分为四种类型：一是税收流失性腐败，二是地下经济性腐败，三是公共投资和公共支出性腐败，四是寻租性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每年在9875亿—12570亿元之间，占全国GDP总量的13.2%-16.8%。（注：胡鞍钢：《腐败损失有多大每年1万亿》，2001年3月22日《南方周末》。）腐败继续发展下去，就会酿成严重后果。
由于没有形成比较有规模的反对派组织和反对派运动，苏联解体前后的执政者同属原已存在的权贵集团，因此俄罗斯的转型与波兰、捷克等东欧国家的转型表现出明显不同的特点。按照丁学良的说法，“俄罗斯现象”包括“分封化”与“犯罪化”两种趋势。“分封化”主要是指把原来的国有财产通过不那么明确的非法、但也不怎么合法的灰色方式，暗暗地转让给那些最有权势的寡头们。这个财富的转手过程并不是通常理解的私有化或私营化。俄罗斯政府对庞大的国有企业要求由银行或银行主持的投资基金来接管。这些银行家和投资基金的主管们并没有很多资产，政府特许这些人成立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让他们通过发行债券、股票等等的方式，付出极少的一点钱，也就是象征性地付钱给政府，来“空手道”式地接管国有企业的资产。“分封化”的另一种表现形态就是政府把原材料的开采经营权和出口贸易权让给一些权势集团来垄断。他们把俄罗斯的自然资源换来的宝贵外汇存到国外不拿回来。像这种通过出口转移出去的国有资产，据比较保守的估计每年在250亿美元左右，从1991年到1999年至少已经有近2000亿美元流出境外，而同时期俄国吸引来的外国投资总数还不到这个大出血数字的1/10！（外流黑钱的总数比中国少，占GDP和外贸总额的比例却比中国高。）对俄国社会的犯罪化，观察家们的评价是：“在这个世界上，大概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俄国一样，有组织的犯罪和大型工商业相互渗透重叠到这种程度，以致于经常无法分清楚，犯罪行为到何处止，合法正当的生意从何处始。”俄国的国民经济整体有40%以上被控制在黑道手里，而在几个行业（比如银行界、房地产界和消费品市场）里，黑道更是不容争议的“龙头老大”。（注：参见《转型社会的法与秩序：俄罗斯现象》。）
吴敬琏近来一再强调，中国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既得利益者已成深化改革的阻力；要避免滑入法治不行、公权不彰、腐败蔓延的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如果延误国有企业改革的时机，就要犯历史性错误。（注：吴敬琏：《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思想的境界”网站；《经济走势出现转机，如何发展大好形势》，“中经评论”网站。）
在80年代末，曾有过“精英与痞子赛跑”的比喻。所谓精英，是指致力于建设市场法治经济和宪政民主政治的改革家；所谓痞子，是指在“坏的市场经济”中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专门利用社会无序和人性弱点来巧取豪夺的政治流氓。到了21世纪初，国人不得不面对更为严峻的国际国内环境，如果不能紧紧扣住“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失时机地进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全球性摩擦与制度性腐败将会愈演愈烈，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的局面将会经受严峻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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