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亚历史与文化研究
近代中国政治逻辑
马 勇
[摘 要] 在工业革命之前，中国人建构了一个逻辑自洽且足以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文明形态。工业革命促成了中国历史迅即改变，但是后来发生的走向共和，特别是走出帝制，似乎又不是工业社会发生的必然逻辑，近代中国的政治发展不是遵循一般意义上的逻辑，而是走出了一条自己的新路。
[关键词] 工业革命；走向共和；走出帝制
近代中国历史的发生，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历史叙事的王朝循环。就其本质而言，就是承认近代中国不再是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王朝更迭，不再是一家一姓之简单地兴盛衰亡，周而复始。这是中国历史“数千年未有之巨变”的一个重要节点。因而，探究近代中国政治演变的逻辑，对于更好地理解近代中国，理解中国与世界，均具有重要意义。
一
自20世纪初年新史学发生以来，研究者大都相信，中国文明在近代遇到的挫折，主要是因为中国文明早熟。由于早熟，中国人无视或者说没有意识到西方工业革命的意义，没有在中国经济状况比较好的18世纪与西方同步共振，而是输在了起点，误读了西方，也误读了近代，使中国错过了进入世界的最佳时刻。
知耻而后勇。中国错过了18世纪，坐失鸦片战争之后20年，前后差不多一个半世纪，中国就在充满疑惑的观望中度过。直至北京条约签订，中国终于警醒，开始了自己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后发优势”让中国充分模仿西方，短短30年，中国初步构建了自己的工业基础，有了近代意义上的军事力量。然而，洋务新政30年毕竟只是一场“跛足的现代化运动”，极端的国家机会主义让中国获得了成功，也必然潜伏着失败的种子，国家没有进行改造，与近代工业相匹配的近代教育根本没有展开，社会完全没有释放，创造性的知识活动更没有得到应有尊重。至于近代社会得以发生的私人财产权依然没有法律保障。30多年发展没有经得起甲午战争的考验，几乎一切归零重新开始。中国如何才能步入世界之林，成为近代中国很长时期志士仁人的重要关切。
人均GDP直接反映了生产率水平的高低，是经济发展水平的直接反映，也是实现工业化的前提条件［8］。在计算青岛市的人均GDP（美元/人）时，先将其人均GDP（元/人）按照当年年均汇率折算成美元，再对2015年至当年美元购买力变动情况进行购买力指数测算，最终将人均GDP统一折算成2015年的美元水平（见表4）。
历史从来不是突兀而起的，今天的历史就是昨天历史的延续、变异、突变，也是明天发展的因子，历史的连续性是历史研究无法忽视的基础性问题，研究近代中国，自然要从“古代中国”说起。近代中国的进步与发展，有时代因素，更有历史积淀、历史背景，多年来的研究不止一个流派这样认识，近代中国之所以举步维艰，如此困难，一个转身用了几百年，都是因为厚重的中国历史传统并不都是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东西，旧的拖住了新的。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许多新派学者最爱说的。
稍具理性思维的严复，由于受到甲午战败刺激太深，黄海大战死掉数百人，不是严复在福州船政学堂、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的同学，就是他在北洋水师学堂教过的学生，“同学诸友，除方益堂一人外，无不见危授命”，戮力奋战，流血牺牲。鲜活的生命一夜之间天人永隔，逝者的音容笑貌时时刺激着严复，他不能不去想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中国丢掉了这场战争，丢掉了朝鲜，几十年的洋务新政竟然如此不堪一击。残酷的结局、惨痛的牺牲，让严复痛心不已，时常“夜起而大哭”，“心惊手颤，书不成字。”[3]97，499沉痛的反省激怒了严复，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严复就在天津《直报》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檄文，强调危机，提醒亡国灭种，呼吁救亡，呼吁学习西方，呼吁走进丛林，稍后致力于翻译《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激励了几代中国人与传统挥别，“寻求复强”，认同现代，认同西方。在严复的笔下，中国传统极为负面，是中国之所以积30年发展而最终败给东邻蕞尔小国日本的根本原因，中国的未来，一方面取决于中国能向西方学习多少，学到什么程度，另一方面取决于中国能否真正做到“尊民叛君，尊今叛古。”[4]严复敏锐意识到，甲午战争是秦汉以来中国历史的大反转，中国如果抓住这个机会，就能步入世界之林，重构现代民族国家，否则就是一个失败的国家，无法在丛林世界中继续存活，更不要说发展：“呜呼！观今日之事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夫世之变也，莫知其所由然，强而名之曰运会。运会既成，虽圣人亦运会中之一物。既为其中之一物，谓能取运会而转移之，无是理也。彼圣人者，特知运会之所由趋，而逆睹其流极。唯知其所由趋，故后天而奉天时；唯逆睹其流极，故先天而天不违。于是裁成辅相，而置天下于至安。后之人从而观其成功，遂若圣人真能转移运会也者，而不知圣人之初无有事也。即如今日中倭之构难，究其由来，夫岂一朝一夕之故也哉！”[3]1
不惟形而下，即便在形而上方面，中国人在东西洋影响下，过去200年也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试想今日中国人对宇宙，对世界，对域外，对东西方，对自身，对传统，对未来等的观察，没有哪一个方面还与林则徐时代相似，那时的中国人不知道英吉利、法兰西、美利坚，因而需要《四洲志》，需要《海国图志》，需要《瀛寰志略》。甚至直至1887年，鸦片战争结束近半个世纪之后，黄遵宪编写的《日本国志》出版，洋务运动主要领导人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看了依然赞不绝口。可见那时中国人对世界知识、域外文明的认知是多么贫乏。但在今天，即便中小学生，世界常识、各国概况，也是不学自明的常识。因此，我们现在讲近代中国，就是讲与古代中国很不一样那些新因素的发生发展。学术界多年来一直强调的所谓“转型”，其理论预设，也是近代中国与古代中国存在着极大差异，因而需要转型，需要从传统走向现代。
图像的不变距对于图像的平移、尺度变化、镜像和旋转不变。低阶矩主要描述目标的整体特征，如面积、主轴、方向角等；高阶矩主要描述图像的细节，如扭曲度、峰态等[9]。
甲午战争之后成长起来的中国史学家、思想家，无不对古代中国形成了一个很不易矫正的负面看法。谭嗣同认为，中国之所以在西方刺激半个世纪之后依然步履维艰，裹足不前，主要因为中国形成了一个顽强的体制，抗拒一切可能的变革，“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1]这个看法深刻影响了此后百余年中国人对自己历史的观察，一个丰富的、多元的古代中国，被简约为“祖龙虽死秦犹在”，“百代都行秦王政”[2]，好像秦汉以来的历史就其本质而言，一直没有什么变化。
近代中国是从古代中国走来的，因而近代中国不可避免保留了许多古代中国的因子。另一方面，近代中国毕竟不是古代中国的自然延续，不是秦汉、唐宋元明清的朝代更迭。近代中国的新因素主要来自15—16世纪之后的外部刺激，因此所谓近代，就是因为有了许多与古代中国很不一样的新东西。这些新东西除去带给中国的创伤记忆，也为中国人的生活、思维注入了新的因素。再过十几年，中国将迎来打开国门200年的纪念，我们平时许多人感到中国在过去一个多世纪进步太慢，总是进二退一，甚至很多时候止步不前，但是如果我们试着回望这200年的历史，在东西洋的影响下，中国人在衣食住行等形而下的层面其实已经荡然无存，早已充分世界化，长袍马褂久已成为历史记忆，年轻一代试图恢复所谓“汉服”，表明他们清醒意识到那个古老的中国在过去200年早已渐行渐远。食的方面也是如此，中国饮食虽然还是保留有自己的特色，讲究色香味，但中国饮食中的食材，在过去200年同样变化惊人。住与行，更不必说了，世界化带给中国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城市化，100多年的城市化，改变了中国人的居住方式，也改变了中国人的出行方式。杜甫“为秋风所破”的“茅屋”当然不能说在中国的土地上绝迹了，在老少边穷地区可能还存在，但传统的居住方式，不论茅屋，还是四合院，都不再是当代中国人居住的主要方式。至于行，轮船、火车、汽车、自行车、飞机，成为中国人主要出行工具，100多年前的牛车、马车以及旧官僚、大户人家主要出行工具轿子，今天的中国大约只有到极少数博物馆方才可以看到。200年时间，放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极为短暂，但这200年是人类历史巨变期，从政治上说从帝制到民治，从经济、生活层面上说，则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过渡。
二
甲午后开启的反传统思潮，深刻影响了此后中国思想的复杂性，戊戌、新政、宪政、革命，直至袁世凯帝制自为，中国在那十几年变化剧烈，但知识界主流却一直抱怨中国的传统太守旧，一直阻碍着中国社会进步，尤其是袁世凯帝制自为以及辛亥后几度出现的孔教会、尊孔读经运动等，都让那些原本已经很激进的思想家更激进，他们认为中国社会之所以如此不长进，其根源就在老的拖住了新的，死的拖住了活的。所以，从1915年筹安会发生开始，一个更极端的反传统运动悄然而起，以此冲击、抵消筹安会诸公试图将中国社会向后拉的企图。
另一方面，清朝统治者集团对现在就走上君主立宪也充满了疑虑。毕竟在200多年的帝国历史上，满族就是统治阶级，满族贵族就是既得利益集团，那些“铁帽子王”家族就是帝国最大的股东，他们认为帝国的一切都是他们祖上流血牺牲打江山挣来的，凭什么一纸空文，几句美言，就剥夺了他们对帝国政治权利的垄断。满族贵族的这些疑虑并非全无道理，但是在历史急剧变化的1911年底，机会稍纵即逝，满族贵族的犹豫终于葬送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原本可以不走出帝制的中国却种瓜得豆，终结帝制，走向了共和。12月18日，南北和谈代表经过五次会商，终于达成将国体问题提交给一个新的民意机构去决定。这个机构被暂时定名为“国民会议”。
“党人亦知至今势穷力屈，非早了结，中华必以不国，故谈论虽有辩争，却无骄嚣之气，而有忧深远虑之机。
根据系统胺液总量和脱盐前后HSS的浓度差进行计算，累计脱除热稳定盐43.45 t。脱盐期间能耗主要有除盐水、电、氢氧化钠溶液和少量盐酸(清洗膜堆)，产生含胺废水217 t，具体数据见表1。由表1可知，每去除1 t HSS的平均能耗为5332.7 MJ，消耗30%(w)的NaOH溶液0.3 t，并产生含盐、含胺废水5.0 t。废水中MDEA质量浓度为0.03 g/m L，平均每去除1 t HSS的胺液损耗为0.15 t，其原因是在电场作用下，部分MDEA因发生质子化而带电荷，从而穿过阳膜进入浓盐室，和废水一起排出。
实事求是说，君主立宪在辛亥前十几年，确实是中国各界比较广泛认同的政治选择。甲午战后，中国人对之前几十年的发展道路有一沉痛反省，意识到了仅有器物的发展不是真发展，器物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全部。中国要想追上东西洋并驾齐驱，关键要使中国与世界一致，要有适度的政治变革。《马关条约》签订不久，朝野很快达成了共识，转身向东，向打败自己的敌人学习，维新变法，中国人终于迈出了政治变革的第一步。所谓“维新”，其标准解释，就是《诗经·大雅·文王篇》的说法：“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参照日本明治维新的变革，尽管日本发誓脱亚入欧，在远东建设一个西方式的国家，但从结果上看，日本还是日本，日本并没有变成欧洲。这是中国人可以接受的变革方案。于是，自上而下的维新运动在全国范围迅速展开。政治上的变革也随着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改革不断推进，又经过1900年民族主义排外运动的冲击，至1901年，渐渐认同了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
君主立宪制，也就是有限的君主制，而不是君主专制体制下的无限政府，更不享有无限权力。这个体制当然是一个过渡形态，是完全的君主专制向君主不专制过渡，但在名分上依然保留君主，保留君主制。君主成为国家的象征，是不掌握实际政治权力的形式上的国家元首，国家的权力通过立宪，一般以议会的形式进行表达，代表人民也即选民的意愿。国家的行政权力，由议会选举，或议会多数党领袖出面组阁，为责任政府，有限政府。这样的制度设计，经过1901年开启的新政实践，尤其是1905年前后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国内外舆论宣传，1906年之后预备立宪期间的政治实践，中国人对君主立宪已经建立起充分的认同，就像梁启超1901年《立宪法议》所描述的那样，当时世界正通行的三种政体，一是君主专制，一是君主立宪，一是民主立宪。结合中国历史与文化进行考察，中国正在使用的是君主专制，这种体制过去对于中国发展多有助益，但是人类历史进入20世纪，中国继续沿用君主专制，显然不合乎时代。剩下的只有君主立宪与民主立宪。
就君主立宪与民主立宪进行比较，梁启超认为，这两种政体各有长短，但从效率、质量立论，民主立宪施政方针变动不居，大总统选举时竞争太激烈，于国家不利；君主专制，君主成为一切罪恶的源泉，君民之间的冲突尖锐激烈，无法化解，人民痛苦，君主也不得安宁，成为真正的“孤家寡人”。比较三种最流行的政体，梁启超认为，就20世纪全球政治发展趋势看，只有君主立宪，才是缺点最少的一种优良政体。梁启超指出，“即如今日英美德日诸国，吾敢保其自今以往，直至天荒地老，而国中必无内乱之忧也。然则谋国者亦何惮而不采此政体乎？吾侪之昌言民权，十年于兹矣，当道者忧之嫉之畏之，如洪水猛兽然，此无怪其然也。盖由不知民权与民主之别也，而谓言民权者必与彼所戴之君主为仇，则其忧之嫉之畏之也固宜。不知有君主之立宪，有民主之立宪，两者同为民权，而所以驯致之途，亦有由焉。凡国之变民主也，必有迫之使不得已者也。使英人非虐待美属，则今日之美国，犹澳洲加拿大也；使法王非压制其民，则今日之法国，犹波旁氏之朝廷也。故欲翊戴君主者，莫如兴民权。不观乎英国乎，英国者世界中民权最盛之国也，而民之爱其皇若父母焉。使英廷以畴昔之待美属者待其民，则英之为美续久矣。不观乎日本乎，日本者亚洲民权滥觞之国也，而民之敬其皇若帝天焉。使日皇如法国路易十四之待其民，则日本之为法续久矣。一得一失，一荣一瘁，为君者宜何择焉，爱其君者宜何择焉？”[6]梁启超这段说辞深刻影响了此后十余年，人们在稍后的政治实践中，在君主专制不得不放弃的时候，在君主立宪与民主立宪二选一的时候，中国人中的绝大多数，不论在1905年“革命与改良”论战中，还是在1911、1912年之交国体变更大潮中，相信君主立宪为中国最不坏的方案依然是多数。
从唐绍仪报告以及袁世凯的分析、判断可以看出，南方革命党以及新军将领之所以开始不耐烦，主要是因为清廷之前太多失信于民的事实，而这样一次，自武昌起事至今已有两个多月了，朝廷除了镇压似乎也没有认真考虑过妥协，因而与其如此僵持，不如废弃君宪，改用共和。因而唐绍仪、袁世凯以及袁内阁阁员呼吁朝廷作最后挽救，尽快召集宗支王公会议，讨论是否能够接受将君宪还是共和交给一个民意机构去公决。假如清廷对这个建议有回应，重回君宪，至少还有百分之五十的希望。
既然在辛亥前10余年相信中国应该走君主立宪的路为多数，那么历史为什么给中国人开了一个这么大的玩笑，竟然在1911年底那个时间段突然决定放弃君主立宪，转而实行民主立宪呢？过去几十年的讨论普遍认为是革命势力在迅猛扩张，清帝不得不退位。这个论述当然自圆其说，逻辑自洽，但是揆诸历史事实，我们可以看到，与其说是革命势力扩展迅猛，不如说是清廷内部在革命起来后矛盾重重，对于南方党人以及新军人的政治诉求无法满足，遂使政治危机日趋恶化，清廷最终不得不退出政治。1911年11月16日(九月二十六日)，袁世凯内阁成立。湖北、湖南以及各地新军的政治诉求实现了一半，因为袁世凯内阁毕竟不再是立宪党人诟病的皇族内阁，中国距离真正意义上的宪政国家，只有最后一步，即开国会，公布宪法。
据受袁世凯委托，以“各省代表”身份参与南北和谈的严复观察，他在12月12日(十月二十二日)，随袁世凯的“全权代表”唐绍仪前往武昌，并“以师弟情分往见”黎元洪，“渠备极欢迎，感动之深，至于流涕”，“谈次极论彼此主旨”。据严复归纳，南方新军人以及与他们合作的革命党人的政治诉求大致有：
将受精鸡蛋室温静置24 h，孵化9天进行试验，每组试验设置6只鸡胚，同时设置溶剂对照（C12-15烷基苯甲酸酯、水）、阴性对照（质量分数为0.9%氯化钠溶液，IS值为0）、阳性对照（质量分数为1% SDS、0.1 mol/L氢氧化钠，IS值为10～19则认为试验结果为可接受）。
党人虽未明认君主立宪，然察其语气，固亦可商，惟用君主立宪而辅以项城为内阁，则极端反对。
党人以共和民主为宗旨，告以国民程度不合，则极口不承；问其总统何人为各省党人所同意者，则以项城对，盖彼宁以共和而立项城为伯理玺得，以民主宪纲钳制之，不愿以君主而用项城为内阁，后将坐大，而至于必不可制。此中之秘，极耐思索也。
无论如何下台，党人有两要点所必争者：一是事平日久，复成专制，此时虽有信条誓庙，彼皆不信，须有实地钳制；二是党人有的确可以保全性命之方法，以谓朝廷类次失大信于民，此次非有实权自保，不能轻易息事。
若用君主，则冲人教育必从新法，海陆兵权必在汉人之手，满人须规定一改籍之制。”[3]503
从这些诉求可以看到，在1911年末，尽管发生了多省新军连锁起事，其实新军的诉求并不单纯强调废止帝制，实行共和。帝制仍可以保留，但一定是君主立宪；满人与汉人之间人为的不平等必须废除；小皇帝的教育必须与时俱进，实行新法；军队的权力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完全掌握在满族人手里。满族统治者200多年专制，屡屡失信，已经陷入“塔西佗陷阱”之中(1) “塔西佗陷阱”，得名于古罗马时代历史学家塔西佗。大意是指当政府部门或某一组织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做好事还是做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这个卓越的见解，后来被西方政治学家归纳为“塔西佗陷阱”。 ，一般宣誓在如此危机已发生的前提下很难取信于党人。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从严复的观察记录可以看出，至此，中国并没有完全堵死走向君主立宪的通道。
历史留给满族统治者足够的时间。尽管南方革命党人利用武昌政治危机乘机扩大宣传，壮大了声势，赢得了群众。但是国内外比较一致的看法，此时的中国并不适宜迅即走出帝制，构建共和。在1911年底，这是对满族统治者极为有利的舆论环境。民政部大臣赵秉钧12月6日向《朝日新闻》驻北京记者神田正夫发表谈话，就时局现状及未来走向谈了自己的看法。这个当时并没有公布消息源的谈话，大体反映了清政府内部在共和与帝制之间的判断：“共和形式的政府至少现阶段对中国不适合。我们没有这样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作为总统来领导全国的事业，而且人民没有任何政治经验，他们的政治思想水平也非常低下。如果中国盲目地被共和制的华丽理论所迷惑，而不加考虑地采用它，其自然的结局是寡头政治的专制政府以及领袖之间的摩擦，并导致中华帝国的崩溃。这就是袁世凯虽然剥夺清朝易如反掌，但仍然主张立宪君主制保留名义上的国家元首的基本原因。”[7]这是对大清帝国最为有利的外部条件，然而满族统治者没有珍惜这个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没有乘势将国家从君主专制引导到君主立宪轨道上来。这是历史转型，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假如满族统治者明白这次转型的意义，就不会有后来的“走出帝制”。所以我们回到历史现场，不难理解近代中国许多重要思想家都谨慎告诫国人，中国人还没有组织“无君主政治”的经验、准备，中国应该努力争取的还是君主立宪，在保留君主名义的同时充分释放人民的自由。
根据上述指导思想，畜牧业机械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设置一级指标为“畜牧业机械化水平”；二级指标根据主要家畜种类设置为“猪机械化水平”“奶牛机械化水平” “肉牛机械化水平” “蛋禽机械化水平” “肉禽机械化水平”；三级指标从畜牧养殖生产环节来考虑，拟从“饲料加工” “饲料投喂” “饮水” “圈舍环境控制” “疾病防疫” “畜产品采集(挤奶/捡蛋)。”这些环节中筛选出几个关键环节来进行评价。
自从袁世凯内阁成立，清帝国在事实上已经重回君主立宪的轨道了，千里之行，已经走完了500里。君主立宪体制要点，除了君主虚置，责任政府，中央层面一个最大的政治架构，就是召集国会，制定宪法。不论是庆亲王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的那届被污名化的所谓“皇族内阁”、“权贵内阁”，还是袁世凯这届新组的政府，最急切的任务就是召集国会，制定宪法。
袁世凯上来之后推动的南北和谈，其实也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是在讨论过程中的塔西佗效应，人们对清廷不名誉不守信用的历史记忆犹新，对于继续君主立宪的前景充满了忧虑，因而一部分革命党人并不满足于就此妥协，他们力主用共和架构取代君主立宪。这是革命党人几年来的一贯看法，清廷的政治实践每每证明他们对清廷的不信任是对的。
筹安会诸公认为，中国之所以面对日本二十一条勒索没有力量，被迫屈服，成为“国耻”，关键在于中国人在几年前错误理解了帝制与民治的区别，以为帝制不如民治，因而在1912年不顾中国社会实际情形，匆忙中放弃了实行两千年之久的帝制，选择了中国人并不熟悉的民治，于是民初几年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到处乱哄哄，整个国家像一盘散沙没有力量，这是日本人欺负中国人的关键。筹安会诸老的结论是：“由今之道，不思所以改弦而更张之，欲为强国无望也，欲为富国无望也，欲为立宪国亦无望也，终归于亡国而已矣”；“此共和之弊也。中国国民好名而不务实，辛亥之役，必欲逼成共和，中国自此无救亡之策矣。”[5]所谓“筹安”，就是要为中国找到一条通往安全的路。筹安会诸公的结论非常简单，就是放弃刚刚实行几年的民主共和体制，知错就改，坦然重回过去十几年国内外有识之士公认的中国发展路径“君主立宪”。
三
南北和谈会议的这个决定，迅速赢得了清廷的积极回应。国会召集迅速成为政治热点，计划每县举代表一人，汇聚北京开会。12月25日，清廷谕令袁世凯，国会选举及开会地点可酌量变通办理。根据这个谕旨，袁世凯在第二天的御前会议上了一个奏折，变通国会选举及开会地点，选举区定为28处，每处6人，地点定为天津、汉口、青岛。假如当时谈判各方也能善意回应清廷的善意，或许将要召集的这个“国民会议”能够解决问题。
那时各方实在按耐不住了。先前几十年都等了，现在几个月都不愿意再等。就在清廷御前会议决定接受召集国会选举第二天，12月27日，北方和谈代表唐绍仪致电袁世凯，强调南方民军坚持共和，请即明将谕旨，召集临时国会，决定国体。第二天，12月28日，袁世凯将这个建议报给了朝廷，请求尽快召集王公会议，请旨以决大计：“窃自武昌事起，全国震动。祸机爆发，势成燎原。朝廷之德音屡宣，革党之气焰仍炽。汉口既下，海军继变。汉阳虽得，金陵复失。东南财富之区，归其掌握；西北响应各省，骤然廓清。彼之根据愈坚，我则应接不暇。重以库帑告罄，贷款无从。购械增兵，均为束手。万不得已，勉从英使朱尔典之介绍，奉旨以唐绍仪为总理大臣代表，驰赴沪上，与各军代表伍廷芳会同讨论大局。一面互约停战，冀可和平解决，以纾生灵荼毒之惨，而免国家倾覆之忧。其时，英使倡议，而日本、美法俄德诸国，亦先后赞成此举，谓有合乎人道主义。乃近日以来，连接唐绍仪电称，迭与伍廷芳会议，伍廷芳极言共和不可不成，君位不可不去，并言东南各省，众志佥同，断无更易，语甚激决。经臣世凯迭饬唐绍仪与之驳辩，而彼党深闭固拒，毫不通融，必我先允认共和，彼方肯开议条件。唐绍怡又电称，各国政府投书劝和，双方并题，彼党认为已以政府见待，其气愈增。即就劝和书观之，亦只期和平了结，并无不认共和之意。唐绍仪计无所出，苦心焦思，以为只有速开国民大会，征集各省代表，将君主共和问题付之公决之一法。其最近两次来电略谓，彼党坚持共和，不认则罢议，罢议则决裂，决裂则大局必糜烂。试思战祸再起，度支何如，军械何如，岂能必操胜算。万一挫衄，敌临城下，君位贵族岂能保全，外人生命财产岂能保护。不幸分崩离析，全国沦胥，上何以对君父，下何以对国民。如召集国会，采取舆论，果能议决仍用君主国体，岂非至幸之事。就令议决共和，而皇室之待遇必极优隆，中国前途之幸福尚可希望。孰得孰失，情事较然。若再延缓，祸害立至等语。又称，现计停战之期仅余三日，若不得切实允开国会之谕旨，再无展限停战之望，势必决裂。惟有即日辞去代表名目，以自引罪等语。臣等披阅之下，忧心如焚。内察民情，外观大势，实逼处此，无可转圜。言和则词说已穷，言战则饷械两绌。即俯如唐绍仪国会公决之请，而用正当选举之法，选合格代表之人，其手续与时期，均非旦夕所能蒇事。革党迫不及待，尚不知能否听从。即能听从，而决定如何政体，亦难预料。事关存亡，解决非阁臣所敢擅专。惟有吁恳召集宗支王公，速行会议，请旨裁夺，以定大计。”[8]209
坍塌后，围岩揭示为砂质黏性土，呈灰黄色，遇水极易被渗透，形成泥浆流体，坍塌部位为正拱顶处，爆破后发生，人工风镐处理封闭喷混凝土面和拱部浆体固结面时发生。图1为第一次坍塌后实拍图。
试验组45例患者中，关节疼痛2例（4.4%），水肿1例（2.2%），头晕1例（2.2%），不良反应发生率为8.9%（4/45）；对照组45例患者中，关节疼痛1例（2.2%），水肿2例（4.4%），头晕1例（2.2%），潮红1例（2.2%），不良反应发生率为11.1%（5/45），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123 4，P=0.725 3＞0.05）。
局势已经危机万分，国内外都不太愿意继续耗时间。清廷对于唐绍仪、袁世凯等人的呼吁迅即回应，隆裕皇太后当天(28日)发布懿旨，同意召集临时国会，公决国体：“此次武昌变起，朝廷俯从资政院之请，颁布宪法信条十九条，告庙宣誓。原冀早息干戈，与国民同享和平之福。徒以大信未孚，政争迭起。予惟我国今日于君主立宪、共和立宪二者以何为宜，此为对内对外实际利害问题，固非一部份人民所得而私，亦非朝廷一方面所能解决，自应召集临时国会，付之公决。”隆裕皇太后责成内阁负起责任，尽快拟定选举办法。隆裕皇太后还表示：“予惟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原以一人养天下，非以天下奉一人。皇帝缵承大统，甫在冲龄。予更何忍涂炭生灵，贻害全国。但期会议所决，以国利民福为归。天视民视，天听民听。愿我爱国军民各秉至公，共谋大计。予实有厚望焉。”[8]210朝廷同意将国体问题交给这个临时国会去处理，重回君主立宪至此并非完全绝望。
第二天(29日)传来孙中山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消息。孙中山当天致电袁世凯说：“文前日抵沪，诸同志皆以组织临时政府之责相属。问其理由，盖以东南诸省久缺统一之机关，行动非常困难，故以组织临时政府为生存之必要条件。文既审艰虞，义不容辞，只得暂时担任。公方以旋转乾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9]孙中山的这个电报，一方面向袁世凯抛出了一个诱惑力极强的诱饵，虚位以待袁世凯反正归来，另一方面以共和体制近乎彻底废弃了满族人依然推三阻四的君主立宪。那些原本报效清廷的新军将领都在想，满族人在过去几十年改革中实在亮点太少，现在既然革命党人顺势建构了一个共和体制，既然革命党人承诺一旦清帝退出现实政治，他们就向袁世凯让权，那么现在为什么还一定要去维护这个满族人主导的君主立宪呢？
清帝国走进历史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经过两个多月的谈判、妥协，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统治中原268年的王朝顷刻间成为历史陈迹。第二天(13日)，孙中山信守承诺，向参议院请辞，并推荐袁世凯为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
模板以1∶50 000地形图为标准底图，增加了乡级行政区域界线、界桩点、界址点、乡镇及以上行政地名表面注记、审核表和制图表等内容。其中对界线、界桩点、界址点及注记的符号与表达方式进行了专题性规定，在附图上作为第一层面的信息展示，并对图例内容进行了相应的扩充与修改。
中国在辛亥年没有付出多大代价就建立了共和，但是进入民国，中国却为匆忙选择了共和而付出沉重的代价。威权的丧失，意义的丢失，民国初年的混乱，让许多中国人深切感到民国不如大清，无君主不如有君主。但是怎样重回中国人多年来认同而不得实现的君主立宪，在民国初年比较稳健的知识人中并不缺少讨论，比如严复、林纾、劳乃宣、辜鸿铭、郑孝胥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思考，或私下议论。但毕竟一个共和体制建立了，重回君主体制也绝非易事。我们读1913年和1915年的资料，可以隐隐感觉人们的遗老情怀，但真正敢将这种情怀落实到政治实践，并非人人有力量有胆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杨度及筹安会诸公在1915年“二十一条”交涉危机中看到了问题的根本，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力量，主要在于几年前不恰当地选择了共和，废弃了君主立宪。杨度等人不仅敢想，而且敢于负责，敢于去做。更重要的是，他们此时又遇到了大总统袁世凯。袁世凯本来就是旧官僚出身，他确实具有许多新思想，但他的新思想也只是停留在君主立宪、政治改革这样的层面，当武昌起义发生，袁世凯确实明确表态不会做革命党，他在此后很长时间，至少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并没有对君主立宪失去信心。但是政治家毕竟需要顺势，当那么多革命党人、新军将领拥戴他做共和国总统时，他也就只能“勉为其难”。
几年的共和实在不顺利，但如何寻找突破，袁世凯也不是没有想过。1914年、1915年那几年一系列体制改革，尽管还可以重新评价，但其用意无不为了弥补共和体制之不足。但是却一直收效甚微。现在，杨度借着“二十一条”危机上了一个重回君主立宪的条陈。中国政府聘请的宪法顾问古德诺、有贺长雄也作类似的建言。至此，袁世凯不能不怦然心动，于是帝制自为不仅让中国经历了一场颠覆性大折腾，而且让袁世凯毕生功业归零。
忽然有一天，杨力生闷闷不乐地坐在超市门外，听几个女街坊聊天，她们说南道北，聊得津津有味。说着说着，有位大嫂见杨力生精神不振的样子，便有意告诉众人：“喂，你们听说过吗？莱州市驿道镇书香村，有一位七十多岁的退休老干部，名叫徐通理，人家开了一间咨询室，专门给人排忧解难呢！”有人接上话茬儿问：“这个老头儿很有本事？”这位大嫂说：“当然，方圆几十里内的人凡有疑难杂事都去求他，凡求者，便能得到满意的答案。”杨力生听罢，不觉心里一动，心想：我现在心里正有难事，何不去向这样通晓世事的人问一问呢？
有相关调查研究表明，动物及其产品质量的高低，与动物的健康状况有密切的联系，与我国疫病控制的效果有较大的关联。加强对动物疫病的监测，一方面能降低动物发生疫病的概率；另一方面还能促使动物的生产以及养殖过程得到控制，进而提升动物及其产品的质量。开展动物疫病监测工作，能保证安全的动物及其产品进入到市场，使人们都能吃到放心的产品。如对于牛羊布鲁氏等一些隐性的病菌，寻常的检测手段难以发觉，但是通过动物疫病监测以及对采样的方式，能及时发现其血液中所存在的病害，警醒防疫机构，使其提前做好防疫准备，并及时制止该肉制品流入到市场，有效保护了人们群众的人身安全。
袁世凯死后，洪宪帝制收场，中国重回共和，但依然没有解决威权、意义等问题，一年后，袁世凯曾经的部将张勋重启帝制复辟。这一次，精明的张勋没有像袁世凯那样将天下改为张家王朝，而是拥戴废帝溥仪重回金銮殿。
张勋的复辟结局更惨。袁世凯的另一部将段祺瑞马场誓师，张勋复辟仅仅玩了十几天而归于失败。
两次帝制失败给中国的教训极为深刻，尽管此后共和的形式一直保留至北洋时代终结，但中国怎样既能维持一个共和体制，又能让国家有效率有力量，一直是一个大问题。北洋时代的混乱，一方面说明民主共和的架构还在，另一方面说明威权丧失，政府缺少必要的统合力量，更不要说管制。于是，在“后北洋时代”，中国转向了一个没有皇帝的时代，最极端的时候，政治上比帝制还帝制。历史经验证明：中国应走中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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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与诸国务大臣会奏拟恳召集宗支王公会议请旨以决大计折(1911年12月28日)[M]∥骆宝善，刘路生，黄俊华.袁世凯全集：19卷.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
[9]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576.
Political Logic of Modern China
Ma Yo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China ；Research Fellow of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China )
Abstract ： Prior to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Chinese people had constructed a logically self-consistent civilization model that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social development.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had urged the prompt change of Chinese history.However，the founding of Republic of China，especially the abolition of monarchy is not seemingly inevitable logic of industrialized society.Modern China’s political development did not follow the logic in general sense.It had explored a new track of its own.
Key words ： Industrial Revolution；Move towards the republic；Abolition of monarchy
[中图分类号] K2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101(2019)05-0027-08
[收稿日期] 2019-07-15
[DOI] 10. 19669/ j. issn. 1009-5101. 2019. 05. 004
[作者简介] 马勇，首都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北京 100732)
【责任编辑 李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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