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城堡的构建与冲决——论王安忆小说的孤独主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孤独论文,城堡论文,王安忆论文,主题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王安忆，有两种迥异的基本评价：其一，她是一个赶潮流的作家；其二，她是一个个性卓荦、执着坚定的作家。对此，孰是孰非的判断无疑失之简单化了。王安忆实际上极善于在潮流中出以绝招、于“时髦”中执着个性。她的每类题材都并非独家经营，却每每能风格独标、独树一帜。
作为人类基本处境之一的“孤独”，从来就不乏探讨者、追问者。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小说世界中，孤独几乎成为一种主题景观。残雪、北村、张承志、苏童，一个个名家高手笔端铺展的尽是寂寞意绪、孤独情怀。孤寂在他们那里，或作为生存力量之明证，或凝聚作家对生命状态的沉思，或铺设皈依之必由路径。王安忆却是对之进行持续真诚关注和全程深度表达的极少数作家之一。她的孤独，是她对普遍生态的感悟、发现与描述，其中饱含着理解与悲悯，由此，它比先锋派充满形上意味的孤独更平易、更实体化，在对隔离处境的表达中奇异地实现了与民间的无限切近与融合。在许多作家那里，剥离出个体生存的孤独与荒谬便是目标所在，类似于加缪和萨特，以无奈的西绪弗斯神话及“人是一堆无用的热情”（注：转引自何怀宏《生命的沉思》第121页，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的痛语归于深刻的虚无；王安忆则从某种意义上效仿了真诚的帕斯卡尔，“一边哭泣一边追求”（注：转引自何怀宏《生命的沉思》第143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 竭尽己力，为孤独探由，为人类问路。
一、人与人的隔绝
王安忆对人际隔绝状态、个体孤独处境深有体悟，并依循自己的思想轨迹进行了逐渐深入的描述和自由的言说。
在其早期小说中，“隔绝”已成为价值主题之外的又一重要主题。《朋友》传达出幼小心灵朦胧的孤独之痛；《军军民民》和《车往黄藏峪》把多个群体置于同一角落，由其磨擦生隙并逐渐产生相互协调、改善处境的欲望。这一阶段，作家对人际的沟通尚满怀信心。此状况到《墙基》、《窗外搭起脚手架》中已根本改观。墙基是一个象征物，十分明晰地凸现了隔绝主旨。499弄和501弄的人们因文化教养、身份地位相差悬殊而难以认同，历史机缘使得理解首先在阿年和独醒两个孩子之间达成，心灵间的冰河融化，墙亦于无形中拆除，这场沟通继而波及两弄居民，傲慢与偏见被友好、平等替代，隔膜和仇恨为了解和尊重置换。十年浩劫过后，畅流的心河却再度封冻，墙基“还在，横着，高出地面一、二厘米，固执地沉默着”（注：《墙基》，见《王安忆中短篇小说集》第88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版。）。似乎融和只是局部的、暂时的，而诸种社会因素构成的分野则是坚固的、永久的。《窗外搭起脚手架》中边微与林师傅也因此徒然互慕却只能望“河”兴叹。这类小说中令人心寒的情景传达出王安忆对人际隔膜的初步思考，沟通的渴望与孤独之坚固交织出一种可悲的牢狱性生存状态。
80年代中期起，王安忆开始多方位、多层次地深入描摹生存世相中的种种误解和艰难的心灵沟通。隔离在人际竖起坚厚壁垒，使各人唯有退守负荷重重的心灵领地。名噪一时的《小鲍庄》中，作者把当地的生存境遇与某些文化原始神话相融合，流露出深究生命根源的意向。但小鲍庄与其说是文化寻根的基地，毋宁谓其为人心隔绝的舞台。小说表达的是人的自然之性的非自然化过程，这是一个基于曲解与误会的大悖论。王安忆认为捞渣乃最后一位仁义之子、一个为众人赎罪的圣者，捞渣之死则标示“仁义”的彻底崩溃。所谓“仁义”即从社会角度对自我实行克制和压抑的规范和要求。捞渣克制一己欲望无私奉献，目标指向村民的幸福，但仁义与贫穷联姻却产生出始料未及的后果：它消解着人们的热情与智慧，摧折和扼杀着人们的意志。它使小鲍庄唯一“充满期待”、试图实现自我的“文疯子”鲍仁文众叛亲离、孤立无援。仁义违背初衷演化为一股封闭、停滞的惰性力量，牵制着小鲍庄前进的脚步；而捞渣之死（仁义之崩溃）则满足了仁义之乡的世俗欲望，乡民各得其所、皆大欢喜；甚至自然之子复归自然的结局也为世俗功利和重重误解所粉碎：人们将仁义之坟迁至村中，修建墓碑以供瞻仰，结果坚硬冰冷的混凝土隔断了自然之子与自然沟通的息息血脉，喧嚣的队鼓人潮打破了自然固有的沉寂。这里的一切都带有黑色幽默的荒诞和悲凉。我甚至于此发现了米兰·昆德拉的惯用主题：错位，这里的一切都是错着来、反着来、扭曲着来的，是歪打正着。同期创作的《蜀道难》叙写一场中途夭折的殉情。“殉情”在汉语语境中包含了两情相悦、心心相印、投契至深等意味，但这对共赴死地的情人却从年龄、经历到生活悟解、感应兴奋点无一合拍，“他们就好像在两个空间里活动，只是共时态才使他们有了表面的联系”（注：《纪实与虚构》，见《父系和母系的神话》第337、338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王安忆当时醉心于构画男女和谐的对位图，从小说中确可拆解出多幅类似舞蹈图示的画面，然而画面概括的内涵却是：“我们和谐地处于一个世界上，各自鼎立一角，保持了世界的平衡，而我们却处于永远无法融合的两端。”（注：《纪实与虚构》，见《父系和母系的神话》第337、338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小鲍庄》、《蜀道难》中这种毫无前景可言的隔绝与孤独，到《流水三十章》、《歌星日本来》、《妙妙》、《神圣祭坛》等作品中，得到更为简捷明确也更惊心动魄的展示。山口琼、阿兴（《歌星》）、妙妙（《妙妙》）、张达玲（《流水》）、项五一（《神圣祭坛》）等人物都属“孤独英雄”，其中项五一以其思想的睿智、与现时空的贴近以及个性的高度坚韧而卓具代表性。项不但拥有超凡的智慧与洞察力，而且在艺术日渐娱乐化、快餐化的背景与场景中，他具有高度的内心坚定性和自由感，遗世独立般地在心灵深处筑起一座神圣祭坛，供奉着圣洁理想。恰是这两者使他深陷孤独：与家中常客无望沟通，与本应情手相牵的妻子，互相无法读懂、互感虚妄无比。战卡佳的出现有如烛光照亮了项五一幽暗的孤寂隧道，似乎预示着一种转机。这个智慧女性具备与诗人对话的能力及时机，他们曾为其邂逅激动万分、浮想联翩，他们是真正的知音，互相期待了数十年，在希望与绝望的临界点上走上了知遇之路。但项对其隐秘心史的坚强缄默，最终将人间可能的交流逼进了死胡同。唯其沟通惊险地毁于最后关头，唯其孤独几失而复归，这种孤独尤令人心惊和绝望。这最后的孤独虽经项五一努力争取，隐含着主人公的自豪与欣悦，不乏悲壮感与崇高性，但终究无法变更孤独之性质及其昭示给人们的寂寞情怀。
从孩子心中朦胧的孤独微光到阿兴、项五一自由、神圣的英雄孤独，作家始终紧随主人公们泅渡于孤独之痛。她或冷峻剖解生存层面的世俗心理，或饱含温情注视备受孤独蹂躏的纯净心灵，或以图示方式简捷表达其生活之悟，或以尖锐笔锋直逼矫饰重重的精神内核。于此，王安忆以一腔赤诚，从一个侧面完成了对孤独的现象描述。
二、人与城的对峙
这里的“城”并非专指城市。相对于脆弱、单薄、渺小的个人而言，城市是一座城堡；乡村是一座城堡；一种具有某种坚强性质的群体意识是一座城堡；甚至对面相逢，人心之间却是关山万重，俨然两个对垒的城堡。人，与城对峙着，试图突入城墙。
首先，在王安忆笔下，城市是一座堡垒。与乡村相比，城市标志了一种较高级的文明阶段，它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现代化程度的象征。城市沉淀了深厚的文化，吸附着密集的人口，相应地表现出多层面的功能，在此意义上，城市同时意味着一种生存方式。城市正是以这种相对先进、文明的生存方式反过来吸引众多目光的歆羡和勇者的奔赴。然而面对怀揣热情奔赴城市的人群，城市并未敞开胸怀迎候，相反，它矜持甚至冷酷地拒纳纷至沓来的各种朝圣者、淘金者、庸碌者。
《冷土》、《大刘庄》、《妙妙》、《好婆与李同志》等塑造了一系列向往城市并将此向往付诸实施的人物。刘以萍（《冷土》）借助历史一臂之力幸运地跻身城市，但只接近了城市的物质外围，距离城市生活的精髓甚远。而物质层面上的维系摇摇欲坠，缺乏安全感，她于是试图加固与城市的联系，以将自己牢牢吸附于城市之上。她认定那有力维系就是婚姻，即她需要一个男性他者的确认来强化其融入城市之感。而几经周折后邂逅的小谷浅薄、自私、缺乏力度、没有责任感，因此刘以萍一度获得的优越感与融入感，实际上基于一个误会。这个标志性的男性他者一直未能出现，她的乡村自卑情结也无法释解，自我确认无法最终完成，而随着婚礼的举行，她返归故里的可能性亦已失去。在城乡的夹缝中，刘以萍孑然一身成为一个尴尬的畸零人。此外，百岁子、妙妙、李同志、小妹阿姨等人物，或屡经挫折而无望入城，或寄居半生而未被城市真正认同，都难免被市民文化放逐的命运。在这一点上，《悲恸之地》作了一个惊心动魄而又意味深长的曝示。取材于真实报导的该小说未曾敷演主人公历经艰辛攻城，同时也是积极渐进地积累城市经验、锻炼心理承受能力的过程。主人公山东汉子刘德生懵懂中被抛入光怪陆离的现代都会上海，其精神在都市氛围的强劲挤压下迅速萎顿、崩溃。刘德生来自乡野的自然习性与城市的机械系统格格不入；城市空间的诸多组合同样敏感于此并即刻协作运行、合谋驱逐异己：城市的丰富商品摧毁了主人公的自信，城市的拥塞建筑构成了心意叵测的迷宫，城市的汹涌人流反衬出主人公的渺小和飘泊无依，城市人群的冷漠、戒备使主人公陷入深刻的自卑和自我怀疑。经过一阵惊慌失措的绝望反抗，主人公最终坠楼自尽。在此，王安忆代表乡村个体为城市定性：它是挫折之地、迷失之地、悲恸之地。这篇小说当然只是一种颇富寓言意味的极端性描述，但就作家的隔膜与孤独主题而言，它是一种令人颤栗的深刻表达。
城市与乡村作为两个对等、对立的领域和两种相抗衡的文化形态，一再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主题。王安忆写过大量的城市作品，既津津乐道于其所属的城市富裕阶层生活的闲适、自在，又在行文中笔锋犀利、语含讥讽；王安忆也写过众多知青生活和乡村生活作品，在肯定乡村淳厚民风的同时，又严厉指斥其蒙昧与落后，并以披露生命与精神的毁灭揭示其历史痼疾、现代顽症。这一切充分表明，开阔的视野与深入的思考使王安忆获得了一种居高临下的俯瞰视角和上帝般的悲悯情怀，在其笔下，乡村成为与城市并峙的另一座堡垒。
首先，乡村以一种共时态的滞后性构筑了自身的坚牢屏障。乡村与城市同处于现在时态，在作家笔下，却俨然分属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大刘庄》、《小鲍庄》、《冷土》等作品中，经常性地出现类似《阿Q正传》中革命讯息传至未庄时的经典场景， 如：“满意子进城卖了一趟红芋，带回来一个消息：河那边，出叛党了。一伙子闺女小伙子，组织了一个什么‘民意党’，选了主席……座次全排满了，定了章程，就等着抢班夺权呢。这天正开着黑会，叫人全逮了，一网打尽，全押进了大狱。过几日就上公堂、进法场了。”（注：《大刘庄》见《海上繁华梦》第223页，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 ）在这段王安忆借鉴前人而创设的经典表述中，语词可以明显分为两个系列：排座次、公堂、法场；组织、主席、抢班夺权。前者是早已为现时社会淘汰的历史性表达，它在乡村现时语境中的活跃生命力使得充满时代气息的事件丧失了时间性意义；而纯属即时性语词的后一系列与水浒时代的历史表达混用，则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失衡效果，宣示着乡村对现代城市文明的生吞活剥的接近——实即隔膜。这类描述，不仅喻示了乡村的封闭、停滞与落后，而且写出了以城市为代表的外来文明对坚固的乡村堡垒无法渗透的尴尬、乡村拒绝接受改造的顽固的自足感以及城乡隔膜之深。
其次，个体面对乡村堡垒同样无法规避被改造、被驱逐甚至被吞噬的命运。人城对峙状态及人的最终失败加固了乡村堡垒。乡村作为自足封闭的有机系统，自有其整套的法则、道德、习俗和行为规范，行使与城市同样强大完备的组织管理功能。可以说，乡村同时意味着另一种生存方式，并由此取得了与城市并峙抗衡的资格。面对外来文明尤其是个体的城市使者（知青），它虽迫于上层压力不能一如城市那样骄矜地加以拒绝，但也毫不含糊地采取居高临下的姿态，实施为我所用的功利目的。立志“攻城”而屡战屡败的百岁子们实际上已被乡村社会的权威阶层打入另册，离弃故土的刘以萍更是被视为异己。叛逆土著们的遭遇犹如一面镜子，映现出外来者面临的险境。百岁子最终败逃回乡被误认作外乡人，大刘庄是以“好奇”“并且带有一点敌意”（注：《大刘庄》，见《海上繁华梦》第224页，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 ）的目光迎候他的，外来知青正是在这种目光与贫困境遇的交迫中开始了退却和逃亡，这种退却和逃亡就乡村立场而言实即驱逐。《岗上的世纪》中的知青李小琴与小杨则走了两条截然相反但同样含义深刻的逃亡之路。李最初试图对乡村权力进行反利用，使之协助其逃亡。这种反利用的实质是一种带有进攻性的反抗，但李抗争的代价却是头破血流、身败名裂。就小说前两部分行文来看，作家对乡村权力进行了犀利剖示，并对李小琴式的女性一洒同情之泪。杨则采取妥协姿态，以姓氏的便利请求续入杨姓家谱，取得大杨庄村民的特权，从而根本改变了个体与乡村对峙的局面，不动声色地将整个大杨庄拉到自己的支持者与庇佑者的席位上，继而顺利实现了逃亡。虽然小杨的被改造仅是一种假象、一种策略，但其成功逃亡恰恰基于这种假象和策略。
总之，无论面对城市还是乡村，个体总是渺小的、脆弱的，一个人与一座城堡，力量过于悬殊，沟通至多只能是局部的，完全彻底的融入是一种奢望，是一场永远无法企及的到达。
三、溯源与寻根：孤独之因与彼岸之路
淹没于孤独、体验孤独、悟解孤独，是极为普遍的生存场景，因此描述孤独、玩味孤独、甚至游戏孤独一时成为某种文学时尚，而追问孤独之原由和探寻解脱之途径的关键点，却常常被忽略或搁置了。王安忆则把握了这一在民间被普遍关注的话题，这既是其浪漫情怀与理想主义的真诚表达，同时也标志了其人生探索一定程度上的先导性和深度意义。
孤独是一种个体心理状态，社会历史原因固然存在，但个体内心才是真正根源。山口琼的孤独基于其偏重效果的实现自我之决心；阿兴的孤独源于其守望理想的坚定信念；捞渣的孤独在于凡夫俗子们不容忽视的世俗欲望……这就是答案：保存自我、实现自我、发展自我。作为一个有机系统，个体与同类交往旨在吸取能量、增强内力、发展自我。本能上的封闭与行为上的开放，原则的利己与策略的利他，这是生命在浩邈时空中安身立命、探问前途的两面相，于是，明确了“自我”概念就有了保存、实现与发展自我的需要。生存原则和本能将本应畅流无阻的人心之河果断地加以切割、分离，隔膜与孤独由此而生。
王安忆是描写市民生活的“一把好手”，城市隔膜又是她剖示孤独之因的一种特殊例案。《好姆妈、谢伯伯、小妹阿姨和妮妮》、《鸠雀一战》、《香港的情与爱》、《文革轶事》等当属此类佳作。在《好姆妈、谢伯伯、小妹阿姨和妮妮》与《鸠雀一战》中两度出演重要角色的小妹阿姨，其永不懈怠的临战心态无疑出于对切身利益的关注；好姆妈与谢伯伯这对恩爱夫妻后来愈演愈烈的冲突之根源亦在于谢伯伯自我保护意识的复苏与强化；而香港的男女欢情“总带有酒足饭饱的味道，是由衣食住行打底的”（注：《香港的情与爱》，见《伤心太平洋》第67页，华艺出版社199 5年版。）， 突出强调了香港爱情（包括逢佳与老魏的）的物质基础与利己原则。《文革轶事》则从历史尘埃中翻拣出一段旧事，更见作家成熟的思考与选择倾向。小说中多次描写到散布着孤独、惆怅空气的令人消沉的午后，为了逃避这种气氛，落魄“贵族”张思叶一家在亭子间开始了“派对”。在勾心斗角、相互戒备、相互试探的聚会上产生了一个基于误解的爱情假想：张思蕊暗恋姐夫赵志国。赵与张氏姐妹则因出身、教养的悬殊无从共鸣，与嫂嫂胡迪菁因了共同的生长环境及由此磨炼出来的凡俗智慧，于百无聊赖、无事生非的调情之余，厮磨出一些相濡以沫、相互救助的愿望。赵独闯张家的孤独感有所缓解，然而这点暧昧中的温情过于脆弱，经不起物欲的轻轻触碰。仅仅“为了一间房子”，残酷真相就暴露无遗，赵遭到胡的背叛和暗算，重陷更深的孤独。
看来，物质利益在人群尤其是城市人群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人欲壑难填，因而物质利益永远保持着主动权，在人群中导演着一场场闹剧，主持着一场场背叛。如果说孤独英雄们实现自我、发展自我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与积极意义，庸常之辈保存自我的本能虽失却了崇高感，也无可厚非，那么，对物欲和利己原则的过分妥协则蹈入了一条为人之末路，人的意义连同自我的意义将由此走向消亡。
和追问孤独之因一样，对解救之途的有意识探寻也贯穿于王安忆创作始终。王安忆早期小说的自传性主人公雯雯，或借助幻想和童话缓解孤独；或虚构恋爱打破隔离感，因恋爱“可因男女双方间情感上的交流及相互关怀而打破人与人之间的孤独与隔膜感”（注：转引自谢选骏《荒漠·甘泉》，山东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但随着年龄与阅历的增长，幻想和虚构已宣告失败，爱情也显露其脆弱真相：经不起物质利益的弹指一挥。视野的日渐开阔使王安忆将目光投向异己的文化传统，博爱精神由此被发掘出来作为沟通心灵的共同语言。这种转向寻找得益于80年代初期作家的美利坚之行。在那里她结识台湾作家陈映真，然后陈的精神就一直启示和照耀着她敏悟的心灵。写于1991年的《乌托邦诗篇》即抒写这种心灵的洗礼。“他”恪守宗教的博爱精神，身处小岛心怀世界，并把对世界的善良愿望遍施众生，如同耶稣那样。这种非世俗的神灵之爱沟通着世界上的善良心灵，“我”也为之深深吸引，从而肯定了“博爱”——一种足以抵制利己原则的崇高的浪漫精神。但1990年在《叔叔的故事》中，王安忆已经宣告了理想主义的幻灭，统治时代的是“彻底根除了浪漫的一代”。这种现实给作家取诸异域传统的彼岸之路蒙上了虚妄的色彩，博爱精神面对如此冷漠的厚壁障更多地只能提供一种对比和无力抗议。
王安忆集中精力大规模地探寻冲决孤独囹圄之途是在发现了“关系”这一概念之后。没有关系即孤独，没有关系却可以开拓关系、创造关系。“寻根”桂冠置于此处才适得其所。王安忆的“寻根”其实是建设关系的代名词，它寻的是生命之根、人生之根，热衷于置个体于各种质感的纵横网络，现实目标直指摆脱孤独，寻根的过程即减缓心灵苦痛的过程，而缺乏“文化寻根”的民族性的宏阔气度和幽深特质。
王安忆小说中早期的寻根活动，寻的是生命中那一支活跃着延伸至主体的血脉，是纷繁世相中成堆偶然性里坚强的那一系列必然。《大刘庄》已经十分明晰地透露出“根”的观念以及探究来历（实即纵向寻根）的热情；《小鲍庄》则以一组特写画面表现出来自生命血脉深处的神秘的感应际会。写于1985年的《我的来历》和《好姆妈、谢伯伯、小妹阿姨和妮妮》从来历不明的恐惧和困惑逆向道出了“根”的至关重要和不容缺失，其中前者正式举起了自觉寻根的旗帜，具有“起程”和“开端”的意味，后者虽是一篇优秀的市民生活小说，对城市中产阶级生活的描述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但其中最引人深思的却是小女孩妮妮。这个来自育婴堂的小孩天生不走正道，嗜偷成性。她既是对市民阶层生活理想的一种嘲弄，作为个体与主体，更体现了作家对生命之谜的严肃追问。小说一再提及妮妮被一个或两个人操纵着。由于操纵者的缺席，王安忆借孩子形象除设置了一个生命之谜外，还深刻表达了孩子的无根之痛。无根之痛即深刻的孤独之痛，寻根为冲决孤独囹圄提供了一种可能性通道。
孤独是王安忆小说中一种弥散性的情绪和氛围，时时处处包围和充填着作家创造的空间。人际隔绝、人城对峙，归根到底写的是孤独之痛。到了《神圣祭坛》、《锦绣谷之恋》、《六九届初中生》，尤其是《伤心太平洋》、《纪实与虚构》等作品中，孤独更已侵袭灵魂，抽空了人内在的抵抗机制，将陷人于灭顶之灾。此时的孤独，不再是空虚无聊的指代，它与生俱来、普遍存在且历久不衰，类似中国古典哲学中的“普遍压抑”，或者说，孤独即普遍压抑的一种形式。《伤心太平洋》中“爷爷”、“奶奶”的孤独尚可勉强归因于漂泊命运与岛屿性质，“我”的孤独就不可同日而语；《纪实与虚构》中小女孩“我”收割丰收的车前草的场景，作为反复出现的有意味的片断，传达出彻骨的荒凉感与孤独感。“我”的孤独具有普遍压抑的性质，它像空气一样四处充塞，反抗孤独也便成为普遍行为，但孤独仍乘隙而入，且锐不可挡，“相当折磨人”。
面对扑面而来的孤独之灾，人所可能作出的唯一努力，只能是“建设关系”，像蜘蛛一样努力结网，在网中确立自身位置并通过网络达成与同类的联系。拥抱、欲念、奇遇甚至“文化大革命”均提供着此类可能。“寻根”则是一个大综合，是一个行动萎顿的现代文化人颇富积极意味与主动性的“建设关系”的努力。
“寻根”经由《大刘庄》、《小鲍庄》、《好姆妈、谢伯伯、小妹阿姨和妮妮》等篇章，至《父系与母系的神话》中，已充实和强调了新的内容与意义，由原先偏重纵向血脉的追寻转换成纵、横两个方向关系的组建，它包括时、空两种位置的确定，既关注存在体的所来径，又倾心存在体与周围的联系。《纪实与虚构》就是这样的典型文本。
《纪实与虚构》明显包含两套操作系统，一套展示与作家经验贴近的横向世界，另一套则纯粹由史料和推论敷演。两套系统、两个世界交替行进、相得益彰，彰显的是孤独之痛以及挣脱孤独的努力。“我”的成长史是被孤独压抑的历史，同时又是反抗和抵制孤独的历史。“我”由无意识、下意识到有意识地寻找消除孤独、解救自我之途。这些途径概而言之即“开拓人际关系”以沟通心灵，“占据时间”以阻断思索，前者以违背初衷的失败告终，后者则失之浅薄，因它未能触及“消除”之主旨而只是一种“延缓”。最后“我”终于找到了“虚构”的武器，并以此积极主动地开拓与创造各种关系，设计和倾听各种对话。虽然孤独不断侵袭，彻底解救简直无望，但此“建设关系”的努力毕竟缓解了孤独之痛，充实了思想者的人生孤旅。
另一方面，王安忆创造家族神话也意味着创造过去时态的对话者。祖先社
从远祖木骨闾的起源故事中“找到了解救孤寂的良药，他细心体验血液在体内的激荡，历代祖先在这流淌中与他来相会，悲从中来，喜从中来”（注：《纪实与虚构》， 见《父系和母系的神话》第337、338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我”亦如此， 按照设想和意愿设计和选择祖先南进之途，虚构祖先的形象、性格、禀赋甚至命运，“我”内心深处激荡着类似初唐诗人陈子昂登临古幽州台时的心情：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我”意识到自己的孤独处境和身不由己的时间阻隔，可贵处在于，“我”还另具深刻的历史感，了悟自己虽身处孤独，精神中却活跃着反孤独的因子：“我”可以追思古人、想象来者；“我”受到生命的制约，冲不破时间桎梏，但在“独怆然”的凄楚中，却涌动起用精神创造去打破隔离、消解孤独的意念。沟通“我”与祖先的，只有想象的翼翅和借助想象的理解：以自己的情绪和体验，参照大量史实，开凿通向远祖、通向血脉源头的通道。在此纪实与虚构经纬交织的创造中，生命血脉之河汩汩流来，与“我”的热血激荡在一处，澎湃在一处，相会在此完成、理解在此完成、生命源流和自身在时间长河中位置的确定亦在此完成，最终完成了对孤独的纵向消解。
孤独作为普遍压抑性的情绪体验，只要思想者还未停止思想，就无法冰释和根除，而一旦意识到孤独之痛，作家的一切思维、行动必为孤独阴影所笼罩。王安忆的诸种努力，包括某种意义上卓有成效的“寻根”，都只是提供了冲决孤独城堡的某种可能，只是暂时性的缓解。在此，她的思考又呈现出迥异于实体化特征的另一面：充满形而上的意味。从孤独出发又回到孤独，王安忆的轨迹却不是一个简单的圆圈，她在貌似循环的路途上走出了人的意志、力量和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