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频拓扑层级的认知映射研究初探
陈 昱1，王佶旻2
（北京语言大学 国际学生教育政策与评价研究院，北京 100083）
摘 要： 本文探究了汉字音义的拓扑层级结构在认知中的映射状况。设计了两个“听拼音写汉字”实验，实验一为母语者组，实验二为二语者组。每组被试40人，拼音20个。实验结果采用SPSS20进行了统计上的处理和检验，结果显示：第一，母语者听到某个单音节时选用相应汉字的优先顺序与该组同音字的字频相关，其规律为字频越高的汉字，越容易被更多的母语者优先选用。第二，二语者听到某个单音节时，选用相应汉字的优先顺序与同音字字频的相关规律与母语者相同。
关键词： 语言测试；同音；拓扑层级性；字频
《现代汉语》（下称《现汉》）对同音字的定义为：“读音完全相同，而字形和字义不同的一组字”。据统计，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基本音节形式为410个左右，基本音节为1260个左右，不同的工具书由于标准不同，收录的具体数值亦有所不同。例如，卢偓（2001）曾提到，有一版本的《新华字典》列出的索引中，介绍它所收录的音节形式的总数为416个，其中包括6个特殊音节形式和3个轻声音节。而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组织制定的《通用规范汉字表》（2013），则总共收录了汉字8105个。如此多的汉字，对应如此少的音节数量，造成了同音字在现代汉字中十分普遍的现象，如《新华字典》中读“yí”的字有28个，读“yì”的字则高达72个。与拼音文字不同的是，汉字是表意文字，人们因此普遍认为，汉语意义的不同是靠文字的形状来区别，而不是语音。以拼音文字的典型代表英语为例，英语的构词法是加长音节的数量来构成一个单词，而作为表意文字的代表语言汉语，则被认为是单音节语素语言，现代汉语的构词更被专业人士称为有“双音节化的趋势”。学界注意到了语音数量变化在汉语表意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但对语音在作为表达单位时是如何被语言使用者快速定位、提取的研究尚有所欠缺。比如，在一连串的汉语语流中，汉语母语者是如何从众多的同音字中迅速定位符合上下文语境的某一个特定的汉字的？再比如，当一个字的语音被汉语母语者听到，母语者的大脑里首先反映的会是众多同音字的哪一个？为什么会有这种反映？而当该同音字在与其他字构成双音节词语时，母语者是否还会第一反应出该同音字？这种对某个字或某个词更快反映的情况是语言经验性的体现吗？同音词的反应差异是语音组合造成的，还是语音之间存在着某种层级关系？而这种层级关系是由音节数量的不同造成的吗？这些都是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问题，对探究语言的本质是什么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拓扑层级性的概念
胡晓研（2010）指出，“语言是一个由底层（下层）和上层构成的层级系统。底层是一套音位和由音位组成的音节，是语言符号的形式部分。上层是音义结合体，即符号和符序列”。艾耶尔（1981）与任仙仙（2010）等也持此观点。施书宇（2010）则认为元语言的层级性包含四个方面：词汇元语言、释义、析义元语言和认知元语言。本文所定义的语音层级性略不同于以上两种，而是指同音字之间优先选用的顺序性，即有些字可能因为未知的认知原因被优先选用，有些字则不那么容易被选用。那些被优先选用的同音字可称为高层级字，类似我们说的甲乙丙丁词汇中的甲级、乙级词；不容易被选用的同音字则称为低层级字，类似我们说的丙级、丁级词。以此类推，高频单个同音字和高频双音节同音词的层级一样，都处于高层级。也就是说，在本研究中，笔者认为具有凝固意义的高频固定短语（如成语）、高频词和可以单独使用的高频字都处于同一个层级，均为高层级；而低频的固定短语、低频词和可以单独使用的低频字处于同一个层级，均为低层级。语言这种分层级的现象就称为拓扑层级性，这种拓扑层级性也会被语言使用者的认知所感知，并以一定的关系映射到认知结构中。为探究这种拓扑层级性在认知结构中的映射状况，笔者试图从单个语音的拓扑层级性出发，通过研究高频单音节汉字与母语者优先使用的汉字之间的关系，来探求语言使用者的认知映射状况。
从图5可以看出，温度升高对无应力工况腐蚀速度的影响很大，其升高幅度显著；对于有应力工况来说，40℃的腐蚀速度比30℃的略为上升，而50℃时试样的腐蚀速度明显有所下降。
二、实验一
实验设计一：听拼音写汉字。让母语者听到一个音后写出一个汉字，不能犹豫，要立刻写（为控制听写节奏，语音朗读间隙时间设为2秒），写一个就可以。实验所用汉字共计20个。考虑到实验二需要使用二语学习者的听写数据与实验一进行对比分析，实验所选汉字全部来自北京大学《汉字津梁》第一册（上）、第二册（中）的汉字，该书附录共计汉字579个。而《汉字津梁》里所选汉字又都来自《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的甲级、乙级词汇。在挑选时，为避免首字母和汉字笔画数的DIF问题，利用EXCEL进行了汉字筛选处理，处理方法是：第一步，A字母到Z字母随机分层取字，尽量每个首字母下取两个汉字；第二步，将挑选出来的52个汉字按照汉字笔画数从低到高排列，然后利用EXCEL的随机函数，随机取出20个汉字，定义为该同音字的标准正字，而与标准正字同音的则称为同音字，不同音的称为错别字。采用这种筛选法是考虑到：第一，这些汉字已经通过专业的频率排序进行了筛选；第二，二语学习者都学过这些汉字，可以降低因为不会写、不认识而出现与实验一结果完全不同或者无法进行比较的风险。
参与实验一的被试共40人，其中男生20人，女生20人；理工学科背景的20人，文史哲学科背景的20人。被试既有来自南方方言区的南方人，也有来自北方方言区的北方人。所有被试均为本科（不含）以上学历，年龄为22～36岁。被试均自愿参加，并在完成实验后得到相应的小礼物作为报酬。40份问卷，回收率为100%。
通过加强混凝土养生，可防止混凝土因内外温差而出现开裂情况。在完成混凝土浇筑施工后，须及时修整缓凝土裸露面，并对承台顶面的高程进行复核。待混凝土初凝后可采用双层土工布进行覆盖、洒水，时间至少14d，并安排专人负责，洒水的频率需结合每天的天气情况而定，但需确保土工布具有较大的湿度。
(4)为了更科学、全面地控制有机硫含量，建议进一步对硫磺回收及尾气处理过程中各单元有机硫的产生机理和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研究，积累相关基础数据，为生产装置的尾气达标排放奠定可靠的基础。
表1 40位母语被试的正字听写结果
表2所显示的是40位被试听到与表1的正字同音字的拼音后写的其他同音字的情况。其中，最后一个“棵”字的听写情况和其他19个明显不同，母语者听到kē后第一反应最多的是“科学”的“科”，而不是选为正字的量词“棵”。而拼音为“jiàn”的一列下，母语者出现了最多的差异，虽然“见”的占比最大，但是40位母语者仍然有近半数的被试选择了“剑、建、贱、件、箭、健”等常用字。个中原因可以对比下文的词频对照分析来进行推理解释。
表2 40位母语被试的正字同音字听写结果
表3是40位母语被试的正字错别字听写结果。经过分析，可以知道出现错别字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因素：一，可能是朗读者的语音不够清晰；二，可能是因为被试来自南方。
表3 40位母语被试的正字错别字听写结果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果园生产管理投入，不断提高果农素质，实施标准化生产，加大关键技术推广，使果品质量上一个新台阶，加快推进绿色果品基地建设，大力推行市场准入制度。
表4 正字错字数与正字字频spearman的单侧相关检验
可以看到，正字错字数与正字字频呈统计上的单侧显著相关，也就是说，正字字频越低，母语者越容易出错，正字字频越高，越不易出错。
根据上表1和表2可以得出母语者听到正字的拼音写出标准正字的百分比,如下表5：
表5 40位母语被试的标准正字拼写率
表6是40位母语被试听到标准正字同音字（“人”字到“老”字）的拼写率。其中，拼写率的计算公式为：正字拼写率=正字同音字个数/总字数*100%。
表6 “人”到“老”前10字正字同音字拼写率
表7是“有”到“棵”后10字的正字同音字拼写率：
表7 “有”到“棵”后10字的正字同音字拼写率
参照1986年颁发的《汉字频率表》，表8显示了这20个标准正字以及它们的同音字的频率数：
表8 正字及正字同音字统计频率
结合表5、6、7统计，以“又”与“右”为例，40位母语被试中有85%写了“又”字，15%写了“右”字，“又”的书写比例远远超过“右”。而表8的汉字字频表也出现了相同的结论，“又”的字频为0.1578%，“右”的字频则为0.0237%。也就是说，拼音与汉字呈现出如下的规律：母语被试听到的同音字第一反应写出的单音节汉字的人数越多，该同音字被使用的频率越高。在以下的13组同音字中均体现出这一规律：【“千”和“签、谦”】，【“风”和“封、丰”】，【“见”和“件、剑、贱、箭”】，【“五”和“武、伍”】，【“去”和“趣”】，【“平”和“瓶”】，【“有”和“友”】，【“批”和“披”】，【“明”和“名”】，【“和”和“河”】，【“是”和“事”】，【“笑”和“孝”】，【“科”和“磕”】。“人”“老”“花”“胖”更是以绝对优势的书写人数比例出现，其他低频同音字，根本没有出现在40位母语者的书写中。由以上分析可以推知，“人”“老”“花”“胖”这四个汉字与语音有着很高的对应关系，属于高层级语言词汇。经过统计，可以得出结论：20组同音字中，有18组符合此规律。
当然，也有不符合此规律的现象，即“鸡”和“机”、“脚”和“角”这两组。在3500个常用汉字字频表中，“鸡”的频率为0.0084%，远小于“机”的使用频率0.1770%，而在40位被试中却有52.5%的人在听到jī音后第一反应联想到了“鸡”字，只有20%的被试与此同时想到了“机”；字频表中频率为0.0232%的“脚”和0.0261%“角”字也出现了看似相同的情况，40位被试中有80%的人在听到jiǎo音后联想到了“脚”，只有15%的被试联想到了“角”。但与“鸡、机”不同的是，“角”是个多音字，既可以读成“角色”的jué，也可以读成“角落”的jiǎo。如果对其进行粗略处理，采用平均计算法，0.0131%（0.0261%÷2≈0.0131%）可能才是“角jiǎo”的频率，如此算来，“脚”“角”一组应该也符合上述规律。
经检验，和母语者不一样的是，二语者的错字数量与正字字频不呈现统计学上的相关。
整个实验过程为1分34秒，20个同音字的正字依次为：人、又、千、风、见、五、去、平、鸡、有、批、花、明、和、是、胖、笑、脚、棵。40位母语被试者的听写结果如下表1所示：
为了检验这种相关性与汉字字形的关系，笔者还对20个正字和母语者写出的仅次于该正字字频的同音字（此处命名为次正字）的字形笔画数与字频进行了相关分析。表9是正字与次正字的笔画数与字频统计量。
表9 正字与次正字的笔画数与字频统计量
为检验笔画数与字频的相关性，同样采用了SPSS20的非参数的Pearson相关检验法，结果见表10：
表10 正字、次正字笔画数与字频Spearman的相关检验
实验二的被试全部来自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大一年级（下）的学生，年龄在19～33岁之间。这些被试都来自汉语非母语的中南亚国家，国别主要有巴基斯坦、孟加拉和尼泊尔等。他们的母语都是拼音文字。这些学生都曾获奖学金，如无意外，四年大学学成之后回国将从事汉语教师的职业，因此可以代表这些国家学习汉语的二语学习者的较高水平。为了更好地与实验一进行对比研究，实验二的40名入选被试是随机地从共45名被试中挑选出来的。其中男性34位、女性6位。由于实验二被安排在被试的一年级（下）汉字读写课程期末考试中，因此试卷回收率也为100%。这40位二语学习者的正字听写结果如下表11所示：
三、实验二
如果二语学习者的汉语水平越高，按照推测，其汉语水平应该越接近母语者，从理论上推断，可有假设一：二语学习者对单个同音字的优先用字情况应该接近母语者的使用情况。那么实际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同时还可有假设二：如果汉语的语音确实具有层级性，那么单个汉字使用的正确率应该和语言使用者的语言能力成统计学上的正相关。为检验这两个假设，笔者设计了实验二。
由表10可知，字频和笔画数并不存在统计上的相关，也就是说，字频高的字并不是笔画数少的字或者笔画多的字，反之亦然。
表11 二语学习者正字听写结果
表12是二语学习者听到正字同音字后写的其他正确字的情况。
根据表3，综合相应正字的字频，使用SPSS20版本的Spearman非参数单侧相关性检验，可以得出下表4：
表12 二语学习者正字同音字听写结果
和母语者被试有所不同的是，二语者出现了一些母语者完全没有使用的正字同音字：“舞”“肌”和“饺”三个字。考察这三个字在《汉字频率表》中的使用情况，发现它们的使用频率分别为：0.0127%，0.0041%，0.0004%，均低于正字“五”“鸡”“脚”的使用频率，因此这三个字也符合上述实验一的规律。其他所有留学生被试写出的正字及正字同音字占比与《汉字频率表》的相应使用频率对照情况，具体见下表13。
且说川矢见半个时辰已到，便令部下将猪杀了，又按百里香所授之方，刮去猪毛，取出大肠，用白麻扎好两头，放入蒸笼烧火蒸之。
表13 留学生正字及正字同音字占比一览表
和实验一不同的是，“机”“鸡”的字频与使用率也符合了实验一的规律，即“机”的字频高，留学生的使用率也高，有变化的是相对于“机”来说，“几”的字频低，在留学生中的使用率却很高。除了这一组字外，比母语者更为符合规律的现象出现了，其他所有留学生写出的正字和正字同音字都严格遵循“某字的字频越高，使用该字的人数越多”这个规律。经过分析可以发现，二语者使用某汉字的人数越多，该汉字在《汉字频率表》中的字频越高。这一统计数据检验证实了“二语学习者对单个同音字的优先用字情况应该接近母语者的使用情况”的假设。为检验该相关是否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使用SPSS20对字频和使用率进行了相关检验，其结果如下表14所示。
表14 字频与使用率相关性检验
从表14可以看出，使用非参数的Pearson相关检验法，字频和使用率在0.05水平上呈统计上的显著相关。也就是说，“二语学习者对单个同音字的优先用字情况应该接近母语者的使用情况”的假设通过了统计检验。
这些错字字数与相应正字的字频制成散点图，如下图1所示：
表15 留学生被试的正字错字情况
继续考察留学生被试的正字错字情况，如下表15所示：
如果建筑空间的设计比例不够合理，那么其就会影响到人们的正常生活规律，同时还会在无形之中加重人们的生活负担，让其生活中的各类不适宜性更加的明显。换句话来说，如果建筑空间的设计比例可以更好的贴合人们的生活习惯，那么人在建筑空间内就会产生极强的舒适感。所以建筑空间设计实践工作中，设计人员必须要合理的使用空间比例，降低其在人们行为心理层面所产生的不良影响效用，提升其所设计出的空间效果。就人体工程学标准内容进行分析，依照其内容中标准设计空间，划分好总体建筑空间的比例数值，帮助人们构建出一个更为舒适且亲切的生活空间。
综上所述，20组同音字中有19组符合“母语者听到同音字后会优先使用高频字”的规律。
若以该单科考试总得分高者为二语能力优秀者，那么与整个试卷的得分相对应的，作为第一题的“听拼音写汉字”的单项得分就应该相应地比较高。统计实验二的留学生被试在该题上的单项得分与在该试卷上的总得分，可得到下表16：
表16 留学生被试单项分与总分统计表
图1 错字字数与正字字频散点图
对单项分和总分之间进行相关的统计检验，可得到下表17：
表17 单项分和总分相关检验
根据表17可以知道，留学生被试在“听拼音写汉字”这一题上的单项得分与其整个汉字考试的总分呈统计上的显著正相关。也就是说，二语者在听单个拼音写汉字时的得分越高，其整个汉字水平越高。至此，我们通过实验一和实验二得出了以下几个结果：
世健等，2012），而水华蓝藻能够对浮游动物产生各种不利影响，如降低浮游动物的存活率、抑制生长和繁殖、降低摄食率等（李静等，2010；朱津永等，2008）。因此，目前对于能够引起水华的蓝藻的控制更多地采用非经典操纵，即通过鲢鳙等滤食性鱼类直接捕食藻类来控制水华（此里能布等，2012）。
第一，母语者听到某个单音节时选用相应汉字的优先顺序与该组同音字的字频相关，呈现一定的规律性，即字频越高的汉字，越容易被更多的母语者优先选用，字频越低的汉字，越不易被母语者选用，字频和汉字使用间存在统计上的显著相关。同音字之间的选用因为字频的高低呈现出一定的层级性，字频越高，该字的层级越高，字频越低，该字的层级越低。
在课堂上，到底教学生什么内容？学生在今后的工作中需要什么知识？需要多大词汇量？需要掌握哪些词汇？需要掌握哪些基本句型？这都是英语教师需要思考的。
第二，二语者听到某个单音节时选用相应汉字的优先顺序与该组同音字的字频相关，呈现一定的规律性，该规律与母语者相同。
在以萨福克羊作为父本进行杂交的过程中，通过实际的杂交实验可以发现，通过与属性优秀的经济型母羊进行杂交，可以有效的提升肉羊的日增重、产肉性以及生长速度，同时也可以有效的提升饲料转化率，从而更好的提升养殖户的经济效益，为提升养殖户的养殖热情和肉羊养殖的产业化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第三，二语者听到某个单音节时能写出正字的正确率越高，该二语者的二语能力越高。
四、解释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两个实验组“母语组”和“二语组”，采用“听拼音写汉字”的方式，用计量的方法对汉语语音的层级性进行了探讨。实验发现，汉语中确实存在语音的拓扑层级性，不论是母语者还是二语者，在听到同一个单音节时，优先反映的汉字呈现一定的规律性，而不是杂乱无章或者以汉字笔画多少的顺序来反映的。同一语音对应的汉字使用先后顺序与字频高低呈现出统计上的正相关，即使用频率越高的越容易被优先使用，使用频率越低的越不容易被使用。也就是说，语音拓扑层级确实在人脑的认知结构中得到了相应的映射，也呈现出认知的拓扑层级结构。我们根据这个结论，可推知字频和该字的使用优先率之间存在某种函数关系：f(f)∝f(p)(f=frequency，p=priority)。但是这种规律在每组同音字之间不是绝对的，而是一种统计趋向或规律。
因为人脑对声音及其意义的反应和处理往往在1秒之内，这包括第一步：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大约为340米/秒，传播20米还不到100毫秒；第二步：生物电信号的传播过程，即耳膜的振动通过听觉神经传到大脑，约需150毫秒；第三步：生物电信号的分析和发令过程，即从大脑发命令到肌肉开始动作，约为750毫秒。语音信号被如此快速地处理而不影响人类的交流与沟通，这很有可能是由于人的认知上的某种未知原因导致上述规律的存在，从而使得同音字在单用时能被先后地感知和调用。这种先后性就是笔者所说的拓扑层级性。产生拓扑层级性的生物原因也许可以使用ERP的实验方法来进行探求。
在教学上，高频字应先于低频字教给学生这一观点已经成为业界的共识。由于这种关系的存在，本研究中所反映的这种函数关系又一次从一个新的角度，辅证了这一教学观点的正确性与必要性。
其二，丰富课外阅读的内容。根据低年级学生的年龄特点，我们语文教师可以选择一些相对比较容易理解的读物。如各国的童话故事、伊索寓言故事、脍炙人口的儿歌等，以课文内容为纽带，穿插到教学过程中，使学生认识到课文中的内容只不过是通往知识海洋的一艘小船，还有大量的、有趣味的课外知识能够充实我们的内心，从而让学生喜欢上课外阅读。
五、思考与不足
本研究仍存在一些问题，可能导致上述的结论只适合本实验：
《标准》的出台，将每个运动项目进行了科学精细化的划分，鼓励青少年积极地参与到体育活动中，弥补了《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之外的空白，促进全民体育的发展。
“大人比小孩有更多本领，如果一个大人要帮忙，一定会找其他大人，而不是小孩。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一定要拒绝，并且第一时间告诉妈妈。”
第一，文中实验所选取的被试样本量并不够多，被试背景构成亦不够全面周到，比如没有包括本科学历及以下的母语者，因此可能导致由实验得出的结论有偏向或误导。
第二，文中实验所选取的汉字受测项不够多，因此也可能导致实验的结论有所偏颇。
第三，文中所采用的字频表也可能与其他版本的字频表有出入，从而导致不能得到本研究所能得出的实验结果。
另外，由于现代汉语的双音节化趋势越来越强，如果有些字与其他字组成词语时，该词语的使用频率等于或约等于该同音字单独使用时的使用频率，这样的词里的字是不是不应该单独教学，而应按整词来教？即在教学时应该先教作为整体的词，把这种高频词置于与构成该高频词的首个字的同音高频字同样的高度来加以讲解，采用以词带字的教学法，而不是以字带词，这样是不是可以帮助二语者更好地记忆和理解该高频词？这也是笔者最初关心和想要研究的汉语语音层级性的一个方面。可惜，由于经费、时间及设计上的不足，笔者没能按照最初的设想针对实验中所选的20个字，找出相应的词：即该词的第一个音节与这20个字同音，但字形不同，并且该双音节词的词频约等于单个同音字的字频。所以，作为汉语语音层级性研究，本研究却没能涉及这样的双音节词，使得笔者最初构想的汉语语音层级性的研究打了折扣。
其次，笔者所说的高层级与低层级的区分界限在哪里？如果按照使用频率来划分，该如何划分？语言的层级性只能分为高层级和低层级两个层级吗，还是说可以划分为更多的层级？比如高中低三个层级。多少个层级的划分对语言教学有何切实的帮助和积极的影响？这些都是尚未解决的问题。笔者希望今后能够继续用计量的方法，进行汉语语言层级的相关研究，为进一步揭示语言的音义关系提供证据支撑。
参考文献：
[1]Alfred Jules Ayer. Language, Truth and Logic [M].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46.
[2]Adele. Goldberg. Partial productivity of linguistic constructions: Dynamic categorization and statistical preemption[J].Language and Cognition.2016,(Special 3)：369-390.
[3]Biyan Yu & Yue Jiang.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of Syntactic Divergences of Determiner his-(adjective)-Noun Structure in English-to-Chinese Translation [J].Glottometrics, 2018,(40):77-90.
[4]Florent Perek, Adele E. Goldberg. Generalizing beyond the input: The functions of the constructions matter[J].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2015：108-127.
[5]Goldberg, Adele E.; Michaelis, Laura A. One among Many: Anaphoric One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Numeral One.[J].Cognitive Science.2017,(41)：233-258.
[6]Goldberg, Adele E. Subtle Implicit Language Facts Emerge from the Functions of Constructions. [J].Frontiers in Psychology.2016：1-11.
[7]Goldberg, Adele E. The nature of generalization in language.[J].Cognitive Linguistics.2009,(No.1)：93-127.
[8]Johnson, Matthew A.1;Turk-Browne, Nicholas B.1;Goldberg, Adele E.1.Neural systems involved in processing novel linguistic constructions and their visual referents.[J].Language, Cognition and Neuroscience.2016,(No.1)：129-144.
[9]Loreto, Vittorio1,2,3;Gravino, Pietro1,4;Servedio, Vito D. P.1;Tria, Francesca2.On the Emergence of Syntactic Structures: Quantifying and Modeling Duality of Patterning.[J].Top Cogn Sci. 2016,(No.2)：469-480.
[10]Nesset Tore1. Does historical linguistics need the Cognitive Commitment Prosodic change in East Slavic. [J].Cognitive Linguistics.2016,(No.4)：573-585.
[11]Yaqin Wanga; Haitao Liuab. The effects of genre on dependency distance and dependency direction. [J].Language Sciences.2017：135-147.
[12]YueTian Yi Zhao; ZiYang Jia;Yong Tang; Jason Jie Xiong; Yi-Cheng Zhang. Quantitative learning strategies based on word networks. [J].Physica A: Statistical Mechanics and its Applications.2018：898-911.
[13]段益民.略论语言单位的层级性预设[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4):87-91.
[14]冯志伟.用计量方法研究语言[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2,(2):256-269.
[15]胡晓研.语言层级系统问题的再认识[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133-137.
[16]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17]刘海涛,黄伟.计量语言学的现状、理论与方法[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2):178-192.
[18]刘海涛.计量语言学：语言研究的科学化途径[N].光明日报,2012-02-15(016).
[19]刘宇红.从格语法到框架语义学再到构式语法[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1,(1):5-9.
[20]刘玉梅.Goldberg认知构式语法的基本观点——反思与前瞻[J].现代外语,2010,(2):202-209.
[21]任仙仙.语言层级性的背离——简评《语言、真理与逻辑》一书[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10,(9):74-75.
[22]施书宇.元语言的层级性研究[J].文教资料,2010,(23):34-35.
[23]温金海,张家荣.语言符号象似性的层级性探究[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09,(6):77-80.
[24]杨坤.认知构式语法的基本思想及最新发展[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153-159.
[25]袁野.构式语法的语言习得观[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1):35-40.
[26]张娟.国内汉语构式语法研究十年[J].汉语学习,2013,(2):65-77.
[27]朱京津,崔显军.构式语法理论及应用研究综述[J].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12,(10):7-12.
Exploration on Topology of cognitive Reflection in Word Frequency
Chen Yu，Wang Jim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tudent Education Policy and Evaluation,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opology of cognitive reflection in chinese pronunci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ord frequency. To figure the problem out, two relevant “write down corresponding Chinese characters right after listening” questionnaires were carried out. The questionnaire one is designed as native-speaker group, and questionnaire two is called second-language-learners group. Both questionnaires include 40 people and 20 pinyin. Results of the experiment are statistically tested by SPSS20 and turn out to be as follows: First, when a homophone heard by a nativespeaker, the order of the corresponding Chinese character is in consistent with its frequency of utilization, which means that the higher the frequency is, the easier it would be chosen by a native one; Second, L2 have the same reaction with L1 when hearing a homophone.
Key words： Language Testing；Homophonous Character；Language Hierarchy；Frequency of Characters
作者简介： 1.陈 昱，女，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学生教育政策与评价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2.王佶旻，女，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学生教育政策与评价研究院教授。
标签：语言测试论文; 同音论文; 拓扑层级性论文; 字频论文; 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学生教育政策与评价研究院论文;