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中的中国与周边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战中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关系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史是后冷战时期受到中国及国际学术界高度重视的研究领域。2002年8月6日至8日，北京大学现代史料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及北京东城东方历史学会主办的冷战中的中国与周边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福建省武夷山市举行。来自中国、美国、日本、韩国的与会学者，围绕着冷战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主题，进行了富有成果的学术交流。
冷战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历史回顾
冷战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演变和基本特点，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东亚的影响密不可分。张振江（中山大学历史系）的《美国与中苏关系：以雅尔塔秘密协议的达成与落实为中心》认为，雅尔塔协定和1945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战后中苏关系、美苏关系、中美关系以及整个东亚的国际体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美国远东军事战略调整的新需要、中美之间一系列矛盾的出现以及中苏冲突的日益加剧和公开化，美国从1944年开始热衷于协调中苏关系，其结果就是雅尔塔协定。美国基本上沿袭了一套较为连贯的鼓励中苏接近但又拒绝正式介入的政策，其中隐含着压制中国和支持苏联的逻辑。就围绕雅尔塔协定的达成以及在中苏谈判开始前的美国政策看，尽管美国对苏已疑虑重重，但仍然追求与苏合作。中国政府则奉行了争取美国介入中苏关系的外交政策，这对美苏冷战的爆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美国的因素构成了苏联后来以暗中支持中共等手法对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设置障碍的原因。就中国地缘政治特点与外交战略选择之间的关系而言，在美苏从合作走向对抗过程中，中国以美制苏似乎更难以将自己的命运掌握在手中。
张小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在《冷战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特点》中，分析了影响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因素，其中包括中国内部的状况、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互动关系、国际体系的制约等等，认为在这些因素中，国际体系的影响尤其引人注目。他将冷战时期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演变大致分为三个时期。第一阶段从1949年10月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呈现出阵营对抗的特征，但也体现了某种灵活性。第二阶段从50年代末到整个60年代，这一时期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与全球冷战相对缓和的进程似乎不相吻合，其原因可能是中国国内政治因素起了很大的作用。第三阶段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一直持续到冷战结束前夕。这个阶段的基本特征是，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源于苏联，中国同美国及其在中国周边地区的盟友联合，对抗苏联及其在中国周边地区的盟友。冷战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受制于两极国际体系，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发展与东亚冷战的发展轨迹大致吻合。同时，中国国内政治、中国同周边国家双边互动等因素也影响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围绕上述两篇论文，会议讨论了两个与主题密切相关的问题并基本达成共识：周边的概念和范围、冷战和亚洲冷战的界定。所谓周边国家不仅是指同中国在陆地或海上相邻或相向的国家，而且还包括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战略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家。冷战则是以美苏两极社会形成的非武装的直接的对抗为标志，时间为1947-1991年。冷战至少具有两个特征：其一为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即对立双方都把自身的制度和价值取向作为一面旗帜，强调对方存在的非正义性，尽管意识形态本身未必就是他们各自对外政策的终极目标；其二为明显的全面同盟形式，即对立双方都是以形成某种政治、军事的国际集团方式参与冷战的，美苏分别成为这两大阵营的首领。亚洲的冷战开始于中苏结盟，结束于1971年中美建交。亚洲冷战同样具有上述两个特征。
另外，有学者指出，在研究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时，除冷战和国内政治因素外，还应关注两个重要因素：中国的自我定位以及对国家安全战略的考虑。既要搞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又要支持这些国家的反政府力量，这就是中国为什么在冷战时期同周边国家关系如此复杂的主要原因。
冷战时期中国外交变动的原因、特征和趋向
有关冷战时期中国外交问题，既有研究较多地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共的外交政策，尤其是一些重要个案的研究。此次会议探讨了50年代中后期及60年代前期中国外交演变的基本情况。杨奎松（北京大学历史系）在《毛泽东革命外交政策之肇端：两次炮击金门前后中国对外政策变动的原因及趋向》一文中，分析了从1954年中国提出和实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突出“反帝反修”，用“战争与革命”的思维来强化对外政策革命色彩的主要过程，强调了影响中国外交决策的两条主线，即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指出，中国对外政策之所以会从最初的向苏联“一边倒”，转向寻求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再转向以激进革命为特征的“反帝反修”，毛泽东个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特别是通过1958年他亲自指挥的旨在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炮击金门之战，实际上公开宣示了他内心对和平共处这一外交方针的质疑，迅速开始把中国的对外政策推向了全面对抗帝国主义，进而公开反对主张世界缓和与和平的“修正主义”的革命化进程。在这里，毛泽东的意识形态观念，他对国家利益和力量对比的特殊理解，乃至他个人的性格，都交互发生着作用。
有学者认为对“革命外交”的定义和内涵，有必要做深入细致的研究，从而为全面认识冷战时期的中国外交提供一个重要的视域。还有学者指出，两次台湾海峡危机是中共领导人的主动出击，关于台湾海峡危机同中国外交的关系，有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考察：两次台湾海峡危机同中国国内形势变化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同大跃进的关系；中国国内政治从集体领导越来越走向个人决策，这个过程如何同两次台湾海峡危机联系起来；两次台湾海峡危机是如何改变冷战结构的，为什么美国实际的重心越来越转向亚洲？如何解释逻辑重点在欧洲，而实际重点在亚洲？毛泽东是不是主动占据中心点，从而大大提高了中国在亚洲冷战中的地位？
牛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1962年：中国对外政策“左”转的前夜》主要探讨了三个问题：50年代末中国对外关系动荡造成的深层影响、1960年开始对外政策调整及其主要原因以及1962年中国对外政策发展的基本特点。通过对上述三个问题的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962年的中国对外政策实际上受到一种结构性的矛盾的影响，当时存在两个不同层次的矛盾：第一个层次是国内经济衰退要求对外政策向更加务实稳妥的方向调整，同时周边环境恶化迫使中国至少要在某个方向或局部做出强硬反应；第二个层次是中国领导层在如何评估“大跃进”和应对经济衰退方面，明显开始出现不同意见，这些不同意见的出现及其争论结果等，也在影响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方向。相比较而言，第二层次的矛盾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影响无疑是最主要的，它是导致对外政策变化的主要原因。
关于1960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不是存在一个全面调整的问题，与会学者存在分歧。有学者认为，这一论点所依据的只是吴冷西的回忆录，因此尚不能完全判断这种调整是根本性的政策调整，还是策略上的考虑。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1960年的调整不是真正的调整，因为50年代末期中国的外交就开始向“左”转，始终没有中断，当时的会议只是一种现象，1960年的调整不是党内的共识。如果认为存在这种调整，其原因的研究有待加强。
冷战时期中国与周边关系的重要个案研究
（一）中苏关系和中苏同盟
这一近年来一直受到国内外学界关注的问题，在此次研讨会上依然引起与会学者的浓厚兴趣。徐天新（北京大学历史系）《论1958-1959年的中苏关系》一文认为，中苏分裂在1960年已成定局，而1958-1959年是中苏关系发生根本转折的关键时期。影响这一时期中苏关系有三个重要问题，即共同舰队问题、炮击金门和1959年10月中苏领导人的会谈。中国对共同舰队问题的反应，其深刻原因在于担心受苏联的控制，这场争论也是中国国力迅速增长之后，迈出冲击苏联地位的第一步。炮击金门是中共向苏联领导地位挑战的主动进攻，毛泽东不能容忍冷战只由美苏两家操纵，强大了的中国要有自己的发言权。至于中苏分裂的原因则是多方面的：一是两国国情不同；二是中国要彻底打破苏联的控制，而莫斯科要维护为首的地位；三是中共要获取在国际共运中的最高地位，恢复中国的传统大国地位，而苏共不能容忍。中苏走向分裂不能把责任简单归于某一方。
毛里和子（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在《论中苏同盟体系——其一：1957-1959年的政治过程》中，主要围绕核武器、共同防卫体系两个问题，分析了整个中苏同盟关系，认为中苏同盟是作为一个全面的安全保障与合作的、世界无以类比的非常特殊的体系而产生的。赫鲁晓夫从与东欧各国的双边条约体系同华沙条约的对比及关系的角度来考虑和中国的同盟关系，并认为同盟条约应具有构筑共同防御体系的含意。而中国领导人认为同盟应该是平等的，对同盟所附带的义务缺乏明确的认识。毛里和子对1957-1959年间中苏同盟关系的变化提出了三点颇具新意的结论。其一，中苏军事同盟受到国际形势和苏联对外战略变化的影响，迎来了制度化和重新整编的时期。这种变化的推动力来自主张积极的亚洲战略的赫鲁晓夫、支持这一战略的苏联军方以及与此相呼应的中国军方，但由于毛泽东的反对，中苏军事同盟陷入了危机。其二，中苏同盟形成时的设想是永久全面的同盟，但实际上它是非对称的、脆弱的，其中包括军事实力与经济实力方面的非对称性。其三，1957年同盟的强化是在苏联领导人内部激烈的权力斗争和以赫鲁晓夫的国际威信为赌注的情况下实行的，也是不稳定且危险的。
有学者指出，要客观分析中苏关系和中苏同盟的实质和非对称性，中苏同盟本质上的非对称性，造成了现实政治中的不对称性。应注意东方同盟和西方同盟的差别、东方同盟的特点以及这种同盟为什么具有较强的不稳定性。
关于新疆问题对中苏关系的影响，有三篇相关论文提交此次会议。吉田丰子（日本学术振兴会）在《北塔山事件对国民政府内政外交的影响》一文中，较为系统地探讨了1947年发生在新疆和蒙古之间的边界事件，强调国民政府希望利用美苏之间的矛盾，因此对事件的处理是一个精心考虑的计划，但最终依然失败了。厉声（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苏联与新疆三区革命》一文，主要利用阿拉木图学者论著中所披露的大量前苏联的有关材料，论述了苏联参与三区革命、甚至派军队支持这一运动以及三区革命领导人同苏联的密切关系等问题。
李丹慧（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新疆苏联侨民问题考察1945-1965》一文，利用新疆等省区的档案文献资料，着重考察了新疆苏联侨民形成、扩大及其作用的发展变化情况，指出，新疆苏侨同其为数众多的中国籍亲属，实际上为苏联在当地构建起了广泛的社会基础，这成为苏联得以把新疆一度纳入自己势力范围的基本条件；而苏联在新疆特殊地位的形成及巩固，又为新疆苏侨发挥“国中之国”的作用准备了前提。新疆苏侨这个特殊阶层的形成及演变，反映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仅仅以国际主义为原则的缺陷。新疆之所以一度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不仅因为有民族血缘纽带的联系，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这种国际主义标准造成的结果。
（二）中美关系和越南战争
牛大勇（北京大学历史系）在《肯尼迪政府与中国的周边关系——以沿海岛屿、金三角、粮荒、蒙古、台独与藏独等问题为例》中，探讨了肯尼迪政府关于改变对华政策的考虑，侧重分析了美国和台湾在有关国民党军队从金三角撤军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美国关于国民党军队撤留沿海岛屿问题和有关“两个中国”问题的政策设计及其外交活动，以及如何对待向中国大陆运送粮食的问题。指出肯尼迪政府上台后确实考虑适当调整对华政策，但制约其政策调整的因素更为强大。美国政府不能做出大幅度对华政策的调整，主要原因在于国内政治的制约，其次是台湾和一些亚洲反共盟国的反对。在这方面，台湾当局对中美两大国的和解这一影响世界和平大局的进程，起了相当严重的干扰和阻碍作用，美台关系成为中美关系正常发展的重要障碍。
关于肯尼迪的对华政策，与会学者同意，肯尼迪的外交政策同前任相比确实有所变化，突出体现在国家安全战略反应灵活、积极改善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等方面。但是，中苏关系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了一定影响，中苏分裂后美国出现判断失误，因此，即便肯尼迪没有遇刺，美国对华政策也不会有大的改变。
叶江（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的《越南和平谈判中的中国因素》考察了中国对越南和美国在1968年5月开始的旨在结束越南战争的巴黎和谈的反应，分析了中国政策变化的过程和动因，认为中国在越南和平谈判问题上的政策转变，即从原先对谈判持相当保留态度，并坚持主张以打为主解决越南问题，转向赞同积极进行和平谈判，并力促和谈成功，对巴黎和平谈判的最终成功有重大影响的。首先，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说服越南方面在谈判过程中做出必要让步的角色：其次，中国在越南和平谈判问题上态度的改变也使得美国在对越政策上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
陈兼（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詹姆斯·赫斯伯格（乔治·华盛顿大学历史系）在《越南战争初期中美之间的特殊“信息传递”》中论及一个被学术界长期忽视的问题：中国政府在1965年春夏之际通过公开与秘密、直接与间接的各种渠道，就越南战争升级失控所包含的危险问题，向美国政府传递了一系列警示性信息，要求美国不得对战争无限制升级。中国决策者在1965年4月初制定关于越南战争的具体应对方略时形成了三项互有内在联系的基本原则：第一，如果美国在轰炸越南北方的同时，又派出地面部队入侵越南北方领土，则中国必须出兵支援；第二，中国将向美国提出在某些方面极为清晰、在另一些方面却有意显得相对模糊的警告，以便使美国不敢贸然将战火引入越南北方，更不要说引入中国了；第三，中国将尽一切可能避免同美国的直接军事冲突，但如有必要或由于美国方面的原因而使直接冲突变得不可避免的话，中国也决不会退缩。这些构成了中国方面向美国发出一系列警示性信息的基本背景。中美之间的特殊“信息传递”在限制越南战争升级规模上确实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并进而阻止了中美两国卷入另一次直接军事冲突。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朝鲜战争的经验是至关重要的，同时还由于传递信息的人选，以及中美双方对对方行为逻辑的认识，美国人终于把中国的警告当作一回事了。这一研究成果揭示，对于以往因对敌国意图误读或误解而产生的灾难性后果的记忆，将有助于决策者在既不向敌手示弱又不牺牲自身“核心利益”的情况下，寻求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的可能途径。
也有学者强调中国的决定和传递的信息并不一致，这就有必要探讨威慑成功的条件问题和中国传递信息的方式问题。
（三）中朝关系研究
朝鲜战争是中国冷战史研究中最具国际影响的领域之一。在此次会议上，沈志华（北京东城东方历史学会）《朝鲜战争期间中朝高层的矛盾、分歧及其解决：亚洲冷战中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系研究案例之一》一文，利用档案文献和当事人的回忆，围绕关于中国出兵朝鲜的问题、中朝军队的统一指挥问题、战争期间铁路运输的管理体制问题、停战谈判签字的时机问题等，探讨和揭示了战争期间中朝决策层的矛盾和分歧及其得以缓解的途径，指出中朝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发展及其解决的过程，除了历史因素外，反映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家关系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即当国家主权利益与整个阵营的共同利益发生冲突时，必然是前者服从后者。所谓共同利益或总体利益，一般是依据在阵营内居主导地位的国家领导人的认识和理解确定的。因此，一旦某一主权国家不再认同这种共同利益，或阵营中的主导地位发生变化，这种局部服从全局的逻辑就不再发生作用，它们之间的同盟关系也就面临着终结。
有学者认为，这一研究对认识社会主义同盟关系提供了很好的个案，可以通过深入探讨概括出有关社会主义同盟关系的一些模式，如矛盾和分歧通常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矛盾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有没有共同的原因？有没有解决矛盾的机制？更为重要的是，研究在冷战背景下社会主义同盟政治同一般意义上的联盟政治的关系和区别，国内政治同联盟政治的关系以及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国家关系中的作用，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并提供宝贵的历史借鉴。
（四）台湾问题
除前述杨奎松论文外，还有三篇论文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冷战时期的台湾问题：张淑雅（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1950年代美国对台决策模式》、陆明（日本早稻田大学教育学部）的《中国台湾政策的起源》、石井明（日本东京大学国际关系系）的《60年代前期的日台关系：从周鸿庆事件到反共参谋部设立的构想》。
陆明探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至50年代中期中国对台政策的变化过程，认为对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中的两次作战，应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炮轰金门属于惩罚性战役；而大陈岛问题的长远目的，在于为解放台湾奠定基础。她强调朝鲜战争对中国台湾问题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导致中国决定用外交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中国先试图与美国以外的西方国家结成统一战线，然后又与美国进行直接谈判，最后直接做国民党蒋介石的工作。中国的这些努力，最终还是未能摆脱冷战对台湾问题的束缚。
张淑雅探讨了美国决策层对台湾问题的态度和决策模式，并将研究集中在应对朝鲜战争和两次台湾海峡危机的重要决策上，认为美国对台政策的考虑通常很实际，而且采取机会主义原则，随时准备以最小的代价谋取最大的利益，国内舆论、盟国以及美国自己的政策声明或承诺，都不会左右美国的决策。美国对台政策的特点表现为不计代价保持弹性、危机强迫行动以及美国政策的一厢情愿。总之，50年代美国对台政策的理想，是在保存美国最大利益的前提下，不牺牲其所标榜的“自由、民主、和平、人权”等道德原则，以及其作为自由世界领袖的“威望”，同时可以不必付出太大的代价就达到维持台海现状的政策目标。在决策过程中，美国几乎完全不考虑台湾和中共的立场，也不肯为其政策目标付出相当的代价，因此显得过于一厢情愿，也使其构想的策略产生执行上的困难。至于美国决策者希望凭借强大国力、甚至核武器来取得机先，或逼对手让步，似乎只停留在理想的层面，无法落实。
（五）中印关系
关于民族主义国家在冷战中的作用和影响，是一个逐渐引起中国学术界关注的研究领域。戴超武（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在《印度的外交政策、大国关系和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中认为，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影响和意义是深远的。对印度而言，边界冲突后印度在更加倒向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同时，大力发展同苏联的关系，不结盟和中立政策已经失去了原来仅有的表面意义，边界冲突对印度的国家安全战略也产生重大影响。对中国而言，中印边界冲突是中国“革命外交”的一次重要实践，在边界冲突的背后，所显示的是中国在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国际战略问题上同苏联存在的根本分歧，并成为中苏论战的重要内容和中苏分裂的重要标志。而苏联和亚非其他国家在中印边界冲突中的反应更使中共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坚信自己理论的正确性，由此对中国外交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同时，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还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南亚地区的战略格局，对冷战和大国关系具有深远的意义。
史迪文·莱文（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国际和区域研究中心）《略论美国公众舆论对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的看法》一文，考察了当时美国流行刊物的文章和社论，得出三个结论：其一，由于中印边界冲突的第一阶段实际上是与古巴导弹危机同步的，而那场危机使世界接近一场核灾难，所以中印边界冲突相对来说对美国公众舆论没什么影响；其二，美国公众专注于古巴导弹危机而无暇他顾，这种情况足以强化当时的主流观点，即中国是侵略国家；其三，边界冲突激起了美国人对印度的巨大同情，同时也证明了美国人的观点，即面对共产主义世界的威胁，印度的不结盟政策是天真、愚蠢和危险的。他强调，作为冷战年代政治分析的典型，美国的时政评论家在评论中印边界冲突时，倾向于赋予这场战争以广泛的意义，而不关心中国保证采取的具体行动。在美国公众对中印冲突的兴趣被激发起来后，中国单方面停火和部分撤军很快起到了抑制那种兴趣的作用，他们又回到对外交事务漠不关心的正常状态，尽管“中国威胁论”很快又被用来论证美国逐步介入越南的必要性。
围绕这一问题，与会代表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认为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突出特点就是边界问题，因为中国的边界具有模糊性，可以说是有边无界，中国逐步积累处理边界问题的经验，首先是着重解决同民族主义国家的边界问题。有学者指出，阵营国家和非阵营国家之间的关系，体现在如何处理边界问题上是截然不同的。关于中印关系特别是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学者强调，除考虑毛泽东的“革命外交”思想外，还需要关注中国外交的理想成分以及毛泽东更深层的考虑。在资料许可情况下，对中国决策的中间层次作用也应进一步研究。
（六）蒙古问题
在以往研究中被忽视的蒙古问题，引起与会学者的关注。刘晓原（美国依阿华州立大学历史系）在《“蒙古问题”和冷战初期的美国对华政策》中指出，从冷战的观点来看，20世纪中期的蒙古问题不过是细微末节，但对中国和蒙古民族来说，这一问题却至关重要，对战后初期美国卷入内蒙古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揭示中国内战时期美国在中国的卷入是多层次的。中国内战时期美国在内蒙古问题上的卷入之深，在美国外交史上是空前的。这个现象不仅表明了战后美国在东亚的影响继续膨胀，也显示了中国自身尚未解决作为“民族国家”的治权问题以及中国边疆民族对中国分离的政治趋向。中国国内民族矛盾的发展或解决，除了取决于中国国内政治状况，与国际政治的大气候也有密切关系。在蒙古问题上，苏联坚持外蒙独立于中国的另一面是支持中国对内蒙古的主权。而美国政府出于对苏国际斗争的需要以及对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的顾忌，依然在表面上保持了对中国的“冷战道义”立场，这些因素最终导致了美国政府对内蒙古自治的冷漠态度，使内蒙古的任何分离运动面对一种完全不利的国际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政府从1945年到1949年的“内蒙外交”，是内蒙古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民族自治区域的历史条件之一。
吴楚克（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蒙古国在冷战及大国关系中的特殊影响》认为，蒙古国在冷战过程中及中苏关系问题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这种作用发生、发展的历史可以划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9年到1961年，冷战还没有波及中苏蒙关系，中蒙关系自1949年10月16日建交起到60年代初，处在良好发展状态。但外蒙古更紧跟苏联，决定了蒙古国在整个冷战环境中处于一个完全从属的位置。第二阶段从1962年到1982年，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蒙古国追随苏联公然反华，中蒙两党关系迅速恶化，两国关系走上了曲折的道路。第三阶段从1983年到2000年，20世纪80年代初，冷战中的东方阵营开始发生变化，苏联调整了对外政策，从蒙古撤走了大部分针对中国的驻军。中国适应国际形势发展的需要，也逐步调整对苏、对蒙的有关政策，蒙古国改变了过去公开反华态度，积极发展对华关系，从而使中蒙关系进入了一个全面改善和发展的时期。
与会学者认为以冷战为背景，在研究蒙古问题时要注重考察四种不同的关系：阵营之间的关系、国家问的关系、政党间的关系以及民族间的关系。
冷战史新研究、中国与亚洲国际冷战史研究：方法、课题和展望
了解国际学术界冷战史研究的动态，从中获取有助于推动中国冷战史研究的启示，也受到与会学者的重视。蔡佳禾（南京大学中美文化中心）《约翰·路易斯·盖迪斯与冷战史研究》一文，系统介绍了美国冷战史研究的著名学者盖迪斯的史学思想，特别是有关冷战的起源、进程及结束等主要观点，指出盖迪斯在专题研究和档案资料运用等方面有相当严格的要求，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学术风格，其研究对美国外交史领域产生很大影响。可以说，因其学术上的博大精深，因其方法论方面的独到薪颖，因其对人类未来的深思远虑，盖迪斯在冷战史和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的影响今后仍然是广泛和长期的。盖迪斯的研究尽管具有保守主义的特点，但他并不否定国际秩序的渐进变革，他对世界多样性的看法也会被历史的发展所证明。
多数学者认为，不宜对盖迪斯评价过高，他的有些观点并非很有新意，对苏联的研究弱于对美国的研究，也不能同意他与福山相类似的“历史终结”的观点。但学者注意到，盖迪斯不仅是历史学家同时还是政治学家，在他的观点中包含有“终极关怀”的思想；同时，以盖迪斯为代表的冷战史新研究的研究方法也特别值得关注。
与会中外学者还就国际冷战史研究的方法、课题以及学科发展进行了讨论。美国威尔逊中心国际冷战史项目主任克里斯迪安·奥斯塔曼在发言中，阐释了冷战史新研究的意义和相关方法，强调冷战史新研究是多元的和多国资料的，如果仅仅由美国学者来做，就会产生很大的危险。他认为对非危机时期以及非政治因素的研究也非常重要，同时应有选择地使用多元文化的研究方法。他还详细介绍了国际冷战史项目的工作计划，其中包括组织各种会议，加强同东欧国家的合作，整理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阿塞拜疆等国的相关档案。中心还将加强同其他冷战研究机构的合作，并准备建立一个数字化的档案库，以原文的形式让研究人员直接从网上获取文献资料。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梁思文在发言中指出，应从更广泛的角度探讨冷战史的研究方法，拓展研究领域，关注种族、宗教的影响，同时还要了解文化史和社会史同行的研究成果，重视冷战时期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冷战话语及其所反映的冷战思维，并注重民族主义和国家发展的问题。毛里和子、张淑雅及韩国外交部安保研究院朴斗福分别介绍了各自国家和地区的冷战史研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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